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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8年6月份去蘇聯之前，把奧羅和孩子們送往英國，為他們在費爾番找到一間屋子，這是位于英國海濱的一個地方。夏天他們就住在那里。關于在蘇聯逗留的那三個月，我已經敘述過了。 在莫斯科這段時間將近結束的時候，即1938年的8月份，中央向我提出兩條建議：我要么去芬蘭，要么去瑞士。芬蘭對我有吸引力，因為我對它比對瑞士更感興趣，在瑞士接通關系更容易，父親在國際聯盟有一幫子朋友，去那里也沒有語言困難。我讓中央拿主意，他們決定派我去瑞士。 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在一個偶然的机會我知道了自己的軍銜。在中國時我是上尉，現在我是少校。我知道，、數年以后我還會第二次獲得更高的軍銜，我估計是上校，但就我的記憶，并未公開通知我。對此我持無所謂的態度。我不穿軍裝，也不能按規定行軍禮，更不要說正步行走了。當然，我用步槍和手槍射擊成績是不錯的。盡管我對軍銜、軍規不感興趣，但做一個紅軍士兵，我還是很驕傲的。 离開莫斯科之前，哈奇把一個未來的同事帶到我這里來，這是一個德國同志和西班牙戰士，他剛剛結束軍事情報員訓練。 我們在瑞士的工作是針對納粹德國的。一旦我在那里站穩腳跟，赫爾曼隨后便來瑞士，然后我們要設法与設在弗里德里希港的道尼爾飛机工厂建立聯系。除赫爾曼之外，我還要獨立地建立一個小組，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要么我可以把他們派往德國去，要么在德國找到這樣的同志。我把在瑞士的事務處理好之前，羅爾夫一直要住在我們這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我們不可能以這种方式長期在一起。他愿意回中國去，中央滿足了他的愿望。 我建議首先從莫斯科去英國，并在那里為我在瑞士的工作做好准備。我要設法同英國的西班牙戰士建立起聯系，以便把他們派往德國去。盡管希特勒無休止地謾罵那些“不講信義的英國人”，但個別英國人在戰爭爆發之前，在納粹德國仍然受到某种尊敬。這個或者那個富裕的英國人在世界上到處旅行，在相當長時間內定居在他所喜歡的地方，并非异常的事情。如果他有這种想法，并為此而選中了德國，這并不違背人們想象中那個古怪的英國人形象。中央贊成我的計划，并再一次囑咐我，不要与英國党建立聯系。這一點我當然知道。這一點我一直恪守不誤。 我從莫斯科繞道去倫敦。回憶我在歐洲那些年的各种旅行路線和護照，對于我來說是困難的。我記得我曾經兩次經過德國，一次用的是假護照，在紐倫堡換飛机，在柏林和科隆換過火車。我也多次在巴黎停留過，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去了芬蘭，在赫爾辛基我得到一個瑞典護照。 在倫敦我又見到了米沙和雅尼娜，他們被奧羅照料得十分出色。我的孩子跟著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未過過像樣的安定生活。米沙以其七歲的年齡，便居住過上海、北京、奉天、華沙、但澤、扎科帕內、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國，在這段時間里陸陸續續學會了德國話、英國話、中國話和波蘭話。現在他在瑞士又要開始學習法國話。對于他們的成長來說，最好是有一個固定的家園，讓他們在那裹扎下根來。為此，只要工作允許，我總是盡力為孩子們提供一种健康的、美好的生活。他們曾經長時間生活在波蘭的塔特拉高山上，現在又在英國海濱住了三個月，我打算在瑞士也為他們創造一种良好的家庭生活。 在倫敦我做過几次徒然的嘗試之后，与一位我在德國就認識并在西班牙作過戰的同志建立了聯系，他出生于奧地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我只把最必要的情況告訴給他：我的政治工作是針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我需要一位或者兩位同志，他們在西班牙斗爭中證明自己是勇敢的、可靠的，并且愿意去德國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我根本未提到蘇聯。 這位同志認識國際縱隊不列顛旅當中居領導地位的共產党人。他与他們進行了研究，然后向我推荐艾倫·福特。我向他要了一份生平簡歷，把它寄給中央，并獲得允許，可以吸收艾倫·福特做合作者。我們約定，我尚在倫敦時与他見面，但是他生病了。我去瑞士之前給他留下一個接頭地點。 我們于9月份到達后不久，西方勢力便与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希特勒擴張領土的愿望變成行動。 我給家里的信這樣寫道：“我們這里的气氛自然完全像你們那里一樣，零度以下。” 首先我們在洛桑住在一家膳宿公寓里，10月上旬我們找到一棟房子，与扎科帕內那棟頗為相似。它位于瑞士法語區的山里1300米高的地方，距庫克斯村不遠。在山下平地上我們可以看見蒙特呂斯和日內瓦湖和像藍色飄帶一般的羅內河，我們的對面是3000米高的法國阿爾卑斯山，我的后邊是納耶的羅歇爾山峰。這個新家是一棟改成新式樣的農家住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崗上，它叫鼴鼠崗。房子的后半截是一個牛圈，里面喂養著十几頭奶牛，牛圖上面是草棚。奶牛在房后鮮嫩的草場上吃草。它們是一個叫弗朗斯瓦的農民的，他住在距我步行只有10分鐘遠的地方。很快我們便熟悉了每一頭牛，孩子們給每一頭牛都取了名字。夜間牛鈴的叮當聲或者不睡覺的奶牛的哞哞叫聲傳進我們的夢里。 房子的正面是由三間臥室构成的。春天的時候，從遠方到來許多客人，欣賞房后那片著名的水仙花原野。花的香味十分濃郁，我們夜里必須關上窗戶。冬天時初學滑雪的人們從庫克斯的旅館里來到我們這個平緩的小丘上練習，有誰口渴，便在我們家得到一杯飲料，有誰累了，就在我們小房子前邊的板凳上休息。在別的季節里這上邊是相當寂寞的。如果誰有一輛汽車，必須停在距我們房半里遠的地方。只有細細的几乎看不出來的長滿草的小徑通向“鼴鼠崗”。 鄰近有一家幼儿園，里面也開學校的課程，我在那里給米沙報了名。在波蘭的兩年，一直由我自己給他上課，現在我驕傲地發現，他的知識遠遠超過同齡的孩子。法語這种新的語言他學得很快。冬天他穿著雪橇穿過草地去上學；出發之前我把一個手電筒拴在他的短大衣上，以便他天黑時能找到路。 在“鼴鼠崗”我裝備我的發報机，現在它能覆蓋2000米的距离。屋內有一個砌人牆壁里的衣櫥，最下層有一個用木板封起來的空格，羅爾夫和我把最下面放鞋的木板拆下來，把發報机裝在空格里。工作時我不需要把它抽出來。我們把兩個為香蕉插頭准備的洞，用木塞子封起來，看起來像兩個節孔。 相對說來，工作進展是順利的，与莫斯科的聯系也是好的。在技術方面，或許我還應該多學几手。 在第二層的走廊里有一扇門直接通往草棚。農民是從外面取草的，他永遠不會抵達我們的門，我只有惟一的一把開這扇門的鑰匙。我把器材藏在這里的草里。 給父母親的信： 住在狹小的膳宿公寓時，我們還要求孩子們養成听話的習慣，現在他們可以享受自由，無拘無束地在草地上嬉鬧。我們這里的風景，不是那种只能在度假時從飯店里看到的風景，而是經過長時間攀登以后，從一個非常美麗的觀景點看到的風景。對于日常的刷鍋洗碗和涮墩布來說，這种風景簡直是不現實的。爸爸，謝謝你給B寫的信。大包裹到來之前，我得推遲拜訪，因為我那頂用白色的棉紙裹著的時髦帽子在包裹里。 B指的是英國人布力洛奇先生，他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動組織”中有一個相當高的職位，對于我來說，他是一個有用的關系。我也結識了他的妻子。她來“鼴鼠崗”拜訪過我，每當我在日內瓦有事情做的時候，都去看望她。我尤其喜歡与她父親羅伯特·戴爾聊天，他是一個左翼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雖然年事已高，卻依舊活潑、明智、正直。她為“曼徹斯特貧民救濟會”寫稿。 假如我父親“給B寫的信”這几行字已經不存在的話，我的報告里也不會提到這一家人。他們的存在被我忘得干干淨淨，我在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怎么也想不起這家姓B的是些什么人，在后來的一封信里，我才知道了全名。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關于在任何信中都未曾提到過的其余人也是如此。 同樣，我也認識了瑪莉，她是國際聯盟圖書館主任。她喜歡說話，認識許多人，有些事情我就是從她那里知道的。她結交許多不同國家的新聞記者，他們同樣也是些健談的人。通過瑪莉我又認識了卡嘉，這是一個左傾的女記者。我跟她成了好朋友。我們這兩個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經常討論她所獲得的消息。自然，她并不知道我的真實工作。多次去日內瓦時，我都在她那里過夜，而不需要到任何一個旅館里去登記。瑪莉和她那個圈子的特點是，每當她得知我偶然在卡嘉那里過夜時，總是散布說：“真是這么心地善良嗎？卡嘉可是只有一個雙人床的房間啊。”這种竊竊私語很少能妨礙我在日內瓦的逗留，這無非是一种怀疑，而這种怀疑卻是接近實際的。說句公道話，瑪莉對于我們是有幫助的。必要的時候，她在瑞士給我弄一份洪都拉斯護照，后來又給倫弄了一份玻利維亞護照，當然是花了許多錢，這些錢被當時的領事館得到了。瑪莉參与一個受美國影響并有复國主義傾向的猶太流亡者組織的工作，所以她有這樣的机會。 1938年秋末，我在日內瓦遇見了艾倫·福特，別名吉姆。他當時尚不知道我們的工作与德國有關系，我只是問他是否愿意參加國際工作，這件工作像他在西班牙的斗爭一樣危險。 