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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与印度各政党代表的會談無果而終，使甘地再次面臨抉擇。早在一年前的加爾各答年會上，甘地曾將尼赫魯、鮑斯的“獨立方案”推遲一年考慮，現在限期屆滿，而自治領地位仍遙遙無期，甘地不得不改變思想。此時的形勢也令甘地感到欣慰，到1929年歲末，國大党在群眾中的影響顯著擴大，對西門調查團的抵制又吸引了在通過巴多利決議后，曾退出國大党的城鄉中小資產階級分子重新加入國大党隊伍。國大党的抵制洋貨，反對不可接触制的斗爭和爭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運動的宣傳，甚至深入到還沒有國大党員的農村，連過去堅持与政府合作的自治派領袖老尼赫魯這樣一位一切依靠憲法行事，并且慣于講究法定程序和方法的大律師，在環境的壓迫下也不得不改變了立場。 1929年世界經濟危机的狂瀾席卷歐美宗主國家，印度深受其害。在宗主國和殖民地矛盾尖銳激化的情況下，甘地已不能指望人民群眾會滿足于自治領地位。 在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再度高漲的情況下，1929年12月，國大党拉合爾年會如期開幕。這次大會几乎是一致通過了關于獨立問題的主要決議（几千名會議代表中，投反對票的僅20人），宣布這一決議案的時間，特意選在舊的一年結束和新的一年開始的1929年12月31日午夜。決議鄭重宣稱：印度所爭取的乃是完全獨立。与此同時，會議還通過了一項開展群眾性全面不合作運動的決議，并授權甘地領導。 國大党拉合爾年會奏響了民族獨立的號角。1930年1月2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決議規定1月26日為全國支持獨立日，全國人民將在這一日宣誓進行爭取獨立的斗爭。 1月9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發表他的獨立宣言：“在圓滿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緊推進建設性工作的前提下，几個月內，我就准備著手領導一次全民不合作運動，作一次成功的斗爭。我們深信，享有自由以及經由勞動所獲得的果實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發展的机會，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認的權利。我們也相信，如果有一個政府剝奪其人民的此种權利并予以迫害，則人民就擁有更進一步的權利改造或消滅它。” 1月26日獨立日，印度舉國歡慶。這天清晨，數千名大學生、職員、商人和知識分子在國大党領導下，走上孟買街頭，游行隊伍舉著“非暴力万歲”的標語，和平示威，后又有10万工人的游行隊伍加入了國大党領導的示威游行。除了孟買，全國其他各地，無論城市鄉村都舉行了慶祝獨立日活動，人們在庄嚴肅穆的气氛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溫獨立誓詞。 1月31日，甘地向歐文總督提出了11點要求。這些要求是：１把盧比的兌換率降低到1先令4便士；２降低田賦50％；３減少軍費50％以上；４減少英國官員的薪金50％；５實行保護關稅率，限制外國布匹与服裝進口；６給印度船隊以內河運輸的特權；７取消刑事偵緝局或對其确立監督；８給印度公民以帶武器自衛的權利；９廢除政府的食鹽專營法，取消鹽稅；十禁止出售酒類；□釋放除“犯殺人罪或教唆殺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點建議，引起了英國報界的猛烈抨擊。國大党內也有很多人以為甘地是在放棄獨立的大目標而只注重11點要求。甘地反駁說，獨立不是英國人撤走這個形式，而應該是像11點建議這樣具体、實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對即將開展的不合作運動的几點指導思想：１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樣只作靜靜的消极的抵抗，而當發動最積极的非暴力斗爭，以便每一個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盡其最大努力和意愿進行斗爭；２這次運動一開始只由真理學院的師生以及那些能夠恪守行動紀律的人參加。有了好的開始，全國可群起響應；３必須盡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發生，但非暴力運動一旦發動，只要有1個人活著，就不應停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還公布了國大党義務工作隊員應遵循的准則，即“不得怀恨，但要忍耐對方的憤怒，不可殺人而且不可報复；對無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懼而服從。不可傷害或詛咒他人，但要保護對方使其不受傷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險；不得拒捕或被沒收私人財產，但受托管的基金則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喪生；一旦被捕入獄應嚴守獄中規矩；在團体行動中，必須接受上級命令，万一有嚴重分歧時，則不妨辭職；作為一個義勇工作隊隊員，別希望組織會照顧其眷屬。” 此時甘地已成竹在胸。這一次的不合作運動，他決定拿食鹽專營法作文章。在多年的節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鹽，但在气候炎熱的印度，鹽是每個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調味品。大海賜与人們取之不盡的食鹽，然而英國政府卻實行食鹽專營，借提高鹽价和賦稅搜刮民財，使千百万印度勞苦大眾不堪忍受。甘地認為：“食鹽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的。”所以，破坏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義，并一定能起到轟動效應。