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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８０６號班机飛速地沖出跑道，沖向藍天。眼下是一片無盡的汪洋大海，碧波万頃。我們离開了新加坡，我們离開了獅城。九天的緊張生活結束了，复旦大學的辯論隊取得了“首屆國際華語辯論賽”的冠軍，戰胜了台灣大學的辯論隊，似乎重演了１９８８年的景象。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學派隊來獅城參加辯論，在決賽中遇到台灣大學隊，雙方就“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風”這樣一個命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唇槍舌劍，最后戰胜台灣大學隊，獲得冠軍。 此次來獅城辯論，复旦大學隊由領隊兼教練俞吾金教授帶隊，由姜丰（擔任一辯）、季翔（擔任二辯）、嚴嘉（擔任三辯）和蔣昌建（擔任四辯）同學組成辯論隊。學校命我擔任辯論隊的顧問，這大概是１９８８年曾擔任過复旦大學辯論隊教練的“副產品”。在新加坡一共九天時間，連續辯論了三場，搞得人困馬乏，精疲力盡。第一場与實力強大的劍橋大學隊辯論“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我們是反方，要論證“溫飽不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取胜后，与悉尼大學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我們又是反方，再次取胜。 最后，決賽与１９８８年的老對手台灣大學隊辯論“人性本善”，我們還是反方。這次辯論，我們戲稱是“一反到底”。新加坡報紙在比賽前曾經發表評論說：這一次是复旦大學隊重演歷史呢？還是台灣大學隊雪恥呢？大家拭目以待。雖然言重了一點，因為畢竟是一場辯論賽，沒有那么大的“社會意義”，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隊的心態和人們的期望值。結果，隊員們戰胜了台灣大學隊，奪得冠軍。我想起楊福家校長有一次來看我們的時候說：“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當然是對隊員們的嚴格要求。事后才能說，同學們沒有辜負大家的殷切希望。 新加坡，是一個我有許多美好回憶的地方。認識新加坡，完全是因為辯論。１９８８年，我第一次踏上新加坡，就是來參加大專辯論的，當時由伍貽康教授作領隊，我做教練。我也算是對這塊土地有一种特殊的“辯論情結”吧。新加坡是一個小國，但是是一個現代化后的國家。到了新加坡，你就會惊歎這２０年中新加坡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我們從上海虹橋机場搭乘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達新加坡新建的樟宜机場，据說這是亞洲第一大、第一流的現代化机場。我匆匆看了一下，其寬大、富麗、電子化的程度，不亞于舊金山机場、紐約的肯尼迪机場或法國的戴高樂机場。上海的机場相比之下就遜色很多。新加坡的城市建設也是亞洲一流的，摩天大樓此起彼伏，街道整齊。高速公路、立交橋、地鐵都是現代水平的。最典型的建筑是烏節路兩旁的建筑，所有的旅館、購物中心、寫字樓等都按計划建成，美觀大方，很有气派。西方國家的一些舊城區，還不能与之相比。難怪許多來自西方的觀光者說：“這不是東方，這是西方，這完全是西方的文明！”有一位新加坡的知識人士對我說：“為什么這不能是東方的？過去許多西方人認為，東方人在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不可能創造西方式的文明。”今天的世界已經打破了這种說法，新加坡就是一例。 新加坡人對現代化的成就頗引以為自豪，在這方面，交口稱贊政府在這方面干得不錯。讓我們來看看几個統計數字吧。１９６０年，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為２１億美元，１９８５年達到１６３億美元，２５年間增長７倍。１９８５年人均國民收入為６６００美元，１９９２年達到１６，０００美元，在亞洲僅次于日本。在新加坡有身份的人，家里的陳設和裝飾与歐美無多大差別，一般都擁有私人小汽車。据說下層的人生活達不到這個水平，但也不差。１９８８年，新加坡廣播局一位負責接待我們的二十几歲的小姐，自己有一輛轎車。有一次開來一輛乳白色的豪華“奔馳”轎車，帶我們去看市容。她說這輛車是她父親的。我想在歐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買得起這种名牌轎車的。很多人還是開著大眾型號的車子。當然，新加坡人也非人人買得起私車。新加坡人有一句戲語，叫“私車是第二個太太”。言指私車開支太大。但從一般情況看，有車的人為數不少。 新加坡的市場也是异常繁榮，商店里五光十色，琳琅滿目，令人眼花繚亂。各類商品應有盡有，供應充足。由于新加坡經濟發展快速，周圍國家紛紛向其輸出商品，市場上的水果大多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有些海鮮來自日本。新加坡幣可以自由兌換外幣。這就形成一种效應，有了新加坡幣就等于有了美元等外匯。所從許多人向新加坡輸出商品。美國戰后的迅猛發展，實際上与美元的世界地位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總之，從各方面觀之，新加坡都是一個現代化了的社會，与西方國家差別不大，在有些方面還略胜西方某些國家一籌。 可惜的是，兩次去新加坡，均是為了辯論，緊張的辯論使我們無暇顧及深入地考察和分析這個社會。大家基本上是旅館、餐館和辯論場“三點一線”。每天晚上討論和分析辯題，直搞得面如土色，在外面還要強打精神。搞辯論這种事，如同穿上了“紅舞鞋”，欲罷不能。初賽之后，要准備复賽，复賽之后，要准備決賽，間隔只有兩天。而被淘汰的隊伍，雖然心有戚戚焉，但也如釋重負，可以輕松地去看新加坡這個美麗的城市。新加坡廣播局特意組織各隊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去參觀，我隊未能前往；到名字十分浪漫的圣陶沙去，我隊也沒能去。我只能開玩笑地說，以后回上海，到南京路上的圣陶沙飯店去体會一下吧。以至最后离開新加坡的那天早上，我突然發現我的箱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沒有什么當地的東西。所幸是腦子里充滿了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印象和感覺。 決賽之后，我們与复旦大學在新加坡的校友張洪明博士一起登上我們下榻的五星級飯店——文華飯店的頂樓，暢飲啤酒，疏散一下几天來積累的勞累。望著外面五彩繽紛的霓虹燈，望著在辯論中有精彩表現的隊員們，望著漫天閃爍著的星斗，在我的思緒中，縈繞著辯論中那些感人至深的話語： 复旦一辯：古語說：“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理性，能夠談道德，這正是人和動物的區別所在。無論是饑寒交迫還是丰衣足食，無論是金玉滿堂還是家徒四壁，人都能夠而且應該談道德。（第一場陳詞） 复旦二辯：人性本惡是古往今來人類理性認識的結晶，早在兩千多年前，所謂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荀子的性惡論与猶太教原罪說便遙相呼應。而到近代，從馬基雅維利到弗洛伊德，無一不主張人性本惡，這難道僅僅是歷史的巧合嗎？不。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一語道破了天机：“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性本善是說出了一种偉大的思想，但他們忘記了，當他們說人性本惡時，他們是說出了一种偉大得多的思想。”（第三場陳詞） 复旦三辯：認識到人性本惡，實際上不是人類的恥辱。真正應該反省的，是面對著真理，卻不敢去正視它。其實，人類社會演進的過程，從某种意義上也就是人的尊嚴這种虛假的虛榮被不斷剝去的過程。我們看到在神學的靈光籠罩之下，人類曾經是相當的夜郎自大。但是，哥白尼的日心說抹去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達爾文的進化論揭示了人与動物之間必然的內在聯系；而弗洛伊德則披露了，在理性的冰山尖之下，人的巨大的本能沖動与欲望。今天，我們只有真正認識到人性本惡這一基礎，才能做到抑惡揚善。（第三場陳詞） 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胜利了，但是我隊今日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學生們巧舌如簧嗎？是學生們在場上突然有超人的發揮嗎？還是對方沒有有力地攻擊我們呢？所有的辯論均結束了，但是這些問題卻顯然比所有的辯論更重要。 回答這樣一些問題并不容易。我們這次胜利了，當然我們可以說許多話，因為胜利者總是有理的。但是，我想還是要平心地來分析這個問題，即要找出即使失敗了也能站得住的說法。關于辯論，實在有許多技術性或理論性的問題可談。我想我不多談這些，而是談一談一名顧問的一般感覺。也許能對回答以上問題有所裨益。 辯論，首要是要有出色的辯手。應該說，我們這次選出的辯手是出色的，优秀的，難得的。但是，沒有人是天生的辯論家，都有一個磨練和成長的過程。什么叫一名合格的辯論隊員，什么叫一名优秀的辯論隊員？不是一個很好答复的問題。我是很喜歡我們的這些隊員的，包括辯論隊的替補隊員張謙和何小蘭，以及作為陪辯的我們國際政治系的研究生們。作為一名老師，我一直說，最大的愿望就是教几名好的學生和寫几本好的書。時下，老師們常常怀疑有沒有好學生——參与辯論賽，告訴我一個最生動的事實，那就是在复旦的校園里，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有絕對优秀的學生，不比任何世界著名學府的學生差。 第一次到新加坡廣播局試音的時候，我方几位隊員簡單地講了几句話，為的是調試音量。韓昌建一開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廣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說你們的隊員不錯。我搖了搖手，意思是不敢過早下結論。在第一場与劍橋大學隊辯論結束后，听眾對复旦大學隊頗有好感。中央電視台這次是主辦單位之一，他們來的三位先生，謝青、張元書和潘躍，對我們的隊員也很有信心。這一切均是他們自己人格的力度，主要是這個，而不是能說會道。 在比賽的日子里，我反反复复地比較了我們的學生和其他隊的學生，我覺得各國和各地的學生各有千秋。我們的學生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体現在他們的知識結构、心理特征、思維方式和處世為人上，体現在他們的辯論技巧、理論基礎、世界認知和理性能力上。一句話，体現在他們的人格上。所以，如果給我自己提出的問題一個最抽象的回答，那就是辯論的胜利是人格的胜利。這個回答也許太大而無當了。 但是，我的确是這樣認為的，也相信這是一個最能表達我的意思的概念。我不是說他們的人格已經無比偉大了，而是說他們在這個校園中、在這個社會中、在這种文化中、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格，階段性的人格。在辯論中，則构成了自己的“辯論人格”。 任何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都不能擺脫世界加于他的競爭和壓力。在這個紛繁的世界上生存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從人本身來說，從現代的觀念來說，基本的是人所有的人格。世界是如此，社會是如此，人生是如此，辯論也概莫能外。 實際上，一支爐火純青的隊伍，一些辯才無礙的辯論隊員，最重要還是能回到“本能辯論”的境界上來，這才是最好的隊伍和辯才。