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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持續4年又4個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以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終。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也使印度歷史進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時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印度人民來說是一場深重的災難。“一戰”期間，英國從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戰死疆場，搜括了价值2億多英鎊的糧食、物資和1億英鎊的軍費。帝國主義的經濟榨取和供應戰爭的雙重壓力使印度國庫空虛，經濟凋蔽，民不聊生。戰爭期間因饑餓、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數就達1100万人。加上許多省份連年遭災，農民無法抵御任何災害的侵襲。戰爭結束后英帝國主義者彈冠相慶，卻沒有采取任何手段改善勞動人民的處境，印度人民与英殖民主義者民族矛盾尖銳激化，工人、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憤然而起。1918年，全國開始掀起罷工浪潮，其中阿赫米達巴德、馬德拉斯、孟買、加爾各答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業無產階級的大城市都舉行了罷工。戰時一直沒有平息過的農民騷動有了新的高漲。從前線歸來的士兵常常參与其中，成為革命斗爭的新動力，表明革命形勢趨于成熟。 戰爭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觀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國殖民當局減少了對印度的商品傾銷，資本輸出，增加了軍事訂貨，還在印度實現保護關稅，這些都客觀上有利于印度民族經濟的發展。印度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力量也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而大大加強，工業無產階級隊伍擴大。民族資產階級政党在戰爭期間提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戰爭之机推動了自治運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加緊了團結合作，1916年12月，國大党溫和派和激進派實現了統一，确立了激進派提拉克的領導地位。統一使國大党重新振作起來，成為領導全印民族運動的中心，為戰后革命斗爭准備了條件。同年，國大党与穆斯林聯盟也第一次實現了合作。在雙方年會上，通過了共同制定的綱領勒克瑙協定，這是印度民族發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這個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爭目標是實現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求，如擴大立法會議權限，增加民選成員比例等。在立法會議和地方自治机构選舉問題上，雙方達成的協議也包括在這個文件中。共同協定的通過意味著印度在實現民族大團結上邁進了重要一步，象征著“團結的印度”的誕生，這為后來甘地支持哈里發運動，穆斯林積极參加不合作運動奠定了基礎。 資產階級政治力量壯大和覺醒的同時，新的思想理論和斗爭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在南非進行反种族歧視斗爭中發展起來并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帶回印度并已開始在印度初試鋒芒。他提出：對一切人，包括英國統治者在內都要愛；以自苦和自我犧牲來感化別人，對武裝斗爭堅決反對。實現印度各階層、各宗教的大團結，吸引盡可能廣泛的群眾參加堅持真理運動，以便壯大民族運動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爭中逐步提高精神境界，增強自治、自助、自救能力，達到精神完善。“一戰”后期，他領導的一系列非暴力斗爭——比哈爾三巴朗地區藍靛農民反對种植園主壓迫的斗爭，古吉拉特阿赫米達巴德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和凱達地區農民要求荒年減稅的斗爭，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國大党的影響第一次擴及偏遠落后地區和下層人民之中。 同時，由于“一戰”中大量印度勞工和士兵被派往國外，他們掌握了武器，開闊了眼界，開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思想影響，民眾覺醒，斗爭熱情高漲。 這一切預示著印度歷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一場民族解放斗爭的風暴即將來臨。 富有統治經驗的英帝國對于印度內部的變化不可能熟視無睹。但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它沒有也不可能順應這一歷史潮流。 戰爭期間，為緩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撫國大党，獲得印度對戰爭的支持，1917年8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應戰后在印度建立立憲責任政府，逐步實現自治。印度資產階級政党，無論國大党還是穆斯林聯盟都以實際行動支持、關心英國的戰爭，并翹首盼望英國能履行諾言。 然而當戰爭胜券在握，英國已渡過戰爭危机、需要兌現諾言的時候，它又使出了慣用的兩手。1918年7月，英國政府拋出了一個英國印度事務大臣孟太古和英國駐印度總督蔡姆斯福特聯合署名的關于印度政府組織法“改革方案”，試圖以小的讓步為誘餌，平息國大党的不滿，并瓦解其陣線。該法案標榜將在印度“逐漸發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國范圍內，逐步實現印度的責任政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總督大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雙重政制”，即中央政府不變，在省一級一些次要部門，如衛生、教育等部門稍微擴大一些印度上層分子在立法咨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過后，國大党內部對該案反應不一，意見分歧十分尖銳。以班納吉為首的溫和派興高采烈，而激進派提拉克則認為：“這是個很好的報告，卻是個無用的報告。”貝桑特夫人也指出：“報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國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支持。”國大党決定8月29日在孟買舉行特別大會，討論該項報告。班納吉和提拉克都寫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國大党大會。 甘地此時臥病在床，不能參加擬議中的會議，但他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對這兩者的主張都不盡贊同，他自己的主見是：“有條件地接受”，他給提拉克的答复是：“我們可以接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則，但要清楚表明我們所希望修改的建議，并全力爭取此种建議實現。”“報告書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慮，不必整個拒絕。” 國大党大會如期在孟買舉行，溫和派人士班納吉、巴素、瑪桑達未出席大會。經過4天討論，大會作出決議，重申1916年12月在勒克瑙所舉行的全印國大党与穆盟聯席會議就自治政府所通過決議的原則立場。同時明确宣告，“唯有獲得在帝國之內的自治政府，方能滿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會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負責政府，不滿印度政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相反論斷。”“本會對印度事務大臣与總督誠意謀求印度負責政府之新制，表示贊許。但鑒于其中若干建議，對目前形勢之若干發展有先入為主之嫌，深感整個建議令人失望且不滿足。”大會認為省与中央應同時改進，主張徹底修改國會由印度事務大臣管理的原則；財政的自主應視為印度人民傳統的權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國務會議及倫敦印度評議會撤銷等修改意見。 与此同時，那些拒絕出席孟買特別大會的溫和派人士于11月1日也在孟買舉行會議，由班納吉任主席。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支持印度事務大臣与總督所提出的革新建議，同時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見，還決定指定一委員會，選出代表，前往英國，喚起英國政治家与英國公眾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計划，從此大多數溫和派領袖退出國大党，另外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聯盟。 提拉克与貝桑特夫人已決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團到英國，對抗那些反印宣傳。為此，61歲的提拉克不辭辛苦，在印度許多地方發表演講，征集募捐，并于8月親自率隊赴英。 1918年12月，國大党的德里大會具有重大意義。此次大會一反慣例，沒有通過“效忠案”，通過的自決議案宣稱“為保障未來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則應适用于所有進步的民族。本會議認為英國國會及和會（——巴黎和會）應承認印度為一進步民族，應适用民族自決原則”。大會請求英國政府答應讓印度也像其他自治領土一樣能選派代表參加巴黎和會，并特地選出提拉克、甘地、伊瑪三人為國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歷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歷史的一個重要時刻。戰爭的結束并未給人民帶來和平，帝國主義的巴黎和會無視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族自決和自由民主要求，卻進行了對殖民地、勢力范圍的重新瓜分。威爾遜的十四點允諾成為一紙空文，世界人民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首次高潮來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經過十月革命后的紅色蘇俄与資本主義的革俞運動連成一片，猛烈沖擊著資本主義世界統治。 