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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漫長的海上航行，甘地于1893年5月底到達南非納塔耳港。一上碼頭，他便發現印度人在這里并不受人尊重。前來接他的達達·阿布杜拉先生本是一位聲望很高的富有商人，但甘地隱約覺得當地人看阿布杜拉先生的眼神中含有鄙夷。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處。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見前來協助處理這宗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不禁顧慮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蘭士瓦進行，他盤算著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說。 想不到甘地對《可蘭經》１及伊斯蘭教的了解幫了他的忙。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商人因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話題而對之產生了信任和了解。兩三天后，阿布杜拉便把甘地帶到當地的德班法院，介紹他認識几個人，并讓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邊。甘地身著歐洲人的長禮服，纏著印度人的頭巾，這違反了當時南非法庭對印度人的歧視性規定，即印度人到法庭必須摘下頭巾，只有穿伊斯蘭服裝的印度人例外。庭長令甘地摘下頭巾，甘地認為庭長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斷然拒絕并憤然离庭。 -------- １伊斯蘭教的經典。 當時南非是英國殖民地，這里有著深刻的种族歧視与偏見，而且這种歧視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60年前后，歐洲殖民者發現在南非從事种植和采礦有利可圖，他們同當時的印度政府取得協議，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約勞工。聰者能干、刻苦耐勞的印度人在這塊土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聰明才智。他們种植蔬菜，引進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還經營起小本生意，進入商界，很多人從勞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產所有者，印度國內的商人也隨之而來，定居經商，這种情況使當地白人心怀戒懼。加之印度人与歐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活習慣上大不一樣，使那些自視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敵視滾雪球一樣發展壯大的印度人。他們想盡辦法，采取強迫遣返、征收苛稅、剝奪選舉權等手段進行种族迫害与歧視。由于印度勞工大多不識字，商人為了賺錢而忍辱負重，在政府机關就職的低級職員不會也不敢斗爭，加之印度人因職業、信仰、种族關系錯綜复雜，無法形成一种有組織的力量來對抗殖民當局步步緊逼的迫害。 甘地則不然。他受過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賦人權，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對于這种明白無誤的种族歧視与偏見他不可能熟視無睹、忍气吞聲。 從法庭出來后，他當即給報館寫了封信，陳述了自己堅持戴印度頭巾的理由。報界予以披露，引起了极大爭議。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評他的冒昧。在歐洲人眼里，他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來客，但甘地卻因此而出名。 沒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們律師的來信，要求阿布杜拉親自或派代表去德蘭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亞打官司。阿布杜拉決定讓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從德班到比勒托利亞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開始。阿布杜拉公司給甘地買了頭等車舖位，并叮囑他一路小心，因為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會遇到麻煩。 火車于晚間9點左右抵達納塔耳省城馬利茲堡。從這一站上來一個乘客，他從頭到腳審視了甘地一番，一聲不吭地走開了，一會儿帶來几個官員，他們強迫甘地搬到貨車廂去。甘地解釋他有頭等車廂車票，官員不听，又叫來了警察，不由分說將甘地赶下火車，將他的行李也一塊儿扔了出來。茫茫夜色中，火車開走了，甘地孤零零地被拋在這個陌生的車站。當時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單薄，凍得渾身發抖，踡縮在沒有燈光的候車室里靜待天明。在這月黑風高的漫漫長夜，甘地經受著寒冷的威逼和內心痛苦的雙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過是种族岐視的病症，重要的是設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給鐵路局局長打了一個長途電話，陳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通知阿布杜拉去見那位局長。局長認為鐵路當局的做法無可非議，因為南非的法律承認其合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將指示各站站長保證甘地能平安抵達目的地。阿布杜拉則打電報給馬利茲堡的印度商人請他們到車站對甘地加以關照。當天晚上，夜車開來，上面有給他訂的一個舖位，甘地這才乘車离開了這個令他終生難忘的車站。 接下來是坐馬車從查里斯城去約翰內斯堡，可是馬車的白人領班從中作梗。他認為甘地不能和車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馬車夫旁邊，甘地為赶時間，只好順從了他的意思。可車到巴德科夫驛站時，白人領班又從馬車夫那里拿了一塊肮髒的麻布舖到腳踏板上，示意甘地坐到車夫旁邊的腳踏板上。這种侮辱也太過分了，甘地忍無可忍，表示不從，可話音未落，凶蠻的白人領班便沖上來對甘地拳腳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這一暴虐的場面。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親身領略了南非种族岐視的嚴酷現實。 到達比勒托利亞之后，甘地拜見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師阿·伍·貝克先生。貝克先生雖是位著名律師，卻熱衷于宗教事業，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倫敦的時候，就對研究各种宗教產生了興趣，因而兩人一見如故，很快成為朋友。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總會董事之一，在他主持的祈禱會上，甘地又結識了不少基督教朋友，如赫麗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先生等等。那兩位女士都上了年紀而且未婚，她們邀請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們住處喝茶，這又給甘地提供了一個与基督徒擴大交往、聯絡感情、交流思想的机會。每周日下午，他都如約前往，聆听兩位女士的敘說，順便把自己一周來的宗教日記拿給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換讀書心得。同時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難和不便，陪甘地去參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天召開一次的大會，希望會上使人感奮的宗教气氛和赴會者的熱忱与誠篤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廣泛接触交往使他獲得了巨大的宗教熱情与向往。他開始系統地研究各种宗教經典。除《圣經》、《吠陀》１外，他又買了《可蘭經》及其他有關伊斯蘭教的書籍進行仔細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蘭教与印度教權威的通信往來，不斷探索宗教問題。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觀：即宗教沒有好坏善惡之分，都是平等的。 -------- １印度教的經典，成書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間。 為處理案子，甘地結識了本案的被告鐵布·哈齊汗·穆罕默德。哈齊汗在比勒托利亞和阿布杜拉在納塔耳的聲望旗鼓相當，他們都是南非印僑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哈齊汗還熱衷于公眾活動。了解這一點后，甘地便极力求助這位知名人士的幫助。在哈齊汗家里，甘地召集了一次大會，邀請比勒托利亞所有印度人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對公眾講話，論題是“商業上的誠實”。在此之前，甘地常听商人們說做生意就不能講誠實，誠實只屬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講話就是力圖駁斥這种觀點，促使印度商人從錢眼里走出來，注意民族的尊嚴与形象。他說：在國外，誠實格外重要，少數几個印度人的行為實際上代表著他們的億万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們不注意環境衛生，不講誠實，是使印僑遭人鄙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必須注意這些問題，要時刻記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講話結束時，他建議成立一個協會，作為印僑的代言人与當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將為這個協會盡力。 甘地的講話有感而發，深入淺出，耐人尋味。他的真誠第一次打動了這些在异族統治下備受欺凌卻習慣了“將金錢和屈辱一起裝進口袋”的人們，与會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那次集會很成功。從此以后，定期集會成了慣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舉行一次。通過這种形式，大家交換意見，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僑的覺悟，增強了團結斗爭的勇气与信心，也為甘地下一步的斗爭提供了基礎。可以說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帶領群眾自覺進行反种族歧視斗爭的道路。 甘地為改變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過不少努力。他求見比勒托利亞的英國監督官賈科布斯·戴·韋先生，向他陳述了當地印僑的苦處，雖未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引起了對方對印度人處境的同情与重視。他曾寫信給鐵路當局，痛陳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裝合适，都可以買頭等和二等車票。他還對德蘭士瓦和奧倫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進行了深入研究。從中他發現，在南非這個种族隔离、歧視和偏見無所不及的國度，印度人的權益和尊嚴毫無保障。這些嚴酷的事實使甘地得出一條結論：南非不是一個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國家，除非從根本上改變這种狀況。他不斷地思考該如何改變這种狀況。 可是他來南非的主要責任是盡快了結阿布杜拉的案子。這是一宗由商業交易引起的大案，充滿了無數錯綜复雜的事實和十分微妙的法律問題。為打贏這場官司，原告和被告雙方都聘請了最有才能的律師和法律顧問，甘地主要負責給律師准備原告的案由和挑選一些有助于他的證据。甘地的這個角色使他得以有机會研究這些經驗丰富的律師和法律顧問的工作過程，也從中了解到他們取舍材料、使用證据的一些秘訣。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長進。 甘地對這個案子也有濃厚的興趣。他辦事一向認真細致，刻苦耐勞。一段時間后他便掌握了有關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還對簿記進行了專門研究，參考了大量法律書籍，查閱了大量有關案例。結果他對本案的了解甚至超過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認為此案胜訴已确定無疑。 不過，他不想按常規去打贏這場官司，而准備在法庭外解決。因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法庭上見分曉，還得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律師費卻在急劇上漲。雖然當事人都是富商大賈，恐怕也難支付龐大的訴訟費用，況且這件案子已占了他們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間的惡感將隨著對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繼續拖下去，雙方都將精疲力竭，得不償失。為此甘地一再向原告、被告曉以利害。