所謂“本能辯論”指的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和自己的刻苦磨練之后，能夠把學得的知識和技巧變為自己本能的東西，能夠隨心所欲地加以使用，而不再拘泥于教條的原則和理論。辯論是有一定的技巧的，而且這些技巧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真正掌握了辯論技巧的，應該使這些技巧成為自己的本能，即可以在辯論場上不加思索地運用，可以自如地運用，不需要在場上多思考在什么情況下應該用什么樣的技巧。對于辯論所需要的其他方面，也一樣，如知識、情感、邏輯、材料、反應、幽默、机智等等。我常常想，當一個辯論隊員的自然表現就是設定表現的時候，當一個人的設定表現就是自然表現的時候，他就進入了辯論的佳境。所謂“設定表現”可以說是訓練要求的表現，或者說辯論要求的表現。所謂“自然表現”指的是一個人的“本能的”表現。 只有當辯論發展至“本能辯論”的時候，才可能會有机智和幽默，有知識的最恰當的運用，有靈敏的反應。我一直十分欣賞在選拔賽的時候，一位隊員的反應。當對方一位同學說“毛驢沒有污染，但是你能騎著它走上楊浦大橋嗎？”這位隊員的反應是“難道你認為毛驢真的沒有污染嗎？”引起了听眾的熱烈反響。這一回合，不能說特別的精彩，但是一种“本能辯論”的最好的反映。“本能辯論”要求能夠把自己身上每一條辯論神經均迅速地調動起來，迅速動員自己大腦皮層的每一個興奮點，這里的時間往往只有一、二秒鐘，甚至更少的時間。沒有這樣一种反應，在辯論中就很可能陷入被動。 与本能辯論對應的是“机械辯論”。“机械辯論”就是不能把辯論的所有要素變成自己的東西，只能刻板地、僵化地使用辯論的要素。從辯論來說，基本的要素包括：邏輯思維的能力、理論分析的能力、事實使用的能力和价值判斷的能力。邏輯主要是對辯題的分析，或者說叫審題，主要是為了更好地确定自己的陣地和進攻路線。理論是為了加強己方立場的基礎和立論的可信度，是為了說服听眾和評委。事實的運用指的是駕馭材料的能力，運用材料來論證和輔佐自己的理論和觀點。价值判斷實際上是辯論中的一個核心環節，即對一個問題我們的基本信念是什么，沒有這樣一個价值判斷，整個立論就有可能立不起來，或者立得不高，只有具備較高的价值判斷，辯論才能有确定的信念和充分的感召力。新加坡式的辯論雖然不是辯論真理，但是整個理論必須合情合理，引人入胜，不然就沒有辯論的骨架。 這些要素，能不能在辯論中得心應手地得到應用，在辯論狀態下，是不是進入到呼之欲出的狀態，對辯論來說至關重要。“本能辯論”就是所有這些要緊的使用都達到隨心所欲的臨界點，針對辯論場上的風云變幻、起伏跌宕，可以從容應付，游刃有余。進入到這個境界，一切的技巧和辯論格式的說教均蒼白無力，發自內心的本能辯論是勢不可擋的。這就是人格的力度。 說到人格的力度，我想它是由多种因素組合成的。辯論的人格力度也一樣，最有优勢的辯論隊伍是，一上場大家就被你們的人格所吸引，所折服，無形中發散出一种力量，一种气勢，一种能量。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是難上加難的。人格的力度包括了以上各种要素，其中价值判斷是關鍵，即對一個問題的基本信念是确立人格的核心。我們在三場辯論中，隊員們均确定了自己基本的价值判斷。盡管立場是抽簽決定的，但是對一個不能選擇的立場，我們還是必須确定自己的信念： 第一場：溫飽不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 复旦一辯：雨果說過，“善良的道德是社會的基礎。”道德是石，敲出希望之火，道德是火，點燃生命之燈，道德是燈，照亮人類之路，道德是路，引我們走向燦爛的明天。（第一場陳詞） 第二場：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 复旦四辯：當艾滋病給人類造成巨大的威脅的時候，它向人類社會的發展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我們有物質昌盛的時候，人類的精神家園究竟在哪里呢？我們說，我們對這個要有一個价值判斷。我們應該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依歸，來修复已經飽經滄桑的精神家園，使他們的生命搏擊出生活的健康、理性和美麗，這才能安慰成千上万長眠于地下的艾滋病患者屈死的靈魂，才能啟示將接濟人類文明火种的子孫后代！（第二場陳詞） 第三場：人性本惡 复旦二辯：盡管我們承認人性本惡，但并不意味著人類的前途一片黑暗。人之所以能成為宇宙之精華，万物之靈長，并不因為他白璧無瑕，完美無缺，而在于他有認識自己的勇气，承認人性本惡。人有判斷是非的理性，能夠揚善抑惡。（第三場陳詞） 三場中，第一場我方比較容易确定价值判斷，因為立場是正面性的；第二場基本上是一個中性的辯題，也不屬太難；困難的是第三場，人性本惡，在這樣的一個立場上，如何來确定自己的价值分析，對整個辯論的取胜和隊員的心態，有著綱舉目張的作用。我們經過仔細分析之后，認為雖然是要講人性本惡，講人性中的陰暗面，但是還是要确立起較高的价值判斷，我們決定在談人性本惡的同時，強調教化的作用，突出抑惡揚善。這樣就确定我們的价值分析有一定的水平，可以在辯論中進行居高臨下的作戰。 辯論當然講究辯論技巧，技巧分為個人技巧和整体技巧。但是所有的技巧只有變成本能的辯論的時候，才是內在化的東西。邏輯、知識、理論、技巧、幽默、机智、材料、推理、表達、反應等等，這一切构成了人們的辯論人格。有了辯論人格，也就有了個人的魅力和風格。這組成了辯論人格的重要部分。辯論的一大部分，是對听眾的吸引力，或者說是要征服听眾，沒有這樣一個反應的群体，辯論的效果便不會產生，辯論本身也沒有情趣。征服听眾有多种方面，理論、陳述、表達均是一端。但是，不能忽視的一個基本力量是辯論隊員的個人魅力和風格。個人的魅力和風格只有在進入了“本能辯論”的時候，才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１９９３的的隊伍，大致有一個風格的設計，或者說叫“風格主義”。辯論必須是有風格的，不能千篇一律，一個模式，這樣既不利于整体的力量的發揮，也不利于隊員個人的能力的發展。根据我方隊員的基本特點，我們大致有一個風格上的构想：姜丰是“靜美”，季翔是“重力”，嚴嘉是“俏活”，蔣昌建是“儒博”。這些設計基本是根据每個人的特點，也根据一支辯論隊搭配的需要。在實際的辯論中，他們很好地表現了自己的風格，顯得整個隊伍既整齊，又各有千秋。 在辯論中，隊員表現出了一定的人格的力度： 劍橋四辯：……第二個問題，我們李光耀總統當初推行道德建設的時候，是不是也同樣發展了經濟建設，不然哪會有今天丰衣足食的新加坡社會。 复旦四辯：首先指出對方一個常識性的錯誤，李光耀是總理而不是總統。（掌聲、笑聲）我方認為“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我請問對方一個問題：貧困的社會中有沒有道德？（掌聲）（第一場自由辯論） 劍橋三辯：對方一直回避這樣的問題：超道德行為到底是不是道德行為？請對方回答。 复旦三辯：超道德當然不是道德。但如果按照對方的邏輯，那么裴多斐的《自由与愛情》詩大概就得改成：愛情誠可貴，自由价更高，若為溫飽故，兩者皆可拋了。（長時間的掌聲）（第一場自由辯論） 悉尼二辯：那么我想請問對方同學：如果一個１—２歲的嬰儿被感染，你對他進行性安全教育是必要的嗎？ 复旦三辯：……至于說到嬰儿，當然我們不能進行性安全教育，但是對他的母親當然要進行教育，這樣才能防止艾滋病的母嬰傳染啊。（掌聲）（第二場） 悉尼三辯：那我倒要問對方同學，如果我們今天發明一种可以控制艾滋病的疫苗，那會有什么社會問題呢？ 复旦二辯：如果的話，整個巴黎可以裝在一個瓶子里，如果人類不存在，艾滋病還有沒有啊？（掌聲） 复旦三辯：我們不能僅僅讓醫學來參与！在非洲許多地方，艾滋病已經導致了“千山鳥飛絕，万徑人蹤滅”，還要讓醫學這個“孤舟蓑笠翁”來“獨釣寒江雪”嗎？（第二場自由辯論）。 台大四辯：我倒想請問對方辯友，在人性本惡之下，我們為什么要法律，為什么要懲治的制度呢？ 复旦一辯：對呀，這不正是我方觀點嘛！（笑聲，掌聲）如果人性都是善的，還要法律和規范干什么？（掌聲） 辯論辯到這种境界，雖然遠不能談絕頂，但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深切地体會到，辯論的胜利是知識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在整個辯論中，隊員的人格的力度是那樣的重要。隊員的人格，當然不是僅僅在辯論中和在訓練中獲得的。一個人的人格的形成，是一個复雜的社會過程。有社會的熏染，有個人的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個人的修煉。有人問我，怎樣才能訓練出好的隊員，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告訴隊員如何做人，因為訓練是一時的，而做人是一輩子的。”因為，以滋養一輩子的人格來支撐辯論的話，這才是最有力度和力量的。 邏輯，是辯論中的核心部分，沒有清晰的邏輯設計，遇到一支強大的隊伍的時候，是不能戰而胜之的。邏輯設計，是一個骨架，本身沒有太多的內容，不如理論那樣高雅，不如事實那樣多樣，不如价值那樣感人。但它，卻是辯論中的靈魂。我方的一辯基本上在每場均承擔著說明邏輯設計的任務。因為每一次的邏輯設計均較為复雜，要花不少時間來表述，這樣就可能影響一辯本人風格的發揮。有時，一辯往往是在痛苦之中的。但是，為了整体的气勢，必須為之。我很內疚的是，有時老師們要強制性地執行，顯得面目猙獰。這充分說明了邏輯設計的重要性，實際上是辯論的生命線。 一般人看辯論，不會過多地去分析其中的邏輯設計，但是，對于諳于辯論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看邏輯設計。水平高的評判也是首先注意這個問題。邏輯是骨架，就像造高樓大廈一樣，先要有鋼骨和架构，然后才能有牆，有層，有裝飾，有其他种种設計思想的實現。辯論也一樣，先要有骨架，然后才是理論、事實和材料的組合。當然，在分析邏輯關系的時候，也要有理論、事實和价值的參考系，因為邏輯不是憑空而來的，是以對理論、事實和价值的掌握而來的。 我這里講的是邏輯設計，因為這里有基本的邏輯原則，但是不完全是邏輯原則的反映。因為這种辯論一般情況下講的邏輯，包括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但是，辯論有時是一种設定的立場，那就要有一點辯論的邏輯，或者說是“詭辯的邏輯”，這可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了。所以只能說是邏輯設計。關鍵是自己的立場要能自圓其說，建立一個牢固的防線，固若金湯。同時要分析對方可能的邏輯，設計進攻的路線，分析對方可能的進攻路線，進行防御，這就是邏輯設計的意思。雖說是邏輯設計，但是主要的是一般邏輯原則的運用，万不得已才能使用“設計”。因為，辯論要合情合理，要以理服人，不能單靠詭辯，這樣是不能取胜的。 辯題下來之后，辯論隊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因為對三個題目的五個方面要進行邏輯設計，這很繁重。那几天，大家均患了邏輯病。每天在想“邏輯設計”。整天圍坐一圈，討論邏輯設計。從一個點開始，畫邏輯的圈，什么地方畫不圓了再尋找新的點，再畫，直到畫圓為止。有時，今天畫正方的邏輯的圓，明天就畫反方的邏輯的圓。這是一种痛苦，不斷地換腦子，洗腦子，如果不這樣，就會跟不上討論。有時，如墜云里霧里，自己也弄不清是在討論正方還是反方。好在大家集思廣益，确定了三場辯論五方面的邏輯設計。其他的不說，來看以下我隊實際運用的三套邏輯設計。 第一場辯題反方的分析 總体：人存在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 人有理性，理性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 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談道德， 走向溫飽的過程中尤其應該談道德。 審題：溫飽——社會總体上無食之困 （貧困——溫飽——富裕三個發展階段） 談道德——個人修養 社會弘揚 政府倡導 談——道德教育、道德宣傳、道德鼓勵、道德輿論、道德研究、道德討論等 必要條件——（正方）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 邏輯准備：能不能——事實判斷 應不應——价值判斷 不能夠——不應該不能夠——但應該 能夠——應該能夠——但不應該 應該——但不能夠應該——也能夠 不應該——但能夠不應該——不能夠 總体邏輯設計是這樣的：道德被規定為一种人類社會的群体規范，因為有人產生時道德就產生了，它調節人与人之間的關系。