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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蕭條具有全面而深刻的歷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經濟复興方面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美國在１９３３年秋天，農產評价格和工業生產再次回落。這种跡近于衰退的下降勢頭到了１９３４年春季才被克服。《紐約時報》每周工商業指數由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的７２上升到１９３４年５月的８６。爾后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春季，全國經濟停滯不前，月复一月，商業活動指示圖表几乎原封不動，利潤縮減現象繼續存在。１９３４年的國民收入總額只是比１９３３年高出不到１／４，比１９３１年少１００億美元，稍多于１９２９年的１／２。秋天仍有１３００万人失業。第一次新政沒有也不能給全体美國人民帶來好處，很多人甚至還沒有受到羅斯福的關注——南方的佃農、老年人、雇工、失業的大學生、農業季節工人、１年只干３個月的鋼鐵工人、共約７００万人的城市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信徒等。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國能夠出現一些能夠引導他們脫离苦海的救世主。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階層的人們，其一度絕望的恐懼感業已隨著境遇的初步好轉而消退，生活質量的改善激活和触發了原已被凍結或麻痹的神經，他們不再祈求起碼的溫飽，他們的期望值開始升高，開始反過來對复興的不穩定狀態感到不滿，對新政扶助工農的成績有限不滿。社會心態的這种變异在當時极其自然地發生、蔓延并流行起來。曾經是死水一潭，現在則是激流澎湃。 首先是壟斷資本家們。這些曾因自我毀滅式的瘋狂投机和盲目競爭而陷于沒頂之災的私營業主，在被羅斯福政府救上岸后，開始挑剔并指責救他們的人沒有撈其他們的絲織禮帽，他們已不滿于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和干預，要求解脫束縛。他們對羅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們出于高尚精神而進行自我調節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請，由不動聲色而嗤之以鼻，繼而鼓噪嘲弄，"在有錢人的會議室和城郊俱樂部里，總統的名字變得不堪入耳。不論是總統還是他的財政部長都不能在銀行家、證券經濟人和實業家集會上講話，而同時卻不用擔心會招惹麻煩"。他們開始對新政府進行挑戰。 几乎与此同時，兩党保守派顯露出了其一度收斂的敵意，對政府的表現与經濟的停滯幸災樂禍，并在媒界宣傳中特別強調兩者存在著必然聯系。他們甚至對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們不喜歡新政那樣的愿意在預算方面出現比胡佛任內更高的赤字，不喜歡新政用美元搞通貨膨脹來彌補赤字，不喜歡新政社會救濟項目的規模和華盛頓在許多經濟決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見。對于羅斯福不知怎么從他們熟悉的政党和企業界之外發現并給帶到華盛頓來的那些人，他們也深感不安：這些人包括像特格韋爾、莫利、伯利那樣的學者，以及像霍普金斯、華萊士、珀金斯那樣的社會活動家。一位年長的參議員聲稱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對他們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堅信現有工業和金融体系應不受阻礙地從事活動，它名義上的領袖是胡佛，胡佛批評政府的傾向已由于個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強。有些民主党人對政府放棄健全財政這一悠久的党的原則感到不安，預算署署長劉易斯·道格拉斯在１９３４年８月因此而辭職。也正是在這個月里，一群心怀不滿的民主党人，在全國委員會前任主席約翰·Ｊ·拉斯科布、１９２９年党的領導人艾爾·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團成員和其他人的領導下，組成了"美國自由聯盟"來反對政府所作的社會實驗，他們不怀好意地宣稱，羅斯福總統對复興經濟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無一個明确的計划，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證。激進派的報刊极力反對新政對資方的遷就和照顧，認為這种"經紀人國家"對大托拉斯打擊不力，"記錄表明，人們能夠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敗"。政治蠱惑家們則抓住這一時机大做文章。然而，生活于這种徘徊不前的經濟境況中的人民群眾感受最真切，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自己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抗爭。 值此多事之秋，全國又在３０年代中期天災連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濫成災，無以數計的街區和良田被沖毀。由于無節制的狂伐濫墾，許多地區的地表呈現荒蕪性侵蝕，植被生態遭嚴重破坏，"黑色風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這里經常有這樣的壯觀的景象：無涯際的高聳入云的塵幕遮天蔽日，并緩緩向東南方推進，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時被沙土掩沒。１９３４年，全國資源委員會的調查表明，全國有３５００万英畝可耕地完全被毀，１２５００万英畝土地失去了表層土壤，這勢必造成了大平原區隨時即發的饑荒。并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整整兩年里，各地旱災連綿不斷，得克薩斯州的几個縣淪為流動的沙漠，連俄克拉荷馬市的食品都帶有沙土味。遠在東邊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蓋著臉。７，０００英尺厚的塵霧，使克利夫蘭市一片昏暗。從內布拉斯加吹過來的黃沙，透過了白宮的門窗。西部平原的塵屑飄落在大西洋中３００英里外大海的船上。這年冬天，新英格蘭諸州還降了紅雪。夏秋兩季气溫居高不下。天災部分地有利于聯邦政府實現其減少產量以保證利潤、提高購買力的農業調整計划，但對于千万個受害的家庭和個人而言，是一場不亞于大蕭條的特大災難。他們被迫從焦干的沙礫地故土上出走，四處流浪。俄克拉荷馬州的逃荒災民成了約翰·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Ｍ·施萊辛格說，這些走投無路的破產者和鋌而走險的窮光棍极有可能在某個杰出人物領導下，鬧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革命或可怕的大動亂。 其實，激進而暴烈的行為已經在全國各地滋長并大有燎原之勢。１９３４年４月，明尼阿波利斯的６，０００"暴民"（以卡車司机為首的工人）向正在開市政會議的市政廳窗戶里投擲棍棒、石頭和煤塊。入夏，沖突升級，武裝警察開槍擊倒工人６７人；５月，南卡羅來納的紡織工人組成飛行中隊同警察激戰；秋天，丹佛市１，０００名靠救濟為生的工人，因救濟金削減而憤怒地要求撤換州行政官員，并同警察在街頭對壘；密爾沃基的電車工人在社會党的組織下，攻擊車庫，迫使雇主接受了他們的要求；費城的出租汽車司机焚毀了１００輛出租車；得梅因的電業工人舉行同盟總罷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亂的癱瘓；共產党人領導了加州和新澤西州等地農業工人的罷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萊多，美國工人党鼓動罷工的電瓶汽車燈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頭戴鋼盔的國民警衛隊搏斗，他們面對刺刀、催淚瓦斯以至排槍掃射，都無所畏懼，最終爭得了工會的大部分要求。在五一勞動節之后的几個月里，從東海岸的羅得島到西海岸的舊金山，几乎每場罷工中都有工人流血，這一年全美發生罷工１８５６次，參加的工人約有１５０万。１９３５年，罷工浪潮仍在繼續，共發生罷工２０１４次。左翼党派組織和勞聯中的激進派為爭取組建產業工會進行了積极的努力，并對罷工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造成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全國工業复興法第７條第１款規定給予工人的那些權利喚醒和刺激了工會的組織活動，而廣大工人在實踐中發現，他們并不能完全依賴政府許可和法律條文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有時羅斯福政府迫于強大公司的壓力作出的有利于資方的決定更使工人堅定了這一信念，即為了很好地享用自己的權利，必須顯示出自己強有力的獨立力量。