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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成敗的關鍵人物


  王禹卿即往來于南北各方,他善于應酬,長袖善舞,加上有“兵船牌”商標作號名,茂新福新的面粉銷路大開,常常是產品尚未出厂,已為客幫訂購一空。福新開工的頭一年,就獲利3.2万元,盈利率達到80%,是榮氏企業歷年來最高的。
  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了,西方列強忙于戰爭無力東顧,還紛紛向中國大量訂購面粉。榮宗敬看准了面粉工業大發展的苗頭,不失時机地大力擴充,股東們議定三年內不分紅利,把全部盈余用來添机辦厂,擴大再生產。從1914年至1922年8年間,無錫茂新系統發展為4個厂(其中四厂在濟南),上海福新系統發展為8個厂(其中福五在武漢),日產面粉8.6万余包,占當時全國面粉總產量的29%。這种高速度不僅在中國絕無僅有,在世界產業史上也是罕見的,榮氏企業己穩操“面粉大王”的桂冠。
  榮宗敬并不滿足于“面粉大王”的稱號,他又集中全力向紗布行業挺進了。江南有句俗話:江陰強盜無錫賊。充滿了冒險精神的榮宗敬綜合了“強盜”和“賊”的兩大商業特性,他渴望的黃金夢是要既做“面粉大王”又做“棉紗大王”!他已經在上海蘇州河上游的周家橋建立了申新紡織一厂,正准備在無錫建立申新三厂。二厂的招牌空著,是有用意的。今天剛結束了同上海紗業巨頭穆藕初、聶云台的會談,以40万元買下了祝蘭舫的琠鷛蔓褕D,心中十分得意,經過添机整頓就可以投產,這就是申新二厂。
  嶄新的黑色轎車沿西藏路北上,轉入蘇州河越過新閘路橋,就到福新一、二厂了。榮宗敬叫司机在福新一厂門口停車,他對福一這只老母雞是格外關切的,總盼望要從它身上多擠出几只蛋來。作為茂、福、申系統的君主,他從不讓部下有一刻清閒。
  走進福一辦公室,沒有看到王堯臣。推開里間,卻發現王禹卿躺在榻上抽鴉片。
  “怎么還抽?”榮宗敬濃眉緊鎖。
  “偶爾香香。”王禹卿紅著臉說。
  “禹卿,你是那一年來上海的?”
  “14歲……是光緒十九年吧?”
  “令尊王梅森臨行時的話,還留在耳際嗎?”
  這句話問得很厲害,“不混出個人樣就不要回來見我!”父親的話過去是王禹卿自勉自勵的動力,目前卻實實地戳到他心上的痛處了。
  “當年,你我都是背著舖蓋在蘇州河上岸的,我們不是靠實力辦實業,而是憑志气和精神。商戰很殘酷,競爭很激烈,我們基業初成,任重道遠,我不能沒有你,而你的精神卻要在吞云吐霧中消蝕干淨啦!”
  自從相識相交以來,榮宗敬這樣嚴厲地批評王禹卿,還是頭一次。王禹卿是得理不讓人的,今天自知無言自辯,他長歎一聲,雙手抱頭坐下了。
  榮宗敬還是不放過他,“連煙都戒不掉,開拓事業的毅力從哪里來?再過數年,我擔心你會成為流落街頭的癟三!家資巨万的膏梁子弟,染上這東西終至暴尸街角的人,在上海還少嗎?到那時你有什么臉回去見青祁村的父老!”
  王禹卿受不住了,他左右開弓劈劈啪啪自扇著耳光,兩道血痕從嘴角滲了出來,他不去擦拭,卻從腰際掏出自備的勃朗宁手槍,說:“榮先生,我什么話也不說了,只求你一件事:再看到我抽這東西,就給我一槍!”
  榮宗敬笑了笑,他站起來從榻几上拿起煙槍,雙手握住兩端,使勁往膝上一磕,“卡嚓”一聲折成兩截。“我只沒收煙槍。開手槍沒有學過,還是由你自己來吧!”
  1934年3月,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這兩家銀行都与榮氏有密切關系)傳出風聲:即日起,將不再給申新放款。于是數十家銀行錢庄聞風而動,紛紛發表聲明,要將申新的新舊欠款全部收回。上海江西路58號三新總公司大樓內,各行庄討債人日夜坐催,通宵不散。榮宗敬一再請求通融,無濟于事,終因身心交瘁而至中風,躺倒了。
  總公司要求無錫申三和茂新系統調度資金救急,申三股東卻聯名寫信給榮德生,說:申新三厂是股份無限公司,一向獨立經營,決不同意跟其他各厂捆在一起。榮德生十分為難,他心里也清楚,申三与茂新系統目前也只能勉強維持,一杯水是救不了一場大火的呀!
  至此,榮宗敬只得宣布引退,發表聲明讓王禹卿接任三新總公司總經理,同時仍兼福新面粉公司經理。銀行界和社會輿論立即集中到王禹卿身上:這位長袖善舞、應變有方的角色臨危受命,有沒有回天之力呢?
  王禹卿自從戒絕了鴉片,香煙卻抽得更凶了。他既不到總公司上班,也不露一點聲色,杜門謝客,關在書房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榮宗敬無奈,只得派大侄儿偉成赶回無錫,向榮德生詳細報告情況。他掙扎著叫侄儿轉告弟弟:“倘若度不過今日的難關,事業就毀了,榮家的身价將一文不值!”坐臥不安的榮德生在榮巷書房里踱著步,听大儿子講完這句話,又看了看握在手中的一把紫砂茶壺,猛然悟到:他們兄弟所創造的事業,正好比手中的茶壺,一旦破裂,拿著半爿又有何用?一向小心的榮德生,終于以破釜沉舟的大決心出面調度了。
  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是榮家兄弟的老朋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宋漢章是德生的儿女親家,而中行總經理張喜ao又是漢章的多年知交,与榮家的交誼也不薄。盡管有這几層關系,空口說白話還是不行的,榮德生斷然決定將手頭所有的股票、債券、存折面值共1100万元,同時又行使無限公司經理職權,將申三財產600万元作為抵押,一夜間与上海通話十一次,終于商得中國、上海兩行暫借500万元。第二天上午九時,榮德生帶著各种票證乘早班車赶往上海,在中國銀行立契簽字。至此,各行庄才答應照常兌付,大局初步穩定了。
  可是,到7月4日,中國、上海兩行付款到280万元,卻突然停止付款了。說是總經理王禹卿并未到職,三新總公司無人負責,申新支票一律退回。王禹卿又一次成了新聞的焦點,也成了榮氏企業進退成敗的關鍵人物。
  7月13日,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去向王禹卿勸駕。一直不見客的王禹卿破例在豪華的客廳里會見了這位金融巨子,給他看了一份“致榮德生堅辭三新總公司總經理職”的函件。
  陳光甫大惊,說:“禹卿兄!此函發表,豈不自陷于不仁不義的境地?”
  王禹卿又點著了一支煙,冷靜地說:“光甫兄,我不否認有明哲保身的一面。但我仔仔細細想過了,倘若申新有一線希望,那么擔得起這責任的只有德先生。試問:我王禹卿拿得出1100万證券作抵押嗎?我有權動用申三的財產嗎?既無力挽狂瀾,就受不起臨危受命的虛名。他人如何評說,我是顧不得了,能維持住福新,也算對得起宗先生啦!”
  于是,這“調度責任”就義不容辭地由德生承擔起來了。經過榮氏兄弟的苦苦奮斗,在全國工商界和社會輿論的支援下,終于粉碎了國民党政府企圖接管申新的陰謀,使企業頂過了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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