他費盡唇舌，終于說服被告認輸，阿布杜拉獲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贏這場官司，他還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他考慮到，如果阿布杜拉要求哈齊汗立即付清全部賠償，后者將面臨絕境，要么破產，要么食言，而這兩者都是鐵布·哈齊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個協調辦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齊汗分期償還這筆款項，阿布杜拉答應了。這樣一宗曠日持久的糾紛案最終得到圓滿解決。 甘地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悅，這是他做律師以來所打贏的第一場官司，而且是一個久拖未決的官司。這不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訣竅，而且學會了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去打動人心，從而形成了他与眾不同的風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雙方言歸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師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這個原則，竭盡全力使數千件案子私下解決。雖然他失去了高額的律師費，卻因此而聲名遠揚。 甘地打贏了這宗官司，他來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從比勒托利亞赶回德班，准備啟程回國。阿布杜拉執意為甘地餞行，并准備在西登罕為他舉行餞別宴會。 阿布杜拉的盛情舉動意外地改變了甘地的人生軌跡。在西登罕時，甘地習慣性地翻閱報紙，無意間發現了一則有關“印度人選舉權”的新聞。從這則新聞，甘地得知當時納塔耳立法議會正討論一個法案要剝奪所有印僑的選舉權，而且還准備相繼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僑的法案。甘地非常气憤。餞別會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此事詳情，商人表示了他的無奈，“這些事情我們能懂什么呢？我們只懂那些關系到我們生意的事情。況且我們都是些不中用的人，我們沒受過什么教育，看報紙一般只為弄清當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們最好的信息來源就算是這里的律師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問：“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難道他們不幫你們嗎？” 阿布杜拉失望地歎了口气，“他們從來不曾到我們這里來，而且老實告訴你吧，我們也更不耐煩買他們的帳。他們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師的鼻息，而這些牧師又受政府管轄。” 阿布杜拉的話使甘地明白了僑生与僑居的印僑之間的鴻溝。他認為有必要消除雙方的隔膜。他對大伙說，“這個法案如果通過而成為法律，那我們的處境就會更難，這是置我們于死地的第一步，它將使我們從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嚴。” 甘地的責任感再次打動了這些印度商人深層的憂患意識，他們不僅把律師告訴他們的有關選舉權內幕和盤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帶領他們進行抗爭。只要甘地肯留下，他們愿意出錢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開支。 甘地答應暫且推遲歸期，留下來解決爭取印度人選舉權的問題。不過他表示他個人的費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歡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動經費。事實上，這不只是一個月的暫時延期，而將是一個長期斗爭的開始。 當時南非納塔耳印度人中，經濟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數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眾事務方面最負眾望的領袖則是哈齊汗·穆罕默德。甘地認為：要進行斗爭，必須取得他們兩人的鼎力相助。甘地說服了這兩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開了一個由他主持的會議，商討對抗選舉法案的對策。 這次大會不僅僑居印度人受到邀請，在納塔耳僑生的、大多數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在邀請之列。到會的不僅有富商大賈，也有一般職員，德班法院的譯員和一個教會學校的校長也出席了這次會議，這些人全部主動登記為志愿人員。會議气氛熱烈，所有与會者都表現出空前的團結。面對僑團的苦難，這些來自印度不同角落，分屬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度僑民及其后裔，無論年齡大小、職務高低，不分貴賤全都表現出同樣的憂慮与憤慨，都愿意為爭取自己的權利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 會后甘地立即給納塔耳立法議會議長發去電報，要求他延期复議。同樣的電報也發給當時的總理約翰·魯賓遜爵士和達達·阿拉杜拉的朋友、內閣閣員艾斯埃比先生。議長答复將該法案推遲二天考慮。 初戰告捷，甘地一幫人大受鼓舞。他們立即擬好請愿書，連夜謄寫數份并征集到不少人在上面簽字，送交各新聞單位和議會。有几家新聞單位全文刊載了該請愿書并發表了有利的評論。這份請愿書同樣在議會引起強烈反響。不過盡管如此，法案還是被通過了。 這一結果證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只有團結起來，堅持不懈地進行斗爭，才有可能改變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見，贏得在這塊土地上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面對現實，大伙寄希望于當時的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能出面干涉。他們准備給里朋勳爵送去一份大請愿書。甘地負責起草這份請愿書。他對南非印僑的了解大大派上了用場，他還參閱了几乎所有關于這一問題的書籍。請愿書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辯事實說明納塔耳印度人享有選舉權實屬天經地義。由于他和同伴們的艱苦努力，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他們便征集到1万多人在這份請愿書上簽名。他們將請愿書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勳爵，其他則分別寄給報館和出版社，以訴諸公眾輿論，大造聲勢。納塔耳印度人的狀況第一次被公諸于眾，引起极大反響。《印度時報》在一篇論述這份請愿書的社論里，對印度人的合理要求表示堅決支持。倫敦的《泰晤士報》也表示支持。后來里朋勳爵懾于壓力，否決了這一企圖剝奪印度人選舉權的法案。 事情剛剛開了個頭，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僑各方人士都強烈要求甘地長期住下來，甘地拗不過眾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廢，便准備定居納塔耳。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很快便在納塔耳租了一棟房子，購置了一些家具，辦起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有20多位商人當即聘請他當法律顧問。 甘地到納塔耳高等法院申請律師資格。在這之前，他曾在孟買高等法院申請并獲得注冊律師資格，他的英文證書已交存孟買高等法院備案。這次申請只需附上兩份品行證書即可。申請書一般是通過律師遞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長直接遞上去，還可免收費用。甘地請當地的警察長，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顧問艾斯埃比先生替他遞交了申請書。 法律協會由清一色的歐洲人組成，他們反對甘地的申請，理由是他的申請沒有附上英文證書原件。其實這是托辭，真正的原因在于歐洲人擔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界會使之失去在納塔耳經濟上的壟斷地位。但當初制定律師入會手續時尚未考慮到這一層，因而關于有色人种能否入會尚無明文規定。為了挫敗甘地，律師協會聘請了一位杰出的律師來支持他們。 這位大律師与阿布杜拉公司有關系，他主動約見甘地并建議甘地找他的同鄉阿布杜拉替他出具品行證書。甘地照辦。經過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終接受了甘地的申請。登記注冊并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讓甘地摘下印度纏巾，這一次甘地奉命執行，對此他的許多同胞，包括阿布杜拉都頗有看法。但甘地認為這樣做并非屈服，而是為了保存力量以應付更大的斗爭。 甘地獲准成為高等法院律師，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躋身于先前只被歐洲人占据的領地，應該說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著這條路走下去，他或許會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生活优裕的大律師，然而他選擇了一條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為南非印僑爭取權益上面，這也正是他繼續住在納塔耳的目的。 他認為現在首要的問題是要將納塔耳的印僑組織起來。來南非一年多時間，他早已注意到了南非印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致命弱點，這种一盤散沙的狀況极不利于維護印度民族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團結起來維護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達成共識，認為成立一個印度僑民的正式組織很有必要。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僑民的第一個政治團体——納塔耳印度人大會在甘地的組織下宣告成立。 大會成立那天，印度僑民濟濟一堂，擠滿了阿布杜拉那間寬大的房子。全体到會代表情緒高昂，气氛熱烈。討論通過的大會會章簡明扼要，并規定會費為每月5先令，經濟狀況較好的人鼓勵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鎊，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顧自己微薄的收入，決定月交1英鎊會費，大多數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會當場就接到許多捐款。 甘地是大會秘書，收集會費的任務便落到他的頭上。開會時人們一時沖動，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熱情消逝，收集會費便很成問題。甘地為收集會費不得不每月四處奔波，有時還要碰釘子。后來甘地建議重新考慮將月會費改為年會費，這一大難題才得以大大簡化。 納塔耳印度人大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吸收了當地出生而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在大會的贊助下，僑生印度人教育協會成立，會員也多是些有知識文化的印度青年。他們交納名義上的會費，協會則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啟發他們的思想，使他們和印度商人接触，也為他們提供為僑團服務的机會。協會還是一個辯論場所，會員定期集會宣讀有關各种問題的論文，還設有小圖書室。 大會注重宣傳，意在使所有英國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納塔耳的真實情況。為此，甘地付出了艱苦的勞動，撰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個英國人呼吁》，它用大量事實真實地報道了納塔耳印度人的現狀。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選舉權——一個呼吁》，也是以大量事實和數据描述了印度人選舉權問題的來龍去脈。這兩本小冊子當時曾廣為流傳，為南非印度人贏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條行動路線。 納塔耳印度人大會一個明顯的不足就是沒有吸收大量非熟練工人和契約勞工。因為會員入會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能承擔一定的會費，下層人民就被拒之門外了。作為一個有覺悟的印度僑民，一個逐漸成熟起來的革命活動家，甘地也意識到南非印度人斗爭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部分人的支持和擁護，他們也是最需要關心和保護的人，甘地一直在尋找机會同他們建立聯系以贏得他們的信任，解除他們的疾苦。 這樣一個机會很快就來了。納塔耳印度人大會成立不久，有一天，一個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爾人找到甘地門下。這個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達朗，是在德班一個歐洲人家里做工的契約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兩顆門牙，來找甘地時，他還滿口流血，手里拿著頭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無比義憤，他決定為這個可怜的人伸張正義。