作為舊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國在戰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國、印度、阿富汗、埃及，乃至愛爾蘭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爭。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時，1919年的印度也進入了決定性的一年。隨著新年的來臨，各階層的不滿与忿怒越來越按捺不住，預示著一場偉大斗爭即將到來。 面對覺醒的人民，英國政府又在1919年2月拋出了野蠻的“羅拉特法案”。該法案規定總督享有鎮壓之權，殖民當局可隨時宣布戒嚴，不經起訴便可逮捕、搜查和監視任何一個印度人，不加審訊就可判刑。警察有權解散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等。這樣一個法律，在19世紀還可能維持，但在20世紀初，它注定將引起印度人民的強烈反抗。 該法提出時，甘地正在阿赫米達巴德養病。當從報上偶然得悉這一消息時，他大為震惊。在此之前，甘地對英國政府滿怀信任，在一些大的問題上都予以合作。無論是1899年的英布戰爭，還是1906年的南非祖魯人的反英斗爭，他都曾派印度人冒著槍林彈雨去支持英國，“一戰”中他去效忠帝國，為此差點丟了性命。他做這些的一個重要動机就是希望以自己對大英帝國的愛心与忠心來感化英國政治領導人，使其能在戰后給印度自治權。所以即便1918年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沒有滿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對英國還是抱著幻想，主張予以接受。但是“羅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傷害了甘地的感情，動搖了他對大英帝國的信念。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認為，反擊這一法案義不容辭。盡管當時甘地因病臥床，他還是強支病体，立刻行動起來，他在真理學院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參加者有帕泰爾、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當場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請到會代表簽名發表，其中指出：“羅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違背了自由主義原則，破坏了個人的基本人權，而公道、正義与人權乃是社會國家賴以維持安全的基礎。我們鄭重宣誓：假如上項法案成為法律，除非撤回，我們將拒絕服從這些法律及即將成立的委員會認定的其他法律。我們更愿指出：在此一斗爭中，將忠實服務真理，決不對生命、人身，財產使用暴力。” 為推動這一運動，甘地在孟買成立了一個非暴力抵抗協會，并被選為主席，半個月時間，協會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運動宣言上簽名。以后各地開始舉行群眾大會，積极響應，簽名人數急劇增加，最后，甘地將簽名誓約通過報界公諸于眾。 印度各階層對甘地的呼吁積极響應，群眾大會、示威游行与罷工連綿不斷，抗議之聲不絕于耳，而政府實現其建議的決心也日見堅決。甘地參加了帝國立法議會對羅拉特法案進行的最后一輪討論。當時一些反對羅拉特法案的印度藉議員曾作過激烈而雄辯的演說，可是無濟于事，政府主意已定，一切不過形式而已。結果，帝國立法會議不顧全体印藉民選議員的反對，強行通過羅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總督呼吁，致信交涉，并聲稱如果不采取補救措施，他將采取非暴力抵抗，政府仍無動于衷。甘地認為現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發動非暴力運動這條路了。為了壯大聲勢，他拖著病弱的身子，應邀前往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講。當時，甘地身体虛弱得站不起來，甚至說話的力气都沒有，講話的時間稍長一點就會渾身顫抖，脈膊异常，但他毅然堅持長途旅行，到處呼吁吶喊。在那里，甘地結識了國大党著名活動家拉賈戈帕拉戛查理。不過當時除了舉行公眾集會外，甘地尚無進一步計划。 3月18日，羅拉特法正式對外公布成為法律，當晚，甘地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据他自己說，當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從夢中得到啟示，那就是號召全國舉行總罷市，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絕食，祈禱。 甘地的計划很快得到了同事們的贊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簡短的呼吁書。總罷市的日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來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國民不分男女，全体動員，用非暴力抵抗羅拉特法案。他說：“我曾多次在群眾大會上說過，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運動。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歷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尋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議，以1919年第2號法案通過的第2個星期天作為我們共守的國恥祈禱日。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達我們的哀痛，我提議大家要做到：第一，從頭一天最后一次進食后，所有成人均應絕食24小時，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原因不能絕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應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舉行群眾大會，包括村庄在內。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發表演講，由于他心髒衰弱，不能念完講稿，但他還是成功地向人們傳遞了反抗的信號。3月30日，因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時到達，德里提早發起了總罷市。總罷市的游行隊伍向火車站行進時遭到警察彈壓，死傷多人。面對軍警的刺刀，雅利安社的著名領袖希闌達拉德身著僧袍，走在隊伍前列，他的大義凜然感染了游行隊伍，震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則、拉哈爾、木爾坦、賈朗達爾、納卡爾和阿赫米達巴德都舉行了罷工、示威游行和群眾集會，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議運動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繼續。 4月6日，印度全國性的反羅拉特法運動開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區分，達到惊人的團結。革命發動時，甘地已應班克之邀到了孟買，6日清晨，甘地率數千群眾步行到海邊沐浴祈禱，然后結隊游行，隊伍中有少數婦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當天發表了几次演講，他稱贊德里的斗爭，以鼓舞士气。他說：“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眾遭彈壓，仍能相當地控制情緒。有4万人舉行集會，它給印度人民帶來了光榮。我曾一再強調，參加反羅拉特法運動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卻沒有說不要犧牲。…… 在德里的斗爭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難，24人失蹤，13人重傷住院，對非暴力抵抗運動來說，這不是坏的開始。” 孟買的總罷市由于精心准備和甘地親自指揮而相當成功，其方式是選擇那些最不得人心的法律，實施不服從。如甘地建議人民無視鹽稅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鹽。銷售禁書，并以甘地著譯的兩本書《印度自治》与《給那最后的一個》（魯斯金同名書的古吉拉特文譯本）為主。出售禁書一則可以堅定人們不服從的決心，同時還可以借以籌集不服從運動的經費。甘地和奈都夫人親自用車兜售，人們冒著入獄的風險，不惜重金，將這些禁書搶購一空。甘地還親自主編非法刊物《非暴力抵抗》雜志，每周一上午准時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晚，甘地動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則，8日到馬都拉的時候，他便風聞自己可能被捕，但他不為所動，繼續前往。火車進入巴爾瓦爾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拘捕，并被押上一節三等車廂，爾后被帶到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點，甘地又被秘密押上開往孟買的一列貨車。中午時分，在沙威·馬渡坡下車。這次甘地被押上頭等車廂，還受到禮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過是想說服甘地，放棄去旁遮普而前往孟買。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從，警官也無可奈何，4月11日，車抵孟買，看守告訴甘地：“你現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憤怒，他們与當局的矛盾尖銳激化，局勢很難控制。甘地下車后立即坐車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們一見甘地露面便欣喜若狂，他們馬上組成游行隊伍，高呼“祖國万歲”、“上帝至上”。當游行隊伍走近克勞斯福特市場時，一大隊騎警擋住去路，警官下令驅散群眾，頃刻間磚頭亂飛，刀槍狂舞，游行隊伍很快被沖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踐踏，有的被人擠傷，騎士和民眾在瘋狂的混亂中亂成一團。 游行隊伍被驅散后，甘地驅車前往警察局控訴警察的暴行。 當甘地向局長描述事件經過情形時，局長強詞奪理。他說：“我不讓游行隊伍向要塞前進，是為了避免發生騷亂。人們不听勸告，我只好下令騎警驅散群眾。” “可是也沒有必要派騎警去鎮壓，那結果你當然知道。”甘地爭辯道。 局長辯護說：“我們當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張對人民所產生的影響。