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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時，我就想認識一下巴伐利亞。我出生在德國的中部地區并在那儿度過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們都說，巴伐利亞情況完全不同。就這樣我于1930年春天來到了慕尼黑并開始尋找工作。慕尼黑的經濟狀況，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當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崗位寥寥無几，而且薪水標准也最低時，不禁大吃一惊。失業工人已逼近700万大關，在慕尼黑當時這种甚為不利的狀況十分引人注目。 開始我拒絕了別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較好一點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處境就變得令人擔憂，我那點微不足道的積蓄日見減少。在來巴伐利亞以前，我本來在納戈爾德一位律師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為跳板才來到了巴伐利亞，由于我是自愿棄職的，所以無權要求失業補助金。 有一天，用代號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報》上的一則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廣告引起了我的興趣，當我對此做出反應時，万万沒有料到，我以此開始了決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險，它的影響我至今還沒有完全擺脫掉。 經人介紹，一個叫作“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的陌生組織把我請到了席林大街。這條大街當時十分荒涼，大街的兩側商店寥寥無几，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全國指導處便設在這條大街50號一棟背陰的大樓里，沖鋒隊的最高領導机關的辦公地點就在第四層的閣樓里。希特勒后來的攝影師海因里希·霍夫曼從前就是在這些房間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誕的照片。在帶有大斜面的窗戶、曾作過攝影室的房間里，坐著沖鋒隊最高領袖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和他的參謀長奧托·瓦格納博士。 后來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紹去的87個求職者中的最后一個。我既不是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党員，又對政治不感興趣，阿道夫·希特勒對我來講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卻被選中了，也許是因為我雖然才22歲，但已經有過几年干速記打字員的經歷，并且有优良的成績證書。另外，我還給他們看了我在几次速記打字比賽中曾獲得的一等獎的證書。 閣樓里充滿了濃厚的軍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軍官模樣的男人們川流不息。在他們中間巴伐利亞人為數不多，与在樓下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的其它部門工作的人員相比正好相反，他們大多是身強力壯的巴伐利亞人。我感到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工作的人們像一支精銳部隊。事實也的确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當過波羅的海戰士。 他們當中穿著最時髦、儀表最瀟洒的要數沖鋒隊的最高領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他曾在波羅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亞和魯爾地區當過自由團戰士。1924年先后擔任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威斯特法倫和魯爾區的領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費弗爾那位曾截過腿并且頭發也已過早變白了的哥哥，當時擔任人事局長。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把各區沖鋒隊的人統一起來。起初，每個納粹党區領袖都有“自己的沖鋒隊”，而且都各有打算。許多人覺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這對統一這個運動無疑是不利的。因為希特勒的所有決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過對沖鋒隊實行統一來削弱納粹党區領袖們的力量。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認識到，沖鋒隊就是用來貫徹党的政治路線的一把寶劍。 希特勒為了避免圍繞沖鋒隊問題与納粹党區領袖們進行斗爭，才把這一棘手的任務交給了普費弗爾上尉。這种脫身之計是希特勒后來慣用的明智抉擇。納粹党區領袖們對其權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對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開始了人身攻擊，經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對此，希特勒只是內心一笑了之。因為這些麻煩希特勒已估計到并且有意避開。 1930年8月，從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從于挑唆者的壓力，犧牲了普費弗爾，但一切跡象表明，他并非不愿這樣做。借此机會，希特勒親自接管了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的權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擺脫了使他感到麻煩的普費弗爾，1930年8月普費弗爾宣布辭職。 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是一個愛挑刺的人物。為證實這一點，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人民觀察家報》，上面刊登著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費弗爾試圖用鉛筆將希特勒不修邊幅的衣著修整成緊身合体的形狀。在穿著考究的普費弗爾看來，希特勒著裝時的体態和舉止像許多其他人一樣，顯然是不討人喜歡的。 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的參謀長是前上尉奧托·瓦格納博士。他是前參謀部工作人員和自由團戰士，像普費弗爾一樣，他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對重建德國怀有雄心。他放棄了在經濟界的厂長職位，在他的戰友普費弗爾的鼓動下響應希特勒的召喚一起跟著干了起來。 瓦格納博士在經濟領域的許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經驗，曾在維爾茨堡大學教過大課。