同時，道德基于人的理性，而不是基于人的腸胃，因而有后來辯論中反駁“腸胃決定論”。因為談道德是基于人的理性，而人存在就有理性，有理性就有條件，因而在任何情況下均可以談道德。后面一項是价值判斷，即在貧困的社會中尤其應該談道德，實際上也是間接地攻擊對方的立場。審題的邏輯設計是：溫飽是辯論中顯然會發生爭論的概念，對方會壓低溫飽的內涵，把溫飽等同于貧困甚至生存，這樣有利于他們的立場。而我方認為溫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狀態，不同于貧困，更不同于生存。所以，規定了社會總体上的，而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這是一种邏輯上的防線。后來的辯論中，果然對方是用生存來代替溫飽的概念。談道德，我方也放得比較寬泛，包括個人、社會和政府，在這三個層面上，任何一個談了道德，就是談道德，那么這里的事例數不胜數。談，我方也規定得比較寬泛，也是為了做一個大的筐子，來裝對方的邏輯設計。后面，也做了比較复雜的分析，主要就可能和應該的關系如何來辯論。因為對方可能說：在溫飽以前的情況下談道德是應該的，但是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事實判斷和价值判斷的問題。如果這樣進攻的話，我方還是要有准備，因而排了很多的關系，准備与對方打邏輯大戰。 第二場辯題反方的分析 總体：艾滋病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遠遠超出了醫學問題，艾滋病在社會中發生和發展，必須用社會系統工程加以解決，因而是社會問題。 醫學對艾滋病無能為力，人們不能坐以待斃，醫學只是參与了控制艾滋病，但參与不等于就成了醫學問題。 審題：艾滋病——獲得性免疫能力綜合缺損症，由H１V病毒感染引起，無論從產生、發展和解決途徑看，它都不能脫离社會整体的力量。 是——“屬于”和“歸屬”的意思。 醫學問題——從產生、發展和解決途徑看都屬于醫學的問題。 社會問題——從產生、發展和解決途徑看都屬于社會的問題。 第二場的辯論題目看上去比較一般，但實際上也很不好整。因為這個題目規定的立場太死，因為要說艾滋病不是醫學問題，只是社會問題是不合一般常識的。怎樣在邏輯上自圓其說，十分重要。總体的邏輯設計是：艾滋病給社會帶來的危害超過了醫學范圍，醫學解決不了，要用社會系統工程來解決，因而是社會問題。邏輯是從問題的產生、發展和解決途徑來确定的，我方把艾滋病的產生、發展和解決与社會密切結合起來，談到生活方式、价值觀念、現代社會的理念、治療需要的社會手段、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問題，等等。把艾滋病引起的問題擴大，而正方要把艾滋病限于病本身。這是雙方可能激烈交鋒的地方。這里，我方用了比較多的“辯論邏輯”。如后來反問的：艾滋病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醫學出了問題。我方還舉例說：當一個老人被汽車撞倒之后，要送到醫院去醫療，那它也是醫學問題，不是交通事故了？！以及如果醫生參与就是醫學問題，那么戰場上有醫生，戰爭也成了醫學問題。等等。這里討論的是“問題是什么”的問題，邏輯上有點攪。有的時候，要搞到對方混亂我方清楚，那就占了优勢。當然，第二場的基本价值判斷是：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根治艾滋病，大家共同來制服這個“世紀惡魔”。 第三場辯題反方的分析 總体：人性是由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构成的，人性是本惡的，通過后天的教化，人性可以改變，甚至產生偉大的人格，因為人有理性。 審題：人性——由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构成的，自然屬性指人的無節制的本能和欲望 本——本來的、先天的 惡——本能和欲望無節制的擴張，善是對本能的合理節制 事實層面——人性本惡 价值層面——人性向善 第三個辯題比較難，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界爭論了這么多年，也沒有結果。后來在最后的告別晚會上，遇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位教授，他說題目是他出的，出的時候也沒有多想，想到就出了。我說你可苦了我們了。大家一笑。從總体上來說，我方認為人性包含了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部分，自然屬性本來是惡的，但后天可以向善。這里的問題要設計：人性是可變還是不可變的，經過分析可能還是可變比較合情，主要是要對很多的環境因素對應。人性可變，教化的作用就可以突出來，也可以說我方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惡，我方規定它是人的欲望和本能的無節制的擴張的傾向，而不是欲望和本能本身。這是有本質區別的。后來辯論中台灣大學隊沒有弄清這一點。合理的欲望和本能也是可以接受的，不然我方會陷入被動。而無限擴張的傾向才是惡。但是，人不同于動物，人有理性，可以向善。這里又提出事實層面和价值層面的問題。 邏輯上我方要解決的難題是：（１）惡花如何結出善果。我方的邏輯設計是：如果人人皆自利，無人能自利，因此在沖突中產生權衡和制約，這就是最早的善源。因為我方的理論是對無節制的欲望和本能的合理節制就是善，那么有了節制，就有了善。（２）什么是惡。開始羅列了不少惡的行為，如占有、攻擊、自私等等，但是后來發現太具体的惡反而不好辯，因為所有的具体的惡都是在后天的社會中發生的。最后歸納到上述那個抽象的惡的概念。（３）教化如何能改變人。我方的邏輯設計是：人是有理性的，有理性就能接受教化。在設計這個邏輯時，要防止對方的反駁，即理性已經表明人不是本惡的，因為理性這個概念有一些模糊性，通常人說這個人有理性，是講的一种善。所以隊員們在討論中，又對可能來的攻擊作了准備，這就是這里說的理性是人這种物种的能力，而不是社會和文化意義上使用的理性。它是人的一种推理和接受的能力，是人与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但它是一种机能性的東西，要在后天的社會中才能發揮作用。這樣的一個邏輯防線，又可以抵擋對方攻擊我方不能區分動物和人的可能性，因為我方對于人性和惡的規定性中均談到自然屬性的本能和欲望。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這里長篇大論地來分析邏輯設計，點到為止吧。邏輯設計，說到底，就是做一個大筐，把對方的邏輯包括進來，這樣的邏輯設計就有利。如果你的邏輯設計被對方包括進去了，你就會被動。關鍵是這樣一個大筐如何來做。每次辯論都不同，每個場合都不同，還是要應變。 對于辯論隊員來說，一以貫之的邏輯推理和邏輯分析的能力當然是至關重要的。場上辯論，什么叫反應快，那就是在最短的時間里把握對方的邏輯關系，我一直開玩笑說，在場上，要求像一台一秒鐘能運算几百万次的大規模計算机，這樣才能反應過來。同時，抓住對方的邏輯缺口，予以攻擊，叫作“打蛇要打七寸”。如果在邏輯上沒有把握住對方的設計，這個“七寸”是打不到的，打不到就打不狠，打不死。場下的邏輯設計固然重要，但是關鍵還是隊員個人的邏輯能力。真要練習辯論的話，就要多練自己的邏輯分析問題的能力。不過，邏輯能力又不是孤立的，与一個人的總体素養休戚相關。 辯論中很重要的一點，或者說新加坡這种形式的辯論，要求人們在辯論中有較敏感的幽默神經。辯論，一是要說理，要“理”來“理”去，二是要有說服力，征服評判，征服听眾，這就需要有一定的幽默，要“幽”來“幽”去。在辯論中，有沒有幽默，大不一樣。幽默有几大好處：一是可以鮮明地表達你的觀點，可以使大家在一种舒暢的心情中認同你的觀點；二是可以營造場上的气氛，獲得优勢，使觀眾傾向于自己這一方；三是可以給對方產生壓力，一旦一個幽默發生了效應，場內的气氛就會轉化，轉化到對我方有利的一邊來，這樣對方就容易產生心理上的緊張。一般來說，在場上，隊員經常發生這樣的問題，如果對方在幽默方面得到的掌聲超過了自己，就會有心理上的壓力，就會覺得整個士气有所低落，如果沒有很好的心理素質，很可能就會打不起精神來；四是可以給自己一方鼓勁，如果在辯論中有不少幽默獲得了效果，自己的情緒也會高漲，會越戰越勇，越戰越精。一般在辯論中，大家均是力圖運用幽默的。１９８８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把這种戰術稱為“幽默炸彈”。每次上場，個人均要帶一些“幽默炸彈”，來輪番“轟炸”。 這次辯論中，應該說，隊員在幽默戰術的運用上是成功的，大家的幽默神經是靈敏的。在場上，往往能在這個方面取得主動，贏得場上的觀眾。觀眾往往被隊員的幽默所征服。 他們說的一些話，可以說非常精彩： 复旦三辯：請大家想一想，看暴力片、色情片，是從來沒有什么公開倡導和鼓勵的，但為什么那么多的人趨之若鶩呢？（掌聲、笑聲）（第三場陳詞） 复旦四辯：在評選模范丈夫時，你能告訴我：“這個模范丈夫本性是好的，就是經不起美色的誘惑”嗎？（掌聲、笑聲）（第二場自由辯論） 复旦一辯：要知道醫學這個狹小的概念是裝不下艾滋病這個“世紀惡魔”的，對方辯友，請千万不要讓大象在茶杯里洗澡。（第二場陳詞） 复旦二辯：在醫院里發現的就都是醫學問題嗎？在醫院撿到別人丟的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就成了醫學問題嘍？（掌聲、笑聲）（第二場自由辯論） 幽默是一個复雜的問題，許多書都談幽默，似乎有許多的理論，但是從書本上學到幽默的人是很少的。幽默是一個人的綜合素質的反映。我總覺得，幽默是來自人對一种事物的高超的把握，是對一种知識的隨心所欲的駕馭，是對一种材料的透徹的認識。只有你覺得自己在一個方面的把握絕對高于對方的把握，你就有了幽默的可能。另外，幽默要与一定的場景結合起來，要了解人心和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包括歷史、社會、文化、風土、時事等等各個方面的知識。有時可以取材于大家熟悉的事情，如地名、歌名、人名或者什么掌故、材料等等。如： 复旦四辯：我們多次問對方，善花里如何結出惡果，對方說要澆水，要施肥呀。那我就不懂了，大家都承蒙這個陽光雨露的話，為何有那么多的罪行橫遍這個世界呢？難道這個水、那個肥還情有獨鐘嗎？為何要跟惡的人做一個瀟洒的“吻別”呢？（掌聲、笑聲）（第三場陳詞） 這里取了著名的香港歌星張學友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更深一層的背景是：在第三場比賽開始的時候，台灣大學隊的四辯在試音的時候，提出要給大家唱一首《吻別》，也是為了拉一點觀眾，或者說做“秀”吧。但是，主持人說時間不夠，沒有讓他唱。這里我方四辯運用了對方想要告訴大家的一個意境來做這個幽默，同時也調動了大家熟悉的東西，引起了很好的反響。 复旦三辯：日本可算是富甲天下了吧？但是政壇丑聞卻不絕于耳。竹下登被賄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誘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終究未能取信于民。（掌聲，笑聲）（第一場陳詞） 這里運用了時事中的材料，也正好是日本政壇風云震惊世界的時候，大家均很熟悉，但對日本政治中這些現象感到不可謂不了解，報紙上也渲染得厲害。講了以后，大家有一种共鳴。再加上巧妙地把日本政治家的名字中的字用諧音与政治丑聞聯系起來，使人覺得耳目一新：還可以這樣來玩文字游戲。另外，深層的歷史背景是：東南亞國家對日本感情上有障礙，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給東南亞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談談日本的弊端容易贏得觀眾。８８年時，我方在反駁對方贊揚日本的論述時，也曾說過：“日本不僅沒有抵御西方歪風，反而帶來了東洋歪風。”也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复旦二辯：我方從來不反對溫飽時也能夠談道德。