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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由于甘地的主動撤退很快進入低潮。在群眾斗爭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政府雖將許多國大党領導投入監獄，但對其真正的領導人卻一直不敢輕舉妄動，害怕稍有不慎會引起印度軍隊和警察的動蕩。現在運動驟然停止，逮捕甘地已是時候，2月24日，國大党巴多里決議通過的當天，孟買政府便已接到密令：一旦決議通過，即可將甘地緝拿歸案。同時有關甘地即將被捕的風聲越來越緊，甘地身邊的人提心吊膽，擔心甘地隨時可能從他們身邊消失。此時的甘地正在沙巴瑪迭真理學院一如既往地從事日常工作。 3月10日深夜，當甘地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備就寢時，警察局來人逮捕他，同時被捕的還有《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靜地与真理學院的同事親友一一話別，在一片祈禱聲中，甘地跟著來人上了囚車，前往沙巴瑪迭監獄。他隨身只帶了2條腰布、2條毯子和5本書。這5本書是《薄伽梵歌》、《羅摩衍那》、《古蘭經》、真理學院用的《圣詩》与《登山寶訓》。 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審。甘地被控犯有背叛政府罪。罪證是他曾在《青年印度》上發表過4篇文章，即《背叛為一种德性》、《收買忠心》、《疑團与解答》、《擺脫魔神》。班克因負責出版發行“難辭其咎”。初審時甘地即表示“認罪”。 對甘地的正式審判于1922年3月18日（星期天）開始，旁听席上坐滿了甘地的追隨者。當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他的“同案犯”班克被帶上庭時，整個法庭都自動起立向他們致敬。甘地望著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感到無比欣慰。他對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詩人奈都夫人說道：“你就靠近我坐著；當我昏倒時好扶持我。”在這种場合，他仍保持著慣有的幽默、風趣。 負責審理的首席法官是阿赫米達巴德的布諾姆斐德法官，擔任主控的則是警察長斯脫蘭格潘爵士，甘地和班克未請辯護律師。 對甘地的正式起訴与原控訴書有些出入，它只認定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所撰寫的三篇文章，即《收買忠心》、《疑團与解答》、《擺脫魔神》的內容构成反政府罪。 法官宣讀起訴書后問甘地是否認罪服法，甘地供認不諱。 當法官再問甘地有何意見發表時，他先作了口頭聲明，而后呈遞了一份長篇書面聲明，闡述了他的公眾經歷及其非暴力動机。說明正是英國的一再背信棄義和對印度的殖民壓迫与剝削使他從一個大英帝國的忠實追隨者与合作者逐漸變成一個反對英帝國的不合作者。 在法庭上甘地還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罰，与當年提拉克所判徒刑一樣，他不求赦免，也不希望減刑，而且還說法官只有兩條路走，要么對他處以重刑，要么辭職不干，最后甘地如愿，被判處6年監禁。 整個庭審歷時100分鐘，實際審訊時間并不多。在整個過程中，甘地表現出誠心誠意地認罪服法，但始終神態自若，有著百折不回的勇气。法官本人也表示，甘地是他所審判和即將審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与他持不同政見，也不能不承認他是有著崇高理想、過著圣洁生活的人。 甘地認為法官對他的審訊出乎意料地彬彬有禮。庭審結束后，人們帶著難以言表的傷痛和虔誠的景仰之心去握他的雙手，吻他的腳尖，向他們心目中的圣雄告別。 1922年3月20日深夜，甘地与班克被押上一列特別專車，從沙巴瑪迭監獄移往一個未知地點，警察局長親自押送。押送途中，甘地和班克還受到特別优待，他們得到一籃水果，獄醫也准許甘地挑選他所慣用的食物。隨車照料的副警察局長受命給甘地供應羊奶，給班克以牛奶。甘地一行在契爾基下車后，一輛等在那里的囚車將其送到了浦那的耶拉伏達監獄。 甘地和班克被分開囚禁。甘地被囚在一間品字形的囚室里，与一個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印地語的阿拉伯籍的囚犯關在一起，囚室內僅有70呎左右的空間可以自由活動。囚室四周筑有很厚的磚牆，牆低的一邊裝有電网，門外有一個小院子，囚舍中的一排房子前有一條分界線，甘地不得走過。后來因為一個地方官的干預，這個三角形的地帶才向甘地開放。 監獄對于甘地早已不是陌生的處所，他曾多次以輕松、樂觀的心情提及鐵窗生活，還從苦行禁欲的角度欣賞和自動模仿過獄中的生活，然而耶拉伏達監獄的滅絕人性連甘地也難以忍受。這里囚犯的飯菜不僅份量不足以填飽肚子，質量之惡劣甚至比不上豬狗食。獄卒的凶暴与草菅人命更是少見。他隨身帶的5本書被搜走，每天關門之前，囚犯都要例行接受搜身，甘地身上除了一塊粗糙的土布纏腰別無他物，但獄卒仍不放過他，總要翻他隨身帶來的臥毯。甘地的親人和同事來訪，獄卒不僅不讓他們坐下，而且時常粗暴地干預他們的談話，使甘地一再表示抗議。甘地托人送來的紡車也被扣留，對此甘地不得不進行絕食，經過一段時間，情況才有所改善，紡車和那几本書也送到甘地手中。 不過總的說來，甘地認為一個非暴力抵抗者一旦進了監獄，就應當停止抵抗，服從管束。這是為迎接自治所必受的自苦訓練。他說：“我們非暴力抵抗一方面是要拒絕服從政府的苛法暴政，但另一方面卻必須忍受因拒絕服從法律所遭受的苦刑。在監獄中，他不應借非暴力抵抗而要求特權，應在監獄中樹立模范，使周圍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時打動獄卒与獄長的心。”因此，甘地不主張有破坏獄規的行為，他認為這并不是膽怯，而是為了表示力量，他自己也以身作則，說到做到。 由于甘地遵守獄規，又是特殊犯人，經過最初的不愉快后，他与監獄當局的關系有所改善。監獄當局顧及外界的影響，對甘地常有破例的待遇，如甘地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甚至可以自己燒麥餅，除了兩床新呢毯外，還擁有墊被和布毯、枕頭等類別的犯人得不到的東西，可以洗澡，等等。每當獄方給他這些，他總是要求獄方能同樣提供給其他犯人。如果要求不被答應，他往往宁愿放棄“特級犯人”的享受。 監獄對于意志薄弱者是人間地獄，但對于堅強的革命者卻是一所學校。這正是他們從轟轟烈烈的斗爭中抽身出來，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丰富革命理論的難得机會。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正是經過鐵窗生活的磨煉，不斷走向堅強与成熟的。甘地充分利用了獄中的這段特殊日子。 