如果我們不采取斷然措施，局面會發展到我們無法控制的地步，我們不怀疑你的動机，可是人們不會懂得你的意圖，他們好受本能的驅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場唇槍舌戰之后，警察局長最后說：“如果你确知人們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將怎么辦呢？” “如果我确信情況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從運動。……我可以向你保證，凡是我發現我有責任的地方我一定負責。”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喬巴蒂海灘上對群眾發表演講，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行動。在那里，甘地詳細說明了非暴力的責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譴責一些人在運動中缺乏自制，制造了騷動和不安，認為這不是非暴力抵抗，這比反抵抗還要有害。凡參加了非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何使用暴力的行動，即使是拿一塊石子去傷害他人也不可以。他說：“非暴力抵抗本來是誠實的人的一种武器。一個非暴力抵抗者要堅守非暴力原則。” 4月6日后一周內，印度各地都發生了空前的革命運動，警察采取鎮壓手段，憤怒的群眾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條，而采取暴力反擊，流血沖突不斷，甘地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達巴德紡織工人舉行罷工，并開始出現暴力行動，警察鎮壓。4月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實行軍管。甘地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協助當局控制局勢。他在真理學院附近召集群眾大會，責難那些采取暴動的人，宣稱：“如果通過暴力能獲取自治，不擇手段屠殺英國人可以解除壓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繼續受人壓迫。” 甘地的演講發生了效力，阿赫米達巴德暴力斗爭終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當局已將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為轉移。4月10日清晨，英國當局將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賽福汀·克魯齊和薩提亞帕爾兩位博士未加審訊便逐出阿姆利則。阿姆利則全城沸騰，當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門前廣場集會，抗議政府的行為。當和平游行隊伍走至鐵路交叉道處，憲警開槍鎮壓，打死打傷群眾數人，引起暴動。憤怒的群眾打死6名英國人，放火焚燒銀行，破坏市政府大樓，割斷電話線。直到大批軍隊進入城里，才恢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將軍率部抵達阿姆利則，准備血腥鎮壓。 4月13日，當2万多群眾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牆，只有狹小出口的廣場上靜听演講時，狄耶將軍率部隊來到這里。他們占据四周高牆，阻住廣場出口，未經任何警告便對群眾開槍射擊，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講壇附近射擊，繼而向人群擁擠逃生的隘口猛掃。子彈打完后，這些人整隊開走。這次暴行釀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傷的慘案。這就是駭人听聞的“阿姆利則慘案”。 然而暴行還在上演，白色恐怖籠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為露骨。4月13日，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總督批准將一切罪犯用軍法制裁，領袖們紛紛被捕入獄，其中包括500多名學生和教授。槍擊、絞殺、空中轟炸，嚴刑酷罰，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個月后，這里發生的事才陸續被外人知曉。 “阿姆利則慘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們強烈的憤怒情緒，把人民的反英斗爭推向高潮。反英斗爭從旁遮普擴大到50多個城市、地區，在一些城鎮和農村甚至舉行了武裝暴動，旁遮普的農民運動尤為激烈。 甘地對政府的高壓措施感到震惊，但對人民所表現出來的暴力行動尤感不安，他認為自己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不應該在人民准備未成熟之前就發動非暴力抵抗。他不斷向人民解釋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及其內在的重要性，并在孟買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傳隊。當時人民正在無比激憤之中，根本听不進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決定暫時停止非暴力運動，并號召大家協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動亂。 4月20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要求調查“阿姆利則慘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顧一切后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寫信并電請總督准其前往，但未獲准。甘地擔心如執意前往，必將遭致逮捕，從而引起事態惡化。于是他思慮再三，決定暫不前往。 全印各地對政府在旁遮普的殘忍高壓感到憤怒。詩哲泰戈爾退回了政府頒發的勳章，并于5月30日致信總督，對政府惡行加以譴責。國大党中央委員會6月8日在阿拉哈巴德開會，要求徹底調查旁遮普戒嚴期間的暴行，并指定了一個調查委員會。7月，當夏丹拉、老尼赫魯、瑪拉維亞等人前往旁遮普調查時，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為主席的官方調查委員會，國大党對政府方面指派調查委員會极為不滿，并提出抗議。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當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個個傳來。《孟買紀事報》主編賀里曼因著文譴責當局被調回倫敦，報紙因此被停刊。由于經營該報的另3位董事居瓦卡達斯、蘇巴里、班克還掌握著《青年印度》，他們建議甘地擔負《青年印度》的主編職務，為了彌補《孟買紀事報》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改為雙周刊。甘地欣然接受這一建議，因為他回國以來一直想有塊陣地來宣傳他的非暴力主義的真諦，現在更希望有個机會可以為旁遮普的形勢主持公道。甘地的一個朋友把自己主辦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月刊也交給甘地處理。 這兩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銷很廣，對甘地在那樣一個非常時期建立同民眾的溝通起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請求拖了很長時間才得到總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熱烈的歡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他和同志們一致堅決抵制官方調查委員會，并成立了一個非官方的調查委員會，代表國大党進行几乎是平行的調查。老尼赫魯、奇·蘭·達斯、阿巴斯、鐵布、姆·勒·賈亞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調查委員會成員，甘地負主要責任。調查過程中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發現了很多怵目惊心的事實。 在旁遮普的工作開始不久，甘地便應穆斯林領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蕭克·阿里之邀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開的全印哈里發印穆聯席會議，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甘地第一次使用了“不合作”一詞。當時穆斯林領袖与甘地正討論如何有效抵制英國的問題。甘地想到，在現在這种情況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政府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將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只有停止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對政府進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出：“如果英國當局拒不考慮穆斯林的要求，就號召穆斯林完全撤銷与政府的合作，印度教徒將支持這一行動。”“進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剝奪的權利。我們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號和榮譽，或者繼續為政府服務。如果政府竟然在像哈里發這些重要的問題上背棄了我們，我們除了不合作外，沒有別的辦法。”不過，當時甘地未對不合作作進一步的解釋，他本人對其含義也不甚清楚，大會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具体考慮必要時采取不合作的步驟。 12月的最后一周，國大党年會特意選在發生轟動慘案的阿姆利則舉行。為緩解緊張局勢，英國政府赶在國大党年會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過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作為新的印度政府組織法的基礎。正式頒行的法律規定，英屬印度的立法權由總督和兩院（國務會議和立法會議）組成的立法机關行使。改革后的國務會議，省立法會議、各省省長、各行政机构分別由總督指派和選舉產生兩种代表构成。這就是所謂“雙頭政治”。其實，這种雙頭政治對英國政府的根本權力毫無触動。英國政府還作出姿態，將戒嚴期間被關進監獄的國大党領袖放了出來。阿里兄弟是在大會開幕時才獲釋。 阿姆利則會議是國大党領袖云集的一次盛會。提拉克結束了他在英國的工作參加了會議，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國大党年會。 甘地出席了這次盛會，他認為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參加國大党的年會。