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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歐戰爆發。3日，英國對德宣戰。同日，印度總督宣布印度已進入戰爭狀態，應負起戰爭責任。 印度的參戰完全沒有与印度人民磋商，甚至印度立法議會事前也未曾听說，這不能不引起印度輿論的強烈不滿，并遭普遍反對。 印度國大党早在戰前即已表明它一貫的反戰立場。在1936年的競選宣言中，它表示將堅定不移地“反對印度參加一次帝國主義戰爭”。1938年初，國大党領導人曾抨擊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斥之為對民主的叛賣。1939年春，國大党曾警告說，它不會為別人的利益而戰。尼赫魯更是明确宣告，印度是否參戰只能由人民決定，英國強加的任何決定都必將遭到反抗。 印度總督為試探國大党領袖時英國政策的態度，并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首先召見甘地，對此廣大群眾和國大党要人都表示反對，但甘地執意前往總督府。他以個人的名義向總督表示，作為一個和平主義者，他不可能支持戰爭，但出于純人道的考慮，他同情英法。他還就自己与總督的會談發表了公開聲明。 甘地与總督會談的聲明發表后，引起各方論議和猜疑，甘地為此在9月8日發表了題為《我的同情》一文，解釋自己對英法的同情是基于理智，因而希望和他持同一觀點的人支持他的看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會党通過一項決議，支持英國作戰以保衛印度，但盼擴大中央政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員。18日，穆斯林聯盟決議，對過去2年的聯省自治深表不滿，除非能給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詢穆聯的意見以制定新憲法，否則，任何形式的應變措施均不能獲得穆斯林在戰爭上的支持与合作。 國大党的正式立場由它的領導机构決定。工作委員會于9月8日∼14日舉行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一個長篇決議，為國大党擬訂了對戰爭的政策基礎。該決議由尼赫魯起草，經過仔細斟酌，它譴責法西斯主義，譴責德國納粹政府對波蘭的侵略，對那些遭受德國侵略和進行反侵略斗爭的人表示同情。但它指出，關于印度戰爭与和平問題，必須由印度人民決定，如果英國不把印度作為一個平等國家對待，國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作戰。決議要求英國政府直截了當地說明它在這場戰爭中的目的，是否包括消滅帝國主義，給戰后印度以獨立。國大党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戰時成立對選舉產生的而不是總督委派的中央立法議會負責的印度政府，它還呼吁印度人民停止內部斗爭和矛盾，隨時戒備，加強團結，表現出一個統一的民族精神，冷靜地提出目標，爭取印度的自由。這表明國大党准備有條件地支持戰爭。 對于國大党工作委員會的決議，甘地于9月15日發表了個人聲明。聲明表示，雖然他發現自己的看法，即“任何對英國的可能援助都應是無條件的，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礎上才能辦到”沒有人附議，但他對決議起草人尼赫魯所采取的原則性立場予以稱贊，認為他的聲明不僅是對不列顛政府和人民，對自己的同胞，也是對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壓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工作委員會的聲明能得到党內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其他党派人士盡可能采取同樣的行動要求英國政府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標，承認印度獨立。 總督邀請了50名印度各方領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會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納沙德、尼赫魯、鮑斯、帕迭爾及真納等人。9月25日，甘地在赴西姆拉會見總督途中，在他主筆的《哈里真報》上發表《甘地的難題》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甘地認為，這場戰爭比以往那場戰爭更可怕，雖然他同情盟國，但卻不打算像上次那樣招募志愿兵參戰。他希望印度即使困難再多，但在追求和保證一個完善的民主秩序方面能起積极作用，并盡量使用非暴力。