他准備親自率領一批非暴力信徒從真理學院徒步前往200英里開外的丹地海灘去淘撈海鹽，制造販賣，搬運私鹽，以示抵抗決心。同時在沿途進行宣傳，教育群眾，擴大聲勢，引導運動發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給總督送去一封信，陳述了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給印度造成的災難及英國頑固不肯改變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獨立的客觀現實，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立場和行動計划与要求，希望總督提出解決辦法。總督的答复簡洁明了：“你的行動必然導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慮。” 這一結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國乃是一個從不輕易給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國家。條約毫無意義，它所知道的只有實力。”甘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于讓英國政府公開向世人詔示這一點，使其民心喪盡，讓所有印度人清楚這一點，從而義無反顧地投入反英斗爭。 為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長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從真理學院那些訓練有素的學員中挑選敢死隊，他認為：“如果真理學院辦不到這一點，那么15年以來的心血就算白費。”甘地也曾考慮過挑選女志愿隊員，但他隨后改變了主意，他解釋說：“我們必須考慮到對方的做法，這一次我們是要受苦受難的，甚至准備接受嚴刑拷打。假如先頭部隊中安插女性隊員，則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經過精心篩選，甘地挑選了78名真理學院中嚴守紀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絕對遵守院規的學員。這些人祖籍為印度各省區，年齡16—61歲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賤民”2人，其余均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數婦女儿童作留守人員外，整個真理學院全体動員，准備長征。古吉拉特學院也暫時停課，除16歲以下學生外，其余師生員工准備沿途交替為長征隊服務，還臨時辦了一次兩星期的講習，其中選了20個學生作長征隊前鋒，提前出發去動員組織沿途居民，當有長征隊員被捕，后備人員就替補進去。 3月6日，甘地派出一員虎將帕泰爾動身前往波沙德，准備先行組織民眾，以戰斗的陣式接應甘地的隊伍。但政府很快便將帕泰爾逮捕。 9日，75000名群眾聚集在真理學院門前，庄嚴宣誓：“堅決向著獨立的目標前進，不得自由誓不罷休！”“堅決信守真理与非暴力。”10日，甘地對集會群眾宣講了長征的日期，并向群眾闡述了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告訴人們，歷史經驗證明，沒有哪個國家——無論英國、美國或蘇聯——會容忍暴力抵抗，但是印度采用的非暴力斗爭卻使政府無計可施。“只要有了自愿入獄的准備，面對刺刀与炸彈也會無所畏懼，政府便無可奈何。”“假如印度70万個鄉村，每一村庄只要有10人自己動手制鹽，破坏食鹽法，哪怕是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來轟擊這些徒手的和平民眾。假如你們只要少少自制一點食鹽。我看政府立刻便會癱瘓。” 甘地每天不厭其煩地給群眾灌輸這一思想，回答問題，并在早禱和晚禱中發表演講，鼓舞士气。他要求大家能夠前仆后繼，破釜沉舟，并堅守非暴力原則。他還特別鼓勵婦女可以和男子一樣參加斗爭。 1930年3月12日清晨6點30分，甘地帶領他的78名信徒，离開真理學院，開始向大海進軍。群眾前呼后擁，各國新聞記者窮追不舍，跟蹤采訪這支奇异壯觀的游行隊伍。沿途村庄的人們手捧鮮花，潮水般涌到甘地一行即將通過的路旁。道路被清掃干淨，路面撒上了花瓣，而后人們跪立道路兩旁，虔誠地等候圣雄從身邊走過。甘地手拄拐杖，背部微駝，但卻步伐堅定，精力過人。在古吉拉特熱浪滾滾的路上，他們日行10公里以上，風餐露宿。甘地沿途不斷發表演講，號召人民停止對政府效忠，不服從食鹽專營法。他還照常祈禱、紡紗、寫日記，為《青年印度》撰文寫稿，向各地發布指示，指導工作。全印各地都關注著甘地的長征，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在頭版通欄刊登甘地的照片，各國電影院紛紛上映有關他的活動的新聞紀錄片。 1930年4月5日傍晚6點，甘地一行經過24天的長途跋涉，走過了將近241英里的漫長道路，終于抵達离丹地城不遠的印度洋海濱。經過一夜祈禱之后，4月6日開始破坏食鹽法。這天凌晨，甘地在早禱時向他的信徒們宣布，如果他被捕，就以泰伯咭為領導人，之后依次由奈都夫人補上。隨后，他們跳入大海舉行宗教洗禮。在万民注目之下，甘地俯身在海灘上淘撈一把海鹽，然后將大海恩賜、而殖民當局禁止人民自由享用的白色鹽末洒向人群，并當場發表演講：“就技術或儀式的意義而言，現在已經破坏了食鹽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食鹽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鹽。國大党的各地同志，都當告訴周圍的人也都這么干，當然也要讓他們知道，這是犯法的。” 甘地在丹地破坏食鹽法，是全國人民等待已久的戰斗號令，整個印度半島沸騰起來。在大陸沿海各地，甘地的支持者們淘制海鹽，分發給群眾，全國各地到處是告訴人們如何提煉海鹽的傳單和小冊子，私鹽在各地公開銷售，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悅之中。 國大党趁此東風，號召所有各大城市和鄉村在4月中旬舉行一天罷工和群眾性反政府示威游行，慶祝不合作運動開始。