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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影之路


  不知道是什么時候開始,我養成了不停寫信給天文的習慣。
  很小就出社會工作了,在一個破碎的家庭環境里,我一直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孩子,甚至有點自閉。
  從小沒有和母親在一起,也沒見過父親几次,一直以來,都是住眷村和賣愛玉冰的養父母一起,那段日子,其實是非常快樂的。
  門歲時去日本讀書,忽然面對了自己的母親和繼父,我像走到了黑暗的隧道對這世界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就讀僑校時不斷被欺負,我既不想上學,又不想回家,只能在學校附近的四之谷車站望著紛落的櫻花。楓葉,一次又一次地強忍淚水。
  為了逃避,我有了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在一間中華料理店端盤子,當時的我,13歲。
  在那段打工的日子里,學會了看來來往往的人,學會了忍耐,亦學會了獨立。
  直到高中畢業,一個意外,我進入了這個圈子。
  娛樂圈。
  娛樂別人的圈子。
  也許是因為成長的過程,使找許多言行及做法,都令這個娛樂別人的工作所不容。不過,我好像還是一意孤行的居多。
  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天文。
  她找到我,在電話中告訴我要找我拍一部戲,戲中需要說些日文,角色正是我的年紀,然后我們約在一處茶藝館。
  我梳了一個光光的頭發,露出額前的一個小疤,那是我和姐姐小時候在閣樓玩,不小心摔落泥地所留下的記號。
  17歲,天文常說:“十七之女天之驕。”眉亦帶霜。
  而我是一只眼神閃爍的小動物,完全的獸類。
  在茶藝館里天文說著故事。
  一個17歲的日本女學生,在動亂的時代,看到櫻花的凋零,感到櫻花實在太美,生命實在太燦爛,于是縱身投入瀑布。
  這個新聞在當時,對青春的男女們來說實在是太浪漫的情怀……
  這就是后來的《悲情城市》。
  當時的我正陷入此生第一次的苦戀,對我來說拍一部電影,和追求永生永世的承諾,簡直是不能比擬的,因此初時雖答應演出,后來卻為了這段情感,失蹤了。
  我的失蹤帶給電影公司的迷惑,實在是自己從來沒想到的。
  可是,這段苦戀,卻也如櫻花般飛快的調逝了。
  我這一生一直沒有感受過真正的愛,即使和家人,也因為長久的分离,而無法培養深深的情感,因此這第一次的付出,在愛和被愛之間,我受了重傷。
  我沒有跳進瀑布里,我還是過下去了。
  親生父親,在我踏入這個行業后不久,于福和橋車禍意外過世。
  當時台灣只有我一個人,姐姐和母親都在國外,清晨6時,我和父親一生摯友,一起去台大認尸c
  永遠忘不了,那180多公分的身軀,躺在那冰冷的鐵造平台上,那安詳的睡容。
  那時,我以為我啞了,三天,我無法說話。
  這些親情。愛情。工作疊出來的層層苦痛,唯一能讓我傾訴的,就是天文。
  因為《悲憤城市》擦身而過,我以為再也沒有机會連給了。
  卻在1991年的夏日,侯導為拍攝一夜名為《天地有情》的酸雨公益廣告,又找到了我。也是我正正式式的和侯導及他的工作人員合作。
  拍攝的地點在十分寮,飾演我新婚先生的是林強。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林強見面。
  拍攝完很久以后,我都還常常在忙完的深夜里,拿出錄影帶,看看潑墨似的吊橋、山水。天地,一個自己亦陌生的自己,帶著傘,在細雨中,跨過鐵路,走向平凡的幸福。
  那陣子,我很愛哭。
  大型的八開雜志不停地攻擊我,甚至影射我的家人,种种難听的字眼,惊心動魄的印刷在笑得明艷照人的女郎雜志封面上。
  那一陣子,我几乎不敢踏出家門寸步,深怕看到超級商店里整排的書架上,那些關于自己的傳言。
  為家里買了房子,高額的貸款,使我不停地來往秀場、工地,賺到了錢,又立即付出手,我沒有埋怨,只想要一個正常的家。
  然后接演了《七億新娘》連續劇,一邊演,一邊為唱片做宣傳,一邊又作秀跑場。
  我在給天文的信上說:‘俄知道,再這樣下去,我會死,這個世界上只剩下我的軀体,麻木地向前。”