不過甘地表示：“假如我拋棄我最好的同志，因為他們不能追隨我擴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達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仍將維持對他們的信心。他們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將是极其狹窄的、暫時的。”對于自己下一步該怎么做，甘地表示，除了奉行非暴力，尚無其他具体方案，一切將相机行事。這些話表明，甘地已公開披露了他与國大党領導机构之間的歧見，但甘地對彌合分歧抱有希望。 同時，甘地對与穆斯林聯盟在這關鍵時刻重修舊好也抱有希望。9月26日，甘地參加了与總督的會談，返回瓦爾達途中，他撰寫《印穆團結》一文。文中他盛贊穆斯林聯盟是一偉大的組織，它的主席一度是國大党的杰出人物，是國大党新起的希望。他滿怀感情地回顧了昔日他們共同斗爭的歷史，借以證明印穆之間將會出現實際的永久的團結。 10月2日，甘地71歲誕辰。人們聚會慶賀，甘地寫了一篇《謝》，呼吁同志們支持他畢生所致力的工作。此時，甘地和工作委員會之間的歧見日趨明顯。在當時的情況下，不管英國是否作有利于印度的宣告，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一旦遭到侵略，國大党將用什么方式進行抵抗。在這個問題上，甘地和工作委員會長談的結果，是他發現他們對非暴力的估价僅限于用作對抗英國政府的武器，而且并不准備采取非暴力抵抗未來的進攻。甘地在10月10日的社論中說，“我相信，所有國大党的党員們都极欣賞20多年中，運用非暴力与世界最強的帝國主義斗爭的合于邏輯的結果，即抵抗敵人進攻的方法應該和赶走敵人的方法相配合，而前者顯然比較容易。事實上我們過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個強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這緊要關頭，沒有人敢響應非暴力的方式。形勢如此嚴重，如果工作委員會決定了采用武裝暴力來保衛印度，那么過去20多年國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訓練便等于徒勞。而將來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將印度不曾好好武裝的悲劇責任，放在領導非暴力的我的身上。”“我從不會鼓吹或支持武裝的訓練。相反地，我全力反對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眼前，我也并不反悔過去，我有不變的信心。世界各國中只有印度能學非暴力藝術，哪怕就在今天來考驗，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會對侵略者以牙還牙”，“印度即便是為了保衛邊疆，最好也還是完全放棄暴力，因為印度參加武裝競賽就等于自殺。印度既喪失了非暴力，整個世界便無希望。我必須保持過去半世紀我所堅持的信條，希望最后印度會服從非暴力，保持人類的尊嚴，不要自己墮落。” 英國的態度卻使甘地与國大党領導机构的分歧暫時退居次要。10月17日，林利茲戈再任印度總督。他在倫敦發表《白皮書》，其中重申了不實現“聯邦机构”，而在戰爭結束后召開各政党、宗教團体和王公代表會議來制定印度新憲法的原則立場。同時宣布可以采納穆盟得以代表印度穆斯林的主張。至于國大党要求立即自治，該聲明說，“考慮時局應依世界政治和印度政治的現實，取得進展應以實際可能為前提，試圖做成現實政治中未必能成功的事，到頭來准是一事無成”。在這里英國政府所作的唯一讓步就是放棄實際上早已破產的“聯邦机构”計划，沒有滿足國大党的合理要求。 對此甘地和國大党深感失望。甘地認為這种聲明不過是英國傳統分而治之策略的翻版，國大党領導机构對此激憤异常，它決定不支持英國的戰爭努力，并警告英國，國大党將發動群眾不合作運動，國大党執政的各省政府辭職將是第一步行動。同時，它又告誡人民，不要匆忙開展文明不服從運動，這實際上是向英國政府施壓，想迫使其作出更大讓步，結果英國政府沒有積极反應。10月27日，從馬德拉斯開始，國大党執政的印度8個省的省政府便先后辭職。英國政府曾以擴大總督行政參事會安撫國大党，仍未奏效。11月初，林利茲戈不得不又一次約見甘地進行磋商，陪同甘地的是卜拉沙德，他們兩人在討論中明确表示，除非滿足關于澄清戰爭目的的要求，否則不會考慮任何次要的建議，談判破裂。 1940年1月10日，林利茲戈在孟買東方俱樂部發表演說，其中指出，英國准備在戰后盡可能短時期給印度自治領的地位，但各少數派和印度各王公的合法權益与要求應得到保障，這一讓步使國大党中的妥協派看到一線希望。甘地也說：“總督的聲明包含著對雙方都光榮地解決的萌芽。”于是，國大党和英國政府間又開始接触，林利茲戈會見國大党的議會領袖德賽，德賽表示，他個人同意自治領的地位，認為自治領与獨立并無實質性差异，但他無權就此作出決定，總督必須与甘地磋商。2月5日，甘地与總督再次會談，但英方不肯作出實質性讓步，會談又歸失敗。