在此之前，他雖出席過几屆年會，但他的發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設性主張，如提倡國語，宣傳土布精神和提出南非問題決議案。出席會議也只是為了表示對國大党的忠誠。國大党多數政治家除了對他在南非的斗爭表示崇敬外，并未對他特別注意。在這次會議上，甘地表現突出，他与那些久經考驗、經驗丰富、聲望卓著的政治家們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 甘地提出對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為予以譴責議案。他認為，真真實實地表現做人气魄，是雖在槍林彈雨中卻仍不加報复，長期做到以德報怨，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議對“暴民”予以譴責。 提拉克本來對甘地發動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議，對他要求譴責人民的法案內心也是反對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沒有阻止這一決議通過。但當甘地就改革法案決議發言時，遭到強烈反對。 關于改革法案的決議文，系達斯起草，提拉克附議，經提案委員會通過。達斯、提拉克反對新近頒行的改革方案，他們在決議文中稱該法“不切實際、不合需要、令人失望”，甘地則主張法案決議文應以政府對人民的合作為基礎，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瑪拉維亞一樣主張對原決議案進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說法，并建議應以合作的態度接受改革法案。提拉克、達斯、貝桑特夫人堅決反對甘地的修正案。 雙方意見尖銳沖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產生退會的想法。為維護團結大局，大會提出一個折衷意見，雙方在此基礎上達成和解，此后通過的決議案實際上是折衷意見，決議案稱： 1．本會重申去年謀求充分負責政府的宣言，反對一切相反的結論。 2．依德里年會所通過的決議，衡量憲政改革，認為它不切實際，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國國會本著民族自決原則，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驟，建立充分負責政府。 4．相信有關人士當可實踐改革，加速充分負責政府之建立，實屬可能。 阿姆利則大會還通過其他各种問題的議案50多种，如主張复興手紡手織的土布決議，推定一委員會，修訂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調查報告尚未提出，大會未對旁遮普問題作出重大決定。但呼吁印度政府國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應解除狄耶將軍的職務，并認為印度政府与旁遮普省政府對未及時公布慘案結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立即解除旁遮普省督奧德維爵士的陸軍委員職務，并調走總督。會中還決定指定一委員會，負責擬定一項紀念殉難者的辦法并募集基金修紀念館。 穆斯林聯盟、哈里發委員會等同時也在阿姆利則開會。穆盟除通過決議抗議阿姆利則慘案，反對對土耳其的瓜分外，還就改革法案問題通過了一項与國大党精神相同的決議。 溫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絕出席國大党年會，他們自行在加爾各答舉行會議，等著貫徹英皇新頒法案。 雖然甘地同國大党老一代領導人的初次正面交鋒遭到激烈反對，但他獲得了在國大党內開展政治活動的經驗教訓。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對他极為歡迎，而且他自己在旁遮普的調查工作、在南非公眾工作中鍛煉出來的組織能力及表達能力也得到了國大党元老如提拉克、達斯、老尼赫魯的賞識和信任，他因此對前途充滿信心。 會后甘地便充分發揮自己的优勢，致力于一些實際工作，其一就是繼續調查旁遮普事件。他在經過詳細調查，嚴格考證核實的基礎上起草了一份無懈可擊的報告書。報告書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英國殖民當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慘無人道、卑劣無比的行徑。這份報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為紀念阿姆利則大慘案募捐。為此甘地到處游說，為籌建紀念館募集到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第三，負責修改党章。國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然而隨著形勢的變化顯然已不能适應需要，過去歷次年會都提出過修改党章的問題，但沒有人具体負責這件工作。甘地早對國大党的組織形式頗為不滿，他發現國大党年會在閉會期間事實上沒有什么机构進行日常工作或者處理這個時期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國大党大會也是非常臃腫，軟弱渙散，脫离群眾，大會對代表人數毫無限制，對各省代表的人數也未規定。甘地認為限制和清除這种种弊端實在刻不容緩，因此他在大會上自告奮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責任感開始了這項艱苦細致卻意義深遠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國大党那普爾年會上通過。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勢的發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場進一步發生變化，其中一個重大事件是英國對哈里發問題的態度。 早在大戰期間，印度穆斯林為維護哈里發的地位，強烈要求英國在与土耳其簽約時，為土耳其保留伊斯蘭教圣地和阿拉伯屬地，不要損害土耳其蘇丹——哈里發的地位。英國首相在戰時也曾允諾這些要求，但醞釀和約的情況表明，英國當局同樣不打算實現這個諾言，這使印度穆斯林大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聯盟年會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動起來為維護哈里發地位而斗爭。1919年孟買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發委員會”，領導人是阿里兄弟，這一運動得到許多地區贊同。甘地認為這正是加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會，并想因勢利導，將其納入反英民族斗爭之中，所以甘地對哈里發委員會及其領導的運動予以全力支持。同年11月在德里召開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發會議，決定采取堅決行動向英國當局施加壓力，要它考慮穆斯林的要求，還有人提出在必要時對英國當局展開圣戰。甘地參加了這次會議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這次會議也根据甘地的建議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具体考慮在必要時采取不合作的步驟。 1920年年初，對土耳其和平條款中提議剝奪土耳其蘇丹兼任哈里發（伊斯蘭教教皇）的權利，穆斯林認為這是反對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也背棄了英國政府的諾言，极為憤怒。1920年1月，當時穆斯林聯盟已派代表團前往總督府請愿，其中有后來著名的國大党穆斯林領袖阿薩德。請愿毫無效果，他們又決定由阿里率團赴英請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壓力問題上，領袖們始終找不到辦法。甘地應穆斯林領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對策，經過長達3小時討論后，甘地提出了一項詳細辦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發運動領導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歷史性講話里，對外宣布了他的行動計划，“如果要求不被答應，怎么辦？野蠻的方法便是戰爭，公開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應不予考慮。只看其不切實際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勸說每一個人，相信這不是好的辦法，那么我們就能更快地達到合法的目的。個人或一個民族，若能擁有揚棄暴力的力量，其力量必是最純洁有效而且不可抵御……不合作乃是我們唯一可循之途，這是最純洁、最有效、而且絕對不假暴力的方法。當合作變成了屈辱或損及人所信奉的宗教情操，則不合作乃成為義務。……我們可以從最高或最低的地方開始，凡擁有榮譽、職位或獎金的人，應立即退還，在政府中充當仆役的也當辭工。但不合作不适用于私人性質的個人職務。我不同意去威脅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義的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證明大眾的情緒与不滿。至于建議士兵脫离部隊這一點，時机尚未成熟，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當總督、國務大臣及首相皆不理會我們時，我們就有理由采取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驟，都需經過仔細考慮，我們必須緩緩進行，一定要在高昂的情緒中保有自制。” 路易·喬治在3月17日接見阿里代表團時拒絕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激烈反應，他們決定以3月19日為國恥日，在這一天他們將舉行絕食、祈禱。 3月19日即國恥日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運動議案。議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項抗議与一項祈禱。抗議英國對哈里發問題采取的暴力与不負責任的立場，希望英國的部長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熱忱，求得光榮的解決。第二部分是警告有關方面，假如解決的結果完全相反，則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對政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國人，不得作任何煽動暴力的演講和行為。決議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條保留意見，如果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失敗，為了實現正義，他們將采取符合伊斯蘭教義的一切手段。 5月14日，印度官方報號外公布了協約國瓜分土耳其領土与伊斯蘭圣地的和平條款。