但是，今天對方講道德，就因為十年前吃過一碗“莫莫咂咂”嗎？（笑聲，掌聲）（第三場自由辯論） “莫莫咂咂”是一种馬來西亞的食品。我方隊員過去也不知道，也是這一次在新加坡廣播局的招待會上才知道的。在這里一用，效果當然比說吃一碗面或吃一碗山西泡饃要好得多，因為當地的听眾熟悉這個名稱，否則不會有效果。８８年決賽時几次效果比較好的幽默，也与這种方法有關：如說不能把儒家思想當做正紅花油亂涂亂抹，說要等到烏節路上的“彩裝少年”變成“彩裝老年”才抵御西方歪風，說不能駕駛著秦朝的銅車馬走上薛爾斯橋等等。這些也是容易產生幽默的地方。 在場上比賽的時候，大家均會積极地使用幽默戰術，因為這不是一個秘密武器，所有的隊都知道這一點，都會在這個方面下功夫。遇到對方的“幽默炸彈”轟炸的時候，怎么辦？這是一個大大棘手的問題。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退縮，退縮肯定會失去优勢。只有進攻，最好的進攻就是以幽默對幽默，比他還幽默。當然，這對隊員的要求就高得多了。這里已經不是一种靜態的幽默，而是一种動態的幽默，要有准備，更重要的是要有臨場的机智和反應。我們常說：狹路相逢勇者胜。在辯論場上，這條原則在很多情況下是用得上的，在幽默之競上，尤其用得上。我方在這一次辯論中，多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台大三辯：照對方辯友那樣說的話，人性本惡，我們要教育干什么？因為“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這句話早就不成立了，應該是“師傅領進門，教鞭跟你一輩子”了。（笑聲，掌聲） 复旦三辯：按照對方辯友的這种邏輯，那么教化應該是非常容易的，每個人都是“心有靈犀不點通”了。（掌聲，笑聲）（第三場自由辯論） 劍橋三辯：我方的觀點對方沒有任何批駁，所以我方的定義已經成立了。 复旦二辯：你的論點不是自己說成立就成立了，不然還要評判干什么？（全場大笑，掌聲）（第一場自由辯論） 幽默也要有一定的格調，特別是在一個知識和理論气氛很濃的辯論場上。如果舉的例子不雅，太俗，反而沒有效果，甚至會產生反效果，我想起有一次在辯論場下發生的事情。在与劍橋大學隊辯論完之后，他們邀請一些隊員一起喝咖啡，各大學的隊員去了不少。席間大家做游戲，開始演節目，有的唱歌，有的講故事，有的講笑話。台灣大學隊的一名隊員講了一個笑話，說的是一個用一般人眼光來看也覺是庸俗的笑話，我覺得現在寫下來都不夠雅觀。本來是想博得一點笑聲的，但是在他情緒飽滿地講完之后，本以為會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但是場面上是鴉雀無聲，大家都覺得太俗，這樣的“葷故事”在一般場合下都不合适，不要說在公共場合。結果，他很窘迫，還是他們的教練幫他解了圍。這樣的幽默不但沒效果，反而有反作用。所以，幽默也有一個格調的問題。 幽默是一個辯手素質的表現。但是幽默是一种最難以掌握的本事。幽默能不能准備？還是可以准備的，因為我們有一個辯題，也有對辯論的環境的認識，同時有對對方可能的立論的分析和判斷。這樣的話，有相當的材料是可以在准備中加工的。對材料的加工十分關鍵，有沒有幽默感是加工材料的關鍵。可以說，很多材料關鍵在于加工，同樣的材料，沒有幽默感的話，是加工不出“幽默炸彈”來的。８８年的時候，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加工，如對孔子說的“父母在，不遠游”，加工成按照這個邏輯我們就來不了新加坡了，還談什么辯論抵御西方歪風。在這次辯論中，我方也有不少精巧的加工，如我方四辯指出對方還沒有論證過如果溫而不飽怎么辦，緊接著說減肥中心按照對方的邏輯要變成拳擊場了。效果不錯。同樣的几個日本政治家的名字，如何加工才能有幽默感就有講究了。在辯論艾滋病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方三辯說到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死于非命，連安樂死都沒有享受到，這里之所以出效果，是因為安樂死是前一天台灣大學和馬來亞大學辯論的題目。材料加工的重要性，不能忽略。我一直記得張謙在模擬賽中說的一段話，可以說妙趣橫生。他說：中國古時候，有一個賣軍火的個体戶，他拿著自己的盾說，沒有一個矛能戳穿它，它又拿著自己的矛說，沒有一個盾它不能戳穿……。實際上講的是中國的成語故事“自相矛盾”。但是，“賣軍火的個体戶”，可以說是神來之筆，使這個古老的故事立即充滿了幽默。這一類的加工，在准備中是可以好好思量的。 在辯論的過程中，不是所有的辯辭均可以准備的，許多場合要看辯論隊員在場上的反應和發揮，這是很不容易的。我方在辯論中，關于李光耀是總理不是總統的反擊，關于要給患病的嬰儿的母親進行防艾滋病的教育分析，關于立論要由評判團來決定的反擊，均是既有力量又有幽默的反應。應該說場上的反應更加困難一些。 幽默，不是人人都有的，也不是不能培養的。辯論中的幽默不是空穴來風，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事。我想，一個人的幽默感，最基本的來源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態度。一個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否對多邊的世界，對自己不能左右的事務，對自己的成功和失敗，對待一切，持一种幽默的態度，是一個人的幽默感生長的基礎。在我們這支隊伍里，我們慢慢造成了一种濃厚的幽默的生活气氛：從“俞總”、“林副統帥”、“講（姜）邏輯”、“記（季）理論”、“加（嘉）事實”、“昌（倡）价值”這些綽號，到食物中毒時大家只當是休整放假，住院時當作住有空調的賓館，酷暑時把訓練場當做電風扇展銷地，每天切西瓜時都當作是在做高難度的外科手術……如此等等。我們在生活中所持的態度，會反映在我們的辯論之中，也會反映在我們的其他方面。當然，在辯論中養成的幽默感，如果能反映在我們以后長久的生活中，那就大有收益了。 辯論中，精彩的話語比比皆是。這些話語的力量在哪里，或者說感動人心的力量在哪里，不完全在表達時生動的語气，或者說用一些華麗的語句，而在于它們中間蘊涵著理性的力量，体現了人類知識的一种基本的方向。新加坡的這种辯論，可以說是在形式上非常講究技巧的辯論，因為每一方确定的立場，是抽簽決定的，即不論自己對這個題目是什么看法，在抽簽之后必須維護自己抽到的立場。因而對每一個辯論隊的技巧的運用要求很高。同樣的材料和理論，要能夠用來維護自己的立場，攻擊對方的立場。有時可以說，新加坡的這种辯論是一种“技巧密集型”的辯論。与平常的辯論不同，一般的辯論總是圍繞自己相信的立場來展開。但是在新加坡，如果單單這樣認為，是不能取胜的。技巧雖然至關重要，但是理論、邏輯、事實和价值分析是技巧不能取而代之的。立場盡管是抽簽決定的，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不是探討真理”的辯論，而是技巧性的辯論，不過，一支隊伍的理論和邏輯必須是科學的，事實必須是嚴格無誤的，价值分析必須是有吸引力的，不然是不能戰而胜之的。這种辯論不是探討真理，因為沒有人會因為對方說得有理，而閉嘴不語，但是，有一位同學說得明白，“要把自己的立場當做真理來維護。” 從這個角度講，辯論又是“知識密集型”的辯論——可能更本質的是“知識密集型”的辯論。這种辯論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陳詞，二是自由辯論。兩個部分均對辯手的知識有很高的要求。一是自己要高屋建瓴，有理有据；二是要能夠對對方的理論和邏輯進行攻擊，如果對方使用的理論和論据我方從來沒有听到過，在場上目瞪口呆，不能有效進攻，那就輸了一半了。場上這樣的激烈場面屢見不鮮，試舉几例： 劍橋三辯：……其次，法律不是道德。法律規定了离婚，离婚是道德的嗎？法律可以規定公司破產，公司破產是道德的嗎？所以法律不是道德，它是代表最低的道德水平加上風俗習慣及強制力。法律等于道德是蘇格拉底那時候的觀點，對方有兩位學法律的應該知道。謝謝。 复旦二辯：法律中難道沒有道德觀念嗎？從《漢謨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從宋《刑統》到《權利法案》，請對方告訴我們：哪一部法律中不包含道德觀念？（掌聲）（第一場自由辯論） 劍橋二辯：……請問對方剛才說了英國民眾在二次大戰中發揚道德精神，但是要知道，英國當時所處的社會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處的經濟地位是世界上領先的，而且据最近的資料表明，二戰中英國人民的溫飽程度是有史以來沒有過的，營養价值在當時食物平均分配制度下是最好的。因此你不能通過這個例子來否認它是在溫飽程度上講道德的。 复旦三辯：《邱吉爾傳》告訴我們，那時好多窮人是怎么去填飽自己肚子的呢？是去排隊買鳥食，還買不到啊峯𡺤掌聲）（第一場自由辯論） 台大一辯：哲學家康德主張，人不分聰明才智、貧富美丑，都具有理性。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所以進一步又加了一句，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而佛家說，一心迷是真身，一心覺則是佛。 复旦一辯：我首先要指出的一點是，康德并不是一個性善論者。康德也說過這樣一句話：“惡折磨我們人類，時而是因為人的本性，時而是因為人的殘忍的自私性。”對方不要斷章取義。（第三場陳詞應接） 這三個回合均是自由辯論中發生的，也就是說要靠臨場反應和平時的知識積累。第一個回合是專業性的知識，可以說是十分專門的知識，我方的反駁堅強有力，對方在這個問題上就縮了回去。第二個回合是“雜家”的積累，應該說對方提出這個問題很棘手，他們來自英國，材料确鑿，如果不是用“硬材料”來反擊，效果不會太好。而我方恰恰舉了英國二戰期間最有發言權的人的見證，是不容反駁的，就把對方的觀點壓了下去。第三個回合，辯論到高深的哲學理論，不那么容易，但是我們的學生還是有備無患。所有這些，沒有平時的積累就不能迅速反應過來。 最精彩的一個回合，可以說是知識最密集的一個回合，是在第三場的自由辯論中發生的。第三場的辯論主題是一個千百年來人們爭論不休的問題，要在几十分鐘的辯論中來說明它自然是難上加難的。而且人性問題方面的資料、理論、觀點汗牛充棟，不堪准備。對方會說什么，會引用什么，“空間”很大。沒有相當的知識方面的積累，這場辯論難以取胜。 在自由辯論中發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鋒： 台大一辯：如果人性本惡的話，到底是誰第一個去教導人要往善呢？ 复旦二辯：我們已經不想再次回答同一個問題了。我倒想請問，孟子不是也說過“形色，天性也”嘛？請問，什么叫天性呀？ 台大三辯：對方辯友，請您回答我們，荀子說的是性惡說，還是性無善無惡。 复旦三辯：這點都搞不清楚，還來辯論性善性惡嗎？（笑聲，掌聲）我想請問，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像這樣的圣人都要修煉到古稀之年，何況我們凡夫俗子呢？（掌聲） 台大四辯：對方辯友，所有的問題，都不告訴我們答案。我倒要請問對方辯友的是，康德的主張到底是有沒有道德？ 复旦一辯：不是我們不告訴對方，是我們一再一再地說，你們都不懂。（笑聲、掌聲）（前面已經回答過） 台大三辯：對方辯友這句話回答的是什么，我們實在沒有听出來。不過，我想告訴對方辯友解決一下性惡的問題吧！荀子說：“無為則性不能自美。”說性像泥巴一樣，它塑成磚就塑成磚，塑成房子就塑成房子，這是無惡無善說啊！對方辯友。 复旦四辯：荀子也說過：后天的所謂善是在“注錯習之所積耳”。什么叫“注錯習之所積耳”呀？ 台大三辯：荀子說錯了！荀子說他看到什么是惡的，還是說沒有看到善，你就說是惡的。沒有看到善是不善，不是惡，對方辯友。 复旦四辯：你說荀子說錯了就說錯了嗎？那要那么多儒學家干什么？（掌聲、笑聲） 台大三辯：儒學就是來研究荀子到底說了性善還是性惡嘛！复旦二辯：荀子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人性惡，其善者偽也。” 在最后我方二辯說了這句話之后，這一回合就告結束了。我方可以說提出了有力的論据，阻擋了對方精心策划的進攻。不難看出，如果我們對荀子的理論不甚了解，或者所知甚少，這一回合對方就會占上風。當然，我們也是利用了對我方有利的理論和論据，關于荀子本人的學說，還要做更深入的考量。 