28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巴特拉開會，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嚴厲控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重申國大党不參与帝國主義戰爭，決心爭取印度的“完全獨立”，并聲明在省政府辭職后，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發動不合作運動，并授權甘地在他認為已准備好時開展運動。同年3月，國大党全印委員會于拉姆加爾召開會議，批准了上述決議。同月，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會議中通過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決議。 戰局在繼續發展。5月10日，希特勒發起對西歐的進攻，英國張伯倫內閣倒台，丘吉爾組成戰時政府。在印度，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動蕩的時局加劇了國大党的政見分歧，并促使甘地与國大党領導机构分道揚鑣。 德國之占領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以及法國的投降，都向印度資產階級表明，法西斯危險威脅印度。國大党的主戰派為謀求与英國達成妥協而降低了它的要求。國大党領導机构決定，暫時擱置不合作運動的議論，表示只要英國承認印度自治，戰時在中央建立一個臨時國民政府，它即愿在戰爭中給予充分合作。尼赫魯認為，這是他們經過痛苦的斗爭与深思熟慮而作出的抉擇。國大党內以鮑斯為首的另一派，則力圖迫使甘地采取行動。這年6月，鮑斯會見甘地，呼請他發動文明不服從運動。 甘地本人立場依舊。7月3日，甘地發表了有名的對每一個英國人的公開呼吁。他以一個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維方式對于正在与納粹浴血奮戰的人們說：“我不揣冒昧，向你們建議一种最勇敢的戰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們不使用武器与納粹作戰。你們可以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們所要的你們所有的國土，征服你們稱作屬地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踏上你們的美麗寶島，占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胜古跡，即使要你們的家園也不妨讓出，如果他們不讓你們安全撤退，就讓你們自己和婦女与孩子任他們屠殺，但決不可喪失心志，也不要對他們效忠。” 甘地的立場，純屬無稽之談。即便在國大党內，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場也難找到支持者。在國大党可能用什么方式向英國提供戰爭合作的問題上，甘地一直主張非暴力同樣适用于抵御外侮，因而他反對任何形式下的直接參戰。但除他以外，几乎所有國大党領導人都主張，只要英國答應印度的民族要求，一切形式的合作均可提供，自然不排除直接參戰。 7月3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德里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不顧甘地的強烈反對，提出一項新的決議，要求在印度立即建立中央臨時政府，与各省政府密切配合，以動員一切力量共起衛國。會議決定不能接受甘地极端非暴力立場，國大党主席阿薩德在會上說，“國大党是個政治組織，誓為國家贏得政治獨立，它不是一個爭取世界和平的机构。坦白地說，我們無法做到圣雄甘地要我們做的那些。”會后甘地宣布引退。7月底，國大党全印委員會在浦那開會，會議通過決議，表示有條件地支持戰爭。條件依然是立即宣布印度獨立和建立臨時國民政府，不贊成甘地的非暴力原則和非暴力抵抗戰爭的政策。 國大党拋棄自己的領袖是為了与英國人達成妥協，然而正是丘吉爾使甘地与他們又重歸于好。丘吉爾政府一貫忠于自己确立的政策，根本無意滿足印度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林利茲戈于8月8日發表聲明答复國大党的要求時，依然老調重彈，表示英國政府贊成制訂一項印度新憲法，只是在英國正作生死存亡斗爭的時候，不宜討論此事。 英國的態度打破了國大党領導机构的幻想。甘地對英國態度也极為不滿，8月13日，他向倫敦《新聞紀事報》發表談話：“我已退出國大党的實際政治活動，我盡量忍耐不評述總督的聲明，但英國及印度若干朋友极盼我能表示一點意見。我認為，總督的聲明更加深了印度的混亂，也擴大了國大党所代表的印度与英國之間的距离。即使站在國大党外看，印度也不歡迎這個聲明。”9月15日，工作委員會在孟買召開臨時全体會議，要求甘地重新出來領導。大會還确信非暴力政策不僅可用于爭取印度自治的斗爭，而且能适用于未來自由的印度。 9月16日，全印委員會以絕對多數通過決議，請甘地恢复領導國大党。 