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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下半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有利于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极大變化。反法西斯戰爭极大地改變了世界秩序，推動了戰后世界的進步。英國雖然贏得了戰爭的胜利，但卻元气大喪，維持其龐大殖民統治的基礎受到了嚴重削弱，經過反法西斯戰爭考驗的一大批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各地沖擊著英國的殖民統治。 同時，隨著戰爭胜利的來臨，印度國內的革命形勢也日益成熟。1945年下半年起，罷工運動更趨活躍，几乎所有工業部門的工人都轉入了斗爭。農民斗爭也開始活躍，并以各种形式表現出來，差不多蔓延到印度所有省份。軍隊也表現出极大的不滿与騷動情緒。印度民族資產階級政党經過20∼30年代的政治斗爭鍛煉，影響強大且日益成熟。 長期經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沖擊，至今心有余悸的殖民政府在新形勢下不得不改弦易轍，加快了它的非殖民化過程。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面臨工農運動強大威脅的情況下，也急于通過与殖民當局的合作來解決印度的獨立問題。 1945年6月14日，印度總督魏菲爾發表廣播講話，表明了英國的立場。其要點是：１英國政府不能將一個自治机构強加給印度，新憲法由印度自擬。同時政府將竭盡所能根据現行制度，与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２中央政務會議（行政議會）即將改組，除總督及統帥外，所有其他委員均由印度人士擔任，印度政治領袖、印度教及穆盟領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長及國外代表也考慮由印度人充任；３總督准備立即召集會議，以便改組行政議會，會中將由各党領袖、各省現任及前任首席部長提出政務委員會參考名單；４中央合作，各省自當推行責任政府制。 25日，改組行政議會的籌備會議由總督主持在西姆拉舉行。國大党的活動家中，除甘地外，有尼赫魯、帕迭爾，他們是剛從監獄中放出來的。盡管真納認為國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派，堅決反對國大党穆斯林代表出席會議，但阿薩德還是應邀出席了西姆拉會議。甘地沒有參加會議，他主要在會外指示。 出席會議的各派代表依總督建議，提出了組成政務委員會人選的參考名單。國大党堅持其名單中要包含2名國大党藉穆斯林的代表，即蕭克·阿里与阿薩德。真納則要求議會中的穆斯林成員都必須由穆斯林聯盟提名。雙方立場不可調和，使會議再陷破裂。 1945年7月26日，為贏得反法西斯戰爭胜利立下汗馬功勞的丘吉爾保守党政府因漠視人民進步要求与頑固堅持帝國主義政策而被主張改革的工党政府取代。工党政府針對新形勢下殖民統治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的現實情況，決定加快推行英帝國非殖民地計划，他們認為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要從印度開始。 8月21日，英國政府宣布印度中央与地方議會選舉將于1945年∼1946年冬季舉行。9月19日，新任首相艾德禮發表廣播講話：一旦印度選舉完畢，經与各方代表磋商后，英國將盡速促成印度的制憲机构，使其立即考慮英印關系的最后安排，同時希望政務委員會早日建成。 9月18日，國大党工作委員會的孟買會議通過決議：主張由民選的制憲會議制定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印度憲法。印度應組成聯邦，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權制，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列專章載入憲法。 11月10日，總督韋維爾約見甘地，他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主張，協助英國人解決印度問題，以保證英國政權平安地移交給以國大党為主的資產階級手中，防止爆發內戰以避免英國在印度泥足深陷。 甘地為“不辱使命”，立即開始在各地旅行演講，宣傳他的非暴力主張和社會政治觀，既為防止獨立時刻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宗教沖突与流血事件，也為防止工人階級暴力斗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針對當時共產党与社會党十分活躍的形勢，甘地竭力宣傳自己不同于社會主義者的社會政治思想：社會主義者与共產主義者說如果他們執政，就可以強迫平等；依我的計划，國家應照著人民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強迫人民屈服于國家的意志。我勸人民接受我的主張，用愛胜恨，用非暴力求得經濟平等。我并不需要等到整個社會都接受了我的主張才開始實行，我自己首先來作。我并不認為假如我有50輛汽車、1000畝土地便不能作到經濟平等，我可以使自己的財產減到与窮人相等，這便是過去50多年我所努力的。 