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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18日，我們開始了從日內瓦到英國的行程。早晨7點鐘我們登上公共汽車，倫幫助司机把行李擺好。當公共汽車啟動時，倫佇立在路旁。我們當時未料到，20個月以后我們才又見面。 致父母親： 1941年1月，里斯本 8時左右我們越過法國邊境。貨幣檢查非常嚴格。人們必須半脫光。旅費是昂貴的，因此我与孩子共買了一個座位的車票，尼娜在整整28小時內一直坐在我的腿上。公共汽車未生暖气，行走了一個小時以后，我們便都凍得冰涼。我們的前一排坐著立陶宛的前任財政部長，他和藹地詢問尼娜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穿過法蘭西的一路上，令人十分傷心，這個國家看起來十分荒涼。副食品商店里沒有貨物，全都關門。23時左右到達尼莫斯。早晨6時繼續出發，晚上停車在法國与西班牙邊境的庇里尼山脈。在這里我們必須在漆黑的夜里，在冰冷的寒風中站在公路上等候三個小時。我必須照料孩子們，讓他們不斷地來回跑步。沒有吃的，不能上廁所，人們單獨地被傳喚到海關小屋里去。 又走了200米，來到西班牙邊境。在這里又等待了三個小時。孩子們在整個旅途中表現得非常出色。 西班牙人打開每一個行李，并進行嚴格檢查。本來應該夜里19時到達巴塞羅納，實際上清晨3點半才到達達。夜間乘坐公共汽車穿過西班牙，夜色非常美麗。燦爛的月光，沉睡的小城鎮，具有波浪式陽台的房屋，和一些面向地中海的小丘。在巴塞羅納我才弄明白，原來這兩年多我所惦記的是人民群眾。這貧窮是令人心碎的，沒有面包，沒有食糖，人們面帶饑色，但是，他們那勃勃生机，他們那有趣的面孔，他們的气質和談吐方式，整個气氛，都讓我感到親切。我領著孩子穿行在市場和狹窄的街道上。 從巴塞羅納到馬德里，火車行駛是正常的。我們只有一張過境簽證，必須乘下一輛火車，即12月23日夜里23點，從馬德里去葡萄牙。上千的人擁擠在5個封鎖的檢票口前。我設法從窗戶把孩子遞進火車里，還有我的手提行李。但我卻無法進去，一個男人把我從台階上擠下來，我惟恐孩子在火車里被窒息，有人又把他們給我遞到站台上來。我的行李卻留在了車箱里。這時發生了一場毆斗，一些士兵走過來，用頂上子彈的手槍把毆斗的人們驅出火車。我設法走進國際臥舖車廂，它們都被看守著，沒有臥舖車票，任何人不得入內。我謊稱我只是把孩子送到車箱里，他們的父母隨后即來。人們居然相信了我。我們穿過擠得滿滿的車箱，又發現了那位立陶宛財政部長，他把米沙藏到他的床上，他的妻子把尼娜放到她的床上。我也隱藏起來，直到次日清晨才敢露面。孩子們睡覺時，這一對夫婦告訴我，他們几乎是“惟一幸運的人”，終于從布爾什維克党人手里逃了出來。 我們于12月24日到達里斯本，三口人全都病了。尼娜發高燒。我在自己躺倒之前，請了一位醫生到飯店里來，并迅速為她買了一個洋娃娃，給米沙買了一盒積木。這時恰好是圣誕節。 英國駐里斯本領事館告訴我，過境旅客不是根据等待時間，而是根据他們的重要性安排起飛，而我在那長長的名單上，大約是最無關緊要的人。當時有許多貧窮的人們必須被遣送回去，因為英國當局拒絕任何形式的財政支出，即使是對自己國家的公民。 我搬到城外的埃斯托里爾海濱。這里的气候非常溫和，我們可以躺在沙灘的躺椅上晒太陽，好像世界上既無戰爭又無憂慮……孩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我總是把他們攏在身旁，這是一种奇妙的感覺，只是我并不像他們那樣無憂無慮。 我們必須過得非常節儉，因為究竟等待多長時間，尚無法确定。貨幣兌換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我只得設法盡量少為旅行從中央在瑞士的存折上支取現金。我的錢在減少，我們不可能在這里久留。 在英國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根据駐里斯本領事館對待我的態度，我可以猜想，我只不過是個二等公民。或許是奧羅已經達到了目的，我已經引起了人家的怀疑？ 在里斯本時我必須設法為倫尋找一條過境的道路。佛朗哥西班牙拒絕為他簽發過境簽證。當然，這也适用于其余正處于盡軍事義務年齡的英國人。這是佛朗哥西班牙向希特勒做的一种友好的姿態。倫已經有了法國的過境簽證。但是，如我計划的那樣，經過非洲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我去各家船舶公司，一切嘗試都無濟于事，包括讓他從馬賽出發搭乘貨船的旅行都失敗了。 大約三周以后，領事館告訴我，人們將從海路送我去英國。 我們的輪船在12艘其他船只護送下，首先沿相反方向駛往直布羅陀。到達英國的航程，几乎用了三周的時間。船艙里一片漆黑，窗戶不許打開，每位旅客一個救生圈，我們必須始終穿在身上。由于救生圈只有成年人這么大的，穿在尼娜身上，只露著腦袋和兩條腿，這救生圈對于她來說顯得太寬，她必須始終緊緊地扶著它。船上的英國人對我們都采取審慎態度。 抵達利物浦以后，只有我一個人受到盤問：您的丈夫在哪里？為什么他未跟來？為什么您未跟他留在一起？您想住在什么地方？您的生活來源如何？他靠什么生活？ 孩子們又疲乏又冷，尼娜開始啼哭起來。審訊過去之后，官員給了他們每人一個便士（相當于10個芬尼）。天色晚了，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飯店。未待兩個孩子睡熟，空襲警報開始號叫起來。我急忙搖醒孩子，遵照人們的建議，我們跑步鑽進地下室。 次日早晨我們乘車去牛津。關于這次旅途我給倫的信中寫道： 從利物浦到牛津的火車上，有一個英國士兵和我們在一個車廂里。尼娜立即討得他的喜歡。他用她的橡皮泥捏了一尊大炮，她也可以把他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然后他脫掉自己的夾克，孩子們發出一片嘖嘖稱羡之聲，原來他的皮膚上到處刺有花紋。尼娜的雙眼無法离開那個渾身纏著一條蛇的赤裸裸的女人，并提出許多令人難堪的問題。米沙是個有禮貌的男孩，他喜歡那兩只啄食一個人心髒的鴿子。尼娜請求給她刺點花紋，那士兵在她胳膊上吐上唾沫，用鋼筆畫了一幅漂亮的圖畫，一直畫到肘部。我必須向她保證，無論如何也不能擦掉。米沙与士兵玩了好長時間紙牌…… 在經過一番不友好的接待之后，孩子們在一個陌生國家有這樣一次美好的經歷，我是多么高興啊。 倫敦由于受到德國空軍的襲擊，絕大部分居民都疏散出去了，我的父母暫時居住在牛津的朋友家里。我們設法在這座城市里尋找一個住處，但是在這個地方尋找住房是毫無希望的，因為這里面對襲擊相對說來是安全的。在那些遭到轟炸的城市，由于破坏，也找不到住宅。我終于發現了一間有家具的房子，足夠我們三人住，但是女房東只愿意把這間臥室租給一個人，于是我只得再一次把米沙和尼娜送進寄宿學校去。我找到一個森林小學，校長是個進步人士，學校距牛津不遠。尼娜一句英語不懂。她已經四歲，她在陌生環境里學會的最初兩句外國語是“stop it”和“go away”（“放下”和“走開”）。 几天之后，女房東請求我搬家，因為她忍受不了我這副外國人的面孔。我所找到的下一個臥室，又不允許孩子進來。 致倫的信： 昨天我在孩子們那里只呆了一個鐘頭。我是多么想念他們啊。學校領導不愿意父母來訪，并且讓人感覺到這一點。我的女房東也不愿意看見他們在我這里。學校認為手絹是違反自然的，應該允許孩子們流鼻涕。但是這里的教師和校長都很和气，伙食也好。米沙覺得挺舒服。尼娜卻失掉了往日的歡樂，在她的頑皮當中又加進了許多別的孩子的坏毛病。我多么希望把她留在我身邊啊。 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未經歷過困難的人們，比起那些親身体驗過戰爭的人們，更冷淡，更不寬容。 我的女房東下決心宁愿接受一位“先生”。我在鄉下伍斯托克附近的教區一個鄉村教士家里找到一間臥室。教士的妻子問我：“您是否屬于我們的教堂？……張伯倫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嗎？您祈禱嗎？您晚上跟我們玩牌嗎？” 經過這樣一番考試之后，我才允許搬人這棟异常美麗的房子里來，它有一個公園似的花園，一條小河從中流淌而過。 我每兩周定期去倫敦，并給倫寫下我的印象。 自然，我是痛恨飛机和炸彈轟鳴的，但是，也許是由于我沒有足夠的幻想吧，拉警報時我感到非常鎮靜。我對自己的生命毫不恐懼。 地鐵車站及其熱鬧的夜晚！數百人睡在搭在那里的木板床上。他們在几個月之前就來了，形成了一种住宿集体。他們從自己的大包裹里拿出晚餐，裝茶水的暖水瓶，拿出他們的針織品和報紙。父親在吸煙，母親在与鄰人搬弄是非，孩子們在玩藏貓儿。情人們坐在角落里擁抱在一起。喧鬧的車輛駛進來，人們從車廂里擁出來，盡量不要踩著那些找不到空板床，躺倒在地上的人們…… 昨天我在倫敦轉悠了好長時間。一處被炸毀的小住宅，比起大商店的廢墟更令我痛苦，洗過的衣物尚晾在廚房爐子上方的一條繩子上…… 我在電影《大獨裁者》里看見了查理·卓別林，我几乎無法把它看完。卓別林把一切都弄成笑話。但最后他發表了一通非常漂亮而感動人的演說。 我与父親一同看的《大獨裁者》，我不理解他為什么認為這電影是好的。我無法面對納粹發出笑聲，即使像卓別林這樣天才把他們漫畫化，我也笑不出聲來。在英國人們可以做到這一點。這個國家的情況是特殊的。自從戰爭爆發以來，英國軍隊經歷的只有失敗。他們被從挪威、法國赶出來。在著名鄧扣克小海港，集合了30万英國和法國士兵等待撤退，疏散到英國去。由于這次撤退是在全体解除武裝的情況下成功的，而被稱為“鄧扣克奇跡”。 在經受了這些打擊之后，英倫三島面對希特勒入侵威脅，只是做了薄弱的准備。1940年9月，希特勒開始對英國城市的可怕轟炸，這次轟炸持續了數月之久。 未進行充分准備的原因何在？統治階級及其政党，保守的“托利党人”，直到1939年縱容希特勒壯大自己，希望他發動戰爭不是反對西方勢力，而是反對蘇聯。待到希特勒來掐他們的脖子，才決定行動起來。戰備物資生產被置于先于一切其他的优勢地位，保守派首相邱吉爾要求人民“流血、勞動、流汗和流淚”，人民做出了犧牲，他們痛恨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由于整個英國奮起自衛，很少產生那种壓抑气氛，像在“中立的”、四面包圍的、在許多方面不得不讓步的瑞士那樣。希特勒的空中武器無法對人民群眾實行道德上的折磨。情況恰恰相反。 后來，當英國戰爭物資生產全力運轉起來時，生產出頭等的飛机，它們的性能遠遠超過希特勒的空中武器。英國飛行員由于勇敢，熟練，受到全國的愛戴。在戰爭當中他們的損失是巨大的。 雖然我還沒有自己的住宅，我卻在焦急地等待著我的工作的開始。 關于第一次接頭以及相應的替代性接頭的指示，我在瑞士時已經收到了。讓我去倫敦見一個蘇聯同志，在海德公園附近的一條街上，距大理石拱門不遠。當然，我們有暗號，并且約好固定的語句，与陌生人會面必須這樣做。我覺得詳細描述這些東西是多余的。 在一個新的國家進行第一次接頭，每一次都令人激動不已。來的是什么人？中央希望做什么樣的特殊工作？我有能力完成這項工作嗎？假如沒有人來怎么辦呢？ 一個或者兩個約定的時間已經過期了，我沒有想到在葡萄牙和海上行程會耽擱几周的時間。与我會面的人也許會因為這一次沒有白來而感到高興的。 我的等待遠遠超出了約定的時間，卻沒有人出現。第二天晚上我又徒然地等待了一次。14天以后，我又徒然等待了一次。我已經不記得我到倫敦去過多少次，在大街上來來回回走了多少越。這個地方選得不恰當，因為這里是妓女出沒的地方，她們不喜歡我經常在這里停留。我越來越焦急，關于接頭地點是否產生了誤會？我是否記錯了地址？去蘇聯大使館，是不允許的，我從未這樣做過。 有可能我在無意之中犯了一個錯誤，在瑞士時由于赫爾曼的被捕而弄錯了什么，或者是通過奧羅的告發，或者根本就是我自己弄錯了，錯誤也許是出現在阿爾伯特的机器上。我知道一旦某個同志的工作遭到威脅時，要与他中斷聯系，他會接受這种做法，并不感到自己受到傷害。在地下工作中，保護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不能繼續從事這項工作，我就得去為自己尋找生活來源，加入英國党，在那里作為一個共產党人繼續工作。 不久，与中央某人會面，几乎不再有這樣的希望。 我們是帶著隨身穿的衣物來到英國的，我沒有家具，我不需要住宅，必須照料兩個住在宿舍的孩子。