4月9日，甘地向國大党地方委員會發出指示，要他們普遍組織糾查隊，不讓人走進酒舖和出售英國貨的商店及開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運動。 各階層踊躍響應，集會、罷工風起云涌。甘地夫人身先士卒，帶著真理學院女性學員出門查酒。帕迭爾辭去議長職務，并寫信給總督，“10万人准備犧牲，100万人准備入獄”。 國大党基層組織常常直接組織抗議性示威。作家、詩人、新聞記者、教師、大學生在舉行公民不服從運動時，進行了廣泛的教育工作。他們用英文和當地文字印行的愛國主義文學作品和反英小冊子以及傳單到處流行，宣傳隊深入各地，直到田間地頭，鼓舞人民反對殖民統治。人民不僅充分動員起來了，而且充分覺醒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革命洪流，英國殖民當局報以殘酷鎮壓。 4月16日，尼赫魯被捕，被判6個月徒刑，老尼赫魯代理國大党主席。加爾各答、孟買、馬德拉斯都發生槍擊群眾事件，集會游行也被禁止。運動的參加者一般遵照甘地的號召，通常不積极抵抗警察，而自然走進監獄。但是，警察蓄意挑釁，百般侮辱，甚至連甘地最忠實的信徒也忍無可忍。和平示威也往往演變成与警察的沖突，甚至武裝暴動。如4月18日，群眾襲擊了吉大港警察署，23日發生了白沙瓦起義，印籍士兵拒絕向群眾開槍，甚至把武器交給群眾。雖然起義者最后都慘遭鎮壓，但群眾運動仍轟轟烈烈。 對于運動中的暴力行為与政府的鎮壓行為，甘地一并斥責。他呼吁“迷信暴力的人們，不要妨礙我們非暴力運動的自由”。 這一時期，總督還接連頒布了各式各樣的禁令。禁令也只能更加擴大非暴力抵抗的范圍。因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是專做政府所禁止做的事情。政府每頒布一個新法令，國大党就會通過一個新的決議案，告訴人們如何去對付這個法令。政府逮捕了許多國大党的委員，但新委員又替代他的工作，工作委員會照常運轉。全國一律執行來自國大党的指示。 5月1日，甘地就暴政問題寫道：“死算不了什么，人民的義務很明白，他們必須用最大的受苦，來對抗有組織的迫害。”他自己則通知總督：“假如不廢止鹽稅和撤回對人民制鹽的禁令，他將前往達沙拉鹽場領導一場更大規模的破坏食鹽法運動。” 總督的“答复”很快來了。5月4日午夜時分，一位區長帶著兩名荷槍實彈的警官和30名武裝警察偷偷摸進了距丹地城3英里的甘地住處，以1827年的防叛亂法所定的叛亂罪將甘地逮捕，押往耶拉伏達監獄。 甘地被捕，全印震怒，人民報之以更大規模的斗爭。全國市商決定抵制英國布，一次10万人的游行使警察束手無策，孟買5万工人罷工，甘地囚居的浦那地區，社會名流相繼辭去名譽職位。而警方則瘋狂報复，在加爾各答，警察對群眾開槍，并大肆搜捕。甘地被捕當天，軍隊包圍了白沙瓦，國大党支部領袖均遭逮捕。軍隊、飛机、坦克在西北邊省大肆調動，開火。6日，有500吨炸彈傾泄到帕薩族人居住地。可是槍林彈雨卻壓不垮向上的民心。似乎一夜之間，紅衫党由800人發展到8万人。旁遮普的高壓，壓出一個激進的阿亥拉党。 甘地被捕了，但后繼有人。甘地之后，泰伯咭又在卡底准備食鹽長征。5月12日，他們上路不久便遭逮捕。21日，泰伯咭的繼任人夸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隊員，整裝上路。甘地的儿子曼尼拉爾·甘地一馬當先，前往距孟買150英里的達沙拉鹽場搶鹽。 鹽倉外已掘好壕溝，布滿鐵絲网。24名英國警官指揮著400名警察，個個手執帶鋼尖的木棍或手槍，隨時准備砸向敢越雷池者。 在离鹽倉100碼處，隊員們重新編組。第一組涉水過溝，走向鐵絲网。警察用木棍狠擊隊員頭部，一個個應聲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隊隊員又踏著鮮血補上，警察照行其事。隊員們沒有反擊，沒有搏斗，甚至沒有听到憤怒的咒罵，只傳來低微的呻吟。 隊員們改變戰術，他們25人一組，走到壕溝前就坐著不動了，警察照打不誤，已被打倒的人還要補上几棍，鮮血從頭上的傷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隊員前進，坐下，被打倒，躺下，沒有一人還手。也許警察對這些毫不還手的非暴力抵抗者打得手軟，他們改用腳踢，用手拖，將他們拖到水溝處拋下，再補上几棍。暴行持續了很長時間，被暴打的隊員一批又一批躺下，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領導人奈都夫人、曼尼拉爾·甘地被捕。時近中午，已有320人受傷，2人死亡。當時在場的美國記者密勒說：“在過去18年中，我到過20個國家采訪，我目擊過無數的暴動、巷戰与暴亂，但從沒有看到過像達沙拉這次的恐怖与殘忍。”他寫下了這一罕見的暴行過程并躲過英國政府的截留，由美聯社發出，在美國1350家報紙上披露，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震惊。 搶鹽行動仍在繼續，鎮壓亦在加強。5月18日，470名志愿隊員，出發往孟買城邊的瓦達拉鹽場，中途即遭被捕。其中10人偷偷前往，也遭逮捕。3天以后，第二次進攻，250人被捕，多人受傷。25日，第三次進攻，100名志愿隊員和2000名助威者決心攻奪鹽倉，軍警開槍阻擊。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隊員和旁觀者大舉進攻，群眾突破了警察的防守圈，進到鹽倉，搶走了一部分鹽，政府立即調集騎兵來驅打群眾。同樣的行動在卡拉塔爾与沙利卡塔也展開了。 此時的國大党也不退縮。6月5日，國大党阿拉哈巴德會議制定了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方案，包括完全抵制洋布，發動不納稅運動，每周破坏食鹽法，抵制英國的銀行、保險、航運和其他業務，同時繼續查酒。工作委員會還呼吁印藉軍警要像印度其他同胞一樣，為了爭取印度的自由而共同奮斗。 6月5日被定為甘地日。這一天孟買舉行了盛大游行，65000名工人自動停工參加游行，有婦女、帕西族、錫克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伐表參加游行的隊伍長達1英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獄已成光榮与時髦，示威群眾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抵制英國貨的斗爭也全面展開。 