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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政海初航


奧爾巴尼的從政訓練

  富蘭克林·羅斯福成長于美國"進步運動"方興未艾的世紀之交。當時,邊疆業已消逝的美利堅共同体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范圍之外的命定之鄉"。伴隨著工業化和物質文明方面史無前例的進展,進入帝國主義壟斷時代的美國正如伍德羅·威爾遜所言,"惡已隨善而俱來"。
  這些"惡"的突出表現有:日益勃興的各种托拉斯和壟斷組織构成了全國工商貿易活動的心髒,其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濫用,已達到無以复加的瘋狂程度;社會財富分配的极為不均引起社會差別、貧富等級的日益拉大;种族平視和种族隔离現象依然如故,毫無改善的跡象;無節制的城市化趨勢不僅帶來了迅速蔓延的与其民區相伴而生的肮髒、疾病、騷亂、犯罪、惡習等社會問題,也給市政當局提出了舉辦新型社會工程的嚴峻任務;處處受制于党魁的肮髒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敗墮落充斥于各級政府,致使全國市、縣級和州級行政、立法机關成為無能者的天堂和特權階層愜意的爭逐場所,而過時、老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仍被用于應付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新問題;工業化時代日趨緊密的社會相互依存性織就了一張碩大無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實業競爭体制网絡,而這個經營体制网絡并未發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會道德准則,相形之下,從前農業社會里的道德准則已顯得單純幼稚和蒼白無力了。
  當時著名的社會學家愛德華·A·羅斯認為,這些對社會犯下种种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种經營体制的网絡里,他們大都是為人正派且高尚体面的紳士,并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制造罪惡,這种情形加上司法机制的遲鈍,導致一种實際責任無法确認和定位的"社會罪惡"。譬如制造和銷售不洁的食品、有害的藥物、染菌的牛奶和貽禍儿童的玩具,可能會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參与制造和銷售過程的人——零售商、批發商、制造商、廣告人、公司董事——卻沒有哪一位意識到自己是在謀財害命。又譬如對防火、安全規定不加遵守,工厂、鐵路和礦井沒有安全設施,對不适于運營的交通工具未能查處,都可能使許多人喪生,但那些當事者決不會認為自己命案累累。還有如對銀行、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監察不當,公司說明書弄虛作假,對股票、黃金或農產品進行投机,可能會給成千上万人帶來貧困和苦難,但有關的人都不會承認自己犯了侵占財產罪。此外,收買選票,買通選舉官員,賄賂議員,進行院外活動以求制定特別法案,或者公然違法行事或執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有關人員几乎無人認識到,他們的行為等于是對代議制政府的損害和背叛。
  面對積惡深重的社會罪惡,肇始于1890年前后,旨在改革現狀的"進步運動"興起了。隨著"偉大的平民"威廉·J·布萊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說崛起于美國政治舞台,這場運動迅速地在美國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和新聞界展開。
  這場運動波及面廣,內容龐雜,但其大致的共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它要求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權力,對工業、金融、貨幣、運輸、農業、勞工,以及社會道德標准實行有效的調控和引導。它的精神還体現在對社會中下階層、婦女儿童、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外來移民等有了新的關切。它呼吁在政治中和商業中樹立各种新的順應時代要求的准則,主張設計出足以保證民主制度實效而洁淨地運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机构。它為爭取就托拉斯、勞工、工厂、洁淨食品、住房等問題立法而進行了不懈的斗爭。這場"進步運動"蘊育著一种新的社會、政治哲學,或者是一种籠統的進步思潮。這种哲學或思潮包含了對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的揚棄,傾向于論證應由公眾依据自由民主制原則——對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各种体制結构加以調控。這一明顯帶有道德進化意味的思潮顯示了其深深植根于美國經驗的持久生命力——布萊恩、拉福萊特、西奧多·羅斯福、威爾遜等都是從不同側面和不同程度服膺于它的社會試驗家、政治改革家或斗士,而無論他們是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后來的學者們發現,即令從最間接最微弱的意義上看,也難以否認,"進步運動"為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學基礎和某些立法基礎。
  少年時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曾多次聆听堂兄西奧多那富于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說,那時他只能產生一种籠統的好感和膚淺的認同。后來這些改革的呼聲透過大學的圍牆隱約地傳入富蘭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漸真切而強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奧多等人刻意營造的改革气氛。他從哈佛大學畢業時,正值"耙糞者"們淋漓盡致地揭露美國社會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之日。這些新聞記者和作家們將他們的火力集中對准城市政治腐敗、大公司与政客沆瀣一气等現象并猛烈打擊。在林肯·斯蒂芬斯的經典性著作《城市的恥辱》中,就收錄有題為《費城:貪污腐化的和心滿意足的》、《匹茲堡:一座感到羞恥的城市》、《圣路易斯的無恥》等名片,而當時羅斯福置身其中的紐約更是等而下之。它成為一切罪惡的淵蔽:這座近4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1/3的人擠住在3万多處條件极其惡劣的經濟公寓里,那里大多是"极不像樣的老舊樓房、后院、黑暗潮濕的地下室、漏雨的閣樓、店舖披間以及拴牲口都几乎不适合、卻改為住人的廄房"。這些平民窟成為疾病和罪惡的孽生地。歐·享利發表于1906年的小說集《四百万》逼真地反映了紐約市的貧富懸殊程度——400万人竟然与400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等。坦慕尼協會1及其頭子墨菲几乎控制了這座城市的政治,損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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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紐約市實力最為雄厚的民主党組織,坦慕尼廳是該協會的總部所在地。該組織崛起于內戰后的"鍍金時代",當時的"老板"是威廉·M·特威德。其標志是老虎。貪贓枉法的行為層出不窮。