此外，自大蕭條以來，他們郁積了太多的對資方的憤慨。 來自"左邊的惊雷"仍隆隆作響，還不時摻和進來了一些不諧音。許多進步派和激進的自由主義分子開始怀疑羅斯福新政策的成功希望，他們提出了更為激進的綱領。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奧爾森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個激進派，愿意同自由主義者一道為他們的政綱而奮斗，“如果資本主義不能防止蕭條卷土重來，我就希望現行体制干脆見鬼去。""我們追求的最終目的就是合作共和國"。當年的黑幕揭發者以其《屠場》直接促成了肉類檢查法獲得通過的作家厄普頓·辛克萊提出了"終止加利福尼亞州貧困計划"，他提議向新政尚未著手解決的關鍵問題——富裕中的貧困直接進攻。他主張讓加州的失業工人在國營工厂和國營農場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反對"為利潤而生產"，主張"為使用而生產"。這位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革家宣布競選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加州州長。并在８月２８日的民主党初選中，得票遙遙領先，從而引起保守派的恐懼和群起而攻之。 在充滿著騷動、焦灼、尋覓、失落的這些年份里，以形形色色的激進面目而出現的"政治蠱惑家"們向大眾兜售著似乎是精心炮制的治世良藥。他們利用了當時美國人民還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美國式的天真爛漫、全國普遍向往尋求簡單明快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愛參加團体組織的心理、天生喜歡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實毫無价值的東西的脾气等等，即卡爾·Ｇ·榮格稱之為美國民族性格中幼稚的一面。 弗朗西斯·Ｅ·湯森醫生，曾是加州長灘的一個公共衛生官員，在１９３３年他６６歲失業時，几乎一貧如洗。在目睹了大批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更慘的老年人后，這位瘦弱的戴眼鏡的老頭子迅速成為一名業余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１９３４年１月，湯森成立了老年人周轉養老金組織，其目的是要使年滿６０歲以上的老人（刑事慣犯除外）每月都能享用２００美元，唯一的附加條件是必須在本月內花光于國內。這筆周轉基金來源于由聯邦政府征收的２％的營業稅。湯森及其信從者聲稱，這基本上是一項旨在減少失業、刺激消費的經濟复興方案，而不是一項單純的補助金計划。盡管批評者們指出湯森計划具有以假定為根据的虛妄性，因為它要將一年國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以補償僅占總人口的９％的老人。但湯森十字軍運動仍然蔓延到了主要由農村新教傳統培養起來的人們中間。那些數以百万計的因為失業、貧困、疾病和孤獨而陷入凄涼晚景的老人們，對這一令人振奮的號召抱有強烈的近乎宗教般的理解。他們跟著湯森异口同聲地譴責羅斯福新政忽視了老年人，并成功地把支持該運動的人選進州議會和國會。到１９３４年底，湯森宣稱有２５００万美國人在他的請愿書上簽名，他的批評者們也承認簽名的人品碼有１０００万人，到１９３５年初，湯森俱樂部已達２０００多個。"西海岸的政界人士如果不贊同這位醫生的計划，就會被湯森的報复嚇得發抖"，西部７個州的立法机构一度几乎受制于湯森運動。國會議員們明知其經濟上的細節存在著明顯錯誤，卻遲遲不敢冒險就這一計划試行唱名表決，直到１９３９年６月。 ２０年代來自加拿大的查爾斯·Ｅ·庫格林神父則顯示了比湯森醫生更大的能量。這位４０出頭的神父身材高大，修飾整洁，聲音圓潤优美，庄嚴感人，詞藻華麗，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魅力和說服力。到１９３０年底，他已經成功地樹起了一個廣播网，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１７個電台同時向全國廣播他的節目，另外還在星期日美國中部標准時間下午６時至７時的地方電台穿插一些廣播。在有一次抨擊胡佛總統的演說后，他收到１２０万封信。到１９３２年末，他每周擁有約近４０００万听眾。他在１９３４年收到的郵件，比全國任何人（包括羅斯福總統在內）都多。每周听他布道的听眾是全世界人數最多的，而且穩定不變，每周信件８万封，多至１００万封，很多都內附小額捐贈的美元。他有時要雇用１５０個辦事員點鈔疊錢。１９３４年紐約ＷＤＲ廣播電台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庫林格神父是美國"最有价值的公民"。后來在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鬧僵后，他干脆建起了自己的廣播网，有６０多個電台，還辦有自己的企業。他支持羅斯福競選總統，也曾一度熱烈地贊揚"執行著基督政策的新政"。到１９３４年春，他還許諾"決不改變他認為新政就是基督之政的哲學"。他有時也破例地賞臉接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約瑟夫·Ｐ·肯尼迪（美國第３５任總統的父親），這主要還是因為他也是個羅馬天主教徒。 當羅斯福政府的新政舉措（特別是貨幣政策）并未依照他的旨意進行時，庫林格就在１９３４年下半年逐漸与新政決裂。他痛斥農業調整法是"异教之政"，咒罵羅斯福的顧問們是“窩囊團的諂媚之徒"，指責財政部為邪惡的國際銀行家效勞。是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宣告成立爭取社會正義全國同盟。他認為美國的兩党制已經腐朽，資本主義已經完蛋，羅斯福代表了"邪惡的資本家、猶太人、共產党人、國際銀行家和財閥"，而只有自己的１６條原則才能拯救人民。他號稱擁有７５０万盟員。該同盟的狂熱分子還組成了許多打手隊，上街向猶太人尋釁。他還攻擊美國勞聯，主張政府在處理勞資沖突時應學習意大利。到１９３５年春，庫林格神父越發傾向于宣揚帶有极權主義色彩的主張，倡議在美國建立一种類似于意大利社團主義的政治秩序。 但是，對羅斯福政府真正地构成威脅的卻是地地道道的政客休伊·Ｐ·朗。朗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１９３２年進入參議院，他机智幽默、聰明絕頂，擅長發表令人蕩气回腸的演說，只是"那矮胖的身材和花哨的穿戴掩蓋了他這位外省政治家的才華和魅力"。他在州長任內采取了一系列激進的政策：打破大公司的壟斷勢力，取消人頭稅，免納平民普通財產稅，免費發教科書給學生，為成年人掃盲。在３年內，他為本州修筑了２，５００英里柏油路，６，０００英里碎石路，１２座橋梁，他還是南方唯一的平等對待黑人的州長。他的口號是"人人是國王，但是沒人戴王冠"。他身在華盛頓任參議員，卻牢牢地遙控著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州議會的一切決定權。他曾在１９３２年６月的芝加哥支持羅斯福成為總統候選人，但兩人的合作在羅斯福就職１個月后就開始破裂，他瞧不起羅斯福和他那些城市里出身的受到良好教育的新政派人士，他也不喜歡"百日新政"期間的那些政策。他預備在１９３６年入主白宮，最遲１９４０年要進去。 “以前他發現，對付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園主和石油公司，最容易的政治手法莫過于揭露他們對這個州赤裸裸的掠奪，而他對上層階級政治領袖的嘲弄也确實吸引了許多鄉村追隨者。現在，他希望用同樣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權力——即揭露羅斯福自稱的新政改革派的合乎道義的領導，其實是庇護著壟斷財富和獨享文化教養机會的一個全國性的統治階級。"他以特有的机智為自己打通聞名全國的道路，他寫了１一本《我在白宮的頭几天》的書，書中說作為總統的他將讓羅斯福當海軍部長。他在參議院里霸气十足，公開嘲笑羅斯福和他的閣員。他直率地當面要求羅斯福總統給他以庇護和贊助，談話時他也不脫下那只條紋水手草帽，只是在為講清楚某一論點時，拿草帽輕扣總統的膝蓋。他很快成為一個國際知名人物。民主党全國委員會舉行的一次秘密民意測驗表明，朗若作為第三党候選人競選總統，將會奪去羅斯福４００万張選票，并且他的實力還不限于南部。 ------------------- １威廉·Ｅ·洛克騰堡：《羅斯福与新政》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２頁。 ---- １９３４年初，朗創辦了"財富共享協會"，其政綱同庫林格的一樣，既含糊又經常變動，但總包括這几點，即向富人收重稅，私人財產不得超過５００万美元，讓所有人都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免費宅基、免費教育、廉价食品、退伍軍人有津貼費。財富共享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到１９３５年２月，朗聲稱已有２，７００個分會和７５０万會員。他在北部和中西部諸州都有無數熱情群眾的支持，他向北部貧苦無助的工人發出了深情的呼吁，他在路易斯安那州之外進行了一次輕便的出擊，就選出了阿肯色州的卡拉韋夫人填補她亡夫在參議院的空缺。