辯論之中，技巧之上，往往是知識的競爭和較量。高水平的評判團也往往會這樣來要求每一個辯論隊。如決賽的評判團，也是好漢一群，有著名的儒學第三期复興的代表人物、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杜維明先生，著名的、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前所長、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設計者吳德耀教授，以及當地著名的律師許庭芳先生和傳播學院的院長郭振羽教授，這樣一個高水平的評判團，會用更加嚴格的尺度和更高的知識要求來衡量兩支隊伍。有沒有知識的底蘊，他們是能明察秋毫的。 在辯論中，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有深刻的知識背景，有一本甚至几本書墊底。引證的方法基本是兩种，一种是明引： 复旦二辯：對方辯友，難道你還要對著《天龍八部》中的惡貫滿盈、無惡不做、凶神惡煞和窮凶极惡這四大惡人談什么人性本善嗎？（掌聲、笑聲） 复旦二辯：所以，不管人類處在哪一個階段上，談道德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禮記·禮運篇》中記載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不正是中國遠古時代道德狀況的生動寫照嗎？《圣經·舊約》里的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和原罪的傳說，不也表明了道德的最早起源嗎？（第一場陳詞） 第一段話點了書名，因為金庸就坐在下面當評委，大家又十分喜歡他的武俠小說，引起場上熱烈的反響。第二段話也點明了書名，以增加論据的權威性。另一种是暗引： 台大一辯：如果人性本惡，那么我們只有兩种選擇：第一個是生活在一個“老大哥”無時無刻不監督我們的世界當中，第二個是我們人類社會將是彼此不再相信。（第三場陳詞） 复旦三辯：在貧困的條件下，完全可以談道德。魯哀公六年，孔子和他的學生“在陳絕糧”，困境之下，孔子是否就不談道德了呢？不！孔子對子路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其實，在中國歷史數千年的流變過程中，從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到北海牧羊的蘇武，從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到拒斥嗟來之食的朱自清，眾多的仁人志士無不以其言行甚至生命，駁斥了認為只有在溫飽過后才能談道德的“腸胃決定論”。（第一場陳詞） 台大一辯很顯然暗指的是《１９８４》這本書，他們在這里提出這本書有沒有政治用意，不得而知，但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掂出其份量。我方三辯的這段話涉及到《論語》和許多歷史典籍。第三場我方四辯有段話，實際上体現了很多本書的背景，“花果飄零”是當代儒學大家唐君毅教授的獨到用語，“一陽來复”、“從他律走向自律，從執法走向立法”都是杜維明教授的提法，而最后那句話，又是當代一名詩人的佳句。前面提到的“軸心時代”，是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用語，也是不少當代大學者欣賞的觀念。 台灣記者徐宗懋先生我是１９８８年認識的，他是一個有著很深的“复旦感覺”的人。１９８８年，与我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后來多次到复旦來，總有許多的回憶。這次，在新加坡又遇見他，他是來采訪新加坡正在舉行的總統選舉的，同時也來看看辯論賽。他說，他在台灣剛剛遇到從美國到那里去訪問的鮑勇劍，兩人在酒吧里喝酒，暢談多時，有很多的感慨。鮑勇劍是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學隊的三辯，是當時的校學生會主席。１９８８年之后，中國和世界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個人均有一番心路歷程。徐宗懋問我：“有什么看法？”我說：“作為一個老師來說，有好的學生是人生的一大樂趣。只要有了好的學生，一切的人世煩惱都可以化去。這大概是一位教師最想得到的東西。社會之發展，關鍵還在年輕人的身上，中國大概也是如此。”他沉默不語。回去后，他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我們有較好的評論：“复旦隊仍是承襲１９８８年的特長，即學術底子較厚，言詞清晰，臨場反應迅速，整体呈現一种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勢，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風，主控了現場的气氛。”我覺得，他是一個懂得辯論之義的人。 整個辯論給我留下一個深刻的認識：時下世界的競爭，是一种知識的競爭。辯論場上是這樣，社會上也是這樣。辯論場只不過是社會特性的一种反映。如果認為單有能說會道，就能取得胜利，那是一种誤解，至少是一种淺見。辯論取胜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是知識。而知識從哪里來，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讀書。我們的學生均有大劑量的讀書計划，也有大面積的涉獵，他們是优秀的學生。辯論是一种“知識密集”和“技巧密集”的智力活動，絕對不是簡單的“口腔”活動。杜維明教授在對辯論發表自己見解時說的一番話，可以說是鞭辟入里，“明察秋毫的視德和從善如流的听德，才是雄辯的基礎。能說善道固然很好，巧言令色就背离了仁厚的核心价值了。”辯論，是一种高密度的知識競賽，是對人們自身知識潛力和貯存的最無情的考驗。由此，我想到我一直非常喜歡的一句話：知識能使一個人在本質上真正超過他人。 一般來說，在新加坡的這种形式的辯論，基本技巧上有的与其他形式的辯論相仿佛，有的不同。從組隊形式來說，它不是“一對一”的辯論，而是“四對四”的辯論，這里就有一個要求集体或者說整体配合的問題。這是“一對一”辯論中所沒有的技術要求。但是，這种辯論同時要求每一個隊員有嫻熟的個人辯論技巧。我們可以把新加坡式辯論的技巧性問題分為整体技巧和個人技巧兩方面。 整体技巧是指整個隊伍集体合作或者集体力量才能運用的技巧，這在組隊辯論中是十分重要的。有的時候，盡管一支隊伍每個人都是出類拔萃的，但是往往因為沒有較好的整体技巧，而使個人的优勢不能發揮出來，或者是有的人异軍突起，有的人無用武之地；或者是相互抵消，不能各盡所長。一支強的辯論隊伍。首先必須有比較強的、靈活的整体辯論技巧。在隊伍的組織和訓練方面，整体技巧往往是要花費較大的力量。整体技巧包括了很多方面。這里僅舉几例——第一，“啟承轉合”。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章法中的一种基本的格式。因為新加坡辯論是四人組隊，因而正好對應了這樣一种四段論的公式。另一方面，這樣一种格式的确能夠較好地使一支隊伍的基本觀念表達得比較清晰。１９８８年時，在复旦隊訓練的過程中，我們就慢慢梳理出了這樣的一种基本模式。在１９９３年的辯論中，基本上仍然是使用這樣的基本程式。當然，基本程式只是一种結构，其內容和形式可以千變万化。啟承轉合的基本含義是：啟，即把我方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清清楚楚表達出來，并說明我方的基本邏輯關系，以及我方以后三位的基本思路，也就是開題；承，即在一個特定的角度來深化我方的基本立場和理論，展開論述我方的核心觀念；轉，即在對方的立場的理論發表之后，根据我方的立場予以反駁，并在确鑿的材料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我方的立場；合，則是總結，是把我方的所有觀點放在一個新的高度，并加以概括，然后對對方的理論和觀點進行總体的反駁，有一种登高一呼的味道。這次在新加坡的三場辯論，我們基本是按照了這個程式。其他隊伍也有采用這個程式的，如決賽中遇到的台灣大學隊。正如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在總結時所說的：“今天下午正反兩隊似乎都直持或間接地采取了在古文章法中的啟承轉合這种策略。” 第二，“板塊分工”。啟承轉合只是一种程式，還沒有具体的內容設計。要使啟承轉合能夠發揮好作用，必須在內容上有一個好的設計，經過我們的反复琢磨，后來确定了這一次辯論在內容上的基本結构。內容的基本結构，不是每次都一樣的。辯論中，貴在變。沒有戰略和戰術的變化，這支隊伍是不能打主動仗的。這一次我們的基本內容結构是：一辯側重邏輯，二辯側重理論，三辯側重事實，四辯側重价值分析。由于形成了這樣的結构，我們經常用的術語也就格式化了，叫“姜（講）邏輯”，“季（記）理論”，“嘉（加）事實”，”昌（倡）价值”，主要是對應姜丰、季翔、嚴嘉和蔣昌建他們四個人的位置，以及他們各自所起的作用。這一次，針對我方的三場辯論，基本上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我方辯論中的實際分工： 辯題：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 一辯：（邏輯判斷） 說明底線 溫飽的概念 道德和談道德的概念 必要條件的理解，設定對方立場 交代我方辯論格局 二辯：（理論判斷） 道德的起源 道德的本質 道德的目的 道德的功能 道德的層面 三辯：（事實判斷） 自古美德出自饑寒 飽暖思淫欲之類 經濟發展需要談道德 四辯：（价值判斷） 重申我方基本立論 道德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保證 今天全人類更需要談道德 道德是今天世界的旗幟 最后的引證：康德 其實每場均有這樣的分工，有時為了不暴露自己的意圖和內部的分工，我們不指明我們的具体分工，有時我們是說得比較的明白。在這些分工中，當然有的部分，比較有利于隊員的發揮，因為有比較大的發揮的余地，有的就不那么有利于隊員自己特色的顯露，因為自己發揮的余地比較少，主要是為了完成整体所要求他完成的角色。如在整個辯論過程中，一辯的位置比較困難，困難在于個人發揮的余地比較小，主要要完成邏輯的分析和對辯題的認識，這是整体辯論的起點。辯論雖然對隊員的要求很高，但這种高度的要求有一個特點，就是在設定的角色中發揮自己的特點和潛力，或者說是在划定的范圍里做道場。這對一個辯論隊來說，尤其對一個每位隊員均較強的辯論隊來說不是一件很容易協調的事情。關鍵的問題是個人的特點和長處如何融合到整体的力量中去，個人怎樣在整体中獲得平衡，從而達到整体的平衡。 第三，“整体配合”。作為一個要求集体作戰的辯論賽，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各個隊員之間能夠有效地配合。整体配合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包含了很多的內容。前面說的啟承轉合和板塊分割均是一种整体配合，但是更重要的整体配合是在辯論的過程中，各個隊員之間如何來達成配合。辯論往往激烈緊張、瞬息万變，投入到辯論之中以后，人們往往會忘記自己，忘記整体配合的戰略，這是主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客觀的因素，辯論是十分精彩的，也是知識高度密集的，各個隊員不可能在事先就商量好怎樣來應付對方會說的每一种觀點、每一個事實和每一种理論，這就要看臨場反應。 每個隊員的知識結构不同，術業有專攻，選拔隊員的時候，人們一般也會考慮如何來搭配不同的知識結构。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學的辯論隊，一辯是學管理的，二辯和四辯是學新聞的，三辯是學國際政治的。１９９３年的辯論隊，一辯是學美學的，二辯和三辯是學法律的，四辯是學國際政治的。每個隊員不但知識結构不同，而且風格和气質也頗為不同。所以，在對方提出一個觀點或一個事實的時候，可能不是所有的隊員均能馬上反應過來的，可能只有一個隊員先反應過來。