政府已喪心病狂。6月30日，國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魯被捕，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也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同時被捕的還有數千人。為讓出監獄關押政治犯，政府大量釋放刑事犯，但監獄依然人滿為患。至7月間，有67家報社、55家印刷所被查封。白色恐怖之下，《青年印度》只得游動出版。 6月間，英國政府的西蒙委員會的報告書出籠。其建議甚至沒有超過總督早已發表過的那一套空洞的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說法，他們主張酌情開放省的自治權，但必須強化中央的統治，主張采取保留選舉制，并擴大中央對土邦的管轄權，尤其是對軍隊方面的所謂改革，他們認為印度的國防力量不可能不保留相當數量的英國軍隊，而由總督以總司令的身份直接統率。 上述報告使對英帝國仍抱幻想的一些政党、人士大失所望，連自由主義分子瑪拉維亞等人也轉而与國大党合作，這种變化使英殖民政府很感意外。眼見民心喪失，7月9日，總督表示准備召開圓桌會議，并且保證自治領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標。沒有變更。1星期后，立法會議中的民族党、獨立党及少數王公們共約40人開會，決議授權賈雅卡促成國大党与政府間的協商。總督也同意賈雅卡及沙甫諾前往獄中會晤甘地及尼赫魯父子，以便使之回到談判桌上。 7月23日及24日，賈雅卡前往耶拉伏達監獄与甘地長談。之后，甘地給尼赫魯父子一封長信，表明了他的態度：可以接受和談，但條件是必須釋放政治犯。當然，他表示自己沒有發言權，尼赫魯的意見才具有決定作用。 27日，斯康比卒等前往內尼監獄与尼赫魯父子進行了2天長談。尼赫魯父子拒絕在未与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會商前，特別是在未征得甘地同意以前發表任何意見。他們也給甘地寫了封信。 8月1日，甘地向賈雅卡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見，即假如不給予印度在适當時机脫离英帝國的權利，或印度不能自行處理關于前述11項要求的問題，則任何憲治都是不能接受的。 10日，政府只得把尼赫魯父子送到耶拉伏達監獄，以便他們能和甘地一起代表國大党与政府特使談判。但直到13日上午，沙甫諾爵士和賈雅卡來后，尼赫魯父子才得以与甘地及同囚于此的奈都夫人會面，并一同与政府代表談判。談判持續了3天，甘地、尼赫魯等共同簽署了一份公開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最低條件，即：承認印度有自由脫离英國的權利；同意印度建立對人民負責的、完全的責任政府；印度有權在必要時把國民政府認為不合理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國人的要求、特權等提交獨立的法院處理等。 總督斷然拒絕甘地、尼赫魯父子等提出的條件，同時加緊鎮壓。主要的國大党領袖都被投入監獄，國大党的活動也被迫轉入地下。 但白色恐怖之下的運動并未停止發展。文件仍秘密印行，標語一夜之間又滿街都是，群眾集會有時突然一轟而起，靠刺刀維持的政府威信掃地，除少數效忠和歸順者外，人民多以沉默和冷臉与政府對抗。在各大城市中產階級的罷工業已困難重重之時，農民的抗稅運動又异軍突起，給這一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往往運動從一地轉到另一處，此伏彼起，令政府焦頭爛額。 高壓政策顯然也難以奏效。歐文總督不得不承認：“不管我們如何譴責不合作運動，但假如我們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識，我們可能會發生嚴重的錯誤。一味采用高壓，不可能從根本上和永久地解決問題。” 英國政府決定不管國大党態度如何，將召開圓桌會議。第一次圓桌會議于1930年11月12日——1931年1月19日在倫敦舉行。大會由英王親自主持，名義上有英國3個政党和除國大党外的印度各團体代表參加。會議原則上同意建立有各土邦參加的全印聯邦，由印度人負責執政，但防務、對外關系与財政仍由英國人控制。當然，圓桌會議的意見僅供政府參考，沒有多大發言權，而且它始終受到以丘吉爾為首的保守派勢力的頑固抵制。 為緩和矛盾，1月25日，歐文總督下令釋放甘地以及國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對國大党集會的禁令。 1月26日，印度獨立節。甘地及印度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于這一天獲釋，給全國人民的慶祝節日以巨大鼓舞。這一天，全國各地舉行慶祝集會，重溫獨立宣言。甘地參加了孟買的紀念會，在這里，甘地向新聞界發表個人立場：“我個人認為，僅僅釋放中常委，無補于現狀。政府當局顯然尚未覺察此一運動已遍及所有群眾，故其領袖們雖擁有聲望，卻決不能隨意篡改行動的方向。” 隨后，甘地赶往阿拉哈巴德，探望病篤的老尼赫魯。國大党中常委也陸續赶到那里，向這位為印度民族振興事業已心力交瘁的偉人致敬。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魯逝世。在他彌留之際，甘地一直守候在身邊，葬禮及善后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辦。甘地雖然和尼赫魯父子觀點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魯家卻有深厚的友情，他對老尼赫魯這位不屈不撓的斗士极為尊敬。葬禮之后，甘地對報界發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就在老尼赫魯逝世的當日，一大批自由主義分子隨著其他出席圓桌會議的代表在孟買抵岸。他們立即發表聲明，稱印度獲得自治領地位已有保障。