  但是,紐約市也是全國大多數"黑幕揭發"雜志的總部和醞釀進步改革運動的中心。富蘭克林·羅斯福感受著這股改革平息,也無法逃避曾被特德叔叔稱之為"公眾心中的激動和憤怒的情緒"。他愈加覺得,特德叔叔有一种普通政治家身上少見的廣博學識和道德修養,因為他一直在主張純洁政治和社會改革。西奧多·羅斯福政治上的上升時期正值美國經濟的繁榮階段,他目睹了工業化時代社會各方面的關系的迅速發展和激化,其負面影響已使人民迷惑、憤怒、恐懼。作為政客的西奧多正是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民情,試圖以振奮人心的改革行動來消除人民的上述情緒。他以主張增加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以號召政治要擺脫對特殊利益集團的關切、以權威的口吻譴責那些使美國人良心上的厭惡達到高潮的對象等等手法而一躍成為美國中產階級甚至部分下層勞工理想的"精神治療師"。一方面,特德叔叔的政績和由此而來的聲譽,感染、激勵、啟發了富蘭克林;另一方面,平淡無奇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促使富蘭克林久靜思動。于是,他對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們吐露了自己未來前程的規划:進入政界,先當州議員,然后當助理海軍部長,再當紐約州州長,最后當美國總統。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沿著特德叔叔當年走過的路走了很長一段——西奧多·羅斯福18歲進哈佛讀書,參加過支持海斯總統競選的校園火炬游行,擔任過"自然歷史俱樂部"的圖書館館長,競選級長失敗,22歲以优等生畢業;隨即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中途退學,沒有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兩人唯一的區別似乎表現在党籍上,西奧多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共和党人,而富蘭克林則要以一個民主党人的身份投入政界。其實,這种差异并不能表明兩人的政治哲學和政治主張有多大的區別,也不能表明那時的富蘭克林成為民主党人是出于何种崇高的理想動机,或者是對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某些机緣巧合使然。因為是民主党方面第一個向他招手并主動對他敞開了大門。
  在赫德遜河谷居住的大多是富人及其隨從者們,所以共和党歷來在這里占居优勢。自南北戰爭結束以來的几十年里,除了克利夫蘭執政的少數年份外,林肯的這個老大党長期保持著全國政治無可爭辯的統治地位。在那些日益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州里,人們一般認為,民主党連接近多數的選票都無法贏得,它似乎總是無可避免地淪為城鄉沖突的犧牲品。布萊恩几次功虧一簣的總統競選更加深了人們的這一看法。到了本世紀的最初几年里,民主党已是負債累累,并且缺乏資助、權勢和威信,党內是一片消沉和混亂。這种局面到了1910年終于有了轉机:一方面,長期執政的共和党暮气已深,內部因思想分歧而出現了明顯的派系分裂。海外歸來的西奧多·羅斯福發現共和党守舊派正加緊侵蝕著自己任內留下的改革成果,并且認為自己選定的繼任者塔夫脫淪淪為一個平庸懶散且缺乏主見的保守主義者。于是他很快成為共和党內進步一翼的領袖并另起爐灶。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和州的進步改革運動日益深入民心并最終發展到全國規模,人民對時局和現狀的不滿情緒在民主党的引導下,逐漸波及并牽涉到執政的共和党身上,而塔夫脫總統的某些重大舉措強化了人民的不滿情緒,譬如他沒有支持吉福德·平肖保護自然資源的斗爭以及他維護眾議院議長喬·坎農個人仲裁的權力,都激化了農業區原本就有的對抗傳統共和主義的敵對情緒。尤其是1909年的關稅法提高了礦產品、皮革、牛奶的稅率,更加激起了民主党、共和党進步派,以及廣大農業區對塔夫脫政府的責難。黑幕揭發運動的推波助瀾,使人民對國家現狀的積怨達到了頂點。城市勞工階層已經開始出現了接近民主党的傾向。布萊恩代表的進步派已控制了民主党,該党适時地用關稅改革、控制托拉斯、直接選舉等題目作為競選中爭論的焦點。所有的跡象都表明,1910年的選舉將是民主党扭轉頹勢,甚至大打翻身仗的良好時机。
  富蘭克林·羅斯福正是在這种占居天時地利的形勢下以一名民主党人的身份投入政界的。1910年春,紐約州達切斯縣的地方檢察官約翰·E·麥克和波基普西的一位重要民主党人來到羅斯福就職的律師事務所處理一件事務。他們在与羅斯福的閒談中,建議年輕的律師最好去做一名競選紐約州議員的候選人,羅斯福當即輕松地答應了。几天后,波基普西選區的民主党領導人通過了對羅斯福的審查,他們認為這個有教養的年輕人不僅擁有羅斯福這個姓氏的魅力,而且他還能夠為本地區民主党組織捐助數量可觀的活動基金。于是他被正式提名為州參議員候選人。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接受提名的演說中慷慨陳詞,表示自己將要以完全獨立的、不受任何特殊利益集團影響的姿態,獻身于純洁政治和為人民謀福利的事業中。他呼吁獨立思考的選民們給他以幫助。他的競爭對手是競選連任的共和党參議員約翰·F·施洛塞爾。
  波基普西市由于有愛爾蘭人和其他民主党人的勢力,所以在這里總是民主党人獲胜。但它下轄的達切斯縣、哥倫比亞縣、帕特南縣卻擁有面積達2.5万平方英里的鄉村,屬北部紐約州比較發達的農業區。那里的農場主以前一般總投共和党人的票,自南北戰爭以來,民主党人僅在那里獲胜1次。但現在的情況開始不一樣了。塔夫脫總統的保守政策在這几個發達的農業縣普遍不得人心。羅斯福适時地決定把競選的論題籠統地集中到保守派党魁的專斷腐敗上,他還希望自己以誠懇的態度去獲得共和党進步派的支持。他租了當地農場唯一的一輛紅色麥克斯韋爾大轎車,給這個沒有頂蓋和擋風玻璃的車裝飾上彩旗和競選圖畫。面對羅斯福擺出的大干一場的架勢,他的對手不以為然,守舊派也認為這個年輕人不足為慮。他們甚至斷言,選民中占多數的農場主一定會因為紅色轎車嚇惊了他們的馬匹而在投平時報复愛出風頭的羅斯福。
  但羅斯福不為所動,帶著隨行人員驅車奔馳在遼闊的鄉間田野。他對著散居各處而難以聚集的選民們作了無數次艱難而無法預知效果的演說。他這時的演說技巧還談不上高明或老練,有時甚至語有梗阻,不夠流暢。但他很快就學會了美國政治家們的那套經驗和慣用手法:對人笑容可掬,熱情握手;總是對所到之地講上几句足以勾起當地居民自豪感和优越感的奉承話;以籠統的譴責來回避尖銳的分岐,想方設法地讓自己的論點去迎合听眾;對听眾愛听并鼓掌歡迎的話一再重复,不失時机地插入一些通俗的幽默來調節气氛;主動提議彼此采用親昵的稱呼以造成選民心理上的親近感——所有這些努力都在1910年11月初那個陰冷的雨天得到了回報。羅斯福以15708票對14568票戰胜施洛塞爾,他在海德公園村的优勢是406票對258票。
  盡管有人將羅斯福獲胜歸咎于那天的天气過于惡劣,說許多本來要投共和党人選票的農場主因為下雨而懶得去選區投票,但羅斯福的胜利确實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民主党的影響在全國不斷上升的趨勢。1910年冬的選舉證實了布萊恩關于民主党將要獲胜的預言。國會眾議院自1892年以來首次為民主党人所控制,比數為227席對162席,民主党和共和党進步派的聯合陣線一旦需要就可以控制參議院。此外,有26名民主党人當選為州長,其中著名的有紐約州的約翰·A·迪克斯、新澤西州的伍德羅·威爾遜、馬薩諸塞州的尤金·N·福斯,等等。盡管這些國會議員和州長大多是"新手",他們的進步主義改革綱領同布萊恩的思想也還有出入,但赶上好年頭的民主党人似乎在一夜之間已經沒有理由不對自己的前途躊躇滿志了。
  29歲,的"新手"富蘭克林·羅斯福正是躊躇滿志地來到了他的辦公地——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他在州議會大廈附近以每月400美元租下了一幢三層的樓房,然后把埃莉諾和儿女們接來一起住。由于州議員的年薪只有1500美元,一般議員僅在開會期間來此租個便宜房間住,而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家中,所以,羅斯福的家就成了民主党的進步派議員經常聚會的場所。
  羅斯福作為州議會里最年輕的議員,一出場就表現為一個不甘平庸的進步派。盡管羅斯福初來乍到,一開始只能隨著進步派議員們泛泛地重复那些諸如反對党魁專政、純洁政府机构等改革主張。不久,他就找到了一個可以讓自己出人頭地的机會。當時的聯邦參議員還不是由選民直接選舉,而是由州議會推選,而紐約州的民主党組織長期被紐約市最具實力的坦慕尼協會所控制。党魁查爾斯·F·墨菲已經決定推舉威廉·F·希恩作為民主党的候選人。希恩是個有著极不光彩歷史的政治气質低劣的雇佣政客,他許諾自己一旦躋身于參議院這個"百万富翁俱樂部"后就回頭報答坦慕尼廳的栽培之恩。這項提名遭到來自紐約州北部獨立的民主党議員們的反對。羅斯福審時度勢,甘愿冒著違反核心小組的規定而成為反叛者的危險代价,毅然加入了反對者的行列,并很快成為起領袖,雙方隨即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激烈論戰。雖然結局是令人沮喪的妥協,羅斯福卻因此聲名大噪,一躍成為帶頭反對坦慕尼廳的英雄,從而引起全國輿論的矚目。他不僅沒有像以前的其他反叛者那樣為個人的自由思想而付出慘重的代价,反而早早地在詭譎的政治斗爭中經受了一次生動而難得的鍛煉。德特叔叔為此來信說:“我們大伙确實為你的表現感到驕傲,祝你走運!”