我在經濟上早就維持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對我的家人透露我的經濟困難。他們誰都沒有多少錢，我也不能搬到他們那里去。我的父母在牛津朋友家里住得很擁擠，“哭百精”在尋找一個住處，布莉吉特住在一個一間套的住宅里，薩碧內要結婚，正在尋找一處住宅。萊尼在劍橋學習。于爾根的住宅剛好夠他一家四口之用。我已經不能給孩子支付更長時間的學費，我也指望尋找住宅，与中央的什么人會面，或者讓倫返回英國。 我也很擔心羅爾夫，他曾經間隔較長時間給我往瑞士寫過信，或者從中國把給我的信寄到我妹妹們的家里。他還想著孩子們的生日。后來他告訴我，他要到中國內地去，許多月沒有收到他的信件。后來我听說，羅爾夫被中國人逮捕了。我知道，他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 后來我知道了許多細節。恩斯特和羅爾夫未能在上海把工作開展起來。羅爾夫希望到政府所在地重慶去建立聯系。在架設電台或者在第一次發報時，他在那里被捕，并被判處死刑。据我所知，他是經蘇聯的努力才獲得自由的。 1941年4月，我終于找到一棟有家具的小房子。它是一排房子中的一棟，与許多其他房子一起坐落在市郊，距牛津四公里遠。租金很貴。我靠著節約下來的最后一筆錢生活。但是我享受到了沒有女房東的快樂，尤其是，我可以把孩子們接回來。 5月份我又去倫敦的接頭地點。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一個男人向我走過來，他不是這條該死的大街上的隨便一個人，這一次來的正是我要找的那個人。他用約定好的辨認語言跟我打招呼，我的腳下如同生風一般，急匆匆地穿過兩條大街，來到我們最終的接頭地點。這位蘇聯同志叫謝爾蓋（我給取的別名），他對我的到來表示問候和祝福，給了我足夠的錢，使我可以解決一切的財政困難。他發生了車禍，所以才推遲了這次會面。 他以俄羅斯人的鎮定和不慌不忙肯定無法理解這几個月我的心情如何沉重。我決心今后不再受這類事件的影響，而是要想到海參崴那位領港員的話，把一切等待時間都与地球与太陽之間的巨大距离相比較。 謝爾蓋向我說明了在一個与希特勒交戰的國家開展工作的意義，在這個國家有影響的反動勢力准備隨時犧牲蘇聯的利益与希特勒達成一种諒解。中央希望得到情報資料。我能建立什么樣的聯系？跟軍方？跟政界？我應該設法建立一個情報网。我的電台什么時候可以開始工作？ 像以往一樣，中央總是給我足夠的時間。中央從來未在時間問題上催逼我。當然，我自己就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不論做什么，宁可提前，也不緩慢執行。于是我為我的電台買齊了所有的零件，在祈禱和玩紙牌之間的空閒時間里，我在教士家里把電台組裝起來，這机器可以24小時堅持工作。 我希望于爾根和父親能幫助我搜集情報。父親是個十分体諒人的人，從來不問我的工作。現在我覺得應該告訴他，當然不必提到我的工作單位的軍事性質。在我們家里，我只向他一個人講述了我獲得勳章的事情。父親并不理解勳章是怎么一回事，也未把這种獎勵与軍事方面的事情聯系起來，但是當他听說加里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宮授子我勳章時，他感動了。 我只需要告訴他，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情對我的工作十分有用處。他點點頭，這就是一切。我們的談話跟以往沒有什么兩樣，因為我們的談話歷來大都是關于政治問題的討論。父親主要是跟左傾的經濟學家和工党政治家交往，在這段時間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從事与戰爭有關的活動，他把這些情況都講給我听。 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蘇聯，在英國引起巨大反響。敘述這一事件對我的巨大震動是沒有必要的，我當時沒有多少時間思考這個問題。 我听見了邱吉爾首相的演說，他表示全力支持蘇聯，我做了筆記并設法評价這次演說。像邱吉爾的多數演說一樣，這是一篇在修辭和文体方面出色的演說。我赶往倫敦去与父親討論，我從他那里得知，英國政界和軍界領導人估計蘇聯將在三個月之內遭到失敗。父親從斯塔佛·克利普斯勳爵那里證實了這种看法，他是工党的一位領導成員，曾于1940至1942年間在蘇聯出任大使。 克利普斯補充說：“德國軍事力量將會像用熱刀子切黃油一般，長驅直入進入俄羅斯”。后來它成了眾所周知的觀點，但是當我報告了這個觀點以后，中央，我相信整個蘇聯，第一次了解到這個觀點。我從局長那里收到一封感謝電報。這是很少發生的事情。我之所以還想起這則情報，也許是因為許多別的情報我都忘記了。 長時間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錯誤，就是低估了蘇聯。 他們打心眼儿里就不愿意一個工人國家及其共產党人能夠“保持”自己的政權。他們的錯誤開始于俄羅斯十月革命以后的各种武裝干涉，繼而是多年不肯承認蘇維埃共和國聯盟，這种錯誤，如克利普斯所說的那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依然存在。 希特勒開始把他的士兵和空軍全部投入到反對蘇聯的戰爭中。這大大減輕了英國的壓力，入侵的危險消除了，納粹的轟炸也減少了。 希特勒入侵蘇聯以后，我的電台多日呼叫對方均無回答，后來我的電台又開始工作。我每周兩次利用我的發報机，每月我到倫敦去兩次，最初只是与于爾根和父親談話。于爾根為蘇聯制定經濟分析，這些資料与他的本行無關，對于我卻是有用的，他讓我知道這些資料。根据与父親和于爾根的談話，我每月可以發出四條至六條消息。 按照規定我与英國的党完全沒有關系，与在英國的德國流亡者党組織也沒有任何聯系，于爾根除外，他最初是党的政治領導人，后來由于有別的工作，只是党的一位領導成員。我与他討論了補充情報的可能性，尤其是軍事方面的，他還介紹我認識了德國同志漢斯·卡萊，他曾經在西班牙國際縱隊作為師長發揮過領導作用。在西班牙時，他由于自己的勇敢和迅速決斷的能力曾經受到過特別的尊重。在英國他主要是充當資產階級刊物《時代》和《好運》的軍事記者，這些刊物均屬于著名的美國路斯康采恩。我當時并不了解這些活動的背景。無論如何這种活動使他能得到某些情報。中央同意我与漢斯·卡萊建立聯系。我每月大約与他也只能見面兩次，并獲得有用的情報。有時中央也向漢斯提出一些問題，在我們看來，這些問題都涉及中央認為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歡与漢斯·卡萊一道工作，他的早逝對于我們國家是一個損失。 每次我去倫敦都住在我父母家里或者住在妹妹們的家里。我偶爾在那里与漢斯·卡萊見面。妹妹們的職業都是不在家工作的，因此她們對此都一無所知。除了父親和于爾根之外，我和任何人都不談論我的工作，當時不談，后來也未談過。甚至連我的早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都不知道我曾經獲得過紅旗勳章，那還是30年以后，當一位蘇聯將軍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找我，再一次把它交給我時，他們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944號勳章，還有勳章證書。在那些戰爭的混亂年代，他們把它保存得多么仔細呀！） 除了与蘇聯保持無線電聯系之外，我還繼續与蘇聯同志謝爾蓋會見。在我成功地与軍界建立起聯系之后，我得到一些無法用無線電轉送的資料。在一次會面時，謝爾蓋轉交給我一個小包裹，大約有20厘米長，15厘米高。這是一台小型發報机。盡管我對無線電理論一直不太熱心，但我還是很喜歡這台輕便的，技術進步，工作性能可靠的机器。我拆卸開比它大六倍的我的這台發報机，只留作應急之用。我在英國從事了五年或六年報務員工作，在英國也像在瑞士一樣，戰爭期間業余無線電通訊是被禁止的。 我在英國期間，“謝爾蓋”們換了兩三次人。我對我們的會面感到很高興，除了第一次的失敗之外，我們的會面總是准時的，分秒不差的。這些同志都很友好，實在和有經驗。我們的會面總是在夜間的街頭，盡量安排在不受空襲警報干扰的時間，我們果在一起最多15分鐘。 我曾經多次說過，在地下工作當中我并不害怕，但是我必須承認，在黑暗的大城市里，沒有路燈，或者沒從窗戶里透出來的燈光，”我仍然是感到害怕的。大街上几乎空無一人，如果有誰沿街走來，也是看不見的。我站在漆黑的街上，仿佛在等待著什么人會突然間摸我的臉頰，或者扼住我的咽喉。一旦我听到輕微的腳步聲，就會恐怖地屏住呼吸，如果是“自己人”的腳步聲，便會松一口气。 我們在小房子里住得很舒服，只是缺少了倫；在寫往日內瓦的信中，我是這樣向他描述我們的生活的： 1941年春天 明天父母親來。我与父親的關系特別好。當然，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与他的關系都特別好。由于他現在已經65歲了，必須离開大學。他在經濟上几乎沒有什么積蓄，這意味著他必須尋找別的工作。他這個人特別謙虛，可作為一個尋找工作的人，他又特別有自尊心。他的學術成就是毫無問題的，到處都能作為榮譽客人受到歡迎。在他的領域１里他是世界著名的。他工作了一生，在學術上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只是以65歲的高齡，他不知道能否找到一份能夠掙面包的工作！政府和學術机构給了他一大堆任務，一旦這一切都是盡義務的事情。其實這是一种恥辱……世界形勢一片黯淡，暫時并不令人欣慰。克里特島事件遭到尖銳批評。但它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暴露了英國的弱點，人們必須及時加強反對侵略的保衛工作。沒有克里特事件人們或許不會充分認識到保衛這個島嶼的困難在什么地方２……我讀了一本諾爾·克瓦爾的傳記。他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的反應，完全是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反應，他不能遵守紀律，不能服從，不能放棄自己的個性，不能忍受身体的勞頓。我并不蔑視他不喜歡過士兵生活，而是蔑視他不喜歡過士兵生活的理由，但是我佩服他的誠實…… １當時從事人口問題研究。 ２英國于1941年5月在希腊被打敗后，花了很大力气才把4－5万名士兵撤退到克里特島上。 我正在讀一本關于中國的書。我什么時候失掉了對這個國家的怀念嗎？…… 尼娜１對她所經歷的第一次近距离轟炸的反應是：“房子晃動得好厲害！牆壁、床底下和我的耳朵里，充滿可怕的嘈雜聲。”從那以后她一再提到死亡。每天她都讓我向她保證，在她長大之前，我不要死。平安對于她來說，總是与另外一句話聯系在一起的：戰爭結束以后，“我要每天吃一個雞蛋，到那時我就不再上學前班，到那時飛机飛得高高的，讓我不再听見它們。”米沙對于來英國換一個環境适應得很快…… １尼娜這時已經5歲，她在幼儿園里經歷了這次轟炸。 我在這里尚無朋友，但我与附近平房里的女鄰居相處得很好。她是一位泥水匠的妻子。她為人朴實、平和、友好，她有一种智慧，不是來自頭腦，而是來自她的熱心腸。她怀上了第四個孩子，我是多么羡慕她呀…… 盡管沒有什么好說的，我還是愿意每天給你寫一封信；這樣瑣碎的事情，你應該跟著一同經歷……我今天推著儿童車飛跑著去拉一口袋煤。我恰好听到了有煤的消息。這意味著几周以來第一次沐浴…… 星期天我帶著孩子們去散步了。尼娜站在一棵矮樹前听一只小鳥在歌唱，她那可愛的動作，十分引人注目，有些人仿佛天生如此，這是另外一些人所沒有的。 我買了一件新衣服，這是第一件你沒見過的衣服，紅色帶有白色小斑點，白色腰帶，白色衣領…… 給我寫一封長長的信吧。讓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學習什么呢？一种語言？數學？我非常希望你擴充自己的知識…… 現在已經過了午夜，警笛又開始號叫起來，几分鐘以后又要有像我們一樣的人，他們扶養大了自己的孩子，他們熱愛大自然，將受到炸彈的轟炸，不再活在世界上。 倫來信告訴我，他在瑞士的工作需要他，不能到英國來。我回答他說： ……現在，無事可做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期盼著你的到來。上百种的日常事情：“這一次我們必須一塊儿去散步。”