2月8日到14日，這批人的代表沙甫諾前來阿拉哈巴德与甘地會商，但甘地從他們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東西，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建議甘地直接去与歐文總督談判。 甘地一向愿意主動地和他的對手見面討論任何問題，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僅能從理智上說服對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別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徑。 甘地很快給總督拍去長電，提議和談，總督同意。16日，甘地便動身前往德里。几天后，國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總督開始正式談判。國大党的和平條款是大赦，立即停止迫害，發還被沒收的財產，撤銷基于政治立場給予公務員的懲罰。准許自制食鹽，禁酒与洋布，調查警察暴行等。國大党工作委員會雖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對條件一點也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態度也很堅決，其強大壓力主要來自丘吉爾為代表的強硬派。丘吉爾認為喪失印度，將是對英國的致命打擊，將使之從此墮落為小國。他對甘地极力鄙薄，在一次演講中出語惊人，他說：“瞧那位倫敦大學法學院出身的長于煽動的律師，現在卻裝成東方人常見的苦行僧模樣，半裸著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進副王府，在那儿一邊与我們的皇帝的代表呷茶交涉，一邊還在繼續煽動非暴力抵抗。” 和談就在雙方緊張的對峙中艱難進行，整個談判時斷時續，常常因微小的細節乃至措辭問題陷入僵局。如關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詞，甘地一貫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或放棄，因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暫停。歐文總督反對，要求使用含有終結意義的字眼，甘地不同意，經過艱難的磋商，最后決定采用“停止進行”。每遇問題卡殼或取得一些進展，總督与甘地都要停下來去征詢各自代表的机构的意見。直到月底，雙方談判仍舉步艱難。 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勸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成員，只要大原則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細節。最后，工作委員會接受此建議，對條件作了若干修改。同時，沙甫諾与賈雅卡也勸總督不能斷然拒絕國大党所要求的調查警察失職事件，總督也表示認可。雙方作了讓步后，談判才有所進展。 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歐文才在總督府簽署了和談協議。這次持續3個星期，經過8個回合，共用去24小時的談判總算有了結果。甘地和歐文經過這場漫長而令人疲勞的談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釋重負的感覺。歐文提議以茶代酒，舉杯慶賀，甘地贊成，但他自己的杯里只要了一點檸檬水、一點鹽。他們在一起輕松地談論著丘吉爾那些諷刺甘地的話題。末了，甘地起身告辭，卻忘了土布披巾。歐文為他拾起來，說到：“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來就沒有多余的東西，如果您樂意，當然也可以連這條披巾也留下來。” 甘地—歐文協議的內容是：民事反抗停止進行，今后應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開展社會活動。英印政府答應釋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絕修改食鹽法，但准許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圍內使用。此外，還有包括撤銷若干法令与特別限制，合法處置國大党活動程序，罰金的安排，財產的沒收，辭職与解職人員的复職以及撤除軍警監視等許多細目。 在德里那段難捱的日子里，甘地經常和他囑意而又常常与他意見相左的國大党年輕領導人尼赫魯交流思想。他們在一起散步并談論一些過去、現在与將來的話題。甘地常對尼赫魯說：“獨立以后，如果國大党想繼續存在，就必須通過一項自我約束。所有党員不得在國家机關中接受一個有報酬的職務，否則就勸其退党，只有這樣才可以保持其純洁性。”他這時也很愛談民主，但他的民主与眾不同。“我認為假如一個人能夠同人類最貧苦的人們融為一体，渴望自己不比他們生活得更好，并且還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達到這种水平的時候，便有資格自稱為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腐敗和虛偽不應該再像今天那樣不容質疑地成為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產物。同時，也不應該將大多數作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標准。如果少數人能代表他們想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精神、希望和志愿的話，那么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我認為不能使用強迫的方式去開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從外界強加給人們，而必須來自內部。” 以尼赫魯為首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對甘地—歐文協定极為不滿，但經過痛苦抉擇，還是予以通過，并責令各級党部開始執行。至于最終能不能為全体國大党人接受，尚待國大党全印委員會決定。 