每天早上，甘地4點起床早禱，默頌禱文和圣詩，6點開始閱讀和溫習烏爾都文。由于監獄里不讓室內有燈，他便充分利用日光，直到傍晚天黑看不清東西時才停止工作。8點晚禱后休息。一般讀書要占6小時，另外4小時用于紡紗和編織。 紡紗是甘地獄中比較熱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時紡紗，3小時做棉條。他認為他每天這4個小時的工作特別有意義，因為勞動的果實就擺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紡線過程本身還是一個排除雜念、潛心修煉的過程。當然，甘地如此迷戀紡紗，還因為紡車對于甘地是代表著貧困的印度的經濟自救，紡車是印度爭取獨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個龐大的讀書計划。獄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爭。從1922年3月入獄到1924年2月出獄，他一共讀完了150种宗教、文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書籍。除了《薄伽梵歌》、《古蘭經》、《羅摩衍那》這些不朽之作外，他還第一次讀完了全部的《大戰史詩》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學六論》、穆勒的《奧義書》、卡賓斯的《佛國的福音》、大衛的《佛教要義》、阿里的《伊斯蘭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注釋的《可蘭經》、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經驗談》、霍普金斯的《宗教導源与進化》、吉本的《羅馬帝國興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歐洲文明史》、契德的《社會演變》、莫迭勒的《荷蘭共和國的興起》、威爾斯的《世界史大綱》、基迭的《城市的演變》、雷契的《歐洲的道德》、羅斯伯里的《皮特傳》、哥德的《浮士德》、泰戈爾的《沙達拉》、蕭伯納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營小調》等等，這些圖書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識，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理論素養。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腸炎住進了浦那的沙桑醫院，施行了手術。這次急症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卻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獄中生活。2月5日，英國政府鑒于甘地的健康原因，將甘地提前釋放。 由于身体极度虛弱，3月10日，甘地遷往孟買海濱茹湖療養，這處面向大海，棕櫚樹環抱的療養胜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時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潛心靜養呢？在他入獄以后，印度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時期，國大党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危机，對國大党領袖們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眾開始脫离國大党，國大党領導机构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除了無條件追隨甘地的“不變派”以外，國大党內部形成了主張改變爭取自治的斗爭策略的一個有勢力的集團。這個集團的擁護者在一個重要問題——利用非暴力手段實現不合作綱領方面与甘地沒有分歧，但是他們反對抵制立法机關，認為這种抵制有助于帝國主義者利用這些机關為自己牟利，并認為，為了使整個管理机器喪失活動能力和從內部爭取自治，也應把爭取自治的斗爭搬到立法机關進行。被稱為“主變派”（即“自治派”）的這個集團的領導者是國大党的兩位著名領袖奇·蘭·達斯和莫提拉爾·尼赫魯。 國大党兩派意見分歧的最早表現是在1922年7月國大党工作委員會關于新形勢下如何進行不合作運動的討論會上。“主變派”贊成國大党人參加選舉和立法机關，而“不變派”則堅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場。兩派無法取得一致意見，此后關于抵制或是參加立法机關的問題便成為國大党內部激烈爭論的焦點。是年12月的國大党迦雅全印委員會上，兩派的分野更加明顯。達斯主張參加議會，在議會內進行抵制，如達不到目的，再開展不合作運動。但達斯未能說服會議多數代表改變立場，結果，國大党秘書長拉賈戈帕拉戛查理的“拒絕參加議會”一案以1740對890票的絕對多數通過。 迦雅會議后，主變派不僅沒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緊活動。達斯和老尼赫魯決定另辟蹊徑。他們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党，但仍留在國大党內，達斯任主席，老尼赫魯任書記。5月，達斯辭去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主席之職。 自治党成立后便在全國廣泛展開了爭取國大党結束抵制立法机關的宣傳。“不變派”則集中全力實現甘地的建設性綱領，為了鞏固同自治党人作斗爭的陣地，保持群眾對于甘地的斗爭方式的信心，不變派于1923年4月在那普爾領導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但這個運動的規模不大，很快就以和當局的妥協而結束。 國大党內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議會和省立法議會舉行本屆選舉的日期已經逼近，國大党的非常會議于1923年9月在德里召開。這時，自治党人已經加強了在國大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許多有勢力的國大党人的支持。同時，“不變派”的地位由于甘地尚在獄中而大大削弱了，結果，這次會議上，自治党人得勢，他們獲准參加1923年的立法會議和省議會選舉，國大党停止反對參加立法机關的宣傳。 1923年9月，德里非常會議通過的參加立法机關的立場在1923年12月科坎納市舉行的國大党例會上得到确認，此后自治党組成了陣營齊全的競選班子，准備參加1923年11月的選舉。由于擅長辯論的達斯和精于組織訓練的老尼赫魯巧妙搭配，結果自治党在各省立法議會的選舉中獲得將近半數席位，在中央省立法會議中，也形成絕對多數。 