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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18日，甘地偕夫人及好友卡倫巴赫，乘輪船前往倫敦。航行中他便得知歐洲局勢緊張。船至倫敦的前2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8月8日，若干傾慕甘地的英印人士特地在西西大飯店舉行招待會，為甘地接風洗塵。到會的有阿蘭達·庫瑪拉斯瓦米先生、天才女詩人与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奈都夫人等，因故未能應邀前來而致函表示歡迎的有英國首相、印度事務大臣及其他各政界要人与社會名流。 因為“一戰”爆發，甘地在倫敦期間組織了一支印度救護隊，准備開赴前線，但此時他不幸染上肋膜炎，加上甘地夫人身体一直欠佳，最后甘地不得不接受大家的勸告，于12月啟程回國。這一次他的摯友卡倫巴赫因是德國人，無法相偕同行，令甘地無限惋惜。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孟買。甘地的凱旋歸來受到了隆重的歡迎。他還沒上岸，恭候在此的印度領袖們就乘小艇上船迎接，并得到當局批准，讓甘地在先前只許皇室貴賓及印度總督与印度偉人登陸的專用碼頭上岸。當時甘地身著印度布衣，隨身攜帶著一個小包袱，里面唯一貴重的東西就是《印度自治》一書的手稿。 甘地回國前后，印度正處于一個歷史轉折時期。雖然早在1885年印度國大党成立后，民族獨立運動有了自己的全國性組織，但早期領導民族獨立運動的是國大党溫和派領袖，他們長時期執行著一套同帝國主義殖民者妥協的綱領和政策。他們的政治目標是實行代議制和擴大印度人在統治机构內的代表權；他們依靠的是上層資產階級、自由派地主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斗爭手段是請愿、抗議、宣傳、鼓動。 在印度第一次民族獨立的高潮中，以提拉克為代表的國大党激進派提出了一個包括“自治、提倡國貨、抵制洋貨和民族教育”的新綱領。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局面曾為之一新。 但人民革命斗爭在1905∼1908年波瀾壯闊的民族運動被鎮壓后，陷入低潮。极端派領袖大多身陷囹圄，剩余力量被排擠出國大党，溫和派控制的國大党基本上處于無所作為的境地。 在回國的最初日子里，甘地忙于在各地探親訪友，拜見要人和体察民情。此時，他的政治導師、國大党溫和派領袖戈卡利雖已病入膏肓，將不久于人世，還是堅持為甘地准備了盛大的歡迎會。甘地還前往家鄉拉奇科特和波爾班達探望長兄的遺孀和其他親友。在家鄉停留一月左右，2月17日，甘地偕夫人又前往圣提尼克坦，去看望先期而至的鳳凰村人，順便拜見渴慕已久的印度詩哲泰戈爾。甘地雖然沒有見到泰戈爾，卻贏得其真誠的敬意——泰戈爾稱贊甘地為“瑪哈德瑪”，意為“偉大的靈魂”，“圣雄”，這是印度人對最有智慧的人的尊稱。 甘地在圣提尼克坦期間，接到戈克利的死訊，甘地無限悲傷。他說：“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個，這就是戈克利。”他立即偕夫人前往浦那參加葬禮。為寄托哀思，他決定赤足一年。 參加戈克利的葬禮后，甘地開始旅行全國，以實現戈克利的遺愿。因為戈克利曾建議甘地在一年之內，不要急于發表政治見解，而應旅行全國以廣見聞，吸取經驗。這期間，甘地坐三等車先后到加爾各答、哈德瓦、古魯庫爾、馬德拉斯等地旅行。一路上他耳聞目睹了人民所受的种种疾苦，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他心目中美好的國度和深愛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雖然他牢記戈克利的叮囑，多看少說，但觀感使他無法保持沉默。對于陳規陋習、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他不可能熟視無睹。對國大党的許多領導人及其政策的軟弱渙散他也頗有微辭：“我感覺他們沒有負起神圣的責任，我相信我是想從他們那里獲得智慧，可是讓人失望。他們的言行都不合我的胃口。” 旅行完畢，甘地迫切需要的是尋找一個立足點，就像他在南非曾經嘗試過的那樣，建立一個訓練非暴力抵抗戰士的基地。好几個省都爭相貢獻一塊領地，最后甘地選中了故鄉古吉拉特的首府阿赫米達巴德。因為這里是印度古代手紡業中心，又是該省最為富庶的地方。