9月27日和30日，甘地兩度与總督林利茲戈在西姆拉會談，總督直接了當地告訴甘地，“你是全心全意的反對履行作戰義務，并且曾公開表示過，但我不能讓你向任何人包括戰士或軍火厂的工人等，進行任何反戰的宣傳，削弱民心士气。因為說反戰而不危害印度利益，包括你們所要求的言論自由在內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駁：“你和印度殖民事務大臣都說我們是自愿支持作戰的，這一點必須弄清楚。絕大多數的印度人民對這一戰爭毫無興趣，人民不愿支持一個為帝國主義而戰的戰爭。老實說，印度人民更反對納粹得胜，不過他們不以參戰的方式表示反對。他們看不出納粹主義与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有任何區別，如果政府承認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說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戰与非戰者之間，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們相互之間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總督談判破裂。13日，甘地在瓦爾達向工作委員會宣布了他的行動方案，2天后通告全國。這個行動方案稱為“個人的薩蒂亞格拉哈”，目的是爭取言論自由，參加者須經甘地挑選，逐個地投入運動，而且和以往一樣，一切活動均公開，關于何時何地由誰舉行象征性抵抗均一一告之政府。甘地挑選的第一個人是維諾巴·巴維，一個早年就追隨甘地的梵文學者，非暴力主義的忠實信徒，也是一位反戰斗士。10月17日，巴維在華達附近的波拉村發表反戰演說，宣稱出錢出力幫助英國人作戰是錯誤的，唯一有效的辦法是遵循非暴力途徑反戰。此后三天，巴維徒步在鄉村作同樣的演講。21日，他被判三個月的監禁。隨即政府實行嚴厲新聞封鎖，不准發表巴維演講与活動的新聞，嚴禁登載反戰消息。18日，甘地主持的《哈里真報》和其他兩個姊妹刊，也接到政府通知。24日，甘地發表聲明：“如我必須將有關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審查，我將不能自由執行編者任務。我所主編的3個周刊都是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單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顯然，如果稿件隨時受到事先審查，當然并不能達到原來的目的。新聞自由乃是我們所珍愛的特權，与民事反抗無關。所以我對政府實施新聞檢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兩刊終于向讀者告別停刊。 個別民事反抗仍在繼續，繼巴維之后是尼赫魯。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發表反戰演講，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頂替尼赫魯演講的是布拉姆·道塔，他在演講時當場被捕，判刑半年。 11月中旬，運動發展到第二階段，被稱為代表性的非暴力運動。抵抗代表從個別改為團体。由甘地指定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全印委員會、中央及地方議會中的國大党藉議員集体發表反戰演講。過去在各省擔任部長級職務的党員也紛紛到街頭巷尾，高呼反戰口號。其中第一個發難者是帕迭爾，他在11月17日被捕，許多高級領袖等也被關進監獄。到1940年底，計有11個中央常務委員，176個中央執行委員，29個以前的部長，400個民意代表都被捕下獄。甘地隨即下令從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暫停非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對耶穌圣誕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開始了甘地所組織的第3階段的非暴力抵抗運動，規模擴大。這一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級党部推選名單，送由甘地批准并親自派遣任務。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經出發便決不回頭，直到被捕為止。他們從一個鄉村走到另一個鄉村，呼著反戰口號，召集群眾大會。到1月底陸續被捕的達2250人。 時至4月，運動發展到第4階段。所有各級党部的中下級干部均報名參加為志愿隊員，進行反戰宣傳，讓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數超過2万，入獄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們准備長期住進監獄。