他先把巴拉宋達朗送到一個白人醫生那里治傷，并要醫生出具受傷性質的證明，而后他又帶巴拉宋達朗找縣長，遞交了他的起訴書。縣長立即傳訊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圖并非要懲罰施暴的歐洲人，不過是想通過這种形式為巴拉宋達朗爭得一點起碼的權利——解除對他的契約或讓他轉給別人。按照當時有關契約勞工的法律，如果一個普通佣人擅自辭去，主人會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約勞工這么做，他就會被告到刑事法庭。在這种情況下，契約工人就像奴隸一樣被視為主人的私有財產，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約工人則不論遭遇什么情況都不能离開主人。甘地前去拜訪了巴拉宋達朗的雇主，說服他同意了將契約轉給別人，他還替巴拉宋達朗找了一個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達朗的消息不脛而走，南非各地到處傳誦著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師為一個契約工人申張正義的神奇故事，其影響甚至遠達即度的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這些下層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贏得南非甚至印度國內契約勞工的愛戴。從此以后，契約工人源源不斷地涌進甘地的律師事務所，向他講述他們的喜怒哀樂，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勞工有了進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納塔耳政府又打算對印度契約勞工征收年稅25英鎊。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納塔耳政府已派員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應，他將此事提交納塔耳大會討論，大會開始組織必要的反抗，如組織宣傳、利用輿論工具向南非納塔耳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施加壓力。最后印度總督額爾金勳爵不同意征收25英鎊年稅而同意收3英鎊人頭稅。即便如此，甘地認為總督不應作此讓步，雖然名義上賦稅有所減輕，但考慮到契約勞工的實際承受能力，這种加收3英鎊人頭稅的做法也是殘酷的。為了維護印度契約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從根本上取消這种苛捐雜稅。實際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僑團和南非全体印僑的共同努力，3英鎊人頭稅才最終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決定回國一趟。當時他在南非不僅建立了頗為良好的律師業務，而且在公眾工作方面聲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將在南非長住，此番回國，是想把妻儿帶來，同時也想借此机會引起國內公眾對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學習烏爾都語和泰米爾文的极大興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兩名英國官員与甘地過從甚密。有位醫生給了甘地一本《泰米爾文無師自通》。甘地滿心歡喜。在南非的經歷使他認識到，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聯系，應具備烏爾都文的知識。同樣道理，只有學會泰米爾文，才能夠和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來。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學起這兩种語言。后來他對泰米爾文和烏爾都文的進一步學習實際上是在南非的監獄中進行的。 輪船經過24天航行，在一個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當日的火車赶赴孟買，在孟買作了短暫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這里，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撰寫出版了一本有關南非局勢的小冊子，在這本小書中，甘地著意勾畫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壓抑的境況，但所用文字卻比先前那兩本小冊子要溫和得多。 這本小冊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發印度各報和各方領袖。《先驅報》首先就這本小冊子發表了社論，路透社經過摘要夸大后發到英國，又由倫敦摘發納塔耳，同時每家報紙都對這個問題大加評論，一時引起轟動。 留居拉奇科特期間，孟買發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緊張。甘地自告奮勇參与防疫委員會，調查居民衛生情況，他特別留意各區的廁所情況，并設法建議改善。在調查“賤民”區的環境衛生時，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間，印度全國正在籌備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應邀參加了拉奇科特籌備委員會。早年受過英國教育的甘地對英國充滿難以忘怀的感情，雖然在南非這個英國殖民地他耳聞目睹了种族歧視的种种罪惡，作為一個殖民地的臣民，他也親身經歷了這种統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國的統治整個說來對于被統治的人民是有好處的，那些丑惡現象不過是暫時、個別地方的現象，是和英國傳統背道而馳的。 為喚起公眾輿論對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組織几次集會，為此他前往孟買，拜見了有關知名人士，特別是得到了人稱“孟買之獅”的費羅澤夏·梅赫塔爵士的幫助。 在梅赫塔爵士為他舉行的群眾大會上，甘地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雖然講稿是由別人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僑的呼吁還是贏得了廣大听眾。 梅赫塔爵士的幫助使甘地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于是他又從孟買赶到浦那去。他首先去見國大党激進派領袖羅卡曼尼亞·提拉克。這位甘地傾慕已久的領袖人物告訴甘地：“你需要各方面給你幫助是對的。在南非問題上，不會有不同意見。不過，你得有一個無党派人士來擔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見國大党溫和派的領袖戈克利，兩人一見如故。事后甘地對他在回印期間拜見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風格作了生動的描述。甘地的印象是：梅赫塔爵士仿佛是喜瑪拉雅山高不可攀；敬愛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卻像恒河一樣讓他感到親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壇，專心做學問的無党派人士潘達卡博士。這位孤傲的大學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動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聯名舉行的集會的主席。 接著，甘地便赶往馬德拉斯參加集會，由于解救巴拉宋達朗的緣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狂熱的歡迎。 甘地在歡迎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他的講話雖是鉛印的，也很長，但听眾卻細心地諦听了每一個字。大會結束的時候，甘地照例要宣傳他寫的關于南非印度人狀況的小冊子，他拿出一万冊經過修訂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搶購一空。 在這里甘地還得到《馬德拉斯晚報》的主筆、對南非印度人問題頗有研究的格·巴羅梅斯朗·皮萊先生的指導和幫助。后者曾將《馬德拉斯晚報》的專欄交給甘地自由處置；《印度教徒報》的格·蘇伯羅曼尼安博士也對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從馬德拉斯赶到加爾各答。加爾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買、浦那和馬德拉斯的情形很不一樣，甘地在那里沒有熟人，工作也開展得并不順利，不過也還是結識了一些朋友，如《英吉利人報》的主筆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視若知己，把他的辦公室和報紙都交由甘地處理，雙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2月初，一封發自南非德班的加急電報打斷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動。因納塔耳立法會議即將在1月開會，那里的僑團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帶著妻子、兩個儿子和已喪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購進的“科蘭”號汽船第二次遠渡南非，同時開往德班的還有“納德利”號。兩條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蘭士瓦。 這兩條船直開納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納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場异乎尋常的可怕風暴。令人膽顫心惊的風暴肆虐了24小時后，終于過去了，然而這場風暴卻考驗了甘地的勇气、膽識与能力。他對風暴并不恐懼，在整個過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動，照顧和安慰乘客，協助船長渡過危机，這些使他在這場自然風暴中与同船過渡的人溶為一体并贏得了他們的信賴。 但是當“科蘭號”和“納德利號”船先后在德班港拋錨時，等候他們的卻是一場更大的“風暴”。按常規，經過遠洋航行的旅客，必須經過衛生檢查才能上岸，以防傳染病。由于這兩條船啟程時，孟買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們的首先是嚴格的檢查和漫長的隔离。其實這一隔离除了衛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人想通過對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脅恐嚇，禁止甘地及其他印僑登上南非大陸。 德班因此鬧得很凶。少數印度人和他們的几個真正的英國朋友与在武器裝備和財富上占絕對优勢的白种人展開了一場极不平等的斗爭。 在這場緊張的對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對待可怕的風暴的威脅一樣，甘地鎮定自若。他不斷在乘客中走動，給他們打气，還給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問函。他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樣的游戲，讓乘客樂以忘憂。在圣誕節那一天，船長宴請了頭等艙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主要賓客。在這种特別的氛圍里，甘地一邊和大伙談笑風生，一邊在思考眼前的這場特殊戰斗。甘地認為是自己引發了這場斗爭，從而牽連了船上的同胞，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為了他正冒著巨大的風險，乘客們的生命在遭受威脅，他的家眷也將因此難逃厄運。他的心情其實十分沉重，最終無法同這份歡樂的情景完全協調。 日子一天天艱難地過去。威脅、利誘、最后通牒都沒有能夠讓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白人當局只好在23天期滿時的1月13日，下達了准許乘客登陸的命令。但這一天上午8點，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堅決抵制亞洲人入境，并以甘地為主要對象，准備必要時實施武力，以達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白人騷動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察局長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長，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黃昏時再上岸，由港務警官護送，一面對游行群眾進行疏導，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為了顯示自己決不屈服壓力的勇气，讓妻子和孩子們坐車先走，自己則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顧問勞頓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時分上岸，准備前往20英里以外的羅斯敦濟先生家里。 甘地剛一上岸，便被几個白人青年認出，一大幫人很快圍上來。勞頓先生見勢不妙，便叫了一輛人力車，然而這幫青年不讓甘地上車，并恐嚇車夫。開始勞頓先生從中勸解，他們還不敢動手，隨著圍攻鼓噪的人越來越多，有人上前拉開了勞頓先生，于是甘地被圍在人群中，石塊、磚頭一齊向甘地砸過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的頭巾，几個耳光便將甘地搧倒在地，另一些人則拳腳相加。