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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已進入低潮，甘地身陷囹圄，深感暫無回天之力。為避開政府鋒芒，維系民心士气，甘地再次決定將注意力從直接的政治斗爭轉向建設性工作。 解救“賤民”是甘地建設性方案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不可接触制乃是印度教社會的一大痼疾，是英國賴以維護其分而治之統治的基礎，因此甘地決定從獄中發起一場消除不可接触制、解救“賤民”的社會宗教革新運動，他稱之為“哈里真”１運動。 -------- １“哈里真”即“神之子民”的意思，是甘地對“賤民”的稱呼。 當時一個最緊迫的問題是依照麥克唐納的憲制方案，“賤民”將以少數族的地位參加保障名額分區選舉，他決定以此為突破口開始斗爭。8月18日，甘地對外宣布：除非首相撤銷“賤民”階級分區選舉的規定，否則他將絕食至死。 當日，甘地對前來采訪他的記者表明了心跡。他說：“我雖不是‘賤民’出身，卻一向自認為是一個‘賤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資格代表他們。我不是要代表他們中的前10名，使他們感到‘賤民’中還有階級。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層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時常縈繞在我心頭的可怜大眾。我想要提高他們，不在于給他們在議會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現在准備實行的保障名額分別選舉制，阻礙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反對的……作為一個自愿的‘賤民’，我將決不滿意‘賤民’与非‘賤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賴以生存的、誓死爭取的乃是根本鏟除‘賤民’的階級。”甘地要求“賤民”与非“賤民”的領袖立即簽字，在一种真實的兄弟情誼之下合作。 甘地的絕食斗爭，在印度社會引起了极大反響。許多印度教領袖呼吁甘地不要絕食，但同時保證支持他。泰戈爾的來信對甘地是雪中送炭，詩人表示：“為印度的團結，社會的正義，即使犧牲寶貴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們憂傷的心，帶著我們的敬愛与你崇高的自苦同在。”社會各界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聲很高。迫于壓力，有關方面不得不作出讓步，將留給“賤民”階級的席位增加一倍，而且全印宗教領袖達成了一項協議，取消印度教中所謂“賤民”階級。任何過去被視為“賤民”階級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權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學校、公路及准許其入廟朝拜等。初戰告捷，9月26日，甘地停止絕食。 當然，要改變人們的觀念決非易事。一些頑固的印度教徒依然視不可接触制是印度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千方百計維護舊俗。1932年底，甘地得知契拉諾邦一所印度教廟宇不准“賤民”入廟禮拜，十分惱火，他指名要那些人糾正錯誤，并聲稱如不糾正錯誤，他將在獄中再度絕食。那些印度教徒則指責甘地离經叛道，動轍以絕食相逼乃是一种訛詐。甘地便与之展開論戰，他發揮自己對宗教經典熟諳的优勢，旁征博引，去劣取优，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證明所謂“賤民”与生俱來便低人一等的說法，“不過是可怕的宗教偏見和陳規陋習”。他認為絕食乃是有宗教教養的人的最后武器，即“當其他辦法都行不通時，他便只有犧牲最后的生命”。一些頑固的印度教徒也如法炮制，拿絕食來對抗他，反對他絕食，甘地不為所動。他的態度是即使所有的人都拿絕食反對他，他也還要絕食。經過甘地一再呼吁，契拉諾邦印度教廟問題，經過公民投票，絕大多數居民還是贊成“賤民”入廟。 1933年1月4日是不合作運動紀念日，卜拉沙德曾策動各地群眾集會，導致多人被捕，國大党領導人前往獄中征詢甘地意見，是否發動不合作運動。甘地希望他們自作主張，自己將專心致力于拯救“賤民”的工作。此一時期，印度中央立法會議正在醞釀廢止“賤民”階級的法案，甘地呼吁所有印度教徒予以支持。 2月11日，甘地主辦的《哈里真報》（周報）正式在浦那創刊。甘地為之撰寫的發刊詞，闡明該報的宗旨乃是致力于解救“賤民”，并呼吁社會各界鼎力相助，以拯救4000万“賤民”脫离奴隸枷鎖。此后，《哈里真報》成為甘地領導“哈里真”運動的一塊輿論陣地。 至于如何拯救“賤民”，甘地在4月15日的《哈里真報》上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我深信絕食的方法……不可接触制是一种大錯，可能不須流血便可廢除，但需有适當的工具。我想我能負起這個責任，如果我的犧牲被神選擇。只有那些不斷追求真理、愛慕真理且拋棄物欲的人，才能從事這樣的絕食。如果沒有准備，是決不可嘗試的。” 29日，甘地又打算絕食。這天清晨早禱時，甘地寫了張條子給隨侍人員，說是深夜12點，有一种發自体內的聲音提醒他，要他絕食。