針對反法西斯戰爭胜利后人類又面臨原子彈威脅，非暴力再次面臨挑戰的情形，甘地仍表示他對“非暴力”堅信不疑。“在真理与非暴力面前，原子彈不發生絲毫作用，而且二者間截然不同。一個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個代表純物質的力量。要比較他們之間的优越性，就看到何者能達到有价值的目的，精神力量是進步、無止境的。它的發揚可使舉世無敵。同時這种力量存在于每一男女老幼身上，不分膚色，不過有的是潛伏著，只需加以适當訓練，便能奮發。我們如果不承認真理，不實現真理，就難逃自我毀滅。” 印度獨立的曙光在現，令甘地精力充沛，情緒高昂。他不僅不辭辛勞，往返各地演講，鼓吹非暴力，而且還不時激發印度人民的生活熱情。他一再說他能活到125歲。他解釋道，人類的身体是為了服務而不是為了享樂而存在的。生活愉快的秘訣就在為而不有，為而不有便是生活。享樂加速死亡。所以人如服務而不計收獲，便有權且應能活到125歲。這樣的生命應該是完全貢獻于服務，為而不有所獲的至樂來自內涵，所以非任何人所能剝奪，因此便沒有憂傷与苦惱。如果不是這樣，長壽實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不值一文。 1946年，印度各地饑饉肆虐，由于嚴重糧荒及醫療設備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數大增。甘地親臨災區安撫民心，推廣他在南非所實驗過的自然療法，并正式在烏諾里創辦一所自然療養院，親自指導。他要人們注意吸收新鮮空气，保持戶外睡眠和正确睡姿，注意講究衛生，保持房屋、廚房、廁所以及周圍環境的清洁整齊。 甘地不愧為印度各种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為促進解救“賤民”工作，從1946年3月起，他決定無論到哪里，都將盡量住進“賤民”區。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里真報》上發表文章，說明他此舉的動机。他說自己曾多次講過要自視為“賤民”，但一直未能以身作則，言行相符。听說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處的“賤民”只有一口水井、一座廟的消息，他深為所動而決定住進“賤民”區。他希望這樣能起到榜樣，讓全社會都善待“賤民”。 甘地的行動遭到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滿。4月1日，甘地動身前往德里，准備住進“賤民”區，當日便有50多人手舉黑旗，叫著反國大党的口號，向甘地投擲石子，試圖阻止甘地。甘地不為所動，還是毅然搬進了一間僅容一人活動的陋室。服務人員只得在室外另搭帳篷。不過，甘地并不認為這樣就算与“賤民”同甘共苦了，因為他清楚這里是特意整理過的，而一般的“賤民”區則還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將來可以隨意住進任何“賤民”區。 1946年2月，發生了孟買水兵起義。鑒于印度反帝斗爭日趨高漲，英國政府決定盡快給予印度以自由獨立，以免夜長夢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勳爵、商務大臣克里浦斯和海軍大臣阿·維·亞歷山大先生組成的一個內閣大臣特別使團前往印度，和印度政治領袖討論關于建立一個制憲机构和產生一個有主要政治党派支持的行政議會的事宜。3月底，這一使團已抵印。4月，代表團將与各方領袖在新德里共商此事。全國人民正翹首盼望這一時刻，世界人民也都關注著這一重大行動。 4月中下旬，甘地与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在德里与內閣代表團連續舉行會議，但未達成協議，預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會議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獨立》為題撰文，展示了他對獨立的理解：獨立應該是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獨立。政治的獨立是必須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屬管制；經濟的獨立是不再受英國的資本和資本家的剝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內。換言之，最卑鄙的應該与最高貴的平等。這只有資本家以其技術与資本和最貧弱的人共享才能辦到；道德的獨立是必須取消國防軍。“我的人間天國不允許以印度兵代替英國兵，國家如靠軍隊保護，國民的道德決不會好。如果內閣代表團是來推銷貨物的，印度便應當抉擇。如想變成軍國主義，則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為第五大強國，而毫無貢獻于世界。如果選擇以非暴力為政策，則終必能成為世界第一等的國家，且能以其首創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壓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爵士要求國大党与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与內閣代表及總督的談判。國大党派出了以阿薩德、尼赫魯、迦法罕及帕迭爾組成的談判陣容。