  1911年秋,羅斯福去特倫頓拜訪了新澤西州州長威爾遜。這位有著25年學術生涯的政治學博士、教授、大學校長在其第一個官職任內就贏得了全國最進步州長的聲譽。他把新澤西州的改革搞得紅紅火火,其所實現的目標比他預期的還要多:(1)杰拉初選法。規定州內所有當選的官吏和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都要經過党內直接初選,并且改革投票程序。(2)反貪污受賄法。要求候選人將競選運動的經費收支報表備案,限制競選開銷,禁止企業對政治競選運動捐贈。(3)公用事業條例。設立州的公用事業委員會,授權該委員會規定公用事業价格。(4)工人賠償法。這是全國各州的第一個此類法令。(5)學校改革法令。威爾遜上任伊始就發誓要在政治机构中像清除毒瘤一樣清除党魁,以便"讓政治控制的机构必須置于人民手中",因為威爾遜認為,"政府的職責就在于把為共同利益奮斗的人們組織起來反對追求特殊利益的人們"。1911年夏,威爾遜就開始了爭取總統提名的競選活動。當羅斯福被引進到威爾遜那安靜、舒适、四壁書柜上擺滿了精裝書的書房時,他立即被威爾遜那冷峻的外表、博學善辯的才華和深邃明澈的理智所折服。羅斯福發現,州長的一些思想簡直就是他自己的想法,現在經過州長智慧的提煉,這些想法立刻變得异常地清晰确切了。同許多最初對他還持有怀疑態度的青年進步派分子一樣,羅斯福成了威爾遜"新自由"政綱的積极擁護者。他當時就許諾要盡一切力量支持威爾遜的競選運動。
  1912年6月下旬在巴爾的摩舉行了民主党全國代表大會。威爾遜在第46輪投平時以大大超過2/3的多數擊敗克拉克,當選為民主党總統候選人。這意味著進步——改革派勢力贏得了控制党組織的權力。
  有一些傳記作者過分渲染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這次混亂而斗爭激烈的提名大會上的作用。其實,年僅30歲的羅斯福在民主党內資歷尚淺,且因遭到坦慕尼協會的敵視和排擠,他連候補代表的資格都沒撈到,他被墨菲輕易地排斥在紐約州90名正式代表的名冊之外。空有滿腔熱血和報效威爾遜之情的羅斯福無處施展自己的能量,他只好在巴爾的摩代表大會會場之外進行戰斗。他組織了一些外圍的聲援活動,在大會后期營造了一种多少有利于威爾遜的氛圍,如設立威爾遜討論會總部和威爾遜俱樂部、組織演說和示威游行、見縫插針地對會議代表施加影響、糾集手下人与克拉克的聲援者斗毆、鼓動成千上万的家鄉人以電報信件的醒目方式敦促其各自代表提名威爾遜……對于這些引人注目的努力,威爾遜自然是會感激的。
  羅斯福回到奧爾巴尼后,立即面臨著在他的選區贏得再度提名和再度當選州參議員的當務之急,不巧他此刻患了嚴重的傷寒并因此而臥床不起。這時,一個在此后20多年的歲月里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前程的人闖入了他的生活,這就是年屆40歲的路易斯·豪。豪當時是《紐約先驅論壇報》駐奧爾巴尼的記者,他認定富蘭克林·羅斯福必成大片,因此從一開始就要為羅斯福塑造一位未來總統的公共形象。他几乎包攬了羅斯福競選活動的一切事務,把這次競選搞得有聲有色,井井有條,并屢屢以出豈不意的獨特手法而取得滿意的效果。1912年底,羅斯福在民主党興起的浪峰中再度當選為紐約州參議員。
  羅斯福在州議會里擔任了農業委員會的主席,開始履行他的農業進步主義政策,并為勞工問題和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立法而積极展開工作。
  兩年半的紐約州參議員的從政經歷對年青的羅斯福而言,确是一次全面而生動的政治教育。他向各种有經驗的人學習,并且進步很快。他學會了如何避免對有爭議的尖銳問題明确表態,如何避免卷入當地那些足以使他的政治前程毀于一旦的糾紛,如何与本地的党魁們打交道,怎樣在贊同一种意見的情況下又不致于過多地樹敵,怎樣吸引公眾和回复那些對他纏扰不休的信件,怎樣為達到最終的結果而在具体運作過程中作出妥協,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吸取了作為一個民主党政治家必須記取的教訓:政治斗爭不只是兩党之間簡單的沖突,它是一种牽涉到多方參与并触及多方利益的复雜斗爭。他這時已經基本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政治哲學,只是還沒有完整地將其公開發表出來。他后來在回憶起這段初涉政界的經歷時寫道:
  “現在我介入了政治,已經成了一個政治家。初胜的時刻可能是任何一位職業政治家經歷的一次最嚴重的危机。一直到那時,我的行為還一直停留在書本理論階段……盡管我以前在理論上研究過這類問題,但由于它們的具体性及人們對它們的運用,我感到它們更有趣。”

在助理海軍部長任內

  1912年的總統大選很快就縮小為伍德羅·威爾遜和西奧多·羅斯福的兩人之爭。兩人所展示的個性品格和競選作風,甚至要比他們各自提出的政綱更具特色。威爾遜"輪廊鮮明剛勁,線條敏銳确定,像是一尊鋼鑄銅像;西奧多·羅斯福則呈現在丰富的人性光澤之中,肌膚色調溫暖,宛如一幅倫勃朗的畫。"西奧多在演說中引喻《圣經》,以不可思議的直覺、淺白其實的道理和壯怀激越的聲調的完美結合,激發仆人民要求行動起來并重振社會美德的憤怒情緒;安祥自信的威爾遜則謙和地條分縷析,將建立在審慎思辨的哲學基礎之上的"新自由"政綱向選民娓娓道來。他說出了一些會在人們心理產生回蕩或共鳴的話語,這令人們想象到一個和諧美好的前景。11月5日,威爾遜在選舉人團中得435票,西奧多得38票,塔夫脫得8票。但票選的結果令民主党人深為不安,威爾遜所獲的630万票比4年前的布萊恩的得票還少10万張,僅占整個選票的42%。有850多万人投票贊成威爾遜的几個對手——西奧多得412万票,塔夫脫得348万票,社會党人尤金·德布斯得90万票,鑒于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整個競選過程中的出色表現,作為回報,威爾遜政府決定任命他為助理海軍部長。在此之前,羅斯福謝絕了要求他擔任助理財政部長和紐約港稅務局長的邀請。