他雖本能抵抗，但始終違抗不過，所以他恭敬不如從命。30日，甘地向外界宣布了他將從5月8日至29日絕食21天的聲明。他說，這次絕食不是要反對任何人，只是反對自己，是一种清心的磨煉，是為了接近神，接近真理。 5月1日，甘地致信總督，表示他的絕食与政府無關，完全是基于良知的原因。 絕食預定在5月8日上午11點開始。政府擔心甘地在獄中進行長時間絕食，會造成不利的后果，便于8日上午9點將甘地釋放。甘地出獄后，宣布停止不合作運動1個月，并要求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他則照常絕食了3星期。 待甘地体力逐漸恢复后，國大党領袖們在浦那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議。會中接受甘地的意見，停止群眾性的不合作運動，改由個別的不合作斗爭，禁止一切地下活動。甘地的理由是，個別不合作斗爭是獨立作戰，一個人倒下去，不影響他人，反之，群眾性不合作運動則彼此影響。另一方面，前者由自己作主，后者則要依賴領袖。群眾性不合作運動有失敗的可能，也可能被鎮壓，但個別抵抗則沒有人制服得了。 會后，甘地致信總督要求會晤，遭到拒絕。英國國務大臣在下院發表演說，聲明：除非國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運動，否則政府決不与甘地談判。于是，國大党立即決定實施個人非暴力抵抗。 7月26日，甘地忍痛宣布解散他一手締造并凝注了他18年心血与希望的真理學院，以便學員能分別參加個人不合作運動。隨后甘地對外宣布他將于7月31日率33名真理學院師生員工踏上征途，到農村去作長途宣傳。 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書戴賽及其他真理學院學生全体被捕。4日，甘地獲釋，但被要求不得离開浦那。甘地不從，又被抓起來，判刑1年。政府規定，甘地在獄中每天可以收閱報章雜志，但不得接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每天不得接見2個以上的來訪者。甘地要求能像過去在獄中那樣繼續進行“哈里真”運動，遭到拒絕。 8月16日，甘地宣布將在獄中絕食至死。2天后，政府發布公告，表示如果甘地不再從事非暴力抵抗和“哈里真”運動，政府將考慮釋放他。甘地不同意有條件釋放，繼續堅持絕食。1星期后，甘地身体狀況嚴重惡化，被送至沙桑醫院看管。由于政府始終不肯讓步，甘地身心狀況极坏，他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消沉与萎靡，好像已失去活下去的興趣，甚至把自己僅有的几件心愛之物也送給身邊護士。眼看甘地已瀕臨死亡，8月23日，政府慌忙宣布，無條件釋放甘地。此后甘地恢复進食，才幸免一死。 甘地出獄后處境极為艱難，假如他繼續從事個人的非暴力抵抗，必將再度入獄。而入獄后，必將因同樣的“哈里真”問題而絕食，政府大概不會讓步，那么甘地只有死路一條。一些國大党領導人認為，甘地當時實際上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再“惹事生非”，而用全部精力去做“哈里真”工作，同時跟國大党工作委員會見見面，必要時出出點子。第二個辦法是在一段時間內完全退出國大党，讓年輕人頂著干。 9月13日，甘地正式發表聲明，他個人將停止非暴力抵抗1年，直至下一年8月3日。在這段時間內，他將集中精力于解救“賤民”及其他建設性工作。 9月30日，甘地開始作募集解救“賤民”基金的長途旅行，以便獲得更多的捐獻來支持此一全國性革新運動。 此次募捐旅行雖受到一些頑固印度教徒的抵制，但他得到的歡迎卻盛況空前，也出現了許多群眾慷慨解囊、感人至深的場面。整個旅行歷時將近1年，共走過12500英里路程，募得基金80万盧比。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高潮過后，占优勢的國大党右派領導人認為積极斗爭和施加壓力的階段業已過去，現在必須來一個妥協的合作。所以從1933年末起，右派為參加本屆立法會議的選舉而恢复了自治党。在這個新議會派的影響下，國大党越來越右轉。与此同時，以尼赫魯為首的左派的信仰社會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他們主張不妥協地進行反帝斗爭，哪怕是受到暫時的挫折也在所不惜。 甘地針對斗爭高潮過后的低落情緒，提出了一個新的對策。1934年4月7日，甘地在解救“賤民”的長途旅行中發表聲明，推翻上一年7月發起的個別不合作運動主張，勸告所有國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由他一個人來從事這件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有誰想恢复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須事先得到他的指示，經他認為此人在這方面确實超過他方可。他的理由是，為了今后能承擔大任，一個非暴力者應當學習自制的藝術与自愿的貧窮。他們必須參加國家建設，諸如自紡自織、提倡土布、消除宗教壁壘、解救“賤民”、禁酒与自洁。這些都是保護窮人的工作，同時還必須服從當局的法律。 甘地的聲明令尼赫魯等左派非常失望。當時尚在獄中的尼赫魯8月13日給甘地寫了一封長信，表示了他的不滿。 “當我听到你停止不合作運動的決定，我很不愉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已准備響應你的號召。