甘地應國大党工作委員會和內閣使團的邀請參与了西姆拉會外協商。這次會談和以往各次會議一樣，因印度兩大政党無法達成協調而破裂。最后英國代表團于5月16日宣布了他們自己的方案，提議以建立印度教徒區和穆斯林區作為和解的基礎。這個方案要點是：英屬印度各省組成聯邦政府，掌管外交、國防、交通与財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聯邦權利以外的一切事務。印度教占多數的省區組成印度教聯區，穆斯林占多數的省區則組成穆斯林區。各省完全自治和基于聯區組織的規定意味著給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實。 對制憲机构的選舉机构規定也是以教派划分為基礎，每一個省立法議會的議員分成3個主要教派組成的集團，按一定比例，選舉他們自己參加制憲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當新憲法生效時，英國政府將停止實施最高權力。這樣，在法律上土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聯邦或保留他們的分散、獨立狀態。 甘地當然理解這份方案的實質，不過他內心清楚，由于教派沖突及英國殖民者長期統治造成的后遺症，在目前這种情況下，只要雙方尚能保持在統一的民族國家之內，他准備接受并努力維持這种局面。所以，他雖不滿于該方案，卻認為該方案是當時形勢下“英國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國的苦心經營，認為方案起草者并非草率從事，而且主觀上也是想撤走時留下一個團結的印度。甘地積极呼吁各党各派能贊成這一計划。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調查團的方案，并宣布了它將根据已提出的條件參加臨時政府的決定。國大党工作委員會經討論研究，也于6月26日由主席致函總督，表示決定參加擬議中的制憲會議，同時希望能盡早成立過渡時期的政府。29日，當甘地赶火車前往浦那時，有人預先埋好炸彈想置甘地于死地，結果机車受損，甘地則無事，這是甘地第7次幸免于難。 在浦那作短暫停留后，甘地赶往孟買參加國大党全印委員會對6月26日德里決議的表決。這次會議上左派勢力對決議強烈反對。甘地在會中致辭，盡力說明參加制憲會議是唯一正确抉擇，盡管建議中的制憲會議并非代表人民的國會，有許多缺點，但是作為久經考驗的戰士，不應求全責備，應該有勇气接受挑戰而不是消极拒絕。 7月7日，國大党全印委員會以204票對51票批准工作委員會所已采取的步驟。 隨著獨立臨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劇膨脹，開始為在未來的政府中撈一官半職而挖空心思。許多人寫信給甘地，要求被提名競選為議員。甘地公開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种病態現象，他提醒人們切莫對他的影響力存在絲毫的期望。他指出：以為這樣的選舉含有教派斗爭的意義，是錯誤的想法；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作制憲會議的議員，也是錯誤的想法；認為只要能作工人運動的人就可以把握一個服務的崗位，而且是很光榮的服務，這也是很錯誤的想法；希望借此賺錢生活，那更是荒謬的想法。制憲會議的議員們至少要了解各國的憲法和議會政府，特別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立法。倘以為只要爭到一個席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務，便是低劣的念頭，真正的服務是在議會以外。 這一時期，甘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闡述他對國際時局和印度獨立問題的看法及他的非暴力理想。 內閣使團的計划曾為各党派接受，因而制憲議會的選舉于1946年7月在全印舉行。在210個“一般人”的席位中，國大党獲198席，在78個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聯盟獲得73席。另外的若干席位被國大党所提名的人和國大党的同盟者所獲得。這种情況使真納大吃一惊。7月29日，穆斯林聯盟決定撤消對內閣使團計划的同意，同時准備“借助于直接行動來建立巴基斯坦”，并決定以8月16日為“直接行動日”。 8月16日，一場空前規模的仇殺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間發生了。事件發生在加爾各答城，持續24小時之久，殖民政府听任其發展，沒有警察出來維持秩序，甚至連交通警也消失了。加爾各答大屠殺時，諾阿卡利縣也爆發了流血沖突，內戰陰影籠罩在印度。甘地深感憤怒，他即寫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論，譴責加爾各答的暴力行為。他說：暴行的結果，只會延長英國的統治，英國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狀態下，將政權交還給印度手里。假如我們用得著英國的刀槍，他們是不會走的。就是他們走了，別的外國人也會取而代之……假如每一次當英國人的刺刀亮出來，我們便得意揚揚地鼓噪，那便是大錯特錯了。無疑的，有人是在這樣做了。 我們必須要懸崖勒馬……。 