同時，亨特委員會的調查書也于5月28日通過，該調查書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滿紙胡言。這兩件事給甘地當頭一棒，使甘地真正認識到英國當局不但根本無意兌現戰時謊言，而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 這兩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騰的印度火上澆油，大大激發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甘地審時度勢，決定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推動反英斗爭的發展。 5月28日，哈里發委員會在孟買通過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運動方案。5月30日，國大党中央委員會在貝那勒斯召開，甘地主張：為了抗議對土耳其的和平條款以及亨特報告書所宣布的政府對旁遮普事件的決定，國大党應立即通過不合作運動方案。但國大党中央委員會認為這与阿姆利則會議所通過的原決議精神不符，且在國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況之前似乎不宜立即有所行動，因而一致決議，年內另于加爾各答召開一次特別全体會議，討論甘地的建議。 6月1日，印穆兩教300多代表集會，貝桑特夫人、瑪拉維亞、沙甫諾、秦塔瑪里等人出席，貝桑特夫人試圖勸阻在場的代表不要參加不合作運動，但代表們不置可否。大會未獲具体結論，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國大党作最后決定。 6月9日，全印哈里發委員會在阿拉哈巴德舉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原則，同時還指定一執行委員會草擬各項行動細則，并決定給總督一個月的時限，過此則在甘地領導下發動運動。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書總督，希望總督糾正在哈里發問題上的錯誤，但毫無結果。7月7日，不合作委員會頒布行動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號、辭去榮譽職位、抵制學校与學院以及拒絕法院訴訟与退出立法會議、推進土布運動等。 8月1日，在被定為不合作運動發動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聲望的國大党領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偉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號，一直是國大党激進派領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爭的實際領導人。在1915年溫和派領袖戈克利去世后，開始了國大党歷史上的提拉克時代，在他的努力下，國大党与穆斯林聯盟終于攜手合作，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來臨准備了基礎。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國陷入空前的悲哀之中，甘地聞訊悲慟万分。這天早上，甘地偕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小尼赫魯）立即從信德省赶往孟買，加入了万人參加的送葬禮，在万民悲咽聲中，提拉克的遺骨在薄暮濃霧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給甘地巨大打擊，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寫道：“我最堅強的堡壘垮了，提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難相信他已經死了，他是人民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們沒有任何人能像提拉克這樣獲得群眾支持，他受同胞的愛是無可比擬的。他無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話是千万人的法律，我們中間的巨人已經長眠不起，再也听不見他獅子般的吼聲。” 提拉克之后，誰將領導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開始了他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 1920年8月1日，甘地寫信給總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還英皇授予他的勳章，并表明自己將不再敬愛一個“無恥、不道德、不講理”的政府，發出了不合作運動的訊號。 總督對甘地此舉大光其火。他指責不合作運動為“最無用的”、“設計惡劣的”、“內容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形容整個運動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圖以此挫敗甘地的信念。 甘地隨即予以回敬。他說：“不幸得很，就在閣下的譏諷侮罵中，此一運動將漸次擴大，亦如政府之高壓即將來臨，任何一項偉大的運動都可能打消，但決非暴怒、忽視或辱罵其創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動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員會之一員，負責領導此一運動足見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會不切實際，只要人民響應。” 不合作主張一開始在國大党多數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評、怀疑、責難來自四面八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將導致暴力，認為群眾一旦被廣泛發動起來，要控制在非暴力范圍內是不可能的。有人認為完全的不合作沒有必要，殖民當局已宣布實現改革，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也算是多年斗爭的結果，實現不合作等于前功盡棄。還有人對不合作計划中包括的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為了廓清誤解，讓其主張深入人心，甘地通過他主辦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雜志，大力宣傳不合作運動的真義，從各方面闡述不合作運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度》當時的發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傳自然在各階層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撰寫文章外，甘地經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講。這一次，他同蕭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領袖分別赶赴旁遮普、信德、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雙腳，身纏土布，鼻端架著鋼架眼鏡，出現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車的車廂里，無論路途多么遙遠，也不論是刮風下雨，他從不停止演講。其實他不僅僅是用他的語言、思想，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誠忠心和整個人格力量在從事宣傳群眾的工作，在饑饉肆虐的印度，在宗教影響無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慣常使用的宗教語言与儀式贏得了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卻崇拜偶像的人們的狂熱擁護，人們把他作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頂禮膜拜，這是國大党其他著名領袖望塵莫及的。 為了讓國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沒有坐等國大党特別會議討論通過后再采取行動，而是先開展運動，以便充分顯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傳和組織群眾，運動開展后得到積极的響應。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聯合省、比哈爾、孟買、孟加拉、馬德拉斯等地，運動都開展得有聲有色。 群眾已充分發動起來，國大党領導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觀，而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 國大党特別大會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爾各答舉行，這次會議是新舊力量的一次激烈的斗爭，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國大党著名領導人，如貝桑特夫人、瑪拉維亞、老尼赫魯、達斯等。甘地前去參加會議時，見這陣勢，也不免有些惶恐，對于他正在開展的運動能否得到通過沒有把握。他回憶說：“我像是處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誰將支持誰將反對，……我只看到眾多老將都都已出席會議。” 會前，國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准備聯合反對甘地的不合作計划，其代表人物有老尼赫魯、達斯、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會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運動決議案，盡管有貝桑特夫人等始終公開強烈地反對甘地意見，但會議結果卻令人滿意，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案分別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員會和全体會議上通過。 這主要是因為甘地的不合作計划有許多支持者。一是來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們多屬資產階級下層，即普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二是受甘地影響最直接的和原來政治上不太發展的地區的代表，如哈里發運動最早發動的聯合省、阿姆利則慘案發生的旁遮普、甘地領導過堅持真理運動的比哈爾与孟買省內古吉拉特的代表，他們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拉、孟買地區的資產階級代表。四是國大党內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說明甘地的策略得到資產階級、廣大小資產階級及普通知識分子的擁護。 