他知識淵博，与政治家、經濟巨頭和貴族都保持著廣泛的聯系，這在我為他起草范圍十分廣泛的書信中都能反映出來。瓦格納博士在他擔任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的參謀長期間，還發表了《經濟政策公開信》，其篇幅之長、內容之廣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從玻利維亞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羅姆之前，臨時擔任了沖鋒隊的領導工作，這樣在1930年歲末之際我為瓦格納所從事的工作便中斷了几周。 恩斯特·羅姆出生在一個慕尼黑鐵路總監的家庭里，1908年當上軍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在弗萊瓦爾附近進行的第一場大戰役。他負過三次傷，彈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為德國國防軍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時認識了希特勒。作為与德國國防軍進行聯絡的人，羅姆是一名納粹運動的重要成員和希特勒的摯友。由于參与了1923隼的暴動他被開除出德國國防軍。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國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國會議員），并組織起稱之為“先鋒隊”的納粹國防協會，自任該組織的領導，但是希特勒由蘭茨貝格監獄獲釋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領導權交了出來。1928年底他作為總參謀部的中尉銜的軍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維亞）。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來，并且將沖鋒隊的領導權交給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團全國指導處干了几周。這個單位當時設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習慣了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那种快節奏的工作，在這里我簡直感到像罰勞役一樣。當奧托·瓦格納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擔任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經濟政策局局長之后，他又要我當他的秘書。經濟政策局下設負責貿易、手工業和農業的几個司，它們的辦公室都設在布里納爾大街54號巴格宮里，經過改建之后，這個建筑稱作“褐色大廈”，對面是羅馬教皇使節的住所。 當時，瓦格納博士總是在會談舉行過后向我口授有關內容的長篇報告。但從不提及談話伙伴的名字。他也經常外出旅行，回來后將情況口授整理成文字，擱置在辦公桌里就再也不去問津。我經常對那些我當時認為不必要的抄抄寫寫感到惱火。另外我時常感到這樣做像是在故弄玄虛。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圖爾納出版的《親信瓦格納博士1929—1932年的筆記》一書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瓦格納旅行和會談時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談話伙伴是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我認為，瓦格納博士、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都覺得希特勒是一個無与倫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時，他們也都已意識到一种危險，即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誘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著了迷。因此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決定，利用与希特勒經常性長時間會談的机會，通過反問和提出异議的形式來檢查希特勒的可靠性，這樣做在希特勒看來當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覺是不受邏輯思維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測，缺少邏輯基礎，所以，希特勒覺得他們好找碴儿，愛教訓人，且不听勸告，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把他們拋棄了。 從后來出現的情況看，瓦格納、施特拉塞和普費弗爾以前對他們的命運所做的估計是合乎邏輯的。沖鋒隊最高領袖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職務，靠邊站了。至于格雷戈爾·施特拉塞，据說由于背著希特勒討論施萊歇爾提議他擔任副總理的問題，1932年底導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羅姆暴動時“無意地”喪生。奧托·瓦格納博士1932年遷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職務。据說他的親信還想看到他擔任經濟部長吶。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沒有听到什么有關瓦格納博士的音訊。過去他從不表現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顯地不再受歡迎，所以現在几乎沒有几個人知道他的名字，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為瓦格納博士、普費弗爾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過強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樣，希特勒上台后，就從未再提起過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 曾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工作過，并且后來得以飛黃騰達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馬丁·鮑曼。作家們和歷史學家們至今對他還很感興趣。他被說成是品質最惡劣的家伙，人們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歸罪于他一個人”。不僅記者和歷史學家這樣看，而且就連那些幸存的納粹党的領袖們、納粹党的區領袖們、部長們和本來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邊工作和生活過的人們也都這樣看。 馬丁·鮑曼只不過是希特勒的一個最恭順、最忠誠的奴才，他經常毫無顧忌地甚至有時野蠻地執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從這個意義上講，馬丁·鮑曼与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的命運如出一轍。納粹党區領袖們、部長們和党內要員們以及其它方面對他無休止的攻擊成了家常便飯。 