“這本書我們要一塊儿討論。”“當我有沉重物品需要拖回家時，你去公共汽車站接我。”“我的晚上不能是孤獨的。”現在我必須使自己習慣于這些東西都不是為我們而存在的。 不久我從倫那里听說，他要繼續爭取回英國。后來我才得知詳情，原來拉多同志希望把倫留在瑞士。因為有許多情報需要傳達，所以這是可以理解的。拉多同志解釋說，英國沒有多大意思，相比之下，德國与瑞士的聯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倫像我一樣從中央得到遷往英國的任務，但拉多的理由影響了他。他覺得這是自己應盡的義務，盡管他也對我們的長期分离感到痛苦。倫采用我們的舊密碼，除了發他自己的消息之外，還要為阿爾伯特發消息，于是他決定問一問中央： “我應該像索尼婭指示的那樣，爭取回英國，還是像阿爾伯特希望的那樣，留在瑞士？” 回答是：“按照索尼婭說的做。” 倫也像我一樣，已經不記得他從瑞士發往蘇聯去的那些情報。他還記得一個聯系。我們曾經認識一個被派到國際聯盟工作的姓王的中國記者，他娶了一個荷蘭女人。從前當過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在納粹戰爭中任駐比利時最高軍事指揮官的法爾肯豪森將軍經常在瑞士逗留，他与王和那個荷蘭女人十分熟悉。倫通過王偶爾能知道一些這位將軍所發表的意見和看法。 倫繼續通過英國領事館爭取回英國，但毫無結果。那里的人們忙得很，他們急于把那些适合軍齡的英國人，不再通過被占領的法蘭西，而是采用假護照，以各种可能的借口送回家鄉去。首先要運走的，是那些從德國和意大利逃出來的英國戰俘。也許人們想到了倫有一個德國妻子；想到了他有西班牙國際縱隊的背景，因此未給公使留下好印象，總而言之，像我當時在里斯本一樣，人家告訴他，在他面前有許多緊急情況需要處理。 這中間我与漢斯一卡萊和英國西班牙委員會的杰克·布倫特商量過。杰克是一個在西班牙受了重傷的同志，在過早的去世之前，他戰胜肉体的痛苦，做了許多工作。杰克和英國西班牙委員會，當時并不了解倫的工作。他們只是為西班牙戰士服務。最終我在西班牙委員會支持下，給左翼工党議員艾倫·拉斯本寫了一封信。事情傳到議會里。艾倫·拉斯本向下議院提出一項質詢。這項質詢在發表所有議會議題的1942年“議事錄”中一定能找到。它的大意是：為什么一個英國公民，從西班牙內戰中回來的有軍事經驗的反法西斯戰士，他生活在國外并且志愿回來從軍，卻得不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無法返回他的家鄉呢？ 拉斯本太太答應說，他們會辦理這件事情的。的确，“外交大臣常務秘書”（相當于國務秘書）通知了駐日內瓦總領事，他立即召見倫并為他舖平了一切道路。倫從領事館得到一本護照，署名約翰·米勒，還有一份患有肺結核的醫生證明，說明他“不宜服役”。 1942年夏末，即在我离開瑞士20個月以后，他到達英國。最初他的确是“不宜服役”，他由于犯神經性胃病，瘦得很厲害。 我們也并未欺騙艾倫·拉斯本，質詢中所說的一切，都是符合倫的情況的。 倫回到他的故鄉還沒有三天，便接到一封財政部門的信件，提醒他把四年前欠的債務（1938年）退還給政府，即作為國際縱隊成員從西班牙國界到達倫敦的運輸費。當時由西方勢力組成的“不干涉委員會”与佛朗哥和共和派政府達成協議，國際縱隊和德國援助佛朗哥的法西斯軍團撤出戰斗。共和派信守諾言，可佛朗哥卻破坏協議，讓法西斯軍團繼續留下來。 這筆賬單顯示英國財政部門的規章之嚴密和辦事效率之快捷。現在我們知道，官方得到了倫返回家園的情報，也許不只是財政部門。 与此相反，軍方工作則是緩慢的，倫在呈遞申請一年之后，才被征召入伍。這也許与他的西班牙戰士的背景有關系。 1942年秋天房主通知我們，他們自己急需這棟平房。因為我要發電報，所以我們又去尋找一棟獨立的房子。在牛津避暑區我們發現了“別墅大道”，喬治街50號有一棟經歷過几代人的古老建筑物，并有一個不大的長滿草的后院和許多庫房，這棟建筑物与這條小街上的其余非常具有小市民气味的房屋，是隔离開來的。 從前這些庫房用做馬廄，它們是屬于對面講究得多的街道上一棟大別墅的。馬車夫曾經住在我們的房子里，馬車夫与主人別墅的關系以某种方式保存下來，現在住在別墅里的是富有的和有影響的法官尼威爾·拉斯基一家。他是著名工党領袖哈羅德·拉斯基教授的兄弟，這些庫房一直還是屬于他們別墅的。 拉斯基太太是個丰滿、漂亮的女人。我是上午10時拜訪她的，她當時正穿著上等的睡衣在床上躺著，像電影里的富人那樣，她吃早餐時用的是亮晶晶的銀托盤。拉斯基太太是個關心社會的女人，積极參与慈善机构的活動。她收養了一個來自德國的受到威脅的猶太孩子。 我去拜訪她是有特定目的的，我請求她允許我在我們的房子和她的庫房之中拉一根天線。她表示同意，在別的事情方面，她對待我們也是友好的。 令我感到滿意的是，這一次可以由倫來架設天線，在吉德林頓平房住時，是我自己在房頂上爬來爬去。 緊挨著房子有一堵用灰白色自然石頭砌成的厚厚的牆，150多年以來，就是它把庭院与外界隔离開來。我們在一個沙漿斷裂的地方，撬動一塊石頭，把它從后面抽出來，把我們的小型電台放進去，再把長滿鮮苦的拱頂石放回原位。這堵牆一點看不出有什么變化。 我們的房子里是由四個房間和一個螺旋樓梯构成的，最大的房間是不能利用的，一個“莫里松防空洞”把它裝得滿滿的。赫伯特·莫里松屬于工党的領導階層，在聯合政府當中任內政大臣。這座家用防空洞，看起來仿佛是一個用金屬絲編成的大甲虫，它背著一塊沉重的鋼板作為封蓋几。這是政府無償提供給他的，可牛津并未遭到轟炸。 聯系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又想到了大甲虫。我到達英國時曾經買了一輛便宜的舊自行車。倫20個月以后看見它便解釋說，騎這樣的自行車有生命危險。有一天，我從倫敦回來，發現門鎖著；當我撳鈴時，听見孩子們激動的竊竊私語聲，他們給我開門并指示我把眼睛閉上。兩分鐘以后才允許我走進大房間。我發現防空洞上放著一輛嶄新的非常漂亮的自行車，上面裝飾著紅旗，家里的台燈和手電筒全都照著它。我經常用它，也用來進行地下接頭。后來我遷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時候，倫把它拆卸開帶到飛机上。剛到柏林時，尼娜還騎著它上學呢。現在它停放在地下室里。誰都不想把它賣給舊貨商。 1942年，倫回到英國之前。我建立了一個重要聯系。他是一位空軍軍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被遣散到牛津來。他原來的職業是焊接工，他是少數出身于工人階級的軍官。他從16歲起就有進步的政治觀點，現在依然保存著。他叫詹姆斯，我是通過他的妻子認識他的。他對國際政治感興趣，熱心于与我交談。我發現他是尊重蘇聯的，并對英國不執行開辟反對希特勒的第二戰場支持蘇聯的諾言而感到厭惡。詹姆斯不常來牛津，花了一段時間我才對他有了足夠的了解，然后我建議中央，爭取他的合作。中央表示同意。對于他我是有把握的，即使他不愿意冒險，拒絕与我合作，也不會出賣我。我們在一起談了好几個鐘頭，當我越來越接近實質性問題時，他最后几乎能猜出我的用意并表示同意。 詹姆斯是屬于空軍技術分部的，他了解飛机制造的一部分新發展的情況。他給我們提供准确的數据、重量和体積的說明、承重能力、特殊性能甚至還有尚未試飛過的飛机圖紙。我還記得一种新的發明，一個小的构件，他把原件給我拿來。這些器材都是編號的，并且都是密封的。這一构件的丟失曾引起一場巨大騷動。 詹姆斯是個謙虛而樂觀的人，他成了我們的朋友。每月我見他兩三次，在距离牛津几百公里的地方，他的家人都离開了城市，每一次我都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材料。詹姆斯不拿我們的錢，他并不認為自己是“間諜”。他幫助了這個同盟國，這個國家為反對法西斯主義進行了最為頑強的斗爭，付出了最為沉重的犧牲。 業余無線電通訊是被禁止的，我必須考慮到，說不上什么時候，我的電台會被人發現。中央希望我再增加一個合作者，把它培養成報務員。我找到了托姆。他因為缺少一只眼睛而未能入伍。 跟著托姆可以去盜馬。他是一家汽車工厂的鉗工，不管要求他做什么，他都能毫不遲疑和沒有不必要的思考去完成。托姆懂禮貌，幽默，有感情，人也可靠，必要時甚至冷酷無情。為了教給他發報技術，倫和我必須到他家里去，要么他到我們家里來。托姆也拒絕付錢。為了有富裕的時間進行學習，他找了一個不必整天忙乎的工作，他成了貼廣告的人。 倫回來后不久，同樣也建立了一些聯系，這都是我不認識的人。一個偶然机會，他又見到了從前認識的一個同情分子，他是一個精通裝甲車從水上如何登陸的專家。從他那里我們除了得到關于裝甲車如何登陸的材料之外，還獲得一种用于潛水艇雷達裝置的重要儀器。當時雷達還是一种新技術，中央對此特別感興趣。我們把這些珍貴東西埋藏起來，直到下一次与謝爾蓋會面，或者，假如我們覺得它們特別重要，便安排一次臨時會面。約定這种會面的方法是這樣的：我去倫敦，在一個規定的時間里，在某一個特定的地方丟下一小截儿粉筆，并把它用腳碾碎。這個粉筆記號便意味著，我們當天晚上要會面。 倫還与一位化學家有聯系，從他那里也能獲得情報。 我用這樣短的篇幅談到倫和我的關系网，實際上所用的時間要漫長得多。當然，倫与他的那些熟人也必須多次會面，他們也得為我們的請求逐漸做准備。當然，即使在托姆面前我也并不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求。經過几番交談，我們要把了解到的關于這些同志的情況向中央寫一個匯報說明，中央或者表示同意，或者表示拒絕。詹姆斯和托姆都知道自己為什么國家工作。倫的朋友們大概也都猜出來了。我們這种爭取人的工作直到戰爭結束，進行得并不怎么困難，因為在當時為蘇聯而工作，就是在為反對希特勒的戰爭中的英國的同盟者工作。 英國人民是同情蘇聯的。在戰爭期間，一旦人們知道，某种作戰物資將運往穆爾曼斯克，生產效率便會明顯地提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成倍提高。即使“上層社會的婦女”也無法擺脫這种气氛，她們為紅軍編織連指手套！ 英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遲遲不愿意在大陸上開辟第二戰線，在許多人當中引起憤怒，或者至少引起不滿。盡管他們許下各种諾言，這兩個國家卻讓他們的盟國蘇聯在相當長時間里只是孤軍作戰和流血犧牲，即使是后來，他們也只是以有限的手段投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者：蘇聯是2000万，英國是38.6万，而美國包括遠東是25.9万。）１ １据1972年9月24日“觀察家”統計。 1942年在英國許多城市的牆壁上都用紅顏色寫著人民的要求：現在就開辟第二戰線！” 甚至連孩子都受到這种要求的感染。米沙于1942年1月為一家雜志畫了一幅畫：“一個英國士兵的日常生活：他給自己擦皮鞋。一個俄羅斯士兵的日常生活：他在保衛一個飛机場。” 人民群眾的呼聲是合理的，我們給予蘇聯的幫助也是合理的，35年以后，一位著名美國軍事科學家漢森·W·鮑德溫從今天的角度證明了這一點。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書１中寫道： １《決定性的歲月，1939—1941》，威頓菲爾德出版社，倫敦，1977年。 德國入侵俄羅斯使美國有可能避免全面戰爭。事情絕對不像戰后十年所表現的那樣，為了美國和世界的利益，用一個危險（蘇聯——魯·維）來代替另一個危險（納粹德國——魯·維），似乎只有摧毀兩個國家才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在這里我不需要描寫我們自己是如何每天關注著蘇聯的斗爭，如何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擔憂，如何欽佩它的公民們的抵抗力量，如何為他們的行動而哀悼。我們工作中的每一次成功對于我們來說都具有加倍的重要性。我們或者我們的合作者借這种工作背叛英國的思想，不論當時還是今天都是我們所拒絕的。 倫報名參加空軍，目的是當一名飛行員。在他甘冒危險之前，我想跟他要一個孩子。我非常希望滿足自己這個愿望，我的理由像從前一樣，嬰儿是一种有益的掩護。尼娜已經6歲了。我堅持這樣的想法，當1942年底德國軍隊開始圍困列宁格勒并在這條戰線上出現胜利的跡象時，倫最終同意了我的想法，因為按照他的意見，這种事情應該由我來決定。后來他成了一個驕傲的，迷戀自己儿子的父親。 