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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畔烽煙疊起,日軍大規模進攻華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了。
  8月12日,日本參謀部決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為基干組成上海派遣軍。13日,云集上海的日艦已達三十二艘,并有海軍士兵二千余人登陸增援。同日,中國軍隊在八字橋一帶修筑工事時,遭到日軍槍炮射擊,中方被迫還擊。日軍由租界向閘北進攻,占領八字橋、持志大學,淞滬抗戰正式爆發。
  短短几天的時間,南京路外灘華攝飯店門前落下了炮彈,大世界附近也挨了炸彈。各國租界的路口,全副武裝的外國土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邊,枕戈待旦。各國領事館的官屬早已陸續疏散回國。中國軍隊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奮起反擊,這個滿街血跡的東方大都會已成為一座森嚴的壁壘。
  早在“七·七”事變爆發后不久,杜月笙就積极協助國民党上海市党部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杜月笙及其門徒陸京士、黃香云、汪曼云、周學湘、駱清華等人都是后援會的常委。楊虎、張嘯林等人為該會的監察委員。7月23日,常委首次開會,研究支援抗日事宜。杜月笙還擔任了抗敵后援會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嘯林、金廷蓀、駱清華、黃金榮、徐寄頓等幫會分子就任委員,負責籌募支援各抗日部隊的各項經費。
  上海八一三抗戰時,琲尷嶺、五行山成員崔錫擺出任國民党三十二師少將參議兼三十二師司令部駐滬辦事處處長,負責勸募抗日軍用物資。仁社、五行山青幫分子對此大力支持。他們在一個多月血戰期間源源不斷地將汽油、石油、無線電器材、軍衣及罐頭食品等送到三十二師辦事處,托崔錫城送往前線。
  琲幫岸z、上海郵政總工會常委張克昌在閘北一帶救護傷兵,并在難民救濟協會擔任遣送難民的工作。黃金榮在戰后集資收容難民,族給醫藥米面,受惠者甚多。
  八一三事變后,蔣介石派軍統局負責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潛、王曉籟、錢新之等人商議幫會力量組成別動隊。9月4日,蔣介石在南京向戴笠發出電報,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內組成一万人的武裝游擊部隊,任務是配合國軍作戰,在上海近郊牽制阻擊日軍,并協同保安部隊,嚴防和肅活敵諜、漢奸的騷扰活動,并給予這支部隊以“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直屬國民党軍事委員會。
  9月7日,蔣介石再次電令戴笠從速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然滬別動隊”。
  不久,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委員有杜月笙、戴笠、俞鴻鈞(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廣東省政府主席)、貝祖貽、錢新之(均為上海金融業界代表)、吉章簡、蔡勁軍(上海軍警界代表)、劉志陸(在野軍官)、宋子文(財政部長)、俞作柏、張治中(軍方代表)、張嘯林、楊虎和向海潛。以杜月笙、戴笠、劉志陸三人為常委,杜月簽任主任委員,戴笠為書記長,杜門弟子汪曼云為該會少將參議。
  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動員部和游擊總指揮部。總指揮劉志陸是個兼幫會頭子、軍閥于一身的人物,原屬桂系陸榮廷部,曾任廣東潮、梅鎮守使,在陳炯明手下當過第一軍軍長。陳失敗后又帶部隊投奔張宗昌。1927年1月,任張部的十三軍軍長,同年代理山東督辦,后投奔蔣介石。被劉珍年打敗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
  劉志陸与杜月笙關系甚好,杜詞落成時曾為杜擔任負責接待工作的交際處處長。
  游擊總指揮部總參謀長楊仲華也是杜月笙的門生。
  杜月笙全力促成了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成立。