1930年春天，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工作的馬丁·鮑曼尚未擔負他后來所承擔的棘手重任。鮑曼那時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達·布赫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爾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爾特·布赫當時是帝國烏施拉的主席，在納粹党內享有很高的聲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賴。布赫當過現役軍官，后來在一所低級軍官學校里任過教。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先后擔任過團部副官、优秀机槍射擊手小分隊的指揮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備役軍官大隊隊長職務。戰爭結束以后，他作為上校轉而從政，加入了納粹党。1925年當上了被簡稱為“烏施拉”的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調查和協調委員會主席。這一職位要求他能多体諒人的不足，舉止要十分得体，斷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權威。他是适宜擔任這一職務的人，因為他父親當時是巴登州高級法院判決委員會主席。他長長的臉龐，挺拔的身材，始終顯得十分瀟洒。希特勒也參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馬丁·鮑曼的婚禮，這對提高鮑曼的聲望當然很有利。 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馬丁·鮑曼負責由瓦格納博士成立的沖鋒隊保險公司，該公司后來更名為“救濟儲蓄所”。所有沖鋒隊的人都在這個公司里保了險。集會時經常發生室內和街上的戰斗，其結果往往是身体受到傷害。實踐證明這個保險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圍繞這個公司所做的一切本來都是些簡單工作，不能充分發揮馬丁·鮑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參謀部開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顯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運亨通，從一個魯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晉升為納粹党全國領袖，然后又上升為希特勒的秘書。他异常勤奮，并且要求和希望參謀部的人也像他那樣工作，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歡迎。“快！快”成了他的口頭禪。希特勒對馬丁·鮑曼始終贊不絕口，有一次他說：“別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鮑曼兩個小時便可完成，他從不丟三拉四！”他還說：“鮑曼草擬的協議文本是那樣准确無誤，以至于我只需說聲‘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鐘就能處理与別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時才能處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訴他：‘辦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個馬大哈，我交辦的任何事情他都記不住。”鮑曼不僅把呈給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條不紊，而且還能夠領會希特勒的意圖，這樣，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長的說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對希特勒來講是很關鍵的！ 我認為，社會上流行的許多有關馬丁·鮑曼的謠言都是毫無根据的。他既沒有個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邊的幕后操縱者。我認為，他堅決嚴厲地反對任何形式的賄賂，是納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馬丁·約曼態度始終如一，在那些受賄的党內同志和許多其他人看來，他越來越成了討人嫌的警告者。 我認為，希特勒身邊除了鮑曼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夠行使這一困難的職責。由于工作繁忙，希特勒對日常瑣事不可能事必躬親。為了使自己免招不受歡迎，希特勒興許有意逃避接触這些事情，這一點也是不可忽視的。結果所有棘手的事情都落到馬丁·鮑曼的頭上，他總當替罪羊。部長們和納粹党區領袖們以及許多人都認為，鮑曼的所作所為是為謀取個人權力。例如我記得希特勒在狼穴大本營經常對鮑曼說：“鮑曼，請幫忙，讓党的區領袖們离我遠點。”于是鮑曼便這樣做了，掩護了希特勒。納粹党區領袖們一般都是老戰士，認識希特勒的時間比鮑曼長，這是他們引以為得意的。如果希特勒偶爾碰上一位納粹党區領袖，那么他就會虛情假意地說：“啊……你在這儿。”如果納粹党區領袖抱怨鮑曼，這時希特勒就裝出一副感到意外的模樣。希特勒曾說過：“我知道鮑曼野蠻，但是他所干的事都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絕對相信，通過鮑曼，我的命令會立即毫不猶豫地、在排除一切障礙的情況下得以貫徹。”對于希特勒來講，馬丁·鮑曼是一位比他的前任魯道夫·赫斯更好、更順手的下屬。希特勒曾談起過赫斯，他說：“但愿他永遠不會成為我的接班人，我不知道，令我遺憾的到底是誰，是赫斯呢，還是這個党。” 魯道夫·赫斯出生在亞歷山大市一個批發商的家庭里。父親祖籍在弗蘭克地區，母親系瑞士人。年滿14歲之前，赫斯一直在亞歷山大上學，此后轉到萊茵河畔的戈德斯貝格一所師范學校讀書。在那里他通過了考試，接著又讀完了商業課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語區、而后轉到漢堡從事商業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赫斯自愿應征入伍，最后在西線第35戰斗机中隊當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圖勒協會并且參加了把慕尼黑從蘇維埃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斗爭，為此他腿部曾挨過一槍。然后他當了商人，并進入大學攻讀國民經濟和歷史。1921年一個偶然的机會他來到了納粹党的政治沙龍，并由于一時沖動作為沖鋒隊的人加入了納粹党。1923年11月赫斯當上了沖鋒隊大學生小分隊的領導，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動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參加了在貝格勃勞凱酒館大廳里逮捕部長們的行動。暴動失敗后，他在巴伐利亞的山中度過了半年的惊險生活。在巴伐利亞人民法院被撤銷的前兩天，赫斯來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關進了蘭茨貝格監獄。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獄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學德國科學院當了地緣政治學教授豪斯霍弗爾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當了希特勒的秘書。 