在這危急關頭，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打，警察也及時赶到，把遍体鱗傷的甘地安全送到羅斯敦濟家。 然而騷動的人們仍不肯罷休，他們包圍了羅斯敦濟的住所，并高聲喊叫，要活捉和吊死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從警官的意見，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裝逃出了這所房子，躲過了白人對他的圍追堵截。 當時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張伯倫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電告納塔耳政府依法嚴懲肇事者。南非當局派內閣閣員、警長艾斯坎比先生出面辦理此事，他對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認出毆打他的人，法院一定嚴懲。 但甘地卻不准備報复那些對他施暴的人。他說：“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認出一兩個人。不過，把他們加以處分又有什么用呢？況且我也不怪那些鬧事的人，他們听信謠言，以為我在印度言過其實，誹謗了納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們确系听信了這些報道而忿怒，那就不足為奇，應該責怪的倒是那些領導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們就會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還接受了《納塔耳廣告報》記者的采訪，把他在印度所作報告的講稿及所寫文章的副本一起交給記者，并向他們指明他在印度所說的全都在南非說過，他還向記者說明“科蘭”和“納德利”兩船的乘客來南非，和他沒有任何關系。這些人有很多是老僑民，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納塔耳而准備到德蘭士瓦去。 甘地對記者的談話和他拒絕控告鬧事者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德班的歐洲人開始慚愧自己的言行。如報紙開始宣傳甘地的無辜，并譴責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聲望更高，南非印僑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戰爭爆發。英布戰爭實際上是英國殖民者和荷蘭殖民者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英國人提出的作戰理由卻是說布爾人１虐待南非境內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种考慮，決定站在英國一邊，為保衛英國的利益而戰。他召集了300名２印度人，組成一支救護隊赶赴前線參戰。那些日子里，他們每天行軍20到25英里，常常要經過黃沙蔽日的戰場從前線將傷病員運到后方救治。 -------- １荷蘭人的后裔。 ２一說是1100人。 1900年2月，英軍逐漸制服桀傲不馴的布爾人，印度救護隊完成了2個月的戰時救護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爾人投降，英國報界對戰時印僑的服務精神一致予以贊揚。因為救護隊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負責人都得到一枚勳章。 這次為英國充當救護隊對印度僑民是一次新的体驗。一方面英國的嘉獎使印僑對英帝國產生了更大的幻想，以為印度僑民的苦難從此將會解除；另一方面他們也獲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布爾人和英軍相比處于劣勢，然而他們敢于同英軍對抗，他們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犧牲的精神，特別是婦女儿童表現出的勇气和熱情，使甘地肅然起敬；同時，印度人由此而試驗了一次有組織的行動，不同种族、信仰与階層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個團結的整体出現，這是一次實際的民族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印度人因此而獲得了自信心。這些都為甘地后來進行群眾斗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個月，現在一晃就是6年。考慮到南非的工作已打開局面，甘地自己的工作重心將轉向印度國內，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國，因此甘地決定离開這塊生活戰斗了6年多的土地。帶著對南非印僑的無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隨時回來”的承諾，甘地攜帶家人踏上了歸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達孟買。時值全印度民族主義政治組織國大党第17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加爾各答舉行。甘地和本屆大會主席華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車前往赴會。甘地在大會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僑的呼吁》的議案，并獲得大會通過。 3天的大會期間，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國大党元老廣泛接触。大會主席華恰先生對他印象极好，稱贊他“善良、熱忱、活潑，富有活力”。可是甘地對國大党卻相當失望，他認為大會流于形式，服務人員毫無訓練，沒有責任心和工作熱情，作風懶散，辦事拖沓，陳規陋習不少，衛生條件极差。 大會閉會后，甘地在加爾各答繼續居留了一個時期。在這里，他通常將一天的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訪加爾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參觀和研究這個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團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樂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請下，搬進了戈克利的豪華寓所。戈克利這位被甘地描述為像恒河一樣的大人物對他不僅從生活上悉心關照，而且极善言傳身教。甘地對戈克利欽佩不已。 在這期間，甘地曾去緬甸觀光過一次，一路上感受頗多。他認為那里的婦女多勤勞自強，男子則极懶散。雖是佛國，但缺乏虔誠；而且居然還有印度同胞幫助英國人欺負緬甸老百姓。 從緬甸回來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辭。与戈克利相處的一個月，甘地自覺獲益匪淺，此番离別，非常難過，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創一條路。 他告訴戈克利准備乘坐三等火車游歷印度各地，以便親自体驗一下三等車旅客的疾苦，并考察印度的國情。戈克利對此表示贊同，甘地動身的時候，戈克利親自到車站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車的經歷甘地終生難忘。他形容三等車廂就像一個令人惡心的大痰盂，旅客們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們所得到舒适那樣可怜，而鐵路當局對此漠不關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這种狀況与他在歐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遠。對于這种惡劣的狀況，甘地認為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受過教育的人都來坐三等車，以改變人們的不良習慣。所以從這時（1902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車，直到1918∼1919年甘地得了一場大病，才迫使他事實上放棄乘坐三等車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買定居下來，一方面執行律師業務，同時幫助他從事公眾工作。但早年在這里的失敗和痛苦的經歷使他拒絕戈克利的建議，決定先在拉奇科特開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煩惱，對在這里開展律師業務同樣缺乏信心，直到他受理的三個案子胜訴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買去創業。 兩星期后，甘地動身前去孟買，開辦了一個律師事務所。剛搬進事務所，次子曼尼拉爾便染上了嚴重的傷寒，并有肺炎并發症。當時曼尼拉爾年僅10歲，前几年得過一場天花，差點死去。對于多災多難的儿子，甘地憂心如焚。醫生告訴他吃藥作用不大，建議給他吃雞蛋和雞湯，甘地拒絕這個建議，他認為這有違素食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愛的儿子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變信仰。為了兼顧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決定冒險試一試偶然學到的水療法，他開始每天給曼尼拉爾進行坐浴，且接連3天不斷給他喝摻水的桔汁。開始時毫無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對這种做法產生過動搖，但他還是始終不渝地按著“神的旨意”，繼續水療法試驗。最后，奇跡終于出現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漸好了起來。以后成了甘地的孩子當中最健康的一個。曼尼拉爾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還是由于水療法，或者是由于細心飲食和看護，誰也說不清，但甘地卻堅信是神幫了他，因而更相信神，或者說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買的活動再次被來自南非的急電打斷。原因是英國人從布爾人手中奪取了政權后，仍舊繼承布爾人歧視印度人的法律。英國人還建立了一個亞洲人事務部，專門對付印度人，南非印僑很緊張。正好此時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即將訪問南非，當地僑團希望甘地回去利用這次机會為他們爭得一些權益。甘地當即停止了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把妻儿安頓在國內，帶了几個年輕的幫手，其中包括后來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爾·甘地，准備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難過，但他已習慣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認為在這個世上要指望安定是錯誤的，只有至高無上的神本身代表著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張伯倫的初次會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張伯倫此番前來南非是為了贏得南非英人和布爾人對皇室的效忠，他對印度代表團沒有興趣。他說：“帝國政府對自治領土是沒有什么控制的，你們的疾苦看來是确實的。我將盡我的努力幫助你們。但是如果你們想生活在歐洲人中間，你們就得和他們友好相處。”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忠來換得英王的開恩，可現在張伯倫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訴了他強權政治的邏輯，這意味著將有更艱苦的斗爭等著他們。 1903年1月1日，甘地從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亞，他得在那里搜集資料，寫成備忘錄，准備提交張伯倫。比勒托利亞的地方當局本來存心不讓甘地入境，當他們看到甘地居然來了，不禁惊奇。亞洲人事務部主張根据新頒發的治安法將他逮捕（該法規定，凡未持有入境證者，即可將之拘捕入獄）。當他們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證，便以入境證發錯了為理由，要甘地离開比勒托利亞，并強行將甘地的名字從請愿代表團中刪掉。這對甘地簡直是奇恥大辱，但為了僑團的事宜，甘地不計較個人的屈辱与否，建議讓另一個印度律師——喬治·戈克萊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萊先生領著僑民代表去見過了張伯倫，張伯倫先生在答文中談到甘地沒有參加請愿的事十分輕描淡寫：“与其反复听取同一個代表的話，換一個新人豈不更好嗎？” 事情發展到這种地步，僑團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結，但甘地不是肯輕易屈服的人。他不打算立即回國，也不准備返回納塔耳，就留在德蘭士瓦，而且還要在德蘭士瓦最高法院登記為律師，他不相信他就對付不了亞洲人事務部。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么僑團就會被赶出這個國家，他們將永遠只能過沒有尊嚴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亞及約翰內斯堡的印度人討論了之后，甘地決定在印僑最多的約翰內斯堡成立事務所。 約翰內斯堡已成為管理亞洲人的官員的据點，這些官員從來沒有替印度人、中國人或其他亞洲人做過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詐勒索。不斷有人找甘地訴說，甘地覺得自己有一种責任，要出來主持公道。 