在倫敦的一次會面是8月份，即彼得出生一個月以后，傍晚出現了颶風一般的暴風雨天气。謝爾蓋出現了，但是在這种情況下，他几乎不指望我會到來。他給我帶來了局長對于我此前給他的一條消息的贊揚。要么是謝爾蓋這中間去過莫斯科，要么是他得到這個任務，向我准确地傳達他的話。局長說。“假如我們在英國有五個索尼婭，戰爭早就結束了。”雖然我并不覺得自己這么能干，但我還是很幸福的。對于我們工作的意義的最好表達方式莫過于：為了全人類，打倒法西斯主義，結束戰爭。人們在急切地等待著。 給母親的信： 1943年9月8日17時 ……12時45分時，我還在采購，而現在孩子已經降生兩個小時了。你可以想見，我的生產是順利的。這是一個男孩，体重只有6磅半。他早出生了兩三個星期。 下一次會面恰好是在彼得出生的那一天。倫代替我去倫敦。深夜時刻，他回來后立即來醫院看我，他說：“我從未見過你這樣幸福，看樣子你像兩個索尼婭。”然后他走向嬰儿床去看他那已經降生6個小時的儿子。 在這段時間里，父母親又回到倫敦去生活，父親在牛津有事情，住在我這里。當他在彼得出生那天來醫院看望我時，我第一句話便問他：“你對意大利有什么說的？”9月8日實現了停火，這決定了意大利的最終失敗。 父親容光煥發：“多好啊，你又開始談論這個話題了，照我的想法，政治性的話題對于產婦是不合适的。”我們談到了這場失敗的影響，談到全面戰爭形勢，這時睡在身旁的彼得醒來，像小貓似地啼哭了几聲，复又睡去。 彼得出生不久，倫應征入伍。 給母親的信： 1943年1月 倫的信里流露了某种郁郁不樂的情緒。圣誕節度假之后，他覺得一切都特別令人沮喪。只有當人們暗示他可能從基本訓練轉向飛行員訓練時，他的心情才開朗起來。倫從來就不欣賞小市民那一套，盡管如此，他還是對周圍人們的無動于衷感到惊訝。他与同一營房里的25個人在持續的聯系中已經生活了6個星期，但人們卻沒有一次提到過邱吉爾、俄羅斯、意大利、德黑蘭、希特勒或者別的什么与戰爭進展有關的事情。 盡管有一位指揮官推荐，他又在結業時得了最高分數A1，倫還是被拒絕參加飛行員訓練。西班牙戰士大多數只能當普通士兵，尤其因為他們曾經是工人。倫報名參加報務員訓練，一直還是期望著參加有效的服務。這次訓練再次被拒絕之后，他請求被派到一個戰斗部隊里去。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他進了英國最具封建色彩的團隊，即“金流衛隊”。近衛軍團都是皇家衛隊。他在那里受了步兵訓練，后來又接受裝甲兵訓練。像在空軍里一樣，在這兩方面他都獲得了最优秀的分數。 致于爾根： 你听著會惊訝的！倫成了模范士兵。他在800人當中作為最优秀的士兵，獨自獲得了一次周末休假。除此之外，他還打破了歷來在兵營里創下的長跑紀錄。 凡是倫在訓練和周圍環境中有用處的消息，中央自然全都知道。在空軍的那段時間里，他的駐地距牛津只有40公里，有几次我曾經騎著自行車去找他。他在結束裝甲車訓練之后，戰爭結束之前不久，去了歐洲前線。 倫的裝甲車部隊屬于“金流衛隊”第一裝甲車兵營的偵察部隊。 在1942—1943年之間，隨著工作量的增加，接頭的机會越來越頻繁。我不知道在我出門的時候，由誰來照看孩子們。母親有時從倫敦到牛津來幫我一把，可是這時她又病了。 我第一次感到遺憾的是，你這5個女儿當中沒有一個是未婚少女，否則她可以什么都不想，只管家務，減輕你的一切負擔。我發現她們所有的人都在倫敦忙得不可開交。你對爸爸調教得太糟糕了，他什么都不能自理，你只好親自照料他。無論如何，你應該按照醫生的意見，盡量呆在醫院里。 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需要說明的是，當著米沙的面，還要以隱蔽的方式在夜里發電報，這又談何容易。我決定把他送到一家寄宿學校去，至少他可以通過自己的好成績取得獎學金。6歲的尼娜被我再一次送進坐落在御獵場區美麗的農村環境中的一家寄宿學校。 不久，我收到一封電報，說尼娜得了有生命危險的腹膜炎。我赶快到她那里去在病院里住了三天三夜。几周以后，當我可以把她接回家的時候，我發誓，再也不把她送走。我當然無法實踐自己的誓言。尼娜至今尚承受著這次手術結果的痛苦。 彼得出生6周以后，在倫敦有一次接頭。沒有任何人能替我照看孩子，我只得帶上他一同去。戰時的旅行是不容易的。母親十分擔心我帶著吃奶的孩子在這一帶乘車來來往往。 她的健康狀況稍有好轉，只要我必須外出，她就得一再到牛津來。許多次她都是這樣幫助我的。關于我的工作，我從未和她說過。 1943年，英國國王喬治四世為了祝賀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的決定性胜利，送給斯大林一把寶劍，作為榮譽饋贈；但是第二戰場卻遲遲沒有開辟。 在第一次德黑蘭會議上，蘇聯要求從法國進攻希特勒。邱吉爾想得更多的則是進軍巴爾干！羅斯福支持斯大林。 1944年6月6日，當蘇聯軍隊的胜利已經确定無疑的時候，才開始開辟早已答應的第二戰場，英國和美國士兵在諾曼底登陸。7個星期以后，37個師團在法國打響了進攻希特勒的戰斗。 一位英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勞倫斯·湯普森在企鵝版《圖畫郵報，1938—1950》一書中寫道：“自從入侵俄羅斯以來，德國第一次被迫把主要軍事力量從俄羅斯戰場上撤回來。” 1944年7月，德國第一批“神奇武器”V1，一种飛彈，轟炸了倫敦。三個月之內投擲了大約9000枚，接著在9月份又投擲了“V2火箭。”倫敦市民又必須重新疏散。 1944年11月17日這一天，謝爾蓋意外地給我帶來了局長的問候；祝賀俄國革命紀念日。我送給他一份小禮物：一本書。紅玫瑰當時是沒有的，這也是不符合秘密工作規則的。倫當時不在家，我不能同任何人歡度這個節日，我回想了許多過去的歲月。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里夏德·左爾格被日本人判處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被殺害。 于爾根由于對德國經濟狀況的了解，并在這個領域發表過許多著作，美國軍方便于1944年秋天給他提供了一個職位。他要在“美國轟炸戰略研究所”以上校軍銜從事工作。于爾根請求給予考慮的時間，以便讓我請示中央。 在一家美國秘密警察部門從事這种反對納粹德國的工作，只有中央認為是有利的并從中央那里得到相應的任務，才是有价值的。很快便得到回答，中央對此是感興趣的。從此以后我定期從于爾根那里得到有用的情報。像我一樣，他也想不起那些細節了。我們只記得一件事情：戰爭期間曾經在戰略服務研究所工作的哈佛大學戴克·拉格萊斯教授，正在研究間諜活動方法學并制定一套体系，運用這套体系人們可以根据仔細登錄的一切被摧毀的德國裝甲車、飛机等武器的系列號碼，判斷敵人持續裝備生產的情況。這种統計每14天出版一期，只在一個极小的范圍內分發：羅斯福、艾森豪威爾、邱吉爾、英國總參謀長伊斯梅、“戰略服務研究所”所長和“美國轟炸戰略研究所”所長等。除此之外還有惟一的一份在与制定“美國轟炸戰略”概況有關的大約五名成員中傳閱。据我所知蘇聯軍隊最高指揮部能定時得知它的內容。這份高度机密的刊物，持續發表拉格萊斯的統計數字，它是“美國轟炸戰略概況”的一部分。 于爾根由于与“戰略服務研究所”有來往，便在那里結識了美國中尉“麥克斯”。“麥克斯”的任務是网羅德國流亡者從事間諜工作，并對他們進行降落傘訓練。他請求于爾根給予支持。 中央對于德國人加入“戰略服務研究所”工作是感興趣的，回答的大体意思是：可以与“麥克斯”一道工作，但要謹慎。我把這個答复轉告給于爾根，他向我和“麥克斯”介紹了一位德國同志，讓他去接受一切与“戰略服務研究所”有關的工作。從這一時刻開始，于爾根不再与此事發生關系。這位同志是埃里希·亨什克，他原是倫敦党組織的領導成員。我也為他的合作取得了中央的同意。 埃里希是西班牙戰士，在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期我便認識他。1928—1929年間，我曾經奉柏林區党委之命，建立一座馬克思主義的工人圖書館。當時沒有獎金。我們在柏林步兵大街租了一個從前養鴿子的地下室，為了支付租金，我們要收一角錢的借書費。馬克思主義工人圖書館的書籍是我們推著手推車從同志們家里和出版社募集來的。埃里希·亨什克、馬克斯·卡哈內和格爾德·戴根哈德是第一批志愿出納員。在《一個不平凡的少女》１一書中，我描寫了圖書館的建立，后來這家圖書館轉交給了“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 １作者第一部描寫中國題材的小說。——譯注 現在我在這里又遇見了埃里希。他是一個思維緩慢的人，迅速做出決定，對于他來說是困難的。他待人處事特別慎重，不愿意冒險，但是他并不怯懦。埃里希有從事党的工作的經驗，是個非常可靠和有責任心的人。 我未見過那個美國人麥克斯，他對我的事情也一元所知。他接受埃里希作為合作者，并且同意他的建議，選擇共產党員作為跳傘員。他們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确是最可靠的人。在羅斯福執政期間和在反對納粹德國的戰爭中，曾經有許多美國進步人士在軍事机构和間諜組織里工作。后來這种情況發生了變化。下面的事情是我于1968年与埃里希·亨什克進行了一次談話后寫下來的，關于這些事情，他記得比我清楚。 我們的同志可以不經過在英國的德國党領導同意去執行這些任務。埃里希与威廉·奎能交談過。假如埃里希如所要求的那樣嚴守秘密工作的義務的話，他可能從未提到過我的事情。埃里希·亨什克、漢斯·卡萊和威廉·奎能受党領導的委托，擬定一個投入這項工作的同志的名單。埃里希·亨什克暫時脫离党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這項任務，即与“戰略服務研究所”進行合作并把資料轉交給我。在埃里希向我轉交了這些同志的照片和簡歷之后，我向“戰略服務研究所”建議由這批同志參加工作。我把這些材料寄給中央并很快得到同意。這些同志都知道，他們的工作是得到蘇聯允許的。其中有兩位同志遭到“戰略服務研究所”拒絕，剩余的同志有：阿道爾夫、瓦爾特、彼得、保爾·林德納、維爾納·費舍爾、庫爾特·格魯貝爾、安東·盧。 埃里希不是“戰略服務研究所”的正式雇員。他每周從“戰略服務研究所”得到5個英鎊，從中央得到5鎊手續費。事實上与這七位同志一道工作，把他們的情報轉交給我，埃里希在他們与“戰略服務研究所”之間保持聯系，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是一种完全的職業活動。 上述同志与“戰略服務研究所”簽署了一份合同，他們得到很高的報酬，并獲得一份可觀的人壽保險。他們在英國接受了8周的訓練，他們練習跳傘和利用“步行對講机”，這是特意為他們的用途研制出來的，它可以直線工作，是一种轟動一時的新鮮事物。他們學會了一种數字密碼。他們的護照、服裝，他們的生平經歷等等都做了充分准備。他們的航空背包里裝有隱形墨水、服毒藥片和強化食品。我把情況告知中央，局長認為我們的材料很有趣，特別是數字密碼。 這些同志每個人都應該在一個約定日期，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到達一個約定地點，帶著他們的降落傘离開飛机，著陸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他們的步行對講机。一架美國飛机將出現在降落地區，通過對講机建立起空中与地面的聯系。 埃里希接受“戰略服務研究所”委托，搜集留在德國的納粹反對者的通訊地址，如果這些同志本身沒有聯系，可以去找他們。為此埃里希得到中央的同意，与麥克斯一道乘一架美國飛机去巴黎，“自由德國運動”１在那里具有廣泛影響，巴黎在地理上距离德國很近，他帶回來足夠用的通訊地址。 １德國反法西斯組織。 麥克斯對于与巴黎的自由德國運動建立直接聯系也感興趣。中央表示同意。于是埃里希把這個組織介紹給他。在与美國間諜組織工作的過程中，沒有中央的同意，我是不采取任何步驟的，因為判斷這种處境對于我來說太复雜了。我估計，中央是通過它在巴黎的聯系親自掌握那里的事務的。 我与我們那些跳傘員同志當中的任何人都不直接聯系，而是只通過埃里希。 根据埃里希的回憶，阿道爾夫是第一個跳傘的人。托尼·盧１和保爾·林德納是一同起程的。他們跳傘之后成功地与飛机建立了聯系。如前所述，這是第一台實現了空中与地面聯系的可利用的設備。我希望他們能夠保護好這台設備并向中央匯報。２我知道，托尼找到了他的姐姐特萊杜普太太，她勇敢地支持了他。