1923年，印穆關系急劇逆轉。由于不合作運動突然中止，革命熱情過去后又沒有一個共同綱領使雙方結合在一起，一些陰謀家從中挑撥离間，致使一連串教派沖突發生。在較大城市中，教派沖突日見嚴重，恐怖主義開始抬頭，除中間有些間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經常現象。 千頭万緒迫使甘地必須盡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复了給《青年印度》撰寫社論的工作。他寫的第一篇社論題為《致〈青年印度〉今昔讀者》，在這篇社論里，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張，以統一人們的思想，堅定人們的信念。由于甘地复出，一度銷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暢銷，成為甘地領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輿論陣地。 對于當時自治派的活動，甘地也采取積极干預態度。甘地出獄給當時正熱衷于議會活動的自治党人以很大壓力，懾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魯、達斯于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見甘地，他們既是為了對昔日的老同志表示問候，也是想借以試探甘地的態度，并向他闡明自治派的立場，希望求得甘地的諒解与同情。但甘地的態度十分堅決。5月22日，甘地發表公開聲明，明确表示了他的態度。他在聲明中說“關于國大党加入立法會議的問題，我很抱歉地說，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么相同的主張……我堅持認為加入議會与不合作運動的宗旨相背离，而且這种分歧也不單純限于‘不合作’一詞的解釋問題，而是涉及到在處理重大問題時我們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關系到‘不合作’本身的成敗，而不是限于實際上能得到一些什么效果。正是基于此一觀念，所以我認為不加入立法議會，對我們的國家更為有利”。 面對既成事實，甘地的主張是既然德里与柯坎納決議已准許自治派進入議會，那么自治派就有理由參加立法机构，維持派的人對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說。在聲明中，他還建議自治派應改進方式，即不應一般性地消极阻撓立法工作，而應當積极提出國大党所主張的建設性方案。他號召，維持派的同志不要擔心自治派的言論，只需集中精力從事建設性工作，從實際工作中顯示自己的正确性。 甘地最為關心的問題是印穆團結，他希望大家能認真体會他先前所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以領會其精神實質，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見和信息。 這一時期，由于整個印穆關系的緊張，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訐的現象屢見不鮮，甘地也不時受到不同問題的包圍。對于如何解決印穆沖突及回答人們的各种議論，甘地撰寫了《論印穆沖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們接受非暴力為最后的信條，以協調不同种族間的關系，達到自治的目的。他說：“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錫克教徒与帕西族人決不可用暴力手段來解決彼此間的分歧。爭取自治的方法必須是非暴力的。”“只要我們恢复信仰非暴力，則目前的糾紛沖突便可消除，因為在我看來，兩教派間采取非暴力態度乃是討論緩解目前緊張局勢的先決條件。雙方都必須遵守一個共同原則，即不訴諸武力而訴諸法律。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發生了糾紛，就請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則訴諸法律。非暴力的意義深遠，尤其對教派紛爭最為适用。”甘地還提出了一些處理教派問題的基本思想，如領導帶頭、多數帶頭。“多數應該帶頭，少數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須有權有勢者先行，不必等到弱者反應。”等等。 尼赫魯深為佩服甘地在印穆關系問題上的見解，認為甘地“有眼光，有識別力”，“抓著了有价值的現實”，但當時的其他許多領導人都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往往在教派問題上你爭我奪，討价還价，致使教派關系始終得不到改善。 1924頭几個月，達斯与老尼赫魯所領導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戰績，如達斯走馬上任加爾各答市市長，老帕迭爾出任了孟買市議會主席，小帕迭爾成為阿赫米達巴德市議會主席，卜拉沙德充當了帕迭拉市議會主席，小尼赫魯則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議會主席的職務。浦那的市議會曾不顧政府的反對，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銅像；孟買及阿赫米達巴德議會通過了向甘地的致敬書；卡拉奇、孟買、加爾各答的市議會，決定不出席總督的國宴。但所有這些，不過炫赫一時，時隔不久，它給群眾帶來的熱情和新奇便消失殆盡。因為自治派所能做的只有這些，它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即解除殖民統治的桎梏和枷鎖，人們對自治派的那一套漸生厭倦。 甘地審時度勢，開始對自治派發起了主動進攻。1924年6月，國大党在阿赫米達巴德舉行年會，甘地提出四個議案： 1．党員每日至少紡紗半小時，每月15小時，至少需向党組織交納紡紗3英兩； 2．党的負責人員如不接受指示執行任務，將被視為失職，而由他人遞補； 3．凡忠實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資格承擔党內負責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學校、封號、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應辭職引退； 4．譴責政治暗殺行動，确定暴力行動有悖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則。 全印國大党委員會討論甘地的建議案時，老尼赫魯和達斯表示強烈反對，他們批評甘地行動專制。