  羅斯福自童年時代躲在閣樓上翻看那些藍布封面的捕鯨船日志气,就喜歡上了船和大海。少年的他想方設法地收集船舶的模型和圖片。還有舊船上的測程儀、海洋畫冊等。他貪婪地閱讀美國海軍的歷史和馬漢上將的著作,強烈的蔚藍色之夢曾一度使他萌發了進海軍學校的愿望。他曾駕著他父親和自己的帆船,在坎波貝洛沿海一帶度過了無數個盛夏。离開哈佛大學時,他收集的有關海軍和船舶的書籍、小冊子、論文、手稿、原始文獻等共計1万多件。在1913年3月進入海軍部時,他已經是一位眾所周知的具有丰富艦船知識和海軍業務知識的內行了。相比之下,他的頂頭上司,比他大20歲的海軍部長約瑟夫斯·丹尼爾斯倒是個不折不扣的外行。丹爾尼斯于1862年出生于北卡羅來納州。他衣著過時,其實無華,看上去很像許多同他年齡相仿的國會議員。在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政治攀援階梯后,待人卻依然寬厚仁愛。他曾在南部一個深受基督教衛理公會影響的貧瘠的小城當了多年的報社編輯,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和"禁酒法"的支持者,同時還是農業改革的激進派和布賴恩的熱烈擁護者,當丹尼爾斯征詢羅斯福對該項任命的意見時,喜出望外的羅斯福說,這給他的高興"超過世界上任何事物……叫我當助理海軍部長比擔任其他任何職務都更合我的胃口。”
  的确,進入海軍部使他的職業与愛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統一。但更為重要的是,羅斯福把這一步看成是自己實現下一個政治目標的契机或階梯。長期以來,羅斯福在暗地里或潛意識里把特德叔叔作為自己效法的對象或仕途上的榜樣。其亦步亦趨的雷同和刻意的模仿曾多次讓人們認為,他不過是個幼稚而缺乏創意的馬戲團新手,但他總是不以為然。特德叔叔39歲當上助理海軍部長,當時的海軍部長約翰·D·朗因病長期休養,特德叔叔便出任代理部長,他"主意很多,精神飽滿,干勁十足。使他著魔的似乎只是訂購軍火和擴大海軍"。特德叔叔在他那不到兩年的助理海軍部長任內為自己贏得了舉國矚目的榮譽,并藉此輕易地當選紐約州州長,隨后又登上總統寶座。這對羅斯福顯然是一种啟發和鞭策。潛意識里的活動有時也會不經意地流露出來,有一次羅斯福趁丹尼爾斯不在首都華盛頓,半開玩笑地對記者們說,"今天又是一位羅斯福負責……你們還記得上次有位羅斯福擔任這一職務時發生的事嗎?"叔侄二人的仕途如出一轍,羅斯福從不放過任何標榜這一共同點而又不致招人反感的机會。他將接任此職的消息告訴了母親,薩拉立即在回信中叮囑儿子:“我最親愛的富蘭克林,別把簽名寫得太小了。許多知名人物的簽名都是這樣糟糕,讓人看不清。”
  31歲的羅斯福坐到了16年前另一個羅斯福用過的桌子旁,一些海軍軍官和他們的妻子起初甚至把他當成了新來的大學畢業生,但是很快這位"大學生"就開始向那些比自己年齡大得多的將軍們發號施令了。他所受到的注意和尊重部分地來自他的職位和姓氏,大部分地來自他本人的工作才能、領導气質,以及對海軍業務的熟練掌握。他脫口而出的是航海行話和專業術語,對美國海軍發展史上的大小人物、事件甚至掌故、花絮都了然于胸,如數家珍。他机智風趣,平等地對待每一個軍官。他的妻子埃莉諾,在逐步克服著羞怯与敏感的同時,也開始在軍官們的妻子中和華盛頓的社交界應付裕如,并逐漸贏得了大家的好感。羅斯福一家特意租住在華盛頓的"小白宮",這幢樓房是特德叔叔當年在等待遇刺總統麥金利的家人搬出白宮時住過的,故有此名。為了在華盛頓的上流社會維持門面和聲望,羅斯福一家有時得同時雇佣10個保姆和仆人,開銷很大時經濟不免拮据,盡管助理海軍部長的年薪有5千美元,加上夫婦倆的財產收入一年共達2万多美元。這時,母親薩拉就主動地接濟他們。
  起初,羅斯福把自己的上司丹尼爾斯看做是一個"滑稽可笑的庄稼漢",他不時拿著一些非常沒有分寸的報告和備忘錄來給他過目,他還在華盛頓上流社會的熟人圈子里滑稽地模仿和嘲笑丹尼爾斯的言行舉止。對此,飽經滄桑的丹尼爾斯表現出了一位長者的寬厚与大度。至于助理部長那路人皆知的功名心,他總能將之引導到需要的方向。兩人開始了長達7年的合作共事,對工作過分主動并總想于出成績的羅斯福有時僭越了自己的職責權限,分岐、隔閡和不快隨時都可能發生,但開明通達、謙遜其實的丹尼爾斯總能將這些不好的苗頭消弭于無形。隨著閱歷的增長,羅斯福越來越依戀老頭子。這一對气質和工作風格迥异的搭擋在經歷了一段磨合期后關系日趨密切,隨即在兩人間形成了一套分工制度:羅斯福負責几乎所有的技術性事務,其內容龐雜而富于彈性,它主要包括海軍文職官員的人事管理、軍備物質的采購和生產、海軍收支預算、軍用船厂和倉庫的管理、文職人員与軍官的關系協調等方面;丹尼爾斯則統籌全局,負責方向性的決策工作,此外,他還要用大部分時間去國會山同那些負責海軍撥款的"權勢人物"作馬拉松式的談判。丹尼爾斯因故不在華盛頓時,羅斯福就代行部長職務。羅斯福委任路易斯·豪為自己的助理,豪兢兢業業地工作,在7年間替羅斯福出了不少好點子。他以精明的政治眼光教導羅斯福如何等待和利用那稍縱即逝的机會,并將政治角逐場上那些攻守進退的微妙之處一一指點出來。
  上任伊始,羅斯福就通過發表演說和文章,推動了一場要求擴展美國海軍力量的運動。在此之前,他對美國海軍現狀作了一番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在1914年2月28日的《科學美國人》雜志上,他發表了《我國海軍的問題》一文。他認為美國海軍目前效率低下,人員缺額1.8万人,且憑炮艦根本不是德國和英國的無畏戰艦的對手,因此急需提高和增強美國海軍的戰斗效能。不過,這時的羅斯福除了重复馬漢上將關于這制海權理論的一些論點和引伸當年特德叔叔的一些見解外,還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有人甚至將此舉歸結于他刻意模仿西奧多·羅斯福的一种慣性反應,因為當年剛剛出任同樣職務的西奧多也是這樣叫嚷的,不免讓人耳熟。但是這一運動立即博得了美國海軍同盟——一個主要由鋼鐵業、造船業和金融業的巨頭們把持的組織的熱烈歡迎。該組織十分清楚,此舉若能兌現,則無疑意味著海軍將成為不斷增長的國家訂貨的最大主顧。羅斯福由此開始同實業界的一些巨頭們建立了良好的個人往來。1913年春,美日關系出現危机。羅斯福立即与一批好戰的海軍將領聯名強烈要求調動艦只和軍隊。但理智的威爾遜總統認為,這將是一种過火的反應,將被世人視為主動挑釁,從而否決了這一請求。1914年,當威爾遜政府對墨西哥烏埃爾塔的"違反憲法与公眾良心的"政府采取不承認政策并因而導致美墨武裝沖突升級時,羅斯福在豪的示意下公開發表聲明:“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避免戰爭。美國遲早一定要到墨西哥去整頓那里的政治混亂。最好馬上就去。"羅斯福把這种戰斗精神和像特德叔叔一樣的個人冒險欲望結合起來,期望自己因此能夠一鳴惊人,贏得聲譽,以促進政治前程的實現。他隨即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的國防必須要擴大到整個西半球,必須要遠涉万里海洋,必須包括菲律賓和我們貿易所及的整個海外地區。我們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不僅要保衛我們的海岸和財富,還要能夠在戰時保衛我們的商船隊,不論它們駛向何方。”