我与吉姆在日內瓦見過兩三次面，談了好几個鐘頭。這种集中精力的談話是重要的。我注意觀察一切，每一句話，聲調、手的動作、面部表情，談完話之后，還要長時間地回想這些。 他理解得不費力气，還提一些冷靜的問題。他顯得伶俐而精明；這對于我們的工作是有益的；在新的不習慣的形勢下，他會迅速做出反應。在西班牙時他一定證明自己是個勇敢的好戰士。否則人們不會建議他來做這項新的工作。 盡管我今天知道吉姆這個叛徒出版了一部可恥的《間諜手冊》，我還是要設法描述出我當時所了解的他的形象。在我們整個合作期間，直至微小的細節，吉姆都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一次會面時我就感覺到，他很愿意讓自己活得滋潤，講究好吃好喝。第一次談話時，我就發現他有點玩世不恭，但由于這是針對我們的敵人的，我覺得不值得指責。吉姆當時大約30出頭，他長得高大，有些過分肥胖，有一頭發紅的淡黃色頭發，淡色的睫毛、淡色的皮膚，藍藍的眼睛。模樣看起來還不錯，并且懂禮貌。英國人從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來自小城鎮的市民”，不過這在德國不會有什么作用。吉姆應該去慕尼黑住下來，多看多听，設法認識納粹党徒，如果可能的話，要与梅塞施密特飛机工厂建立聯系。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否建立了通信聯系。他既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地址。 在那以后不久，又有第二個英國同志來到瑞士，他是我以同樣方式爭取來的。自然，吉姆和倫在西班牙時就認識。我第一次遇見倫是在1939年的衛月份或者2月份，在維維伊一家平价商店門前。他當時是25歲，有一頭濃密的棕色頭發，眼眉連在一起，一雙灰綠色明亮的眼睛。他顯得瘦削，但身材健壯，肌肉發達。既靦腆又好斗，給人一种朝气勃勃，不成熟的印象。与吉姆相反，他在物質方面要求不高，感覺非常敏銳。 當他听說要他去德國從事危險工作時，便開始喜形于色。我向他解釋說，德國的同志們多么困難，英國人做這件工作有什么优越性。他把這項新的工作視為他在西班牙土地上所進行的斗爭的繼續，是他的生活的最高峰。他只是擔心一點：他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這項光榮任務？我相信他會盡最大的努力。他聰明、博學，是個好的觀察家，在組織工作方面有些笨拙，在拋頭露面方面不像吉姆那樣自信。他給同事們的印象，是個令人喜歡的、謙遜的年輕小伙子。 倫應該去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定居，設法与法本公司取得聯系。當時我把他對待一項危險工作的熱情歸結為他的年輕气盛，忽視了這背后的政治信仰。后來我認識清楚了，這种熱情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退的。 1959年，英國和美國的西班牙戰士第一次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通過他們我才了解到倫那种极為大膽的無所畏懼的精神。恰恰是這种特性促使一位在西班牙的美國心理學家請求倫作一次“職業性談話”；他之所以對這件事情怀有這么大的興趣，是因為他迄今為止從未見過什么人沒有肉体的恐懼。這种無所畏懼的精神導致倫對日常生活的不滿足。如果認為他天生是個冒險家，那是一种誤會。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花了20年的時間，以勇于犧牲和忠于職守的精神，一直伏案從事一項重要工作。 倫早在西班牙的時候，就成了西班牙共產党員，回國以后立即又成了他自己的党的成員。現在讓他毀掉自己的党證，不作任何聲明便离開党，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去了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在那里成了一個樞密顧問的寡婦的“付房租的寄宿客人”。她儿子有在法蘭克福經營布呂特納鋼琴許可證，与年輕的妻子住在母親家里。 倫為自己編了下面的經歷：他父親在戰爭中犧牲了。他的叔叔，即他的監護人，是一個富裕的人，對德國人評价高，希望他的侄子去游覽這個國家，學習它的語言。 這一家人接納了這個年輕的英國人，帶他去劇院，參觀展覽會并設法幫助他學習德文。 我們小組的最后一個人，是1939年4月底到達的，他叫弗蘭茨·奧伯曼，別名赫爾曼。接頭地點是伯爾尼的國際郵政紀念碑。我早些時候曾經在那里等待過他，但是在學校的一次化學實驗中發生了爆炸，赫爾曼在爆炸時從關閉的窗戶逃了出去，玻璃划傷了他的下巴。他總算幸運，爆炸是在平地上發生的。 一個帶有火紅疤痕的地下工作者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必須等待疤痕愈合。赫爾曼是同五個德國人一起接受訓練的。所有的人都被派到外國去工作，但是根据赫爾曼的描述，只有他一個達到了目的。在戰前几個月那种緊張气氛中，工作任務對于我們這些地下工作者來說是艱難的。赫爾曼到達的時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被希特勒占領了。 赫爾曼在瑞士西部的弗里堡住下來，最初的几個月他應該從容不迫地尋找一個合适的住處，然后把他的發報机組裝起來。赫爾曼的遭遇和其他德國共產党人一樣。自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加入了組織，積极從事活動，他被納粹逮捕過，后來又去西班牙參加過斗爭。我与他在一起感到非常放心，只是對他那芬蘭護照不大放心，因為赫爾曼根本不會說芬蘭話。 我們那棟田園式的小房子，“年輕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老保姆曾經帶大了他們的母親”，這一切都使我們顯得有一個受人尊敬的典型中產階級背景。 我們到達三個月以后，即圣誕節時，我把兩個与英國人結婚的妹妹和她們的丈夫請了來。我父親也來到庫克斯。他們的來訪，除了我很高興他們大家來我家之外，對我的公開身份同樣也有好處。 我從瑞士當局那里得到許可，允許我居留到1939年9月30日。1939年初羅爾夫准備起程。他到法國去打听過并在馬塞找到一所報務員學校，他要在去中國之前到這所學校去學習。他將過流亡者生活并學習第二种職業。這并不奇怪，因為流亡者必須以各种方式艱難度日。他想學習得夠用了以后再离開。 在庫克斯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非常孤獨，這里既沒有文化生活，与人們又沒有多少接触。我從來沒有讀過這么多的書，我想盡辦法改善自己的語言知識。不久我便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英語我掌握得很好，我可以用俄語、波蘭語与人對話。今天，除了英語，大部分都忘記了。 羅爾夫起程之前，我們結識了一對德國夫婦。我不記得什么時候再有過這樣好的出身自中產階級的朋友，像米莉雅和維爾納那樣。他們作為流亡者生活在瑞士，等待著去南美的簽證。他們都是我這樣年齡的人，有兩個孩子。維爾納是個好脾气的，有點軟弱的人，他的妻子嫵媚可愛，思想活躍，從許多方面來看，她都能開闊商人的眼界。我們之間很快變得誰都离不開誰。 我父親在兩次或者三次來瑞士做客時，也喜歡上了米莉雅。我在寫往倫敦的信里說： 米莉雅對爸爸的來信非常高興。雖然我非常高興做你的女儿，但我還是要說，你給你女儿的女朋友的信，寫得有趣得多。 維爾納和米莉雅住在蒙特呂斯。我們經常見面，常常是整天呆在一起。自然，他們一點不知道我的情報員活動。我像他一樣，靠著我那點“越來越少的財產”過日子。當然，在我們的多次談話中我也讓他們知道，我是非常左傾的。米莉雅在政治方面比她丈夫激進得多。 我不記得是通過什么途徑，也許是通過我的家人，也認識了伊蕾內·弗貝斯一莫塞。她已經70多歲，由于身板挺拔，有一雙藍色的眼睛和滿頭白發而顯得尊貴高雅。她是歌德的同時代人和崇拜者貝蒂娜·封·阿爾尼姆１的親屬。她的堂兄弟和親近的朋友是1931年去世的國民經濟學家路約·布倫塔諾。她居住在瑞士舍布雷茲一棟裝演美觀的房子里。 １19世紀德國女作家．著有《一個孩子与歌德的通信》。浪漫派作家克萊門所·布倫塔諾之妹。 有教養，從不在乎各种流言蜚語，興趣廣泛，政治上信仰進步自由主義，像貝蒂娜·封·阿爾尼姆一樣。在伊蕾內·弗貝斯一莫塞看來，我這個31歲的人還很年輕。也許是她与年輕人很少來往，所以她由衷地喜歡我，還有后來的倫，對我們的來訪又高興，又激動，待我們如她的孫子輩孩子。有一次我說自己是她的孫女，她流著眼淚說：“你們兩個人真像我的孫子一樣。” 我之所以要提到我与米莉雅一家和与伊蕾內·弗貝斯一莫塞的親密關系，因為他們是我在瑞士生活的一部分，當然還有另外一層原因。誠然，我曾經想到要与中產階級的熟人保持往來，但与這些人的往來卻不是出于這种考慮。我們是互相尊重的，后來當我需要時，他們都幫助過我。同樣，我与農民弗朗斯瓦妻子的關系也是如此。她的勞動是繁重的，与丈夫的婚姻并不幸福，他比她年長得多。我們互相尊敬，當我需要的時候，她也支持過我。 不管怎么說，這些人都是痛恨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否則他們不可能成為我的朋友。 早在1939年2月我再一次見到了吉姆，3月或者4月又見到倫。那以后我又在6月一起見過他們。倆人知道，除了他們主要從事的气氛報道的消息（在英國人看來，某位德國人在表達他們的意見方面要坦率得多），進行破坏活動的可能性也是有趣的。有一次倫的房東一家去飛机場去參觀在一個大廳里展出的齊佩林飛船１，据說它飛越過大西洋。參觀的人像流水一般穿過長長的被隔成許多小間的船艙。倫把整個展覽看得十分仔細，座位的靠背墊子、窗帘，飛船那被化學制劑浸泡過的帆布殼等等，在觀眾不多的時候，他又回去參觀了一遍。