馬丁·鮑曼對魯道夫·赫斯1941年飛往英國，無疑并不悲傷。我記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搬回到樓上去之后，他將其它几位住在貝格霍夫內志同道合的客人請到了他的鄉下別墅愉快地聚會去了。這天晚上，他顯得十分輕松自在。 設在慕尼黑的納粹党經濟政策局雖然繼續保留著，但是在瓦格納博士走后局長頻繁更換。后來當了帝國經濟部長的瓦爾特·馮克曾在短時間內擔任過該職，在我即將調离慕尼黑時，部長是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對我講過的一句話始終銘記在記憶中：“要想保護自己，就控告別人！”他說這句話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國‘烏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傳甚廣的誹謗案的訴訟，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猶如地獄一般。這件事的全部過程是由耳誤引起的。 褐色大廈的電話員把一個希望与我通電話的熟人的名字听錯了。這個人叫菲爾塔勒，是個典型的巴伐利亞名字，而電話員卻誤听成了菲爾特海默爾。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長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轎車越過白云岩地區到威尼斯進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組織者是羅森海姆市的克羅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羅伊斯自己駕駛汽車，看來他們對我來參加此行是感興趣的。我們每到一站，克羅伊斯夫婦總請我同他們一起坐，而卻沒有顧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輛奔馳汽車的先生曾兩次向經常往返于這條路線的克羅伊斯先生問路，打听住宿等情況。像上帝安排的一樣，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們下榻同一飯店，而且還和我們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當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卻万万沒有料到，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廈電話員的耳誤給我帶來了嚴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問話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國司庫薩韋爾·施瓦茨的外甥女，她問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個猶太人有關系嗎？”我問她這是誰說的，她回答：“党衛隊隊長！”我請求她讓党衛隊隊長來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党衛隊隊長（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說：“你是不是要否認你与一個叫菲爾特海默爾的猶太人有關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過意大利？” 我對事實真相的聲明与解釋無濟于事。我遞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爾塔勒提供的書面材料，證明他是純雅利安人的后裔，但還是不行。克羅伊斯先生也證明他組織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單獨活動，這仍無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當時在經濟政策局的首長貝恩哈德·克勒遞交了一份書面說明，然而他卻說：“要想保護自己，就得控告別人！”我不懂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烏施拉對我提起訴訟。盡管我的首長對我表現出信任，但是納粹党老党員們的猜疑仍在繼續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時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來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對我說：“施羅德小姐，你要當心！”別的他什么也沒說。顯然党衛隊已布置公寓主人認真觀察我熟人的行動。看來，人們把接我去听報告的那位黑眼睛黑頭發的律師當成猶太人了。也許他确實是個猶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沒問過他。 為了消除嫌疑，我決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請，而報名參加了貝爾利茨學校和業余高校舉辦的所有可能的學習班。 如果說固執己見的巴伐利亞人30年代初無論如何都已對普魯士人（所有講標准德語的人）充滿了盡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們還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態度回避我。然而正是這种對普魯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個在正常情況下肯定不會選擇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當負責人事工作的全國司庫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廈里的女速記打字員們報名到柏林聯絡部去工作時，慕尼黑人都無動于衷。她們都不想去柏林。這樣一來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帝國司庫。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調到柏林“納粹党聯絡部”工作。就這樣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納粹党聯絡部設在地處威廉大街64號的皇宮里，斜對面就是帝國總理府。聯絡部是由魯道夫·赫斯領導的，它的任務是在党的各部問之間和各部部長之間建立聯系。我剛到那儿時，羅姆在玻利維亞時的副官，衣著考究并生性快樂的賴訥領事告訴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聯絡部，但有時也得抽到德國總理府去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沖鋒隊分隊長威廉·布呂克納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國總理府只有一間辦公室，另一間由他的副官們使用。也就是說當時那里沒有秘書們的落腳之地。 不知是因為柏林的地利，還是因為与坦誠的柏林同事關系良好的人和，我總算感到擺脫了在慕尼黑時人們對我怀有的不信任感，盡管我不可能把誹謗事件的影響徹底消除掉。人們怎么甘愿相信誣告者，怎么那樣容易無辜地受到精神折磨，這种困惑一直壓抑著我。在經歷了這些令人沮喪的事情之后我也開始用某种批評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開始有了不信任感。 