吉姆·法利這位高明的預言家認為，朗的選票起碼會超過６００万張。第二次新政中的有些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的財富共享計划推動的，如《控股公司法》。１９３５年７月，朗指責羅斯福抄襲他１４歲起草的分享財富的演講，"他今天才變得像我穿童裝短褲時那樣聰明"。來自芝加哥的一封致朗的信道出了當時不少人的心聲：“我投了羅斯福的票，但是看來華爾街是把他弄得暈頭轉向了。我們需要的是有勇气的人，像您所主張的那樣，向左走得更遠些。” １９３５年春，种种跡象表明，庫林格的爭取社會正義全國同盟与朗的共享財富運動有在政治上"緊密地抱成一團"的趨向。出生于加拿大的庫林格神父不可能成為問鼎白宮的人選，但他能為朗提供強大的支持。"假如再同湯森醫生領導的西部養老金運動參加者和米洛·雷諾率領的反叛農民聯合起來，他們就可能在１９３６年使民主党聯盟陷于分裂，而讓一個共和党人當選。"對此，羅斯福和他的閣員們大傷腦筋，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慎重和警惕。他們派出聯邦特工人員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到處核查朗及其信從者可能會有的財務問題等劣跡，以便抓住把柄狠狠打擊。羅斯福在白宮對緊急事態委員會的成員指出：“凡是為朗或者他那幫子人工作的，不許任用，也不許留用！不能有半點含糊！” 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晚，一個名叫卡爾·Ｏ·韋斯的青年醫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議會大廳刺殺了朗。羅斯福和他的閣員們如釋重負。但是，向他奉獻的鮮花舖滿了３英畝地，在議會前的綠色草坪上，大約有２５万人來參加這位年僅４２歲的領袖的葬禮。他的事業的繼任者杰拉爾德·Ｌ·Ｋ·史密斯在致悼辭時說：“他是名貴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聲遠出于与他爭鳴的樂鼓之上。"該州的窮人們普遍地受惠于朗的政策，他們凄迷地發問：“他們殺害朗，為的什么緣故？"３０多年后，史密斯說：“不能證明羅斯福總統下令暗殺了朗，但可以證明那些策划這件事的人都相信殺死朗會叫總統高興。” 盡管羅斯福的新政政府面臨著來自几個方面的反對和挑戰，但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中期選舉結果表明，羅斯福的聲望及第一次新政仍然大得人心，這使羅斯福對自己的作為更加自信。民主党在一般預料他們將遭到頓挫的選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新的第７４屆國會中，眾議院有民主党３２２席，共和党１０３席，民主党在參議院奪到了超過２／３的多數（６９席），這是參議院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党曾經沒有過的最大超出額，這其中有密蘇里州的法官哈里·杜魯門。相形之下，共和党的州長席位也僅獲得７個，它缺乏具有實質性內容的綱領，并且尚未顯示出任何一位對人民有號召力的全國性領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激進思潮的力量也在這次選舉中充分顯示了出來。進步派或農工党在眾議院獲取了１０個席位。而占有２／３多數的民主党議員中也有不少人士站在羅斯福的"左邊"，他們大多是以國有制、福利社會或"為使用而生產"為競選綱領而當選的。顯然，新的國會勢必將羅斯福推向比他曾設想和正在設想的遠為激進的方向，与此遙相印證的是更為廣闊的背景——千百万美國人沒有被政府及其第一次新政所触及，而受到触及的人不滿于第一次新政在改革方面的深度——這是羅斯福通過令他震惊的朗、庫林格和湯森等人掀起的運動所了解到的國情。另外，在第一次新政時期，羅斯福一直對企業界的自我調節机能和合作誠意怀著希望，并屢屢試探企業界對自己的支持程度。可是，到１９３５年春夏之交，全國制造商協會和商會大都改變了"百日新政"期間的緘默或有限支持的立場，轉而譴責和挑剔新政，并公開和羅斯福決裂。甚至在某种意義上可以認為，正是這些缺乏眼界和患得患失的企業界人士把羅斯福推向了似乎是与他們對著干的強力干預的立場上。然而，最終促使羅斯福放棄政府同企業界合作原則的"中間道路"的原因是，最高法院"９位老人"對《全國工業复興法》的裁決。 由于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總統以前的３０多年里，僅有民主党人威爾遜當過８年總統，其余的年份全是共和党人執政，而經參議院審核同意、唯一有權解釋憲法、終身任職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由總統創議，這樣就勢必導致美國司法系統主要由共和党控制的局面。羅斯福上任時面對的９位法官，僅有詹姆斯·Ｃ·麥克雷諾茲和路易斯·Ｏ·布蘭代斯是威爾遜任命的，而前者早在擔任威爾遜政府的司法部長時就以日趨保守而聞名。后者作為第一個擔任此職的猶太人，素以支持激進事物而享有"人民的辯護律師"之聲名，善于以其“布蘭代斯短箋"將冗長的數据作為确鑿事實來說明法律論點。他的自由主義哲學思想典型地体現在１９３２年"新州制冰公司訴利布曼"案中，他認為本法院有權制止新奇的令人愉快的社會經濟實驗，"但是在行使這一最高權力時，我們必須謹慎，以免將我們的偏見帶入法律原則中。如果我們有理智引導，必須果敢大膽。"但是，他只能与本杰明·Ｎ·卡多佐和哈倫·Ｆ·斯通构成少數派。另有４位堅信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机制、反對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官构成了多數派。首席大法官休斯和法官歐文·Ｊ·羅伯茨一般介于中間。這一情形恰巧應驗了杰斐遜在１個多世紀以前評价聯邦党人時說的話，他們"退据司法机构，從那道防柵發炮，以求轟垮和消除一切共和主義堡壘。” 從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期，最高法院以授權不當等理由作出了一系列關于新政立法的裁決：石油業不受聯邦政府管制，《全國工業复興法》第９條第３款無效；《鐵路職工退休法》違憲，因為政府不經法律程序剝奪公司財產；《農場抵押法》無效，因為該法不經法律手續剝奪債權人財產；總統無權更換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成員，因為該机构屬于國會而不是一個行政部門；兩年到期的《全國工業复興法》違憲，且不得延期，因為國會越出州際貿易條款范圍行使權力，而且將過多的權力授予它力所不能及的范圍。即令是最高法院對新政表示支持的兩個事例——黃金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它所引据的理由也极其狹隘。到了１９３６年初，最高法院廢除了紐約州《手工業婦女最低工資法》。《農業調整法》也宣布違憲。此外還有《煤炭保護法》、《城市破產法》等新政立法被宣布無效。除《全國工業复興法》外，裁決一般是以５︰４或６︰３票作出的。這些裁決范圍之廣預示著它已基本排除了對引起反對的立法加以修正的可能，并且預定了繼續按照自由派的方針制憲立法的結果。 面對這种情形，羅斯福有些騎虎難下。高度自尊的最高法院自創立以來的１４０年中，所宣布廢止的法令不過６０种，而現在僅１年多的時間就一口气把羅斯福的新政立法否決了十几种，各下級聯邦法院也有１００多位法官發出１６００多個指令，以禁止實施新政立法。被迫自我發展感和成就感所強化了的主動——積极型性格，使羅斯福能夠克服其個性中那种息事宁人与積极進取之間的矛盾，他可以立即用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方式對這些挑戰進行戰斗，也能以一种感情的和個人的方式去戰斗。但深謀遠慮的羅斯福已經是一個深諳美國政制行情的老政客，迫于勞工運動和朗、庫林格、湯森運動的浩大聲勢，迫于站在他"左"邊的國會議員的壓力，尤其是迫于１９３６年大選的重點將向"左"轉移（許多證据表明），羅斯福只得暫時地壓抑住這股被喚醒的長期掩藏在和藹背后的真正的憤怒，熱衷于結果的他善于妥協，也善于迂回行事。現在，他就對這些挑戰采取了不動聲色、不予理睬与轉移目標的方法。 促成第二次新政在１９３５年初全面展開并出現重點轉移的因素還有：一、羅斯福的智囊團和早期新政派此時發生了重大的分离組合，他的政治顧問路易斯·豪身体狀況日益惡化，已長期住進醫院，愛德華·弗林已逐漸取代了他的地位。１９３６年４月，豪在睡夢中溘然長逝，臨死前說到：“富蘭克林現在自立了。"弗林說服羅斯福把豪原定的爭取農民的競選戰略，逐漸轉為爭取城市中約７００万對兩党均無好感的少數民族和工人；雷蒙德·莫利在國際貨幣、政府与其業關系等問題上日趨保守，退出政府當了一家新雜志的編輯。盡管有時也仍舊幫助羅斯福出謀划策，起草演說稿，但地位与作用已今非昔比。在１９３６年白宮的一個小型家宴上，羅斯福刻薄地嘲諷了他的"新保守主義"，兩人隨即激烈地舌戰，爾后關系就此破裂。新近充實了一批更具活力和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員，羅伯特·Ｈ·杰克遜、依沙多·盧賓、威廉·Ｏ·道格拉斯等，都是在一种變動著的社會秩序中具有戰斗性的法律和經濟專家。還有被譽為"砂金孿生兄弟"的本·科恩和托馬斯·科科倫，兩人都是哈佛大學法學權威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的高足。本·科恩這位來自印第安納州的猶太人，曾任布蘭代斯的法律秘書，在制訂新政立法和處理法律細節上表現了卓越的才干。