倫向我提議說，在這里可以很輕易地安放一包燃燒劑。我認為這個建議是對的，万一中央同意這個建議，吉姆也可以參加。倫去慕尼黑看望了他，可他對這個計划并不感興趣。他認為那里通風不夠，因為齊佩林飛船是在一個大廳里。倫和我持不同看法。吉姆不愿意在納粹德國卷入這樣一种冒險。但我們卻認為對敵人的任何干扰和損害都是重要的。 １即德國人費迪南·齊佩林伯爵（1838—1917）發明的飛船，1900年首次升空。 他們倆人向我匯報了在慕尼黑的一段經歷。今天倫回憶起來，事情是這樣的：他接近音樂廳廣場時，偶然看見了在那里結束的党衛隊游行。他們在紀念德國法西斯神鷹軍團的犧牲者。希特勒曾經把這個軍團派到西班牙去支援佛朗哥。党衛隊員們把廣場四周圍了起來，每人舉著一塊寫有犧牲者姓名的牌子。 倫和吉姆要去吃午飯。他們走到萊奧波德大街，那里的右邊有一家中檔飯館，他們走了進去。他們附近坐著一個黑頭發的漂亮的年輕姑娘，后來進來一個淡黃色頭發的高個子女人，倆人相當冷漠地互致問候，并排坐了下來，但并未交談。門開了，走進來兩個高大魁梧的党衛隊員，跟著他們后面進來的是希特勒。店主人問候希特勒，希特勒与他的隨從走進旁邊一間屋里。人們請求倫和吉姆把煙熄掉，因為“元首”是不吸煙的。一個副官出現在飯館里，俯下身去向兩個女人說了什么，然后把她們帶去旁邊屋子里見希特勒。吉姆有一個德文教師，這是一個不怎么熱心的納粹分子，告訴他說，這家飯館的主人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就支持過他，自那以后“元首”偶爾來光顧這里。兩個女人就是愛娃·布勞恩１和尤尼蒂·梅特福德。尤尼蒂·梅特福德出身自一個著名的英國貴族家庭，她是一個納粹主義信徒，与希特勒關系密切。 １愛娃·布勞恩是希特勒的姘婦。 后來，与倫經過一番仔細討論之后，我向中央匯報了接近希特勒并消滅他的可能性。在我們得到回答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使這种可能性成了泡影。倫十分失望。他和我關于個人暴力是無益的看法，是符合我們党的理論的。這一點并未阻止他和我把某些人視為有害的和殘忍的，我們打算在這些人身上沖破理論。 中央對齊佩林飛船一事是感興趣的。于是我請求倫和吉姆于1939年6月一同到瑞士來。我准備好了一切必要的化學藥品，并教給他們如何運用。我們配制了一种燃燒劑，并對它進行了試驗：一种溶液在一個固定時間內通過一條膠皮管并點燃燃料。做好的小炸藥包像一個香煙盒那么大。 倫和吉姆帶著任務返回德國，親自去制作和試驗燃燒劑。這件事他們做得很成功。 1939年初夏，當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時候，過期的德國護照在流亡者手里已經毫無用處，我手里的洪都拉斯護照，也不意味著真正有保障。中央問我有沒有弄到另外一本護照的可能性，于是產生了這樣一個計划，即在羅爾夫离開歐洲之前，我們要辦理离婚手續，我要和一個英國人締結形式上的婚姻。吉姆和倫二人都是單身漢。吉姆在年齡上与我正合适，于是我們決定，我和他結婚。這在我們生活的框架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离婚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的。吉姆表示同意。 1939年夏天，羅爾夫又到我們這里來了一次。當他返回中國的事情定下來以后，中央又來問我，他是否愿意讓恩斯特作為上級領導并一道工作。羅爾夫是個慷慨大方的人，他表示同意。 恩斯特從蘇聯來，在歐洲只停留了很短的時間。他想去探望多年未見面的母親，在最后一個月，由于時間不夠，他決定只到我這里來。現在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雅尼娜三歲了，生得很漂亮，文雅，非常熱情。自那以后，盡管我仍和他保持聯系，再未打听過她，從來未照料過她。我并不責怪他，但我卻無法理解這一點。盡管我很想見到恩斯特，可他宁愿不去探望他的母親，這令我感到心情沉重。我自己有孩子，我覺得他未能給她帶去這种巨大的快樂，是令人傷心的。 不了解當時瑞士形勢的人，几乎無法理解，為什么我离開恩斯特和羅爾夫，心情如此沉重。要想避免一場戰爭，几乎是毫無希望的。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被希特勒占領；下一個國家該輪到瑞士？戰爭將在我們這個角落里開始？今天大家都知道并非如此，瑞士在這几年的世界事變中仿佛是一個安靜的地方。實際上那气氛是可怕的。每一個怀里揣著德國護照的流亡者，都在想盡一切辦法，盡可能迅速地离開這個國家。到處都在傳說，流亡者的居留許可不再延長，猶太人將被送到德國邊界去。据我所知，這些傳說在個別情況下得到了證實，戰爭爆發以后，它對于許多人來說，成了悲劇性的現實。“引渡難民回他們的出生國”是瑞士聯邦議會的要求。一個布告里說，猶太流亡者不准參加工作，參与任何微不足道的政治活動，都將被“驅逐出境”。 英國護照是重要的。當我陪同恩斯特和羅爾夫登上從庫克斯駛往蒙特呂斯的小火車時，它的實現還是遙遙無期的事情。盡管离開他們二人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并不為這种決定而后悔，我以失望的心情想：戰爭將要開始了，而惟一能幫助我和孩子做一切事情的人們，永遠地离去了。我站在車站上，眼望著那小小的山區火車，直到它轉過彎去。 1939年8月份，我的妹妹們又一次來探望我。 8月15日，我們把一張寫有詼諧話的明信片寄往父母親的地址：倫敦西北3區，上公園路25a；不久形勢變得十分危險，我的客人們都匆匆忙忙离開了。 8月23日，也就是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那一天，我在蘇黎世遇見赫爾曼。我們討論了好几個鐘頭，能与一個有經驗的同志把心里話都說出來，對于我是有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促使我們思考許多許多。我們知道，西方勢力希望共產主義的蘇聯和納粹德國兩敗俱，他們做個幸災樂禍的第三者，應該阻止這种情況的發生。但是人們必須排除感情因素，只有用理智才能做出正确反應。 大約在同一時間，我等來了吉姆。14天之前，倫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最后告別了他的房東，自稱去倫敦長期度假，實際上他去了泰格恩湖畔１。他想再一次重返法蘭克福去放置燃燒劑。他打算把小炸藥包放進齊佩林飛船的船艙里，燃燒之前他應該遠离那里。現在他在泰格恩湖畔等待著吉姆的返回和我的最后指示。 １泰格恩湖是德國上巴伐利亞著名風景區，位于慕尼黑東南的阿爾卑斯山麓，周圍環山，有森林和草場。——譯注 我十分不安地注視著政治形勢的發展，倫也開始擔心戰爭是否會使他無法在德國住下去。他居住的那家飯店客人越來越少，倫已經是那里的惟一外國人。法蘭克福的情況也不會是另外一副樣子。他的任務是等待吉姆，執行關于齊佩林飛船的計划。這期間我問過中央，兩個英國人在這种形勢下要不要留在德國，還在吉姆的逗留期間，我得到消息，把他們二人接到瑞上來，并把他們訓練成報務員。我們立即給倫發去一封電報，恰好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到達蒙特呂斯。 8月27日瑞士軍隊實行總動員。庫克斯的最后一批客人匆匆离去，飯店都空了，商店也都關了門，只有小副食品商店為農民敞開著。我們像所有瑞士人那樣，為了應付戰爭危險，購買了兩個月的食品儲存起來。 9月正日，但澤被希特勒軍隊占領。我想起了在那里的我的那些朋友們。他們處境怎樣？他們的工作現在顯得特別重要。幸好這時我們的發報机已經准備停當。 隨著希特勒軍隊入侵波蘭，1939年9月3日宣戰。 致父母親的信： 1939年9月5日 事情終于走到了這一步，人們對它還根本無法理解。請盡快寫信告訴我，它對你們有多大影響。我們可以繼續享受這個國家的客居權利。我將繼續住在這座山上。我的許可證即將到期，但是人們會給我延長，因為我無處可去。在這里日子過得是寂寞的。火車交通受到很大限制，我只能很少有机會下山去…… 令人奇怪的是，落日仍然時刻是那么美麗和宁靜，孩子們那無拘無束的快樂心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1939年10月寄往倫敦 我現在听不到你們多少消息，信件走得很慢。這中間我將寄出一些用英文寫的明信片，它們肯定會走得較快。我無事可做，只能偶爾幫助農民割草。流亡者不許得到幫助。這里山上組織了紅十字。但是除了往枕頭上縫鑲邊之外，我無事可做。我覺得自己像是這個時代的寄生虫。所以我報名為傷員輸血。 上周我去了日內瓦。布萊洛赫一家請我在那里過夜。他們一直還是特別友好。羅伯特·戴爾也在那里。對于他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我們交談得十分熱烈。 幫助農民割草是我一天的工作。每兩周我在夜間發一次電報。每次拜訪布萊洛赫，我常常向中央發一次電報。 我是在別有用心地竊听那些与我要好，友好地接待和信賴我的人們嗎？如果這樣看就錯了。我對國際上發生的事情感興趣，准确地追蹤著各种事件，這使我有可能在較高的水平上討論這些問題，而像羅伯特·戴爾這樣信息靈通的新聞記者感到高興。其實我与他談話時也并無特殊目的。自然，由于經歷的多，也就練出了這樣一种本領，常常把討論引到對蘇聯有益的事物和意見上來。在這些談話中，比如說我所得到的關于互不侵犯條約或者關于戰爭開始的解釋，在國際聯盟工作人員圈子里遠比國際聯盟各國的報紙上的反應多得多。當時沒有可供我利用的軍事情報，但政治情報對于中央也是有意義的。我每次去日內瓦都盡量与熟人們談話，回來時雖然兩手空空，但腦袋卻不是空的。 倫和吉姆住進了蒙特呂斯“伊麗莎白”公寓。在一家店舖里我發現了一件討人喜歡的儿童玩具，經過換算只相當于七個馬克，我立即把它買下來，這是一個帶鍵盤、蜂音器、手電筒電池和密碼的莫爾斯發報器。