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獄的人還會更多。 這次運動看起來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相比大為遜色。甘地這种作法在當時也遭到批評，有人認為這并不能削弱英國的戰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認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義的抵制，是3億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組織的一种爭取自由的斗爭，誰也不能讓它停止。 由于國大党領導人和骨干分子相繼入獄，運動不久就很難開展，同時，國際局勢也在急劇變化，使國大党再次面臨考驗。1941年6月，德蘇戰爭爆發，德軍以強大攻勢向蘇聯腹地推進，日本也在全力鼓噪南進，英國政府預感到日本即將參戰，故印度的戰略地位更顯重要，軍事上急需全面動員印度的戰爭資源。1941年12月3日，印度政府決定將參加非暴力抵抗而被捕的人，包括尼赫魯与阿扎德在內全部釋放。 形勢發展使甘地与國大党領導机构的矛盾重新突出。刑滿出獄和提前釋放的國大党人眼見抵抗運動大勢已去，瞬息万變的世界形勢更使他們不滿于老一套的作法，在世界人民積极投身反法西斯斗爭，印度前途命運攸關之際，他們不希望置身事外。這些人在党內逐步聚成一股勢力，強烈要求甘地改變計划，放棄不合作運動，重管各省行政權。但甘地寸步不讓，他認為參加運動人數的多少無關緊要，哪怕只有10個人，甚至只有2個人，卻仍然代表國大党。他呼吁全國人民一致奮起努力推進，以支持個別民事反抗運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此后日本迅速占領印度支那、馬來亞、新加坡，戰火直逼印度國門。對此嚴峻形勢，國大党工作委員會12月23日開會，聲明國大党同情遭受侵略的，為自己的自由而戰斗的各國人民，同意与他們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則固執己見，認為這顯然違背非暴力信條，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對參加戰爭。甘地在信中說：“我确實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滅絕。正因為如此，我必須繼續完成我的使命，不論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個人或組織的攻擊，故請你解除孟買決議所托付給我的責任。” 工作委員會討論了甘地的信，不能贊同甘地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因此通過一項補充決議，免除甘地的職務。1月10日，甘地向國大党建議尼赫魯作為他的繼承人。 亞洲戰局的劇變使英國處境极為不利，它急切希望印度在人力、物力与道義上給英國以最大限度的支持，這一需要迫使英國當局考慮采取措施，團結印度，為盟國的作戰努力服務。 英國保守党首相，英帝國利益最頑固的維護者丘吉爾在華盛頓方面及其親近同僚的敦促下，最終同意對國大党作出讓步。3月11日，丘吉爾在下院宣布將派戰時內閣閣員、掌璽大臣克里浦斯前往印度。克里浦斯為英國工党要人，被認為是同情印度的自由派人士，据說還与國大党領袖尼赫魯私交甚篤。他性格溫和，辦事老練，此次受命赴印談判，當然是最佳人選。 3月22日，克里浦斯抵達新德里，29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布了從英國帶來的計划草案，這就是所謂的“克里浦斯方案”。 克里浦斯方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各點： 1．大戰結束后，英國政府將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聯邦，并將給予它以自治領地位。 2．軍事行動結束后，將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會議來制定新憲法。各省將舉行立法會議的選舉，并由立法會議從自己的議員中選出各省出席立憲會議的代表。各土邦出席立憲會議的代表應由王公指派。 3．不愿加入印聯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國舊有的關系，或者成立單獨的自治領。 4．在戰時，對印度的統治將不做任何變更，印度各政党應幫助政府作戰，全部國防責任應由英國政府擔任，它只允許在總督以下設立的執行委員會里加入一名軍事顧問來監督作戰的物質供應。 克里浦斯到德里第3天，即約見國大党主席阿薩德，說明方案全部內容。阿薩德立即召開工作委員會加以研究。 此時，甘地雖已被免職，但他的態度對國大党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深知其中奧妙的克里浦斯轉而請求与甘地會晤，雙方會晤長達2小時，克里浦斯力圖說服甘地，但甘地態度非常明确。