但多數老政治家還不准備后退，按規定，特別會議決議須經國大党年會最后認可，所以他們決定在年會上作最后較量。特別會議之后，首光面臨的是抵制立法會議問題，必須明确表態。國大党內的反對抵制的勢力鑒于加爾各答特別會議通過的決議，不好公開對甘地的綱領和觀點提出反對，加之群眾對抵制立法會議選舉積极擁護，使一些政治家們從維護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的角度考慮，也不敢貿然行事，所以選舉前夕，達斯、麥爾卡爾等人改變了態度，也宣布抵制選舉。多數政治家宣布抵制選舉，這就從根本上打亂了反對勢力的防線。 抵制立法會議選舉充分顯示了不合作運動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絕投票和作候選人，使選舉信譽掃地。如中央省只有22％選民投票，52個選區中有7個選區沒有候選人，有33個選區只有一個候選人，其他省份參加投票的人數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也不過40％。 不合作運動在其他方面也有些進展，据不完全統計，1920年共有44名律師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長官放棄職位，33名自治机构成員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勳章或放棄榮譽稱號，120名政府職員和教員放棄公職。不合作運動在資本家和商人中所獲支持加強。不過，由于國大党許多政治家對不合作還三心二意，所以這些方面的進展不如群眾性抵制立法會議選舉那樣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會議不成問題，對甘地的不合作綱領反對的焦點轉移到抵制學校、法庭和放棄公職等問題上。 1920年12月，國大党那普爾年會召開，出席代表14582人，創歷史最高紀錄。 甘地的优勢從會議的頭一天就顯示出來，選舉提案審查委員會的審查結果是除孟加拉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數。持反對意見的一些著名領導人本已作好各种聯合起來反對的准備，但會上的傾向性如此明顯，他們只好服從多數人的意志，轉向甘地。結果甘地的不合作決議原案經過些許修改補充后，由達斯提議，甘地附議，比·帕爾、拉·拉伊、穆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領導人署名支持，獲得一致通過，成為指導國大党活動的總路線。 這次年會還通過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規定党的斗爭目標是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實現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顛帝國范圍內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脫离英國而自治。這是國大党第一次把爭取自治明确納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對國大党的体制進行重大改革，其主要點是：建立中央常設辦事机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中常會）領導日常工作；各省党組織按語言區建立，党組織建到縣級（某些地方建列稅區一級）；國大党年會代表和國大党全印委員會成員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這樣改革的結果是“使國大党真正具有了群眾性、代表性与能動性”。尤其是它把原來很少受國大党注意的普通群眾和原來落后地區的群眾大量吸收到党內來，使各省在党內決策上具有同等地位，從而打破了先前由孟買、孟加拉等少數几個省的頭面人物把持國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著最積极擁護不合作策略的力量進入國大党，取得重要地位，這為今后貫徹執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組織保證。 這次大會還通過了甘地一向主張的建設性綱領，如印穆團結、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廣土布等，從此國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員便負起了從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責任；國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農大眾建立實際接触，大會通過的為哈里發問題進行不合作的決議則是國大党為促進印穆團結所作的一個重大的實際嘗試。 甘地在那普爾會議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紀事報》稱那普爾年會是“甘地的大會”，一位英國高級官員在給總督的信中說：“這次會議的顯著事實是建立了甘地個人對所有政治領導人及其追隨者的統治。” 國大党的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和那普爾年會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標志著甘地所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線与策略終于被資產階級及其政治家們共同接受，也標志甘地在國大党內領導地位的最終确立，亦即國大党“甘地時代”的開始。國大党在甘地領導下煥發出新的精神面貌，它不僅同廣大群眾建立了直接的聯系，而且以不合作代替響應性合作，以群眾性直接行動代替了憲政鼓吹，從而使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向深度、廣度發展，并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爾年會通過甘地的不合作計划，极大地鼓舞了當時正在開展的群眾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為開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徑，國大党號召國民加緊進行抵制運動并全力推行手紡手織，同時勸告律師退職、學生退學。 不合作主張首先在孟加拉獲得了積极響應，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學生走出公立學校。甘地對群眾的熱情積极鼓勵，他訪問了帕迭拉，主持該地的比哈爾民族學院開學典禮，不到4個月時間，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達巴德、孟買、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開始創辦民族學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爾等處創辦了國立大學，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辦了國立伊斯蘭大學。 律師停業、官員退職也蔚然成風。大名鼎鼎的律師如老尼赫魯、帕泰爾、卜拉沙德等人均放棄律師職務，領取月薪不超過一百盾的薪水為公眾工作服務，尤其老尼赫魯這位收入丰厚、從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過去的生活告別，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再如鮑斯這樣一位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政府官員，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棄高官厚祿，出任剛剛創立的加爾各答民族學院院長，積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爭，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在這次運動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團結攜手，表現出空前團結、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統的印度教徒甚至請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飯并參加伊斯蘭教集會，穆斯林也常舉行集會請印度教徒參加，穆斯林領袖常請甘地為他們舉行的集會演講。 不合作運動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一個飽經憂患的苦難民族滿怀激情、充滿自信地開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遠鄉村，國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發問題也成為街談巷議的中心話題。甚至哈里發一詞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魯所說：“一個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參加全國有紀律的行動，這种行動本身就使群眾產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眾熱情高漲，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個失信于民卻又不愿順應時勢、改弦更張的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脅利誘、恩威并用。此時貝桑特夫人及其親信与自由主義分子結成聯合陣線，反對不合作方案，与國大党分道揚鑣。英國政府加緊拉攏這批人，試圖借此組成一支有影響的陣線。于是一些自由主義分子很快躍居改革方案實施后的部長或高級官員職位，幫助政府反對不合作運動，如班納吉獲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為第一個印度籍比哈爾·奧利省省督。沙斯迭里則被冠以皇家特使的頭銜受命前往英國各自治領土乃至美國等地訪問，等等。 3月中旬，政府開始鎮壓行動，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經許可或不受津貼的活動，對一些重要人物的行動也大加限制，但是這些不僅無濟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合作運動各項計划仍在循序漸進地進行，各种形式的斗爭也在各地不斷發生。1921年，全國的罷工次數增加到396次，參加人數達60万人。雖是非暴力運動，但群眾在斗爭中，往往沖破非暴力約束，如在聯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發了農民武裝斗爭，特別是馬德拉斯省的摩普那農民的起義時間最長，規模最大，起義者宣布成立“哈里發王國”，建立村管机构。 時局的發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來，暴力斗爭是對他殷切期望的運動的嚴重打擊。為防止大規模暴力發生，甘地決定暫緩群眾性不合作運動，而將主要精力轉向推進土布運動。