或者，因為發言總是一個一個講的，不可能四個人同時講話，總有一個人先回答對方的提問，或反駁對方的理論。在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其他隊員有敏感的配合意識，形成整体的攻擊力量和方位力量。在第三場對台灣大學隊的辯論中，自由辯論時有一次非常精彩的整体配合的例子。關鍵的問題涉及到對方的基本立論。對方的立場是人性本善，那么我方最好的攻擊點就是，要對方說明現實生活中的种种惡端是從哪里來的？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整体作戰路線是： 复旦二辯：……我想請問對方辯友，你們的善花是如何結出惡果的？（掌聲） 台大一辯：我想請問對方同學，你的教育能夠使你一輩子不流露本性嗎？如果你不小心流露本性，那我們大家可要遭殃了。 复旦三辯：所以我要不斷地注意修身自己呀！曾子為什么說：“吾日三省吾身”呢？所以，我再次想請問對方辯友，你們說的內因沒有的話，那惡果為什么會從善花里產生出呢？ 台大四辯：我來告訴大家為什么會有，這是因為教育跟環境的影響嘛。我倒想請對方辯友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到底人世間為什么會有善行的發生，請你告訴大家。 复旦一辯：我方明明回答過了（我方三辯在陳詞之前回答了這個問題），為什么對方辯友對此听而不聞呢？到底是沒有听見，還是沒有听懂啊？（笑聲，掌聲） 台大三辯：你有本事再說一遍，為什么我們听了，從來沒有听懂過呢？我想請問對方辯友，你說荀子說性惡，但是所有的學者都知道荀子是無善無惡說。 复旦四辯：我第三次請問對方辯友，善花如何結出惡果的？第一個所謂的惡的老師是從哪里來的呢？ 台大一辯：我倒想請問對方同學了，如果人性本惡，是誰第一個教導人性本善的？這第一個到底為什么會自我覺醒？ 复旦二辯：我方三辯早就解釋過了。我想第四次請問對方同學，善花是如何結出惡果的？ 台大四辯：我再說一次，善花是如何結出惡果的。有善端，但是因為后天的環境跟教育的影響，使他做出惡行。對方辯友應該听清楚了吧。我想再問對方辯友，今天泰麗莎修女的行為。世界上盛行好的行為，為什么她會做出善行呢？ 复旦二辯：如果惡是由外部環境造成的，那外部環境中的惡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台大二辯：對方辯友，請你們不要回避問題，台灣的法師救濟安徽的大水，按你們的推論，不就是泯滅人性嗎？ 复旦三辯：但是對方同學要注意到，８月１８號《聯合早報》也告訴我們，這兩天新加坡的游客要當心，因為台灣出現了千面迷魂這种大盜。（笑聲，掌聲） 台大三辯：我們就很擔心人性本惡如果成立的話，那樣不過是順性而為，有什么需要懲罰的呢？ 复旦四辯：對方終于模糊了，我倒想請問，你們開來開去，善花如何開出惡果，第五次了啊峯𡺤笑聲，掌聲）這一番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頗為精彩。從我方來說，很好地体現了整体作戰的能力。四位辯手均集中在追問一個核心的問題：善花如何結出惡果。在二辯首先提出這個致命的問題之后，其他辯手均能心領神會，主動配合。一共進攻了五個回合。在對方給出一個外部環境的答案之后，立即加以反駁，追問環境中的惡是從何而來的。對方在第二個層次上，沒有能夠邏輯地回答我方問題，所以我方繼續追問是正确的，有力的。而對方也厲害，他們追問的邏輯是一樣的，即惡花中如何結出善果。在陳詞的時候，對方已經提出這個問題，我方三辯明确分析了我方的邏輯關系：人人皆自利，無人能自利，沖突和平衡產生制約，這就是最早的善端。這個回答符合我方的邏輯關系，我方設定的邏輯是：對本能和欲望的合理的制約就是善。產生了制約，就可以認為產生了善。而對方對我方的這個邏輯的解釋，沒有做第二層次的反駁，還是停留在第一層次上，顯得不夠有力和有理。當然，在實際的辯論過程中，整体配合包括眾多方面，如合作立論、相互論證、相互補台、時間划分、材料運用等等，林林總總，難以——道來。不過，有一點不言自明，這樣的組隊辯論，沒有良好的、或者說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整体配合，要取得胜利是難以想象的。 這里我只說純粹的辯論的整体，至于辯論的大整体，那就寬泛得多了。我常常覺得，要說整体的話，可能是整個复旦這樣的一個群体，用時興的話來說，一個“复旦部落”。從校長到党委書記，從所有的副校長到所有的副書記，從顧問老師到陪練隊員，從校長辦公室到党委辦公室，從電教中心到總務處，從團委到學生會，從圖書館到人事處，從外事辦公室到宣傳部，等等，大家均盡心盡力，來自我們的要求，沒有二話。与我們同去的張一華，作為國家教委的聯絡員，總攬了辯論隊在那里的一切“外務”和“內務”，每天也只能睡几個小時。有一次，我對他說：“你去拜訪一下新加坡電視台的人。”他說：“好。我馬上去。”他出了門。過了一會儿，我出去，看見他坐在電梯旁的沙發上，臉色不好。我說：“怎么了？去過了？”他說：“沒有。剛才突然覺得心髒不舒服，吃了藥，在這里休息一下。”我嚇了一跳，說：“那你赶快休息。”他說：“沒事，我這就去。”說完就走了。我因為忙于准備，也沒有多管。現在想起來也有些后怕，更是內疚。我那時的態度，似乎是那樣地沒有人情味。所有這一切，要說的話，真是太多。沒有這樣一個整体的力量，比賽的成功是不能想象的。我回來對揚福家校長說：“我是真的体會到了什么叫‘复旦精神’。” 我總覺得，辯論是种集体的游戲，從辯論中得到的是一個難得的精神上的快樂——就是認識到集体的价值，認識到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在集体中能夠發揮更大的能量。有一句話可以很好地表述這一境況：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 辯論，還要因地制宜，盡量獲得天時、地利、人和。由于辯論的立場是抽簽決定的，有時抽到的立場不利于天時、地利、人和。如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學抽到的是“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風”，這和新加坡政府主張的觀點恰恰相反。如果不能确定一個合情合理的策略，就會失去這些重要的環境因素。 辯論一定要有制宜之策，或者說叫“辯論生態學”。我們的辯論在新加坡進行，因而認識新加坡的風土人情和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就十分關鍵，尤其是文化氛圍，這可以決定一個隊的基本理論是否有利。新加坡是一個強調儒家思想的社會，是一個盡力抵制西方消极影響的社會，也是一個在現代化發展中面臨一些基本困境的社會，因而我們在辯論中要充分注意這些方面，尤其是對文化背景。同時，新加坡廣播局舉辦辯論賽的目的，在于弘揚華語的优美，這里潛在地要求我們對華夏的文化和文明有深入的認識，并且能在辯論中展現其壯觀与优美。這是一种期望。 我方在第三場辯論中曾經說： 复旦四辯：在歷史的坎坷之中，人類并沒有自取滅亡。尤其是在彬彬有禮、親切友善的新加坡朋友面前，我們更有理由相信，人類的明天會更好。 這其中我們要感謝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建立起他們优良的社會教化体系。 這是基于新加坡辯論環境的認識的說法，也是一种客觀的分析。要說這樣的話，當然是要對新加坡本身有歷史的反觀。 第三場辯論結束后，大家正在等評判團的決定。中央電視台的几位朋友關切地走到我面前，說：“今天我們隊的气勢好像有點落下來了，不像前兩場那樣有气勢。怎么樣啊？”在評判團沒有給出評決之前，我也不能說什么。我說：“大概沒有太大的問題，我們是研究過的，針對著新加坡的气氛和評委的特點來設計的，應該說理論和觀點上是有优勢的。”實際上這里是一個對當地社會文化分析的結果。在前一天，杜維明教授就來到前一場复賽現場体驗。俞總和我就和他談起來，討論一點學術上的問題。他是我校歷史系朱維錚教授的老朋友，大家可以“敘舊”。他最后說：辯論既要講究技巧，也要講究理論，兩者要兼顧。我們是在這個結构下來設計第三場的辯論的，主要也是因為面對著一個強大的評判團，一個素養很高的評判團。 在新加坡，對華人傳統的倡導，近年來才被推上首位。過去并非如此，据新加坡大學的一位學者介紹，新加坡從全面自治開始到獨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政府的主要工作是３C，即“反殖、反共、反种族糾紛”。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不少人對“中華文化”持有戒心。另外，由于長期殖民統治的遺風和現代化的驅動，新加坡是傾向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一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必然會伴隨著對西方文明的認知和判定過程。現代化過程，可以說表現為西方工業文明的介入過程。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知道，西方文明不僅僅是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只是西方文明內在精神導致的產物。很難說只接受工業文明，不要其源頭活水。況且，西方文明的傳入必然是一個完整的運動，各類因素均會一齊進入，精華和糟粕是交合一体的，問題是怎樣扼制糟粕，而非怎樣回避糟粕。 從更為哲學化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華夏文化不同。西方現代文明是以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為基石的。在這种核心精神的推動下，社會物質文明蓬勃發展的同時，家庭制度改觀了，緊密的親屬關系松散了；社會制度改觀了，有机的調解体制解体了；情感的倫理關系風化了，嚴格的道德觀念消散了；目標价值改觀了，外部奮斗的信念淡薄了。這里沒有价值判斷，只体現了一個社會運動的過程以及必然產生的結果。華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集体主義和理念主義的，當然這是大而論之的看法。這种文化傳統与西方現代化絕然不同。在西方文化傳入之后，這兩种基本精神必然會較量、沖突、融合、取代。在傳統精神主導下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會解体，新的模式悄然而生。面對這种現實的運動過程，人們必然要有所思考，有所判斷，有所選擇。這是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新加坡在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強烈地感到了這种沖突帶來的种种后果。因此，須得做出新的選擇。 現代化后的新加坡社會，產生了西方社會的种种“社會病”。這些与華人社會的傳統大相徑庭。時值今日，新加坡依然在大力反對現代化帝來的“副產品”。如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個人主義的上升，這些因素消解了凝固華人社會的因素。如家庭觀念的淡漠，青年走出大家庭，獨自生活，不愿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個人主義的膨脹，使以集体主義為基礎的華人社會松散。傳統的社會体制慢慢失去力量。這個過程，有時也被視為必要的過程。有的學者認為，沒有這個過程，傳統社會便不能被改革，現代化便不能實現。而現代化后華人社會面臨的問題是，舊的社會協調体制式微之后，有什么東西可取而代之？否則社會便要陷入紊亂。 我們在新加坡的時候，報紙上時有關于強奸案的報道，這被歸因于縱欲主義的結果。青年頹廢現象也有存在，如“彩裝少年”，即穿著奇裝怪服，無所事事而游蕩街頭的青年人。 新加坡各報把“彩裝少年”當作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有較為廣泛的討論。再如從西方傳入的同性戀現象，新加坡也存在，稱為“人妖”。新加坡畢竟是華人社會，對這類現象是不能容忍的，絕不會發生美國同性戀者成群結隊游行的事情。但這种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存在的。