  羅斯福的這些主張和活動,不僅同當時的國務卿布賴恩和丹尼爾斯部長所一貫奉行的和平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且与當時威爾遜總統溫和持重、委婉克制的態度大有出入。關于這一點,雷克斯福特·特格韋爾推測,可能是老謀深算、含而不露的威爾遜總統有意識地放手讓血平方剛的羅斯福如此大肆渲揚強烈的擴軍備戰觀點。當時歐洲局勢嚴峻,世界大戰一触即發,總統借他人之手施放探測气球,以試探有著濃厚孤立主義傳統的美國的輿論反應。從羅斯福這些言論所要表達的理論前提和思想傾向看,它們的确沒有飄离或超越威爾遜的思想体系,它們也沒有達到威爾遜3年后向國會發表的那個著名的演講中所表達的那种基于其國際主義新理念的微妙匠心。另外,羅斯福此時發表的這些主張同他青少年時代所受的薰陶有關,并且現在又成為他在華盛頓結識的那些社會名流們的共同看法,即除非美國安于做一個在世界的偉大事務中無足輕重的國家,或在商業及發展和平的文明事業方面無所事事,否則美國就不能失去對海洋的控制。

透過戰火的瑰麗大夢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羅斯福對此早有心理准備。他風風火火地赶回到華盛頓海軍部時,發現這里仍然處于平靜如水的夏季休假時期。他在給埃莉諾的信中不滿地寫道:“我一來到海軍部感到吃惊的是,對于歐洲發生的危机,似乎誰也無動于衷——丹尼爾斯先生在他對于人類本性、文明和近乎理想主義謬論的信仰遭到可怕打擊時,主要是表示非常傷感而已。所以我開始單槍騎馬地做好准備工作,并為海軍一旦瓦解時應該怎么辦擬定方案……威廉··J布賴恩和丹尼爾斯這些可愛的好人就歐洲全面戰爭的意義在心目中所抱的概念,竟處于埃利奧特1對高等數學那樣的認識水平。"隨即,羅斯福聲稱他將不惜公開同威爾遜政府的現行政策展開辯論。他揚言將要向新聞界披露美國海軍的諸多弱點,“即使這樣做會給我帶來麻煩,我也不會放棄。這個國家需要的是關于海軍實力的真實情況,而不是那些政治家們對容易受騙的公眾發表的關于持久和平的美妙動听的廢話。”他甚至表示自己"在未達到令人震惊地拋其中立的目標之前決不罷休"。1915年夏,他要求成立一個國防委員會以監督工業動員,并公然宣稱自己是華盛頓政府內部"唯一能夠從國家和政治的角度看清這個一定程度地完成持久建設的大好時机的人物"。他以似乎是得理不讓人的姿態強烈要求建立比政府所贊許的還要強大得多的海軍。羅斯福的這些舉動确實有些拿自己的前途冒險。當他在豪的啟發下意識到這一點后,他就開始小心謹慎地調整措辭,向新聞界提供的"真實情況"也是經過反复酌斟和挑選而又能說明、補正他的論點的一些內容。1916年秋季,威爾遜競選連任。羅斯福也識大体,讓自己的言論服從于民主党當前的首要任務,著眼于民主党需要加強團結、統一思想和言論的大局。他明白,威爾遜競選連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將直接決定或影響自己的政治命運,最起碼也將影響到自己預設的仕途進度表。此后,他在1這里指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剛滿4歲的儿子。不放棄標榜自己的上述主張的前提下,盡量把自己的言論克制在一定限度之內。1916年秋,他利用一次与總統會面的机會,當場敦促威爾遜設立國防委員會。他不知從哪儿弄來了門羅總統1814年的備忘錄手稿复印件,向總統證明其中已經包含著后來被反复闡發了的美國必須參加歐洲戰爭的真諦。
  雖然威爾遜在大選獲胜后的1917年初傾向于作出美國參戰的決策,但羅斯福認為這是不夠迅速果斷和徹底的。在威爾遜請求國會采取行動以前,《斯克里布納》雜志在顯要位置刊登了羅斯福的一篇題為《我們的責任》的文章,文章要求把美國海軍人數增加4倍,并警告說,誰也不能認為我們美國就不存在戰爭危險。羅斯福還會見了當時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主要人物,其中有西奧多·羅斯福、倫納德·伍德、享利·C·洛奇、J·P·摩根等。羅斯福同他們討論關于推動政府建立更完備的國防体系以保護中立權利和擴軍的方法,他還抱怨說美國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錢比用在海軍上的還要多。羅斯福的這些作為就總体而言,并沒有超越助理海軍部長的職責權限,但打打擦邊球或輕微的越俎代包還是時有發生,只不過他清楚地意識到不能走得太遠而已。羅斯福個人的知名度主要地由于他的上述表現而大增。歷史學家弗蘭克·弗雷德爾在1952年出版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學徒生活》一文中,將這段時期羅斯福的表現評价為"赤裸裸的机會主義,即當他在為稍微遙遠和不可預見的將來投机鑽營時,他希望盡可能地提高他的政治聲譽。"事實上,即使沒有羅斯福的這些活動,或者他當時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美國也會在1917年4月如期參戰的。此后,羅斯福同他的各級行政上司們的分歧已不再是政策性質上的,而是方法程度上的了。羅斯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戰時緊張而又龐雜的行政管理工作。海軍部的工作量劇增:海軍人員編制迅速成倍擴大,到戰爭結束時已達49.7万人;戰略物質采購量擴大了几十倍;海軍的整個基礎設施和后勤建設也須迅速加強;海軍的防御措施和作戰計划須周密詳細地制定;同商船隊進行合作,同英法就艦艇的調度進行磋商等等。"雖說有約瑟夫斯,但實際工作歸我管。"然而很快地,羅斯福就對這些技術性的事務工作感到不滿足了。同特德叔叔相比,他敏銳地意識到他的政治生涯中還缺乏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軍事榮譽曾經几乎是直接地把特德叔叔推上了州長——總統的寶座。他此刻越發相信,戰后飛黃騰達的政治仕途需要一定的軍事履歷作為陪襯或支撐。作為海軍文職官員的羅斯福急切地要求穿上軍裝上前線服役。但現任崗位离不開他,他終于沒能像特德叔叔那樣如愿以償。