下午米沙用它玩耍，米沙上學的時候，吉姆和倫拿它做試驗，借此進入有規律的學習。 9月底或者10月初，赫爾曼想利用我的丰富經驗幫助他組裝一台發報机。赫爾曼在我這里住了几天。當他在二層樓上擺弄發報机時，來了兩個瑞土秘密警察局的官員。我讓奧羅去警告赫爾曼，他迅速把發報机零件收拾起來，但我不能隱瞞他在我家里。他必須出示自己的證件，我做出一副尷尬的樣子，因為我是一個正在辦理离婚的年輕女人，在我家里卻被人發現有一個年輕男人。我已經不記得關于我們的收音机他們問了一些什么問題。我們希望這次來訪只是例行公事，自從戰爭以來，形勢的惡化是常見的事情。 瑞土的气氛變得非常緊張和敏感。反間諜組織在加班加點地工作。日內瓦作為國際聯盟所在地是一個國際性的焦點，它吸引著各國的特務和一系列不明身份的外國人，在這座城市里流傳著各种各樣的小道消息。 隨著戰爭的開始，業余通訊聯系被禁止。這樣一來像我這台個別的發報机很容易被發現。瑞士的探測技術手段遠比波蘭發達。 總動員以后，一隊瑞土士兵，大約有30人，遷入我們房子上邊一座廢棄的木板房里，距离我們大約有200米，這种條件對于我的工作是不利的。 秘密警察局的官員到家里來過之后，赫爾曼和我在漆黑的夜里，把我們的發報机藏到“鼴鼠崗”下邊茂密的森林里。我們在房子右手的森林里有一個良好的隱藏處，但是站崗的哨兵或許能夠從木板房那里听見或者看見我們。下山既陡峭又沒有道路，我們只能盡量輕輕地行動。把兩個像唱机那么大的發報机在黑暗中埋藏在樹根和灌木叢中，要花費艱難的勞動。我們爬行著，渾身浸透汗水，兩只腳是濕的，雙手也划破了，我們緊緊地抓住灌木再爬上來。 忽然，赫爾曼气喘吁吁地停下來。 “輕點，赫爾曼，輕點，”我悄聲對他說。 當他又能說話時，他告訴我：“用一葉肺，這可沒那么簡單。”這時我才知道，他在西班牙喪失了一葉肺。 我們必須考慮，官員的來訪可能會帶來什么后果，令我們特別擔心的是，赫爾曼持的是芬蘭護照，我們仔細商議了，万一他被捕，我們應該怎樣說。 次日清晨有兩個陌生人沿著直通我們房子的小道走了下來。在遠處我們就看見了他們。我們已經把發報机藏起來了，零件也不在屋里，我們不能讓奧羅和孩子受到干扰。赫爾曼非常鎮定地看著他們，我心想，他要說的話，一定會与我要說的話一樣。 兩個陌生人來到近處，原來是兩個士兵。他們圍著我們的房子轉了一圈，多次停下來，不一會儿便又撤回去了。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無法解釋的行動。 几天以后我接到通知，說瑞士安全部門的什么人要在洛桑一家咖啡店与我見面。 那是一個官員，他彬彬有禮地詢問了我的生活狀況。最后他說：他們得到暗示，說我有發電報的可能性。庫克斯那家小副食店的送貨姑娘揭發了我。他确實是用的揭發這個詞。有一次她來我家送貨時，發現了一個莫爾斯鍵盤。我笑了，我提議到附近一家玩具商店去參觀一下那件危險東西，要么干脆買下來給那姑娘去演示一番。若是商店里沒有這种玩具，索性我們一同上山到我家里。當然我不知道那玩具能不能用，因為它是我那個9歲儿子的東西。那官員揮手作罷，盡管我又請求了一遍。然后我便不再說什么，免得使這件事情比官員想象的更重要。針對他的問話，我告訴他我們是流亡者，我父親在英國當教授，我仰仗自己存放在英國的財產和已經与我离婚的丈夫的支持過活。 我還准備了他提問赫爾曼時該說的話，他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官員臨走之前，我對他說，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傷害，人們在中立的民主的瑞士不信任德國人，不信任這些被希特勒迫害的人，卻不把精力集中起來對付德國納粹，在瑞士有許多這樣的人。我說的是真話，我相信他說的也是真話：“我宁愿上百次地做這樣的事情。” 我說我在英國有存款，這是确實的。我在那里一家銀行始終存著節約了三個月的生活費，作為孩子們的保險，以備万一我遇到什么不測，或者突然离去之用。在英國有一筆存款從某种角度來說是必要的。中央用它來支付我和我們小組費用。戰爭爆發不久，英國便封鎖了支付英鎊的可能性，于是我們陷入了財政困境。 据我判斷，我并未受到監視，在短暫的停頓之后，我又開始發電報。這一次是倫幫助我把發報机挖出來的。 盡管森林里的隱藏處相對來說是安全的，但不方便，費事并且只能在黑暗中去尋找，所以我們決定在房子里准備一個地方，應付“不太危險的情況”。我們覺得堆煤的倉庫合适。吉姆請木匠做了一個發報机大小的箱子。借口說往美國寄珍貴家庭用具，為了長途運輸保險起見，他請求做得細致并有防水外殼（當時一切都需要說明）。這箱子是一位优秀木匠的杰作。可惜的是被我們埋在了倉庫的地里，吉姆和倫把倉庫的地板撬起來，挖了一個半米深的洞，然后再把地板放回去，把煤堆在上面。我們可以隨時進入倉庫，而不致引起疑心，遇到危險情況時，便把我們的發報机放進箱子里。若是用今天的方法發現金屬，這個深洞和洞上面的大煤堆可能是不管用的，但在當時這是一個有用的隱藏處。 吉姆和倫按時到我這里來，借助玩具熱心學習并且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有時他一整天都留在我這里。他們不只是學習無線電發報，而且也學習理論和組裝發報机。我把自己在蘇聯學校里花几個月時間學到的東西全部教給他們。人們都知道我丈夫离開了我，而我正想著重新結婚，這一點使他們的來訪顯得合法。 吉姆一直情緒很好，倫則是個感情細膩的人，他熱愛大自然，對我的孩子感興趣，与粗擴、靈巧的吉姆相比，我更喜歡他。吉姆的机智，他的組織能力和迅速結交朋友的能力顯得更有希望。他与生活在蒙特呂斯的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的妹妹開始保持一种曖昧關系。她愛上了他，凡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她都告訴他。 倫和吉姆共同住在蒙特呂斯公寓期間，我發現他們的關系惡化了。當我問到原因時，倫說他那些性格在西班牙時是沒有余地的，現在在吉姆身上全都表露出來。說他自私，大想過舒服日子。但是我們絲毫未想到政治上不誠實或者雙重人格的可能性。照我的看法，他當時還不是這樣。 從年初開始我就設法辦理离婚手續。羅爾夫留下一封信，它可以減輕辦理當中的麻煩。我多次去律師事務所和行政机關，才看到一線成功的希望。可當假結婚的可能性眼看著成為現實的時候，吉姆開始猶豫了，他說他必須向我坦自承認，他在去西班牙之前，曾經在英國答應和一個姑娘結婚，恰好在這時，他去了西班牙。現在提到結婚，他又想起了這件事情。看樣子我只得選擇和倫結婚。倫比我年輕好几歲，對于我來說是無所謂的，否則通過誰獲得英國公民資格。 我不喜歡吉姆的解釋。要么是結婚的謊言（后來我听說那姑娘怀孕了）促使他去了西班牙，而不是出于政治動机，要么這條理由是他編出來躲避形式婚姻的，而這种形式婚姻對于我來說是重要的，也是中央希望的。 倫同意假結婚。我向他保證，他完全可以信賴我，只要他需要，我可以辦理离婚。我當時不明白他為何答應得這么痛快，他說沒有我的進一步解釋，他也理解這种紙面上結婚的意義。 35年以后，當我們手挽手在施普雷河畔進行春天的散步時，為了寫這本書，我們設法回憶當時的情況，我曾經問倫： “你從什么時候意識到，你是喜歡我的？” “小說里總是說，愛是第一眼的事情。在維維伊平价商店前我們第一次秘密接頭的時候，我就喜歡上了你。” 我十分惊訝地說：“我至今也未料到，你從那時候就已經……” 他回答說：“我也是長時間都未覺察。”這一段故事引得我們一起大笑起來。 就在吉姆和倫住在蒙特呂斯并逐步學會了操縱莫爾斯發報机的時候，我才深入了解了倫。當時像今天一樣，我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幸福的人，我常常出去漫步。吉姆身体懶散，他總是留在房前的草地上，但倫愿意跟著我去漫步。在1939年初秋進行的這些散步過程中，他開始較多地談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個孤儿，父親在戰爭中犧牲了，從未見過儿子。母親想放棄這男孩，一個鐵路工人家庭有償地接受了這孩子。母親還來看過他几次，并對剛剛六歲的孩子說：“假期我再來。”男孩計算著日期，當假期開始的時候，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鐵路工人家的房子前面，火車就從這里經過。他能听見火車進站的聲音，每天早晨他都產生一种新的信念，母親今天一定會來的。但是她沒有來。這個假期未來，下一個假期也未來。她根本不再來，并停止了付錢。這男孩覺得自已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拋棄了。 我敘述這些并不是把它當做一段傷感的故事，我講述這段故事，是因為他再未見過面的這位母親的行為方式，對倫對待周圍世界的關系在他的一生中產生了不良影響。過分敏感和性格內向，在那些令人沮喪的時間里，他感到自已被一切人拋棄了。 從14歲開始他便參加勞動，最初是干農活，后來在采石場干活，當卡車司机，最后成了汽車修理工人。 在英吉利海峽杰茲島上的采石場工作著一個從前的海員，他曾經駕駛帆船周游過世界，他的原籍是愛爾蘭，姓莫利埃蒂，70歲，寬肩膀，2米高。他曾經在美國海港城市西雅圖居住過十几年，這座城市在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約相當于我國的漢堡。莫利埃蒂在那里參加了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工業工人協會。倫可以當他的孫子，他向倫講述了捕鯨船上海員的起義，海港工人的罷工，講述了被敵人謀殺的革命者焦·希爾，講述了西雅圖的游行，群眾集會，在這些集會上發表演說的杰克·倫敦，他的作品是倫最喜歡的讀物。