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選出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孟買開會，決定國大党的中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絕洋布，同時加緊提倡手紡手織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員會號召國大党党員從8月1日起均不得穿著洋布衣服。 為表明禁絕洋布、推廣土布的決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烏瑪索巴里廣場舉行焚燒洋布的群眾集會。數千群眾參与了這一燒布壯舉，他們將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中起來，付之一炬，當火焰騰空而起時，群眾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歡笑聲，仿佛他們因此掙脫了枷鎖。 8月1日，甘地召集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大會，講述了這次焚燒運動的深遠意義。他宣稱：“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性。” “因此我們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貴的犧牲。……不能實現土布運動，印度便不能得救。我們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實的、必須的犧牲。”“昨夜我們所燒的火應為燒除我們內心污濁之火的象征。我們淨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們土布的真正經濟价值。我們淨化了內心，必可使我們能夠堅決抵制住洋布的誘惑。” 甘地聚眾燒布令很多人不可思議，甚至包括甘地的追隨者。如安德列斯就寫信給甘地：“當你對一切罪行，如酗酒、吸毒、不可接触制、种族歧視等作巨大打擊，甚至在處理娼妓問題上的那些美妙意念皆使我們感到极大快慰。可是當你叫人燒掉洋布，指穿洋服為宗教上的罪惡，要大家將海外兄弟姐妹的高貴產品付之一炬時，我們的憤慨簡直難以言表。” 然而，甘地在孟買點燃的燒毀洋布之火并未就此熄滅，印度各地爭相效法，成批成批的英國布在烈火中化為灰燼，表明人們誓不穿洋布的決心。 甘地發動此一運動并非一時沖動，甘地認為這是印度經濟与道德自救的關鍵。從倫理道德上講，他認為愛好華服正像嗜好煙酒、女色一樣，會導致道德淪喪。而從更深層的政治經濟角度講，正是英國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紡手織為基礎的社會結构，使其得以低廉价格購買印度的棉花，然后運往英國工厂加工成產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國壟斷的紡織品市場上出售，從而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為了挫敗英國工厂的机器，甘地多年來苦苦探索、實踐，終于發掘了印度世代相傳的木制紡車。他想讓印度自紡自織代替進口洋布，以阻止印度的滾滾財源流入英國人的腰包。多年來甘地一直為這個發現作不懈地宣傳。 1921年9月，為進一步推動土布運動的開展，甘地鄭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決定放棄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紡織制作的纏腰和披巾。正因為這個原因，甘地后來慣常的裝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時才搭上一條土布披巾。不論是對群眾演講，還是同對手談判，不論是在印度各地考察，還是到國外訪問，他都不改常態。對于自己的裝束，他后來曾解釋說：“淡泊生活，志慮深遠”；“腰布代表簡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著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環境等形成的一种綜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國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資格去，不多一點，不少一點。……我若代表國大党，也就是半饑半飽狀態、衣衫襤褸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產者、有教養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著簡朴，為的是替窮苦同胞謀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時紡線，從不間斷，同時他敦促同事們也這樣做。每天的紡線成了一個宗教儀式，紡線時間成為祈禱和禪坐的間歇。不管怎么說，從此以后，一項普通的紡線活動成為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為甘地領導和平革命的象征，成為民族團結和自由的標志。 正當甘地緩步推行其不合作計划時，阿里兄弟領導的哈里發運動卻在急速發展。7月初，中央哈里發委員會由阿里兄弟主持在卡拉奇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歷史性決議，宣布“穆斯林如繼續在英國軍隊中服役或促旁人入伍，在宗教意義上皆系非法”。并宣稱，“如果哈里發的要求在圣誕節前不能得到滿足，則國大党阿赫米達巴德全會將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國。”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兩天以后，孟買省督發表一項公報，宣稱逮捕阿里兄弟及其同僚5人的原因是他們企圖煽動印度軍隊叛亂。 10月1日，卡拉奇政府判處阿里兄弟及其被捕同行兩年苦刑。 政府的高壓措施加快了運動的發展，甘地原定9月30日為完成抵制洋布的期限，并開始發動民事抵抗。為了表示對穆斯林戰友的聲援，甘地決定提早發動群眾性不合作運動。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頭發，他認為這是一個哀悼的記號。10月4日，甘地在孟買召集各方領導人會議，并聯名簽署發表一項宣言。宣言針對政府逮捕阿里兄弟的理由，鄭重宣告：無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賦人權。不管他批評的對象，是与政府合作或受雇于政府者，也不管是針對民政抑或軍政部門，我們認為一個印度人竟去充任民政人員，特別是投身行伍，協助一個造成印度經濟、道德、政治的墮落的制度，并使用軍警鎮壓民族的愿望，以及使用部隊摧殘并未為害印度的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人的自由，這些都是違反民族自尊的。我們更認為，与政府斷絕關系、另謀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員的義務。這實際上是甘地不合作運動的更高發展：准備抵制軍隊和抗稅。10月5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會議在孟買召開并通過決議，支持上述宣言。宣言在各地也一再重复通過。 因為這次行動，甘地終与他所崇敬傾慕的詩哲泰戈爾發生重大分歧。泰戈爾認為甘地這么干是想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是假自由的美名行毀滅自由之實。他要人們不要盲從，要以科學的態度從事理智的斗爭，“經濟學家必須找出實際的解答，教育工作者必須教書，政治家去運用手腕，工人必須工作。……”從而公開地与甘地的不合作計划唱對台戲。 阿里兄弟的被捕、受審及被判刑2年的判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11月4日，德里舉行的國大党全印委員會批准了工作委員會的孟買決議，授權各省自行負責，展開群眾性不合作運動，包括拒絕納稅。 為防止群眾的輕舉妄動，甘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讓他率先示范性地在古吉拉特的一個稅區巴多里領導一次群眾性不合作運動。對此，自然有人反對，認為應同時在各處發動運動，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一向奉行持久漸進的戰略，每次行動都傾向于從小處著手，然后緩步推進，步步為營，直至迫使對手作出讓步。所以在操作上，他不主張一開始就全面舖開戰線。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定于11月17日——威爾士王子抵達孟買之日舉行。當這位英國皇室貴賓到達時，除了少數人表示歡迎外，廣大人民反應冷漠，而且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參加焚毀洋布的示威。甘地當場宣布：他將赴巴多里親自開展和平反抗運動。可能會有人民被軍警掃射，但不管將來巴多里發生什么事，他要求孟買市民保持冷靜。 可就在甘地演講的時候，一些市民對那些參加歡迎儀式的人施行報复。他們將那些人所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來放火燒掉，還砸毀了酒店，焚燒電車和警察局，打死打傷警察。孟買的暴力行動，使正准備取道孟買去巴多里親自指揮民事不服從運動的甘地，痛悔万分。當晚他便決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讓儿子迪瓦達斯前往巴多里，讓大家暫停一切准備工作。 次日，遭受攻擊的一方，包括英印混血儿及猶太人，采取了報复行為，報复繼之以反報复，使孟買陷入极度的緊張与混亂，局勢的發展令人無法控制和預測。 甘地深感痛心，他為群眾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張和良苦用心深感不安。這樣下去勢必打亂他的全盤計划。面對這些群眾，他似乎又一次感到無計可施，不得不再一次使用他的致命武器——絕食。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絕食的決定。“除了飲水以外，我將不吃不喝任何東西，直到孟買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猶太人和睦相處，直到不合作運動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處。”他還召回他的幼子迪瓦達斯，并公開宣稱：如鄰區再有暴亂發生，他的儿子將被當作“犧牲品”，送至亂區，讓暴民殺死。 甘地的絕食使那些已喪失理智、陷入濫殺的人們逐漸恢复了平靜，市區的秩序趨于正常。11月22日，甘地開始進食。但他自此決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絕食24小時，直到印度獲得自治。 鑒于孟買市民的表現，甘地認為，在群眾心理上還沒有做好准備時，群眾性非暴力斗爭不可操之過急。11月23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孟買開會，決定巴多里運動暫緩發動，同時關照各級党部，在征收義勇工作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時，一定要宣誓服從非暴力，且言行一致，并以此耐心勸告國民。 