甘地認為這里正适合他倡導鄉村建設，也較容易得到有錢人的贊助。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學院在古吉拉特靠近阿赫米達巴德的一個小村子柯契拉甫正式成立。這個名稱用意深遠。甘地解釋說：我們的信條是獻身真理，我們的工作便是追求和堅持真理。“真理學院”這個名稱同時表達了目標和服務的方法。 真理學院的首批學員男女共25名，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樣同燒一鍋飯，共守同樣的誓言：信奉真理、非暴力、節欲、不偷竊、不私蓄、節食。 學院使用印度語。在甘地看來，“我們管理人員相信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拋棄了本國的語言文字，便不能產生實際的進步。所以要訓練學員們使用地方語并了解印度其他地區的方言，再學印度的几种主要語文。梵文是一切印度之母，所以也要學習。” 為改變輕視勞動的流俗，甘地希望教師們首先接受勞動教育。他說：“勞動是人類天賦的義務，為了個人的生存，我們必須勞動。” 年滿4歲的男女小孩就可入院受教，但需通過嚴格的智力与体力測驗。他們的父母應絕對授權院方管教。學生們將學習如何過集体生活，研習宗教、農業、紡織与文科。文科講授均用方言，課程包括歷史、地理、數學与經濟學，每人必須研讀梵文与印度文和德拉維底文中的一种，英文被列為次要語文。 學員到了成年時，或宣誓正式成為修道士，或結業离校。儿童在完成學業前，不准其父母前來訪問，全体學員一律穿最簡單的衣著，每日3餐也极簡單，除了食鹽胡椒外，其他佐料概不准用。院中無寒暑假及假日，但一周中有2天課程极少，學員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每年有3個月的時間讓學生作徒步旅行。學員均不收費，院中日常費用全靠捐助維持。 1915年6月3日，英王誕辰授勳名單發表。甘地獲得服務印度甲級勳章一枚，主要是表彰他為不列顛帝國服務之功； 另一獲勳的印度名人為印度詩人泰戈爾，他被封為爵士。 1916年2月，甘地答應一年內不發表政見的時限屆滿。适逢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學校慶典禮，哈定總督也應邀前來主持大學奠基禮，印度各地名流薈萃一堂。甘地應國大党知名人士瑪拉維亞之邀，也前去發表演講。 2月4日是甘地演講的日子。會場上擠滿了甘地的崇拜者。因為總督駕臨，整個會場憲警密布，會場布置得富麗堂皇，主席台上座無虛席，几乎都是衣冠楚楚的達官貴人。甘地身著土布短褲与上裝，在歡聲雷動中起立致辭。他的講話和他的裝束一樣与大會環境极不協調，在眾口一詞的歌功頌德中，他發表了一番言辭尖銳的講話。他首先對許多演講者迷信英語而貶低本國語的現象表示不滿，接著他又給那些飄飄然的听眾大潑冷水。他提醒學生們不要以為自己已經進了十全十美的學府，變成了一個偉大帝國的有用人才，如果認為我們國家曾為之自豪而現在尚未恢复的精神生活單憑一張嘴就可以起死回生的話，那完全錯了。你們永不能單憑一張嘴就會使印度的福音有朝一日能傳播給世界。他批評印度知識分子在印度就像外國人一樣不能對自己的民族說心里話；他強調印度要想自治，必須行動起來；他還說有些人雖然口中宣稱要解決印度貧窮問題，自己卻揮金如土，把老百姓的錢拿去向副王１獻忠心，极盡舖張与奢侈；他對滿街憲警密探不能忍受，認為這樣只能讓人民產生极不信任感，他還譴責無政府主義和恐怖分子是懦夫，等等。 由于甘地的演講切中時弊，言辭尖銳，使在座的達官貴人、社會名流如坐針氈。大會主席和貝桑特夫人２几度加以干預、制止，人群一片騷動。最后大會主席竟拂袖而去。當天晚上，警察局下令甘地立即离開貝拉勒斯。事后，貝桑特夫人公開嚴辭批評甘地的演講，輿論大嘩。 -------- １對英國駐印度總督的稱呼。 ２英國人士，當時主張自治運動，在國大党內十分活躍。 离開貝拉勒斯后，甘地便直接奔赴浦那參加戈克利周年祭祀演講，隨后他又前往哈德瓦、馬德拉斯等地演講，并盡可能用印地語，极力鼓吹土布運動和土布精神。 甘地回國的最初兩年，一直忙于旅行考察和發表若干重要演講。就像過去在南非一樣，現在他要開始付諸實際行動了。這第一個行動就是為廢除契約勞工制而斗爭。 1916年3月，瑪拉維亞在帝國立法議會中提出一個廢除契約制度的議案，哈定總督在接受這個動議時宣稱，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當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的承諾”。