這位老人的階級意識，他的革命激情，他關于工人階級斗爭力量和羅曼蒂克的敘述，都對倫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庫克斯的時候，我從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蘭時我就多次練習過，在瑞士時我經常与維爾納進山區去。我們從1000米的高度直達超過2000米的高度，几乎到達納耶的羅歇爾山峰，再從那里風馳電掣一般沖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倫同樣對此也很感興趣。可跟著我做這樣長途滑行，對于他來說是過早的考驗。他那無所畏懼的精神這一次得到一個坏的結果。他從陡峭的山坡上飛馳而下，沖到一個大冰塊上，他受了傷，還折斷了雪橇。沒有任何人在我們附近。我們在嚴寒當中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來，而在這里步行是很危險的。在這次滑雪旅游當中我才意識到，我是多么喜歡倫。 作為一個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現在（1974年2月）要從當前的角度補充几句話。几天之前我把几頁稿子又看了一遍，于是我產生了一些怀疑，在這篇報告里，個人的東西是否講得太多了。有誰會對喜歡滑雪，或者我与倫的關系是怎樣發展的感興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樣，我要讀兩三個鐘頭的書。這一次讀的是《在索倫特過圣誕節》。瑪莉埃塔·沙吉娘描寫了列宁与高爾基之間的友誼和爭執。我怀著巨大的興趣讀這本書，因為像許多其他同志一樣，我從青年時代起就受到過高爾基的重要影響。在我15歲的時候，高爾基的小說就激起過我的熱情，使我成了一名共產党員，兩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對理性的召喚鞏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一切紛亂中，我保持了共產党人的本色，這一點我要感謝列宁。 八十多歲高齡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書中回顧自己青年時代時寫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當時尚年輕的母親一起從蒙特呂斯或者格里翁出發……攀登納耶的羅歇爾山峰，我們漫游了一整天……納耶的羅歇爾！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給伊內斯·阿爾曼德的信中寫道：“您滑雪嗎？您一定要做這件事！您學習吧，您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讀到這里，我停下來。 每個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緊張，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給一個年輕女人的信里還寫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從手稿里刪掉，我是多么想這樣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強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繪說，据她所知“納捷日達·克魯普斯卡妮很生气”，因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時間總是這樣安排，仿佛他們“無別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譯維布１著作。簡直是胡說八道，他們年輕并且互相愛著對方。” １希德尼·維布（1859—1947），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費邊社和工党領袖，著有大量主張社會改良的經濟學著作。——譯注 我仿佛看見瑪麗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陽光底下沿著“我們的道路”在攀登納耶的羅歇爾，我隨著她的描寫仿佛看見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為他的國家准備革命。 我不再繼續講述我的過去，但是我很想告訴這位老同志，23年以后，我在納耶的羅歇爾山峰下一棟瑞土農民房屋里，坐在我的發報机前為遭到威脅的列宁的故鄉發電報。 1939年底，中央問我有沒有一种可能性，給羅莎·台爾曼轉送一筆錢去。 這時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爾曼与紅軍都絲毫沒有關系。從詢問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來，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動，我們有這种可能性，應該充分利用。 于是我想到派奧羅去。她在德國有一個弟弟，可以到他那里去度假。德國人可以來往旅行。奧羅不到60歲，矮小，灰白頭發，不顯眼。不但瑞士人，連德國人也不會注意她。她表示愿意去。 我們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個空洞，我經常用它運送錢。奧羅攜帶著刷子毫未受干扰地到了德國。羅莎·台爾曼深受感動。在德國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現在卻從蘇聯來了這种支援的信號。羅莎說，花這些錢是很難的，因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錢，她的每一張鈔票的號碼都記錄在案。不過，單是居住在蘇聯的德國同志發動了這次捐贈這個事實，對于她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道德胜利，它比這個可觀的數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從中央得到一個新的任務：讓我去會見一位同志。當我把密碼譯出來以后，我猜想，這個陌生人要么立即离開瑞士，要么進行一种密切合作，否則不會把這种細節告訴我。我乘車到日內瓦，找到洛桑大街13號，投了一封信進去，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日內瓦拜訪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問題：他的机构是否還在工作，他的財政狀況如何，有無向中央傳達關于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訊聯系，他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立這种聯系？ 當我去拜訪他的時候，這位同志言行頗為謹慎。他似乎不太喜歡什么人徑直闖進他的家里來，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問。 一陣停頓之后，我們沉默地觀察著對方。“阿爾伯特”生得矮小結實，傾向于丰滿，他的動作給人以遲鈍的印象。他有一頭黑色頭發，一雙黑色的眼睛帶有憂郁的表情。我喜歡他的辦公室，里面擺滿書籍和地圖，桌上堆滿雜志和紙條。阿爾伯特給我的印象，他是一個于巴巴的學者。他想從我這里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傳達過去，什么時能再收到中央的答复。 我遲疑起來。盡管中央請求我幫助他，但并未提起我的發報机。另外，阿爾伯特一個問題還未回答。 當我告訴他，一切都會進行得很快時，他才開始描述自己的處境。通過意大利的路是不可能的，盡管這樣，他還是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聯系。自從戰爭爆發以來，他就沒有了聯系，許多重要消息放在那里毫無用處。中央中斷這种聯系肯定是有原因的，可這對于他來說太可怕了。他的發報机坏了，而他又沒有報務員。 我明确回答他說，發電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將向中央建議，在找到別的道路之前，向他提供這种可能性。 我就是以這种方式認識了山道爾·拉多同志，19歲時他就成了匈牙利紅軍的政治委員，他的一生充滿了兩种熱情：一是積极的共產党人的熱情，一是在制圖學領域博學的科學家熱情。他在日內瓦開設的“地圖新聞社”是一個极好的合法身份。拉多同志在他那本名叫《朵拉來電》的書中，把這一切都描寫得十分精彩，這本書在匈牙利、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都出版過。 第二次拜訪時，我同樣也遇見了阿爾伯特的妻子，這是一個德國女同志，我立即与她建立了聯系。萊內与阿爾伯特不一樣，她生性活潑，机智，愛說話，當然是在秘密工作允許的范圍內。他的孩子一個10歲，一個14歲，還有萊內的母親，這是一個完美的家庭。 對于我來說，結識萊內這樣一位女同志，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可以時常到她家里來，在一位科學家及其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和諧婚姻生活的气氛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只要一想到萊內，眼前便浮現出我們共同回憶早年作為共產党員的情景，我們討論各种書籍，但更經常的是我看見我們在大笑。