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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從莫干山回到上海灘后兩個多月，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又過了四個多月， 在上海發生了“—·二八” 事變。當時，侵華日軍司令鹽澤狂妄地叫囂“四小時內占領上海”，可是，遭到了上海各力量人民与蔣充源、蔡廷錯率領的十九路軍英勇頑強的抗擊。 二月初的一天午后，下著雪，杜月笙已擁裘圍爐喝酒，門上通報史量才來訪。杜起身把史迎進大餐間，命人加著拿杯斟酒，請史量才同飲几杯。史量才連連搖手： “月笙老弟，我有急事同你商量，不能喝酒了。” 這時，杜、史兩人關系已非一般，又因史長杜八歲，便稱他為弟。 “大雪天外面冷，先喝兩杯暖暖肚子，再商量事情不遲！”杜月竺將一滿杯酒捧給史量才，“來，干！” 史量才接過杯子， 一仰脖子灌了下去， 操起筷子，夾了只大蝦仁嚼著，說：“月笙，你倒自在，外面炮火連天，人們生死搏斗，你卻圍爐獨酌，好逍遙啊！” 原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上海青幫的骨干分子陳亞夫、陳培德，致公堂骨干趙易聯合其他愛國人士組織上海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后援會，號召上海市民踊躍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1932年5月23日，后援會在《申報》上刊出《赶快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啟事。啟事宣稱，“山海關的風云，依然緊急，凡我國人，均應抱救國的決心，犧牲的志愿，更進而集中全民的力量，為我前線殺敵忠勇衛國的東北義勇軍，作有力的后盾。”啟事呼吁國內的同胞們“只要在每月所得的當中，捐出一部分，接濟東北義勇軍，不但我們子子孫孫永遠不受亡國的痛苦，我們國際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亦必增高百倍万倍。”同月26日、29日該后授會又接連在《申報》上發出《敢問》、《們心自問》的啟事，再三呼吁捐助東北義勇軍，字里行間顯示了上海市民包括部分幫會分子的愛國熱情。 史量才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所以“一、二八”事變發生后，他便來找杜月笙，表示要一道為抗日出力。 杜月笙對日軍要打破上海灘的“安宁”感到气憤，正在喝悶酒，史量才一說為抗日出力，他便欣然同意。 2月1日，戰火正紛飛，杜月笙會同王曉籟、黃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前去十九軍軍部慰勞，贈送給將士們一大批米、面等物品。 這期間，史量才、杜月笙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地方維持會。”史量才被推選為會長，杜月笙為副會長。還有一個副會長是王曉籟，會員有虞洽卿、錢新之、黃炎培、張公權、陳光甫、沉思爭、胡孟嘉等數十人，都是上海金融、工商、文教各界的巨頭。維持會下設有救濟、政治、外交、租界、航空事業等委員會。該會向市民發出呼吁，征集了大批現金、食品、日用品、寒農，用各种車輛源源運往前線。政治委員會還號召人們抵制日貨， 對偷賣口貨或与日本人私下串通的， 背上貼個“賣國賊”的目標語，牽出游街示眾。 法國駐滬總領事葛格林見具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身份的杜月簽，如此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軍隊抗日，唯恐得罪日方，便向杜月笙提出請其辭職的要求。 2月15日，杜月笙致函法租界當局同意辭職，并稱除去別的原因，他的經濟和商業的事務、他在上海戒嚴委員會里的供職，使他不能再胜任在公董局里的工作。 2月29日，法租界當局同意了杜的辭職。 —·二八戰后，為了遣送、救濟戰后的難民，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金廷蓀、顧竹軒、謝葆生馬祥生、陳世昌等人于8月間聯合發起演劇助賑，他們組織了一批戲班，連演三天，各發起人認銷戲票二千元，共籌集了六万元的金額。 《湖滬停戰協定》簽下后，“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于6月7日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史量才仍任會長，杜月笙和王曉籟繼續任副會長。 關于地方協會，杜月笙在一次會員大會上說過，“本會性質，本來屬地方范圍，但……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國經濟的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會工作，不能用地域來分，也不能以性質來分。我們大家認為必要的，比如工潮問題、金融問題、國際問題等等……希望本會諸公共同負責共同努力。”上海市地方協會為杜月簽這一青幫首領積极參与全國政治提供了极為重要的舞台。 