  1937年9月間,杜月笙通過琲懇o出通告,號召愿意參加實際抗日工作的琲尷嶺踊躍報名加入該會。當時正在傷兵醫院救護傷兵員的琲尷嶺見通告后即奉命報名參加,被任命為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督導員,負責在南匯縣新場鎮訓練新兵。杜月笙還派出馮一先、丘方伯分別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的秘書。琲幫岸z陸京士、于松喬等在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后,通過杜月笙与軍統接上關系。于松喬任軍統上海行動股股長。
  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成立,還得到了軍統內部幫會組織——正誠社的支持。早在民國八年,上海就出現了袍哥組織“正誠社總社”。抗戰爆發前夕,“負責人白子侯病重,軍統特務周迅予勤于服侍,故白死后周繼任社長。周迅予時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督導組組長,曾在上海福履理路2100號軍統辦事處召見陳亞夫,布置特務工作。
  新建立的別動隊下轄五個支隊,其中的有半數是杜月笙的門徒。第一支隊經向海潛提名,由腳跨青洪兩幫的軍統特務何行建(即何天風)任隊長。第二、第三支隊的隊長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別由琲幫岸z陸京士和朱學范擔任。第四支隊隊長張業、第五支隊隊長陶一珊均為戴笠部下,其中陶一珊是文社骨干。
  各支隊編制為一千五百人,下設三個中隊,各中隊下設三個區隊,各區隊下設三個分隊。
  太湖幫會首領黃八妹聞訊赶到上海,通過杜月笙的關系得到了別動隊上尉的頭銜。
  別動隊組建后分布于浦東、奉賢、南匯和上海縣等地,接替國民党正規軍駐防。但因組織匆忙,來不及進行系統的軍事訓練,缺乏作戰經驗,有的甚至是杜月笙等人出錢雇來的,入伍動机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同年11月初日軍新的一輪進攻面前紛紛敗下陣來。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隊開始投入阻擋日軍精銳猛攻的激戰,第三、第五支隊配合國民党正規軍五十師某旅堅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后,第三支隊第九大隊在國民党軍撤退的情況下,曾在青浦阻擊過日軍,被敵擊潰。
  上海失陷后,別動隊除四支隊在蘇州河北岸全部陣亡,五支隊化整為零轉入地下外,一、二支隊開赴浦東打游擊。三支隊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
  蘇浙行動委員會組建之初,一國民党情報人員曾致函戴笠,提醒他:“上海流氓,惡習甚深,今日我軍在上海獲胜,彼等假愛國之名,訛詐人民,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作威作福,無所不為。明日我軍放棄上海,彼等即做漢奸之工作。”
  戴笠不听。結果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被日軍擊潰后扔掉槍械,紛紛逃至租界。法租界捕房將這些人逮住,搜出國幣達十余万元之多。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205號情報員關于上海青幫等流氓集團活動情況的報告(1939年2月23日)》中指出:
  試問如此巨款,從何而來?彼輩流氓之榨壓乎民,搶劫財物,當無疑義。而陸京士、XXX、楊仲華等各得贓洋十余万元。此种事實,昭彰于世毋容詳述。
  上述情況表明,杜月笙的信徒們即使是在武裝抗日時也沒有改變他們的謀財害民的流氓惡習。
  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門宣布,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皖南部隊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一團(亦稱“第一支隊”)。戴笠自兼團長,俞一則任副團長。
  同年3月,戴笠又在漢口宣布成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由戴笠和俞一則分任正副總指揮。原別動隊在江西、浙江的部隊改編為忠救軍教導二團(亦稱“第二支隊”)。別動隊在上海的殘部后改為忠義救國軍掀滬區指揮部,何行建任總指揮,后改任副總指揮兼第一縱隊司令,在川沙、青浦一帶收集散兵游勇及殘余槍技,襲擊日偽軍,同時,与共產党領導的抗日武裝搞磨擦、搶地盤。