我們開許多荒唐的玩笑，阿爾伯特卻以不贊成的目光看著我們，因為他不是個無憂無慮和輕浮的人。這反到刺激我們鬧得更歡。 萊內對文學感興趣，有寫作才能。她出身自工人階級家庭，青年時代生活并不寬裕，她必須親自學習各种知識。 1959年，當萊內已經不在的時候，我在我的那本《奧爾迦·貝納里奧》里寫到過她。萊內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同志曾經在柏林我們的中央委員會里做過辦公室工作。有一次薩寶，共產党帝國議會代表阿圖爾·埃沃爾茲的妻子，在那里看見她在哭。萊內啜泣得十分可怜，因為一個同志口述了一篇糟糕的德文稿，而她的知識又不足以修改這篇口述記錄。薩寶設法讓她進一所夜校正式學習德文。萊內于1936年在法國解救奧爾迦和薩寶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她們被一只德國船從巴西運回來，要交給蓋世太保。解救未成功，因為這只船并未停在預定的海港１。這些細節是米娜·埃沃爾茲，阿圖爾·埃沃爾茲的妹妹，薩寶的親密朋友在1959年告訴我的。她當時也參加了解救活動。米娜·埃沃爾茲曾經生活在波茨坦一所名叫“奧爾迦·貝納里奧”的養老院里。 １見《奧爾迦·貝納里奧》第282頁。 中央交給我發阿爾伯特的消息的任務以后，我非常高興，現在我的發報机可以充分發揮作用。在最初的三個月阿爾伯特總是把他的無線電報稿抄得清清楚楚地交給我，而我則勤勤懇懇地工作。除了我的消息之外，我還去取阿爾伯特的稿子，把它們譯成密碼，夜間用我的發報机發出去，我還要破譯中央給他或者給我的回答。我把這些回答帶給阿爾伯特，再取回新的消息。從庫克斯到日內瓦的路途大約花費了3個鐘頭。倫和吉姆的訓練也在繼續進行。 倫想出一個主意，准備一只手電筒，用它來運輸阿爾伯特的稿子。他把一只電池掏空，在它的底部裝上一些鉛，以保持它的正常重量。我們把寫在薄紙上的稿子卷起來，塞進剩余的空洞里，然后再把電池塞好，表面上与別的電池沒有區別。我們采用了一個少耗費電量的燈泡，但卻有正常的亮度。 通向我們那棟房子的路上沒有路燈，我們晚上回來時，一定要隨身攜帶一把手電筒。后來，當瑞士人也必須實行燈火管制的時候，手電筒便成了所有人不可缺少的陪伴物。 納粹德國要求中立的瑞土實行燈火管制，因為城市燈火能給英國轟炸机指示去德國和意大利的道路。瑞士是言听計從的，它同樣也給德國制造大量的武器，德國的戰爭物資大部分都是通過瑞士運到意大利去。為了不造成錯誤印象，應該說瑞士人民中的絕大部分是拒絕法西斯德國的，并且痛恨希特勒。 如果不發生令人擔憂的事情，我是愿意做這樣多工作的。我已經不記得，我是怎樣維持赫爾曼、倫、吉姆、我自己的家庭和奧羅的生活的。這中間從別的國家匯款過來的一切可能都中斷了。當中央通過我的發報机通知阿爾伯特有一位同事來訪，并為我們小組捎錢來的時候，我的心情變得十分輕松。他是3月份來的，給阿爾伯特帶來一台自己的發報机，但卻未給我帶來資金。我不記得我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在前邊提到，1939年12月我們遭到一次打擊，比缺錢還厲害。 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后，赫爾曼從我這里取走他自己的机器，并在弗里堡省“玫瑰女”城堡的住宅里准備發電報的工作。我從未到他那里去過。大約一個月以后，我們在蘇黎世或者在伯爾尼見面。他交給我一些消息，讓我轉發給中央。從此以后他用自己的發報机工作。 1939年12月第二次見面時，赫爾曼沒來。替補會面他也未能遵守。我等待几周，然后按照我們的約定，我從日內瓦的一個電話亭里給他的城堡打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說，他已經不再住在那里。 赫爾曼于1939年12月11日被捕了。當時我并不知道，但我估計可能是被捕了，于是我把自己的猜測匯報給中央。自然，中央了解赫爾曼在我家里与安全官員相遇的事情。 我能為赫爾曼做什么呢？我找了一位律師。我与瑞士的党毫無聯系，与個別的同志也沒有私交。這位律師我在上海時就認識，他曾經在那里援救過被捕的諾倫斯一呂格同志。電話簿里有他的開業地址。我提醒他我們在中國見過面，幸運的是，他居然認出了我，我把赫爾曼的事情告訴他，當然并未提到我們的服務單位或者蘇聯。他答應去問個究竟，一段時間之后他證實赫爾曼的确是被捕了。他告訴我另外一個律師，說他可以想辦法援救赫爾曼。 后來，大家都知道赫爾曼被捕了，而他又是個德國人，蓋世太保要求引渡他。他被納粹在一次叛國案審判中宣布判處死刑。瑞士官方并未遵循這個判決，因為他們要以自己的方法起訴赫爾曼。 我必須考慮，他于1939年9月份到“鼴鼠崗”我家里來，官方是知道的。我暫時停止了發報工作，但仍在繼續教倫和吉姆。突然中斷聯系是毫無用處的。倫是我的“未婚夫”，他和他的朋友多次到我家里來，是自然的事情。我自己很少去他們的公寓。 沒有人能去了解赫爾曼的處境。后來我得知，并未向他詢問我的情況。也許是我們的希望變成現實，這類案件通常是由地方審理的，而我們這個省在法律上是与弗里堡省不相干的。當時曾經約我產咖啡館，而今由于意外事故而死去的那個安全官員，可能与官方的疏忽沒有關系，赫爾曼認為就是由這個官員造成的。這其中一定存在著什么原因。也許那個官員真的沒有記住我的地址。除了認真細致之外，我在執行任務的這些國家見過許多無能的安全官員，我根本沒有必要花費腦筋去推測這种事情。 赫爾曼最初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但卻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折磨。他們讓電燈一直亮著，審訊一直進行到赫爾曼精疲力竭，還用引渡威脅他。他后來被判刑，只是因為他違背了護照法，而處罰也是輕微的。直到戰爭結束，他一直被拘留，但享有某些自由，例如1941年夏天，那時我已不在瑞士，他見到了倫，后來還与吉姆見過一面。這些會面都是那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律師安排的。 在与倫會面時，赫爾曼事先得知，在到達日內瓦火車站以后他應注意一個仿佛因為刮臉負了傷而面頰上貼著一塊橡皮膏的年輕人。這位同志將在傍晚与他會面。除此之外，倫還把中央的問題轉告他，問他能否幫助那些從德國逃出來，如今關押在瑞士的蘇聯軍官。我相信，后來赫爾曼在組織蘇聯軍官逃回家園的复雜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有趣的是吉姆在他的書里常常寫到為赫爾曼弄錢的事情。赫爾曼曾經從倫那里得到100美元，他在与吉姆會面時未得到過一分錢。据赫爾曼說，在那段時間里他從別的渠道收到過3000美元。那些軍官們在逃亡的路上需要衣物、錢和食品。戰爭結束時，中央把這筆錢還了回來。 倫与赫爾曼于1941年夏天的會面，是關于德國同志的最后一條消息。 戰爭又延續了四年。我擔心赫爾曼在健康方面能否經得住拘留。今天若要青年一代明白，我們是怎樣不僅獻身于我們的事業，而且為它做出了什么樣的犧牲，又是怎樣不假思索地做出這些犧牲的，是一件困難事情。赫爾曼經歷的是什么樣的生活啊！在德國從事地下工作，受到叛國案審判的威脅，在西班牙進行武裝斗爭，在蘇聯接受情報工作訓練，在瑞士從事地下工作，我們一道工作的時候，赫爾曼已經31歲了。難道他不想愛一個姑娘、結婚、生孩子？他放棄了這一切。他在瑞土的被捕恰恰發生在他開始工作的時候，這對他是個沉重打擊，不過，他在拘留期間仍然做了許多工作。福特在他那本變節性的手冊里居然歎息什么為赫爾曼籌措經費對他來說是徒勞無益和白費精力！ 1958年秋天，當倫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戰士獎章”時，我們帶著我們的彼得參加了授獎儀式，他當時已經15歲了。 突然在我身后有什么人喚了一聲“索尼婭”，那是赫爾曼。 我們互相看著對方，我們擁抱，二人眼睛里都含著淚水。彼得從未見過我會這樣，站在一個角落里看著。我告訴他：“這位同志在我們的反法西斯斗爭中被捕過。他受了折磨，但他什么都未說。否則我現在也許不會坐在這里，根本不會有你。” 彼得兩眼閃著亮光說：“他能跟我們一起回家嗎？” 赫爾曼跟著來了，我又經歷了第二個令人高興的事情。他告訴我他結婚了，有五個孩子。這是生活中多么美麗的日子啊！后來我們也結識了他的妻子，我們很喜歡她。 1939年底我辦理完离婚手續。在這之前我進行了長時間的咨詢，配偶雙方的國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這樣兩個人結婚都需要什么手續。這會招來許多麻煩。我的德國護照早已過期，若是英國當局不承認這個護照，我就什么證件都沒有了。英國人允許跟沒有證件的人結婚嗎？當局若是承認我的舊護照，我作為一個德國公民是不受歡迎的。英國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樣是不受歡迎的，因為有許多獨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們的最后一分錢，以便通過假結婚到英國去。 奧羅知道我要結婚的計划。她希望我由此而減少擔憂。她与吉姆和倫相處得很好，每當他們來訪時，都給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与米沙的關系越來越惡化，她始終寵愛尼娜。 給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誰說几句米沙的好話，奧羅立即會反駁，并開始講尼娜的事情。維爾納告訴我，他問米沙：“媽媽好嗎？” 米沙答：“媽媽很好。” “奧羅呢？她健康嗎？” 米沙答：“太健康了。” 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這樣一個嚴峻的時代，在一個舍己為人的老年女人和一個絕對不是頑皮或者難對付的小男孩之間產生這樣的矛盾。