不過你所提出的解釋及對今后工作方向的指示，尤其令我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触，里面一定有什么東西破裂了，它是我最珍貴的一种維系。在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甘地立即給尼赫魯回信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也表示他們在手段上存在著程度上的差异：“在我看來，手段和目的同樣重要，只要我們能控制手段，便不難達到目的，否則就不會有達到目的的希望。”他還解釋說，他自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考慮到時間因素，意思是說尼赫魯的想法未免有點急躁冒進。 甘地發表聲明后不久，便在闌溪召集國大党領袖舉行了一次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有蕭克·阿里、安沙里博士、卜納沙德、奈都夫人、諾艾、戴賽等人。會上，甘地澄清了一种說法，即大家以為甘地是叫國大党停止所有不合作運動，其實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由他代表國大党來從事這項斗爭。甘地表示：如果大家堅持要國大党停止抵抗，他本人只有退出國大党，但由于同志們的勸告，甘地答應等到10月份國大党全印委員會會議時再決定。 其實導致甘地決定退出國大党的原因還很多。1934年9月10日，甘地發表聲明，闡述了他必須退出國大党的理由：“在我看來，許多党員和我本人對前途的看法有很大分野，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對我罕有的效忠，他們選擇的方向必是与我分道揚鑣。”聲明中，甘地主要列舉了這樣一些原因：一是在紡紗与土布問題上的分野，甘地將紡紗与土布列為首要工作，而多數國大党員對此毫無信心。有些人雖紡紗，卻并非出自信心而是對甘地個人的忠心。二是在議會代表團問題上，甘地主張在當時沒有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情況下，在党內設立議會代表團，借以實行党的政策很有必要，而其他人則對此有尖銳的意見分歧。三是他与左派的關系將很難相處。他認為尼赫魯為首的左派富于勇气和犧牲精神，其主張卻不合他的胃口，他不愿与之在党內處于實際對立地位。四是在非暴力問題上，甘地視之為信條，而其他人則不過是當作一种政策；在“賤民”問題上，甘地認為這是宗教与道德問題，而其他人則認為甘地大可不必停止不合作運動而致力于這一枝節問題。還有在土邦問題、個人非暴力抵抗等等問題上都有分歧。 最后，甘地提出了反映自己根本立場的几個提案交提案委員會審查。這些提案，一個是要求將党章第一條中“合法的”与“和平途徑”改為“真理与非暴力途徑”；二是將党員每月應繳納党費4安那改為應繳雙股紗8000英呎，其中60英呎必須自紡；三是任何人如不是繼續在党部登記備案，履行義務達6個月，并經常著土布衣服者，均將喪失党內選舉權。 甘地認為，國大党如果同意他為領導人，就必須通過這几項提案，沒有絲毫妥協余地。他希望全党同志冷靜考慮，自作抉擇，切勿遷就他個人的意見而影響大家的判斷。 大會于1934年10月26日在孟買舉行，甘地所提各項修正案，多數被修正或予以保留，因此甘地決定退党。 28日，甘地進入會場辭別，全場8万人一致肅立，向甘地致敬。大會當場通過決議：“本會一致信任敬愛的甘地領導，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變其退党決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變圣雄的決心，本會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對其所作的卓越貢獻深致敬佩，且對其保證在必要時為党貢獻卓見，尤感滿意。”甘地最后致辭表示：今后他對國大党的興趣將限于在相當距离內，注視其所堅守的原則。 甘地退出國大党后，國大党全印委員會通過決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國大党參加立法會議選舉，甘地本人則致力于鄉村工業建設。 恢复鄉村工業是甘地土布運動計划的擴大，他認為土布運動業已取得可喜的成績，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夠和鄉村居民在精神上結合，而不是前者剝削后者，或者要鄉村居民模仿城市生活。他因此進而提出由自紡自織發展到自制糙米和土面的鄉對工業的想法。 1934年11月26日，甘地在《哈里真報》上著文，闡述他發展鄉村工業的一些基本思想。其中講到了他為什么不按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大机器而主張小規模鄉村工業的道理。他指出：在人手不足的地方，使用机器當然是好事，但在印度這种勞動力過剩的國家，使用机器就是坏事。因為在這里面臨的問題不是要“替几億人找空閒而是如何利用他們的空閒時間，因為他們平均有半年無事可做。在這种情況下，一個机器工人代替10個工人的工作，他就等于在農村賺了10個人的錢，造成了10個人失業。如果這樣計算的話，即使他生產的東西再价廉物美，也比農民自己生產的東西要貴得多。對于一些人批評鄉村工業是個体生產，不适用大規模的合作生產方式，他也提出反駁。他認為鄉村生產固然限于狹小的村落，可是產品可以集中，利潤可以分享。只要按照計划适當管理，只要有合作精神，分工協作也是可以進行的。