其他，包括社會責任感的漫漶，工作精神的沉落、倫理觀念的下降，都是現代化后產生的一些社會問題。面對這些“社會病”，新加坡采取了措施，加以克制和防范。最根本的，他們認為“社會病”的病根在人的內心世界，在人的精神領域。西方縱欲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歪風使人精神空虛，無所寄托，結果失落了自我。要使個人充實起來，便需要一种文化主体。作為華人社會，可行的選擇依然是華夏文化的傳統。新加坡的想法是，用華夏文化的精華抵御西方縱欲主義和個人主義，使現代化物質文明与華人傳統精神文明有效地結合起來。當然，對這种選擇，世人有多种評說，有的贊成，有的反對。不論怎么說，現代化后的新加坡，作了這种選擇。這与其開國之初的選擇顯然不同。 新加坡首要的選擇便是恢复提倡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政府把儒家思想當作在現代化后社會重建道德倫理規范的价值核心。新加坡不僅在輿論上大力宣傳儒家思想，同時制定了系統的教育計划。新加坡課程發展署召集專家制訂了《儒家倫理》的課本，從小學開始進行灌輸。課本編得非常系統，包括學生課本、作業和教師用書等，頗為系列化。課本中多講內圣外王，仁智勇禮義信，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理想人格等。課本分中、英文兩個版本，可供華語學校和英語學校選擇。１９８４年開始在十五所中學試教，１９８５年課本正式出版，供全國各中學采用。新加坡之所以采用儒家思想，基于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學說。如中學四年級的《儒學倫理》課本開宗明義地說：“儒家倫理是基于真實的人性所發展出來的人生哲理。這一套人生哲理，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完美的人格和正确的人生觀，以達到修養自己、造福人群的目的。” 這种思路基于前面的分析，即西方現代文明可以帶來物質繁榮，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華。人格塑造得依靠華人社會的文化傳統。只有這樣，才能將華人社會的美德与現代西方物質文明結合起來，不致墮落。 當然，新加坡對儒家思想的解釋也是現代化了的，其宗旨是“把适合我國社會的儒家倫理价值觀念灌輸給年輕的學生”。如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釋，是領導人要像領導人，屬員要像屬員，父親要像父親，儿子要像儿子。這里已經沒有封建倫理關系的色彩。再如，在儒家對民眾的看法上，也做了選擇，多講“先富后教”，少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女子与小人難養也”等。其實新加坡婦女對這些說法頗為不滿。不過，新加坡對儒家思想并非是抱殘守缺，而是為我所用。有許多內容，是現代人對現代社會制定的現代規范。這里提出的實質問題是：現代化后的華人社會，應當制定何种新的規范？ 新加坡十分重視道德的教育，認為這是立國之道，所以在第一場我方說： 复旦一辯：說到政府，新加坡也曾蓽路藍縷。李光耀先生就告誡國人：我們一無所有，除了我們自己。他強調道德是使競爭力胜人一籌的重要因素。試想，如果沒有政府倡導美德，新加坡哪里會有今天的繁榮昌盛、國富民強呢？ 新加坡在推廣儒家思想方面是全力以赴的。由于新加坡儲存和傳播文化的基盤很小，故文化較易于變革。通過几年的努力，儒家思想教育頗見成效，像推廣華語運動一樣。新加坡除了制訂課本之外，還建立了其他計划，如開建東亞哲學研究所，專門研究東亞哲學，尤其是儒家思想。我去訪問時，所長吳德耀先生告訴我，這個所有几百万新幣的經費，實在是惊人的數目。由于經費充足，便可以邀請世界著名的學者。如《儒家理論》課本的海外顧問是余英時教授和杜維明教授等。歐美的漢學家也接踵而至，如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VOGEL），他曾寫過一本書，名叫《日本名列第一》，風行世界，他也在新加坡大談儒學。新加坡還召開國際性的儒學研討會，擴大影響。李光耀總理也經常講，儒家思想适應華人社會。除了大力宣傳儒家思想之外，新加坡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來維護華人社會的文化傳統。推廣華語運動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政府鼓勵的“三代同堂”。以前政府造的“組屋”均以小家庭生活為標准。現在為了維系家庭關系，政府建造了新型“組屋”，一套房間里有几個小套，子女既可有自己的天地，又与父母住在一起。 為了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我們訓練時也做了必要的准備，如我們請台灣朋友劉文釧先生來談台灣最近的發展以及文化問題。他談到的“新人類”和“新新人類”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使我們一下子對台灣的文化有了某种感覺。他剛從台灣來，對台灣有非常新鮮的感覺，再加上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對台灣人的心態、文化氛圍、青年人的追求、政治格局、經濟發展均有學理性分析，使我們覺得台灣并不遙遠。因為可能要与台灣大學隊決賽，這些感性和理性的知識是非常有价值的。 根据這些認識，我們在整個辯論中确定了大致的辯論思路：注重從傳統的文化中尋找論据和理論，注意展現華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人性本惡，本來是一個在天時、地利、人和上不太有利的立場，台大隊在抽到正方之后，興高采烈，激動之情溢于言表。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認為人性本善的，包括評委杜維明先生在內。我方于是在維護立場的同時，強調了教化，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謂修齊治平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才會有整個的理論，才會有上面引的四辯的那一番話。在辯論第一個題目的時候，我們也注意了這個問題。這里只是就新加坡的一個方面談談因地制宜的策略。如果辯論在其他的環境中發生，那就需要有不同內容的制宜之策。套用第一場辯論的套路：制宜是取胜的必要條件。 那天晚上，我們喝著黑啤酒，討論著辯論中的得失。我們自己覺得并不是十分的完美，辯論中還是留下了許多遺憾。然而，有一點我們是明确的，這就是辯論的胜利實際上是知識的胜利。用同學們的話來說，是讀書的胜利。杜維明教授的總結評語值得回味，他說：反方“妙語如珠”，“旁征博引，荀子、猶太教、黑格爾，甚至《天龍八部》，使正方好像陷入了防御的態勢。”“很恰當地引用了達爾文、弗洛伊德等方面的觀點。在資料運用方面，大家都能引經据典。”“一般說來，反方頗能顯示一种流動的整体意識，整個隊伍用一种整体配合的作戰方略，加強了一种整体的攻擊力，保證了對重點攻擊目標的一种优勢，也增強了整個辯論隊伍的气勢，顯得中心課題比較明确，活而不亂，而且錯落有致。”當然正方也有所長，杜教授也給予了适當的評价。大家均一致認為，杜維明教授的這一番話，如潺潺流水，如綿綿白云，自如且精到，充分体現了華文的优美。新加坡廣播局的一位資深職員對我說：“今天晚上最精彩的話，是杜維明教授的話。”這也不為過，因為他的話里面綻露著丰富的知識底蘊。 除了緊張的辯論之外，我們也走馬觀花地考察了新加坡社會的政治社會格局及風土人情，也有所得。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樣本”：現代化后的華人社會。通過這個“樣本”，人們可以更好地觀察現代化運行机制對華人社會基本結构的沖擊，同時引伸出正在現代化中的華人社會的未來選擇。現代化与華人社會，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后，世界上以華人為主体人口的地區和國家面臨的問題。現代化過程，從大范疇看，形式上表現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廣延和傳播，表現為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為肇始的民主主義思想和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的廣延和傳播。這個過程，必然是西方文明与本地文明交鋒或交匯的過程。如果本地文明較為落后，較不發達，那它很可能傾刻之間就在西方文明的強力沖擊下分化瓦解，不能自持；如果本地文明較為發達，較為悠久，那這個較量就會艱難地持續下去。新穎与陳舊，現代与傳統，將构成人們選擇的不同价值標准。華夏文化屬后一類，自然它在現代化過程中將何去何從，是人們須得加以思量的事情。撇開了文化的層面，現代化是難以實現的，新加坡二十多年來的發展，尤其是新近在文化范圍內的反思和行動，給華人社會提供了細細思量的契机。 新加坡是一個小型或者說微型國家，其土地面積一共只有６２１．７平方公里，包括附近５７個小島及填海工程所造成的陸地面積，人口是２６０万。從這兩個數字來看，可以說，新加坡儲存和傳播文化的基盤很小。在一個社會中儲存和傳播文化的基盤包括許多因素，但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土地雖然不會有意識地活動，不會言語，但它載運文化。《黃土地》所体現的精神便是土地与文化之間的關系：國土廣袤，文化強盛，文化持久，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傳播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要体現于人，人記憶文化，學習文化，傳播文化，實踐文化。因此，人口數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文化結构：人口龐大，則文化持久，堅固，不易變革；人口微小，則文化短暫，脆弱，易于變革。 有一种歷史現象是值得深思的，二次大戰后，迅速崛起的社會都是人口相對較少的社會，如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正在奮起直追的其他“小虎”，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也都是人口較少的國家。而人口上的泱泱大國，盡管有大型的現代化計划，其結果卻差強人意，如印度。新加坡是個小國，這一條件是否构成其現代化成功的條件？值得思考。從文化上來說，由于這种原因，保持其原有文化的努力就得加倍。新加坡人口中主要有華族、馬來族和印度族三种，其中絕大多數人口是華族。因而，從總体上說，還是可以稱之為“華人社會”。其文化主体是華夏文化，盡管在現代化過程中受到西方現代文明浪潮的層層沖刷，其文化選擇還是華夏文化，政府在保持和光大華夏文化方面花了很大气力。 從上述兩個方面可見，新加坡改變一种文化因素較為容易，但要維護一种文化因素就較為困難了。在人口眾多的國家則相反，難的是改變其中的一种文化因素，反過來說，一般毋庸做什么人為的努力，文化就會長久傳承。 說到新加坡廣播局舉辦華語辯論的初衷，倒也反映出一种歷史和文化上的反思。新加坡廣播局舉辦辯論會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推廣華語，推廣華語文化。有一位先生在賽前的新聞招待會上說：我們要證明，華語不僅可以談人生，談社會，談歷史，談文學，而且也可以談現代的高科技，現代的物理學，現代的生物學，等等。我想這也反映了一种東西文化上的情結。在中國，我想這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沒有人認真思考過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實際上是有問題：因為這個說法的前提就是認為科學技術是從西方傳入東方的，而基本的科學的概念在東方的語言中是沒有的，基本上移譯西方的概念。我想語言的翻譯是沒有問題的，主要在于一個社會的共識和對概念內容的理解。不過，這個問題帶出的社會問題是：東方社會如何走向現代化？值得深思。