為了表示他們的不滿和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個議案時，他們和一大批擁護者退出會場。盡管決議案最后都獲得多數通過，但由于自由派退出會議和老尼赫魯、達斯在這個問題上的堅決態度，也大大影響了甘地貫徹這項議案的決心，從顧全大局的角度考慮，最后甘地還是遷就自治派，比如紡紗的規定只作為任人選擇的辦法，等等。 甘地雖獲得了這次挑戰的胜利，但他深知這一胜利十分勉強。為了重振旗鼓，爭取獲得更多的支持，他根据當時國內的各种离心傾向，如自治派与維持派的爭吵，國大党与自由主義分子的對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紛爭，婆羅門与非婆羅門鴻溝的加深的現實狀況，他准備集中一年的時間，腳踏實地地推進建設性方案，致力于全民的團結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戰。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買的豪華戲院演講時全力推動建設性工作。他主張集中力量從事土紡土織、印穆親善、解救“賤民”三大工作，他認為這是“最起碼”的團結方法。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說，“我們的不合作變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對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幫助那我們要推翻的政府。我們的不合作原是活潑的、積极的、非暴力的力量，用來抵制一种主要是基于暴力的統治制度，不幸的是不合作從未成為積极的非暴方。我們僅以弱者的物質的非暴力為滿足。我們既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勢給我們以加倍反擊。倘不及時振作，就有被摧毀的危險。”“我亦如過去。堅信5項抵制原則。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會中的代表們尚且不能信守，故推進的希望實很渺茫，在彌漫著不相信的气氛中，每一行動都被曲解或約束。當我們自個儿唇槍舌劍私斗時，窺伺一旁的敵人已蓄勢待發。因此我提出最低調的辦法，以便能團結各党派在同一目標之下努力，這是對內發展的工作，沒有它，便不能發揮外在積极的政治力量。我們一定要能進步地代表群眾，他們沒有接触政治，我們必須分擔他們的痛苦，同情他們的遭遇，了解他們的需要。” 甘地的呼吁引起极大反響，連最反對他的貝桑特夫人也在《青年印度）中發表聲明：“我准備支持甘地所提三條計划作為國大党的行動綱領，如國大党負責當局接受此議，我將再加入國大党。”甘地重新贏得了人民和同志們的信任，被提名為下屆國大党主席候選人。 甘地全力為印穆團結呼吁吶喊，但宗教感情与利益關系仍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教派仇殺并未因甘地的呼吁而停止動作，反而在全國各地泛濫開來。其中尤以1924年9月科哈特地區的仇殺最為劇烈。在這次暴力沖突中有155人被殺死，財產損失達數10万盧比。 甘地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安，9月18日，甘地宣布他將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絕食21天，在這期間，他將只喝清水和鹽水。他從德里發出如下聲明：“最近發生的仇殺我不能忍受，尤其對我自己的無能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訴我，遇事困扰，不能解決就絕食祈禱，這是受苦，也是自洁。”他想以此哀求兩教派的人千万不要自相殘殺，也希望各方領袖，包括英方人士共同會商制止騷亂。 絕食期間，甘地沒有停止工作，他躺在床上仍在為制止暴亂嘔心瀝血。這期間，他先后寫了了《神只有一個》、《我們的義務》、《不工作，不投票》、《論絕食》等數篇文章，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討論宗教信仰自由及和睦相處問題。 甘地誓死要捍衛團結的決心和誠意再一次令印度舉國上下為之感動。朋友們和追隨甘地的各方人士都赶到德里，會商扑滅仇殺的各种途徑。然而此路仍布滿艱辛。9月26日，在甘地絕食的第8天，老尼赫魯主持了一個團結會議，有社會各界代表參加，其中包括印度區總主教維斯迭柯迭博士、貝桑特夫人、蕭克·阿里、哈金、希倫達蘭德、瑪拉維亞及摩漢里諸人。大會招待組由穆罕默德·阿里主持，開幕式以祈禱開始，与會各人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一齊祈禱甘地長壽。27日，大會通過決議：對圣雄甘地此次絕食的原因深感憂慮，并一致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則，不論其屬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場所，亦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轉教，更不得有強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殘他人的權力。大會向甘地保證，決心竭盡全力貫徹此一原則，并譴責破坏此种原則的人。 大會授權主席親自向甘地提出上項保證，并盼甘地即日打破絕食，使大家都能獲得甘地的合作，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國的宗教仇殺。 28日，甘地給老尼赫魯回信：“我請你向會議諸君保證，如我能為大會所愿，我必樂為之。但我經一再思量，發現我仍不能打破絕食。我的宗教告訴我，為了有价值的目標而作的諾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規律，四十年如一日。”他希望与會各位將決議案所顯示的對甘地的愛化為堅強的工作，為團結而奮斗。 大會進行多日，通過不少議案，但气氛一直非常緊張，激烈的爭執与互不相讓隨時可能導致大會流產。幸虧國大党穆斯林領袖阿薩德的積极努力，大會才得以通過最重要的几個議案。如爭論較為激烈的第二議案也獲通過。它規定：“為了報复或懲處而自行玩法，不僅是違法之舉，且亦違背宗教，因而所有爭論，理應經過仲裁判決或甚至訴之于法。”由于甘地的生命危在旦夕這一刻不容緩的形勢，隨著時日推進，大會的友好气氛漸趨濃厚。 10月9日，甘地絕食的最后一天。早晨4點，天空尚未破曉，人們便在這黎明前的黑暗時分聚集在樹影搖曳的草坪上早禱，甘地身披一襲黑毯，出現在星光下的早禱人群中。8時，大批的訪問人群陸續到來，正午前后，所有的領袖和朋友們都已聚齊，舉行了停止絕食的庄嚴儀式。儀式之后，甘地艱難地對阿里、哈金、阿薩德講了几句話，意思是說他為了印穆團結奮斗了30年，可是沒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們以生命擔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團結，不要沖突。