但他認為土布仍是中心工作，不能因為推進其他的工業而放松了對土布的紡織。沒有土布工業，其他便不能推進。 1934年12月14日，全印鄉村工業協會正式成立，負責推廣糙米与土面。該會為國大党外圍組織，但甘地不主張其過問政治。 甘地默默致力于推進鄉村工業建設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們不知甘地又將在農村搞什么大動作，因而密令各地官員嚴密監視他的活動，以便采取防范措施。對此，甘地的態度是：“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過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實都是政府應當做的，隨政府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要壓迫老百姓。如果政府幫我。我可以產生不可思議的效果，但必須是适當的協助。就我自己來說，我的一生是一張白紙，絕對沒有任何秘密。我只選擇旁人所不注意的工作去做，也決不干預旁人所已做的事。我推廣糙米、土面，只不過要老百姓別忽視自己的健康。” 1935年正是印度國內政治活躍的一年，一般民眾都熱心政治活動，甘地卻在這個時候遠离政治斗爭的前台，專心于他的鄉村工業，許多人為此迷惑不解，甚至有人認為他這是逃避現實，表現灰心、失望。甘地在1935年12月28日的國大党50周年紀念日上闡述了他的思想：“凡沒有准備好從事小改革工作的人，決不能擔負起偉大的改革事業。凡已好好運用其智能努力工作的人，必將發現他的才能是在不斷增強。而且原以為是了不得的革新事業，其實不過是小事，只有這樣安排我們的生活，才能自然。為了實現政治目標，一個人首先要忘記它，如果事事想到政治目標，便會產生不必要的困惑。何必為那些晦暗的問題傷腦筋，不到死，為什么死？” 1936年，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出現新的特點。國大党的許多党員越來越不滿足國大党右派領袖們所提出的憲政形式，積极探尋新的反帝斗爭的道路、方式与方法。他們聚集在尼赫魯周圍，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甘地退隱之時，尼赫魯是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人物。 尼赫魯是一位与甘地風格迥异的國大党領袖人物。他出自婆羅門世家，早年就讀于英國哈羅公學、劍橋大學，對哲學、文學、法學頗有研究。他從英國回國后，即投身印度民族解放斗爭，在斗爭中熱烈追隨甘地，且久經鐵窗考驗。然而他与甘地在一些方面格格不入。尼赫魯是個理性主義者，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動，認為這是印度落后停滯、四分五裂、深遭外國殖民者蹂躪的罪魁禍首，而甘地則對神有著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尼赫魯性情暴躁，清高孤傲，甘地則謙遜柔和；尼赫魯酷愛文學，崇尚科技，甘地則認為科學技術是人類不幸的根源；尼赫魯富于理性，認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動要能收效，必須導向明确，甘地往往憑本能（他本人稱之為“內心的聲音”），善于体察群眾的心理而相机行事，認為注意手段，目的自明。 在社會政治觀上，兩人也有很多不同。如1922年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尼赫魯就极不贊成，認為它挫傷了士气，使大好革命形勢喪失。1930年德里協定及隨后的圓桌會議，尼赫魯認為它轉移了人民對主要問題的關注，帶來了失望与失敗情緒。他認為甘地過分強調土布及解救“賤民”工作是輕重倒置，轉移了人們對主要問題的關注。他也不同意甘地號召國大党停止不合作運動而由他一人代勞。尼赫魯在提出擺脫現狀的出路時，要求國大党的領導采取國大党活動的民主化和積极行動的激進綱領，以便吸引廣大群眾參加反帝運動，同時他承認工人和農民建立自己的階級組織來捍衛他們的經濟要求的權利，他認為這些組織應當完全服從國大党。他對甘地的非暴力學說和在反帝斗爭中采用的非暴力方法產生怀疑。尼赫魯寫道：“在政治方面，非暴力策略至今還沒有取得胜利，因為印度仍然處于帝國主義的罪惡控制之下。 在社會方面，這种策略也沒有規定根本的改變。” 但甘地科尼赫魯之間有著親如父子的關系。尼赫魯雖不同意甘地的主張，但他一直崇拜甘地的人格，并追隨甘地行動。甘地對尼赫魯也是精心培植，悉心誘導。尼赫魯是甘地最為屬意的繼承人。 1936年印度政府組織法正式頒行，該法經過很長時間的醞釀，在激烈的反對聲中于1935年7月24日正式列入法令。該法規定，在英屬印度11個省建立擁有一定保證的完全的責任政府和實施自治。總督擁有為保護少數派、維護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動的權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聯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務。在中央實施兩頭政治。英國雖然作出了一些讓步，但該法一開始就明确表明：英王和印度的關系是所有權利、一切政權和全部司法權都由英王陛下實現。它絲毫未改變印度對英國的依附地位，因而遭到印度各界人士反對。 1936年4月，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勒克瑙舉行了會議，甘地出席會議，但并未參加會議的討論。