日本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后現代化社會，它的語言就有許多特色，主要是外來語充斥，大多數直接用音譯。而有些地區的發展，如香港和台灣，比較多地在漢語里直接夾用英文單詞，如同一种“語言三明治”。中國大陸的傳統是意譯，有一個消化的過程，不過這几年，商場上流行音譯，主要是為了增加一點“洋气”，有時反而讓人覺得土气。我想語言中出現的這些差別，實際上反映了一個社會在變化中的態勢，尤其是人們的心態。這不僅是語言受到了現代化的挑戰，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受到了挑戰。是不是如此呢？ 華人社會現代化后會發生什么問題？這是許多華人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均在思考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還是華人社會的文化傳統与現代西方文化的沖突問題。１９８６年我在香港大學參加一次學術討論會，香港大學的一位華裔教授曾對我感歎說，香港社會令人有一种嚴重的孤獨感，這种孤獨基本上來自文化傳統的散失，香港人在英國當局治理下基本上接受西方教育的熏陶，中國文化傳統沒有得到發揚光大。然而，華人社會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一种生造的文化氛圍中感到冷漠、孤寂和無依無靠。自然，這里說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新加坡的情況与此既相似又不相似。新加坡也有長期的殖民統治歷史。新加坡于１８１９年開埠、歸荷蘭統治。１８２４年割讓給英國，到１９５９年新加坡全面自治。除二次大戰期間的１９４２年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９月被日軍占領外，由英國統治了一百多年。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自１９５９年起全面自治，后于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脫离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了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此后由華人為主的政府進行治理。前一階段与香港有相同之處，后一階段与香港有不同之處。如果說香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進了西方文明的漸升，新加坡的境況又是如何呢？ 來到新加坡，就會發現新加坡對華夏文化傳統十分重視。在有些方面，恐怕超過了所有的華人社會。如新加坡對儒家思想的提倡和推崇便是一例。新加坡人保持了華人的优秀素質：勤勞、純朴、好客。我們接触到的所有新加坡華人，都給我們留下了熱情友好，謙虛純朴，彬彬有禮的印象。新加坡華族本為華人，所以与其他地方的華人并無二致，黑頭發，黃皮膚，黑眸子。絕大部分華人都能講十分流利且標准的華語，其水准遠遠高于香港的廣東普通話，也高于上海的普通話。會講普通話，在新加坡衣食住行都沒有障礙。而且新加坡通行簡化漢字，中國去的人沒有障礙。而台灣倒用繁体字，大陸的年輕一代多有不适；反過來也一樣，台灣不少人不識簡化漢字。 体現華夏文化精華的是倫理道德。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新加坡极力推行儒家倫理。華人社會人際關系的核心為家庭倫理。新加坡的華人家庭帶有較濃烈的傳統色彩。年輕人很多還住在父母家里，晚上外出一般出于禮貌也會向父母說一下。父母也喜歡這樣的合居生活。我曾到一位相當有地位的華人家里作客，吃飯時他家里人在座。儿子已經大學畢業，但其父母對其問寒問暖，不停地夾菜送湯。這种情形恐怕是華人社會典型的行為模式。在歐美國家已難以想象。歐美國家的青年一旦長成，便离家獨居，自己生活，不再依靠父母。父母也覺得這樣做天經地義。雖然近年來有“返古”之風，即子女愿意留在父母身邊，主要是獨自生活費用昂貴，青年人不堪負擔，但离家獨居還是主流。新加坡現代化后，亦有不少青年人自己去找“組屋”（一种政府建造的低价出售的房屋）。但總体上說，華人社會的家庭觀念依然存在，并在很多方面主導著新加坡社會的生活。如此等等。總之，新加坡的華人保持了較多的華人社會的傳統。 新加坡提出的問題，或者說在辯論之外提出的問題，是一個中國要發展的問題，這是眾多的中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不解情結。從辯論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多少人對祖國的熱烈希望。中國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中國在我們的思維中，中國在我們的血液里，中國在我們的一切里。辯論，使我們每一個人更深地体驗到這一點。在出發前一天，我們應上海銀河賓館的盛情邀請，前往那里住一晚上，以便第二天早上更順利地抵達机場。那天，銀河賓館所屬的華亭集團總裁吳怀祥、副總裁沈懋興，銀河賓館總經理朱餒根和團委書記黃嘉宁等人一起請我們和校領導吃飯，言談之中，那濃烈的中國情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們聚在銀河賓館的一間房間里，頓時感到肩上的擔子重了許多。在決賽結束的那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前校長謝希德教授，那時我反倒很平靜，我說：“謝校長，我們贏了。”謝校長說：“謝謝你們。我本來准備等電話等到１２點鐘。”我頓時很感動。后來听說她打了電話給一些人，分享消息。那天晚上，我們乘地鐵的時候，出站時發現多出來兩個人，一直跟著我們聊。我悄悄地問：“認識他們嗎？”大家都說不認識。后來那個人說：“我是中國人，是來這里發展商業的。我在地鐵里听到中國人胜利了，我就覺得興奮，我們中國贏了！在地鐵里一看是你們，就跟著你們了。在國外，你就覺得中國是一個讓人感動的字眼。”他們一直和我們走了很久，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了。８月３０日早上，我們說好６點３０分在大廳里集合，然后去机場。６點２０分，我馬上就要出門，電話鈴響了，我赶緊拿起話筒，傳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說：“王老師，你好。我是羅洁。”羅洁是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學隊的一辯，后來去了美國讀書。自走后，也沒有聯系，這會儿突然打電話到我的房間。羅洁問：“我們胜利了沒有？”我說：“胜了。”她說：“太好了。”我問：“１９８８年的事情忘記了嗎？”她說：“怎么可能？”因為時間太緊，我就赶快下樓去了。回到上海，收到她已經寄來的几本暢銷書。抵達上海虹橋机場的時候，一出海關，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迎接我和張一華，實在令我大吃一惊。我昨天夜里在電話中告訴張靄珠老師，不要來接我們，也沒有告訴我們的航班號。我很激動，我們為复旦做了很少的一點事，但是大家給了我們太多的榮譽。這樣的故事，實在太多，不能一一道來。這樣多的人，從內心深處來說，只有一种解釋，這就是大家對中國的一种期望，而絕不是一种對個人的期望或情感。 中國的未來是什么？新加坡是一個現代化后的華人社會，它已經遇到了西方文化帶來的种种挑戰，正在尋求應戰的方法。這個過程對所有的華人社會都是有啟迪的。當然，新加坡并非十全十美，有一位美國教授對我說，他不喜歡新加坡的生活格調。這里面包含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差异。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价值判斷，而是這個“樣本”提出的問題。目前，許多地方的華人社會均在走向現代化，尤其是有十一億人口的中國。１９８８年，美國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寫了一本書，名叫《大國的興衰——１５０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經濟變遷与軍事沖突》，暢銷不衰。他提出一個論斷，宣稱美蘇衰落不可逆轉，世界進入多极時代，美國、蘇聯、西歐、日本和中國將稱雄于世，中國尚有差距，但發展最快、潛力最大、前景可觀。這一天會到來嗎？如果到來了，中國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呢？這場挑戰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新加坡的歷程告訴我們，從現在起，我們就應當積极研究現代化后的華人社會，特別是現代化后的中國社會。 我方在第三場時曾通過四辯表達了我們的思慮： 复旦四辯：光陰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質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同時，而人類的精神家園可謂是花果飄零。在這個時候，我們要警惕，人性本惡這個基本命題。可喜的是，在東方的大地上，我們說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已經從一陽來复開始走向了新的春天。我們也相信，通過傳統文化的精華，必將使人類從無節制的欲望中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導，從他律走向自律，從執法走向立法。人類才可能挽狂瀾于即倒，扶大廈于將傾。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注定要用它來尋找光明。（第三場陳詞） 辯論可能只是人的一种游戲，或者說是一种智力游戲，我們不必把它看得過重。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要面臨許許多多的難題和矛盾，我們真正艱巨的任務是在大千世界中來征服難題，克服矛盾。這要比在辯論場上來談論這些問題要難得多。當然，辯論使我們能對一些問題有更深入的看法，使我們認識到不少問題的社會含義，以及它們的社會文化性關聯。認知從來就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我們的隊員，我可以說，我是愛他們的。辯論結束了，我無情地說出了一個事實：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家都不愿意听，因為這一場辯論使我們產生了難以割舍的感情。我是輕易不動感情的，在這個時候，我也沒有。但是，我知道，我內心深處有著無比壯闊的感情的波瀾。回憶著我們一起的日日夜夜，我想到了張靄珠老師對整個辯論隊的慈母般關怀，吾金教授每天風里來雨里去的身影，尚立和他所帶領的那一支兢兢業業的陪練隊伍，一華老師在新加坡每天明顯消瘦的臉龐，姜丰在醫院里時那焦急的眼神，季翔在訓練中精益求精的自我磨煉，嚴嘉始終昂揚高漲的斗志，昌建那始終虛弱的身体以及他對自己多病的母親的無限思念，張謙最后返回長沙時与我們告別時的流連的深情，小蘭被累得心力疲乏仍然堅持的毅力……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鮮明性格的人，有自己特點的人，比起其他的人來說可能他們的特點還要多一些，這一切的一切在我的腦海中是難以磨滅的。我的眼前，依然閃現出那一幕幕難忘的情景。但是，社會往往是無情的，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社會總是讓陌生的人相識，讓相識的人熟悉，讓熟悉的人知己，讓知己的人分离。也許，這才是人在社會上生活的本質規律。 通過辯論，辯論隊員肯定是有所得的。我希望這些所得有利于年輕一代更透徹地思考中國的未來發展。我們也一樣。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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