得到肯定的保證后，醫生拿上一杯橘子汁，甘地接過來喝了，絕食便告終止。在場的人無比歡欣鼓舞，激動非常。 1924年10月25日，孟加拉省政府根据一項行政命令，在加爾各答及孟加拉省其他各地大舉非法搜查民房，其中大部分為國大党分支机构及党人住宅。加爾各答市長達斯的得力助手鮑斯及自治派重要人物均遭逮捕，搜捕的理由是有人舉報他們藏匿軍火武器，但結果并未搜出證物，警察僅帶走了全部文件資料。 政府的挑釁行動，激起印度各地反抗高潮。群眾舉行了數百次集會，抗議政府的行動，沙斯迭里、真納等本來反對自治派主張的人也都一致譴責政府，甘地對此不義之舉更是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政府的挑戰，使國大党內部分歧很快縮小。11月6日，甘地、達斯、老尼赫魯緊急磋商，發表了一項共同聲明，表示共同謀求國大党各派的通力合作，團結各方力量共同對付政府的高壓。國大党也決定自即日起，除不用外國布外，其余不合作運動一律停止，以保證各集團、党派共同行動，轉而致力于四大中心工作，即手紡手織、服用土布、印穆團結、解除“賤民”。所有參加中央及地方議會的自治派人士更當以此作為代表國大党的重要工作，自定規則，自籌資金，全力推行。凡年齡未滿18歲，未在執行党的工作或參加政治運動、党的活動時著用土布衣服，或未月繳自紡土紗2000碼，或因故未繳同額他人所紡土紗者，一律不得充任党的各級委員會或分支机构的委員。 甘地与自治派達成協議后，開始積极努力，以使這一決議為12月的國大党年會認可。這一時期，他不斷在《青年印度》上撰文闡明自己這樣做的意圖，同時致力于各种組織工作。 12月26日，國大党第39屆全代會由甘地主持如期舉行，甘地希望在這次會議中，能真正團結全國各党各派。大會的組織非常成功。這次會議對甘地、達斯、尼赫魯協議予以批准，党章第7條予以修改，即將月繳4安那改為繳土紡2000碼為党費。印穆團結也得到特別強調。在大會開幕辭中，甘地首先對英印政府的外交、內政嚴厲批判，他說：“這种壓迫乃是痼疾的象征。它的公式是歐洲人統治，亞洲人屈服。這有時比白人壓迫黑人還要神秘……。”接著，他提出了印度當前的目標是在最短時間內能夠消除教派對立觀念，選舉應該是普遍的民選而不是按宗教區分采取分別選舉，任何的公職服務机會應該是不分性別与信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對立觀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數教派對多數教派的疑懼是必須容忍的，多數教派應發揚自我犧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標是“應該爭取一個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聯邦而不是獨立的邦聯”。 “在我看來，如果英國政府真樂意言行相符，幫助我們獲得平等地位，則保留在不列顛聯邦之內，將是一次偉大胜利，所以我將為印度在帝國之內的自治而奮斗。但是如果由于英國的錯誤而迫使我們不得不退出聯邦時，則我將毫不遲疑地主張斷絕對英國的關系。這問題我們留待英國人去決定。”甘地對自己的奮斗目標充滿信心，“作為一個國大党員，我愿意國大党能維持完整。我主張暫停不合作運動，因為我看出我們全國的准備不夠，但假如政府無動于衷，一成不變，我決不能也不愿長此采取像現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信仰。不合作与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樹上的分枝，同屬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創造主。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導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大會后，甘地接受工作委員會授權，与達斯、尼赫魯共同負責确定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人選提名。為達到團結目的，甘地有意改變其中維持派占多數的現象，他將代表維持派的拉賈戈帕拉夏查理、帕迭爾、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賈雅卡、阿雷、達斯、老尼赫魯、奈都夫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薩德，沙達·馬迦罕、奈都博士為工作委員會成員。 甘地對自治派領袖的妥協，曾令維持派人士不滿，他們認為甘地的協議即使不是背叛也算是偏差。一些在自辦的臨時學校中就讀的學生對此尤為疑惑，他們認為假如不合作運動停止，他們就是最大的犧牲品。許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認為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團的屈服。甘地表示，這是有意義的屈服，而不是對暴力集團的屈服。因為他不相信自治派是屬于暴力的政党。現在自治派面臨困境，“在自治派需要聲援的時候，如果我不挺身而出，那是對國家的不忠實。” 事實上，甘地作出此种妥協也是出于對形勢的更深層的考慮。甘地出獄后，進一步認識到對自治党人讓步的必要。因為結束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后，群眾的失望情緒比甘地所預料的更嚴重，作為甘地綱領的非暴力原則甚至遭到一些有權威的國大党人士的公開抨擊。在國內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來与甘地的主張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動具有极大規模，警察肆無忌憚，為非作歹。此种情況下，甘地認為對自治派實現讓步能防止國大党分裂，并阻止革命方法擁護者的地位加強。 從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領導下的國大党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立法机關的工作。自治党人按照他們的綱領性宣言，參加了立法机關，以便改變它們的性質，使其有利于爭取自治或結束它們。他們在立法机關的行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帝國主義政策，但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條件下，這兩個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不僅如此，自治党內還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同殖民當局妥協和把党變成一個憲法反對派的趨勢。 