他推荐尼赫魯任主席之職。這次大會批准否決了1935年的印度政府組織法。會后尼赫魯在組成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時，大量吸收左派參加，人數占到1A3，但右派仍在國大党領導机關占統治地位。 勒克瑙會議后，甘地遷居到西迦昂的一個僻遠小村，住進了茅棚。他認為自己過去偏重于發表理論，現在該有更多的机會來長期体驗實際的鄉村生活，哪怕只是住上一陣，他將對印度農村的情況有更深的了解。西迦昂環境惡劣，肮髒而又閉塞，但因為甘地的到來，這個鮮為人知的小村子很快聞名遐邇，成為國大党要員頻繁出沒、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場所。甘地就在那窄得僅容他轉身的茅棚里住到5月下旬，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移往他處療養。 這年5月，甘地得知其長子哈瑞拉·甘地在孟買改信伊斯蘭教。在甘地的几個儿子中，長子酗酒成性，游手好閒，到處招搖撞騙，讓甘地傷透腦筋。由于哈瑞拉曾几度宣稱要改信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其意圖不過是想撈點好處，而非出自信仰，所以當得知儿子皈依了伊斯蘭教，他便在《哈里真報》上撰寫了題為《致穆斯林友人》一文，對他這位不孝之子的行為進行揭露，以便穆斯林友人能考察哈瑞拉改教的動机。 英國政府考慮到印度政府組織法中有關“聯邦机构”部分引起了印度社會人士的激烈批評，決定先著手實行“有關省自治的部分”，“聯邦机构”部分暫時擱置不提。它公布省立法會議的選舉擬在1937年年初舉行，總督林利茲戈勳爵為分裂反帝陣線和為各反對党派拉更多選票，開展盅惑宣傳，表示政府打算采取措施改善群眾狀況，并號召國大党領袖們合作，同時繼續對左派分子進行迫害，企圖阻撓他們進行競選宣傳，主張同政府合作的各地方組織，党派也都積极加強了自己的活動。 國大党主席尼赫魯決定利用選舉，宣傳國大党綱領，吸引各階層參加反帝斗爭。早在1936年8月，國大党就提出了競選綱領，其中包括許多進步內容，如爭取完全獨立，廢除1935年印度政府組織法，改革現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農狀況，男女平等，廢除“不可接触制”，釋放政治犯等。國大党在這個基礎上展開了廣泛的宣傳攻勢。 1936年12月，國大党第50次會議根据甘地和尼赫魯的主意，在馬哈拉斯特拉的法茲普爾村舉行，意在突出國大党要与農民建立聯系的愿望。 會議通過決議，明确宣布反對1935年印度政府組織法，以及因此而強加給印度人民曾公開反對的所謂印度憲法，認為任何与憲法合作的行為，都与印度爭取自由的斗爭背道而馳。大會重申不与該法合作的一貫立場，且將在議會內外与之斗爭。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土地綱領，規定降低地租、田賦、水稅，取消欠稅，禁止各項雜稅，以及強迫勞動、減少高利貸債務負擔等。 甘地未出席此次大會，但會后他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國大党的決議。 1937年初的立法會議選舉，國大党在各地取得了胜利。2月末，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瓦爾達開會，通過新的立法政策，還規定：凡國大党籍議員均不得支持帝國主義政策，不得接受封號，同時必須身著土布，實踐競選綱領。 選舉獲胜后，國大党在是否接受各省部長職務問題上意見分歧，遲疑不決。右派有勢力的領袖早在選舉前就主張無條件接受，但尼赫魯等則希望爭取比“省自治更大的權益”。甘地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主要作用，他提出國大党可以有條件地接受部長職務。結果1937年3月19日召開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遵循甘地的意見，正式決議：凡國大党取得絕對多數席位的省區，國大党籍議員可接受省級部長職務，但總督必須同意不使用行政權干涉議會。甘地這是想借合作的方式來達到不合作的目的。 選舉活動和國大党在選舉中胜利，導致印度全國政治生活進一步積极化，并引起群眾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加強。尤其工人的罷工斗爭十分活躍，英國統治集團不得不對國大党讓步，同意不使用總督的特權。1937年7月，各省民選代表走馬上任。 選舉獲胜后，國大党的注意力開始主要集中到參加政府方面。甘地則一如既往地專心于鄉村建設運動，并提出了他的具体方案。他認為印度的理想鄉村應該是“備有完善的衛生設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陽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應取自當地方圓2．5公里以內。家家應有菜園、庭院与畜欄。鄉村中的道路与集市必須保持洁淨。同時，設有拜神集會的場所，合作食堂，初級与中級學校，講習技藝。另外還要設長老會，排憂解難，制止糾紛。每一鄉村應能生產所需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 甘地為推進鄉村建設，特意組建了“甘地社”，這一作法引起了社會上不少猜疑，似乎甘地有意在与國大党唱對台戲。