他毫不客气地告訴談判對手：“假如你的提議不過如此，何苦勞神費力從倫敦來到新德里。老實說，如果這就是你的全部方案，我勸你還是趁早搭下一班飛机回去。” 國大党領導机构一開始對克里浦斯的使命抱有希望，但仔細研究英國方面的建議后，他們又一次失望了。這不僅因為方案本身沒有答應在戰時建立責任政府，而且更由于其中包括一些國大党极不贊同的條款，如允許印度各省和土邦有權不加入聯邦，特別是其中規定英國仍將掌管、統治和指揮印度國防一條最難令人接受。4月2日，國大党通知克里浦斯，表示不能接受方案。雖然克里浦斯又提出關于國防問題的另一方案，擴大其中印度人的權利，并且有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約翰遜從中斡旋，但由于甘地的態度堅決，加以英國政府始終不肯作出重大讓步，4月10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發表正式拒絕接受方案的公報。 克里浦斯調查團并沒有為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和英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奠定基礎，局勢的發展使甘地產生了要英國退出印度的設想。甘地當時對形勢的估計是，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上，同盟國將難以抵抗日本的攻勢，英國沒有力量守住印度。而如果英國退出，獨立的印度將用它全部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4月，甘地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的堅定看法是英國現在就應有秩序地退出印度”。甘地在接受美國記者路易·費舍爾的談話中詳細說明了國大党對克里浦斯建議的觀點，并聲明，英國人應放棄印度，只有那時的印度才能捍衛自己，并幫助中國、俄國。而且印度抗擊日本的方式也与眾不同，他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象將有一排排印度人，紀律嚴明，手無寸鐵，面無懼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沖去，他們前赴后繼，勇往直前，直到尸積如山，血流成河。從而使敵人心慈手軟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希望落空之后，1942年7月6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瓦爾達召開會議，經過9天討論，通過了甘地起草的“英國退出印度”的決議，宣稱“本党鑒于過去發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印度人民的切身經驗，确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必須立即結束”。“本党主張英國撤出印度，并無意和英國為難，妨礙聯合國家正在進行的戰爭，更非鼓勵侵略者來到印度，或增加日本對中國的壓力……本党更不想削弱盟國的防御力量。因此，本党同意盟軍在印度駐防，倘有此需要，為抵抗日本及其他方面的侵略，以保障援助中國。”“如果這一要求不被接受，本党將不惜一切犧牲，運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來達到目的。由于事關重大，本會特決議此項建議提交于1942年8月7日在孟買召開的中執會（全印委員會）作最后決議”。這實際上是給殖民當局提出最后通牒，但卻留有余地。事實上，當時無論是國大党的領導机构，還是甘地本人都沒有明确的計划和具体行動，這顯然只是在施加壓力。 面對這一信號，英國殖民當局無動于衷。國大党就這樣等待、觀望、請求、宣傳，又拖了很長時間，最后全印工作委員會于8月7日在孟買召開會議，審批工作委員會決議草案。次日，會議通過了決議，重申“英國政權從印度撤退，任何未來的承諾或保證都已無濟于事，唯有得到自由才能使人民樂于發揮潛力，勇于戰斗。印度宣布獨立后，自由的印度將組成臨時政府，与聯合國家為友，分擔爭取自由斗爭的義務”。決議要求全体同胞，面對艱危，奮勇前進，在甘地領導之下，奉行命令，嚴守紀律，為印度的自由而奮斗，而且必須恪守非暴力原則。 8月8日子夜時分，甘地袒胸赤足，在孟買一間空气悶熱的大廳里向全國發出呼吁。他講話的聲音平靜而庄重，但卻飽含著异乎尋常的激動和興奮：“我要求立即獲得自由，為此，我向你們提出一個神圣而极為簡單的辦法：或者行動起來，或者走向死亡。我們將解救印度，或許我們將失去生命，但是我們決不允許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奴隸制度繼續存在下去。” 黎明來臨時刻，甘地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幽暗的牢房。