我一再設法公正地對待二人，并且開始為米沙擔心，因為這种緊張關系會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 1940年2月，我終于辦妥了結婚的一切證明材料。盡管這只是“紙面上的婚姻”，我們還是愿意選擇一個良辰吉日。我們選擇了2月23日，即紅軍誕生的日子。 我們的結婚戒指簡直像是紙做的，我們是在維維伊平价商店買的，一個馬克一只。誰若是喜歡羅曼蒂克，他會記起來，那里是我們第一次接頭的地方。當被問到證婚人是誰的時候，我絲毫沒有准備，臨時拉婚姻登記處的看門人和一個職員。中午奧羅給我做了蛋糕。 英國駐日內瓦的領事館接待了我，當我根据結婚證明材料填寫英國護照時，他們表現得頗不友好。兩周以后，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這份珍貴的證件，其余的德國流亡者好羡慕我。 倫搬到“鼴鼠崗”上來。他是一個体貼人微和照顧周到的配偶。這一場婚事對于他來說肯定是一次重要經歷，他成了這個家庭的一部分，感覺到溫暖和關照，只要奧羅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种歡樂而平靜的气氛中。我們是通過工作和危險聯結在一起的同志。我們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書籍。我們每天都有意識地去經歷那美麗的風光。倫對孩子的理解，特別是對米沙，是值得欽佩的，即使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他也從未改變過。 雖然我們在許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難。我當時并不了解倫是一個怎樣复雜的人，對待他的態度是錯誤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無根据的不信任，我面對他那經常的情緒變化，面對那無法說清楚的沮喪情緒，我感到手足無措。我對他那种面對在我看來無關緊要的小事情上表現出來的拘泥態度感到不耐煩，我那些迅速的，常常是過分果斷的決定，給他以專制的印象，這些都加強了他的精神煩躁。 1940年春季，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都遭到法西斯軍隊鐵蹄的踐踏。每一次可怕的打擊，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將遭到同樣打擊的危險即將來臨。米沙的學校必須關門，家長們都把孩子領回家去。在庫克斯沒有另外一座學校。我不愿意把九歲的孩子送走，于是我決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國住宿學校去，這家學校坐落在庫克斯山下不遠的格利翁。這是一家費用較貴的學校，但是經過測試，校長對米沙的成績感興趣，他建議只收減价學費。我現在是英國女人，他認為孩子的教育應該在英國繼續下去。 米莉雅和維爾納終于得到了他們的簽證，他們是1940年春季离開瑞士的。我給家里寫的信中說： 最近几個月，像從前一樣，我們成了好朋友，他們都這么可愛。這簡直是個奇跡，恰恰是這樣的人住在這里。我們的關系沒有籠罩任何陰影。１ １從這時開始，我的信件都是用英文寫的。 米莉雅的母親最初留在蒙特呂斯，她尚未得到簽證，我答應照顧她。她從波蘭來，17歲就嫁給一個猶太教經師，她恨這個人，后來离開了他。現在她是一個体弱多病的老婦，十分擔心自己的女儿和外孫。 米莉雅和維爾納走前曾經滿怀憂慮談到我的未來。那時他們不知道我的工作，他們也不理解，為什么我要留在瑞士，這是一個隨時都可能被德國人占領的國家。他們勸我們赶快去英國，因為我現在有這种可能性。難道我會認為這本護照能在納粹面前保護我嗎？ 我已經想不起來，我們在進行這樣一种談話時，奧羅是否在現場，要么就是她自己產生了這种想法，以為我們要遷往英國，而她拿著德國護照是沒有可能跟著一塊儿去的。反正這种思想在她身上以不健康的形式表現得很牢固。她几乎不再吃飯和睡覺，她哭著說，沒有厄娜她無法生活。我曾經多次勸她平靜下來，當我建議她休假的時候，她表示拒絕，并且說：“我會眼巴巴盯著你們的。”此后便產生了一种令人可怕的气氛。有一天奧羅打點好自己的衣物，搬到与她要好的朋友，農民弗朗斯瓦妻子那里。她把自己的威脅變成了實際行動，她長時間地坐在我們小房子上方的一條板凳上，用望遠鏡觀察我們。 奧羅設想了一個可怕的計划，最初我們對此一無所知，雖然我們認識到她這种病態可能是一种危險。她下決心要告發我們，她希望一旦我出了事，她可以把孩子留下，帶著他們去德國。 她帶著這個計划去見了英國駐蒙特呂斯領事館的代表。她用結結巴巴的英語所做的激動的報告，混亂得讓人無法明白這件事的重要性。當時有許多流言和告發。奧羅想第二次去領事館，但無人幫助，她去不成。于是她找到米莉雅的母親，把一切都告訴了她。這位害胃病的老太太，一心只是想著重見自己的家人，對于我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她的態度非常了不起。她想盡辦法使奧羅平靜下來，讓她明白，假如她去領事館告發我們，她今生今世都不會快樂，不但害了我們，也害了她自己。緊接著她把這個消息通知我，并保證說，一旦有机會，她要去見奧羅，對她施加影響。我們分手的時候，她的兩只眼睛閃爍著光芒。她說：“請你不要笑話我，我佩服你，我一直覺得，你身上有什么東西像羅莎·盧森堡。” 盡管這种比喻令我非常難堪，我還是把它寫下來，因為這足以表現這個女人的惊訝的反應。她還在年輕的時候就對她的男人進行了反叛，自己扶養大了兩個孩子，她是希特勒的敵人。盡管她在眼巴巴地盼望著自己的簽證，還是介入這种并非不危險的事情，把消息轉告給我，并善意地勸告奧羅。 奧羅知道什么？我在擺弄發報机，這她肯定是知道的，盡管我們從未談起過發報机的事情。不論在但澤還是在波蘭，她都未見過我的同事。在瑞士她認識吉姆、倫和赫爾曼，但她既不知道赫爾曼的名字，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她也絲毫不知道他被捕的事情。 奧羅住在弗朗斯瓦太太那里，她向她講述了同樣的故事，這樣我們的處境變得几乎無法維持下去。但那農婦也告訴我，她喜歡我并且知道我不會干什么坏事情，她自己早就反對希特勒。她絕對不愿意我發生什么不測，她理所當然什么都不會說出去。她對奧羅非常生气，不愿意她住在自己家里。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女人就這樣幫助了我。 我把我對米莉雅的母親說過的話，也告訴了弗朗斯瓦的妻子，我說，奧羅說的那些蠢話大多數都是她想象出來的，但是我并未隱瞞我要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做點事情的愿望。 米莉雅的母親得到簽證以后也走了。她向我保證，整個事情無論到什么地方她都不會提起，即使對她的孩子們也不說。米莉雅多年里一直滿怀深情地把給我的包裹寄到父親那里。在我覺得自己的處境允許的時候，便于1946年冬季給她寫了信，我還收到了回信。下面我要引一段米莉雅回答我母親的一封信中的話： 你簡直無法想象，當我在信封上看見你的手跡時，我有什么樣的感覺。我是那樣地幸福。維爾納寫道：“讀你的信是一件長時間以來最美麗的事情。在這樣長時間的停頓之后，越過如此遙遠的距离，我向你保證，我依然保持著我們舊日的友誼。” 我不可能再給他們寫信，因為我的處境變得惡化了，我的一封信也許會給他們造成傷害。 我必須經常去日內瓦。阿爾伯特對待奧羅的事情并不那么認真，但是我非常擔心，我不在家時她會把尼娜領走，把她帶到德國去。這樣我就等于失掉了這孩子。在這段時間里，凡是我出去的時候，倫總是以他那無畏而鎮靜的方式幫助我，始終讓尼娜寸步不离自己，弗朗斯瓦的妻子也答應我，密切注視奧羅。不論什么事情，總是要發生的。這中間她又向她的理發師講述了我們的事情，可他是反對希特勒的，根本不想過問這种事情。我在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讓這孩子离開奧羅，我在鄰省找到一家講德語的“陽光”寄宿學校。它是按照薩萊姆城堡鄉村寄宿學校的現代方法辦學的，那家鄉村學校的校長在希特勒時代到英國去了。在“陽光”學校里充滿了一种令人心情愉快的气氛。 倫和我決定离開庫克斯，在日內瓦找一處住宅。由于我為阿爾伯特做的事情越來越多，這种遷移更顯得必要。 米沙已經習慣了他的英文學校。教師們都認為他聰明，竭力挽留他，但我不能把他放在那里。奧羅一旦得知尼娜走了，她會跪到學校去，在他身上做出難以想象的事情。我也想當尼娜突然离開我們的時候，至少讓哥哥在她身旁，因為她离不開他，對他充滿了深情。就這樣，米沙必須再一次換個環境。 在庫克斯誰都不知道我把孩子帶到哪里去了。尼娜在一個對于她來說完全陌生的環境里。當我們告別時，她緊緊地抓住我大哭大叫。米沙自己几乎流出淚水，他擁抱著她，安慰她。對于我來說，這是一個罕見的令我灰心喪气的時刻。我這是對孩子們做了什么呀！陷入包圍之中的瑞士，赫爾曼被捕，奧羅的告發，我還能再見到自己的孩子嗎？ 當我們在庫克斯把自己的東西打點好之后，我和奧羅談了一次話。她變得蒼老了，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歇斯底里特征。我告訴她，我把尼娜和米沙送走了，她要習慣于這种离別。孩子們都受到了可靠的保護，至于我會發生什么不測，我一點都不在乎。她了解我，也知道我不害怕。這是我第一次暗示，我知道她的告發。奧羅身体僵直，嘴唇發紫，突然倒在地上。這樣的突發病，她曾經在几個月之前發生過一次。她傷心地哭著并對一切表示懊悔，几天以后她便回德國去找她的弟弟。 對此我想過許多，為什么會發展成這個樣子，這是否該怪我自己，因為我相信了一個不可靠的人。 奧羅的政治信仰，既無理論知識做基礎，也与聯系著她的家庭的階級意識無關。奧羅對我最小的孩子表現了一种病態的、過分的愛，當她下定決心放棄這种聯系的時候，便發生了道德的和政治的墮落。 