來自羅得島的科科倫年僅３６歲，才華橫溢，多謀善斷，在起草重要法規和總統演說稿時，能夠毫不費力地洞悉政治迷宮的堂奧，并能貼切而華麗地旁征博引。羅伯特·Ｍ·伯恩斯稱他是"政府內部意志堅強的牽線人、政客和官僚的操縱者。"來自猶太州的銀行家烏里納·Ｓ·埃克爾斯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被羅斯福任命為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他很早就具有一些与凱恩斯不謀而合的經濟思想，即主張政府擴大財政赤字以謀求經濟复興。二、最高法院也并非鐵板一塊。路易斯·Ｄ·布蘭代斯為首的自由主義少數派就一直傾向于理解和支持新政的大多數立法。布蘭代斯堅信大壟斷企業的經濟效益比不上小企業的高，對社會又具有危險性，故极力主張回复到"有節制的競爭"的社會。他對政府權力雖持謹慎態度，但是容許政府有條件的干預，他贊成增大勞工的權力，以此与大公司的權力相片敵。本杰明·Ｎ·卡多佐認為憲法是活的文獻，可以隨著社會發展作出不同解釋，"一個世紀前狹小的或地方范圍的需要，在我們時代可能与國家利益交織在一起。隨著時代的不同，需要作關鍵的急需的變化。"哈倫·Ｆ·斯通具有博大的寬容精神，他認為法院在行使權力節制政府時，關鍵要憑藉"我們自己首先實施自我節制。"１９３５年５月初，正值最高法院加緊裁決新政法令時，布蘭代斯讓他的信從者、羅斯福的顧問班子成員賈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向羅斯福轉告他的口信：目前是采取行動的最后關頭了。几天后，參議院的進步派小拉福萊特、諾里斯、海勒姆·約翰遜等會見了羅斯福，敦促他維護總統的領導權。小拉福萊特与布蘭代斯在關于企業界是否會同政府合作這一點上具有清醒的共識，他們勸羅斯福不要枉費心机地寄望于企業界。羅斯福也終于認識到，他的新處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地与國會里大多數左翼的政治需要相協調。三、不能忽視的、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即羅斯福本人的思想狀況及啟發展。第一次新政在強調政府對拯救危局的作用的同時，主要是寄望于企業界的自覺配合意識以實現"各种利益的真正協調"，使各個階層都在新政中得到一些好處——農場主們有農業調整法，企業界有全國工業复興法，工人有工資工時方面的規定及复興法第７條第１款，貧困者和失業工人有各种各樣的聯邦救濟措施，中產階級有房主貸款公司、證券管理法規定及其他改革，債務人因通貨膨脹而受益，如果某些方面仍有不滿意和突發的情況，政府還設有全國緊急事態委員會等類似机构加以籌措補救。然而，良好愿望和現實效果的差异令他震惊——不主要是第一次新政在力度和廣度方面欠缺，而是大蕭條災難本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羅斯福所做的這一切本不該招致保守派報系的斥責和辱罵，那些瘋狂憎恨他的富人似乎也沒有理由在他們的俱樂部和餐廳對他進行下流的攻擊，而他自幼生活在充滿友愛、鼓勵、遷就、寬恕的環境里，１９３５年以前，性格深沉的他對這類攻擊大都采取退避、延擱、妥協等并非尖銳激烈的反應。他本可接受以善意的精神提出的批評或者具有建設性內容的建議，因為他善于博采眾長。但是這一次企業界的惡意和故意干蠢事使他受到深深的傷害，他因而有些憤怒，１９３６年的競選中他曾嚴厲地反擊這些人是剛救上岸的忘恩負義的糊涂虫。指責這些人一旦走出政府為他們建造的避風的地下室，“就忘了曾經有過風暴，他們指點著英國，想讓人民相信英國就是靠著無為而治、听天由命，而度過蕭條取得進步的。"這是１９３５年５月以后的羅斯福對政府与其業界的良性合作產生幻滅感的心理基礎。人們也因此得以在１９３６年競選中听到他那抱怨、忿怒，甚至不無傷心的語調：“這次競選中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自己，人們必須明确表示，或者擁護我，或者反對我。"他對企業界在初期新政中對他曖昧不清的態度有了切膚之痛的体會。同時，休伊·朗确實讓羅斯福焦慮不安，朗的重要性在于，他儼然成為全國廣大勞動群眾抗議第一次新政妥協的主要宣傳鼓動者。莫利在１９３５年仲春時節不止一次地听到羅斯福在談論有必要采取行動，"以便搶在朗的前面。"此外，通觀第二次新政的全過程及其重點目標，不難發現它們与大蕭條以來羅斯福個人的思想觀點、長遠規划、施政綱領等有諸多吻合之處。若單獨地考察第二次新政的立法，它們中有些基本上是對第一次新政的進一步強化、擴大或使其完備，如以工代賑；有些是當初業已初步提出但因條件限制而未立即兌現的目標，如社會保障方面的一些立法。兩次新政的內在關聯是顯而易見的；即令是"第二次新政中以貌似全新內容而出現的條款和措施"，也不難順理成章地在羅斯福近期的和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找到啟發展的最初生長點。從一定意義上講，它們是羅斯福個人思想之歷史的与邏輯的發展相統一的体現。那种認為羅斯福突然大幅度地向"左"轉并將之歸因于某一單個原因的觀點，既失之片面，又違背了羅斯福在其他方面發展的事實。 第二次新政于１９３５年開始，在這年夏天進入"第二個百日"并達到高潮。 １９３５年１月，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一個龐大的非常時期聯邦救濟計划。他建議把救濟名冊上的人分成可以就業和不能就業兩類，后者的救濟負擔交由地方當局和慈善机關承受。對于前者，將由聯邦給予工作，即由政府花費５０億美元，實現以工代賑計划，工人們將按"保障工資"（每日約５０美元）工作。國會于４月８日通過了這項緊急救濟撥款法。這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歷史上空前的最大單項撥款。“這項允許羅斯福主要按照他認為适宜的途徑開支巨額的法令，標志著從國會轉向總統的重大權力轉移。” 羅斯福于５月６日根据此法發布７０３４號行政命令，建立工程振興局及其聯合机构，由霍普金斯任局長。該局到１９４１年共耗資１１３億美元，外加地方政府的２７億美元。在其活動達到高潮的１９３８年，它為３５０万人提供了就業机會，占全國失業人數的１／３。若把依靠工人贍養的人計算在內，其受益者達２，５００万人以上。它主辦了約２５万個工程項目，包括建筑了１２．２万幢公共建筑，６６．４万英里新道路，７．７万座新橋梁，８５０個飛机場，數以千計的醫院、城市電厂和校舍，以及大批的公園、游樂場、運動場和蓄水池。為了讓那些具有藝術才能的人維持生計，霍普金斯在工程振興局下設置了一個聯邦藝術計划，對包括各類演員、美術家、戲劇家、作家、音樂家、畫家等在內的成千上万的藝術家提供就業机會，讓他們展其所長，文學藝術界并從此興起了一股"寫美國"、"畫美國"的愛國主義熱潮。該局還通過全國青年管理處幫助比其他群体更難就業的數百万美國青年找到工作，幫助大專院校的學生得以繼續上學或訓練其從事新職業的技能。該處在奧布里·威廉斯指導下，為６０多万大學生和１５０多万高中生，以及２５０万剛步出校門的無業青年找到了非全日性的工作。 盡管由于該局主辦的工程項目中難免有混亂、浪費和低效率的現象，如管理不善、重复建設、行政費用過高、因材料費不足而導致工程質量欠佳，等等，該計划也從來沒有能單獨地解決掉失業問題，因此遭到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嚴厲批評。但是，它達到了大幅度地照顧或減輕此前千百万仍然"被遺忘的人"的家境困難的效果，它的大規模開支對經濟走向實質性進程的复興起到了重要作用。該計划一開始就表明，它已經超越了為提供就業机會而安排工作的范疇。它所表明的是，把救濟、貧困、就業和安全等社會職責都歸聯邦政府承擔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轉變。長期以來地方的和私人的慈善事業正在接近于枯竭，該計划在當時可能被許多人視為緊急事態的臨時反應，但是，几十年后的人們已經認識到，它是現代美國經濟史中整個時代的一個不變的特點。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７日，羅斯福要求國會通過社會保障法，這是由以弗朗西絲·珀金斯為首的超党派的內閣經濟保障委員會花費了６個月的心血研究制定的草案。它引起這屆國會激烈的爭辯。保守派人士指責社會保障的觀念破坏了美國傳統的自助、自制和個人負責的設想，將會使生活失去進取精神和一切情趣；有人甚至認為它"是從《共產党宣言》第１８頁逐字逐句抄襲來的"；更多的議員則認為該法案過于吝嗇，不夠完備。如此直到８月１５日方由總統簽署生效。 社會保障法創立了全國性的養老金制度和失業保險体制。它規定對于年老貧窮的６５歲以上的人，實行養老金制度，由聯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負擔５０％，但聯邦政府所負擔的份額每月不得超過２０美元；考慮到雇工的未來，它規定實行一种捐助性的老年保險金制度，保險金從工人的所得稅和資方的工資稅中抽取，１９３７年開始為１％，以后每三年增加一次，直到１９４９年雙方的負擔都達到３％。据此，每月的退休金支付總額應按從１９３７年１月到退休年齡所得到的工資計划，大致在１０至８５美元之間。為改善和擴大這項計划，從它通過生效之日期，就對它進行了多次重大修正。 該法与其他發達國家的同類立法相比具有保守性。它在捐獻和收益之間建立的是一种松散的聯系；它規定以一种遞減稅制和扣取大宗款項來籌集公積金，既有利于擴大保險范圍，也有利于后來的保守政府提高收益；它盡管按對等原則向各州提供聯邦援助以照顧不能自力維持生計的母親、儿童、殘疾人等，但它沒有把許多類別的工人如農場工人、家庭佣工、非營業組織的職工納入保險范圍之內，而這些人是极其需要保障的。