甘地認為像這樣一個空洞的保證，不解決問題，應該立即鼓動廢除這個制度。 甘地采取重大行動時的一貫作法，是先同對方廣泛交換意見，力圖通過協議解決問題。如果不能達到目的，才采取更大的行動。事實上他已一再就此事与總督交涉，但遭到了拒絕，甘地因此認為往全國作宣傳鼓動的時机成熟了。 甘地的旅行從孟買開始。2月9日，帝國公民協會主持召集群眾大會，抗議不人道的契約勞工制。大會通過了依照甘地的建議所擬定的議案，它要求政府在7月31日前明令廢止契約勞工制。隨后全印度各地舉行各种聲勢浩大的集會，也相應通過了這個決議。 甘地接著前往卡拉奇、加爾各答和其他各地作廢除契約制的宣傳鼓動。甘地在各地的活動都受到警探的監視和騷扰滋事，但他不理會。不管遇到什么困難，他也不改初衷。 由于甘地不懈的努力和全國各地、包括一些著名婦女組織的鼎力相助，還不到7月31日這一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印度契約勞工出國。這樣甘地早在1894年就曾建議廢止的契約勞工制終于被取締了。1920年4月，整個契約勞工制正式廢止。 印度境內的另一虐待勞工的制度也引起了甘地的注意。位于喜馬拉雅山山腳的比哈省西北部狄哈特專區有個偏僻小縣，名叫三巴朗。1917年以前，到處是英國殖民者的靛青种植園。當時法令規定三巴朗的佃農每耕种20卡塔（1卡塔等于1A3英畝）土地，其中有3卡塔土地給地主种靛青，這种制度叫三卡塔制。 1917年初，甘地在農民拉茲庫瑪爾·蘇克拉的陪伴下离開加爾各答前往三巴朗。沿途他已從靛青農的律師布拉茲吉索·卜納沙德及其同事們的口中了解到這里佃農的一些情況，甘地認為這种案子告到法院無濟于事，對他們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們的恐懼，徹底推翻這种欺壓他們的“三卡塔制”。為此甘地決定長期住下，卜納沙德及其同事答應予以全力幫助。 現在甘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三巴朗農民的情況并了解他們對于靛青种植園主的不滿。甘地知道，這將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工作，他得會見千百個農民，同時還將面臨來自种植園主和地方當局的种种刁難与干預。事實上，本地專員和种植園主聯合會的人已經告知甘地，希望他不必介入此事，趁早离開此地。 甘地把一切情況告訴他的同事并作好入獄的准備后，便馬不停蹄地前往三巴朗的縣城莫提哈里。人們听說甘地到來，爭先恐后地向他傾訴疾苦。甘地細心傾听、記錄并研究了可供利用的一些文件。當地警察局責令甘地馬上离境，甘地表示在完成調查前，不打算离開三巴朗。于是甘地接到了傳票，要他第二天去受審，因為他違抗了當地警方的命令，沒有离開三巴朗。 那一夜甘地徹夜未眠，忙著寫信布置工作，同時擬好了一份他不在時的行動計划。 通知甘地离境和傳訊受審的消息不脛而走。4月18日，莫提哈里這個貧窮、落后、閉塞的偏遠地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數千人涌向甘地投宿的地方和法庭，甘地走到哪里，人群前呼后擁跟到哪里。甘地走進法院時，后面有二千多人要擠進去，還打破了法院的玻璃門。縣長只得命令將甘地送進密室，同時動用警察看守大門，阻攔群眾。 隨之一場奇特的審判開始了。政府律師、縣長和其他官員面對眼前遠比他們名聲響亮，老練、精干的同行被告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准備好了各种法律書籍，想細細研究再拿出對策。因而，政府律師要求延期開庭。甘地立即反對，他主動承認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的，要他們按刑法144條宣判，還當庭發表聲明解釋自己抗命的原因。他說，“我入境的動机純粹是基于人道并為國服務，我此行是應緊急邀請支援農民，因他們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如不經實地研究，就不能對他們有任何幫助。因此我來此地，如果可能的話是想在政府和种植園主的幫助下研究這個問題，除此再無其他動机。我不認為此行將危害公共安全引起生命死傷。我對此事自信富有經驗。但當局卻持不同想法。我充分了解他們的困難，也知道他們只能根据所獲情報采取行動。像我這樣守法的公民，本應服從政府下達給我的命令，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不能破坏我對那些邀我來此的人所負的責任。