奧羅返回德國之后，主動找到我家一個熟人，給她在一家幼儿園里找到一份工作。幼儿園的女院長收留了一些受到种族和政治迫害的儿童。當幼儿園的一條規定触怒了她時，奧羅又在這里進行了一次告發，但由于她的態度又是那樣引人注目，被園長及時發現，并及時把孩子們轉移出去。這是我1945年以后听說的。 我們离開“鼴鼠崗”。山里的風光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季節，在各种各樣的心境中，我都能認出它來：春天的空气，白雪皚皚的法蘭西阿爾卑斯山后的夏天的落日，日內瓦湖，蒙特呂斯的陽光、附近山崗上的冷杉樹林，草地和圍繞著房子生長的許多花儿。這風光是永遠享受不盡的，它是我每日的歡樂，离開這里的風光，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們從庫克斯搬到日內瓦，阿爾伯特很滿意，因為我除了發消息之外，還要為他訓練一個報務員。 這是一個瑞士人，名叫艾德蒙·哈梅爾，他在日內瓦開著一家小商店，經營通訊器材与維修。商店樓上便是儉朴的住宅。艾德蒙是個誠實的，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妻子奧爾迦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有一頭濃密的深黑色頭發和同樣黑的雙眼。她能對這种生活感到心滿意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們熟悉以后，她告訴我，她是從農村來的，在城里一家酒吧工作過，在那里她很快便對男人的舉止感到討厭。那時遇上了艾德蒙，他誠實、規矩、安靜和靦腆，她喜歡這樣的人。 他們二人都是共產党員。奧爾迦在店里接待顧客，艾德蒙是無線電專家，他只能慢慢地學習。由于職業的原因，他的業余時間有限。我們決定也教給奧爾迦發報。她以火一般的熱情投入工作。授課是在晚上進行的，有時艾德蒙身穿睡衣褲，腳登托鞋睡眼惺松地走進我們上課的廚房抱怨說：“你們還沒學完？你什么時候才上床啊？”她不耐煩地擺擺手。盡管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艾德蒙。當時他就承擔著報務員的全部危險工作，后來在困難處境中，他證明自己是勇敢的，行動是慎重的。 有許多夜晚我在那總是收拾得干干淨淨的住宅里教他們二人。有時倫代替我。哈梅爾夫婦既不知道我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們的地址。 按照阿爾伯特的要求，我并不在日內瓦我那帶有家具的兩間套住宅里發電報，而是在哈梅爾的廚房里，或者在阿爾伯特所建議的其他地方。我記得有一次是在日內瓦附近一棟度周末的房子里，它坐落在一個孤零零的地方的森林里。我每周大約工作兩次，傳遞我的和他的消息，他的消息更重要些。 1940年晚秋，中央建議倫和我轉移到英國去。阿爾伯特反對這樣做，我猜想，他認為我同意這樣做是一种臨陣逃跑。但是后來這种臨陣逃跑卻是逃人一個處于戰爭當中的國家，當時這個國家正遭受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法西斯空中武器的可怕轟炸。阿爾伯特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他希望把倫和我留下來。另一方面吉姆已經受過培訓，奧爾迦和艾德蒙不久也可以充當報務員，倫也可以听從阿爾伯特調用。倫作為國際縱隊戰士，是不能穿過西班牙的，他必須留在日內瓦，直到我們為他找到一條通行路線。 到英國去只能走一條荒唐的彎路。當時在法國只有一條狹窄的通道是開放的，這條道路要通過希特勒的附庸佩丹將軍控制的地盤，才能到達西班牙邊界。旅行路線從那里通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里斯本才有通往英國的飛机或者輪船。 我准備12月底出發。我最后一次去拜訪奧爾迦和艾德蒙時，艾德蒙兩眼含著淚水，奧爾迦以責備的目光看著他。她突然坐下去，以農民的方式用圍裙捂著臉哭泣起來。 倫接過教課的任務。后來哈梅爾与吉姆建立起聯系。二人都是优秀的報務員。由于阿爾伯特的消息重要，他們超負荷地工作了三年的時間，直至1943年10月，他們在發報時被探測出來，遭到逮捕為止。 阿爾伯特，即山道爾·拉多，在他那本書《朵拉來電》中描寫了70名警察帶著狗，在聯邦政府警察局一位領導人親自率領下，采取行動進行逮捕的情形。 為了說明探測一部發報机的過程，讓我從《朵拉來電》１中引證瑞士警察局的一段報告，這里指的是吉姆的發報机。 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出版社，第477頁。 在日內瓦的觀察中（觀察哈梅爾夫婦）我們探測到了第三個電台…… 1943年10月9日我們已經确切地知道，它們（電台）在洛桑…… 1943年10月22日我們已經确定在哪個城區…… 1943年10月25日……我們已經确定了電台的地址……（樓層） 警察局設立了特殊的監听電台，記下了多日吉姆的電報文本。 1943年11月19日，他在發報時也被捕了。 我是1940年12月告別吉姆的，后來他作為變節者受到英美特務机构敞開怀抱的歡迎。關于他的歷史我須作少許補充。我不相信他從一開始便扮演了兩面派角色。我相信，他在《間諜手冊》里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所描寫的一些情節，當初他并不是那樣看待的。此外，他在變節之后也并非如他自己說的那樣，是個什么從容的人。一位我們當初吸收他時就与他相識的奧地利同志，曾經于1947年請求我立即去見他，他講述了下面的情節：門鈴響了。他打開門，在他面前站著一個哆哆嗦嗦的男人，他并未立即認出他來，以為是個乞丐或者病人。那是吉姆。他拒絕進屋，他顫抖著，結結巴巴地說了些不連貫的話：“倫和索尼婭。太危險。別于了。毀掉一切。”然后他急匆匆地走掉。這位同志覺得吉姆的臉色和表情比他說的那些話還可怕。 我們當時并不知道他投降的事情，后來我們才弄明白他這一次出現的原因。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出于英國資產階級的“禮貌”而已。他并未做什么針對我們個人的事情，所以在安全部門抽出時間上門來找我們之前，他冒險秘密警告我們。 吉姆是1944年9月從監獄里放出來的，這時瑞士已經确信法西斯主義要失敗了。吉姆很可能是在瑞士監獄里便開始動搖了，他是從這時開始變節的。我認為更可能的是，他于1945年在拉多幫助下去了蘇聯，他是在那里做出這個決定的。吉姆從西班牙回來以后便加入了党，但他的思想基礎很薄弱。在蘇聯他經歷了1944—1945年那些不信任的歲月對別的同志所產生的影響，當他再度被送去外國以后，遇到合适的机會他便跑掉了。 与這些可怜的人們不同，許多真正的同志，像加保、羅爾夫和數百個別的同志，在這個犯了傾向性錯誤的時候，比吉姆經歷的困難更多，他們卻從未動搖過，一旦他們獲得自由，作為共產党人立即開始繼續工作。我愿意，我能夠就這些同志生活中的一天寫成一本書，不論是蘇聯同志，還是德國同志，他們的行為對于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是一個了不起的證明。 吉姆的投降表明，他与我們很少有內在的聯系。他滿怀厭惡的心情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變節者。他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采取最后的步驟的。放棄為蘇聯工作，也只不過意味著前途未卜，但如果向英國特務机關報告，官方便可以接受他，并給他提供一個体面的職位，事實也是如此。此外，再發表一本引起轟動的書，他在經濟上也就完全有了保障。 1940年12月，与我尊敬和喜歡的人們告別，我感到心情特別沉重，特別是想到不會再見到他們。伊蕾內·福貝斯一莫塞說，我恰好在這個時候走，她感到特別遺憾，因為她打算圣誕節時來拜訪我們，給我們每個人，倫、米沙、尼娜和我各送一輛自行車。現在我必須從她手里接受點別的東西，盡管我拒絕，她還是送了我40個英鎊。她知道我們生活得十分節儉。這筆錢對于我是個很大幫助。她那熱情友好的態度，令我更為感動。 我不記得我去英國的旅行是怎樣進行的。反正我未能帶許多行李，我的書籍都寄到了舍布雷伊蕾內·福貝斯一莫塞家里。在上海時，我只得把一個丰富得多的圖書館留在那里，現在在瑞士我又有了許多書。書籍幫助我在陌生的國度如同在家里一樣，而它們在我的家鄉德國卻被付之一炬。 它們在舍布雷存放了11年。后來一位自1939年就与伊蕾內·福貝斯一莫塞住在一起的女朋友，于1951年初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寫了一封信，說這個家庭解体了。伊蕾內多年前已經去世，我的書箱子她應該寄往哪里呢？信是寄給我哥哥的，因為她沒有我的地址。當時我正在我們的國家机關里任處長，情況不像現在這樣，人們可以与資本主義國家通信，甚至可以收到包裹。她給我寫了兩封信，我未能給她回信，這令我感到十分內疚，我是多么希望再得到我那些書籍呀。 告別阿爾伯特和萊內。 我后來又見到過拉多同志，他在70年代時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來過。那時萊內已經去世。我在匈牙利也見過他。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得知他非常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家鄉，非常愿意作為同志從事他的科學工作。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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