自治党人在立法机關中未能實現他們提出的任務，党內某些集團又出現了与當局合作的傾向，這兩种情況大大動搖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響，在1926年舉行的立法机關選舉中，自治党喪失了許多席位，其地位明顯削弱了。加上殖民當局也堅決拒絕自治党領袖們想達成某种協議的一切企圖，結果是自治党人實際上放棄了立法机關的工作。正如莫提拉爾·尼赫魯和他的擁護者在1926年3月离開立法會議時的宣言中所說，自治党人試圖和印度政府建立合作，在2年半時間內一直試圖促進實現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無收獲。 1925年，甘地的主要活動是到各地旅行演講，以推廣他的建設性方案。上半年，他主要旅行了卡提亞華、中印度、孟加拉、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爾、馬德拉斯，下半年則在比哈爾省和聯合省各地活脅。正像尼赫魯所說的，甘地時常對他懶惰而人心渙散的人民進行教育，促使他們行動起來。但他不是通過強迫命令和物質誘惑，而是用和藹的表情，溫柔的語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樣力量去打動他們，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与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戶，或深入城市貧民窟中，人民對于甘地這樣一位當代圣賢，更加狂熱地崇拜，向他傾訴他們的疾苦。“賤民”們赤腳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們告訴甘地：“那邊有清涼的水井，可是不准我們去汲水，我們又無錢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井。”甘地則安慰并引導他們：“我一定要讓你們得到清涼的用水，但你們也不要再吃死牛肉，你們不改正這种坏習慣，我自然還是和你們親近，但不能使婆羅門教徒接近你們。”當有的“賤民”躲在角落不敢當來、怕玷污了他時，他主動走近他們，打破他們的顧慮。他舉止親切，平易近人，并与之娓娓而談。可是對一些專門欺壓百姓、為害鄉里的江湖騙子，他卻毫不客气。他常利用机智戳穿他們騙人的把戲。有一次，甘地碰到一個自稱會預測吉凶、占卜未來的祭司，甘地就讓他給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對付，謊稱歷法書沒有帶來，甘地讓人取來歷法書，隨手指著上面的几行字讓祭司念出來，祭司只得承認他并不識字，算命不過是他謀生的一种敲門磚而已。 1月8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會議，在會上發表演講，闡述土邦人民及王公應有的責任。23日，甘地前往德里，主持全印各党代表會議，會中討論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擬定印穆團結方案及起草爭取自治綱領。 3月底，甘地從脫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鄉。4月底，他轉往孟加拉省，這里工作的同志出于對甘地的健康考慮，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頭等車廂，甘地极力反對：“假如我把自己包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將毫無意義。我必須盡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樣地生活，一樣地旅行。” 5月6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鄉村，他一路風塵仆仆，爬山涉水，實地考察了許多地方。他對這里關注最多的是手紡手織問題，他為那里的鄉村推廣土布的成績感到滿意。在甘地的蒞臨指導和影響下，孟加拉首先實現了國大党關于繳紗作党費的新党章，紡紗運動蔚然成風，從販夫走卒到高級知識分子，都對甘地的紡車運動极為擁戴。 應達斯的勸請，甘地曾在大吉岭休息了5天，各路新聞記者、甘地的崇拜者紛紛涌到那里。甘地靈机一動，想出一個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簽名者必須答應每天紡紗半小時，同時保證穿著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這里變成了推廣土布運動的總部。 甘地在大吉岭的小住成了他与達斯這位斗士相處的最后日子。6月18日，甘地得知達斯在大吉岭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過達斯上賓的甘地不胜悲慟。他當即打消阿薩密之行，返回加爾各答參加葬禮。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机關報上發表悼文，題為《德希班多万歲》，以祭奠這位同時代的名人。 7月16日，甘地參加自治派會議。會上，甘地提議由老尼赫魯出面領導國大党，他准備在9月間召開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上正式提出這一建議。 甘地此舉再次激起各地維持派的不滿。本來上一年甘地与達斯簽定協定，維持派就很不滿意，但礙于甘地情面，勉強同意。現在甘地又未和大家商量，就答應讓老尼赫魯出來領導國大党，這使他的追隨者大感惱火。他們質問甘地為什么不在國大党內另起爐灶，而偏要屈服于自治派。甘地回答說他并不自命為領袖或者說自己有一個党，他必須适應多變的環境，但不管怎么變，他的根本主張不會改變。他呼吁大家保持團結，尤其在即將召開的工作委員會上更該如此。 1925年的國大党年會于12月26日在康坡舉行。會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為下年度的主席，獲得當選。甘地認為，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榮任主席，是光榮，也是權利。 由于長年奔波勞苦，甘地的身体狀況很差。康坡大會后，甘地決定遵醫囑回沙巴瑪迭真理學院靜養。這期間，他除給《青年印度》撰稿外，開始撰寫自傳，經過連續3年的刊載，寫成《我体驗真理的故事》一書。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長時間的沉默又開始旅行演講。這次旅行歷時一年，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爾、中央省、馬哈拉斯特拉、卡那達克等省邦；下半年又旅行邁索爾、馬德拉斯、泰米爾納德等地，著重宣傳服用土布、婦女參加社會活動、取消“賤民”階級、統一語言等問題。 