  使羅斯福最接近于彌補這一缺憾的,是他于1918年夏季奮力爭取到的歐洲之行。此行的使命不太明确和集中,大致包括巡視海軍基地、察看部隊醫院,以及与協約國就海軍協調行動進行磋商等方面。7月9日,助理海軍部長乘著剛投入服役的驅逐艦"戴爾號"開始了為期21天的橫渡大西洋航程。旅途是相對安全的,但渴望戰斗的羅斯福始終亢奮地參与戒備潛艇襲擊的行動,雖然得到的警報都是不真實的,而"戴爾號"也只是受到了几次虛惊。似乎只有一次情況有些危急,當"戴爾號"駛往亞速爾群島時,它被几十海里開外的德國潛艇追蹤了一陣子。這場虛惊為以后的故事提供了素材,根据羅斯福后來的說法,距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愈遠,敵人的潛艇距"戴爾號"的距离就愈近。一些新聞媒体甚至把這件事渲染成是助理海軍部長的戰斗洗禮。羅斯福請畫家把當時的情景繪成一幅畫,題款為:“助理海軍部長的旗艦,美國驅逐艦'戴爾號'在佩達爾加達港,1918年7月于亞速爾群島。”該畫挂在海德公園家中最顯眼的地方,以資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羅斯福在英國會唔了首相勞合·喬治、鮑爾弗勳爵、軍需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以及許多著名的海軍和陸軍將領。他与丘吉爾的會面是在一次午宴上,因彼此沒有給對方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23年后的大西洋會議上,丘吉爾把重逢當成了初識。7月31日,羅斯福終于到了法國前線,目睹了戰爭的破坏,親身經歷了激烈的炮戰。一位試圖帶著他走安全地帶的軍官受到了他的嚴厲斥責,并差一點儿被赶出海軍。到了10月份,羅斯福該辦的差事已經辦完了,他再也沒有什么借口繼續賴在前線了,于是這才乘"海獸號"回國。這時他不幸感染上了戰爭中的流行病細菌,先是重感冒,繼而發展成雙葉肺炎。船到紐約港時,他被人用擔架抬了下來。
  1922年6月,羅斯福給一位正在負責樹立一塊格羅頓校友參加世界大戰紀念碑的人寫信說:“我認為我的名字應該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員表中。這首先是因為我曾在大洋彼岸考察了人們服兵役的情況,而且險些被魚雷或炮彈擊中。而且我在歐洲時,實際上領導了那里的海軍作戰工作。"羅斯福后來還申請加入美國退伍軍人協會。
  在美國參戰前,羅斯福就在醞釀著一個极富想象力的計划:為什么非要在行無蹤跡的汪洋大海中与德國的"机械鯊魚"(即潛艇)游斗不可呢?難道就不能將它們阻擋在窠穴里嗎?這個計划要求在從蘇格蘭到挪威的北海咽喉處布設一道規模巨大的水雷壁障,以阻斷德國潛艇通向大西洋的出口。這需要50万顆水雷和相應的技術保障。該項提議因困難重重而直到1918年6月才開始付諸實施,到11月份共布下了7万顆水雷。它還沒有來得及發揮作用,大戰就結束了。但此舉有力地打擊了德國海軍的士气。多年以后,羅斯福進而認為,它“對瓦解德國海軍,而后對德國軍隊的暴動,最終對結束世界大戰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當時,威廉·西姆斯海軍少將關于建立護航艦隊的提議已迅速得到了采納,而听音器(用以察覺潛艇的螺旋漿聲)、探測儀和深水炸彈的試用与改進,已表明它們在用以對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那种小型潛艇方面很有成效。實際上,這种護航系統比其他任何一种因素都起了更多的作用,它基本上能夠使美國部隊和供應物質安然橫渡大西洋。
  巴黎和會期間,羅斯福正在歐洲各地處理美國海軍的复員工作。在清理美國軍事物質時,他同法國人進行了激烈的討价還价。此時,他听到了特德叔叔于1月6日因動脈栓塞發作去世的消息。
  威爾遜從巴黎和會帶回了由他負責草擬并被寫進《凡爾賽條約》的《國際聯盟盟約》草案。該草案是他的"十四點"的具体化,它設想在國家自決、自由貿易以及由國際聯盟維護和平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世界秩序。他解釋說:“我們所尋求的,是在被統治者同意和人類有組織的輿論支持的基礎上實行法治的局面。"他堅持認為,民族自決就是國內政治中的民主在國際上的同義語,因此應体現被統治者同意的原則;自由貿易則可以緩和國家間的敵對競爭并促進經濟繁榮,而國際聯盟就是通過互相保證領土完整和采取共同行動反對侵略來保證這整個体制的設施。可以說,國際聯盟飽含著威爾遜的心血和理想,他出自內心地強烈希望它能在國會獲得通過。但他返回美國時,卻發現參議院內气氛乖戾,共和党以兩票的多數控制著參議院。他的主要對手、參議院共和党多數派領袖、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享利·C·洛奇負責初審條約,洛奇為了阻止民主党作為締造和平的政党進入1920年的選舉,他要使盟約被修改得不再帶有威爾遜的印記,否則就宁愿它夭折。
  但威爾遜這一次不打算作出任何妥協,形式問題已同堅定的信念融為一体。9月3日,他決定背离華盛頓政治的傳統做法,為他的國聯問題直接向美國人民呼吁。年逾60的他不顧勞累、病痛和挫折,作了有史以來最為艱難而無益的巡回演說,簡直在進行一种殉道式的追求。在作了40次演說后的9月25日,他在科羅拉多州的火車上得了中風。1920年3月19日,參議院以14票的多數否決了條約。威爾遜因那不可調和的党派偏見、促狹的個人恩怨,以及自己不能通權達變、執著于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昧于世情,導致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悲劇性的失敗。
  對于發生的這一切,富蘭克林·羅斯福并非一個無動于衷的旁觀者。他自始自終地觀察著這場盟約之爭走向災難性的結局,像觀看古希腊悲劇的觀眾一樣感到無能為力,愛莫能助。這個時期,主要由于受到威爾遜的"新自由"信念和國際民主思想的影響,羅斯福在關于美國与外部世界關系問題上的思想有了發展。他充分地認為,美國政府必須通過加入國際聯盟來實踐和平与發展的崇高理想,否則美國將可能回到"一种同外界隔絕的古老中國的長城政策上去。"他認為:不這樣做不僅對美國和整個人類的道義而言是錯誤的,而且同國際現實也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未來年代里的國際事務將會出現許多危机,美國將"不可能不發出重要的乃至是支配性的聲音來。"因此,他把自己站在威爾遜這一邊的姿態稱之為"一個現實主義的抉擇"。他甚至把威爾遜起草盟約時用的那張桌子運回到了海德公園。他多次發表支持國際聯盟的演說。但他那敏銳的政治嗅覺使他意識到人民中間正在出現戰后通常會發生的那种政治情緒逆轉的趨勢,理想主義的大幕已漸漸收起,所以羅斯福在演說中少了几分威爾遜式的理想与激情,而把他支持國際聯盟的論點建立在講求實際問題和強調實驗的基調之上。羅斯福之所以迅速完成了從鼓吹擴軍備戰到支持國際聯盟的過渡或轉變,是因為在他的國際事務概念中,他認為兩者原本就是一种相輔相成的關系。當然,他也相信,作為威爾遜主義的強有力的發言人,無論起受歡迎与否,都將在日后任何選舉運動中成為有价值的資本。