  同年秋天,上海青洪幫頭目鄭子良參加了軍統后不久,被調任為忠義救國軍中校參議,一年后又調任忠救軍松滬指揮部戰地工作團團長。
  忠義救國軍在流氓幫會勢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發展,至1939年春已發展到擁有十六個支隊,四個直屬大隊、兩個教導總隊,號稱五万人。實際上,忠義救國軍擁有二万一千多人,一万二千多支槍。
  1940年春,忠義救國軍在浙江孝丰進行整編,保留兩個教導總隊和四個教導團,其余改編為小型的行動隊(或別動隊),專門從事情報收集、暗殺、爆破等特務工作。次年,此軍又改名為“軍事委員會別動忠義救國軍”,在重慶小龍坎周家灣設立司令部,以周偉龍為司令,先后成立了七個縱隊。
  1943年,忠義救國軍又由軍統特務徐亮任副總指揮。
  忠義救國軍,這支受過特別訓練的幫會特務武裝,善于游擊和山地作戰,善于投机取巧,被稱之為“猴子軍”。它表面上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暗中卻勾結日偽軍,攻打新四軍。
  1939年5月,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出征江南東路地區時,忠義救國軍在黃土塘公然配合日偽軍,攻打新四軍。失敗后,它又集中了三個縱隊的兵力,在江陰地區大舉進攻新四軍。
  1940年3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忠義救國軍行動總隊和其他國民党軍隊一起,大舉進攻新四軍路東五支隊后方机關所在地半塔集。
  1942年初,忠義救國軍又在國民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指揮下,出動二千余人,在偽軍的掩護下北犯新四軍蘇中三分區的防地。
  同年11月,艾慶障的忠義救國軍大舉進攻浙東三北地區的新四軍,三戰三敗,艾慶章率殘部忠義救國軍第八支隊黃八妹部逃到小越偽軍据點里。
  1945年2月,新四軍南下浙西天目山區時,忠義救國軍又會合其他國民党軍隊在廣德附近進攻新四軍三縱隊七支隊。
  抗戰胜利前夕,躲在浙江曹娥江一帶的忠義救國軍一部接戴笠急電,兼程赶往上海,阻止新四軍接收上海。
  另外,杜月笙的同參兄弟馬祥生在抗戰期間也打出忠義救國軍的旗號,自備船只,長駐海門一帶。馬祥生部專門搶劫海運帆船,謀財害命,毀尸滅跡,欠下了累累血債。
  上海淪陷后, 國民党中央于 1938年派出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光潛返上海收拾殘局,重建國民党地方組織。
  吳開先是杜月笙的門徒,在沒住了半年,未能打開局面。
  1939年,國民党中央在杜月笙的建議下,成立“上海統一委員會”,協調上海“孤島”上江蘇省党部、中統、軍統特務机關、外交部駐滬辦事處,第一、第二特區法院及高二。高三分院等各處組織的活動。
  統一委員會直屬行政院,由杜月笙、吳開先、戴笠、蔣伯誠、吳紹滴五人組成,杜月笙任主任委員,吳開先任秘書長。其中,吳紹滿也是杜月笙的門徒。
  上海統一委員會經費由行政院每月撥給一百五十余万元,其中五十万元的特別費由社月笙支配,一部分用于上海工作,一部分則用來應酬從上海退到香港的人士舊常經費一百余万由潛入上海的吳開先和落伯誠負責使用。
  杜月笙就任上海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得到了戴笠的支持、陳立夫的同意以及蔣介石本人最后的批准。蔣介石還特意讓笑開先向杜月暫傳達其口信:“上海的陣地是不能丟的,以后請月笙先生偏勞了。”
  統一委員會成立后,杜月笙人雖仍在香港,但指令留在上海分別為其代理對內對外聯系的徐采丞和万墨林為統一委員會的總交通。
  統一委員會在上海運用上海的幫會勢力,用恐嚇、勸說等方法逼使虞洽卿等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術工人、知識青年由上海向大后方轉移,即使未离上海的,也盡量勸告他們不得与敵偽合作。
  1940年 3月, 汪偽政權正式登場后曾盜用上海各同業公會的名義通電擁護,統一委員會為了抗日反汪,以正視听,即聯系各同業公會登報否認。与此同時,統一委員會對上海各民眾團体的抗日活動也加強了控制,你強擁護領袖的宣傳”,以此抵制各愛國團体的民主進步要求,阻擋青年去蘇北投奔新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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