聯絡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單調無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轄范圍”轉給沖鋒隊相應部門。但是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所做的工作卻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過兩天他就用電話把我叫到德國總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這兩天所積壓的東西。口授完后我在聯絡部將信打出來，裝進郵包再呈送給布呂克納簽字。 威廉·布呂克納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親是西里西亞人，母親出身圖林根的貴族家庭。他是一個“瘦長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后來又學過國民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晉升為中尉。他在帝國國防軍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后加入了埃普自由團，并參与了挫敗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的斗爭。此后布呂克納再次進入大學學習，畢業后在一家電影制片厂擔任工程師，從事錄音技術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納粹党，1923年便擔任了慕尼黑沖鋒隊的領導。為此他被拘留過四個半月，1924年由于參加先鋒隊又被拘留過兩個月。之后他來到慕尼黑德國僑民協會，當上了該協會的第三任秘書長。1930年底，布呂克納當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實際上他的工作遠遠超出了一個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經常陪伴者的范圍。 布呂克納高高的個子，金發藍眼，在希特勒身邊他不僅儀表堂堂，而且性格討人喜歡。他待人總是和藹大方，即使他罵你，你也不會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學生曾在一封信中寫道：“只要他——布呂克納——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們就不需要擔心希特勒的安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義務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務。接待所有想親自向希特勒提出請求、申訴和建議的人是布呂克納的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他們來到德國總理府，希望能夠當面見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呂克納認真听取大家的意見，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立即、果斷地給予幫助。布呂克納將提出的請求和申訴統統記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將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沖鋒隊制服的袖口翻邊里。 布呂克納在希特勒身邊的那些年月里越來越失寵。1933年夏天他在賴特附近一個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場車禍，這次車禍使他多處骨折，并且還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上班。在汽車里坐在他旁邊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傷。索菲·施托克經常到上薩爾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藝術才華。例如她為愛娃·布勞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畫，為改建后的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台舖砌了帶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圖案的瓷磚，另外她還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磚壁爐。 希特勒討厭布呂克納，尤其在出車禍之后，嫌他沒有与索菲·施托克結婚，并怜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布呂克納儀表堂堂，始終是個樂天派，他喜歡性格活潑、無憂無慮的人，見了漂亮女人就看個沒完。索菲·施托克很愛吃醋，而且對此并不隱諱，這顯然使布呂克納感到不自在。他后來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姑娘，而這位姑娘又偏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來与戈塔爾結了婚的女士瑪格達的女儿，這使希特勒對布呂克納就更加惱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呂克納把他的吉澤拉帶到了貝格霍夫，并把她引見給希特勒，而希特勒則只是簡單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廳里進餐去了。飯后，希特勒在餐廳門口停了下來對布呂克納說：“你肯定是要把吉澤拉小姐送回到貝希特斯加登去羅。”這實際上就等于把她攆了出去。 布呂克納在十几年的歲月里，沒日沒夜跟著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艱難的時刻，他都是如此忠實地為他服務。正因為這樣，所以當希特勒于1940年10月（由于卡內恩貝格陰謀引起）不聲不響地將他解雇了的時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領的法國擔任了一個城市指揮官的職務。 戰后，布呂克納長期被關押，獲釋后在特勞恩施泰國市兩間小屋里生活了几年，這兩間小屋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上士讓給他的。可能布呂克納對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過于輕率了，不過“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藹，希特勒身邊始終有一种良好的气氛。布呂克納1940年被解雇后，紹布當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呂克納的作用的。 人們那時在德國總理府向布呂克納提出的請求，對當事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赶快處理。這樣一來，我老是匆匆忙忙，熱心穿梭于納粹党聯絡部和德國總理府之間。有一天，當我再次把信件拿給布呂克納簽字的時候，希特勒正好進到房間里來。他停了下來，用詢問的眼光望著我說：“我們認識吧？”我回答說：“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為您寫過一次信。” 此事發生在1930年的一個星期日。