國大党工作委員會注意到局勢的嚴重性，于8月27日至30日緊急討論后通過決議，呼吁大家盡力阻止暴亂，維護和平，要能寬容并忘記已有的痛苦，同時利用慘痛的教訓，在最近發生的不和關系中，重建教派間友善的關系。 9月2日，尼赫魯組成了一個由國大党提名的臨時政府，尼赫魯任臨時政府總理。在這一歷史性時期，甘地呼吁國人捐棄前嫌，要善待英國人。不論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都是兄弟手足，必須相親相愛。同時，甘地對臨時政府該作些什么事都一一予以指點，他認為臨時政府就職后所作的首先是取消鹽稅，其次是致力于教派間的親善，其三是解放“賤民”，最后便是土布運動。他特別強調自治以后的印度是推廣土布運動的最好時机。他主張由政府禁止机器布進口，并且不准設立新的机器織布厂。甘地也反對由政府來合營机器布厂，以免資本家剝削工人。他認為机器布厂本身就是坏的東西，政府不應出資經營，政府應鼓勵民間土布，好讓全國人民服用。他的這种觀點無疑得不到新政府的擁護，甘地也意識到他的呼吁就像是曠野的孤鴻，已難發揮作用，但他自己仍是堅信的。 臨時政府成立后，穆斯林聯盟在真納領導下，沒有參加制憲會議，也沒有參加臨時政府，后來由于總督的從中調停，其代表于9月底加入臨時政府，但它未放棄抵制制憲會議策略。甘地憂心忡忡，他感到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線光明，50年來嘔心瀝血為之奮斗的真理、仁愛、非暴力原則看來已失去他所賦予的意義。 1947年新年伊始，穆斯林領袖們要求分治，不少英國人也對此表示同情。甘地認為印度各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錯綜复雜地交織在一起，猶如一塊經緯交錯的東方地毯不可分割，他決心為維護統一貢獻余熱。這一次，他准備像古代印度賢哲一樣，游說四方，祈求神明拯救印度。 1947年1月至3月，甘地在孟加拉的各地苦行游說，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訪47個鄉村。3月4日轉往比哈爾各地，4月1日回德里。 甘地每次抵達一村庄后，首先走進一間茅屋，當然最好是穆斯林居住的茅舍，請求主人予以款待，如遭拒絕就找下家。如果大家都不接待他，他就到樹蔭下歇腳。甘地依靠村民施舍的水果、蔬菜、山羊奶和椰子汁等度日。 甘地每天凌晨2點起床，誦讀《薄伽梵歌》，然后進行晨禱。之后，他蹲在地上，用鉛筆書寫回信。据說他的每一支鉛筆一直要使用到手握不住筆頭才肯扔掉，因為在他眼里，鉛筆是某個兄弟的勞動成果，如果浪費它，意味著對別人勞動成果的無動于衷。每天清晨同一時刻，他飲用摻鹽涼水，清洗腸壁，這是他的一貫作風。因為甘地熱衷于自然療法，他相信這有助于消滅腸內毒素。及至日出，甘地便走出茅屋，邊散步邊和村民們會晤交談。 甘地的若行游說不僅僅致力于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閡，呼吁他們和睦相處，而且他還相机行事，涉及更廣泛的內容。對他來說，印度是由廣大的窮鄉僻壤、交通不便的農村組成，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印度農村。他殷切期望新生的印度深深植根于廣大農村，為此必須使它們擺脫陳規陋習，諸如要注意飲水衛生，講究個人衛生，利用日光浴，建造公共廁所等等。每晚他還要舉行祈禱大會，同時邀請穆斯林參加。有時晚禱會上憤怒和不滿的叫聲震耳欲聾，甘地不得不雙手塞耳，但他有著惊人的忍耐力和控制局勢的能力。晚禱會上，他先讀《薄伽梵歌》，然后有意識地背誦几段《可蘭經》經文，會上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問。多年來晚禱會已成為他与群眾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晚禱會的話題除宗教儀式外可以說無所不包。在這里，甘地曾宣傳過糙米的營養价值，抨擊過原子彈罪惡，暢談過《薄伽梵歌》的壯美，也討論過禁欲的深義，鞭撻過近代文明的罪惡，宣傳過真理与非暴力學說。 甘地每天的講話，經過各种途徑傳遍印度各地。 啟程奔向另一村庄時，往往是甘地在前面疾走，后面緊隨一幫信徒，抵達目的地時，甘地赤裸的雙腳已鮮血淋漓。几十年來，為實現印度的民族解放事業，甘地拖著這雙傷痕累累的雙腳，走遍印度各地的偏僻地區，巡視成千上万的農村，穿行在肮髒不堪的麻瘋病人和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貧民窟中。 甘地的執著、認真，令他的國大党同志不能苟同。一向認為甘地做事不分輕重緩急的尼赫魯談起他敬愛領袖的巡視活動時說，甘地弄錯了事情，他希望在傷口上敷點藥膏就能醫治整個印度的軀体，而不愿診出引起疾病的原因。 當甘地正在印度各地為平息沖突奔走呼號，為醫治裂痕清洗創口的時候，印度的政治局勢迅速變化，整個國家的分治已日益迫切。 1947年2月20日，英國政府發表聲明，宣稱它的明确愿望：不遲于1947年6月，把權力轉移給負責的印度人手里。 3月，剛剛卸任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統帥蒙巴頓繼任最后一任印度總督。這位聲名卓著、儀表軒昂的海軍上將的使命是盡快地安排英國撤离印度，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煩之中。 蒙巴頓計划是与印度3位主要領導人進行單獨談判。如達不成協議，他將讓印度分治。他首先會晤了身為英屬印度總理的尼赫魯，他們兩人很快在以下兩個主要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即必須盡快采取行動。