我感覺唯有留在他們中間，才能替他們服務。所以我不能自動退出。我冒昧作出聲明，無意減輕刑責，旨在說明我之所以未曾從命并非輕視合法當局，而是在遵循更高一層的法律，那就是人類的良知。” 沒有延期開庭的理由，法庭便按刑法第144條起訴，但庭長仍拿不定主意。他一再問甘地：“你是否承認有罪？”甘地道：“我不愿浪費法院的時間，我承認有罪。”庭長又說：“假如你現在离開本地，答應不再回來，本案可以撤銷。”甘地回答：“不能這樣。不要說現在不行，哪怕是判我入獄，出獄后我還要以三巴朗為家，住在此地。”庭長不知所措，只得宣布本案有待再議，下午3點再行宣判。下午3點甘地准時到庭，庭長卻又宣布要等到4月21日定案。結果，4月21日，在甘地到法庭接受判決前，縣長送來一份書面通知，說省督已下令將甘地的案子撤銷。負責實際行政責任的收稅官也寫信告訴甘地，允許他自由進行擬議中的調查，而且還可以從政府官員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幫助。 整個宣判過程，不像是甘地在受審，倒是政府在受審。這是甘地在印度第一次公開從事文明的不服從運動，結果令人滿意。人們爭相傳送這一特大喜訊，報紙也大加宣傳。因此，甘地的調查影響不僅限于偏僻小縣三巴朗，而且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從19日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靛青農不斷擠到甘地寓所，向他申訴自己的疾苦。甘地每天從上午6︰30至下午6︰30，記錄他們的報告，每一件報告都經反复查詢，方予登記。為協助這一工作，已有不少人義務充當助手。由于前來登記的人太多，甘地有時不得不關閉大門，只有情節重大的才登記辦理。 4月22日，甘地動身前往培迭亞區。老百姓手捧鮮花，夾道歡迎。培迭亞車站因歡迎的群眾太多致使火車不得不改處停車。甘地從三等車廂出來后，人們將他擁上馬車，并將馬卸下，要自己拉車，以示誠意。甘地不答應。 23日甘地會見培迭亞副區長和培迭亞厂經理。第二天赶赴勞卡里亞去找鄉民談話。25日又步行返回培迭亞。27日，甘地一行又遠途跋涉，步行至巴拉赫瓦，目睹了种植園主對一些敢于提供真情的人所干的种种罪行。次日他又返回培迭亞。 多日辛苦奔波，辛勤取證，甘地已登記了几千人的傾訴。當地官員深感不安。為把甘地赶出三巴朗和毀掉他的資料，這伙人絞盡腦汁，他們威脅農民，組織請愿，向上級打假報告，并收買內奸做假證，動用報紙惡毒中傷，無所不用其极，對這一切，甘地泰然處之。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長摩德會晤，省長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不同意，但表示將改善調查方式并盡早提出調查報告。11日，甘地將主要受害人名單擬好，分送摩德、當地行政長官、种植園聯合會秘書及各地印度領袖們，同時附有甘地起草的調查報告及調查情況說明。6月4日，副省長在闌溪約見甘地，商議決定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具体處理此事，甘地亦被指為調查委員之一。13日，政府正式宣布組成調查委員會，由中央省省督及專員斯雷為主席，擬定于7月5日起開始工作，限3個月內提出報告。 甘地加入了委員會，大為提高了農民們的希望，許多人來到培迭亞。7月16日，在培迭亞集合了將近一万人。甘地忙里偷閒去會見了那些焦灼不安的農民，并告訴他們委員會的成立就是為了解救他們的痛苦，請他們最好不要在委員會辦公的地方成群集會。如有訴愿，可向他的助手們講述。 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調查委員會于10月3日提出了一份全体委員會一致通過的簽名報告書。政府于18日宣布了最后決定，全部采納委員會的建議。11月2日，由省長摩德所提出的三巴朗農業改革法案獲得通過。法案宣布廢除已存在將近一百年的“三卡塔制”。自此，甘地的斗爭又一次大獲全胜。 甘地沒有馬上放下三巴朗的工作。他認為農民們受迫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他們沒有知識。他因此公開呼吁征召義務教師，希望能多開設几所學校，讓知識分子更有效地深入農村。11月8日，甘地偕志愿人員自孟買抵達三巴朗，第一所學校便于13日在一所村子里開辦。一周之后，第二所學校開辦。此后三星期內，第三所學校亦開辦。甘地要借此提高農民，工人們的知識水平。當然，他的這項計划也經常遭到种植園主和厂主們的抵制与破坏。 