他開始搜集證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長。警察局長看過全部材料并找證人核實后，答應將想方設法對付那幫無惡不作的家伙，不過他和甘地一樣清楚：在南非要找一個白种人陪審員來審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難的。雖然甘地當時怀疑一大批官員，但由于沒有無可辯駁的材料對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針對兩個人。這兩個人雖然受了審判，結果卻是陪審員不顧昭然若揭的事實，宣判兩個人無罪釋放。不過，由于甘地的工作，這兩個窮凶极惡的官員因民憤极大，還是被革除公職。亞洲人事務部從此收斂了一些，印度僑團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蘭士瓦為印度僑民的利益奔走呼號的時期，甘地的人生觀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次留居南非時，他和基督教徒過從甚密，但對宗教仍然談不上很深的研究。現在他又和通神學的朋友交往，開始系統閱讀印度教的經典如《瑜珈經》、《瑜珈論》以及印度教的圣詩《薄伽梵歌》。甘地對《薄伽梵歌》尤其喜愛，他每天清晨沐浴時，在牆上按上紙片，寫上几首梵歌，一邊洗漱一邊背誦。他用這种辦法背誦了十三年，并以此作為每日行為的指南。圣詩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訓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為圣詩中叫人不占有，是說人生在世，錢財不過身外之物；正如司庫出納，過手錢財雖多，卻不能据為己有。人如能抱不占有和平等的觀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響，甘地放棄了原准備投入的1万盧比的人壽保險，他寫信給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寫信給你，我的全部積蓄可望到1万盧比，准備送你；但從現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為將來如有任何積蓄，我將用于印僑的公益事業。”他的哥哥為此极不開心，很長一段時間兄弟倆斷了通訊。 簡朴的理想逐步實現，宗教的意識日益活潑，甘地把素食當作一种使命的熱情日趨高漲起來，因此他曾為瀕臨倒閉的兩家素食館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簡朴，甘地覺得求醫問藥也屬多余。他本有便秘和頭痛症，一向藥不离身，他決定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吃早餐，并嚴格限制進食量，以鮮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譜，戒絕牛奶，這樣治愈了頭痛。對于便秘，他則采用自然療法，用冷水摻一些干淨的泥土舖在一塊細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覺時系上，醒來時取掉，這种辦法效果很好。事實上，甘地后來一直對土療和水療法深信不疑，他認為絕大多數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規律的飲食、水療、土療和類似的家常辦法治好。 在人際關系方面，甘地崇尚博愛、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樣的事使他同各階層的人有了密切的聯系，他對他們往往一視同仁，無論是親戚、朋友，還是陌生人，是同胞還是洋人，是白种人還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還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猶太人，他從不區別對待，只要有机會他都盡可能提供幫助。甚至是他极為痛恨的貪官污吏，他對他們個人也并無私怨，他認為人和行為是兩碼事，一個好的行為應該引起贊許，而一件不好的行為就應該受到譴責。但對做出這种行為的人，則不能因其行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惡其罪而非惡其人”。甘地認為這是他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一個必要部分，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礎。 1904年，《印度輿論》創刊，一開始它是用英文、泰米爾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种文字發行。雖然名義上是由一位頗有新聞工作經驗的青年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為第一主編，但事實上這個刊物的經營是由甘地負主要責任，它很快成為甘地在南非從事宣傳的有效陣地。從它創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嚴謹、求實的風格征服了讀者和批評家。通過這种形式，甘地与讀者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在甘地抵達南非的第10個年頭，甘地有了一個重大發現。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給甘地一本《給最后的一個》作為旅途的消遣，這是甘地初次閱讀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約翰·魯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無法入眠。他發現這部1862年初版的書里，正反映著他自己曾經思考過的許多思想，如個人的好處包含在眾人的好處之中；律師的工作同理發師的工作具有同樣的价值；勞動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等等，他決心照著這本書的理想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他准備開辟一個農場，把《印度輿論》搬到那里。在農場里每個人都要勞動，領取同樣的生活費，利用業余時間為《印度輿論》工作，無論什么人和什么膚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磅的生活費。 甘地很快行動起來，10天之內，他便籌資1000英鎊，通過廣告征購到德班附近鳳凰村一塊20英畝的土地。當時那里是一片蠻荒之地，人煙稀少，雜草叢生，自從甘地和他几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到了這里，這片荒涼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們自己動手，風餐露宿，日夜奮戰。在他們揮汗如雨的勞作中，一間長75英尺、寬50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起。這里雖然膚色、人种不同，但沒有階級壓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詳。這正是甘地崇尚的烏托邦理想，或者說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塊試驗樣本。 《印度輿論》報仍每周出版。為減少開支，配合印刷設備的條件，周刊改為僅發行英文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進愛德華統治下歐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輿論，消除誤會，并檢討印度僑民本身的缺點，使其明白爭取自己的權利与義務。 甘地原打算逐漸擺脫律師業務，在鳳凰村住下來，靠体力勞動維持自己的生活，然而這個愿望很難實現，約翰內斯堡的律師業務面臨很多問題需要他去處理，因而鳳凰村的房子還沒蓋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約翰內斯堡。 律師業務和鳳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脫不開身，短期內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為了公眾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約翰內斯堡的寓所是一棟擁有8個房間的兩層樓的西式樓房，四周有花園，前面是空地，居住條件較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婦，以及他們的3個儿子——10歲的曼尼拉爾、8歲的拉姆達斯和5歲的迪瓦達斯，還有与甘地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婦和另外一個印度伙計。這個大家庭同灶共生，親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魯斯金的思想，自己動手做家務，勤儉治家。 甘地的日常生活緊張而有序。他每天7點半起床，不進早餐就离家，9點走到事務所，拆閱信件，口授書信，直到10點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1點午餐，約1小時，這時通常和助手或朋友們一道進餐，5點鐘离開事務所，7點到家和全家人共進晚餐。晚餐通常兩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鮮沙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鮮果与牛奶，最后是咖啡或檸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談些輕松愉快的話題。 飯后，全家通常靜坐听甘地朗誦《薄伽梵歌》，彼拉克讀亞羅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難之處提出講解，然后大家自由討論。遇有各國來的神學會會員客人在座時，則由客人講些親身經歷。 甘地對孩子們的教育与眾不同。他不給孩子們請家庭教師，也沒有送他們上學，他要孩子們在家幫忙推磨并清掃庭院，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帶孩子們徒步往返于從家里到事務所之間，以鍛煉他們的体魄，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們談話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語，以培養他們的民族認同感。他認為如果從小就訓練他們用英語思考和談話，那就剝奪了他們繼承本民族精神遺產和社會遺產的權利，致使他們無力為國家服務。 1906年4月，南非發生了所謂祖魯人叛亂。甘地對于祖魯人沒有私怨，祖魯人也不曾傷害過印度人，可以說甘地對叛亂本身是持怀疑態度的。但當時甘地對大英帝國的存在有益于世界這种思想深信不疑，這再次驅使他向納塔耳省督請纓，表示准備組織一個印度救護隊為英帝國效力。甘地的獻議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了約翰內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鳳凰村，自己則前往德班去征集隊員。他共招到24個志愿隊員，其中包括19個業已滿期的契約勞工，一個帕西族人和4個古吉拉特人。印度救護隊換上軍服，立即開赴前線。 到達“叛亂”區，甘地才發理所謂叛亂事實上不過是一种抗稅行動，他因此轉而同情祖魯人，當他得知救護隊的主要使命就是救護祖魯人傷員時，心中感到了一絲安慰。其實，這些所謂傷兵，也并非在戰場上受傷，而是被怀疑曾參加叛亂而遭致殘酷鞭打所致。因此，印度救護隊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難。 對祖魯人“叛亂”的耳聞目睹令甘地眼界大開。他覺得先前的“布爾戰爭”不像這次“叛亂”令人感到戰爭的恐怖。他親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殘忍對待這些可怜的人，“他們鞭打他們，卻不愿救治他們的傷患，也不樂意印度救護隊來照顧他們”，他認為“這不是戰爭而是一种對人的狩獵”。 另外，由于這次祖魯人叛亂發生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地陷入對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來，節欲的想法一直困扰著他。早年因情欲所惑而沒能在父親彌留之際盡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現在他的思想已升華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他認為凡是想以全副身心為人類服務的人就必須清心寡欲，一個人不能同時享受靈与肉的生活，否則為家庭服務和為社會服務將會發生沖突，只有節欲，兩者才能協調。而節欲不僅僅限于控制個人的情欲，同時要達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語，消弭怒气，清除暴力与仇怨，總之必須使自己升華到毫無欲念的境地。 祖魯人叛亂平息后，甘地回到鳳凰村，立下了終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個仲夏之夜，他把這一決定告訴了妻子。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進行過各种艱苦卓絕的斗爭，也發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論。如他認為一個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須從節制口腹之欲開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行絕食或只吃一頓，嚴格限制進食量，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經他試驗或被別人證明有可能引起沖動的任何食物。他雖然在飲食和節欲方面找到聯系，但認為心靈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個人如果心靈不洁淨，改變飲食也沒有用”。“色欲的心靈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為情感的奴隸”。 