英國人經過精心策划，一舉將甘地和出席孟買會議的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成員、全國委員會成員以及各省市組織負責人悉數逮捕，國大党組織也被宣布為非法。 逮捕甘地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國大党基層組織領導了群眾反英斗爭，斗爭方式既有和平示威抗議，也有武裝暴動，雙方沖突与流血事件不斷。到1942年底，全國約有250個火車站被毀，500個郵電局受襲擊，150個警察局被攻打。政府采取高壓手段控制了局勢，從8月至11月，据官方統計，死亡群眾近千人，被拘押者超過6万。殖民當局還大造輿論，把暴力斗爭的責任完全加在甘地身上。 以往數度入獄，甘地都有心理准備，且都欣然就范，政府也都煞有介事的進行君子式審判。可這一次入獄出乎甘地意料，就在他被捕前1小時，他還在對秘書說：“我昨晚講話后，他們就不會逮捕我了。”更可气的是，政府不由分說就將他關押起來，而且准備一直關到大戰結束。對于這种蠻不講理的行為，甘地深感憤怒。他在獄中不斷給政府當局寫信，表示抗議，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1943年2月8日，在被囚的第5個月，為了抗議政府的鎮壓行動和歪曲宣傳，甘地對外宣布，決定從2月10日開始絕食21天。但英國政府執意不肯讓步，丘吉爾在致總督的信中指示，如果甘地打算絕食至死，也隨他的便。 2月10日，甘地絕食開始之日，政府即頒布一項長達數千字的公報，稱甘地堅持在獄中絕食3周，這不是政府的過失。 此時甘地已是74歲高齡，又經過了長時間的監禁，長達3周的絕食對他是嚴峻考驗。絕食進入第4天，他便不能起床，心髒益見衰弱，8天之內，体重減輕了14磅，性命已有不保之虞，12天以后，甘地已進入了彌留階段，只有一息尚存。印度乃至全世界以极其焦慮的心情關注著這位垂危老人的微弱心跳。眼看這位終身為印度民族事業奮斗的老人的生命即將逝去，全印度人民及各派領袖与中美等國報界紛紛呼吁英國政府無條件釋放甘地，然而英國政府卻無動于衷，甚至以令人不可思議的心態暗中為他准備后事。但是這位耄耋老人似乎有著神奇的力量，他居然再一次躲過了死神之手，從第13天開始，他的神志又漸漸清醒，3月3日上午9時，他頑強地挺過了21天絕食。 對于一個無視生命和道義的政府，甘地已不再呼吁、吶喊、抗議，他准備以監獄作為自己永久的歸宿。他恢复了慣有的平靜心態，并以書為友，打發著漫無天日的獄中生活。宗教書籍仍是他的必讀之物，從那里面，他似乎找到塵世之外的無限慰藉；莎士比亞、白朗宁、蕭伯納的選集他也愛不釋手；在獄中，他還接触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獄中的這段日子也是甘地同夫人患難与共的最后日子。甘地夫人是在甘地入獄后的第2天被捕的。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們已共同走過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在甘地的輔導下，嘉斯杜白這位當年目不識丁的女子，現在不僅能讀會寫，而且成為英勇不屈的非暴力抵抗戰士。現在她又一次与甘地生死与共，栖身囚室。面對兩鬢斑白、老態龍鐘的妻子，甘地百感交集，他替夫人編寫簡易讀物，教她史地与詩歌。可惜甘地夫人身体狀況一直不佳，眼下更是每況愈下，竟至一病不起。 1944年1月27日，甘地寫信給政府，希望能准許孟買的馬太醫生前來獄中為夫人治病，讓他的侄孫女摩奴來獄中看護病人和允許他們的儿子常來獄中探視。 政府不僅不理會甘地的請求，而且對前來獄中探訪的親人也嚴加限制。2月16日，甘地再次要求政府派一位印度醫生看護病人，如果政府不同意，就請立即釋放病人出獄，如果二者均得不到批准，那么他本人要求另到他處接受監禁，因他不忍眼睜睜地看著病人在痛苦中毫無照顧，但這一請求仍然得不到回音。 1944年2月22日，這對早已棄絕世俗欲念，卻依然終身廝守的患難夫妻在一起走過了64載風雨人生后，終于永別，嘉斯杜白偎在甘地怀中，安詳地与世長辭。 對于夫人的遺体安葬，甘地懇請政府最好能不予干涉，交由他的儿子和親友們公開安葬，如果這一點辦不到就請親友們到獄中送葬。一再不肯對甘地夫人施以人道救助的政府這回總算答應了甘地的要求，2月23日，150名親友前來獄中為甘地夫人送葬，陷入极度悲傷的甘地守在夫人的遺体旁，神思恍惚地對前來的親友點頭致意。 在鮮花簇擁的靈床上，甘地夫人身著甘地親手紡制的洁白土布紗麗，身上覆蓋著一床囚犯用的床單，額上點著吉祥點，像是沉睡在甜美的夢鄉。嘉斯杜白一生以丈夫的事業為己任，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她犧牲了作為一般女人所希望擁有的一切，如金銀首飾、榮華富貴、安逸享樂，這种犧牲雖算不上惊天動地，但卻是甘地生活与事業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甘地夫人的葬禮簡單而隆重。在囚禁他們的阿格罕內搭了一處臨時火化場，頌完几段《薄伽梵歌》与《可蘭經》后，遺体便被放上支架，點燃了檀香木，火花一點點吞噬了她圣洁的軀体。