而政府方面卻根本無意履行協議。根据協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須釋放，但一些地方政府態度消极，以致釋放過程拖得很長。除這些政治犯之外，還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關在牢中，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經控告、審訊、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關就是好多年。甘地在會談過程中，多次吁請政府也考慮釋放這些政治犯，以緩和政治緊張局勢，但政府不予理睬，特別在對印度愛國志士巴格特·辛格等3位政治犯的處置問題上，政府根本不顧甘地再三要求減免其死刑的請求，于3月23日晚，將3人執行絞刑。這一事件引起公憤，24日，拉合爾舉行群眾集會，与警察沖突，死141人，傷586人，另有341人被捕。而在孟加拉、聯合省及西北邊省，不僅舊的政治犯未予釋放，新的逮捕仍在以各种名義進行，警察和當局往往利用對待恐怖分子的特別法律和法令，來對待國大党員、工人、農民以及當局對其行為不滿的其他人士。在聯合省的農村，形勢日益惡化，甘地—歐文協議將這一難題交給省政府解決，但省政府對此問題敷衍塞責，拖延減租減稅決定，還開始強迫征收，造成大規模驅赶農民和扣押財產的狀態。 這一切表明，德里協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暫停不合作運動的目的遠未達到，但甘地本人卻信守不渝。他認為假如國大党能堅守諾言，則其聲望必會大增，同時可以使政府相信他們有維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們在不合作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力量一樣。 為了說服滿怀疑慮的國大党領導和群眾，甘地利用各种場合解釋他自己對協議的看法和理解，并規勸人們履行協議。3月6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人們對“協議是否与拉合爾大會關于獨立決議相悖”的疑問時說，“我不以為我違約背信，沒有人阻止未來的卡拉奇會議中重申拉合爾大會決議的原則。同時未來的圓桌會議中也會討論這個問題”。“即便我在拉合爾大會當初提出爭取完全獨立的提案時，我就已經講得很清楚，獨立并非完全与英國脫离關系，假如我們是在從事一場暴力的戰爭，其結果當然是一胜一負或兩敗俱傷。但我們所從事的是尋求協議的非暴力的戰爭，我們确定了，而且也發動了。我對歐文總督所寫的信，所包含的整個就是這個精神。現在的臨時協議，正是我們爭取我們所要求的一個開端。作為一個非暴力抵抗者，我有義務尋找這樣的開端。”此外他還先后赴德里、孟買各地旅行演講，反复說明除了使用非暴力抵抗、爭取自治外，也應試一試經過談判并履行協定以求自治。他還在《青年印度》上不斷著文解釋紀律和服從紀律的重要性。 甘地因此而遭致許多群眾乃至他的追隨者的不滿。有群眾示威游行，并當面指責他的協議是卑鄙的，出賣工人利益的。還有人舉黑旗喊“打倒甘地”，罵他是“獨裁者”。但他的威望，他的善于變通与极強的宣傳說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擺脫困境，化險為夷，這一次也不例外。許多國大党領袖人物盡管心有未甘，但對甘地還是不能不服，再說，在英國政府嚴酷的鎮壓下，運動事實上已銳气大挫，而和談又轉移了人民斗爭的視線，已很難立刻重振；尼赫魯和他的同事們一樣，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戰士繼續在監獄里備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在持續3個星期的談判之后得到一個談判破裂的結果，而讓人民失望，他們更不想讓他們的領袖為之嘔心瀝血換來的一點“成果”化為烏有。 正是在這樣一种气氛中，1931年3月29日，國大党全印委員會在卡拉奇召開大會，會議審閱并批准了甘地—歐文協議；同時也鄭重宣布國大党所奮斗的完全自治目標并未改變；如果可能，國大党也將出席任何會議与英國代表協商爭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國防、外交、財政等權利，大會授權甘地為出席圓桌會議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會議后，國大党基層組織以惊人的紀律接受了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甘地則積极准備与英國在倫敦圓桌會議上再度談判。但甘地認為，他的倫敦之行取決于兩點：即休戰協議的順利執行与教派問題的解決。可以說，甘地通往倫敦的道路充滿重重障礙。 維持教派分歧是英國實行分而治之的一個重要前提。在擬議召開的圓桌會議中，它同樣被英國賦予了特別的重要性。圓桌會議的代表几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選他們主要是為了強調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著重于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釁似地拒絕指派任何民族主義的穆斯林領袖。甘地認為如果英國一開始就在教派問題上糾纏不清，那么真正的政治經濟問題將不會得到适當考慮。因此他向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指出：只有在有關各方之間事先對教派問題達成某种諒解，他才能去倫敦。 為促進教派團結，甘地從新德里到阿姆利則，從阿赫米達巴德再到孟買，忙個不停，但所有這些努力，不過是甘地的一廂情愿，教派之爭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對協議的態度也令甘地頭痛。4月18日，甘地曾与即將离任的歐文總督交涉，希望其能履行諾言，對欠稅的農民寬大為怀。5月中旬，他又造訪新任總督威靈頓勳爵，向他報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協議的嚴重情形，但新任總督看起來比前任似乎更為冷酷而頑固。 