  羅斯福從威爾遜的悲劇性結局中悟出了一些對他將來大有裨益的心得体會。他對埃莉諾說:“我們應該有一些別的談判條約的辦法,現在這套辦法不知已經失敗多少次了……,照現在這樣,由總統和國務卿去談判和簽署條約,等事情辦完后再送交參議院,這种做法不對頭。如果我來干,我將盡可能對參議院甚至整個國會做到推心置腹。我要使他們對原則問題承擔義務,然后再在談判中制訂具体細節。這樣就能有把握了。"羅斯福認識到,總統如何去同与自己充滿敵意的議會打交道,將是一門高超的政治技巧。威爾遜總統失敗的教訓在于:缺乏政治靈活性,甘愿付出高昂代价而固守不合時宜的道德理想高地,拒絕妥協和撤退。他還清楚地記住了威爾遜曾經在某個場合講過的話:
  “要隨和一點,要根据憲法的真正精神采取行動,要主動与參議院建立信任与親密的關系,而不要祈求全部實現自己的計划,也不要以不是接受就是拒絕的最終形式向參議院提出這些計划;為了進行一些名副其實的協商和調解而不是挑戰和競爭,在他的計划討論之時,他要与參議院領袖保持彼此信任的聯系……”
  可惜威爾遜在同洛奇參議員打交道時,忘記了自己的這段至理名言。

水手本色与既定航向

  海軍部只設一名助理部長。7年多里,羅斯福日复一日地處理著那些層出不窮而又棘手的行政事務,積累了丰富的使他日后當總統時也受益匪淺的行政管理經驗。
  當時,和平時期的海軍是一個龐雜而松散的組合体,它還沒有完全實現從帆動力向蒸汽机的過渡,它在几十個造船厂、船塢和海軍設施里雇用有大批文職人員,海軍和海軍陸戰員的在編人員已達65000名。其陳舊、低效率的管理机构及運行方式可追溯到泰勒和波爾克任內,長期基本上沒有變化。和平時代它得不到政府和公眾的有力支持,年度撥款僅為14350万美元。羅斯福通過對自己管轄領域情況的全面檢查,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是不現實的,他首先能夠做的就是大力提高海軍的效率。同時,這也符合威爾遜新政府提倡的"新自由"精神和進步改革運動。
  他廣泛听取意見,只要他認為是好的建議就一概采納,而從不去考慮它出自誰手。他呼吁文職人員和海軍軍官之間要精誠合作,盡量減少意气之爭和平狹的派性磨擦。“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比讓大家感到是'來自同一個俱樂部'更能提高工作效率了”。他對由一大堆慣例、手續和規定所壘起的陳規陋習,對毫無生气而壓抑個性的層級節制、繁文縟節、衙門作風深惡痛絕。他在作出某項決策并采取相應行動時,盡量繞開這些羈絆而去充分相信被證明是正确的東西。他決定對東西海岸的所有軍用造船厂進行一番關、停、并、轉的大改造,將具備條件的厂改為能夠充分開工和自給自足的工業基地。因其計划周密,工程效率高,從而為政府節省了大筆資金。
  但他并不是一位只顧盲目追求效率而不管其他影響的經營家。譬如"泰羅制"是業已被公認為可以大大提高生產和管理效率的科學方法,他領導下的軍用船舶制造和修理業的勞工在大戰前就有5万多人,這些有組織的工人堅決反對推行這一"巧妙的剝削手段",于是他就放棄在各地工厂中采用它,這使得他名揚全國。他還在路易絲·豪的堅持下出席關于勞工政策的听證會,以便親自掌握這一政策的實質。他通過這种途徑,同辯論各方都保持對等的接近,并很快學會了同工會領袖們搞好關系。戰時的海軍部与工人組織的關系出現了新變化,為此專門為海軍部創設了營地調整委員會和勞動標准管理處,以負責推行工資和工時的標准化。但机构設置之初极不健全,又無先例可循,作為委員會成員的羅斯福又不得不同這一大套混亂不堪的制度打交道,他在几個關鍵環節的成功介入,有促于工人工資的小幅度提高(不得超過10%),從而有效地減少了勞資沖突。在他任職的7年多里,這些被組織到勞聯各行業工會的工人們沒有舉行過嚴重的罷工。但是,在處理勞工問題的過程中,他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就改變那种由來已久的武斷、偏見、排擠、推諉、憂慮、攻擊一切、坐等研究結果以及退縮不前的現象。
  羅斯福在采購軍需、簽訂訂貨合同、負責基本建設時不得不同承包商、經紀人、制造商進行复雜而艱難的周旋,同這些對手的談判和爭論增強了他作為一名進步政治家的聲望。在面對那些為爭奪裝甲鋼板營造權而作出相同投標報价的制造商、那些壟斷优質煤的礦場主、哄抬物价的投机商、索取高額佣金和回扣的經紀人時,他不得不与之正面交鋒,尋求有利的突破口。費用總開支取決于國會的定額撥款,羅斯福的立場是,讓每一美元都發揮它最大的效益,用節省的經費來購買更多的軍艦。有一次,几家美國主要鋼鐵公司提出同樣報价競爭裝甲板的建造合同,羅斯福轉而接受了一家英國公司的低价,美國制造商協會指責羅斯福這种"非愛國主義的行為"。羅斯福憤怒地反擊,聲稱這些趁國家卷入戰爭之机而欲大撈一把的制造商根本不配奢談愛國主義。另有一次,為了省錢,他從其遠親經營的維拉德·布魯斯公司購進了一批質量有問題的煤,國會為此進行了調查并舉行了听證會,羅斯福在羅伯茨眾議員的質詢下坦率地指出,此舉旨在打破荒謬的煤礦价格壟斷,況且在購買了合同中的一小部分并發現气質量不好后,我們已主動中止了這份帶有試驗性質的合同。羅斯福在戰時負責分配定貨單,他認為政府企業在戰時的職能主要是補充私營工業的不足,所以大部分定單理所當然地應分配給私人承包商,而一般來說這個過程是比較容易以權謀私的。他很清楚共和党將在下一年控制國會,而威爾遜領導下的戰爭方針,包括海軍部的戰事行為均將受到嚴密的審查,他顯然不能讓自己處于易受國會的任何攻訐的地位上。結果,戰后國會的調查委員會除了發現羅斯福過多地照顧了海軍造船厂的工會,以及將部分定貨單分給了与自己有交情的公司外,在海軍部戰時由他負責經手開支的几十億美元中竟然沒有任何可稱之為丑聞的事件。
  羅斯福在處理具体問題以及應付局勢方面進步得很快,他總是直接了解各种情況,他通過形形色色的人來不斷丰富自己對政府僵化、繁瑣的工作方式的認識。陸軍部長牛頓·D·貝克對弗蘭西斯·帕金斯說:“年輕的羅斯福很有前途,不過我認為這樣不加選擇地和人們保持廣泛的交往會耗盡他的精力。但正如我所觀察的那樣,他正是依靠這种交流來澄清自己的,并丰富自己的經驗的。"他有時像一塊海綿,不加區別地吸收各种知識和意見。他有時又像集郵那樣,先從各种角落搜集意見,然后再由他自己決定把它們放在哪里。從善如流、集思廣益、為我所用,這也是羅斯福從威爾遜那場因固執和剛愎自用而引發的悲劇中吸取的教訓。他自己很少制定新政策,但他從各方面吸取新東西。他涉及的几乎每一件重要事務都包含著政策、技術、政治和商務諸要素,他總是每走一步就看一下結果。"他的態度是:不斷地將堅定的行動与謹慎的承諾以及對結果的關注結合在一起。"如此熱衷于試驗和探索表明了他風格的靈活,這种風格也集中体現在他与人們的交際方式上,在路易斯·豪的幫助下,他日益熟練地掌握了溝通不同利益、不同的好奇心、不同反應和感情的訣竅。