為此，甘地在一次社員大會中發表了重要演講，以正視听，他說：“開玩笑的人說，‘甘地社’与國大党變成了互相敵視的兩個組織。其實‘甘地社’不過是負責推動國大党的建設方案，它怎能反對國大党呢？” 形勢的變化使甘地社面臨許多新問題，甘地社成員原是國大党中的抵制議會派，那么現在那些已參加立法會議的人是否仍然可以成為甘地社的成員，以及甘地社的成員能否參加立法會議，這些問題曾在當時引起廣泛爭議。以帕迭爾為首的一派主張贊成，以卜拉沙德与甘地社社長麻希洛瓦為首的則堅決反對。 甘地組織身邊的同志反复討論，讓他們充分發表意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抵制議會不是一成不變的原則，這与真理和非暴力原則不同。我現在已不像過去一樣地反對，但也并非回到我原來的立場，這純粹是戰略的問題。我只是說在必要時這是迫切需要。我現在雖然是不合作主義者，但大家忘了，我也是合作主義者，就是為了合作而不合作。我曾說過，假如我能用合作的方式將國家帶向前進，我一定合作。我現在指示進入議會，不是提供合作，而是要求合作。我深深相信，如果不是我堅信真理与非暴力，別人將不會重視我的政治活動。我最先的動机是追求真理，隨后才發現非暴力。” 當然，甘地并非鼓勵“甘地社”的社員都去競選入議會，他認為如果被指定參加競選，就不必畏縮。因為這是去擴大影響，從事真理与非暴力的斗爭，是要為人民服務而不是追求個人的私利，議會是誘惑的陷阱，像一杯烈酒，但堅持真理与非暴力的人，必能經得起考驗。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對一位前來采訪的納粹報紙的特派員闡述了自己對武力征服的態度。甘地告訴他：“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維持人類尊嚴地位。但我們之中卻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贏得獨立。如果我們必須被迫流血，那將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動武以爭取自由与獨立，勢必將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實現。我已拋棄了刀劍主義，我已使它成為可能。我所得到的結論是： 人的尊嚴加上理智的愛，必能代替野性的殘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爾達。此時正是印度國內的多事之秋，國大党選舉獲胜，參加了政府后曾在國內造成過一种新气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种問題。國大党右派領袖沒有也不可能履行諾言，滿足工農大眾的需要，他們想利用舊的國家机器實行改革，步履維艱，人們的不滿情緒急劇增長，罷工、暴動、反政府游行，事件不斷發生。國大党內部的紛爭激烈，特別是國大党与穆斯林聯盟及其他少數派關系惡化，新上台的國大党省長束手無策。這种情況使甘地又走向前台。 1938年4月1日，國大党加爾各答會議，甘地親臨指導。當時，國大党与穆斯林聯盟的關系极為緊張，領導人已進行過長時間交涉，筆墨官司不斷，但不解決問題。 甘地決定親自出馬，与真納會談。正式會晤預定4月28日舉行，在這之前，甘地几次寫信給真納，效果并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于与真納的會晤。 真納和甘地一樣，曾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律師，國大党著名領袖。約有10余年，他一直在國大党內維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團結，組成反對英殖民統治的統一戰線。甘地取得國大党的領導地位后，真納不贊成甘地的不合作綱領，認為這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他于1921年脫离國大党。此后，他一直是穆斯林聯盟的實際領導人，積极致力于爭取穆斯林在統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對原來的政治目標并未完全放棄，依然為實現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團結合作不斷努力。1937年的選舉，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現決定性的轉變。當時，國大党取得絕對多數并拒絕在穆斯林居少數地位的省內与穆斯林聯盟分享權利，采取了一些損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納從中得出結論，在印度教徒占优勢的政党統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永遠難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后，這位昔日兩大教派團結的捍衛者，成為建立巴基斯坦國方案的不屈不撓的衛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買真納的寓所里會晤了真納，這次談判僅系初步交換意見，為下一步國大党与穆斯林聯盟主席的會談做舖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會晤后，雙方只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公報：“我們曾就印穆團結作過3小時的友好會談，這一問題將繼續再談。” 