即令如此，１９３５年的社會保障法仍然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是美國社會立法的一個界標。它旨在"保障我國男女老少免受生活中某些不測風云和興衰變化的影響"，它推翻了關于社會責任性質的歷史悠久的設想，确立了個人有毫不含糊的社會權利的見解。羅斯福指出，對雇工征收保險稅并將其放在那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目的是"給這些交稅的人一种法律的、道義的和政治的權利"。該法是所有"新政"立法中最重要者，它使美國走上通往福利國家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５月，參議院批准了國會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于１０年前提出的全國勞工關系法。由于最高法院裁決全國工業复興法違憲，羅斯福改變了對《瓦格納法》的態度，并說服眾院批准，隨即于７月５日簽署生效。 該法不僅將剛被宣布無效的《全國工業复興法》第７條第１款的規定包括了進去，而且克服了平原來含混無力的保守的一面。它明确禁止雇主：在工人行使集体爭議工資的權利時進行干涉、限制和壓制；拒絕工人集体爭議工資；以區別對待的分化手段來控制和干涉工人加入工會。否則均將視為非法。為了執行這項法令，成立了永久性質的"全國勞工關系局"。 《瓦格納法》一般被認為是６年多的"新政"期間最激進的立法革新之一。它用政府的力量傾向于支持勞工的集体談判權和組建工會權，并放棄了從前那种讓壟斷資本自行其是的不限制政策，而以"總資本家"的身份逐漸擺脫与壟斷資本的伙伴關系，限制各個壟斷集團的過分剝削与壓迫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勞工的經濟、政治處境，以達到"磨損勞工運動的激進鋒芒，并將其納入民主党改良政策的軌道，使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在新的基礎上繼續運行"的長遠目的。 當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７日的"黑色星期一"到來之后，這一天最高法院接連扼殺了３項"新政"立法，其中就有《全國工業复興法》，羅斯福就決定對企業界采取新的行動。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這位白宮的常客向羅斯福力陳布蘭代斯派的觀點：必須要對大企業這樣一种危害社會且效益不高的勢力進行限制，具体途徑是"削弱控股公司的實力，發動反托拉斯的起訴，對大公司征收比小企業更高的稅"。于是，當國會准備做完上半年的收尾工作就休會時，羅斯福召集了兩院領袖，他拍擊著辦公桌要求國會必須通過他的整套方案，爾后議員們方能回家避署。 社會保障法和《瓦格納法》就是在此之后經國會辯論而獲得最后通過的。旨在限制壟斷資本的３項重要立法，也在這個漫長而炎熱的華盛頓夏季得以通過。 ６月１９日，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一項激進的稅制咨文，其目的是重新分配財富和權力。因其帶有"直接掏富人腰包"的意味，它遭到了企業界、保守派議員、赫斯特報系的激烈反對，費城《問訊者報》指責羅斯福玩弄"明目張膽的政治安撫，……來誘發朗、湯森、辛克萊和整批評人的先知們的那些意在不勞而獲的信從者們的贊頌"。保守派議員指責這等于在平視有產者而實施有利于平民的階級立法。在激烈的斗爭中，參院進步派首領拉福萊特以大膽的行動表示了對總統的支持，這才扭轉了局勢。 ８月底獲得通過的稅收法取消了遺產稅，并且把累進的公司所得稅減少到僅有象征的意義，但它提高了房地產稅、饋贈稅和財產稅，并對利潤超過１５％的企業征收超額利潤稅，對５万元以上的個人所得征收附加稅。 該法激起企業界和高收入者的強烈不滿，但羅斯福認為重新分配財富是當代世界新思想，而要在美國同共產主義作斗爭，就要注意這個新思想。有論者認為，它部分地受到布蘭代斯反對企業集中的主張的影響，或許還有對企業界批評進行報复的忿懣之情和"搶先做朗要做的事"的用心。 羅斯福早就認為，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有許多罪惡。民眾也憤恨欺詐取用戶費用、腐蝕立法机關、以詭譎手段逃避國家管制等不法行為，而這些投机猖獗的水霸電霸，各州無力對其進行管制。羅斯福在奧爾巴尼初任州長時，就曾圍繞圣勞倫斯河動力開發和經營方式問題同共和党對手展開過長期的交鋒。現在，他甚至主張采取比布蘭代斯派所主張的更為嚴重的懲罰性措施，于是在１９３５年３月，他向國會送交了由科恩和科科倫起草的一項"進攻性的法案"，其中含有被強大的公用事業院外活動集團稱為"死刑"的條款。 “死刑"條款在參院僅以１票多數被通過，但被眾院否決，其中有不少民主党議員投了反對票。眾院通過了該法案中的其余部分，但眾院的文本仍然是一件嚴厲的立法，它"只是以爭取終生監禁的机會代替死刑。"８月２６日由羅斯福簽署的《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給予了大企業极大的打擊。它清除了凌駕于營業公司兩層以上的所有公用事業控股公司，并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取締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營業公司以上的公司；３年以后，各控股公司必須把自己的營業局限于單一的整個体系內和直接關系供給消費者電力的業務范圍之內；證券交易委員會還有權對公司的金融業務實施監督。 布蘭代斯對該法大加贊賞，"羅斯福正在英勇地戰斗，他看來是充分地認識到了大企業的弊病，他應當得到比他的党給予他的更多的支持。"羅斯福被看做熱心公營電力的人而大受歡迎。除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卓有成效的電力開發外，聯邦政府還在哥倫比亞河上建造規模宏大的邦納維爾大壩。在華盛頓州東部，宏偉的大古力壩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建筑物，它將使河水倒流，發出電力以加速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區工業化。世界上最大的土壩也正在密蘇里河上游加緊修建。羅斯福還設立了農村電气化管理局，以調整電力收費標准和各州之間經營公用事業的業務。該局通過創辦非贏利性的合作机构資助農村電力線路的舖設。經過數年努力，該局极大地改變了美國農村人民的生活方式。此前美國的農場約９０％沒有電，缺少電力使國人儼然分成"城里人和鄉下人"兩類，而到１９４１年，美國農場１０家中有４家通了電，到１９５０年則達到９０％的農家通了電。 ８月２３日通過的《銀行法》是由羅斯福任命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埃克爾斯起草、經參院保守派卡特·格拉斯修改的法案。該法雖然使"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所保險的金額有所下降，但該公司的監督權力卻大有擴展；它授權總統任命聯邦儲備系統新設的董事會的７名成員（任期為１４年）對地區銀行實行更為直接的管理，董事會有權對儲備銀行的再貼現率和必需的儲備進行更大限度的管理；它把各家銀行的信貸政策移交給"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根据１９３３年銀行法建立的），該委員會現由７名董事會成員和５名地區代表組成，這樣就將公開市場經營活動的管理權轉移到政府手中。以長遠觀點看，該委員會將通過其購銷公債券的權力成為控制貨幣的主要工具；它要求各大州的銀行須于１９４２年７月以前加入聯邦儲備系統。這樣，羅斯福便擴大了聯邦政府管理貨幣和信貸的權力。 至８月２７日第二個"百日新政"結束，國會還通過了一些次要的立法。它們有：格菲——斯奈德煤炭保護法，實際上重申了被裁決違憲的舊煙煤法規的規定；修改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條例和農業調整法；制定新的農場抵押法和鐵路職工退休法；通過了黃金條款和聯邦登記法；將州際公共汽車和貨車置于州際商務委員會的管轄之下；削弱了銀行家對鐵路調整的控制的法規；批准了由州際商務委員會管理運价并調節勞工關系的航空郵遞法；制定了聯邦酒精飲料法和中央統計法，等等。 從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羅斯福政府相繼推出了一些新政法案并獲得通過，如新農業調整法、商船法、民用航空法、工資工時法，以及保護生態平衡和中小企業的法令。但就整体的勢頭而言，第二次新政已呈逐漸減弱的趨向。一般認為，新政到１９３８年末已接近尾聲。因為在這年中期選舉后的第７６屆國會里，勢力得到壯大的民主党保守派同共和党結成了政治聯盟，并构成了對羅斯福進一步改革的強大阻力；公眾對新政的支持也有所減弱；正呈惡性發展的歐洲及世界的事態迫使羅斯福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國防和對外關系方面，他開始放棄國內進一步改革以換取國會對他的外交政策的支持。法利認為羅斯福這時最明智的選擇是"收拾殘局，鞏固和取得已取得的成果，不再發動新的改革"。不過，新政到這時的成就已很可觀，除向國會作了某些局部的小讓步外，它大体上已穩定地成型，并且其中很多方面已開始构成美國社會里政治、經濟生活等領域的基本特征。 羅斯福的兩次新政几乎涉及美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它顯然不是那种以新質去取代原有結构的革命，而是一种旨在讓這個結构免遭來自內部的損耗和毒害、适應飛速變化著的時代條件并使其長久地良性運行下去的社會改良。