托尼·盧，這位几年前已經去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和海關与商品檢驗部門的早期領導人，肯定會詳細記錄下自己的歷史。 １托尼·盧即安東·盧，托尼是他的愛稱。——譯注 ２我在柏林從瓦莉·施密特同志那里听說，托尼·盧保住了他的步行對講机。瓦莉的姐姐朵拉·塞爾霍夫和她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期便認識托尼。她們把這台設備藏到她們在柏林瓦爾滕貝格“鷹崗居民區”的菜園里，埋在李子樹和雞舍之間。托尼和保爾隱匿在保爾父母家里，他們自己的生命也受威脅。保爾的父母居住在泰爾托運河附近。紅軍入城之前，托尼和保爾曾經設法挽救運河上的兩座橋。在今日的鮑姆學校橋頭，他們遭到射擊，橋被炸毀了。在另一座橋頭他們剪斷了引線，阻止了爆破。第一批蘇軍人城時，瓦莉·施密特把這台設備交給了一位軍官并為此得到一張收据。 托尼和保爾完成任務以后返回英國，我把他們的匯報轉達給了中央。 后來，通過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共同朋友，我親自結識了托尼，我們常常在台爾曼廣場的共和國宮飯店共進午餐。我從未提到我們在別的事務中有過共事關系。 彼得和瓦爾特是在巴伐利亞上空從一架飛机上跳下去的。從彼得那里沒有得到多少消息。瓦爾特返回以后，他的那些情報都是實實在在的、有趣的。 庫爾特·格魯貝爾是威斯特法倫人，職業礦工，從1933年到1936年，曾經在柏林做地下党的工作，后來流亡到國外。庫爾特在蘇格蘭做過礦工，娶了一個蘇格蘭女人。他是蘇格蘭礦工工會會員，出版過一部小冊子，書是：《我是一個德國礦工》。 他要跳傘的那架飛机在空中爆炸了，他与乘務人員全都犧牲了。他的妻子得知丈夫死訊之后，表現得非常勇敢和鎮定。這些跳傘員的家人全都不知道我們的工作。１ １在一位新任上司領導下，美國机构失掉了對這些工作的興趣。庫爾特·格魯貝爾是風雨交加的天气起程的，飛机只經過匆忙的維修，乘務人員也沒有經驗。這只能意味著墜落与死亡。 据埃里希回憶，維爾納·費舍爾跳傘時，怀揣一份署名勞特巴赫的納粹護照，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犧牲了。我曾經徒勞地向中央詢問過他的情況，德國党領導查問過，英國律師普瑞特也為此做出過努力。維爾納·費舍爾失蹤了。 我想，現在是時間了，這些同志也應該受到尊敬。 戰爭結束前不久，托尼·盧把一個飛机的小零件交給埃里希，埃里希和我把它存放起來，我們用嬰儿車推著小彼得，走到大拐彎附近的森林邊上，把這個零件埋藏起來。 由于某种原因，我与中央有好几周沒有聯系，當我終于想到把這個零件挖出來的時候，卻未能找到它。我花費了好几個鐘頭去尋找，卻怎么也未找到准确地點。這种情況在我20年的實踐中只有過一次，而一次也太多了。 戰爭結束數周以后，美國人遣散了我們的同志，与“戰略服務研究所”工作便中斷了。我的其他聯系尚在進行當中。關于同盟國戰后政策的情報，對于蘇聯來說仍然是重要的。 為了慶祝和平，1945年5月到處都在舉行盛大的活動。大街上擺列開桌子，還舖上桌布，市民從有限的食物中捐出面粉、豬油甚至一個雞蛋，當時每人每周只有一個雞蛋，人們烘制餅干，擺出茶水和汽水。 拉斯基太太組織了我們街道的慶祝活動，一張共同舉辦茶話會的照片還保存著。我与所有其他的人一道為戰爭的胜利結束而感到歡欣鼓舞；我感受到了同樣的輕松，因為人們不必再為在戰斗部隊里的親屬而擔憂。大家都盼望著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在這方面我們的想法是有差別的。 戰后隨著与“戰略服務研究所”關系的結束，我与埃里希的聯系也停止了，在這之前他借給我一些有趣的材料：這是一個美軍下士的檔案，人家怀疑他与共產主義有瓜葛。這是一次有必要与謝爾蓋迅速進行特殊接頭的机會。他讓人立即把大約200頁的材料拍攝下來，這是些有价值的材料。 假如我在莫斯科的中央工作，我一定把這些檔案材料翻譯出來，充當所有情報人員的必修教材。它能夠代替關于最嚴格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的任何理論教材。應該強調指出的是，這些材料涉及到的是一個普通人，除了通常所說的對于共產主義的同情之外，人們對他沒有什么可指責的地方，一個下土，無論在軍隊里還是作為個人都不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是單單怀疑他是共產党人，審查結果足以寫成200頁的材料。沒有任何遺漏。審查從他的父母親開始，所有的親屬，從學生時代到他的學徒生涯。所有居住過的地點，他的房東和許多鄰人的供詞全都記錄在案。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讀物都記載下來，他的書信，他的休假旅行，他的情人，他的結發妻子，几乎無一遺漏。我在自己的所有經歷中，認為這簡直是無法令人置信的事情。 戰后工党在選舉中贏得胜利并組成政府。當時哈羅德·拉斯基，奈威爾的兄弟，是工党的主席。 戰后英國經濟狀況呈現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只有向美國借一筆巨大貸款才能挽救它的經濟困境。這筆貸款無可挽回地決定了英國對美國早已存在的依附關系。美國和英國開始反對蘇聯的冷戰。如果有誰怀疑這种有計划進行的行動，那么邱吉爾在法爾頓、密蘇里的演說便可改變他的看法。遺憾的是，工党常常是追隨保守党的反蘇路線的。 1945年5月，女房東要遷回“別墅大道”來。我們必須再一次遷居。倫這時尚在德國，在軍隊里。戰爭結束21周以后他才被遣返回家。 我對帶家具的住宅和那些隔三差五來視察一遍的女房東們討厭透了，她們對地毯上的每一個污點都表示不滿，還要特殊收費。但是像從前一樣，要想找到一處帶家具的住宅是不容易的，而一處不帶家具的住宅，那就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愿望了。一位女鄰居偶然間提到一處叫“云杉”的農庄想出租，這處農庄坐落在“柯茨沃爾”山區距大拐彎不遠的一座村庄里，柯茨沃爾山及其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帶，距离牛津大約有30公里路程。我去看了一下這棟房子，這是一棟三層的小樓，里面有7個房間、巨大的廚房和許多的附屬房間；整個住宅對于我們來說委實太大了。房子里沒有電，也無人收垃圾；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車通往附近的城市。但是這里的環境十分美麗，這棟二百五十年的老宅子，有很厚的木板陽台，低矮的房間，被院落、谷倉和荒蕪的花園環繞著，我很喜歡，除此之外，房租也只是我們從前所付房租的三分之一。我租下了這棟房子。也許我還能把部分房間租出去，万一我外出時，家里有人照看孩子們。對于發電報來說，一個和別人住在同一棟房子里的人自然是不合适的。 我購置了必要的家具，妹妹們把她們剩余的錢也捐了出來。在長長的走廊里，我懸挂了一些中國明代的繪畫。令人惊訝的是，這些繪在絹綢上的畫非常适合裝點這棟古老的農家房屋。 在村庄里与鄰人們建立聯系是困難的。我們對面有一家地主庄園住宅，這位富裕的地主叫倫斯代爾。他從前是一個著名的海軍指揮官。菲利浦親王年輕時在他的麾下服過兵役。我們住在那里時，菲利浦和他的妻子，后來的伊麗莎白女王，還來拜訪過這位地主。其他居民是農業工人或者小農，他們并不像我這樣，知道什么是“外國人”。 就這樣，我孤零零的一個人，但是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尼娜和彼得，米沙假期時從他的寄宿學校里回家來。倫偶爾也從德國回來度假。我知道他喜歡柯茨沃爾山區，我們從前騎自行車游覽過這里的風光。我很高興把我們這第一個正式的家指給他看。他回來度假之前，10歲的尼娜便發過一通議論： “我敢打賭，他會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他不會在自己的床上安靜地躺著，也許他會不顧一切地從船上跳下去，向我們游過來。” 但是，當他終于從特拉威敏德回來時，他一點沒有心思看看我們的房子和田園般的鄉村。他來自一個充滿了災難、巨大矛盾、緊張和困難的德國。 我感到傷心，并設法在他走了之后通過在信中描述我們的生活，使他建立起与家庭的聯系。 1946年夏天 ……從早晨9點到晚7點，我帶著孩子們在斯特拉特福鎮１。這是我答應過他們的一次夏日郊游，他們可以大吃大喝一通。喝了四次汽水，吃了三次冰淇淋餅干，逛了兩次平价商店，參觀別的高級的東西，例如莎士比亞故居，步行穿過劇院大廳。然后在河上划了一次摩托艇，在一處美麗的游泳池里泡了几個小時。 １斯特拉特福鎮為莎士比亞故鄉。——譯注 1946年2月１ １米沙已年滿15歲。 為了祝賀生日，我給米沙買了一條領帶，在這之前他眼巴巴盯著櫥窗里的領帶，看了好長時間，領帶是鮮黃色的，印有許多馬頭。這是一种可怕的風流男子的事情。如果你想送給他什么，一塊顏色顯眼的綢手帕即可，越俗气越好…… 1946年12月 ……圣誕節過得非常有特點。我把兩個德國戰俘請到家里來与我們一同過節，他們都住在這個村子里，在倫斯代爾那個巨大的農場里干活；他們都是從為戰俘開辦的“民主教育營”結業的。我們剛要坐下喝咖啡和吃純正的胡椒蛋糕，便有人來敲門。進來8位“敲鐘人”，按照古老風俗進行了一通表演：他們手里拿著14口鐘，各有不同的音響，他們表演了許多圣誕節樂曲，美极了。村民們對于我家的客人似乎感到惊訝，可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我發表了一番關于圣誕節的演說，祈求世界和平，克服戰爭的敵對情緒。 在這一年里，我又听到一些關于恩斯特的消息，他的處境非常不好。他想返回他的家鄉德國來，他問我能否在這方面援助他。他需要向德國流亡者組織證明自己是作為被納粹迫害者离開德國的。這我當然知道，我可以幫助他。据一位醫生計算，他在最后30個月里，每天僅靠400個卡路里熱量生活著，他居然活下來了。 我通過瑪格麗特的發信人給德國流亡者組織寫了一封信，寄往上海銅山路696號。 恩斯特到底未能踏上返回德國的路程。我今天依然堅信，如果他當時能夠成功地返回來，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會多一個誠實的，能干的，有犧牲精神的同志。 我又好久沒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直到1966年于爾根接到一封來自南美洲的信，這是20年以后，第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恩斯特在信中寫道，他想念歐洲，也很想回來。此外在觀點方面他依然如故。秋末我得到消息說，如果我同意，他要來看望我。 恩斯特是1967年1月上旬來的。這是28年以后的第一次見面。我打開門，看見他几乎要暈倒的樣子。他無法說話，我其實也無法說話。我扶他坐在一張沙發椅上。他抖做一團，抱怨天气寒冷。我給他煮咖啡，拿來一件毛衣給他披上，當恩斯特冷靜下來以后，我才請倫進屋里來。真正平靜下來對于他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他顯得精疲力竭，神經緊張到了极點。最后他給我講述了他的經歷： 恩斯特与中央的聯系，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固執，在羅爾夫在中國被捕以后，很快便中斷了。恩斯特找不到工作。1949年中國解放以后，政府要求所有外國人都离開這個國家。恩斯特去了阿根廷，以机械工人身份維持生計。他娶了一個阿根廷女人。現在他十分想念歐洲，最初是他自己先來的，一旦節約出路費，他妻子隨后再來。 他說，他很想居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如果不行，在西德他也可以掙一口飯吃。他沒有過高的奢望。不論逗留在哪里，他都要作為一個共產党人來生活。他談了很長時間，而我也并未打斷他的話。在听他說話時，我竟忘記了他那虛弱的身体和精神狀況。 當他把所有的話說完以后，我問他對中國持什么態度，他明确表示，他同意中國的發展狀況。