一·二八戰后，在上海以至全國人民抗日愛國浪潮的推動下，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態度有了微妙的變化。1932年3月，杜月笙、黃金榮等人受聘為國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開的國難會議的會員。杜月笙与工造時等其他几十名國難會議的會員一道簽署了一個要求抗日到底，結束党治，實行民治的提案，并同這些人一起抵制不容討論廢止國民党一党專改問題的國難會議。 同年8月，杜月笙、張嘯林、陳亞夫、朱學范、王曉籟聯合李公朴、史量才、劉湛思、李登輝等人組織“廢止內戰大同盟會”。該會的宗旨是： “集合全國人民為廢止內戰之運動。” 該會草章規定： “如有政治糾紛發生足以引起內戰時本會應勸告雙方信任若何民意机關（正式國民代表机關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間職業團体可替代之）調處之。任何一方絕對不得以武力解決”；“不幸內戰竟發生時、本會團体會員及個人會員應一致拒絕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杜月笙是該會辦理日常事務的五個常委之一，他和張嘯林又是該會經濟委員會十名委員之一，專門負責籌集反內戰的捐款。 在杜月笙主持的恒社內，抗日的主張也占了很大的优勢，對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加緊的侵略表示出強烈的不滿和反對。 杜月笙在恒社成立三周年時向社員提出過八點希望，第一點就是“忠國家”。杜月笙認為“強鄰虎視，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時期中，凡屬中國國民，皆當臥薪嘗膽，忠于國家。……恒社港友，鑒此危亡，其各發揮能力以复興民族為己任必矣。” 恒社社員陸殿棟也認為，“目前中國的問題……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圖生存，大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把為個人為家庭為少數人謀利益的力量，全部轉移到大多數人民与整個國家的身上去，……我們全体同人，放棄個人利益，為國家為民族著想，犧牲奮斗，一致抗敵，我們中國才有出路，我們恒社才能恒久。” 常務理事陳達哉還提醒國人“不可生依賴之念。論者但謂日本并吞中國，列強亦有利害關系，當不能坐視，此誤解也。列強認并吞不當，而發空洞之公道主張，固也，然何濟賣用。” 在實際的對日經濟交往中，杜月笙也能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抵制日方的誘惑。1937年初，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訪問歐洲返回日本途中路經上海，特意与杜月笙見面。 永野修身下榻虹口日本領事館后，特意派人社公館，接杜月笙到領事館。 “杜先生，你在上海灘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你的中匯銀行比起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行差遠了。我想由我們日本政府方面出資三千万日元，与杜先生合辦‘中日建設銀行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行競爭一番。不知杜先生意下如何？” 杜月笙微微一笑，“永野部長的美意實在讓月笙感動，但我是中國人，在上海自己有銀行、現在又和日本人一起開銀行与中國人競爭，這不合适。” 他婉言謝絕了。 永野修身碰了這個釘子后，并不甘休，急忙又提出第二個方案，說：“既然這樣，就請杜先生個人出面組設公司，日方的三千万日元，可以無條件提供先生作為創辦資金。” 杜月笙又笑了笑，“永野部長，恕我直言，這兩個方案的實質都是一回事，月笙沒法做。” 同年3月，日本派出以國家銀行總裁地玉廉次為團長的經濟考察團訪華。杜月笙受中國官方的委托出面接待。 日本經濟考察團在上海金融工商界中頻繁活動，要求中日雙方在工礦、運輸、金融、農業等方面全面“合作”，并要中國取締抵制日貨運動，但在杜月笙等人的抵制拖延下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但是，在國難聲中，杜月笙也乘机發了一筆財。他利用從宋子文那里得到的消息，讓金廷蓀去包銷“愛國航空有獎券”。 這航空獎券，每月發行兩次，每次在上海發行五万張，每張票面十元。用搖彩方式，搖出一、二、三等獎。頭等獎金十万元，二獎兩万元，三等獎一万元。這些獎券，售出后，得來的錢除一部分發獎外，只上交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被金廷蓀自己裝腰包了。 金廷蓀從航空獎券中賺多少錢，不得而知。但第二年，他從這筆款手中提出四十五万美元，在壯美路蓋7一幢大洋房送給杜月笙。可是，這房子造好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杜月笙去了香港，這房子他一天也沒住過。抗戰胜利后，杜月笙把這幢房子賣給了美國領事館，得八十万美金。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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