1906年8月22日，德蘭士瓦官方報公布了亞細亞法草案，其中有關印僑管理法規定：所有年滿8歲的印度人必須在警察局戶籍簿上注冊登記，領取帶有個人手印的特別身份證。如不按期登記者，將被處以100鎊罰款或3個月拘役或被驅逐出境；上述居留證必須隨身攜帶，供隨時檢驗。管理人員還可以隨時進入私人住宅檢查證件。凡不出示證件或是拒絕上述規定的，即為違警犯。這是南非當局有計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花招。 甘地認為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對付自由人的法案，這項規定如果批准執行，而印僑又毫無反抗的話，則所有居住南非的印僑將被整個地毀掉。他很快作出反應，一方面將草案全文譯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輿論》上公布，以引起印僑的足夠注意，同時，召集印僑知名人士商議對策，最后大家決計公開抗議。 甘地率領一個英印協會代表團就此向殖民地事務部請愿，官方答應予以考慮。9月4日，上述法案由政府向議會提出。11日，甘地等在約翰內斯堡的猶太帝國劇院召集了一次印僑代表大會，有3000余人出席。大會通過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號決議案，它表示印僑宁愿忍受一切犧牲而決不對上述法案屈服。甘地在會上大聲疾呼“只有一條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犧牲，而決不屈服于這种歧視”。這是甘地第一次公開號召群眾在神面前庄嚴發誓，決心反抗不公平的法律。 雖然遭到激烈反對，德蘭士瓦立法會議還是通過了這一歧視法案。由于德蘭士瓦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政府對當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負有責任，因此，甘地建議派代表團前往英國請愿，試圖通過合法的途徑實施補救。11月3日，甘地啟程赴英。20日抵達倫敦。當日，他便向曾擔任印度總督，現任殖民大臣的額爾金勳爵遞交了請愿書，并多方游說。在倫敦，甘地先后拜見了當時住在倫敦的國大党元老、82歲高齡的達達拜·瑙羅吉，還有印度國大党英國支部的許多負責人，向他們廣泛宣傳南非的情形。隨后，他又拜會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年任英印協會主席的納波爾·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前往謁見殖民大臣額爾金，向他陳情：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臣民，理應享受不列顛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懇請殖民地大臣至少應當指派一個委員會，研究南非現有的一切管理印僑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問題。額爾金爵士對此甚表同情，表示盡力而為。 上述臨時組成的代表團，隨后又拜會了印度事務大臣莫內，他們還晉謁了英國首相坎貝爾·班納曼。首相建議下院召集印度事務委員會各委員約百余人舉行了一次座談會，請甘地也參加。 甘地的努力贏得了英國輿論的支持。《泰晤士報》曾將甘地的備忘錄全文刊載；《每日新聞》著文支持甘地；《論壇報》、《導報》等都派記者訪問甘地。 在倫敦緊張忙碌6星期后，甘地准備返回南非。臨行前，甘地在他所住的老爺飯店舉行了一次早餐會，答謝所有幫助過他的各方友人。席中大家建議成立一個南非英印委員會，由班納嘉利爵士任主席。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國殖民大臣額爾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國政府重新考慮之前，德蘭士瓦政府的亞細亞法應暫緩實施，該法的附屬法規也應停止執行。 可實際上，甘地的倫敦之行只不過推遲了反印立法的執行。1906年12月6日，德蘭士瓦与奧倫次殖民地獲得自治權。德蘭士瓦第一屆國會立即通過了一項法案，基本上是1906年印僑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該法所有立法手續完成，5月英國政府批准該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僑限于7月31日以前前往登記。 甘地對此挑戰，態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蘭士瓦政府既然有決心和勇气貫徹此法，那么我們就將以更堅決的行動和英勇的斗爭來拒絕遵守。 為贏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個“消极抵抗協會”，吸收了不少會員。在他的主持下，“消极抵抗協會”舉行了多次公開集會，每次集會都是先講解時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抵抗。政府方面的計划是分區登記，而且是從印度人組織最弱的比勒托利亞開始的。為抵制登記，甘地率領消极抵抗協會會員不斷舉行集會，挨戶游說，在整個比勒托利亞到處張貼標語，因而，該區1500名印僑只有100名前往登記。當時的華僑也与印僑采取了同一立場。 登記處在印僑居住地接連設立，印僑也全面反擊。每一通往登記處的路上，都有義勇隊員勸阻印僑前往登記，同時，又要保證不与警察發生沖突，如遇逮捕則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記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亞舉行了一次印僑群眾大會。2000多名群眾聚集清真寺廣場前示威抗議，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陸續前來，達13000人之多。南非當局的官方代表在會上講話，試圖麻痹人們。甘地一邊翻譯，一邊發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們對此法低頭，誰能保證這就是最后一次同類立法。很顯然，本法如獲執行，勢必產生各种類似的地方性法規，結果是整個國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政府雖然百般威脅利誘，但無法讓印僑以及華僑自動前往登記，只得將登記期限一拖再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應前往登記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記。 當斗爭繼續開展時，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詞尚不足以顯示這一運動的真義，因為“消极抵抗”常被認為是無武器的弱者的武器，這暗示著一旦有武器就會變為暴力。而且一個印度人的群眾運動竟要用英文詞匯來表達，實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輿論》上懸賞，征求以印度語名稱代替原用的英語詞匯“消极抵抗”。最后，甘地采用莫干拉爾·甘地的獻議“薩達格拉哈”一詞，并稍作改動為“薩蒂亞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堅持真理”的意思），意為一种“由真理与愛及非暴力所產生的力量”。他說，“堅持真理是強者的‘靈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論有無武器，都將遵循這种原則”。甘地運用“堅持真理”這個概念進行的斗爭，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非暴力抵抗運動。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議會通過，并經皇家政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往警察署，并告知政府已決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領導人（包括一名華僑領袖），甘地向代理局長當面保證，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點鐘都會到達指定地點听候傳訊。 當晚，印僑緊急會商，約1000人參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領袖全体出席。大會上，甘地抨擊皇家政府批准該法是置億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顧，譴責該移民法是野蠻的法律，是“一個文明的政府，自稱為基督教的政府所制定的最野蠻的法律”。在他看來，他与英帝國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國必須在南非和印度之間加以選擇”。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無證居留德蘭士瓦的罪名將其拘捕，并對其提起公訴。甘地這位昔日皇家政府的登記律師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審。當庭之上，甘地希望能給其机會聲明其不服從的原因，未得允許。 甘地要求只發言5分鐘，亦被拒絕。最后警察長宣布對他們的判決，所有人驅逐出境，有的48小時內執行，有的則以一周或兩周為限。 庭審過后，甘地便在政府大廈廣場外對印僑、華僑及一些歐洲人發表演講，他指出：“不論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況，我們的斗爭必須繼續。這是一种神圣的斗爭，我們必須奮斗到底。” 德蘭士瓦警察當局對甘地及其同仁的判決于1908年1月10日起執行。甘地發表一項簡短聲明，要求將他改判重刑。對于甘地這一請求，法庭倒是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2個月徒刑，隨即將他送往約翰內斯堡監獄。 甘地剛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眾即高舉黑牌，抗議游行。警察前往驅散，致使多人受傷。1月14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義者奈都和華僑聯合會主席也被押到約翰內斯堡監獄，与甘地同囚。1月29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鋃鐺入獄者又增加了155人，其中多為零售商人，他們來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階級的印僑。這說明非暴力抵抗運動得到全体印僑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監獄。這里僅可容納51人，由于來人增多，不得不臨時搭蓋帳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許穿本人衣服，但全体非暴力抵抗政治犯則一律身著囚衣，并需服從一切規則。監獄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覺得有什么不适，不過考慮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獄中也堅持非暴力抵抗，設法迫使監獄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麥餅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飪。獄中的起居規則，他也很滿意。出監以后，他還不斷效法。如從此他不再飲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監獄里也有种族歧視。白人囚犯，可得一張床，可帶牙刷、面盆与臉巾，印囚則不准，華僑同囚則更糟。甘地迫使當局同意華僑同囚獲得同印囚一樣的待遇，還發給他們一張桌子，少數閱讀物与文具。 監禁意外地給了甘地一個學習的机會，使他得以有大量空閒時間深入閱讀托爾斯泰、魯斯金、索里歐、艾姆生等人的著作。書中所宣傳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主張社會改革的思想非常合甘地的口味。 當甘地以樂觀和輕松的心情潛心体驗鐵窗生活時，在印度和英國，不斷有人嚴重抗議南非當局對非暴力抵抗者的關押。屈于強大壓力，政府曾一再召集內閣會議商討此事，兩周之后，英國駐南非總督史末資將軍派德蘭士瓦的開明之士卡迭萊脫前往獄中与甘地談判。 政府建議，所有印僑可改為自動而不是依法去登記，登記的項目可由政府派員与印僑磋商。建議中還規定如自動前往登記的人數超過多數，政府將自動請議會修改“黑法”，使自動登記成為合法。 1月30日，從約翰內斯堡開往比勒托利亞的火車在何迭泉緩緩停下。從車上走下來几個人，坐上一輛遮蓋嚴實的馬車。馬車徑直駛向比勒托利亞政府辦公大樓。這几位神秘人物正是約翰內斯堡警長与對手——在押的政治犯甘地及其同僚。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去會晤英國駐南非總督史末資將軍。 經過交涉，雙方作了些讓步，并就此達成一項諒解協議。甘地答應去登記，史末資保證修改“黑法”。秘密會晤后，甘地獲釋。 剛剛獲釋的甘地身無分文。為赶回約翰內斯堡，他向史末資將軍的秘書借了些車錢后便搭乘當日下午7點3刻的班車，于9點抵達約翰內斯堡。從車站出來便直奔紐敦伊斯蘭教清真寺。午夜時分，他將在那里組織一次群眾演講會，鼓動人們自動前往登記。 入獄之前堅決反對登記的甘地，此刻又鼓動別人去登記，引起了印僑的疑慮和不滿。一個帕西族印僑上前厲聲質問甘地：“當初你對我們說，按手印只有刑事犯才這樣作，可是今天又勸我們去登記，這讓人怎么相信你？”甘地分辯說：“如果是為了服從‘黑法’，就是簽一個字也是罪孽，更別說按手印。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正如行禮——假如你強迫我對你行禮，我照辦了，那等于當眾羞辱自己，但如果我是出于自愿，認你以同胞的資格向你行禮，那就是表現我的風度与人情。” 那個人顯然未被說服，他惱怒地叫道：“我們听說你得了15000鎊，把我們出賣給史末資了，我們決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這樣做。我敢對天發誓，有誰敢帶頭去登記，我一定要宰了他。” 甘地平靜地說：“凡發誓不登記的人，我不強求，但我將盡一切可能幫助任何一個帕西族印僑或其他人前往登記，而不必按手印。