通過三巴朗的斗爭實踐，甘地深切地了解到了勞苦大眾的疾苦并看到了他們的力量，進一步明确了他今后應走的道路，借此他也初次成功地在印度嘗試了非暴力抵抗這一特殊武器。 這一年中，真理學院所在的柯契拉甫地區發生瘟疫，甘地決定另覓新址。在一個商人朋友的資助下，甘地將學院遷到沙巴瑪迭河畔的一塊地方，這里既無房屋也無樹木，不遠處可以看到沙巴瑪迭監獄。甘地看中的正是這里特有的荒僻与監獄。他認為，環境僻靜适于潛修，進監獄是進行非暴力抵抗的人的正常命運。 時值歲末，國大党年會即將在加爾各答舉行，此時的印度國內形勢已處于一种新的激蕩之中。隨著大戰進入第3個年頭，革命形勢漸趨成熟，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繼續高漲，整個國內洋溢著一种巨大的革命熱情。國大党兩派已趨統一、激進派重新活躍并積极開展自治運動，國大党与穆斯林聯盟攜手合作，自治運動已深入人心并引起了積极反應。當時印度政治舞台上最為活躍的是三位人物：提拉克、貝桑特夫人与甘地。提拉克到處旅行演講，以他的勇气和雄辯口才吹奏著自治運動的號角。貝桑特夫人則以她創辦的《新印度報》、《公益報》等為陣地，以其激情和生花妙筆宣傳自治運動。甘地則以其愛心和不屈不撓的實干精神在三巴朗從事非暴力抵抗的實踐。他們互相配合，給全國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与活力。不過，甘地是唯一同廣大農民群眾保持最密切接触同時也為他們所熟悉了解的領袖人物。 鑒于印度國內正在醞釀的革命情緒以及戰事仍在繼續并正在決戰關頭，英國政府不得不尋找緩沖之策。英軍在美索不達米亞戰役失利后，孟太古嚴辭譴責英國的印度事務大臣奧斯通·張伯倫，認為戰役失利是由于印度人力物力支援未能及時抵達所致。結果張伯倫离職、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務大臣。孟太古就職后，立即于8月20日發表政策性聲明，指出皇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增進印度人士与各行政部門的聯系，同時逐步發展自治政府机构，使印度成為不列顛國內的合法部分。進行獲致在印度內部的負責政府。……余更愿補充指出，此种進展唯有按部就班始能完成。”此時他已准備向國會提出此种方案，公之于眾，自由討論。 根据此一動向，10月6日，國大党中央委員會与伊斯蘭聯盟理事會又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推派一個代表團，向總督与印度事務大臣請愿，要求其支持國大党与伊斯蘭聯盟先前所提出的改革方案。10月26日，代表團組成，其中包括提拉克、甘地、真納、沙甫諾、莫提拉爾·尼赫魯（老尼赫魯）等人，等待孟太古偕總督詹姆士福德來印。 甘地雖不是國大党伊斯蘭聯盟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但他极力為之宣傳，他向人們詳細解釋方案的旨意，使人們明了內容与目的。在他的努力下，有數千古吉拉特人聯名簽署了呈遞總督的請愿書。 11月，古吉拉特政治會議在哥德拉舉行，甘地任主席。在這次大會上，甘地打破常規，免除每次會議例行通過的效忠決議，他說：“通過這樣的決議毫無用處。只要我們沒有叛變，我們便是效忠的。假如有人問為什么大會沒有提出效忠決議，就坦白告訴他們，這是甘地的主意”。 1917年12月，國大党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加爾各答年會，提拉克力會議的中心人物。他提名貝桑特夫人為國大党主席候選人，溫和派人士則推舉巴拉吉。由于印度詩哲泰戈爾附和提拉克的意見，結果貝桑特夫人當選。大會雖為激進派操縱，表達了要求自治的強烈愿望，但也表現出雙方妥協的產物。大會既通過了對英王的效忠案，同時也采納了提拉克的建議，在原已通過的要求自治的決議案中，重新加進了“時限”一段。還要求政府釋放被捕的政治犯阿里兄弟１与阿薩德等。關于社會宗教問題，也一反過去消极的態度，決議向全印人民呼吁應破除不良陋習，對“賤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 -------- １阿里兄弟：即穆罕默德·阿里和蕭克·阿里。印度著名的國大党籍穆斯林領袖。 國大党開會期間，穆斯林聯盟同時也在加爾各答舉行年會。大會主席稱“國家利益至上，我們勿需爭辯印度教徒与伊斯蘭教徒誰优先，實則二者同位，爭先恐后，毫無意義。”