分治印度必將導致一場悲劇。 新任總督要實施他的計划，必須取得甘地同意，他認為，甘地雖然未在臨時政府和國大党內任職，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卻影響和支配著國大党的政策。而且，甘地在分治問題上態度堅決，他曾說過只要一息尚存，決不同意分治，所以蒙巴頓早在登基大典之前，就親自致函甘地，邀他前來會晤，還主動向甘地表示，愿派專用飛机把他從比哈爾省接到德里。甘地婉言拒絕“年輕人”的盛情，表示愿像平常一樣乘著三等硬座車廂旅行。 1947年3月31日甘地与蒙巴頓的第一次會晤歷時2小時，雖未取得重大成果，但雙方建立了親切友好的關系。 甘地第2次覲見蒙巴頓時，初夏時節的德里已炎熱逼人。當甘地驟然從驕陽似火的外面走進涼爽宜人的蒙巴頓辦公室時，頓時凍得渾身發抖，蒙巴頓不得不關閉空調，并取來一件寬大的皇家海軍粗呢絨衫披在瑟瑟顫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頓早已耳聞甘地是位桀驁不馴的對手，知道他工于心計，极善使對手陷入被動，同時又精于使用變幻莫測的思維方式，使談判的對手難以捉摸，無所适從。因此，當蒙巴頓開始同甘地正式談判時，難免心怀戒懼。他向甘地指出，英國歷來的政策是決不屈從武力，但是鑒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已取得胜利，英國現已決定撤离印度，不管出現什么情況。 甘地強調指出，“重要的是，請您不要分裂印度，即使這一拒絕會招致一場血戰。” 蒙巴頓說：“分治乃是我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除此之外，難道還有別的辦法？” “您可以把整個印度送給穆斯林，但千万不能分裂印度，請您委托真納及其同僚組成政府，把英國的主權移交給他們。” 蒙巴頓為甘地的此种建議惊愕不已。他心情不安地問： “您根据什么理由認為，您的党會接受這項建議呢？” “因為國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 在蒙巴頓看來，甘地的建議純屬空想，但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為盡快從印度脫身，他也准備試一下這种可能性。蒙巴頓最后說：“如果您能正式保證，國大党确實打算批准這項方案，同時准備誠心誠意地通力協作使之付諸實施，那么我也擔保將予以答复。” 甘地從沙發上跳起：“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您同意此項決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地，說服人民接受這項方案。” 數天之后，甘地召集國大党的領袖們到他栖身的一處“賤民”區的破房子里開會，他試圖說服這些由他一手培養并安置在領導崗位的國大党現任領袖。 雖然甘地再三呼吁，費盡口舌，始終未能說服尼赫魯以及國大党的其他負責人。這些25年來始終不渝擁戴甘地，為他的事業脫掉西裝，身著土布，手搖紡車，解救“賤民”，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昔日同志，雖然過去有過分歧，但共同的斗爭曾使這一切分歧退居次要。而今在獨立已成為現實，政權唾手可得之時，甘地要他們把胜利成果讓給對手，是無論如何難得被說服的。因此甘地与他們之間再次出現嚴重裂痕。 最后甘地只好無可奈何地動身前去告訴蒙巴頓這一結果。 實際上，當時操縱著印度命運的最關鍵人物是那位多年來為維護印度穆斯林利益堅韌不拔的人物真納。1947年4月上旬，總督和真納共進行了6輪關鍵性會晤，在這些決定印度命運的會晤中，無論蒙巴頓怎樣善于雄辯，工于心計，都絲毫未能打動對方建立巴基斯坦國的決心。 真納認為，印度目前已超越討价還价的階段，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盡快解決巴基斯坦問題，他對蒙巴頓表示：此項手術一旦結束，動亂即告終止，兩國從此將和睦相處，就像兩兄弟為對家父遺產分配不均而打官司一樣，法院判決2年之后，一定又會重歸于好，親密無間。他還進一步強調，印度從未形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國家，它不過是在地圖上以一個國家的形式出現而已，而印度穆斯林构成一個國家則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它擁有自己的文化、文明、語言、文學、藝術、建筑、法律、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歷法以及明顯的歷史和傳統特征。 他提出，為了建立一個富有生命力的國家，穆斯林居大多數的省份必須全歸巴基斯坦。在這些問題上，真納的態度十分堅決，毫無商量的余地。 4月11日，蒙巴頓和同僚一起研究分析了時局，便起草分治印度方案。他很快召集了英屬印度11個省督，向他們介紹了分治計划的概況，得到了他們的認可。 下一步的問題是爭取國大党的同意。甘地顯然對分治計划滿怀憂慮，但是情況表明，他已不能對國大党領袖們發生作用，一般的國大党領袖認為分治雖令人痛心，但還是愿意選擇分治換取獨立。此時最為難的是尼赫魯。尼赫魯對甘地非常尊重，圣雄在良心深處對他的呼喚不可等閒視之，再說他也本能地反對分治；但理性又告訴他，分治乃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最后，蒙巴頓的分治計划得到尼赫魯及國大党其他領導人的贊同。