但是，甘地補充道，“我并不喜歡剛才這位朋友的做法，我也相信，人不應指天發誓要殺一個人。這次和政府取得變通辦法，主要應負責的是我，我以替大家服務的一分子的地位，自然帶頭前往按手印，愿神准許我這么做。死在一個兄弟手中并不比受外人欺騙更使人難受。” 天亮之前，甘地又赶回獄中，迎接他的同伴出獄。當他和其他印僑走出監獄大門時，受到迎候在那里的群眾的熱烈歡迎。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們离開非暴力抵抗運動總部，出發前往印僑登記處注冊。8個身強力壯的帕西族人尾隨其后，領頭的名叫米爾·阿蘭。臨到登記處附近，米爾·阿蘭上前問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個手指印，然后領取登記證。” 甘地話音未落，米爾·阿蘭對准他下腹猛擊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擊，當即仆倒在地，頭部正撞上石頭，嘴唇与兩頰、額頭被戳破，一顆牙齒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對甘地拳打腳踢，直到惊動了附近的人，阿蘭等才拔腿逃跑，結果被几個歐洲人逮住送進了警察局。 即便被打成這樣，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證。他躺在床上把登記表一一填好。在場的人勸他休息，他卻說：“我曾保證過，只要我活著，只要神准許，我一定要領到第一張登記證。” 甘地還給警長打電報，表明他對阿蘭的行為不予追究，接著他對印僑發表聲明，希望他們也不要追究此事，并說：“反對志愿登記的行為既已答應撤回，每一個善良的印度人就該盡力協助當地政府。” 由于目擊毆打甘地的歐洲人堅持要將阿蘭治罪，所以甘地的請求未被批准。阿蘭等人被判3個月苦役。 甘地在醫生的治療下漸覺康复。4月，甘地已恢复工作，他又奔波于德蘭士瓦与南丹兩地之間，爭取并組織印度僑民的合作与支持。他曾去德班召集一次群眾大會，會上一個人拿著大木棍直奔甘地，幸虧在場的人及時阻止才免于遭險。從這時起，他接受同僚們的勸告，開始雇用私人保鏢。 5月9日，志愿登記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僑申請登記，其中6000人獲准。可以說，印度僑民已履行諾言，現在輪到政府履行它的諾言了。 然而，政府卻背信棄義。史末資將軍不僅沒有撤回“黑法”，而且進一步采取行動。他一方面維持舊法，一方面補充了新的措施，使凡依法在限期以前自愿前往登記者為有效，但限期以后就不再适用上項法令。他為此頒布了兩項法令，規定以后新來的印僑或在限期以后申請注冊的印僑均需依舊法辦理。史末資將軍還發表一項聲明，矢口否認他曾向甘地允諾過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質問，史末資概不認帳。 史末資的背信棄義使甘地如夢初醒。他認為自己“過于相信史末資的政治家風度、誠實与尊嚴”。甘地發動非暴力抵抗運動，是為了爭取所有印度僑民的權利而不僅僅是為了少數人，現在既然政府已無意廢止“黑法”，他決定恢复非暴力抵抗運動來對付移民法。他警告德蘭士瓦政府：如果亞細亞法不按先前談判的協議予以撤回，并在一個明确的日期公諸于眾，那么印僑所領到的注冊證將當眾焚毀。同時，印僑領袖通知亞細亞注冊司，因為政府背信，他們要求撤回申請，請求發還申請書。政府不予理睬。 新一輪的較量又拉開了序幕。似乎一夜之間，開始出現了為數眾多的無證經營小販。原來，這是印僑有意違抗移民法以示決心。政府判處無證經營的100多印僑罰金，但他們拒絕繳納，卻宁愿坐牢。政府很快又發現如法炮制者愈來愈多，根本沒有那么多監獄來收容這些以身試法者，他們也跟著改變對策，不再判拘役，而將他們的貨物充公拍賣，或將其驅逐出境。 7月21日，甘地致信史末資，自請入獄。他質問將軍：“那么多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刑入獄而讓我逍遙法外，這是否意味著要鼓舞我采取行動，好讓多數勞苦大眾受苦呢？”23日，為表示對被捕小販的同情，甘地又組織了德蘭士瓦的印度商人全部罷市。他還在《印度輿論》報上每日報道當天印僑的活動以鼓舞士气。8月16日，亞細亞新法完成立法程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印僑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的那一天，甘地組織了一次盛大的群眾集會。廣場上堆滿了人們自愿交出的登記證，主席台前有一火爐，公眾集体焚燒登記證的工作万事俱備，只待政府的答复。當大家最后得知政府不愿改變政策的消息時，全場群情激動。在群眾的歡呼聲中，甘地開始演講，他將上次与史末資將軍交涉的全過程詳盡說明。最后他說：“同胞們，假如有誰改變主意的，現在還來得及拿走你們的證件。但大家要知道，我們這樣做，是要表示我們反抗‘黑法’的決心，而且有毀棄證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人群爆發出強烈的吶喊；“我們不后悔，我們不要登記證”，“反對黑法”等。在這當儿，上次毆打甘地的阿蘭愧疚万分，他上前將被迫領來的注冊證當場交給甘地讓他焚毀。同胞之間的誤解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決心。 于是，甘地將收到的2000多張注冊證當眾投入火中，一時烈焰騰空，全場歡聲雷動。群情振奮之下，一些先前未交出登記證的人也自動跑向主席台將其付之一炬。這次事件給當局极大震動。一家英國雜志認為此事可与美國獨立革命前“波士頓傾茶事件”相媲美。 印僑的斷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為難堪。懾于印僑的一致行動，史末資將軍先施緩兵之計。8月18日，他約見甘地進行會談。政府毫無誠意，談判破裂。23日，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再次舉行。焚燒登記證到處興起。一些印度富商甚至以身試法，接二連三地進駐德蘭士瓦，哪怕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南非政府決定鎮壓。9月29日，甘地及其他15人第二次被捕，被關押到伏克斯洛斯監獄，從事苦役2個月。同時，在德蘭士瓦各地，共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徒刑。 10月16日，倫敦印僑舉行集會，強烈抗議南非政府以非人待遇虐待南非愛國印僑。10月27日，甘地由伏克斯洛斯監獄轉到約翰內斯堡監獄，与一凶殺案犯關在一起。 12月初，甘地刑滿出獄。他又在約翰內斯堡恢复了律師業務与政治活動。10日，甘地因夫人病危不得不暫時离開約翰內斯堡前往德班。當時甘地夫人正在德班醫院救治，術后身体极度虛弱，醫生主張喂牛肉湯補充能量，甘地不肯，認為這有悖信仰，并不听勸阻，硬是讓夫人出院。從德班醫院經長途舟車勞頓和14英里徒步跋涉，將夫人弄回鳳凰村，自己負責為她治理。一開始他嘗試水療法，沒有效果，夫人病情繼續惡化。甘地想起哪本書上說過身体虛弱者最好忌食鹽和豆類，于是又試著讓夫人進行飲食療法，說來也怪，甘地夫人的頑疾竟奇跡般地好了。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蘭士瓦時，伏克斯洛斯警察局的警官又向他索要注冊證或辦理登記手續，甘地不從，因而被驅逐出境1A4英里，以后他又闖關，再次被捕，但旋即被開釋回約翰內斯堡。2月25日，甘地和其他7人又以不能出示注冊證并按手印罪，在伏克斯洛斯被判罰金50鎊或苦役3個月，8人全部選擇入獄。5月24日，甘地刑滿出獄。此時，拘押、入獄、驅逐出境已成為家常便飯。 甘地有著异乎尋常的精力与毅力，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時，而且還有一种特殊的本領，可以在工作之余就地入眠，一覺醒來接著工作。甘地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革命斗志，在一次接見《水星報》記者時他指出：“印度人已斗爭了2年，將近2000人被捕，亦即有1A3的印度居民已被德蘭士瓦拘禁過，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使我們屈服，但我想信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在任何情況下支持這一斗爭。” 南非政府對甘地及非暴力抵抗者無能為力，暴力已制服不了那些手無寸鐵卻不屈不撓的人們，在此形勢下，博瑟將軍和史末資將軍于6月中旬赴倫敦，与皇家政府討論在南非成立聯邦的前途問題，甘地也決定派一個印度代表團赴英，以期英國能從整体利益的立場來協調南非的未來發展問題。 甘地和一位來自德班的印度商人哈甫貝組成代表團于6月23日离開開普敦，7月10日抵達倫敦。此行倫敦，甘地下榻威斯敏斯特旅館，這是國外歸僑及國際政治家的理想住所。出于交際需要，甘地恢复了紳士作派，高級的絲帽配上考究的西服，皮鞋珵亮，在正式場合還備有硬領長尾的晚禮服。他舉止儒雅，表情生動，談吐幽默，給倫敦各方人士留下极好的印象。 不過，由于史末資与博瑟2人先聲奪人，英國政府無意改弦更張，甘地除了得到一封博瑟將軍的表明英國政策的信外，別無所獲。信中不僅老調重提，而且措辭強硬，表示英國政府不僅不准備撤回亞細亞法或修改移民法，同時也拒絕廢除久已推行的有色人种特別法，假如印度人不滿于此而准備斗爭，那將咎由自取。 11月13日，甘地失望地离開了倫敦。在倫敦期間，他對印度前途問題的思考有了初步的輪廓。返回南非的途中，甘地在船上奮筆疾書，寫就了一部3万字的書稿，書名《印度自治》。全書用古吉拉特文寫成，分12章，討論了自治、文明、律師、醫生、机器、教育、非暴力抵抗等問題，文字簡洁，結构嚴謹。書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獨特的“自治”觀。他認為，英國的殖民統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經濟衰敗，政治屈辱，個人貧困，因而是不道德的，但英國人多受自己的商業觀念影響，不會主動改變這种狀況。唯一的出路就是印度起而爭取自治。這种自治不僅是政治自由，還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會協調。兩者緊密相聯、互為協調。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呢？甘地認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它的文化需要它用不同的、高超的自衛武器，即以“愛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犧牲代替暴力，以靈魂的力量代替野蠻”。這就是他后來所說的真理和非暴力方式。 《印度自治》是甘地思想的精華，最初在《印度輿論》上連載發表，后來印成單行本，譯成英文本。据說托爾斯泰看后對它推崇備至，認為書中討論的主題——真理与非暴力是十分重要的，不僅應為印度，也當為全人類所重視。 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所發動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也得到了印度國內的支持。國大党溫和派主席戈卡利對甘地的斗爭予以高度贊揚：“甘地有著超人的精神力量，有著英雄烈士所具有的勇气和犧牲精神……他們所從事的斗爭，不是為了他們自己，乃是為了我們祖國的光榮与前途。” 甘地在南非的斗爭使其在印度名聲大噪。孟買國大党省党部提議以甘地為下屆大會主席候選人，甘地因專注于南非的斗爭而致電謝絕。他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資格回電，目前除了德蘭士瓦的斗爭，我無暇顧及其他。我希望全國同胞們，要認識我們在這里的斗爭，它的目的是全國性的，是要保持我們印度的光榮。我也許錯了，但我敢說這是現代印度最偉大的斗爭，因為它目標最崇高，手段最純正，任何形式暴力手段均被摒棄，非暴力抵抗者相信，自苦乃是獲得永久改革最真實有效的辦法。” 印度國內對南非印度人斗爭的積极反應也從客觀上對南非政府有制約作用。12月24日甘地和另外6個同志再次進入德蘭士瓦時，未遭逮捕，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政府想借此安撫即將在拉合爾舉行全國大會的印度國大党，以免國大党激進派在拉合爾大會上拿印人在南非的處境作文章。 在12月下旬的國大党拉合爾全國大會上，戈克利向大會提交了一項有關南非問題的提案，對甘地高度評价，認為甘地是“最偉大的愛國者，印度民族优良品德之集大成者”。還有一些國大党領袖相繼發言，言辭懇切，飽含深情，使与會者万分感動，大會現場收到捐款約合18000盧比，首飾無數。甘地之名首次出現于國大党決議案中。此次大會后，印度國內對南非抵抗斗爭的援助達到高潮。 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國建筑師卡倫巴赫將他位于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處1100英畝的農場無償捐獻給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屬使用。甘地和卡倫巴赫將其取名為“托爾斯泰新村”。這是因為甘地初來南非時讀過托爾斯泰著的《天國就在你心中》，對托氏主張應接受基督教中愛的原則，建立沒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國的思想崇拜不已。甘地決定效法托爾斯泰，建立自己的烏托邦理想。 6月4日，第一批非暴力抵抗者搬進“新村”工作，隨后又有許多來自印度不同种族、种姓、宗教信仰的男女老幼來此定居。大家辛勤勞作，布衣素食，分工協作，過著原始自給自足的生活。 甘地的個人生活也效法托爾斯泰，他認為一個潛心于偉大事業的人“為了真理必須使自己減為零”，以便能与千百万勞苦大眾打成一片。為此，1910年他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鎊的律師業務，每月只領取3英鎊的生活費，其全部積蓄也都用于公益開支。 托爾斯泰新村和鳳凰村一樣，一直是訓練非暴力抵抗戰士的基地，也是他們的庇護所。那些焚燒登記證的人，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傾家蕩產，這里便是這些無處栖身、無以度日的人及其眷屬的避難所。 屈于南非印僑和印度國內的壓力，1910年10月，英政府致電南非聯邦政府，敦促其廢止1907年的第2號法令，并主張撤銷种族歧視法。1911年2月25日，南非政府將新法案公諸于世。這項新法宣布廢止1907年第2號法令，對亞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絕，而代以嚴格的教育考試。新法的公布難令甘地滿意，因為這實際上把大部分未受很多教育的人拒之門外。