希特勒從山里返回后，要緊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員弗賴小姐當時不在他身邊。 于是就委托當時在魯道夫·赫斯秘書處工作的赫爾斯肯先生設法找一名有經驗的打字員來。赫爾斯肯想起了我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工作時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對我說；“希特勒先生從山里回來了，他要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書現在不在。我想帶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廈前廳，魯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領到希特勒的房間里，這時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對面站著。他友好地向我走來并說：“你要為我寫信，那很好。因為要打一個草稿，所以如果出現打錯的地方，也沒關系。” 由于我當時還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對這項工作駕輕就熟，所以我毫無緊張的感覺，輕而易舉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對此希特勒非常滿意，离開他的時候，他還送給了我一盒糖果。后來，每當我在褐色大廈里碰到他的時候，總是他先向我表示親切問候，他對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記憶力。當他現在在柏林再次見到我時，我感到他好像認為我不僅僅是布呂克納的秘書，而且需要時我也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圣誕節的前一天，我再次為他打完字后，請求他送給我一張簽字照片。當他問我叫什么時，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寵若惊，便脫口而出：“施羅德！”“曖，這我知道，”他回答說，“我問的是你的名字。”當我難為情地回答我有一個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個名字）時，他卻說：“不能說這個名字難听，這是一個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個戀人也叫這個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馮·希拉赫講起過這件事，但万万沒有想到，她不經我同意就把它編進了軼事集里。這個本來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談及此事并非為了糾正事實，而是說明從希特勒与我的對話中明确看出，他作為一個年輕人，也有過正常人的愛情生活。 根据規定，德國總理府有兩名女官員當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書。當時，這兩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羅本尼烏斯。也許是因為這兩位秘書過去曾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過，并被任用過，所以希特勒不喜歡她們。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從未要她們服務過。 1930年希特勒讓赫斯辦公室的赫爾塔·弗賴小姐（后來与奧爾登堡結婚）到褐色大廈擔任他的秘書。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換成了在納粹党下巴伐利亞區党的領導机關工作過的約翰娜·沃爾夫，1923年，她曾為迪特里希·埃卡特當過一年秘書。希特勒的兩位私人女秘書，一位是沃爾夫小姐，一位是維特曼小姐。在德國總理府里是沒有工作崗位的。所以她們只能在慕尼黑魯道夫·赫斯的辦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辦公廳交替工作，每隔四個星期輪換一次。希特勒的私人辦公廳是由阿爾貝特·鮑曼領導的，地點在德國總理府外面。 阿爾貝特·約曼是由他的兄弟馬丁于1931年招進沖鋒隊救濟儲蓄所的。在那里沒呆多長時間便被魯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辦公室來。1933年阿爾貝特·鮑曼擔負起希特勒私人辦公廳的領導工作。1933年，阿爾貝特·鮑曼与一個他兄弟并不喜歡的女人（非北歐人）結婚，兄弟倆便因此吵翻了臉。即便兄弟倆緊挨著，也誰都不理誰。如果希特勒通過一個鮑曼把一項任務布置給另一個鮑曼時，那么這個鮑曼就通過通訊員把這個任務傳達給坐在同一個房間里的兄弟。如果倆人中有一個人在講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場的人都開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卻板著极嚴肅的面孔。几年后，阿爾貝特·鮑曼与那個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個夫人的表妹為妻。他想把此事告訴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卻不見他并讓人轉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結婚！” 与約翰娜·沃爾夫不同，我經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來——我只需斜穿過威廉大街——所以，較之約翰娜·沃爾夫我被招到德國總理府希特勒處去的机會更經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為德國總理搬進拉德齊維爾宮寓所之前，必須對這所舊建筑物進行徹底修繕，對于那個歷史性的會議大廳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麥在那里舉行了舉世聞名的柏林會議。也是在這個大廳里，希特勒受到了興登堡接見并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老先生”——每當希特勒談到興登堡時，總這樣稱呼他——當時曾說：“希特勒先生，你盡可能沿著牆邊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這樣，希特勒在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繕這座古老的宮殿。直到竣工為止，當時的國務秘書拉麥斯博士一直讓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兩條大街交叉處舊德國總理府大樓下邊的官邸里。這樣，我在聯絡部和帝國總理府之間來來回回跑了很長時間。 拉德齊維爾宮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國總理的私人副官團搬進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給希特勒使用的房間。副官團辦公的地方是一個大房間，緊挨著“俾斯麥室”，這里是我作為布呂克納的秘書辦公的地方。大多數時間都是我一個人坐在這個面向古老公園的大房間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時才得以擴大。尤利烏斯·紹布的辦公桌也擺在副官團辦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總管，自1925年以來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個典型的巴伐利亞人，算得上是唯一對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務了如指掌的人。 