望著老伴在如熾的烈火中漸漸消逝，甘地老淚縱橫。整整6個小時，他扶著一根棍子倚在火前，不肯移動半步，老人的心久久沉浸在生离死別的极大悲哀之中。 夫人逝世的傷痛尚未撫平，新的災難降臨到甘地頭上。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与阿米巴痢疾，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生命危在旦夕。16日，政府首次對外披露甘地的健康狀況，此時已度過危机的丘吉爾政府不希望他在戰爭胜利即將來臨的時刻死在自己的監獄里，5月5日，監獄長前來通知甘地，政府將于次日上午8點無條件釋放甘地和与他同囚的人。 第2天早上，鐘聲敲過8響，甘地手拄拐杖，獲准走出了囚禁他1年9個月又15天的監獄，結束了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囚徒生涯。截止當時為止，他已在獄中整整渡過6個春秋，共計2338天，其中249天在南非，2089天在印度。然而這一次的出獄，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夫人生前一直盼著早日出獄，然而她將永遠留在這里了。但他認為，夫人死得其所，因為她是為爭取自由而死，雖死猶生。 甘地出獄后，前往孟買，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別墅里，身体漸漸康复，進而又開始投身火熱的政治斗爭。 印度的革命形勢在甘地及國大党領袖被捕入獄后，雖出現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政府憑借武力很快控制了局勢，國大党的組織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動。在這個時候，穆斯林聯盟實力增強，關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權國家的態度也日趨堅決。自由党人此時也積极開展活動。他們力圖充當英印政府同國大党領導之間的調解人，主張用立憲手段解決“印度問題”，根据這個計划，英國人必須給予印度以自治領的地位，而不應把它分成兩個國家。實際上這也是一种妄想，因為當時英帝國主義根本無意對印度資產階級作出讓步。 國大党的許多領袖1944年初相繼獲釋和5月6日甘地的出獄給印度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 是年夏天，國大党和穆斯林聯盟的領袖通過沙甫諾和前馬德拉斯省省督拉賈戈帕拉戛查理進行了談判。談判的目的在國大党領導方面是為了吸引穆斯林聯盟的領袖們參加爭取立即成立印度責任政府的斗爭，因為英國當局反對成立這种政府的主要口實是穆斯林聯盟不參加這個政府。但談判未能取得積极的成果。 1944年9月4日∼27日，甘地和真納在孟買進行了馬拉松式的談判，談判以极秘密的通訊方式進行。由于真納堅持要在舉行公民投票前國大党就應同意穆斯林聯盟建立巴基斯坦的計划，因而談判失敗。國大党和穆盟始終處于對立狀態對印度的前途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即將胜利，印度反英情緒高漲，印度各階層人民要求完全擺脫英國統治的愿望更趨強烈，反帝群眾運動也日趨激進。此時，國大党在建設性工作与議會斗爭方面均趨活躍，它已放棄抵制中央議會策略轉而与其他党派合作，多次擊敗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國大党的勢力和影響上升。与此同時，為在即將召開的舊金山會議中獲得有利地位，英國忙于粉飾太平。為使印度有資格在聯合國中取得一席之地，英國政府准備指派印度代表參与會議。 甘地表示抗議。4月18日，他在孟買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和平不可分的前提之一乃是印度必須脫离外國統治，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的真義如果為大國所接受，則大英帝國主義者所指定的代表就不應為國際間所承認。這比沒有代表更坏。在未來的舊金山會議中，印度必須自選代表出席，否則便不參加。” 此時，有關甘地及其与國大党關系的流言，又多了起來。5月4日，針對有人提出甘地是親日派，主張釋放尼赫魯來代替甘地的領導的說法，甘地發表聲明予以回擊：“我堅持印度的真正獨立，當然不會對日本或其他与英國作戰的國家示弱。我的目的是經由不合作与非暴力結束英國或任何外人在印度的統治。”至于他与尼赫魯的關系，他說：“應當知道我曾指定尼赫魯作我的繼承人，他毋需走到前台來，他已經在前台上了。政府不允許他做他要做的工作。他和我是朋友，不是政敵，對于獨立的觀點我們沒有分歧。我們是攜手合作的兄弟，是忘年交。當然，政府釋放尼赫魯和其他政治犯，我們非常歡迎。”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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