1947年5月2日，蒙巴頓的助手伊斯梅前往倫敦呈送印度分治方案，交由國王陛下政府批准。蒙巴頓向印度領導人宣布，將在5月17日，當他返回德里后，向他們公布解決方案。 方案送抵倫敦后，蒙巴頓邀尼赫魯去西姆拉作客并向他透露了方案副本。尼赫魯研究過方案后，立即致函蒙巴頓，認為這一方案給人一种制造分裂，孕育沖突和混亂的強烈印象，因而它必然會遭到國大党的嚴厲譴責和斷然拒絕。 最后尼赫魯和蒙巴頓對方案進行了修改，刪去了一些條款，賦予11個省份和各王公土邦唯一的選擇：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磋商完畢，蒙巴頓指令火速起草一份新的印度獨立方案，其基本精神不變——分治印度，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 5月對于甘地是一段苦難的日子，印度分治已成定局。可是國大党的同志們不顧他再三呼吁，已接受了分治作為換取獨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使甘地神情沮喪，心灰意冷。甘地第一次對自己失去信心，擔心人民將不會与他一道前進。 5月8日，甘地致函蒙巴頓，希望英國人不要分裂印度，并認為任何情況下瓜分孟加拉和旁遮普都是錯誤的。同時提出英國不應交權于土邦，以造成其獨立，而應還政于國家等11點要求。 6月1日，總督從倫敦回到德里，決定命運的時刻即將來臨，全國的空气再度緊張。2日，蒙巴頓召開印度各領袖的圓桌會議，為了防止把會議變成一場討論，蒙巴頓獨攬了會議的發言權。他向与會者敘述了自己臨危受命的來龍去脈，扼要闡述了方案的要點，并只給与會者一天的考慮時間。 為防止甘地在這一關鍵時刻挫敗他的方案，6月2日中午12點30分，即在圓桌會議結束后的1個半小時，總督在辦公室約見甘地。這天正是甘地靜默日，當蒙巴頓敘述完方案后，甘地從“拖地”的下擺里掏出一團破舊信封和一支短得可怜的鉛筆頭。甘地舔舔鉛筆心，開始書寫答复，他寫滿了5張信封的背面，大意是：“我為不能和您談話感到難過，當我決定每周一靜默時，我規定必遇下列兩种情況方可破戒：一是与主要人物商談緊急要事，二是醫治病人，我心里明白，今天您不希望我打破靜默，但我有一二件事需秉告于您，然而今天不宜交談，如有机會，來日再談。”寫完之后，甘地起身离去，這意味著他暫時保持沉默。 6月3日，各派領袖集會，再三表明他們贊成分治的態度。當日晚上，總督蒙巴頓和各教派代表走進新德里廣播電台播音室，向各自代表的人民宣布，印度已划分為2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6月4日，甘地准備在當天晚上的晚禱會上公開譴責分治方案，蒙巴頓得悉這一消息，急忙派特使前往甘地處，邀他前來覲見。 蒙巴頓使出渾身解數，力圖說服甘地相信蒙巴頓方案的精神也合乎甘地一直主張的讓印度人民自由選擇的思想。因為方案規定，由各省人民選舉產生的省議會將仲裁每個省的前途問題，各省議會舉行投票，決定本省加入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甘地听了似有所動。 在當日的晚禱會上，面對水泥平台前摩肩接踵前來聆听他發表反對分治方案宣戰書的听眾，甘地沒有發表任何譴責言論，在獨立前夕、分治在即的非常時期，甘地表現了极大的冷靜与理智。當有人向甘地提出疑問，他是否堅持原來的立場而再一次絕食時，甘地表示，他現在不能听任何人的指使來絕食。這种絕食不是隨心所欲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不能因憤怒而絕食，憤怒僅次于瘋狂，除非來自神諭。他是國家的公仆，因此也是國大党的仆人，不能因為國大党的主張与他不同就絕食，他必須冷靜觀察，再作行動。他表示愿和真納前往亂區。他請求參加晚禱會的听眾們和那些批評家，寬恕國大党，寬恕穆盟，寬恕他自己。 由于分治，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各种意見和想法包圍了甘地。有不少人對分治不滿而遷怒于甘地，認為正是甘地遷就真納，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不少人拿甘地曾經說過的一些前后矛盾的話，質問甘地，認為他現已軟化，向虛偽低頭。6月9日，甘地用書面文告，說明他為何不積极反對國大党接受新的分治方案的原因。他說：“我得坦率承認，我已成為或已被認為是落伍的人物了。我們都忘記了過去30年的教訓，我們也忘記了唯有真理可胜過虛偽，非暴力才能戰胜暴力；堅韌可以克服浮躁；冷靜可以鎮壓激動。我們已開始畏懼自己的影子了。很多人請我來領導反抗，但除了反抗一事外，他們和我之間沒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的反抗動机和我完全不同。愛与恨怎能合作呢？”他安慰人們不要悲傷，不必恐懼，因為沒有人能強迫他們改變信仰和地位。 國大党全印委員會6月14日∼15日在德里舉行會議，討論6月3日的分治方案。會上的一個重要議題是關于土邦問題。會議作出決議，不准許印度任何一個土邦有宣布脫离印度獨立的權力。甘地的態度也很明确，他認為，不過問土邦的時代已經過去，獨立來臨之際，任何不顧整個印度利益，不顧人民意愿的土邦王公們將得不到允許。會議在審議通過6月3日分治方案時，贊成与反對的人意見尖銳對立，爭執不休。甘地力勸大會接受分治。他說，既然主席和工作委員會已同意，我勸大家必須通盤考慮，慎重行事，不要輕易否決。因為接受与否，不只取決于國大党一方，還有英國、穆盟，在各方已接受方案時，國大党卻反悔，顯然不當。最后，大會批准了工作委員會決議。 此一時期，甘地不斷接受來訪者，回答他們的各种各樣的疑問、誤解和譴責，安撫他們的擔心，并不斷撰文著述和利用晚禱會表明自己對時局的看法，還親自前往難民區。 