他保證自己愿意忠實地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工作，自己決不介入論爭１，但是如果有人問他，或者听到有人“攻擊中國”，他一定要做出回答。 １指60年代初期開始的中蘇（包括東歐各國）之間的意識形態論爭。——譯注 倫和我与恩斯特討論了很長時間，他依然像從前一樣固執，寸步不讓。 的确，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眼光看世界和從南美洲的角度看世界是不一樣的。這一點，不論是倫，還是我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在討論中以更廣闊的視野反駁他的觀點，但是所有的理由都被恩斯特批駁回來。這表明他不准備接受另外一种意見。我們仿佛是對著牆壁談話。 假如恩斯特作為一個人從來不曾有過什么作為，我和倫也不會如此傷心，倫剛剛才認識他，也許我們會很快便与他分手。但是他的所有那些好的品質尚存，諸如意志力，犧牲精神，對于被壓迫者的同情心，他們的貧窮狀況每天都呈現在他的眼前。 第二天我們帶著恩斯特參加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游行，他在青年時代就參加過這种活動。紅旗、口號和人群令他頗為感動。當我們踏上弗里德里希費爾德紀念台時，他看見游行的人們向站在平台上的領導同志揮手，他也看見那些同志在招手致意。這時他的眼睛里閃著光芒，他說：“這樣好。” 回來后我們接著討論，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效。晚上恩斯特乘車走了。倫像我一樣感到心情沉重。后來他從西德寄來一封”信，恩斯特在信中寫道，歐洲工人階級沒有絲毫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資產階級化了。因此他決定返回南美洲去。 從此以后，我再也未听到他的消息１。 １1977年我得知恩斯特病了，并且生活拮据。當我獨自一人躺在醫院里時，收到一封他從南美洲寄來的信，他問我能否告訴他我缺少什么，是否重要？在信封棉紙村里后面夾著一張五個美元的鈔票。几周以后我得到這位朋友去世的消息。 1946年夏天或者秋天，中央中斷了与我一道進行的工作。可能并非由于福特的緣故，因為他的背叛是后來的事情。也許在別的國家發生了什么事情，這我是絲毫不知道的。于爾根當時生活在柏林，倫所在的部隊也駐扎在那里；我請他和我的哥哥弄清我的情況。于爾根告訴我說，他也听說別人中斷工作的消息，這在目前似乎是普遍現象。 我們有一個特殊約定，以備万一失掉聯系之用。在牛津班伯里路上距大拐彎几公里遠的地方有一處旱橋下的鐵路。在第一條橫路之后左手第四棵樹的地方，在裸露的樹根底下應該放著一條消息。我們約定每月的一個特定時間去取情報。每個月我都騎自行車到那里去。那里從未放有什么東西。 中斷工作的時間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因為信件里提到過緊縮開支的問題。 致瑪格麗特的信： 1946年9月 我現在很少買東西……你想要我的衣服票１嗎？…… １當時紡織品實行定量供給。 倫被遣返以后，可以把他的大衣改染成別的顏色給米沙穿，他現在急需一件……2月中旬以后我將出租一間帶膳食的房間。如果你認識什么人，可以介紹我去當“熟練保姆”并帶著“自家菜園的蔬菜。” 倫終于被遣返回來了，他在倫敦接受了瑪格麗特介紹的一份工作，在一家工厂里，這家工厂發明了一种合成材料噴射成型方法。托尼·盧也在那里工作，他們二人是在這里相識的。 在我們這個地區是沒有希望為倫或者為我找到一份工作的，即使有工作，我把三歲的彼得放到哪里呢？退掉房子，我也做不到，我們再也不可能找到這樣便宜的住房。倫敦根本就沒有空房。倫交替著住在我一個妹妹家里。 1946年和1947年之間，英國經歷百年來最嚴寒的冬天。大雪紛紛下了一周，風雪交加，煤很緊張，交通運輸在全國几乎陷于癱瘓。有250多万工人陷于失業狀態。 我們的房子里有七個冰冷的房間，用火爐保持兩個房間溫暖都是困難的。 當時的農村尚不通電，我對于用冒煙的煤油燈，用煤做飯，用鐵熨斗熨衣服已經煩透了。抽水泵凍住了，水管子也裂了。 給父母親的信： 1946年—1947年冬天 看樣子明天我得再一次花上三個鐘頭把我們一家從大雪里挖出來。沒有公共汽車在行駛，人們感到孤獨和封閉，農民們心情沮喪。從營養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坏年頭儿，似乎也是一個政治上的坏年頭儿。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災難性的。人們當然知道它的路線，但是我沒想到他們會采取這樣殘酷無情的公開行動。他們一點儿都不掩飾自己，他們到處插手，想扼殺各國的左翼運動，他們建立反對俄羅斯的軍事基地，他們要盡可能多地占領戰略据點。希腊和土耳其事件，他們公布這些事件的方式，他們為此而選擇的時間，全都是走向下一次戰爭的重要步驟。我感到沮喪和可怕。我在新聞匯編上所讀到的回答是愚蠢的和輕率的。大概的意思是：“這將給希腊帶來一個更加民主的政府，因為美國將堅持這樣做！” 附言Ⅰ 我們現在完全与外界隔絕了。著名的大雪堆在整個村庄里靠近我們的房子，有屋脊那么高。 附言Ⅱ 對副食商店三呼万歲。四個身強力壯的男人徒步來到村里。每人背著一個裝有80磅面包的大口袋。我將把這封信交給他們。 1947年早春 我的第一位付錢的房客又走了。一張托盤上放滿好吃的東西，給一位年輕女士端進屋里，伺候她“在床上用早餐”，我感到非常滑稽，但這樣卻增加了收入。 我下定決心，要盡可能地自己養活自己。為此，我們的菜園是夠大的。 致于爾根： 1947年5月 令我十分惊訝的是，我在菜園里播下的所有种子，果然全都長出來了，當然不及雜草長得那么茂盛，我相信可以除掉它們。 的确，不久我們便有了一個收成頗丰的菜園。与我一生痛恨的家務勞動不同，經營它給我帶來許多樂趣。我那些花椰菜頭，甚至得到專家的稱贊。我買了許多雞，讓母雞孵卵。我還買了一只五個星期的小豬。孩子們非常喜歡它，我必須答應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要殺它。 我在1947年給于爾根的信里提到了倫和他的職務： 倫在他的工作中頗受人尊敬。他是那樣地精疲力竭，除了這种本職工作和睡覺之外，什么都不能干。就這樣我們兩個人陷入一個道德的泥沼，由于他的泥沼在倫敦，而我的卻距离他的有120公里，情況就更為糟糕。當了三年兵，現在每月又只能回來兩次，即使我愿意這樣，也是不好的。瑪格麗特，現在我的床就是我的大學；每天晚上我在床上讀一篇于爾根的講義。我非常欣賞他的語言。 1947年6月，趁父親休假之机，父親母親都到我家來。他們的假期結束之前不久，一天夜里2點鐘左右，我听見他的房間里有呻吟聲。母親的心髒病發作，服藥仿佛不管用。村里惟一的電話机設在綠色廣場上，已經不能用。我騎上自行車以最快的速度到附近城里去請大夫，他用自己的汽車把我帶回來，但為時已晚。母親躺在那里去世了。大夫即使早來一步也無濟于事。當時母親忍受著巨大痛苦，在离開她去請大夫的時候，她說：“上帝啊，好孩子。”她想到了于爾根，這是她的長子，在自己的孩子當中，她最疼愛他。 母親被安葬在我們村子里最美的古老的墓地里。她的墓碑上刻著她的姓名，末尾作為哀悼者，除父親之外，還有她的六個孩子的名字。 父母親結婚45年，一直生活得幸福美滿。現在父親害怕一個人孤零零地回到臥室里去。他留在我的屋子里，寫作他那部關于殖民地國家人口問題本質的著作。只要有机會，我便陪同他去散步。父親經常去墓地看看。父親是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人，他對自己的行為發出尷尬的微笑，但他還是要不斷地到那里去。我告訴他，從墓地正好可以看到農村的美麗風光。他很感謝我。 倫的公司沒有多少事情可做，塑料當時還被認為是皮革的不好的代用品。分開過日子對于我們來說開銷太大，我敦促他回到大拐彎來。1947年夏天他在班伯里一家鋁厂找到一份工作，這家鋁厂有3000員工，距我們家20公里遠。他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每天騎摩托車上班。 我已經有9個月沒有听到中央的消息了。我再一次強調，我并非有什么不滿，我從未把我為它所做的工作視為維持生活的來源，而是視為一個共產党員的活動。中央的態度肯定是有理由的，這一點后來得到了證實。盡管如此，我依然感到不愉快。這么多年我就是為這件工作而活著的，可如今這么多天無事可做。我覺得很難告訴詹姆斯和托姆我們与中央沒有聯系了。托姆是受過訓練的，他會發電報。我從詹姆斯那里搜集的情報卻無法傳達出去。詹姆斯本來可以离開空軍，回去干自己的職業，可他卻按照我們的愿望，在很長時間內盡職盡責地工作。我在書里很少提到詹姆斯和托姆的情況，每當我想到英國工人階級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他們便會出現在我的眼前。 詹姆斯死于白血病，當時他還年輕，在某些人身上死亡是很難令人接受的，這不只是由于我与他們有密切關系。他為人是那樣正派，對生活充滿樂趣，他是那樣樂觀。与托姆我們也不愿意徹底斷絕關系，盡管与他的工作停止了。但是我們無法長時間地享受這份快樂，不久我們便發現，即使沒有工作，我們也會威脅到他的安全。 由于我和倫不愿意長時間不參加政治活動，于是我們決定加入英國共產党。不過我与党的聯系較少，因為我屬于班伯里的較遠的基層党組織。倫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他的工厂里有8位同志，他們分散在不同的班組里工作，他們當中至多有3個人能碰到一起，而且也只有在冬天里。 如前邊提到的那樣，1947年8月或者9月間，我從一位奧地利同志那里听說，吉姆曾經到他那里去警告我們不要再繼續活動。遺憾的是我們本來就不再工作了。 在8月份或者9月份，亦即父親還住在我家的時候，他是10月份离開我家的，有一天有人敲門。我打開門，只見兩位先生向我鞠了一躬，其中一位先生跨進門來之前，非常快地，連口气都未喘便說道：“多年來您是俄羅斯間諜，直到芬蘭戰爭時您才感到失望。我們知道，您在英國已經不再活動，我們來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逮捕您，而是為了請求您的合作。” 這种突如其來的心理襲擊，顯得十分可笑，我絲毫未感到惊慌，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以免笑出來。我反問道：“進來喝杯茶好嗎？” 二人顯得有些掃興的樣子，對我的提議表示同意，并在我的要求下出示了自己的證件。 倫當時正在屋后花園里什么地方，父親正坐在我們樓上的屋子里工作。兩位先生說了几件我在瑞士工作時的事實，這更加強了我的怀疑，是福特１出賣了我們。他們一再強調，說他們知道自從“蘇聯侵入芬蘭”以來，我對共產主義失望了，說他們知道我是合法的英國公民，在這個國家未做過錯事，因此也沒有什么好怕的。為什么我不愿意与他們合作并談一談在瑞士那段時間的經歷呢？ １福特即吉姆，原名叫艾倫·福特。——譯注 我向他們證實了我的合法性，但是我認為我沒有義務向他們講述我成為英國公民之前那段時間的事情。關于我在英國居住這段時間的事情我是愿意講的。 他們一再重复，說他們知道我在英國未犯什么錯誤，他們惊訝地問我為什么拒絕說出，我已經認識到了共產主義的意義。 我當時想：我們訂閱英國党報，還是党員。父親曾經是左派自由德國運動主席。于爾根的政治書籍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回答說，雖然我曾經有過失望，但是我不能說自己是反共分子。除此之外，照我看來，英國公民的合法性和左派觀點并不矛盾。 官員們想跟倫談話。我喚他進來并問他們，我要不要回避。不必了，這沒有必要。他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知道，您是艾倫·福特的好朋友。”倫回答道：“福特？是啊。他現在做什么呢？”他們不耐煩了，我給他們倒茶。倫自然也拒絕講述在瑞士那段時間的事情。他們最初以為他也是個反共分子。盡管我們事先并未約定說什么，倫所說的話大体上也像我一樣，据我記憶，用的詞几乎都是相同的，他說，雖然他有過失望，“盡管失望”，卻并非仇恨共產党人。 他們心平气和而又毫無結果地告別了。告別時，他們之中的一位先生說：“這里太美麗了。我也愿意住這樣的地方。”我回答說：“這不難，我出租宿舍。” 這次來訪引起了我們的思考。