Y這些表明，時至“一戰”末期，印度國內出現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勢。 國大党年會閉會后，甘地返回三巴朗，繼續從事推進那里的農村衛生与教育工作。但沒過2個月，他不得不撇下這里的工作，于1918年2月，應紡織工人代表之邀，赶往阿赫米達巴德處理勞資糾紛問題。 這次阿赫米達巴德勞資糾紛的起因是工厂主試圖削減工人的工資。因為在1917年下半年，阿赫米達巴德曾發生嚴重鼠疫，為使生產照常進行，厂主們特在工人每月23盧比的工資中，每人每天再補貼12安拉到1盧比。一旦疫病清除后，厂主們又決定將臨時補助費由工資的70％降到20％，而全然不顧此時的物价已上漲了好几倍。工人們對此強烈不滿，勞資關系緊張。甘地為此頗感為難，因為當地的富商厂主經常捐助真理學院，有人還和甘地私交甚篤。但思慮再三，甘地決計拋卻個人恩怨，為勞工說話。 經過多方磋商，組成了一個仲裁委員會。甘地、班克、帕泰爾代表勞工方面，薩拉巴、雅迦培、瑪勒代表資方，稽證處處長查費德被邀為公證人。可是厂方不接受仲裁，當委員會正准備開始工作時，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直到3月11日。工人們則以罷工來回報，并要求增加工資50％，厂主們只答應增加20％。甘地經過認真調查与再三考慮，提出折衷意見，建議增加35％。在甘地的勸說下，工人們接受了，但資方卻予回絕。 甘地便站在工人一邊進行斗爭。為使罷工運動能順利完成，甘地呼吁工人們必須恪守：絕不使用暴力；絕不進行破坏；不靠救濟度日；堅定如一，堅持到底。工人們一致保證，除非厂方接受加資35％或將本案提交仲裁委員會解決，他們將決不复工。 最初2個月，工人們表現尚好，但隨著時日延長，饑餓的威脅与厂商奸細的活動，動搖了一些人的決心，參加集會者日漸稀落，處境艱難的工人們則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憤怒，极有可能發生暴力。甘地憂心忡忡，不斷和厂商接触，希望厂商善待工人。厂商們卻毫不妥協，并說：“我們這方面也有保證，我們与工人間的關系，猶如父母与子女的關系，怎能讓第三者來參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這种情況下，為了鼓舞工人們的斗志，甘地宣布絕食，他稱“直到取得協議或全部工人都已离厂，否則我將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絕食出乎工人們的意料，受他的精神感召，工人們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同時，厂商們也被感動了，答應將問題交由仲裁委員會解決。這樣，甘地才恢复進食。工人們停止了持續21天的罷工。在第一次開會的樹蔭下，人們聚集一堂，同慶胜利。 阿赫米達巴德的工作一完，甘地又赶赴凱達。凱達地區由于歉收出現嚴重饑荒，農民們正醞釀暫停繳納那一年的田賦。為支持農民的斗爭，在甘地向農民們提出明确建議之前，國大党員安立特拉爾·塔卡爾已進行過調查并且提出了調查報告，還和當地的專員討論過這一問題。穆罕拉爾·潘提亞和商卡拉爾·巴立克也通過維達爾白·巴德爾先生和戈庫爾達斯·卡罕達期、巴立克爵士在孟買的立法議會中造成了很大聲勢。 甘地領導的國大党古吉拉特大會也向政府遞交了請愿書，打了電報，但當地的英國官員態度強硬，拒不作出讓步。其實，農民們的要求并不高，根据田賦稅則的規定，如果收成在2分5以下，農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賦。問題是，官方宣稱當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而農民認為不足2分5。為弄清實際情況，甘地訪問了50多個村庄，并且親自去看過他們的田地，結果證實收成的确不足2分5；為此他建議設置一個仲裁委員會，政府卻固執己見，認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請愿和祈求均告失敗，甘地和同事們商量后，決定領導農民于3月22日開始進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蒞臨指揮這場非暴力抵抗運動，對農民來說，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戰斗，參加者十分踊躍。几天之內，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請參加非暴力抵抗，并簽名立誓，堅決拒交這一年的田賦，愿承擔因此而釀成的一切后果。 