  我有時很悲觀,有時很樂觀,有時只要天气晴朗,我就會對著天傻笑,相信這些很快就會過去。
  那陣子,我和天文見的越來越多,侯導有空時亦會在,大都是我說他們听,那時的我,像個老孩子。
  我還記得候尋常說:“好好練身体吧,將來才能拍戲。”
  侯導一直都很關心每個演員的身体狀態,因為沒有身体,就沒有意志,就不能和社會這個大怪物作戰。
  給天文寫信成了我的習慣,我像對自己說話一樣,不停地寫信,常常是厚厚的一疊,也不再看就寄了出去,天文甚少回信,她只是讓我知道,她是在的,而且會一直在的。
  1993年,生日才過,為蘇芮姐拍了一支電視錄影帶,導演是柯一正,歌詞是為了紀念蘇姐已逝的父親。
  堆積了這許多年對父親的愧疚、悔恨,都在拍攝時哭得不能自已。
  幼時父母离异,我其實恨過他的,恨他不成器,恨他太風流,又恨他太有才气,恨自己崇拜他。
  更恨他拋下了我們。
  卻沒想過,神會以這樣的方式將他一生帶走。
  1993年7月,找只身一人到香港發展,回台北時,和家人發生了爭執,我搬离了家,一個人在東區找了一幢大的舊公寓,又開始了自閉的生活。
  在香港宣傳時,常常無法适應,夜里失眠,想著自己才不過這般歲數,卻仿佛很老了,但又是個孩子,只要有明天,像亂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一般,我常對自己說:“只要有明天啊。”
  宣傳到一半時,我忽然厭倦了一切,決定到英國游學。
  當時候導及天文拿了許多和台灣歷史有關的書籍,包括《幌馬車之歌》。《馬克思和他的女人》。《沉尸。流亡、二·二八》等等。
  在英國,我每天早晨9時上課,3時半下課,寫完作業,我就細細讀這些書。
  1993年尾,何平導演找我演出幗道封閉》其中小女賊一角,初次接触真正的電影,定裝時,被拔光了眉毛,回到家,哭了許久,才發覺真正的電影,是絕不能有半點虛飾,亦万万不能顧著自己偶像身份的。
  1994年初,電影因故意外停拍,我卻和何平成了好朋友,他介紹了許多關于電影的西方書籍,我像打開了另一扇窗,看到了不同的風景。
  不久后,天文告訴我,侯導想拍較現代的電影,會找我飾演一角。
  晚上回到家中,收到天文的傳真,當天候導們正准備出發去京都,為平安建都12叫年慶祝活動,其中一項賢人會議演講。
  侯導還笑他自己是“閒人”、“咸人”。
  從英國回台灣后,我停下了好多工作,在一片混沌期中做了一張語無倫次的專輯唱片,然后,我終于開始正視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偶像歌手,我好像從來沒有開心過;只是努力地迎合,也曾經有一段日子,只要有排行榜等等競爭活動出現,我就憂心自己能不能上榜。上電視。拍照。玩游戲的時間,遠遠超出了我在音樂上的制作,而每一次出現時的焦點,又總是在如何把自己穿的更爭奇斗艷上。
  這段日子,我和家人常一起吃飯,我們終于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家庭,隨著生活物質沒有了負擔,我卻不得不開始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我到底想做些什么?
  恰好此時,日本一家頗具名气的唱片公司聯絡上我,我決定放下一切,回到日本,重新開始。
  在日本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天自己打掃,洗衣服,看書寫字,偶爾做些采訪,談的也大都是音樂,很多日本媒体知道候孝賢導演將找我拍戲也都好奇不已,但我卻只想回到真正的平凡。
  7月,日本難得的酷暑,侯導希望我回台北,討論些細節。
  回台北后,卻听到一些語言,以及許多人反對侯導選用我做女主角的話語。
  我習慣以沉默對待。
  此時,知道電影要以戲中戲方式表達,我飾演兩個角色,其中一位是40年代的真實人物,也就是一年多前讀《幌馬車之歌》中令自己印象十分深刻的蔣碧玉女士。
  7月底回東京,約好12月底回台北專心為電影籌備。
  8月19日,天文將劇本留在茶藝館,我一個人點了杯洛神茶,很專注地看完,隨后留了張字條給天文及俟導,只留了數字,認為蔣碧玉女士的部分十分完整,卻對另一角色——梁靜有些疑問。
  20日下午天文急急找我,約我去溝通,一見她,一向少話的她就說:“今天讓我說一點。”她說候導認為不該給我看劇本,使我有了先見的自覺,又問我:“是不是不能接受?”