鑒于國內形勢，6月9日，甘地向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提議在上述兩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不愿赴倫敦。提議遭到否決。 7月中旬，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間的關系更趨緊張。7月底，孟買省代理省督遇刺，險些喪命，刺客為一學生。5天以后，亞里坡地方法院院長又被刺身亡，英國輿論認為是國大党所主使的，英國人紛紛集會，請求政府采取行動。甘地指出政府絕不可再濫施高壓，如果沒有決心和勇气來應付，不妨讓國民自決。同時，甘地和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也譴責暗殺行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倫敦之行發表意見：“如果缺乏必要的气氛，此行毫無意義。如果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錫克教徒不能和睦相處，我便不能前往倫敦；如果像現在這樣，依協定本該釋放的人還關在獄中，新的拘捕還在進行，農民的痛苦絲毫沒有減輕，我就不能赴倫敦。”談及這些問題，甘地憂傷無比，几次泣不成聲。 14日，沙甫諾与賈雅卡等人已与甘地辭行，前往倫敦。瑪拉維亞、奈都夫人和帕塔里則退掉船票，留下來等甘地。隨著會期逼近，甘地与政府之間加緊爭議，但雙方均未真正關閉談判大門。甘地發表聲明，一旦問題得到解決，他當即赴往倫敦。同日，甘地致書威靈頓總督，想弄清楚國大党如不出席圓桌會議，臨時協定是否繼續有效，并表明不管政府怎樣破坏協定，國大党均將信守不渝。總督立即答复甘地，指責國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准備采取和緩措施，一切視國大党態度而定。 隨后甘地又給總督去電，要求會晤，總督應允。8月25日，甘地、帕迭爾、尼赫魯、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總督會晤，28日談判結果公布，稱第二次協定。協定規定甘地應出席圓桌會議，政府立即調查巴多里事件，其他類似事件，則由正常方式提出。國大党如認為政府故意采取高壓手段，有權恢复不合作運動。這樣，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決心從西姆拉搭乘特別專列赶上了29日開往倫敦的郵船，開始了他的倫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圓桌會議在倫敦召開。圓桌會議開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是甘地的靜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時就曾自訂守則，如遇本人或旁人緊急危難必須講話時或應總督与高級官員的約見而不能保持緘默時，雖在靜默日，還是可以講話。因此，這一天甘地還是代表國大党發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著合作的態度与謀取協議的精神而前來倫敦的，他希望會議閉幕時，能帶著一种令人滿意的結果离開英國。 可是他很快發現，會議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遠。英國的政策是拖延對基本問題的考慮，而把時間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無關主旨的問題上。會議中大多數印度成員對英方的政策亦步亦趨，說得确切些，這些人代表著印度的各個既得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和英帝國主義相勾結，并且希望從英國那里得到發展和保護。至于那些來自教派問題上的各种“少數”和“多數”集團，更是以彼此之間不能取得一致而聞名。英國政府正是看中這一點而把他們請到圓桌會議上來的。 在這樣一個集會上，甘地企圖接触民族的自治与發展問題，顯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不修邊幅与這富麗堂皇的會議大廈和衣冠楚楚的与會代表也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很多時候，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著，一言不發，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堅持他的努力。在少數委員會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時間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會議，試圖解決教派問題，但宣告失敗。隨后他建議，在事先不達成教派協議的情況下，完成制憲工作。這一建議也遭到少數党的拒絕。甘地則拒絕在中央實施兩頭政治，并反對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責任政府。 他所主張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獨立地管理印度的財政、國防和外交。 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這次倫敦之行必以無結果告終。11月28日，新任首相麥克唐納在他親自主持圓桌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中明白無誤地說明了擬議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聯邦制，議會享有部分權利，若干權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來在印度的選舉中將采取依宗教划分的保留制等。這一切令甘地無比義憤，他即席發言，毫無掩飾地表明了他的觀點：“我想印度大陸爭取自由的偉業，也不是唇齒之爭可以解決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還是要來解釋國大党的立場。