運動的松懈使政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政府宣布凡國大党及哈里發委員會下的各种義勇工作隊均屬非法組織，同時禁止舉行政治性的會議。旁遮普、聯合省、比哈爾及阿薩密各省省政府也接著頒布同樣的命令。大規模的搜捕便接踵而來。正在阿拉哈巴德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的聯合省全体負責同志55人，被警察机构悉數逮捕，國大党主席達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領袖，如老尼赫魯、阿薩德及小尼赫魯等也相繼被捕。孟加拉和聯合省鬧得很凶，在這些省里，不僅著名的國大党領袖和工作人員全部被捕，連一些穿戴甘地服飾的人也受到百般侮辱，有的義勇工作隊員甚至被警察剝光衣服拋進泥池中，警察奸擄燒殺，無所不為，普通的志愿隊員入獄的不計其數。對政府的高壓，群眾毫不畏懼，如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斷，有許多向來不參加國大党活動或任何政治活動的人，受了群眾激憤情緒的感染，也堅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職員，晚上下了班不回家，卻走向監獄高牆；有時警車帶了逮捕證去捉人，實際上帶回的人數卻比原來規定的多得多。監獄官對這种現象無所适從，后來他們也改變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員。据估計，從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參加不合作運動被判處徒刑的大約有33万人。 殘忍的高壓政策也難以奏效，一些与政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動，他們開始出面調解，如瑪拉維亞建議總督与甘地談判。當時，總督也希望威爾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滿結局，他授意瑪拉維亞先去与甘地談條件，甘地的答复是：“政府若不悔悟，談判必然流產。” 12月的最后一周，國大党全印委員會在阿赫米達巴德舉行。 大會期間主要有兩派意見。瑪拉維亞想要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即建議召開一次圓桌會議，此案遭多數否決。多數代表對政府大肆逮捕愛國人士表示极為憤慨，建議對政府實施反報复。穆盟主席摩漢里建議修改党章中的奮斗目標与斗爭路線，主張在政綱中正式標明獨立的字樣，遭否決后他又堅持与英國斷絕一切關系。縱使哈里發問題獲得滿意解決，也不再和英國人合作。甘地認為這類建議不合實際，提議否決。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議案則獲6000名代表的表決通過。決議要求：“對政府的所有法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從，同時遵守非暴力原則。雖在政府禁令之下，亦當繼續舉行群眾大會，并盼全印人民踊躍加入義務隊，隨時准備接受逮捕。” 大會授權甘地為“執行統領”，除變更全國的信條和与政府議和須獲國大党同意外，甘地有權決定一切。 大會再次呼吁國民加緊手紡手織，宗教團結，禁酒，解除“賤民”。 當絕大部分的領袖已鋃鐺入獄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為這場運動的唯一統帥。他身先士卒，沖鋒陷陣。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銳利無比的筆鋒与口才，堅強地支撐著這場運動。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斷刊登被捕者的名單，公布來自監獄的報道和呼聲，連篇累牘地發布反暴檄文，傳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諦。當時印度的天空盡管黑云壓城，但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陽光明媚。 1月14日，瑪拉維亞与當時已脫离國大党的著名領袖真納，聯名在孟買召集了一次各党派會議，討論和解條件。不合作運動者以來賓而非代表資格出席。 瑪拉維亞与真納已准備好一份和解條件的草案，其中沒有包括釋放阿里兄弟及其他穆斯林政治犯的條款，甘地堅持必須有這一項。大會接受并通過一項決議，以釋放阿里兄弟及其他哈里發政治犯作為舉行圓桌會議的先決條件，譴責政府的高壓措施，吁請國大党暫緩民事不服從運動，以待与政府磋商，同時建議負責當局早日召開圓桌會議，解決哈里發、旁遮普及自治問題。 總督沒有接受調解條件，甘地早已預料到結果會是如此。他激勵人民加緊准備不可避免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准備工作包括：登記新志愿隊員，土布宣傳，廢除“賤民”，促成各教派与各階級間的團結及加強非暴力教育。 1月29日，帕泰爾主持巴多里代表會議通過決議，決定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并得到甘地同意。1月31日，工作委員會在蘇拉迭開會，訓令其他各地應對巴多里運動合作，暫不發動集体的或個別的民事反抗，除非獲得甘地的正式認可。2月1日，甘地向里丁總督發出最后通牒，強烈譴責政府對印度人民的迫害，要求政府恢复人民的言論、結社、出版等自由，并限政府7日之內作出政策性宣告，否則將采取若干非暴力抵抗運動。 2月6日，政府發布公告，拒絕甘地所提各項要求。總督還堅持把鎮壓措施說成是孟買暴亂及不合作運動帶來的結果。2月7日，甘地又向政府提出抗議，指出政府歪曲事實。 當甘地還在与政府唇槍舌戰時，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動已先期而起。2月5日，在聯合省哥拉克坡區的一個小村喬里喬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發生沖突。警察開槍射擊，彈盡后退出警署。憤怒的群眾縱火燒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員喪生。這則新聞直至2月8日才被當時正在巴多里指揮運動的甘地獲悉，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應，決定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計划，撤回對政府的最后通牒。 2月11日，甘地要求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撤銷這一計划，他還決定從12日起絕食5天以自譴。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屈于甘地的壓力，最終決定取消群眾性不合作運動，代以紡織、改革和教育性的建設性工作。就這樣，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國大党為之精心准備多時的大規模集体抵抗運動流產了。2月24日，國大党全印委員會在德里舉行會議，在一片灰心失望与反對抨擊聲中，巴多里協議經過些許修改后獲得通過。這次大會的一個保留意見是如國大党省党部同意，即可開展個別民事反抗運動。 對于甘地的突然中止運動，國大党著名領袖差不多都表示憤慨与不滿。如老尼赫魯、拉吉佩迭·雷及其他諸領袖均從獄中寫信給甘地，反對他的決定。當時在獄中的尼赫魯對此万分苦惱，他說，“盡管喬里喬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難道因為窮鄉僻壤一群激動的農民的行動，我們爭取自由的民族斗爭就該在一段時間內停止嗎？如果說這是個別暴力行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爭的哲學和技術一定有缺點。”“因為在我們看來，要保證不發生這類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難道我們必須使3億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動的理論和實踐訓練后才能前進嗎？即令如此，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敢說，我們在警察极度挑釁的情況下還能斯斯文文呢？即令我們辦得到，但是那些打進我們運動中來的暗探及內奸采取暴力行動或煽動別人從事暴力行動，我們對這种人有什么辦法呢？如果這是非暴力運動的唯一條件，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敗。” 可是，甘地卻不這樣認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說：“神對我充滿仁愛。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堅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開群眾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時机尚未成熟。所謂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說，應是溫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時又是出于愛心的，永不傷害他人的。”“而喬里喬拉事件是前車之鑒。它顯示如果防范稍一疏忽印度很容易鋌而走險。如我們不要在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渦，則我們應赶緊止步，重建和平空气，重訂方案，不要再想發動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們确信和平業已取得。” 不過，當時也有人認為甘地停止不合作運動并不只是喬里喬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認的理由。如尼赫魯就認為喬里喬拉事件只是導火線。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往往憑本能，那個時候，運動雖然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卻快要解体了、組織，紀律正在消失中，如果運動繼續下去，若干地方必然發生暴力行動，政府則會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殘，建立恐怖統治，而使人心渙散，意志消沉，從根本上扼殺運動，所以甘地才會斷然中止這項運動。 但不管怎么說，突然中止不合作運動大大挫傷了群眾士气，使几個月來一直被運動弄得焦頭爛額的政府第一次有了主動鎮壓運動的机會。印度事務大臣孟太古當即宣布：“如果因為帝國的生存受到挑戰，英國政府在印度履行責任時受阻就誤以為英國將從印度撤退而提出要求，則印度對世界上最堅決的民族所提的挑戰，決不能獲胜。且吾人將必以所有的決心和力量，再度答复挑戰。”保守党的發言人貝鏗赫德爵士警告印度：“英國并沒有喪失‘骨气’。” 甘地在他認為形勢不利時可能進行妥協，但他不會屈服于暴力。2月23日，他在《青年印度》上以《擺脫魔神》為題，撰文回答英國人的挑戰。他說：“貝鏗赫德爵士已提醒我們，英國人沒有喪失‘骨气’，孟太古更坦白指出英國人是世上最有決心的民族，決不容任何人干預其目標。可貝鏗赫德爵士及孟太古都很少知道，印度早已准備好了，試一試越洋而來的所有英國人的骨气。”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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