  海軍部還負責美國海外領地以及駐有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所有地方的事務。羅斯福作為助理海軍部長不時地前往這些地區巡視,他去過加勒比海地區的巴拿馬、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多米尼加、維爾京群島,太平洋地區的薩摩亞群島、關島、菲律賓、夏威夷、威克島、豪蘭克等地,還去過大小無數的海外海軍基地和軍事設施。所到之處,他認真檢查駐地軍官所采取的步驟及其后果,鼓舞海軍士兵的士气,監督屬地法令的實施。几乎每次從海外回來,他都要照例呼吁一番,主張美國應當擁有強大的主力艦,以保衛這些海外領地和軍事基地。
  在從1913年到1920年的7年多里,羅斯福是否自始至終都心無旁平地完全埋頭于海軍事務而無暇他顧呢?他雖熱愛海軍,但這畢竟不是他的終生事業。他明白自己真正的職業還是政治,他從不甘心從此作個被人遺忘的民主党實干家。他的目光從未离開過全國性的政治舞台,他敏感地判斷和捕捉著每一個可以促進其政治前程的机會。
  1913年底似乎出現了這樣的机會。當時与坦慕尼協會作對、并因此遭到彈劾的紐約州州長蘇澤爾被裁決撤職。在隨后的混亂局面中,民主党在紐約州陷入分裂,僅坦慕尼協會的聯合候選人贏得了紐約市的選舉。羅斯福認為時机已到,躍躍欲試,他請求威爾遜委托他來恢复民主党在紐約州搖搖欲墜的地位,途徑是去參加民主党州長候選人的預選。威爾遜則先是含糊地暗示他可以支持羅斯福,爾后又在審時度勢中反复權衡,于一再延宕中并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但受到暗示的羅斯福倍感鼓舞,他讓人四處放風聲稱自己將成為州長候選人,并通過運用手中的任免權來加強反坦慕尼協會的民主党人的力量,他企圖利用人們對墨菲集團貪贓枉法的不滿浪潮,像特德叔叔那樣在助理海軍部長任內的第二年就登上州長寶座。然而被激怒了的坦慕尼并不是好惹的,1914年7月23日,眾議院最重要的撥款委員會主席菲茨杰拉德代表20名紐約市國會議員警告威爾遜說:“自稱代表政府講話的造謠者把我們看成是走狗、懦夫、強盜和冒險家,我們決不會听任這种誹謗而不采取行動。"威爾遜終于意識到,他必須在眾議院几十名議員的向背和一個助理海軍部長的功名之間作出選擇。他最終還是決定放棄支持像后者這樣的進步派,否則那些由坦慕尼協會控制的議員們將會不投票支持他的"新自由"綱領。他雖然名義上控制著民主党,但就某种意義而言他自己卻受制于這個党,因為他無法或者很難運用自如地把民主党組織當作改革工具。當羅斯福讀到刊登在第二天《紐約時報》上的威爾遜与坦慕尼協會的和解聲明后,他不得不黯然承認自己的失敗。為保全面子,他甚至公開辟謠,聲稱种种關于他的傳聞均屬無稽之談。
  但是,羅斯福并不愿意眼睜睜地看到這樣的事實,即他那些為競選州長而提前舖開的准備活動,以及他煞費苦心地打下的一系列基礎及其成效統統因之而付諸東流。難道就不能將這些移作他用嗎?果然在3周后,他正式宣布自己將作為紐約州的民主党候選人競選聯邦參議員。此時,他的助手和政治導師路易斯·豪恰巧外出休假,不知輕重和深淺的羅斯福決定自己先行動起來。這一次他甚至沒有同威爾遜通气,他希望能迅速進入角色。
  羅斯福又一次犯了低估對手的錯誤。不動聲色的坦慕尼協會的頭子們慎重地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威爾遜政府駐德國大使詹姆斯·杰拉爾德——一個因正在世界大戰中出色地保護著美國公民在歐洲的利益而在國內享有极高聲望的正派人。羅斯福仍然沒能認清形勢,他激動而滔滔不絕地向遠在歐洲的對手提出了許多雄辯的問題。他請了3個月假,不拿薪水,全力以赴地展開了競選。他再次深入到曾經是他的福地的波基普西地區作巡回演說,被動的路易絲·豪怀著清醒的無望留在總部苦撐大局,然而最終一切都無濟于事,在10月的預選中,可怜的羅斯福僅獲76888票,他的對手杰拉爾德的得票几乎是他的3倍。但1914年的中期選舉總体形勢對民主党不利,杰拉爾德在11月份的選舉中敗給了共和党候選人詹姆斯·W·瓦茲沃斯。
  威爾遜等党的領導人寫信嚴厲地教訓了羅斯福這种頭腦發熱、不識大体的輕率行為。然而,"失敗卻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教育過程"。這輪較量使羅斯福和坦慕尼協會得以互相認清了對方:羅斯福真正領教了對手所擁有的潛在的影響力,并認識到任何一個企圖獲得全國性胜利的紐約州民主党人,如果沒有坦慕尼協會的支持,終將前功盡棄乃至一事無成;而坦慕尼的頭子們也掂量了羅斯福的能量,感到這個激進的家伙并不十分可怕,說不准什么時候把賭注押在他身上也不致于有太坏的結果,如果形勢需要的話。
  這段插曲之所以會提前發生,就羅斯福個人而言,主要是其急功近利心態的驅使和仿效特德叔叔的沖動的作怪,從而使他在羽毛未丰時就倉促上路,結果欲速則不達。而從一個更為長遠的角度看,此番折沖無疑有助于羅斯福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它客觀上培育了羅斯福与坦慕尼協會日益走向和解的契机,也預示著一個血平方剛、沖勁十足的激進的羅斯福開始成長為一個精气內斂、老練沉穩的政治家。
  這個時期,羅斯福在個人生活中也發生了插曲,戰時瘋狂的工作節奏感染了人們生活中的許多領域。風華正茂的羅斯福在工作之余暇很善于調劑自己。華盛頓風光無限的上流社交活動隨時向這位身著倫敦燕尾服的年輕人敞開著大門。1913年埃莉諾聘請了22歲的社會工作秘書露西·塞默爾。從此,這位風華絕代的美人闖進了羅斯福夫婦的兩人世界。同許多知名人士一樣,這樣的緋聞總被渲染得滿城風雨,据說羅斯福的家庭生活一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机,怨忿交加的埃莉諾在1918年發現丈夫郵件中的情書后,帶著孩子去了坎波貝洛。1920年露西同大她30歲的富翁W·拉瑟弗德結婚,風暴似乎就此平靜。但此后的歲月中,兩人一直保持著隱秘而愉快的關系。埃莉諾從那時期就毅然開始尋找家庭以外的獨立生活道路。"平靜的背后無不隱忍著壓抑的痛苦",這是埃莉諾從此最喜歡引用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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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香門第 掃描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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