5月1日至8日，甘地訪問西北邊省，然后回孟買休養。6月間，穆斯林聯盟向國大党提出了11項要求：１立即放棄以《祖國的命運》為國歌；２目前穆斯林占多數的省區，不得重划行政區；３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預；４穆斯林早課或禮拜不得干扰；５應制定法案保障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權利与伊斯蘭文化；６憲法中應明文規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國有建設；７國大党不得再反對分別選舉制，并不得指其為危害民族主義；８制定法律保障烏爾都文；９地方民意机构之組成應采用分別選舉制；十廢止三色旗或承認穆斯林聯盟族以同等地位；□承認穆斯林聯盟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組織。 國大党拒不接受11點要求，使印穆談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殺事件到處發生，現狀令甘地無比憂愁。7月27日，甘地向國大党党員發表談話，回顧了党的斗爭歷程，一方面引咎自責，同時激勵大家，克服困難，堅定信心。他說：“我不能說自己退出國大党就可以推卸責任，我离開國大党的動机，是想站在党外來促進它的發展，我知道我仍舊影響國大党的政策。我以1920年党章起草人的身份對目前党紀敗坏必須負責。党在1920年是從艱難中開步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与非暴力為信條，多數党人只當它是一項政策，這是不可避免的。我曾希望當大家看到國大党在新政策下的進展后會接受它為信條，但只有少數人如此。最初階段，高級領導人物反應頗佳，諸位可以回憶當時像老尼赫魯，達斯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發表的公開信，他們曾領導党員表現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犧牲与嚴肅精神，阿里兄弟也几乎變成了苦行僧。當我在各地考察時，我發現同志們几乎都已換上了新生活，當然還有其他人，我毋需一一列舉。高級領袖們的熱忱無疑大大影響著同時期的許多人。 “但是，這种情形，隨著一年內自治的不能實現而突然改變。我所指示的一年內自治的先決條件，大家都健忘了。馬吉德甚至說作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隊的統帥，我必須首先認清自己提的先決條件乃是可以辦到的，也許他說得對，可是我卻沒有辦到。大規模使用非暴力手段從事非暴力斗爭，對我來說也還是一种試驗，所以我不能將它寫成具体的條文，我所期待的只是國人的響應。他們也許會絕不贊同，錯誤和偏差是可能的，這些話姑且不論，問題是當爭取自治的斗爭延長，哈里發問題已不再成為國人熱心的斗爭，緊接著高潮過去，對非暴力的信心動搖，于是异端邪說便乘虛而入。本來對党章沒有信心的人，當然是公開的攻擊。 “我的才智有限，神并沒有授權我來領導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卻想神會選擇我為工具在印度實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种邪惡。已有的進步相當惊人，但待完成的工作還很多。……不管是否需要再來一次食鹽進軍那樣光榮的奮斗，印度也終能借非暴力達成其理想。我祈求真光驅散黑暗，愿相信非暴力的人們同我一樣祈求。” 當人民的斗爭危及到資產階級統治時，甘地的態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德里會議上，甘地代表國大党起草了“有關人民自由”一案交大會討論，該提案稱：最近發現許多人，包括少數國大党党員在內，竟假借自由的名義，任意燒殺搶掠，實行暴力的斗爭。還有几家報紙，故作不實報道，企圖挑起教派間沖突。我們要喚起國人的注意，我們爭取自由，并不包括自由地煽動暴亂或歪曲宣傳，因此，本党對人民爭取自由的政策從未改變，但將基于一貫的立場，支持國大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這一議案意在授權那些參政的國大党部長們對所謂煽動暴亂或參加暴力斗爭者采取制裁行動，甚至不排斥使用暴力鎮壓。國大党左派強烈反對甘地的提案，并以退席相抗議，他們認為國大党參政放寬了人民的自由，但國大党籍部長們卻扼殺了自由，這一提案不過是要為部長們提供濫用自由的方便，這和過去的官僚并無二致。 會后許多共產党人找甘地理論。他們質問甘地為什么政府可以用暴力鎮壓而人民不能用暴力反抗。甘地辯稱：“雖然政府原則上也不應使用暴力，但假如一個人殺了小孩，搶去了他的玩具，那時我剝奪這個人的自由，不讓他再犯，我這种行動就不能稱之為暴力。但假如我采取的行動帶有報复，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顯然是說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而人民的反政府則是暴力，所以他認為在這一點上沒有商量的余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國內反帝斗爭繼續發展，以鮑斯、尼赫魯為首的左派力量影響進一步上升。