他限制、剔除和揚棄了這個結构中那些在各個方面都被證明是极坏的因素；調整、修正和改良了其中某些被證明是部分地或比較地坏的因素；培植、注入和創制了許多能夠使這個結构增強自我改造机制的新的因素。在操作過程中，羅斯福聲明，他正在尋求恢复眾所周知的、早經确立的，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損害和遺忘了的美國的理想和价值觀念。他也多次向國會和國民表示，他這個"新政大夫"實施的手術將竭力避免或者甚至根本不會引起震蕩、災難和脫節，新質的培植和确立將其和地內化為這個結构的有机組成部分。“和諧的原則以及必要性本身都要求新的建筑結构必需同原有的基本線條溶于一体，正是這种新舊結合才標志著有秩序的、和平的前進。"因此，新政決不像當時"左"右兩派的攻擊家所言，是社會主義的或者是法西斯主義的，相反，正是新政才极大而有效地避免了這兩個"主義"（尤其是后者）在美國的這一特定時代條件下形成气候的可能。１９３３年底，約翰·Ｍ·凱恩斯在致羅斯福的公開信中寫道：“你已經使自己成為各國力求在現存社會制度范圍內運用明智試驗以糾正我們社會弊病的人民的信托人。如果你失敗，合理的變革將在全世界受到損害，只好讓正統觀念和革命去互相廝殺出一條路來。” 如前所述，新政在一開始并沒有一貫到底的詳細的計划，它是在具備了一個大体輪廓和意向性的原則方針的前提下，進行的一种因時因地而制宜的試驗性質的社會改良。它在歷來大体遵循不干預主義的國家政府的發展史中無從找到可循可鑒的先例。但是，從理論基礎及其哲學思想的角度而言，其中心主題和方向仍然是深深植根于美國的文明土壤和歷史經驗之中。以下摘錄的出自羅斯福本人之口或之手的原話，將有促于我們更為深入和完整地理解新政的理論基礎。它們均散見于公開發表的羅斯福新政年代的各种演說、公文、談話、答記者問、咨文等文獻中： ——我們運用實事求是的傳統法則，一起度過難關。 ——在堅決地擴張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依靠現實的推理而不是干巴巴的公式。 ——我們尋求的是經濟制度中的平衡；要對過去限制和妨礙了机會均等的許多其他弊端進行建設性的改革。 ——民主政府就其本質來講能夠幫助人民抵御過去認為是不可避免的災害，能夠解決過去被認為是解決不了的問題：這是一條真理。 ——我一直認為，我們近來經歷的大部分困難，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這种經濟上互相依賴的事實的直接結果。 以上５點充分地反映了羅斯福新政總的指導思想和哲學基礎。在此大前提的指導下，新政的那些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舉措，也分別具備了各自的理論基礎和經濟思想： （１）社會救濟与福利制度——政府對于全体公民的福利負有一种終极的責任。如果私人之間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未能為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和為不幸的人提供救濟，那末，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過錯而遭遇困難的人就有一种要求政府予以援助的權利；而一個名實相副的政府則必須作出恰當的反應。 （２）以工代賑与經濟复興——鑒于美國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气質不應被怠惰的麻醉劑所損害；工程應該遵循有用并有長久經濟效益等６條基本方針。 （３）赤字財政与通貨膨脹——既然難為無米之炊，為了拯救銀行和保險公司、抵押公司以及鐵路，為了照顧成百万瀕于饑餓邊緣的人民，在今后几年內，政府將不得不大量借債；政府可以靠投資保持償付能力；如果公債比國民總產值增加得慢，就不會出現崩潰；如果提高購買力，物价就會上升，銷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資必須隨物价上升而提高，這并不意味著不健康的通貨膨脹和物价飛漲。 （４）總統權力与政府職能——隨著人類關系的日趨复雜，統治這种复雜關系的權力也須增強，即制止惡行和推行善政的權力的增強；主張私人主動性可以醫治國家積弊的人，因种种自身原因而不能成功；我們不想讓政府成為一個机械的工具，而是要賦予它充滿活力的個性。 這些文獻表明，新政的理論基礎并不是如有人所謂的是凱恩斯主義，它有自己的哲學思維、理念及內在發展的邏輯。我國研究羅斯福新政的學界權威劉緒貽先生認為：“羅斯福新政与凱恩斯主義都是一般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過程中的典型產物，兩者是不謀而合的。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兩者也相互影響。” 這一論斷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羅斯福在１９３３年的第３次"爐邊談話"中表示，他不相信"万應靈丹"，而相信人的共同行動和主觀能動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力量。他明确地指出，“職業的經濟學家們堅持事物都有其一定的過程，而人力是無補于解救經濟病患的，對此我不敢苟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恰好知道，職業的經濟學家們每５年到１０年就要改變一次他們對經濟規律所下的定義，而且長期以來都是如此。"譬如羅斯福上台伊始就在致豪斯上校的信中坦言相告，他正在被迫探求一條穩妥的赤字財政的辦法；又如負責起草１９３５年銀行法的埃克爾斯在并未同凱恩斯及其思想有任何接触的情形下，很早就產生了一些与凱恩斯相似乃至相同的經濟觀點。 特格韋爾分析道：“為什么凱恩斯理論与富蘭克林政策之間在學者們看起來是一种因果關系，這是因為：羅斯福生活于一种不僅是凱恩斯也是考慮同樣問題的許多人創造出來的知識气候之中。從這方面說，他們都是异端、先鋒。……富蘭克林盡管沒有讀過原著，但他對這些變化是敏感的；而且由于他同智囊團對蕭條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強了。"凱恩斯通過信件、訪問白宮、与羅斯福智囊團進行學術交流等方式，有效地不時將自己關于擺脫蕭條的研究心得和"有效需求"的理論傳感給對方，加強了羅斯福做他將要做的事情的意向。 另外，不能否認的事實表明，１９３６年凱恩斯發表的《就業、利息与貨幣通論》一書，參照和印證了新政諸多方面的具体實踐，提煉和系統發展了新政人士的一些主張和見解。 羅斯福在多次重要演說中，都曾向廣大听眾反复揭示并提請大家記取這樣一個事實——１９３２年災難性的大蕭條和經過几年新政后的景觀——兩者之間的對比之鮮明簡直無法同日而語，甚至連"崩潰前的那個黃梁美夢的繁榮的狂歡時代"也不能与１９３５年后的形勢相提并論。"從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３年，這個國家螺旋式地朝下滑——不斷地朝下——一直滑到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整個文明結构完全陷于停頓。這是災難深重、令人触景傷情的４年……在那４年結束時，我們國家及時采取了行動，美國扭回頭來，又開始走向上升的道路。"１９３６年羅斯福要求政府各個机构的領導人員，把他們的成績詳細列表上報，以便競選時使用，結果他收到的答复毫無例外地表明，新政在促進經濟复興、市場繁榮、銀行信用堅挺、工厂繁忙、人民生活水平和環境保護有所好轉等諸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羅斯福因此才得以自豪且證据确鑿地向選民強調：几年來他至少使６００万人有了職業；１９３６年的國民收入是１９３３年的１．５倍；自上任以來，工業產量几乎翻了一番；電力工業售出的電比任何時候都多；商業活動指數上升到１９３０年以來的最高值；公司利潤從１９３３年的赤字變為盈利５０億美元。……總之，政府擺脫蕭條所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且顯而易見的。他進而暢快淋漓地針對胡佛１９３２年對他的攻擊進行發揮道：“順便說一句，在談到經濟的活躍，談到進步和更大繁榮的時候，每次回到紐約市來，我總是到處尋找，尋找据說會在我們這個城市街頭長出來的野草！"他在芝加哥甚至更加坦率地向選民指出，正是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毀滅性邊緣的私人利潤和自由企業制度。 當然，在新政的那些主要屬于緊急應變性質的政策、机构及活動中，存在著程度不一的臨時湊合、重复臃腫、資源浪費、質量欠佳、效率不高等問題。羅斯福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也公開承認，"經濟蕭條帶來了許多問題，有些是新的，有些是舊的……我們對此還沒有找到最后解決辦法。""我們承擔的任務是前所未有的，失策和錯誤在所難免——這一點我們知道。"半年后，他在巴爾的摩青年民主党人俱樂部再次公開承認：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秩序中，如何保證一個國家永遠或完全避免出現蕭條時期，我們知道的還不多。然而政府認為已經采取和正在采取的步驟至少將會大大緩和蕭條的沖擊——將會防止上升急速達到虛假繁榮的瘋狂高峰，也將防止瘋狂下降而又陷入另一個苦難的幻滅的深淵。 正如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中國共產党《新華日報》社論所指出的那樣，“羅斯福用大無畏的精神推行新政……他渡過了危机，安定了國民生活。"