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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綁和軍綁可恨，而官綁就更可惡，因為它用的是“法律”的名義。 1948年9月4日，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被上海警察局拘捕，隨即移送特种刑事法庭，罪名是“私套外匯，囤積居奇”。又是一樁轟動上海灘的大事件。榮宗敬的大少爺哪里經得起這种打擊，進了警察局就呼天號地，放聲大哭……“奸商”是人人痛恨皆日可殺的敗類，榮鴻元還有面孔在上海做人嗎？ 不僅是個面子問題。 1948年，國民党政府實行“憲法”，蔣介石當上了“總統”。這“總統”并不好當，前方軍事節節失利，整個經濟已處于總崩潰的邊緣。物价飛漲，法幣流通量已達640万億元，為1936年的45倍。病急亂投醫，蔣介石接受財政部長王云五的建議，于8月19日發行金圓券，并公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的目的，是以政治手段強制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規定：黃金每兩兌金圓券200元，白銀每兩兌3元，銀幣一元兌2元，美鈔每元兌4元。限令9月30日為截止日，到期未兌換者一律沒收加嚴懲。這是對中國工商者和持有金銀外幣的老百姓的公開劫掠，沒有哪個傻瓜肯用手中的財物去換廢紙。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曾對吳鐵城訴苦：“明知金圓券就要崩潰，上海銀行所存黃金也只得送往中央銀行。”身為國民党中央党部秘書長的吳鐵城回答說：“黃金送到中央銀行就等于沒收，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不肯把黃金白銀美鈔交出去，就要殺頭受徒刑，不是公開的綁票嗎？類似的事情，榮家也不是頭一遭了。1947年，茂新面粉公司經理榮毅仁就曾被政府當局指控“侵占、玩忽、盜賣公有財物”，被移送上海法院處理，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軍粉霉爛案”。有國民党監察委員控訴說：東北兵敗，是國軍吃了茂新霉爛面粉所致（果真如此，倒是茂新公司為人民解放戰爭立下大功了）。1946年，茂新代政府購貯小麥30多万擔，原是遵照行政院長宋子文和糧食部長谷正倫的指令辦的，磨成的面粉早經上海糧食總倉庫檢收清訖，后任糧食部長俞飛鵬也已批示“准予結報”。宋子文由于“黃金風潮案”被劾下台，有人就在這批面粉上橫生枝節了，目的當然是為了鈔票。幸好榮毅仁對一切細節知之甚詳并都有手續。當即寫成《代辦購麥制粉經過》一文以明真相。法官檢察官沒大文章可做。但還是勒索去黃金大條，美金5000元。 這一次情況卻有很大不同。法幣在老百姓心目中早已名譽掃地，上海就流傳著四句順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劫。”劫掠金銀外幣，上海是重點，蔣介石封俞鴻鈞為上海經濟督導，大公子經國為副督導，對不“自動”据實陳報者將嚴厲制裁。俞鴻鈞是個聰明的官僚，他識相得很，當然是不會到職視事的，于是蔣經國就坐鎮上海雷厲風行地干起來了。 蔣經國血气方剛，眼看貪官遍地，奸商猖獗，大約是真想做一番“清正廉明”業績的。上位伊始，就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給工商界以顏色：華僑王春哲因把存款匯往紐約，被“依法”判處死刑；大通紗厂經理胡國梁、永安紗厂副總經理郭棣活、美丰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翔等相繼被捕；連“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胡好、杜月笙的儿子杜維屏也給抓起來了！ 指控榮鴻元的根据是很可笑的。是年5月間，申六因缺乏原料，向上海盛亨洋行定購印棉1500包，因定銀限期緊迫又借貸無著，榮鴻元便向香港道亨銀行購得6月1日期申匯港幣折合法幣計110億元，以支付定銀。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而且是初夏間事，与“緊急處分令”無關，當局意在“殺雞嚇猴”。一時間上海灘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工商界人人自危，榮氏家屬的惶恐焦急就不難想象了。 榮家立即由胡明德（榮鴻元妻）、榮鴻三、過守一（申新法律顧問）和顧品三等組成了營救組。明知開庭只是掩人耳目的官樣文章，還是聘請章士釗、楊鵬、李謨三位名律師進行辯護。所謂“營救”，實際無非是奔走門路，疏通關節，用黃金美鈔棉紗和珠寶舖平開釋之路。 一個极端腐敗的政府，一個被霉菌滲透到每個細胞的官僚机构，怎么會有“清正廉明”！榮鴻元被捕案中特刑庭幕前幕后的种种表演，把蔣經國的“打虎運動”變成了一出滑稽戲。這恐怕是經國先生也沒有預想到的吧？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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