叛徒福特果真“保護”了我們并向英國軍事特務五處（反間諜机构）匯報了我們對于芬蘭戰爭的“失望”嗎（在他那本當時我們尚不知道的書里，据我所知，他提到過我們對蘇聯与法西斯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失望）？ 軍事特務五處是相信了他，還是他們利用這個詭計來穩住我們，以便識破我們的真實面目？在這次來訪之前和以后，都無人監視我們。判斷這种事情，我們是胸有成竹的。 我已經不記得福特的書是什么時候來到我們手頭上的。總而言之，從軍事特務五處這次來訪算起，我們在英國已不再為中央工作。但是，這件事情完全是由中央決定的。 10月份時，父親感到身体不适，他返回倫敦后便進了醫院。父親得了癌症。 致于爾根： 1947年11月 別人１已經把爸爸的死訊告訴你們了，最近几周我沒有給你們寫多少信，我覺得把他每日逐漸衰弱的悲劇性細節寫給你們沒有多大意思…… １指作者居住在英國的其他姊妹。——譯注 爸爸直到最終表現得很了不起，在某些方面甚至令人想象不到地了不起。在這之前他從未真正得過病，現在他證明自己是個勇敢的和能夠忍耐的人。他几乎從未歎息過，我們每次去探望他時，他都表現得既激動又感謝，在最后几天，當我們當中有誰去探望他時，他還微笑。直到他去世前三天，偶爾還談些現實問題，如新的預算案，道爾頓１的免職等等。 １英國財政大臣。 他有幸看到了第一卷關于殖民地人口本質問題的書。當我和布莉吉特一起在那里的時候，布莉吉特給他讀了你關于11月7日紀念活動的那封信。星期一晚上他還在談論各种各樣的話題，星期二他睡著了，只有晚上6點到8點之間醒過一次。然后他又睡著了，再未醒來。事先我們早已知道會是這樣，最后兩周我們只能期望這個結局。盡管如此，這還是一次沉重打擊。 父親去世時，于爾根收到許多封信。德國統一社會党的一封吊唁信，是由威廉·皮克和奧托·格羅提渥簽字的。我從中摘錄几句： 1947年12月12日，柏林 ……他的辭世是德國人民的一個沉重損失，因為庫欽斯基教授不僅代表了現代進步的科學与研究，他有意識地用它們來為德國工人階級服務，在英國流亡期間，他深感自己是与德意志故鄉密不可分的，与它一起承受苦難，為了它而斗爭。為了德國反希特勒勢力的統一，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人格力量。他對待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种無可指摘的客觀性和始終不渝的寬容精神，使他在不列顛成了進步的民主的德國人的中心…… 圖爾帕諾夫和阿布拉莫夫同志，以蘇聯駐軍的名義在他們的信中寫道： ……他的一生是為他的人民和全体進步人類崇高目標無私服務的一生。 我致于爾根的信： 1948年1月29日 在讀這些信的時候，我深受感動。我是多么希望爸爸和媽媽在世時，能感受到一點這种榮譽和真誠的愛慕啊。 于爾根曾經設想過把父母親接回德國來。 敦促倫回到大拐彎來，是我的一個錯誤。班伯里的工作是單調的，對于体力來說是沉重的；他痛恨這里的工作，而且根本看不見改變處境的希望。倫是不會丟下我不管的，但是，被拴在這种枯燥無味的工作中，必須養活一個女人和三個孩子，卻又看不到擺脫這种處境的出路，他可沒有這樣設想過自己的一生。他深深怀念在西班牙的那些生机勃勃的日子。 倫作為戰車駕駛員，穿行在槍林彈雨之中，損傷了耳神經，留下了不斷的耳鳴和頭痛的毛病。他的工作令他疲乏，值夜班又加強了他的神經性失眠。他的情緒越來越消沉，有時一整天不說話，深居簡出。我也感受到這种痛苦，卻無法幫助他。我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日子不能這樣過下去。 致于爾根（無日期）： 關于我自己簡直沒有值得向你報告的。在給孩子和男人創立一個家之前，我的生活暫時可以被視為是毫無价值的。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幸，但是對于這种生活來說，每個人又都大好，太重要了。 ……寫作？我當然很愿意做這件事情。我常常考慮能否為你們寫几篇文章。寫點關于這里的德國戰俘的心理狀態和處世態度的東西？寫點關于普通工党成員對待危机的態度或者關于美國的東西？你有什么可以向我建議的題目嗎我用英文寫過一篇文章，倫認為寫得好，符合我的“生動而有魅力”的風格。我夢想著他們能夠接受，然后我會向他們建議寫一系列文章（我的文章給退回來了）。 其實，我們并未生活在一种持續不斷的沮喪情緒之中，孩子們在調劑生活并帶來歡樂，我們与迷人的自然風光保持著密切聯系。一旦我感到心情郁悶的時候，便跑到我最喜歡的草地、田野和連綿不斷的山崗上去觀看風景。 由于我有一個家庭、大房子、花園、房客、家畜等等，所以我沒有多少空余時間，不過我還是盡量利用空余時間，來閱讀那些久已荒廢的馬克思一列宁主義著作，我參加了“工人教育協會”，它就坐落在附近一個叫奇平諾頓的小鎮上。“工人教育協會”是接近工党的組織。 我設法使自己目前的生活過得更丰富些。但是，從我斷定中央不會恢复聯系那一刻起，我便想著返回德國去。為此我必須与于爾根談談。1948年1月份，我想去見他的嘗試未能實現。 致于爾根： 我想去拜訪你們的申請被美國軍事當局拒絕了。他們說，進入奧地利和德國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才是允許的。 女秘書是個小小的順民，令我根本看不到希望。她把我的申請書放在卷宗里說，我可以在夏天的時候來問問。盡管我本來對此并未抱多大希望，現在我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在這里我像旱地上的魚一樣。在德國我會工作得很好。我想親自去德國看看，去感受一番…… 從政治上來看，這世界還是頗為令人振奮的。我完全相信未來，我也常為它而歡欣鼓舞。目前許多人犯的錯誤是，混淆了反動派的瘋狂（還會更厲害）与反動派的力量。當然，我常常在思想上也擔心他們在滅亡之前，還會為世界帶來什么樣的災難。 從建設的第一天起，我就對新德國的許多問題感興趣。于爾根不斷地給我寄資料。 致于爾根（無日期）： 你們寄來的那些詩歌，大部分我都不懂。是我的過錯還是詩人的過錯？昨天我收到了《快活信念的國家》１。就在同一天，說得准确些，是在夜里我便讀了它，我覺得很好，我甚至想建議你集中精力創作儿童文學。這本書充填了一個我歷來想自己去充填的空白，但是你的書比我想象中自己的書好得多，你寫了這本書，我便沒有后顧之憂了…… １作者為于爾根·庫欽斯基，文化与進步出版社，1949年，柏林。 非常感謝，特別是那一期《經濟》。工人教育協會請我去談談德國戰后經濟与歐洲的關系，這些新的生產數字來得非常及時…… 你發表在《勞動》上的那篇文章《德國對外經濟与投資》，我覺得特別有趣。這篇文章至少為我說清楚了許多問題，它的風格是清新的，不同于各國新聞界那些單調而空洞的文章。 你想寫一部家庭歷史，我認為這完全是發瘋。假如你能給我說的再詳細一些，我的看法也許會緩和一些。除了爸爸和你之外，我們不可能宣揚家里的任何人。一位祖父是個銀行家，另一位揮霍了他的半個家產。一位曾祖父曾經在加里西亞推著小車販賣鞋帶；另外一位大概在政治上是個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但是，也許你會使這一切具有更多的歷史社會意義１？ １《回憶錄：于爾根·庫欽斯基成為共產党人和科學家的教育》，建設出版社，1973年。 22點15分，該是為倫准備夜餐的時候了，他將從晚班回來了。 1949年1月我終于能夠与于爾根在布拉格會面。他在捷克同志家里為我借了住房，他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當我見到于爾根時，也許是太高興的緣故，霎時間在英國的情景全都涌上心頭：与中央中斷了聯系，倫對他的生活的不滿，對錢的憂慮，無法确定的前途。如今把一切都說出來，听到有人給出主意，該是一种多么輕松的感覺呀。我擁抱于爾根，兩眼潮濕并且一再地說：“我太高興了，現在一切都好了。”這時我居然完全忘記了于爾根是個不善于傾訴衷腸，感情外露的人。他想簡短地了解一下我的計划，看看能否幫我一把，除此之外，在整個這段時間里他在布拉格是很忙的，只有兩次各給了我半個小時的時間。于爾根告訴我，沒有中央的同意，我在德國停留是困難的。 于是我決定到布拉格的蘇聯大使館去，把一封給中央的信放在那里。信封上寫著“武官處”。收信人寫的是：“軍事情報局局長，莫斯科，阿爾巴特街”。寄信人寫的是：“索尼婭，巴西。” 信本身是用密碼寫的，我提到了中斷聯系的事情，并請求允許我回到德國去。我再次重复了失掉聯系之前我們隱藏情報的地點。 致瑪格麗特： 1949年6月6日 格哈特·埃斯勒事件１在這里的确令人振奮。恰好在于爾根最后一包書到達那天，報紙上發表了一份聲明，呼吁人們給他寄書，為此我利用了于爾根的包裹和他那部“意志与知識”叢書中的著作。在這段時間里，書籍在我的生活里起了巨大作用。 １格哈特·埃斯勒在美國遭通緝并逃跑，在英國被捕，后來由于群眾強烈抗議被釋放。 致于爾根： 1949年冬 一年一度圍繞漏風的窗戶和凍裂的水管子的斗爭又開始了。連尼娜的一對老鼠也凍死了，這對于她是一個特別沉重的打擊，因為老鼠媽媽怀孕了，尼娜為這件大喜事准備了一個名單。 讀了舍爾的《相逢》，我喜歡其中的兩章；讀了珂羅惠支卷，在她的畫里比在她的日記里能更多地看到她生活的形象。 關于北极地區的短篇故事中有一篇特別出色（戈爾巴托夫《出生在黃瓜土地上》）。沒有一句宣傳的語言，沒有傷感的描寫和標語口號，許多別的俄羅斯小說都設法借助斧頭楔進讀者腦袋里去。出色不是确切的語言。我把它用英語譯給倫听，他說：“非常動人和有魅力。”這個評語是對的。還有一本書你們必須讀：艾略特·保羅的《黃石公園河畔的精神城市》。它對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請与斯坦貝克的《任性的公共汽車》做個比較，你會明白，斯坦貝克只不過是個可怜的玩弄辭藻的人，十分庸俗，与人們沒有關系。保羅几乎選擇了同樣的典型，也采用了粗俗語言，但他卻取得了另外的效果，他是愛人的，是了解人的。 米沙來信很少，但他的信卻十分令人高興。他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居120名大學生中的第5名。他的新生活過得十分充實。 米沙在亞伯丁大學得到一筆獎學金，他學習的是哲學。他非常聰明，但對于實踐中的事物卻不感興趣，也不信賴。 1949年秋天，倫發生了摩托車事故。工厂听說需要拖很長時間才能再開始工作，于是便解雇了他。 致于爾根： 1949年10月17日 ……倫住在班伯里醫院里，一只胳膊有兩處骨折，一條腿有兩處嚴重骨折。醫生估計，腿需要打8個月的石膏…… 1950年1月28日 ……倫整天在家里，這對于彼得來說自然是太好了。他們一塊玩搭積木，傍晚有半個小時是他的“世界”節目。在“世界”節目中回答他想到的各种各樣的問題，看插圖書籍，有關于動物的，關于發明的，關于地理和机器的。倫很會深入淺出地解釋各种問題，尼娜和我常常也听得入迷。就這樣，骨折倒成了一件好事情。 一旦倫能站立起來并帶著石膏繃帶活動，我便又去咨詢去德國的簽證問題。現在可能性是有的。我能夠不經中央允許便冒險去嘗試一下嗎？中央并未回答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發的信。我不能長期無所作為，我几乎沒有什么積蓄了。 我騎上自行車又到旱橋下的鐵路那里去了一趟，我終于在我們的樹下發現了一張紙條。我去德國的旅行得到了允許。這消息及其中包含的內容，使我感到十分幸福。 出發之前我挖出自己的党證和電台，從陳舊的美國軍用物資中買了四條帶拉鏈的防水布袋，士兵們托運自己的物品都用這种布袋。用它們裝我們的全部家當。口袋很實用，既結實又几乎無分量，直至今天我們還用來裝我們的旅行物品。 我想盡辦法動員倫移居到我的一個妹妹家里去，她們每個人都准備接待他，但是他宁愿住在大拐彎，直到恢复健康為止。 在目前的情況下，倫尚無法決定自己未來的出路。一旦能工作，他想遷到一個工業城市去，在那里他能對党有用處，并且等待著我和中央有什么說法。這是一次前程未卜的离別，也許是一次永遠的离別。最初米沙也必須留在英國，他當時已經18歲了。尼娜和彼得作為未成年人登錄在我的護照上，他們可以跟著一同走。 按照公開的說法，我是去德國探親。我們從倫敦起飛，經漢堡到達西柏林，再從那里乘車到達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車站。