從邏輯上講，新政當然不可能一勞永逸地醫治好經濟危机這個与其制度相伴而行的痼疾。但當時的情景及后來的事實證明，經過羅斯福新政，"過去曾使我們的經濟生活產生一連串不正常的繁榮与災難性的衰退相互交替的現象，現在聯邦政府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能更好地加以防止。"這就是所謂"新政的遺產"中最大的遺產。 “新政的主要任務表現為拯救資本主義。"美國當代久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和經濟史學家Ｈ·Ｕ·福克納的這一見解十分中肯，并得到越來越多的學人們的認同。這一目標需要全面的計划工作。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意味著要擴大政府的監督、控制和主動性，結果就造成總統和聯邦政府机构權力的不斷擴張。它所包括的意義就是"混合經濟"，即一种為保證實現和延續經濟增長而才有大量政府干預的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在美國的開創。此外，新政确立了政府對全体公民的福利、健康和安全保障負有責任的原則，從而為美國式"福利國家"奠定了基礎。新政确立的那种國家、勞方、資方的相對關系，也一直延續到今天。新政制訂了一些具有長久价值的法令，這些价值觀念深入民心，使得共和党對手在競選政綱中也不得不承認新政的主要成果。 在整個１９３６年，羅斯福一直在致力于加強自己的形象，他要顯示出自己是那些經濟金字塔底層被遺忘了的人的朋友。他那敏銳而可靠的政治直覺告訴他，他必須既要讓選民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政績，又要讓選民不要以求全責備的挑剔眼光去看待他那些未完成的目標，并且要讓選民知道，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共和党保守派、企業界、高等法院等勢力對新政實行了有效的層層阻撓。這樣他才能贏得一個支持他的政治大同盟。 就廣義而言，羅斯福自宣誓就職之日期就一直在競選連任。這樣到了他被再度提名前的几個月，民主党的競選机器已經加速度地全面運轉了起來。而他本人則保持著儼然超党派的姿態，甚至在面對共和党對手主動挑起的進攻時，他也采取了凌駕于這場競選斗爭之上的策略。他同往常一樣，避免在對手安排好的陣地上戰斗，并以高難度的政治技巧避免了內部派系之爭所可能招致的災難。最后，他像机敏的貓一樣選擇妙到毫巔的時机，給予對手干脆利落的几下回擊。伯恩斯將他運用的這些政治魔術稱之為"奇妙的羅斯福風格"。 １９３６年的選舉被稱為美國歷史上少有的一次"關鍵性”選舉，選舉中投票的格局發生了深刻和持久的變化。新政使"少數民族、城市居民、天主教徒、小企業主、農民、黑人都与'新政民主党'打成一片"。"工業家体制"讓位給了"新政体制"，后者以北部大城市群眾為堅實的基礎，還受到絕大多數進步派人士的支持。民主党的競選力量在此后３０多年中一直處于決定性的优勢。羅斯福以２，７７５万票贏得了４６個州，比共和党的艾爾弗雷德·Ｍ·蘭登多出１，１０７万張選票，選舉人品是５２３票對８票。這不僅是美國政党史上空前的大胜利，而且是共和党自杰斐遜總統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兩党在眾議院是３３１︰８９席，在參議院是７６︰１６席。自１９３２年大選以來，有５００万共和党選民轉而擁護了"新政民主党"。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康涅狄格這些牢不可破的共和党的州，自１８５６年布坎南獲胜以來，首次轉向了民主党。羅斯福几乎贏得了２５万人口以上的每一個大中城市。 新政綱領的深遠政治意義在這次大選中醒目地凸現出來了，它實際上同每一個團体都有關系。中西部的農民投了民主党的票，因為它提高了小麥和玉米的价格，并擴大了政府貸款和抵押計划；有關棉花和煙草的綱領使南部加強了對民主党的忠誠；田納西河流域的綜合治理使這一帶煥然一新；社會保險法吸引了大批湯森的追隨者；４年前支持過胡佛的約翰·Ｌ·劉易斯集結產聯的隊伍，轉而支持羅斯福，產聯向總統競選金庫捐助了７０多万美元，這標志著民主党財政基礎的歷史性轉變。《瓦格納法》促進了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發展；城市居民受惠于失業救濟、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方面的立法，他們成為民主党的堅定擁護者；新政給黑人帶來了救濟和工作，羅斯福任命黑人擔任了他們以前從未擔任過的更為重要的職務，埃莉諾和伊克斯部長的真誠深深打動了黑人們的心。盡管新政不免受到种族平視流毒的妨礙，但仍有７６％的黑人背离了林肯的党；新移民、少數民族、婦女擔任文官的數量大大多于４年前的胡佛任內。 小奧蒂斯·Ｌ·格雷厄姆認為，形成這种政治大同盟的一個有力因素是羅斯福總統本人的品格。他出身于顯貴家族，但是卻成功地向千百万普通老百姓表示關切。他的雙腿就標志著他不畏艱難挫折和肉体痛苦的勇敢精神。他容易与人相處，給白宮帶來了只有西奧多·羅斯福當政時具有的那种不拘禮節的作風。羅斯福周圍的人加深了人們的印象，使他們覺得這屆政府富于民主精神和同情心。霍普金斯的脖子"瘦棱棱的像窮人的脖子一樣，行動也是光明磊落的"；身材頎長的華萊士气易近人，經常歪打著他的領帶；"鐵褲漢"約翰遜口無遮攔，干起事來風風火火，敢做敢當；專家顧問們滿怀理想和道義，精明強干，才華橫溢；不知疲倦的埃莉諾使自己成為政府良心的見證，她在安排訪問的村庄的泥泞田野中跋涉，她打著毛線衣勸說國會清除哥倫比亞特區污穢的弄堂住宅，她為改革派和"有色人种協會"獲得在白宮發表意見的机會，她參觀了黑人的學校和郊游活動，她主動而及時地為羅斯福打開了一扇門戶，通過它的引導，羅斯福得以較全面地關注到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境況和政治要求。同時，這扇門戶也傳遞了這屆政府的"民主同情心"。這樣，當１９３６年秋《新共和》雜志“向公認才智超群并有進步見解的美國男女公民、愿意公開承認自己想投票支持蘭登的……每一個人"奉送５美元時，只有很少人去領取。 蘭登失敗的部分原因是共和党內的胡佛一翼操持乃至包辦了他的競選，盡管他這位堪薩斯州州長在爭取公民自主權、控制企業界、反對三Ｋ党等方面有著令人敬佩的記錄。顯然，這次大選無异于是對"新政"舉行的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而人民對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的一切印象太深了。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羅斯福在４年前的老地方再次宣誓就職，只是這次的風雨更大。羅斯福的就職演說表明他將實行更為激進的變革，"我知道，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居住簡陋，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我對大家描繪這個情景并不是由于灰心喪气，而是因為全國都看到了并且認識到這是非正義的，從而要把它消滅掉。” 羅斯福針對政府權力与憲法的本質關系作了适可而止的提示：“我們本能地認識到更深刻的需要——需要通過政府去找到實現我們共同目標的工具，以便為個人解決這個复雜的文明社會中不斷產生的問題……我們拒絕讓涉及到我們共同福利的問題听從机會的陣風和災難的狂飆去擺布。"他繼而指出，美國的基本民主体制和人民的安全保障不是靠取消政府的權力，而是要依靠把這种權力委托給人民可以通過誠實而自由的選舉制度定期決定去留的人。１７８７年的憲法并沒有使美國的民主軟弱無力。 大概只有坐在羅斯福不遠處的首席大法官休斯，才對這些話的弦外之音尤感刺耳。長期以來，羅斯福對最高法院阻撓新政的行為一直耿耿于怀。現在，他挾空前的競選优勢及支持背景，胸有成竹地准備實施反擊，以拒絕司法部門的擺布和羈絆。并且，他還以人民的名義標識這种反擊的正義性："人民將會堅決要求民選政府的每一個机构運用有效的手段來實現他們的意愿。” １９３７年２月５日，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自己醞釀已久且精心炮制的司法改革法案。他指出：年邁体弱和人員不足致使聯邦法院備審案件積壓成堆，審判工作拖拉，譬如最高法院在一年之內就使８７％的呈送案件束之高閣。為減輕法官們本人所能負擔的工作量和使法院增添活力，該法案提議：當一位服務至少已１０年而年過７０歲的聯邦法官６個月后尚未辭職或退休時，總統可以給法院增加１名新法官；但進入最高法院的不能超過６名，進入下屬各聯邦法院的不能超過４４名。總統的提案還試圖表明：這种向法院"摻沙子"的做法不是一种偏狹的政治手段，而是基于敦促年邁法官退休以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下面所表明的堂堂正正的理由：現代社會的复雜性同樣要求不斷向法院輸送新生力量，如同政府机關或私人品業在運行過程中需要增添活力一樣。体力的和腦力的衰竭使人經常回避對复雜多變的環境的研究，而舊眼光視野中的新事物也將變得模糊不清，這就無法滿足當代人的需要。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固守陳舊傳統的老人們將會因此而放棄對現代和未來的研究与探索。” 這項法案看起來措詞溫和，言之成理，實施起來簡便易行，似乎也沒有改變庄嚴的三權分立与制衡原則。