紹布給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腫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凍掉了几個腳趾，所以有時走起路來還有點一瘸一拐的。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終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頂著不辦，所以希特勒身邊的人都不怎么喜歡他。 紹布在一所藥劑師學校讀過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在慕尼黑總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納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參加納粹党集會活動時，希特勒發現了他。他參与了1923年的暴動并因此被判監禁。他与希特勒一起進了萊希河附近的蘭茨貝格監獄。1925年從監獄里被赦免釋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長期摯友。他對希特勒那樣忠誠，以至于為了取悅于希特勒把煙都戒掉了，但并沒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歡喝酒，不過他最終還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訴希特勒，紹布又在招待會上狂飲了，那么希特勒就張開雙臂，無可奈何地唉聲歎气地說：“是啊，我知道，這很可悲。可你們跟著湊什么熱鬧？我沒有別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為他處理瑣碎的事務，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紹布繼續辦理。例如，他負責把所有机密文件鎖在保險柜里并且還開列生日和禮品清單等等。因為希特勒身上從不帶鉛筆一類的東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總呼喚：“紹布，你寫！”也就是說，在馬丁·鮑曼來到希特勒身邊之前，紹布就是希特勒的筆記本。 紹布還得負責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關錢的事項（支付帳單等等）。他總要為希特勒備好足夠的零用錢，因為希特勒自己是從不帶錢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廈來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講述了她的困境。我記得此事發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個奧地利人，因積极從事納粹運動不得不离開當地，否則地就會遭到逮捕。她請求希特勒幫助她的未婚夫找個工作，因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們還准備結婚。希特勒讓人調查這件事，當經過調查情況屬實時，便給這個人安排了工作。紹布為這對沒有錢的未婚夫婦在他們不知道的情況下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并且讓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樣樣俱全）。然后在房間里還擺放了裝飾好的圣誕樹，點燃了蜡燭，紹布還用汽車把這兩個年輕人接進了新居。這兩個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紹布負責的工作還包括，在演出劇目有變化時，他還得跑演出廳和劇院了解情況，以便向希特勒報告，更換的劇目是否值得一看。紹布總是充滿自豪地講，他母親曾是一名舞蹈演員。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喪生。所以紹布偏愛舞蹈演員和馬戲演員。他給演員們和舞蹈家們打電話請她們晚上到元首官邸來聊天，通過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親親熱熱。他對花邊新聞興趣很濃，他總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歡欣。 1940年希特勒辭掉威廉·布呂克納之后，紹布獲得了相當于党衛隊小隊長級別的“私人副官”頭銜，從1943年起相當于党衛隊中隊長的級別。但是，這种地位也經常使他處于一种自身難以駕御的境地。可這并不影響希特勒對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還委派他銷毀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貝格霍夫紀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紹布執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過商業教育、年長一點的党衛隊領袖是從元首住所護衛隊中選到私人副官團去的，我曾經委托他為我保管過一張大電話桌。這位党衛隊領袖有做机關工作的經驗，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呂克納和紹布不可缺少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便成為副官團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員。重用這個人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無論是布呂克納還是紹布對正常的机關工作都不甚熟悉，況且這兩個人還擔負著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這方面的工作他們就放手讓他和我去干，這樣，當時私人副官團里的公務運轉很靈，基本上不拖泥帶水。直到維德曼被任命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這种狀況才發生了變化。 維德曼曾當過巴伐利亞第十六后備步兵團，即利斯特團的團副，希特勒那時在該團當傳令兵，維德曼是他的頂頭上司。1919年他被開除出國防軍后，在慕尼黑學習國民經濟學。20年代他在一次集會上又見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團時的下屬希特勒。希特勒建議他擔負起沖鋒隊的領導工作，維德曼拒絕了。1933年12月當他偶爾与希特勒再次見面時，希特勒詢問他境況如何，他如實回答說：“不好”，希特勒問他是否愿到他那儿當他的副官，他這次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他參与建設一個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財政困境。 維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廈副元首的參謀部里工作了1個月，作為熟悉工作階段，而后于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國總理府正式擔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職務。在這里他的任務与布呂克納是相同的。由于布呂克納不适于干机關工作，加之有點遲鈍，所以副官團的整個信件往來和文件運轉是很糟糕的。