我給住在施拉赫滕湖的于爾根打電話，當時是夜里10點鐘，孩子們在四面通風的火車站里忍受著寒冷坐在我們的口袋上。瑪格麗特來到高速鐵路弗里德里希大街車站，她告訴我們說，她們剛剛搬家，于爾根住在朋友家里。我們來的机會不對。我們到哪里至少住這一夜呢？我們跟著瑪格麗特徒然地從一家飯店走到另一家飯店。大約午夜時分，今日“索菲娜”飯店的看門人告訴我們，在現在的威廉·皮克大街上，羅森塔爾廣場附近，有一對老年夫婦向旅行者出租房間。 我們撳了好長時間門鈴，才喚醒女房東，她收留了我們。 兩個孩子合伙睡在一張又潮又涼的床上，我睡第二張床。 時值3月初，房間每三天用三四塊煤烘暖一次。周圍環境當時還相當荒涼，許多小酒館，許多醉漢，許多房屋都被炸毀了。彼得是惟一一個覺得這臥室非常好的人，因為他可以從第四層樓上往大街上吐唾沫。 于爾根通知了大使館或者蘇聯的什么人，說我來到柏林。沒有中央的允許，我無法如我自己希望的那樣，再一次成為党員。最初只得孤零零地生活著。于爾根組織我們在文化聯盟用午餐，還給我們弄了夠几周用的錢。我們沒有食品票，我們早餐吃得很節儉，并盡可能推遲到羅森塔爾廣場附近一家飯館里去用餐。我們無法長時間地呆在我們那冰涼的房間里，午間我們早早地离開家，站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車站前的橋上看海鷗，然后我們再徒步去今日奧托·努什克大街的文化聯盟。那里所有的客人我們都不認識。惟一一個人，當他听見孩子們只講英語時，与我們友好地打招呼的，是波多·烏塞１。飯后我們大多是去德蘇友協取暖，并在那里看一次電影。 １德國小說家，曾在西班牙任國際縱隊政治委員。1954年訪問過中國。——譯注 孩子們應該赶快學習德語，我得把他們送進學校里去，但我還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我沒有德國護照。于是我再一次決定把孩子們托出去，直至把一切辦理妥當為止。 在芬肯克魯格還有一家半私營的幼儿園，就是奧羅要向納粹告密幼儿園園長的那一家。女園長張開雙臂歡迎我的兩個孩子。就是從她那里我听見了奧羅的那些危險舉動。厄娜參加听學校的課程，比起迷迷糊糊而又膽怯的彼得來，她的德語學得快多了。我仍然住在我們那個房間里。 直到4月底我才听到中央的消息。一位負責的同志專門為了這次會面從莫斯科赶來，他請我到一家住宅里去赴宴。 我向他詳細匯報了最后几年在英國的情況。他對一切都表示理解。他向我解釋說，中央必須在長時間里中斷聯系，但是錢和給我的一則消息還是放在樹底下了：在旱橋鐵路后面第四棵樹下，但未考慮到十字路口。收到我從捷克斯洛伐克寄出的消息后，才弄清楚隱藏情報的地點。不是中央，就是我弄錯了。 他問我是怎樣設想自己的未來的，他們為我准備了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性。我感到惊訝。在福特事件和長時間的休息之后，我根本不再考慮為中央做工作。我希望自己過我國的公民和党員的生活。這位同志同樣感到惊訝，他堅信我會繼續為中央工作的，他想方設法以同志的方式爭取我的同意。我告訴他，我与蘇聯以及与我迄今為止的工作的聯系，像從前一樣，是堅貞不渝的，但是我的神經和集中精力的能力已經不如從前了，我干了20年已經足夠了，現在是我定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時候了。他應該理解我的心情，在离開這樣長時間以后，我想留在自己的故鄉，回到党里來。党會給我找到一份工作的。 我們討論了很長時間。這位同志請求我再想一想這一切。我堅持自己的意見。 的确，盡管我還尚未弄清楚自己的處境，從第一天起我便感到自己很幸福。有人稱我為“同志”，我吃了一惊；有人在大街上講柏林方言，令我容光煥發。 摘自一封致妹妹們的信： 1950年年初 我在這里的生活自然完全不同于在美麗的与世隔絕的大拐彎的生活。我在吸收一切。劇院，電影院，各种各樣的困難，進步、消极的和積极的人們；我每天讀三份報紙，從第一頁讀到最后一頁。我傾听我遇到的每個人說話，像擠檸檬汁一樣，把他的話擠得干干淨淨。我參加各种各樣的集會，逐漸對各种事物得到一种感覺，我准備開始做工作。究竟做什么工作，尚未确定。我希望干一件重要職業性工作，晚上還參加社會活動。但是，家庭問題又來了：孩子！于爾根這個殘忍的家伙，建議我永遠把他們放在幼儿園里，即他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我堅決不同意。一個家庭也許會分開几年，這已經夠可怕了，兩個年幼的孩子，我無論如何也要留在身邊…… 蘇聯同志在他們居住的卡爾霍斯特區給我弄到一處住宅，三周以后，即5月下旬，又在他們的居住區之外，給我找了另外一處住宅。我不喜歡這套住宅，它的光線黑暗，門前有一個大垃圾堆，隔壁是一家酒館。我几乎整天坐在公園里讀書，這就是現在的動物園。 大約在5月中旬，我的愿望實現了：中央把我与德國党的聯系建立起來。党中央干部局長維利·克靈同志接見了我。從第一天起直到他1973年去世，我与他保持了一种具有完全特殊意義的友誼。我希望許多与他長時間相識的朋友當中能有人把這位無畏的、堅定的，從不動搖的德國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寫下來。 1950年夏天，在与維利·克靈商談之后，我開始在當時的“情報部”工作，任新聞處處長。這個工作對于我來說是陌生的，但是我又感到幸運。格哈特·埃斯勒領導這個部，我這個局的局長是阿爾伯特·諾爾登同志。德芭·維蘭德是蘇聯處處長，后來進了部領導。大約工作開始后半個小時，處長們在格哈特辦公室里開會。他和諾爾登同志已經看過了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新聞，我們當時稱諾爾登為“孔尼”，這個名字是他從事地下斗爭時留下來的。他們對形勢做出評估，他們表達自己思想時，常常快得令人惊訝，直至他們把世界上階級斗爭的畫面形象地擺在我們面前。德芭·維蘭德在這段時間里讀完了蘇聯新聞，平心靜气地講出她經過慎重思考的意見。 格哈特·埃斯勒是個非常遵守紀律的工作人員。從不遲到。如果他到外地出差，清晨5時回來，他總是按照慣例，8時出現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在談話過程中，他會忽然從提包里拿出一個凸凹不平的鋁飯盒，從中拿出兩片面包，有時還拿出一個苹果，在不打斷工作的情況下，開始他的早餐。 孔尼·諾爾登是我的頂頭上司，我与他每天都有工作接触。他以机智的語言和笑話，使自己的指示和批評變得有滋有味。通過于爾根我已經習慣了這一點，對于我來說這是一种好的合作和學習方式。德芭教給我如何從方法方面深入把握新鮮事物。她那同志式的幫助令我得益良多。不久，我便負責每月出版兩次的針對美帝國主義的公報，后來又負責發給所有報紙的政府每日要聞。 我們得到一處較好的住宅，我把孩子接回家來。彼得人了一年級，下午進一家當時尚擁擠得爆滿的托儿所。他學習的首先不是德語，而是柏林方言。他一時很難适應這里的生活，每當我傍晚准時回家時，他便感到很幸福。我永遠忘不了有一次他是如何擁抱我，運用他剛剛學到的新詞匯滿臉笑容地問候我：“你好，老母豬。” 14歲的尼娜很快便适應了這里的環境，不久她便忘記了自己搜集的那些英國國王家族的照片，成了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熱心的盟員。 中央同意倫遷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國統一社會党將給他介紹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保證給他作為一個同志和抵抗戰士所應得的關照。我把這里的建議轉告給他，倫來了。 倫在維利·克靈支持下開始了在德意志新聞通訊社的工作，在那里呆了20年。當時的領導人是格奧爾格·漢森和馬克斯·卡哈內，從1953年起換了德芭·維蘭德，他們都頗為稱贊他的工作成績，也頗為理解他的困難。倫作為同志的正直，他的高尚道德情操，他在從政治角度利用英美新聞方面所做的忘我的和高水平的工作，受到所有同仁的稱贊。每當他情緒不穩定時，大家都會關心他。 倫回來一年以后，米沙也決定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全家人重又聚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幸福。 与中央的關系結束了，我听不見來自蘇聯的消息，我也不再期待什么。在我看來過去的事情已經結束了，我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干适合我做的工作。只有維利·克靈了解我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他認為我應該把自己的勳章拿回來，因為住在際聯的朋友們提到過這件事情，令我十分惊訝的是，我真的得到了它。關于這件事情，我已經說過了。 1953年，我的單位換了名稱、任務和領導，我与新領導的關系不怎么融洽。有一次我忘記鎖保險柜，里面并無保密材料，我受到了党紀處分，說我“缺乏警惕性”，几乎要開除我公職。我得到一個很坏的評語。除此之外，還指責我有“小資產階級傾向”。我無法摘掉這頂帽子，這簡直是對“命運的嘲笑”，我實在忍受不了。我開始在外貿部工作。 早在情報部工作的時候，我就利用一切机會從事新聞和文學寫作。格哈特·埃斯勒和孔尼·諾爾登在我發表了第一篇新聞報道之后，曾經鼓勵過我。我是在維利·克靈幫助下進入外貿部工作的，在外貿部工作期間，除了做好新聞處長的本職工作之外，我還為我們的出口工厂撰寫報告文學小冊子。讀者的反響和魏斯科普夫的一篇積极的評論，增強了我的自信心。為了以几乎50歲的年齡實現舊日的夢想，再一次轉換我的職業，我需要這种自信心。 1956年我辭去固定工作，開始寫我的第一本書。從此以后我不斷地從事文學創作，直到我撰寫這些回憶錄的時候；這部回憶錄我并不認為是文學創作。 人到老年又從事一种職業，這是了不起的事情，它將對人提出許多的要求。也許是興趣所致吧，我并不是怀念舊日的光陰，而是努力把握今天。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能完全脫离這种過去。 在睡覺當中一個噩夢折磨著我，有一個敵人在跟蹤我，再也沒有時間去銷毀情報。 我來到一個新的風景區，發現了一個适合隱藏材料的地方。 過去！在七年前的一次老戰士旅行時，在莫斯科的一次招待會上我遇到一位蘇聯老同志。簡短的談話之后，我們幸福地擁抱在一起。這就是娜達莎，她就是安德列任我的上級領導時的一位工作人員。 這次會面令我們多么激動，大概只有老人們才能理解。我邀請娜達莎來柏林到我家來。她問我是否認識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奧爾迦·貝納里奧》這本書的作者，她很想去柏林時見見她。當我說這個女作家就站在她面前時，她又一次擁抱了我。娜達莎76歲了。戰爭年代她參加過戰斗。現在她已經作為上校退休了。我們經常互相拜訪。有時我們互相看著對方，覺得我們二人居然活下來，簡直是個奇跡。 當我被請求把這20年的生活寫下來的時候，過去重又复性了。在我放棄用沉默保持遵守紀律的習慣之前，我仍然感到是有障礙的，并且需要有人做出保證，盡管如此，党請求老同志們（我并非惟一的一個）把他們的回憶寫下來，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 1969年，我家出乎意料地接到一個請帖。像32年前一樣，讓我穿戴得好一些。這一次我穿的不是灰色衣服，而是一身黑色衣服。 我第二次被授予紅旗勳章。 我默默無言地站在同志們面前，于是我想起了米哈伊爾·加里宁，想起了裝滿年輕紅軍士兵的卡車，想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遭到法西斯軍隊的殺害。我想到永別的同志，他們理應三次獲得這樣的勳章，然而卻不再活在這個世界上。 現在出版我的回憶錄的合同正在准備之中。 我把這部回憶錄獻給那些為創造現在，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基礎，而快樂地生活過，戰斗過并做出了犧牲的人們！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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