6月29日，甘地寫《權利与義務》一文，在論及印穆關系時，他說，印度教徒對于信奉伊斯蘭教的鄰居的義務就是要和他交朋友，歡樂同享，患難与共，只有這樣做，他才能有權希望得到穆斯林朋友的善待。假如在一個印度教徒占多數的村里，只有少數穆斯林雜居其間，那么，這多數的居民就有義務特別善待异教鄰居，讓他們感到并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視。然后，印度教徒才有權希望作穆斯林的朋友，在遇到困難時得到他們的通力合作。至于王公和人民，也應遵守同樣的原則。王公的義務是作人民的仆人，他們不應憑外國政府所賦予的權勢來統治，不應依仗刀劍來統治。他們應以服務為權利，以最高的智慧來治理。假如王公們不能履行此一簡單的基本義務，則老百姓不僅不必服從，而且有義務反抗暴政。但如用謀殺或強取豪奪的方式履行反抗的權利，那便是犯罪。唯有經過非暴力与不合作的精神力量，才是實踐上述理論的力量。 7月4日，英國國會通過印度獨立法案并明确規定：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兩自治領將分別獨立。屆時，英國政府將放棄英屬印度政府任何領土上所負責任及國會在兩個自治領內的管制。同時，英國在印度土邦及邊遠地區的最高權利，也予放棄。 隨著獨立与分治臨近，各种不祥之兆開始大量出現。在印度全國管理上堪稱首屈一指的旁遮普省，悲慘事件開始露頭。全省的公路和鐵路運輸已失去安全保障，暗殺和洗劫浪潮席卷拉合爾城。由于土著警察多開小差，維持治安的只是少數英國警察。 就在國大党發布指示，准備在8月15日那天關閉所有屠宰場，全國電影院免費開放，各地學校為學生發放糖果和紀念章的同時，恐怖組織也發出行動指令。如旁遮普刑事調查部獲悉，一小群錫克族的极端分子，已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義分子的組織串通一气，准備聯手采取恐怖行動。錫克人擔任炸毀開往巴基斯坦的專用列車的任務，印度教徒則喬裝成穆斯林，潛入卡拉奇城，埋伏在8月14日真納乘車离開國民議會前往官邸的沿途，伺机刺殺巴基斯坦之父——真納。 在人口稠密、管理混亂，素以血腥和恐怖事件著稱的加爾各答城，前景更是不妙。這里的街頭巷尾除了往昔的肮髒、貧窮和悲慘外，到處充滿了血腥与恐怖的幽靈。1年前的大屠殺使這里的宗教仇恨愈演愈烈，此刻雙方正摩拳擦掌，隨時准備血洗這座擁有250万人口的印度古城。如果加爾各答發生騷亂事件，將會引起一場血流成河的大屠殺。 還有最易引發巨瀾的秘密尚未揭開，這就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最后的邊界划分。8月13日，這一結果已送至總督府，但為了防止在8月15日這天引發災難性事件，總督吩咐下屬，在8月16日之前實行嚴格保密。 為了對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頓在旁遮普已派遣部隊增援，同時發布48小時宵禁令，還決定建立一支由55000人組成的特种部隊。但是，如何遏制加爾各答可能爆發的瘋狂暴力行為，蒙巴頓無計可施。最后，他靈机一動，找到了他認為唯一有效的武器。7月底，蒙巴頓會晤甘地，希望他能發揮他個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學說，遏制可能出現的大屠殺。他解釋說，在旁遮普軍隊的支持下，他尚可控制該省的局勢，但如果加爾各答發生騷亂，整個城市將會化為灰燼。除蒙巴頓外，當時的孟加拉省省長、穆斯林領導人賽義德·蘇拉瓦爾蒂也前來向甘地求援。 甘地早已預見印度獨立時會有一場大規模災難性事件發生，而絕不可能像兄弟倆分家產那樣分手道別，所以他已打定主意，在印度獨立的日子里進行祈禱、紡線，并在位于孟加拉南部的諾阿卡利縣惶恐不安的少數族居民中絕食。就在甘地准備動身前往諾阿卡利縣的前一日，蘇拉瓦爾蒂急沖沖地赶來見甘地，懇求甘地不要拋棄加爾各答。他表示現在唯有甘地能拯救加爾各答，平息時刻威脅該城的強大怒潮与燎原烈火。 為了群眾的利益，甘地歷來不惜冒險甚至貢獻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欣然同意留在加爾各答，但他也提出兩項條件：首先，蘇拉瓦爾蒂必須向諾阿卡利縣居多數的穆斯林作出庄嚴保證，絕對保證印度教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到殺害，甘地將絕食至死；第二，蘇拉瓦爾蒂必須日夜和甘地住在一起，生活在加爾各答城最肮髒不堪的貧民窟中心，同時不帶任何武器和保鏢。在貧民窟內，兩人一起用生命作抵押，以換取加爾各答城的平靜。 1947年8月13日下午，甘地來到加爾各答印穆雜居的亂區貝利亞加達大街，下榻在一處穆斯林的老宅——海達利公館，据說該屋的主人是在去年的血洗中被印度教徒所殺。這里年久失修，已成虫蛇、蟑螂出沒之地。 印度教徒對甘地寄居穆斯林居所十分震怒，他們聚在甘地的房子外高聲抗議，有些年輕人還厲聲質問甘地為什么去年印度教徒遭屠殺時他不出來，而現在卻要保護穆斯林。甘地出門時，也經常有人向他投擲石頭与磚塊。 甘地极善駕馭群眾情緒，他時而聲色俱厲，咄咄逼人；時而緘默不語，以不變應万變。初到貝利亞加達大街時，群眾圍在車外投擲石頭、磚塊，甘地索性打開車門，面對示威群眾高喊：“你們恨我？好吧，我來了。我是為捍衛印度教徒，也是為捍衛穆斯林而來！你們有權反對我，如果你們愿意這樣做的話。我的一生也快到頭了，我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但是，与其看著你們陷入瘋狂中，還不如我馬上死去。”