  我答不是,其實在接触到梁靜這個复雜的角色時,我就強烈地感覺她應該是更深。更赤裸的,但我知道天文及候導對我的關怀,因此在寫劇本的時候,多少為我考慮了种种可能,包括多年建立的偶像身份提否擔心會被破坏。
  我告訴天文:“因為我會是一個好演員,所以請讓她真實吧。”
  天文也告訴我:“我們相信你,但實際發生時會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抱著專心做事的態度,不要為周遭動搖。”
  對日晚,收到她清揚的字体。
  當時的談話,最大的收獲就是确定了你可以徹底表露不必遮掩。
  說老實話,在這之前,我跟侯導都擔憂你會有所謂形象的顧慮而有所保留,而我們又都是絕不勉強入的,如此明白了你的心境和狀態就好辦了。
  這兩天,侯導會開始調整修改劇本。
  當天曾提到“冰山”的比喻,若是演員夠真實,夠結榥的話,他只是站在那里,可信度已有了一半。再來,只需几筆一勾,就出來了,譬如米開朗基羅雕刻大衛像,他是感覺到石頭里有個大衛在那儿,他只是把大衛顯影(喚)出來。
  我認為候導使用演員比較接近這种方式,侯導不太喜歡用過多的事件跟設計來塑造演員,以他自己來說是“瞬間的真實”達到“片段呈現全部”的效果。
  他是看到你里面的那個大衛,你所要做的,其實只有兩件,一是專注,一是毫不保留,讓他能把大衛喚出來。
  盡量坦誠、率直。

                天文,1994年8月21日晚。


  8月26日,回東京,夜里輾轉難眠,租來的小屋雖布置的十分溫暖,我卻沒有安全感,有晚睡到一半,還感覺和式的糊紙門被緩緩拉開,一抹魂走到我面前,俯身望我,我睡在地上,只感覺他十分巨大,卻毫無害意,甚至有隱隱的哀傷,這件事后來轉述給侯導听,他便告訴我落碧玉在祭鐘浩東時,也是這樣的感受。
  9月中,雖應該開始入秋,卻依然是熱得惊人,我從東京回台,天文約了我,但到茶藝館時卻只有候導在場,我心里隱隱有些不安。
  侯導很直接地對我說:“不拍了,太麻煩了,以后再拍吧。”
  我很清楚一切,沒說什么,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大哭起來。
  其實,不拍電影真的沒關系,可是天文和侯導是不是就此放棄我了呢?
  從一開始要拍電影以后,就有許多人反對,認為我并不适合,而其余各种猜測也紛紛而至。
  我只是沒說、沒想,“到底這些年來,我做了什么,令別人如此看我?”
  回到家后,訂了數天往返回本的机票,告訴自己:“把一切忘了回日本去吧。”
  只是覺得好疲倦。
  但這世上真是有奇跡的。
  在紐約一直從事美術視覺的黃文英,很喜歡侯導的作品,于是自荐地為候導做這次的視覺工作,在籌備前期,侯導早已把劇本寄去紐約給她,卻沒想到,不久后她竟然做回了相當完整的場次設計及整理。
  就在決定回日的前兩天,天文又約我出來,一見到我,就說;“可以拍了,可以拍了。”
  那一天,第一次當著侯導及天文的面哭了出來:“我真的很沒有安全感,不拍電影沒關系,可是,請你們不要放棄我…”
  天文看著我,低低地說:“你也真是的。”侯導在一旁說:“拼了吧!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也別管。”
  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永遠是笑容的天文紅了眼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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