剛開始，政府未采取強制手段，但看到農民們堅定不移，沒有讓步的樣子，當局便決定使用暴力，他們強賣農民的耕牛和僅有的家具，還到處張貼處罰的通告，有許多地方的農作物也被抵押。農民受此威壓，有些惊慌失措起來，有的便將田賦繳清了，有的還准備拿家具作抵押。 為了使慌亂中的農民堅定斗志，甘地現身說法。他叫人把一塊已當作抵押的洋蔥地收割掉，搬走，七、八個人自告奮勇完成此舉，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勵人們，他說：“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農作物，盡管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這無异是一种掠奪，因此人民有責任把洋蔥收割起來。這也是人民學會承受懲罰和遭受拘捕的好机會，因為這些都是抗命不從的必然結果。”有甘地的領導和無畏者的榜樣力量，人民重新表現出空前的積极性。 在堅持4∼5個月相持不下的斗爭之后，事情出現了轉机，田賦管理處來人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農民交了田賦，貧苦的人今年可以緩交。這表明政府已經屈服，人民為此歡欣鼓舞。但在人們慶祝這次非暴力抵抗之胜利的時候，甘地卻感到運動沒有徹底胜利，因為誰是貧苦人民的決定權，不是還要由當官的來判決嗎？ 不過，甘地承認，無論如何，凱達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義，它標志著古吉拉特農民覺悟過程的開始，也是他們接受政治教育的開始。這次斗爭，也使一些受過教育的公眾工作者接触到農民的實際生活，使他們學會怎樣与農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眾生活因而出現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甘地在凱達從事非暴力抵抗的實踐的同時，也不斷撰寫文章和發表演講，闡述他的社會革新思想。如土布運動就是他最為熱衷的一种改革建設工作，他主張，“我們應首先提倡在語言、穿著、思想上表現土布精神”，在服裝上，他認為穿外國服裝，違背土布精神，“我們自己的衣服式樣是最适合我們的生活環境的”。 甘地還積极倡導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買演講時說，女子是男子的伴侶，具有同樣的天賦，她有權參加各种活動，應享有和男子同樣的自由。她應該在她活動的領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動一樣，這應該是很自然的現象。并不一定是由于教育的結果。可是，在舊制度的荒謬勢力支配下，最笨最無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過女子的地位。“我們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廢，就因為女子所處的環境使然，我們有很多工作徒勞無益。我們就像小處聰明大處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業上放膽投資。”甘地還要求重視并改善三等車旅客疾苦。這是因為甘地從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消磨在他所選擇的三等列車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處。他大聲疾呼：“忽視三等車旅客，我們無疑是喪失了一個教育大眾的机會，教他們守秩序、重衛生、生活有規律，以及如何過簡朴的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最后的決戰關頭，為确保戰爭的胜利，贏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和維持印度國內局勢的穩定尤為重要。印度總督蔡姆斯福德于4月27日特邀請印度各方領袖赴德里參加作戰會議，甘地也在被邀請之列。會上總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決議案。甘地只說了一句：“我受責任心的驅使，竭誠擁護這個議案。” 甘地作出此舉，使許多追隨他的非暴力主義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混亂。