領袖的威儀使人們的急躁情緒逐漸緩和下來，而后，他便循循善誘，耐心細致地進行說服疏導工作，暴怒不安和惊恐万狀的人都能從他溫和、質朴而飽含真知灼見的語言和大慈大悲的胸怀中，感受到宁靜与慰藉。 8月14日，在真納參加巴基斯坦成立的盛大慶典時，加爾各答沒有出事，甘地住處周圍尤為平靜。甘地像平常一樣在為印度祈禱。下午5時，甘地骨瘦如柴的身影在他的兩根“拐杖”——侄孫女摩奴与阿巴的左右攙扶下，出現在海達利公館門口，參加每日一次的晚禱。 獨立和分治前夜的最后一次祈禱活動盛況空前。這是甘地在充滿仇恨的加爾各答舉行的首次群眾祈禱活動，前來參加者達1万人之眾。甘地在會上宣布：“從明天起，我們將擺脫大不列顛的桎梏，但是從今日子夜起，印度將一分為二，喜慶之時也是痛苦的日子。”“如果加爾各答恢复理智，維持手足之情，那么整個印度也許能得救。但如果兄弟殘殺的戰火蔓延到全國，我們剛剛獲得的自擊將不复存在。”他表示他本人不參加獨立慶祝活動。在他看來，雖然祖國獨立值得慶幸，但國家分治，兄弟相殘，人民缺衣少食，領袖殫精竭慮之時，應該向人民忏悔，向神祈禱。他要求他的弟子們在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同他一樣為印度的解放絕食24小時，并且祈禱、紡紗。 8月14日午夜時分，苦難深重的印度終于掙脫了殖民統治的枷鎖，宣告獨立。在這庄嚴的時刻，印度議會代表團正式進駐新德里王宮，接替政權。卜納沙德以新的立法議會主席資格，鄭重邀請最后一任印度總督蒙巴頓出任獨立印度的第一任總督。新總理尼赫魯對全國發表划時代的演說：“多年以前，我們曾相信命運，如今命運注定的時刻已經來臨。午夜時分，當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奮起獲得了新生和自由。一個歷史上罕見的時刻業已來臨，這正是我們告別舊世界，邁向新世紀，宣告結束一個舊時代，一個長期備受壓抑的民族心靈獲得解放的偉大時刻。”在這歷史性的講話中，尼赫魯代表全印人民表達了對甘地的崇高敬意：“在今天，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自由的締造者，我們的國父。他弘揚了印度立國的傳統精神，高擎著自由的火炬，驅散了四周的黑暗。我們時常不配作他的追隨者，違背他的指示，但不只我們，我們的子孫后代均將銘記國父的指示，銘記這個偉人，他的信心与力量、勇敢与仁愛的精神。我們將決不讓自由之火熄滅！” 在印度舉國上下慶祝獨立与新生的歷史性夜晚，獨立印度的締造者，在他終身為之奮斗的理想實現的時刻，卻孤獨地躺在海達利公館地上的草席上沉睡。 8月15日，加爾各答市民川流不息、成群結隊地來到海達利公館，向他們的國父表示由衷的敬意。但甘地卻不愿拋頭露面。當政府宣傳廣播部派員來進行錄音訪問時，他表示自己無話可說。隨后英國廣播公司來人要求甘地向世界听眾講話，他希望來人忘記他是懂英文的，他將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他對祖國新生的祝愿：絕食、紡紗、祈禱。祈求神靈保佑正深陷苦海的人民。 獨立之夜，災難事件首先在古城拉合爾發生，大規模的仇殺開始在旁遮普全省蔓延。蒙巴頓為維持旁遮普秩序而建的55000人的別動隊緊急出動，卻只見成片的尸体和熊熊燃燒的火焰。首都德里和孟買東南的浦那城，也開始出現了威脅、恐嚇和騷亂，一些狂熱的极端分子還發誓要為印度复仇，鏟除甘地。 獨立之夜的加爾各答卻出奇地平靜。由于甘地的祈禱，暴力之城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理智与寬容，24小時前還准備互相切斷對方喉管的狂熱分子一起上街游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女人和孩子互贈甜食。 甘地絲毫沒有陶醉于暫時的胜利，他在公館里一邊手搖紡車，一邊接待前來會見他的各色人等。這天下午，有3万人赶來參加晚禱會。甘地坐在臨時設置在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講壇上講話。他高度贊揚和感謝眾人在加爾各答所表現出的理智与寬容，也希望大眾再接再勵，成為全國的榜樣。晚禱會后，甘地与蘇拉瓦爾蒂乘坐陳舊的雪佛萊汽車繞城一周，親眼目睹了人民慶祝節日与印穆親善的真實情形。8月16日，甘地以《奇跡或偶然》為題，發表重要社論，闡釋加爾各答的奇跡是因為“喝過仇恨之酒，再接受了友愛的甘露，將更應珍視這來之不易的胜利”。 16日，揭開新國家邊界走向的時刻來臨。這天清晨，蒙巴頓把新的邊界走向結果交給了雙方的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列雅格林·阿里汗。新邊界的公布乃成為各种悲慘事件總爆發的引火線，各种難以想象的過火行為頃刻之間在這兩個新生的國家爆發出來，印度北部為之陷入了一場持續一個半月的瘋狂廝殺和混亂之中，到處是少數襲擊多數，報复報之以反報复。政府對局勢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隊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權威消失了，它們甚至不能指望部隊效忠。濫殺造成50万無辜平民喪生，不到半年，從印巴兩自治領相互逃亡的人數達1200万之多，這次空前的逃難造成的難民比“二戰”造成的流离失所者還要多4倍。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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