甘地又不懈地同南非政策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項臨時協議，史末資答應德蘭士瓦的印度人、中國人可自由營業，至少是8個月，并且不再通過歧視性立法；印僑則暫停非暴力抵抗運動。 6月1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獲釋。印度人都相信，這一場劇烈的斗爭暫告一段落。 1911年12月，印度國大党加爾各答年會舉行，大會又就南非問題通過一項議案，向甘地与德蘭士瓦的斗士們致賀。 甘地一直与國大党主席戈克利保持通訊，并邀其訪問南非。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達開普敦。南非政府以貴賓禮遇款待他，并派專員陪同其到各地考察。印度人和歐洲人都熱烈歡迎這一印度領袖，所到各地均為之舉行盛大的歡迎會。 戈克利此行南非的一個重要成果是1912年11月15日与南非政府首腦達成協議，廢止“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視內容，取消3英鎊人頭稅。 此行南非期間，戈克利曾親到托爾斯泰新村小住。甘地兼作其私人秘書，精心侍奉。臨行前的11月15日，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亞市政廳發表告印度同胞書，鼓勵印僑“常常記著你們的前途，大半握在你們自己手中；我求神不要讓你們在德蘭士瓦已進行過3年的這种斗爭，又將被迫再度恢复。不過，假如必須恢复，或為了主持正義或制止不義而作類似的斗爭，你們的表現，你們聯合行動的力量，以及你們愿意、受苦犧牲的精神，將起決定作用。” 由于非暴力抵抗者的相繼出獄，托爾斯泰新村里的眷屬們也漸漸搬走，剩下的几個人都是鳳凰村的。因此甘地建議他們都搬回鳳凰村。托爾斯泰新村學校也于1913年遷往鳳凰村。 1913年，當甘地正准備返回印度時，一項判決再次推遲了他的歸期。 本來按照甘地与南非當局的臨時協議及戈卡利与南非當局的諒解，有關對印度人的歧視性立法應當廢止，然而南非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對承諾遲遲未予執行，而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卻使這一切問題公開化。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印籍居民1912年前往印度把家眷接到南非定居，可當他們雙雙抵達南非時，移民當局卻不准其妻登岸，勒令返回印度。那位印藉居民請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判，最高法院卻站在移民局的立場不讓其妻留居南非，理由是印度的婚姻不合移民法的規定。 甘地為此事多次寫信吁請政府作出妥善解決，但南非政府聲稱無權修改法令。 3月30日，甘地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群眾大會，抗議最高法院的判決。他指出，維護婦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僑責無旁貸。 4月12日，南非政府公布了新移民法法案。根本沒有采納臨時協議中同意的各點，甚至比舊法更坏。如果說該法得以通過成為法律，將會剝奪印度居民所享有的全部權利。這一切證實了甘地先前的疑慮，即政府先前所作的一切承諾不過是一場騙局。 6月，移民法正式通過。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沒有效果。9月13日，甘地在《印度輿論》上宣稱，“与其休戰僵持，不如公開作戰。”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輿論》上公開披露了行動計划以期引起輿論的足夠重視。這次斗爭准備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進入德蘭士瓦，無照貿易或有照面不出示，獲得被判入獄，并准備作長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進入德蘭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獨甘地沒事。27日，甘地進抵約翰內斯堡，次日，他召集群眾大會發表演講。29日，數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的儿子曼尼拉爾在約翰內斯堡喬裝小販，頭頂籃子，沿街叫賣。第一天安然無恙；第二天全部被捕，被判處7天拘役或罰金1英鎊；結果大家都選擇了拘役。 這一次行動，婦女踊躍參加。甘地想出一條計策，讓婦女從德蘭士瓦進入納塔耳（這也是違法的），如果被捕，當然達到目的，如果無事，就讓她們從納塔耳進入煤礦中心新堡，去發動那儿的印籍工人罷工。一開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這些到處亂撞的婦女，于是她們又按計划前往新堡，她們英勇無畏的精神感動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罷工，政府這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決定立即懲罰那些婦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將她們拘捕。 婦女們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滿。他們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進入城區。礦主施以報复，卡斷了工人的水電，扔掉他們的家具，赶走甚至毆打工人。為鼓勵工人的斗志，甘地立即從鳳凰村赶到新堡，勸大家作長期斗爭的准備。很多人變賣家產，頭頂包袱，攜家帶口投奔甘地，人數高達5000人之多，不少人還源源不斷地赶來。望著這些已失去工作的男女老幼，甘地產生了一個大膽地想法，讓這些人成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進入德蘭士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們，就將其安置到托爾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場史無前例的進軍開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婦女和77名孩童所組成的大軍，滿怀信心地向德蘭士瓦進發，數千名荷槍實彈的軍隊已在那里嚴陣以待。對于面臨的危險，他們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熱血沸騰，沒有人退卻，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進軍的頭一站是新堡邊境的小城查利士鎮。除婦女儿童有住處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大家毫無怨言，秩序井然。甘地從營地拍了一個電報給政府，告訴他們可以在行列未至德蘭士瓦邊境前，前來查利士鎮捉拿他。同時他向政府保證：只要政府履行承諾，罷工就可停止，契約勞工們立刻复工。 一周過去了，政府方面杳無音訊，甘地下達新的行動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將如期赶到托爾斯泰新村。 一切准備就緒，甘地從查利士鎮給在比勒托利亞的史末資去電，得到其秘書的答文是：“悉听尊便。”于是，隊伍決定繼續行進。 隨著离約翰內斯堡越來越近，一切都在按計划進行，其間甘地曾兩次被拘捕，但都在取保獲釋后赶上了大隊。預計再過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則日益緊張，他們決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點，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隊伍繼續前進。11月10日上午9點，當隊伍行至巴爾伏時，等在那里的3節專列將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納塔耳。 這次示威長征慘遭鎮壓，兩千多人既無家，又無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監禁，一路上吃盡苦頭，被押到納塔耳后立即投入監獄。 11月11日，甘地以3項罪名被提起公訴。開庭時，旁听席上擠滿了印度人与歐洲人。這次甘地獲准發表了聲明，他對被控的各項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堅持認為：是由于南非當局并未履行對戈克利所作的諾言才導致了這次行動。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協，他們將繼續斗爭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個月或折為罰金60英鎊，甘地選擇了前者。 甘地入獄立即引起納塔耳2万工人罷工，政府實行鎮壓，奉行武力驅散，甚至開槍射擊，均無濟于事。工人們大義凜然，無所畏懼，欣然入獄者不計其數，致使監獄人滿為患。 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繼續鎮壓，不僅無法奏效，而且面臨的壓力將越來越大。甘地及其同志的英勇斗爭贏得了輿論的廣泛同情。這年12月舉行的印度國大党全代會對南非問題极為關切，會議決議對納塔耳罷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憤慨。大會還呼吁全國同胞不分階級、信仰，繼續對他們予以支援。英國報界也發表同情的言論。《泰晤士報》指出：“就我們的記憶所及，印度工人的長征是歷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現得最動人的一次。”即或南非當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爭所打動的。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南非聯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11日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以所羅門大法官為主席，調查納塔耳罷工事件，委員會并通知印度政府代為提出證据，并建議釋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獲釋。甘地出獄后前往比勒托利亞晤見史末資。此時，歐籍鐵路工人正在大罷工，政府處境不利。甘地為表示誠意，打消了原定再次發動非暴力抵抗的計划，政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內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資將軍不得不准備答應甘地的要求，表示盡快敦促委員們拿出方案。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資再次簽訂一項臨時協定，政府釋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運動。 同時，調查委員會雖极不情愿，但還是答應廢除3英鎊人頭稅，認可印度婚姻的有效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證即可准許進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聯邦政府全部采納委員會的建議，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將上述內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來。 1月26日，該法案以60對24票通過，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個法律。所有不合上法規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資協議解決。 法案的通過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發動的非暴力抵抗運動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為之奮斗的夙愿終于實現，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調護病危的長兄，可惜他還沒來得及返回印度時，他的長兄便已离開人世，給甘地留下了難以言狀的悲傷。适逢此時正在倫敦養病的戈卡利來信讓甘地取道倫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決定向生活戰斗了21年，傾注了他無數心血的南非告別，向甘苦与共的同志們話別。 臨別之時，甘地感慨万端。南非的21年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正是在這塊充滿敵意的土地上，甘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觀及社會政治觀的基本定型。在21年的苦斗中，他從一個備受挫折的律師，一個無名小卒變成了成熟老練、聲名卓著的社會活動家。他還在這里發現了英國人魯斯金、美國人索里歐、俄國人托爾斯泰這三位導師，找到了他所認為的，面對強敵，既不屈服于敵人的意志，又能捍衛尊嚴，体現仁愛与寬容，對統治者實施有效打擊并迫使其最終棄惡從善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學說及其實踐，為他日后回國工作奠定了基礎。 甘地行將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話別的熱潮。昔日的戰友、同志甚至對手對甘地都無比依戀。各种小型聚會、茶話會、大型集會使他足足忙了兩周，不少殖民地官員也都出席了歡送大會。7月18日臨別之日，德班市市長親自在市政大廳為甘地和夫人舉行歡送宴會，納塔耳主教、博瑟將軍、史末資將軍等均來賀電以表達對甘地的敬意。數十年以后，史末資將軍在甘地70壽辰時想起當年的情景時還說：“這是我的運气，要反對一個連我也敬仰的人物。”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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