事后，有人質問：“你主張非暴力，卻要我們拿起武器，是什么道理？” 對此，甘地后來解釋說動机复雜。一則他個人雖然反戰，但還沒有足夠能力提供有效的非暴力抵抗。面對世上的罪惡，他需要忍耐与寬容，直到找到或創造一個有效的進言机會；二則是想“借帝國的政治家來證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對生死存亡的帝國提供服務，我想不到考驗我自己的更好辦法。況且當時我相信帝國具有樂于扶助印度獲得較好自由的力量。” 會后甘地又給總督寫了封長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為慎重起見，他托專人送到西姆拉的總督行署。他在信中寫道：“我認為在這危急之秋，我們應當給而且我們已決定自愿地毫無保留地支持帝國，我們期望不久的將來能成為這個帝國的具有自治領地位的伙伴。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我們之所以響應號召，乃基于我們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來。就這一點來說，即使是自動盡義務，也是附帶有權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講中所提到的各种改善，將可包含國大党穆斯林聯盟聯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則。我相信也就是基于此一信念，故能促使參与會議的許多人們愿給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在最短時間內，必能使印度獲得自治，否則印度人民是不會答應的。”信中他還表示他將至死抵抗有組織的暴政。當局應向官吏呼吁，不可虐待無辜，“要体察民情，看重民意。”最后他請求皇家政府負責當局，對穆斯林國家予以肯定的保證。“我相信您知道每一個穆斯林都關心這件事，我是一個印度教徒，也同情他們的請求，他們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認真關切那些穆斯林國家的權利，關切穆斯林對拜神之地的情緒；适時合理地滿足印度自治的要求，這乃是帝國安全的基石。我這樣寫，因為我愛英國，我愿看見每一個印度人都對英國忠心耿耿。”甘地要求總督能將此信公開發表。他的意圖是以正視听，同時也是為日后的交涉留下憑證。總督急于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請求。 做完這一切，甘地首先開始履行自己的諾言。他決定先從他曾經成功地領導過非暴力抵抗的群眾基礎較好的古吉拉特地區開始。6月23日，甘地向古吉拉特發出了公開呼吁：“如果我們想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學會使用武器，我們的義務就是參軍。勇敢与怯懦是不能同時存在的。”“最容易最便捷獲得自治的途徑就是參加保衛帝國。如帝國崩潰，我們的希望也渺茫，有人說如果我們現在不爭權，我們以后會受騙。但保衛帝國所獲得的權力，也將是獲得那种權勢的權力。”甘地還到很多地方游說，召集群眾大會發表演講，印發小冊子，鼓勵人民自愿參軍。 甘地原以為他曾領導非暴力抵抗的凱達地區的人民一定會積极響應，踊躍參軍，然而正好相反，就像當年他在南非的情形一樣，從前進行抗稅斗爭的時候，他一呼百應；可現在要人們去向那個壓榨、欺凌他們的帝國效力，甚至捐獻生命的時候，人們對他則避之唯恐不及。還有人向甘地發問：“你是一個主張非暴力的人，怎么叫我們拿起殺人武器呢？” “政府為我們印度干過什么好事，值得我們同它合作？” 甘地是個不易灰心的人，他執拗的個性在這個時候也仍有作用，經過宣傳和耐心的說服工作，還是產生了一些效果，報名應征者陸續多起來。然而，為英帝國招兵買馬、爬山涉水、風餐露宿終于使甘地心力交瘁，疾病纏身。惡性痢疾使甘地的身体每況愈下，最后不得不住進醫院。醫生建議他稍進肉食与雞蛋，他不肯，吃藥打針也不干，這种頑固不化使他瀕臨死亡的邊緣。好在這時德國終于戰敗了，英帝國贏得了戰爭，這似乎給他注入了一點活力，為了能盡早投入工作，甘地平生第一次違背了誓言，听從醫生的建議喝羊奶，并接受了醫生的手術。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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