維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著手整頓了私人副官團內部的机關工作秩序，擴大了人員編制。 維德曼頻繁出差，他去過几次美國并且常去英國。在那些地方的所見所聞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使他對希特勒越來越持批評態度。他的性格与布呂克納的溫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總稱布呂克納為“极端的樂觀主義者”，而后來則稱維德曼為“极端的悲觀主義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對他說，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邊。因此他任命維德到舊金山當了總領事。在希特勒對美國宣戰以后，維德曼回到德國，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國）去當總領事。1945年美國人把他從中國召回到紐倫堡作證。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經過專業訓練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爾·克勞澤的人。几年后，這個人于1939年被漢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這兩個人同時還兼任通訊員。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訊員都是來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党衛軍貼身衛隊，而隊員們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貼身衛隊隊長澤普·迪特里希為服務于希特勒而挑選的。他們必須具備的條件有；漂亮的外貌，高個子，黃頭發，藍眼睛以及敏捷聰明。澤普·迪特里希首先把這些党衛隊員介紹給希特勒，希特勒再親自從中挑選出他最喜歡的人。被選中的人要到慕尼黑一帕興勤雜人員學校接受几個月的培訓，以便成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務是照料希特勒的個人事務。早上敲門，按時叫醒希特勒，負責在門口接收報紙和新聞報道。當希特勒閱讀時，佣人要為他准備好洗澡水并擺好當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從不讓佣人幫助。 佣人的任務還包括，通知希特勒前來進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齊。例如在貝格霍夫人們常听到：“我的元首，飯菜已備齊，您領某某女士……”之類的話。戰爭期間，大本營的佣人用電話通知有關人員在形勢討論會結束后到希特勒處喝晚茶。此外佣人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職責，即從到希特勒處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緒。 從我在副官團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國總理府公園里的古樹，俾斯麥曾在這些樹下散步。房間的另一側是兩扇高高的大門，正對著希特勒的房間，再往里走使是著名的會議大廳。 每天早上約10點鐘，希特勒從拉德維齊宮內的住所里出來，必經我背后這扇高門，并穿過我們的房間到德國總理府他的辦公室去。在那里，人們根据國務秘書拉麥斯博士前一天擬定的工作計划召開最高級會議。 途中也就是在去開會的路上，希特勒總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卻慢條斯理。他常常愣在大會議桌前，望著那里為他准備好的東西，如剛剛送來的榮譽市民證書、追隨者和崇拜者贈送的禮品，如畫冊、圖書、手工藝品、文物等等。有時他做個簡單交待，忙時只簽個字。 在這段時間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見到他。每次見到時他總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嗎”之類的客套話。 因為他既不需要辦公室又不需要寫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開的會議安排在他住所內的冬園里舉行。開會時他習慣于同那些談話伙伴們在園里徘徊。天气好時，玻璃門全部打開，寬敞明亮的大廳便成了通向德國總理府花園的通道。 私人副官團只是一個聯絡和協調的部門。對于坐在私人副官團的我來講，很難知道希特勒正在与誰談話，更不可能了解到有關的情況。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紹布鎖在保險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時我們秘書們才能進他的辦公室。 所有政治，即內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親自向党衛軍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部長們和他們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長口頭發布。希特勒召集的會議沒有時間限制，常常持續到深夜。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貫徹執行，有的則要記錄下來，過后呈給希特勒簽字。 對于會上決定所采取的措施和會議持續的過程我歷來一無所知，至少比党衛軍全國領袖和部長們的秘書知道的要少。在嚴格執行“希特勒的原則命令。方面副官團算得上是楷模了。對于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特別事情，人們也只能隱約揣測。這种情況經常引起一种沉悶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覺是這樣。 尤利烏斯·紹布是在副官團里最愛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會議剛剛議定的內容，而且他享有這种地位，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爾就某事得到了一點風聲，并且由于不小心對紹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從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鏡后面透出的一种雖然不是惡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視著這個人。如果他再用“為什么，怎么回事”來刨根問底，那么這個人的處境就更尷尬。此時此刻我總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試圖用“我只不過是猜猜而已”的托辭盡快從中擺脫出來。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況，甚至連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臨行前才宣布。當我還住在威爾默斯多夫時，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裝。人為的神秘化常常導致一种紛亂，使我的神經非常緊張。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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