這次旅行，甘地總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歡迎會，有位听眾寫了張紙條給甘地，問跟隨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親，甘地笑著點頭。第二天，甘地出席又一次演講會時，听眾中便有人問他，為何他的母親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將她看成我的母親，對她或者對我來說，這不僅是可以原諒的錯誤，而且是我們所歡迎的錯誤。我們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經40年了。將近40年前，家母棄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親的責任。她是我的母親、朋友、護士、廚子，為我做許許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來照顧我，我就不能吃早點出門，也不會有人替我料理身邊的許多小事，所以我們雙方取得一個諒解，就是我享榮譽，她服勞役。” 1927年12月，國大党年會在馬德拉斯舉行，剛從歐洲回國的尼赫魯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議案，如爭取印度獨立、印度加入國聯反對帝國主義陣線等。甘地出席了國大党公開會議，但他不參与政策的制定，這是自從自治派得勢以后甘地在國大党中采用的一貫立場。甘地雖然認為尼赫魯的方案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他暫時未作公開批評和反對，尼赫魯的議案一個個都獲通過。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學院，不久，出席了在此開幕的國際基督教團契會。在這次各國代表云集的大會上，甘地發表了他自己對宗教問題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有宗教都有缺點；對所有宗教應一視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學院為其第3子拉摩達斯舉行婚禮。婚禮移風易俗，堪稱典范。婚禮前，這對新人都絕食齋戒，并共同打掃牛欄，用水澆樹，表示同心同德。婚禮上沒有音樂，也沒有禮物，僅有的賀禮是新娘母親送的一架紡車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新娘身著白色土布服，面對一堆篝火，攜手共誦圣詩，聆听長輩教侮。甘地勉勵他們要以梵歌為指南，做到安貧樂道，立志為國服務。甘地在為這對新人祝福時，禁不住熱淚盈眶。 1928年是印度國內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民族運動已走出低潮而日趨活躍。無論是在產業工人、農民、中產階級青年中間，抑或一般知識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運動有了很大發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總工會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有代表性的團体，不僅會員增加，組織發展，而且思想上更激進，更富斗爭性，罷工斗爭已成為經常現象。 農民運動也起來了，佃農集會抗議的現象已是家常便飯。在古吉拉特，政府与農民之間發生了大規模沖突，原因是政府企圖提高稅收。薩達爾、瓦拉拜、帕迭爾領導的巴多里堅持真理運動，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變成了印度農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還有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那就是青年運動的發展，到處都成立了青年團，青年會議開始討論當前迫切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而且一般說來，它們傾向于徹底改變現狀。這一切變化預示著新的斗爭高潮即將來臨。 2月3日，西門調查團抵達印度。西門調查團由英國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組成，其使命是前來印度調查研究英國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議。調查團准備從孟買到德里經加爾各答赴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爾。 調有團沒有吸收任何一個印度社會人士參加，這樣一個明顯有背民族自決原則的代表團的前來，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爭的情緒。 2月3日，西門調查團到達孟買時，人民用抗議性罷工迎接它。各大工業中心都打出了“西門滾出去”的黑旗。見這陣勢，西門調查團赶緊离開孟買，前往德里，在這里等著他們的也是一片抗議之聲。這幫人儼然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對憤怒的群眾，他們宛如惊弓之鳥，只能經常呆在旅館里。 警察為挽回面子，拼命揮舞屠刀。國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開槍鎮壓時臨危不懼，竟被毆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對西門調查團的抵制也使各党各派重歸于好。以尼赫魯為首的國大党左派影響上升，工人階級的斗爭也日趨發展，有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蘇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對群眾用蘇俄式的暴力手段進行斗爭，而主張發揚其犧牲精神。他在《青年印度》上稱：我必須承認，我尚不了解布爾什維克主義，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財產制。這是將不占有的道德觀念用之于經濟方面。假如人們自愿接受或經由和平手段勸其樂于接受此一方式，當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乃是主張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沒收私人資本，由國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過，不管怎樣，在布爾什維克理想的背后，有無數男女為之而作了純洁的犧牲，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犧牲，是不會徒勞無功的。 