假如大家真能了解印度是無論如何也要獲得自由的，我想你們便會發現我常常有著可以協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隨意欣賞，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而不是紙花。我所爭的不是赶盡殺絕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國家能由奴隸的地位得到自由。” 12月1日，第二次圓桌會議結束，這次會議實際上未達成任何協議。圓桌會議進行期間，英王曾召見圓桌會議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這种苦行僧的裝束入宮覲見，不合定規。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換裝，他宁可不見英王。結果甘地還是腰纏一塊土布，身披一塊土布，衣不蔽体地走進了白金漢宮，引起輿論嘩然。當甘地被問及穿這身衣服是否合适時，他詭譎地答道：“國王陛下有足夠的衣服供我們倆人享用。” 雖然談判失敗，但借這次歐洲之行，甘地卻給歐洲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裝束、獨特的飲食習慣，令人難忘。他拒絕到豪華賓館下榻，情愿到倫敦東區貧民窟投宿，他會見礦工、孩子，還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蕭伯納、路易·喬治、拉斯基教授、林賽博士、歐文爵士、查理·卓別林等廣泛接触，均收到了較好的宣傳效果。 甘地旅歐期間，正值英國經濟危机積重難返、失業劇增、世風日下之時。對英國人來說，甘地既富魅力，同時又令人不安。在人們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圍中，他向世人宣傳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張：“因為我們為爭取自由，選擇了獨一無二的途徑……整個世界厭惡地看到鮮血流淌，它為此正在尋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說，唯有印度這塊古老的土地，可以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條道路。”歐洲人雖然對他的學說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動身返回之時，數千名法國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鐵路沿線兩側，渴望一睹站在三等車廂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歡迎的人群把整個巴黎北部擠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車上向前來歡迎他的人發表講話。在瑞士，他受到摯友、作家羅曼·羅蘭的款待。在羅馬，他警告法西斯主義將一触即潰，土崩瓦解。 旅歐期間，甘地對當時人們最為關注的經濟危机發表了看法。當時美國汽車大王福特認為危机是暫時現象，甘地曾就此問題接受了美國記者的采訪。他毫不掩飾地表示：“我不相信這套理論。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問題，大量生產的結果將是世界的悲劇。如果每一國家都大量生產，市場便發生問題。眼前机器也許可以供給人們的需要，但畢竟集中在少數地區，勢必要設法注意分配問題。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區都能解決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否則便難免不發生极大麻煩。”談到印度的未來生產計划，他肯定印度今后也是要大量生產的。但不是以暴力為基礎，也不是由少數工人操作复雜机器來進行，而是在每一個勞動者家里進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簡單的机器。他否認他從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對的只是集中生產的大机器，凡是不能為大眾共享的東西，他都反對，尤其厭惡特權与壟斷。 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讓他失望的是，他發現在他出國期間，政府不僅未遵守他与總督的停戰協議，而且還在加緊鎮壓活動，一切和平已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會議，通過了恢复不合作運動的決議。 然而為時已晚。由于對政府的妥協轉移了群眾斗爭的視線，在印度造成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主動權已掌握在政府手中，從而大大便利了它對運動的扼殺。1月4日，甘地和當時的國大党主席被關進監獄，大規模的搜捕在全國展開，國大党被宣布為非法團体，隨之一切和它聯盟或同情它的、或進步的組織，如農民協會、青年團、學生聯誼會等數千個社團組織統統被宣布為非法。新聞、報紙、通訊受檢查，言論自由被取消，房產、財物等均遭沒收。全國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對國大党和進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時，英國也在形式上准備擴大地方自治的基礎，給一些效忠政府的勢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貫政策得以貫徹，依照麥克唐納的“憲治方案”，少數派將實現保障名額分別選舉制。 轟轟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又進入低潮。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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