但是，總統的真實用心昭然若揭，即通過自己的任命來擴大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勢力，進而造就一個柔順的听話的司法机构。 除堅定的新政支持派之外，法案在舉國上下引起了惶惑、錯愕、惊恐和反對。有相當數量的人認為羅斯福將一個嚴肅的政体問題巧妙地化解為一個技術性的處理方法，是一种不夠坦蕩的自作聰明。同時，這种處處"以人民的名義"為幌子而實則拐彎抹角的手段引起了人民的反感，尤其是触及了廣大視最高法院為民主政体的"安全閥"的美國人民感情的深處。在雪片般飛向國會的信件中，有不少人指責它根本就是一种狡詐的欺騙手法。此外，人們很快發現，羅斯福關于年邁必將導致工作效率低下的論點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很難自圓其說。譬如他在最高法院中最堅定的一貫支持者布蘭代斯也已經８１歲，而總統顯然不希望他退休。７０歲以上的國會議員和全國的老年人，不僅紛紛站出來證明自己并未在才智和精力上有所衰退，而且認為羅斯福不給老年人以應有的尊敬。自由主義者惟恐作為公民自由保護者的最高法院被削弱，因而焦慮不安。更多的人認為此舉純屬羅斯福對最高法院的一种過火而失態的報复，這將為專制獨裁提供某种可能性條件。顯然，羅斯福的這种"過火"的反擊，把從前批評最高法院的人赶到了維護司法至上的一邊。 自１９３３年執政以來，羅斯福的主張從來沒有像這次遭到如此廣泛而激烈的反對。共和党在這場斗爭中并沒有一馬當先，而是沉默地靜觀１９３６年組成的羅斯福政治大同盟內部的分歧和交鋒。在抗議浪潮中，似乎很難看到共和党領導人插手的跡象。羅斯福發現，同自己對壘的多半是自己党內的伙伴。由于羅斯福為了刻意追求一种激動人心而又暢快淋漓的攻打堡壘的效果，由于１９３６年選舉的壓倒性胜利使他過于自信，這樣，他那"好作惊人之舉的天性和善于運用巧妙迂回的策略而不作正面強攻的天性——奇妙地結合在一起了"。他一改往日那种先靈敏掌握社會輿論、多方征求意見、爾后再果斷行事的工作作風。在提交法案以前，除司法部長卡明斯之外，羅斯福几乎沒有讓任何人知道這個計划。民主党領袖和內閣成員們自不待言，甚至他的那些与國會有著密切聯系的助手們也不知內情。這既使他們沒有思想准備，也使他們產生一种總統不尊重人的感覺。 從春到夏，辯論一直在進行，并有向与此相關的其他領域的蔓延之勢。羅斯福气初還保持著樂觀的自信，但是他通過几次演說所爭取到的"公眾的支持"正在与日俱減，民眾對這項計划的新奇感和熱情，隨著曠日持久的拉鋸戰的延續而慢慢地、無可挽回地減退了。尤為重要的是，休斯大法官歷經政治風雨，老謀深算，于寬厚的外表里具備著与羅斯福旗鼓相當的政治領導才干和精明練達，甚至在某些特定場合顯得比總統還要棋高一著。 最高法院面對總統咄咄逼人的架式，主動地作出了意味深長的戰略性撤退。它支持了華盛頓州的最低工資法（９個月前它曾否決過紐約州的最低工資法），認可了農地抵押借款法和１項新的《鐵路勞工法》。几周后它又作出了５項裁決，對全國勞工關系法予以承認。１個月后，有爭議的社會保障法在高等法院以５︰４票得到認可。在這几次裁決中，保守派"四騎士"都投了反對票，歐文·羅伯茨轉向了布蘭代斯這一邊。但很多人認為，調度最高法院作出新的解釋以挫敗總統計划，應歸功于休斯首席大法官。休斯憂慮的是，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反動方向可能意味著最高法院在政治結构中的權力和影響會發生某种嚴重的削弱，因為１９３６年大選畢竟表明美國人民對羅斯福和羅斯福領導的极大權限的認可。最高法院的這一轉變大大削弱了羅斯福法案的必要性，這甚至是對總統論點的釜底抽薪。因為總統多次宣稱，在他和他的進步改革目標之間似乎橫亙著一道保守的柵欄——最高法院。他還向人民暗示，政府机构的三套馬車正在耕一塊极難耕作的土地，而其中一騎馬總是往另外一個方向用勁。在這項被人稱為"囊括法院計划"引起的激烈辯論的月份里，他甚至設想，索性讓新政立法全部被否決，這樣就可以把爭端擺到人民面前。然而現在，自己憋足了勁掄起的拳頭卻停在半空，不知該砸在哪里。 ６月２日，７８歲的保守派大法官威利斯·范·德万特宣布退休，這就給羅斯福的任命留下了一個空位并保證了最高法院中能夠有一個認可其政策的多數。這樣，羅斯福的司法改革法案似乎就沒有必要了，因為以后的改革法案已不再擔心受到否決。各方人士已經看出再沒有理由對司法机构加以變動。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以１０︰８票否決了總統的議案。羅斯福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拒絕擺布，這次卻未能遂愿。 但是，新政立法得救了。德万特退休后的２個月，羅斯福任命令南部保守派厭懼的雨果·布萊克來補缺。不久，薩瑟蘭、巴特勒、布蘭代斯宣布退休，羅斯福又任命了斯坦利·里德、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威廉·Ｏ·道格拉斯。由于羅斯福當總統的時間過長，其他一些法官或退休或亡故，這樣到１９４３年，最高法院的９名法官，全部是由羅斯福任命的。人們稱新法院為"羅斯福法院"。新法院大大擴展了可由國家管制經濟的領域，而同時又保障哪怕是最煩人的少數群体的公民自由權。這似乎證實了羅斯福所說的他已"打贏這場戰爭"一語并非虛語，但從另一种意義上說，羅斯福打輸了這場戰爭。對司法改革法案的長期爭論及其廣泛的波及面，破坏了民主党的統一，卻大大加強了兩党反新政聯盟。更為重要的是，新的最高法院可能樂于支持新法律，但分裂的國會將只通過不多的几項供法官們審查。國會里的保守派過去擔心選民不答應，不敢公開反對羅斯福和新政，現在卻能成功地利用選民害怕過去削弱法院的厭亂趨安心理，“求掩護他們不批准新政立法的活動"，或者將羅斯福提交的改革法案閹割得面目全非。保守派的強大是"新政"勢頭漸弱的重要原因。 表面上看，有關最高法院的斗爭虎頭蛇尾地結束了。但在實際上，羅斯福囊括最高法院的計划完全實現。羅斯福倔強地表明了自己的姿態，即拒絕保守力量的擺布。斗爭涉及到行政權与司法權之間的關系問題。斗爭對日后美國總統權力的不斷擴大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一深遠影響還來源于另一條戰線的斗爭成果。在１９３８年以前的几年里，羅斯福以其剛毅果敢的魅力、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和极富策略性的手段，几乎支配了國會。這些手段主要有：精确地選擇有利的時机；持續不斷地施加壓力而又适可而止，"拉緊韁繩卻不使之崩斷"；親自向國會提出國情咨文報告；讓行政部門草擬法案而又由個別議員提出；以自己的魅力親自說服立法領導人；巧妙地打出任免職位那張牌。當上述這些辦法都不足以使國會就范時，他還有兩件致胜法寶，即使用否決權或以將要行使否決權相威脅；以"爐邊談話"等方式直接向人民攤牌，以"訴諸全民公決"的形式迫使國會讓步。這些"高明的統治藝術"發揮出來的實際效果就是，國會通過了大量的載入立法史冊的提案。而在實踐中，他形成了一种由行政官員和國會議員組成的"万能內閣"。領頭羊則是他自己。 羅斯福干淨徹底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或搜刮利用了憲法中正式規定給他的權力。美國憲法中關于總統權限和義務規定的微言大義，在羅斯福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和寬泛的闡釋。根据１９３９年重新組織法所授予的權力，羅斯福建立了總統行政辦公室，內設預算局和全國資源計划委員會，并為處理緊急情況籌備了一個辦公室。這樣，羅斯福便可通過這些机构來高度調控各級行政職能。他還增加了白宮辦事人員，改組了文官任用制度，建立了行政部門內部獨立審計的制度。這顯然又增強了總統的權限。不過，聯邦中央集權色彩的日益濃厚，大部分是通過憲法修正程序及制訂新法以外的种种方式，往往是按照當時國內外急迫嚴峻的情勢需要而作出的相應調整——來實現的。威爾遜總統認為，憲法不只是一种類似遺囑、契約的僵死文件，更是一种适應生活變遷的工具，"調整方法不決定于起草憲法者原來的意圖，而決定于生活本身的迫切需要和新的情況。"羅斯福也像他的老上司威爾遜一樣讓公眾懂得，總統的權力就是總統所造成的權力。而這一點，在新法院那里得到了一种基于寬泛的解釋之上的認可。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果斷地大權獨攬，也可作如是觀。 面對國內各類反對派的攻擊，羅斯福坦率地聲明，自己既不打算成為一個獨裁者，同時也不具備一個成功的獨裁者應有的素質。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４日的"爐邊談話"中，他向美國人民指出： “歷史證明：獨裁不產生于堅強有效的政府，而產生于軟弱無效的政府。如果人民通過民主方法建立一個堅強得足以保護他們免除恐懼和饑餓的政府，則平民主就是有效的……自由得以繼續存在的唯一确實的屏障就是一個堅強得足以保衛人民利益的政府，以及堅強而又充分了解情況足以對政府保持至高無上統治的人民。” 除別有用心的政敵之外，美國人民對于民主政体或許會被獨裁所吞噬的憂懼之心是极其自然地產生的。因為整個３０年代，自由或民主能否在現代世界存續下去已大成問題，歐陸的獨裁者們日益咄咄逼人地向民主制國家叫板挑戰。在太平洋地區，日本軍國主義早已實施了其侵略步驟。在這個被斗爭与潰退的混亂惊懼震撼著的世界上，羅斯福此刻明晰堅定的聲音，無异于給美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吃了顆定心丸。 ------------------ 書香門第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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