1928年5月，一個与西門調查團針鋒相對的印度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由老尼赫魯牽頭，印度社會各党各派（如國大党、自由主義聯盟、穆斯林聯盟等）代表組成，旨在回擊那些認為印度領袖自己提不出一套憲制方針，需由英國代勞的論調。它力圖制定出一個能滿足印度資產階級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7月，憲法起草委員會很快提出一個草案，主張采取全民普選制，成立印聯政府，在大英帝國之內獲得自治。這個報告的溫和性質很合甘地心意，他說：“我敢建議此一報告能滿足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處處站得穩。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大家對這份報告，再增加一點耐心，一點互重，一點互信，一點遷就。”報告經8月所舉行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會議一致通過，又送交12月國大党加爾各答全委會討論。這次全委會上，國大党內代表保守与激進兩种不同力量的尼赫魯父子意見相左。尼赫魯极力反對委員會所起草的方案，老尼赫魯則堅持。甘地采取折衷步驟，他提出，“如果本報告所擬憲法，不能在1930年12月31日以前被英國國會通過，則國大党將不受該草案約束，恢复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勸大家完全接受這一報告。他說，“我并非對你們的目標澆冷水，獨立之火在我心中燒燃，燒熱的程度并不低于國內任何一個人，但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也許我的政治生命即將結束，那時你們可以不听我的話，而將我拋棄，但現在我還要為國家貢獻余力。” 甘地的提議也遭到以尼赫魯、鮑斯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對，反對的關鍵在自治領地位問題。他們認為如不脫离与英國的關系便不會有真正的自由。 面對國大党領導層陷入重大分歧，甘地只得進一步讓步，他答應將英國接受憲法的限期由2年改為1年，同時准許獨立派以國大党的名義宣布獨立。尼赫魯等人仍不滿足，主張現在就該宣布獨立，甘地非常生气而予以堅決反對。他說：“你們可以嘴里高唱獨立，……但如果不是真心誠意，只是一味空喊毫無意義。如果你們不履行諾言，哪里會有獨立。獨立是需要腳踏實地的奮斗，而不是舞文弄墨可以辦到的。”最后，大會通過了甘地的提案。 國大党全代會后，贊成自治領地位的國大党積极支持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而對溫和派立場不滿的民族資產階級則在城市里組成“獨立大同盟”。在許多省份，獨立大同盟還与當地的工農党進行了合作。 1928年12月，國大党全代會閉幕后，甘地加緊發動倡導抵制洋貨与推行土布運動。1929年1月1日，甘地在加爾各答親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的開幕式。他規定凡購買土布滿2盧比的顧客，均可參加觀禮，每一發票上均由甘地親自簽字。這一著很見效，當時就賣掉了价值5000盧比的土布。甘地還規定，以后全國各地出售的土布，都必須蓋上全印土布協會的圖章，并且標明价格。 正在這時，真理學院發生了几件“丑聞”，使甘地急忙從加爾各答返回學院。所謂丑聞實際上是几起違反院規的事。一個是甘地的侄儿挪用公款和違反院規，私自儲蓄了1万盧比；二是甘地夫人接收了各地朋友送給她的約200盧比的禮物和4盧比的私人捐款；三是修道院內一寡婦与一位孤儿院里長大而來校內定居的男子發生曖昧關系。甘地責令院方嚴肅懲處，而且他本人亦為學院中發生的“罪惡”引咎自責。他還在《斯瓦拉吉》雜志上發表《我的悲傷，我的恥辱》一文，對外宣布了全部事件始末，以此警醒世人。 1929年6月，甘地從報上得知他已被提名為下屆國大党主席的候選人，他立即拒絕此項提名，而推荐尼赫魯。他的理由是自己的思想已赶不上所發生的形勢，他与年輕一代存在距离，在工作中應主動讓賢退居后位。 雖然甘地已拒絕提名，但在各地選舉中，仍有10個省提名甘地，另有3個省分別提名帕迭爾与尼赫魯。9月，工作委員會在勒克瑙舉行臨時會議，甘地一定要尼赫魯出任主席，大會接受。甘地對這位久經鐵窗考驗的年輕人推崇備至，態度极為誠懇。他說，“有人擔心，權力由老一輩手中轉移到年輕人手里，這不是好現象，我不擔心。應該擔憂的倒是，像我這种麻痹狀態的人還要握權，那才是可怕的現象。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秘密，我曾私下問過他是否挑得起這付重擔。他的答复是‘既然是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畏縮’。就勇气來說，他是足夠的，難道我們擔心他不愛國嗎？有人指他太激動，可是在現在的時候，這种個性是需要的。如果他富有戰士般的沖動，他也不缺乏政治家的謹慎。由于愛護紀律，他雖在最尷尬的時候，仍能表現出他的自制。無疑，他是一個不為環境所影響的最具遠見的人。可是他在關鍵之處，仍能謙虛、實際，并不冒進。他純洁如水晶，真實而不容置疑，他是仁俠的騎士，在他手里，國家是安全的。” 西門調查團遭致印度舉國一致的抵抗，說明英國的計划如不顧及印度民意，一意孤行，必遭破產。因而調查團回國后便建議工党首相麥克唐納邀請英屬印度和印度各土邦代表舉行一次會議，然后再作打算。這個建議為英國政府接受。歐文總督根据這一動向和印度國內正在醞釀的革命形勢，于1929年10月31日赶在國大党年會之前匆忙發布了一個聲明，表示他准備舉行圓桌會議，以便能就印度憲制問題形成具体建議，提供國會討論。同時聲稱“政府認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的印度憲治地位乃是自治領”。 總督的聲明發布后，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舉行了“領袖會議”。會議通過一項聯合宣言，表示有條件地接受總督的公告。條件是擬議中的圓桌會議的所有討論應以印度自治領的地位為基礎。在出席會議的代表人數方面，國大党應占优勢。 歐文總督在印度所發表的聲明，引起英國國內軒然大波。麥克唐納首相隨即發布聲明予以澄清。他說這并不是表示英國政府政策改變，也不是加速給印度自治領地位。 12月23日，歐文總督与甘地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德里的會談照常進行，但是此時歐文總督的口气也改變了，會談無果而終。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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