1938年末，國大党主席鮑斯正積极籌划向英國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獨立的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一旦遭到拒絕，就開始群眾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個計划得到大多數反帝參加者的支持，并得到1939年2月在加爾各答舉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會議的贊同。當時，印共支持整個行動計划，同時提出重要補充，它號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運動和群眾組織。 國大党內部因為這一變化出現了激烈的紛爭，國大党主席之職也就成為左右兩派力量爭奪的焦點。 新主席的選舉預定于1月29日舉行。最早獲得提名的是阿薩德、鮑斯与席塔瑪亞3人。甘地和國大党右派領袖支持的是席塔瑪亞。1月20日，阿薩德主動退出。但鮑斯認為現在正是關鍵時刻，他不想退出，他堅持必須通過全党選舉來決定党的最高領導人。見此情景，1月24日，帕迭爾、卜納沙德、巴咭迦、多拉脫蘭、戴荷、戴賽及克里巴拿里聯名發表聲明，支持席塔瑪亞，但選舉結果卻是鮑斯以1580票對1375票獲胜而當選為國大党主席。 鮑斯是上屆國大党主席，一向主張堅決的反帝斗爭和激進改革，甘地對他頗為不滿。選舉揭曉后，甘地發表聲明，公開表示自己原是反對鮑斯再度競選的，現在既然他獲胜，還是應當表示祝賀。不過甘地接著指出：由于他自己先前曾支持席塔瑪亞不退出競選，席塔瑪亞的失敗無疑也是他自己的失敗，也就是說他們沒有獲得大多數國大党代表對其原則和政策的支持，既然如此，少數派最好退出國大党。他還提醒人們，同情國大党主張而并不在党內的人還是占絕大多數，所以他鼓勵大家如感到不便就退党。 甘地實際上是在給鮑斯出難題，原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甘地擁護者的巨大壓力下，除鮑斯的弟弟外，全部辭職。 鮑斯向甘地表示：席塔瑪亞的落選并非是甘地主義及其領導的失敗，他希望能得到甘地的信任。他說：“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卻喪失了印度偉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 1939年3月6日，國大党全代會如期在阿薩姆的特里普拉土邦舉行，這次會議是一次關鍵的較量。甘地因身体虛弱未能出席。大會由于鮑斯等左派力量的提議，于3月7日通過“民族需要”一案，重申了爭取獨立、通過民選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不受任何外國干涉的決心，并且認為印度自決的時机業已成熟，要求英國當局立即答應印度人民通過制憲會議建立獨立民主國家的要求。決議呼吁各級党的基層組織、國大党所組成的省政府至全國人民全力以赴，加強團結，清除腐化，使國大党能成為代表民意的有效机构。 左派的激進綱領令右派极為不安。他們擔心群眾的真正發動會危及其根本利益，因而极力組織反擊。3月8日，聯合省首席部長潘迭特提出信任甘地案，宣布支持過去20年在甘地領導下制定的各項基本政策，确定這一政策不容中斷，并將作為指導今后工作的准繩，認為當前形勢下只有甘地領導國大党及全國人民才能贏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決議案要求國大党主席必須遵照甘地的意愿指定人選，組成國大党的執行机构——工作委員會。潘迭特提議后，由拉賈戈帕拉戛查理附議，交大會討論后獲多數代表同意通過。 會后，鮑斯再三請求甘地提供人選，甘地表示他自己不能介入潘迭特案，不能提供工作委員會名單。但是他也表示不能保證鮑斯自己提名的人選能獲通過，甘地要他去找上屆工作委員會商量解決。 鑒于甘地的不合作，鮑斯無法組成新的工作委員會，只得提出辭呈。尼赫魯曾建議鮑斯撤回辭呈，鮑斯卻深感無奈。 最后改選卜納沙德為1939年國大党主席。5月3日，鮑斯在党內自組前進社，以團結所有激進派与反帝進步分子為宗旨，采取各方進步人士所共同協議的方式作為斗爭手段。但總的看來，左派力量遭受此一打擊后，基本上一蹶不振。尼赫魯也在甘地及資產階級的壓力和軟化下，漸漸失卻其激進鋒芒，成為其忠實代理人。 甘地的注意力除積极致力穩住國大党及其支持者的陣腳外，也十分關注這一時期的國際局勢，力欲以其非暴力拯救人類于血海。 30年代中后期正是國際法西斯勢力不斷發動侵略戰爭的時期。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奧地利、捷克被吞并。法西斯赤裸裸的暴力与甘地所倡導的非暴力水火不容，甘地視之為“豺狼”而加以譴責。然而甘地卻不贊成被侵略國家采取武力抵抗。這位多年來對非暴力信守不渝，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己任的老人在這世界正沉浸于法西斯血腥暴力的時候，不斷向世人宣傳他的“法寶”，并現身說法，要替當局者“指點迷津”。 他除了呼吁希特勒之流放棄武力政策，并對“豺狼”予以譴責外，還認為需要提醒羊不要落入豺狼的圈套，即被侵略國家無論遇到多么暴虐的考驗，都不要訴諸武力，失掉光榮。這种荒謬的“提醒”當然不可能產生任何效果。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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