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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當代史書籍中，佐勒的書《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節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貝格在他為《希特勒的第二本書》（斯圖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書寫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書的資料歷史价值，他寫道：“對住勒的書也需要進行史源學方面的考證研究，但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處上。”文章接著寫道：“編者同意特雷弗·羅珀斯的看法，認為該書（指佐勒的書）并非毫無价值。例如有些細節，像攝影師霍夫曼患所謂副傷寒病、（見第275頁）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營養師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見第135頁）等說法在現在可供查閱的莫雷爾檔案中都可得到證實。” 達維德·歐文在《希特勒走向戰爭的道路》一書的前言中詳細論述了某些書籍和資料來源的不可靠性，他寫道：“1949年由阿爾貝特·佐勒編輯出版的名為《希特勒的私生活》一希特勒女秘書的回憶錄（同樣地）是不可靠的。書中涉及的女秘書，克里斯塔·施羅德雖在被盟軍拘留期間被迫寫過一部回憶錄底稿，但是對于這部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發表的回憶錄中的許多內容，她堅決否認是出自她的筆下。 那么，佐勒的書的真相究竟如何，這本書是誰執筆撰寫以及它是怎么產生的，對這些問題我將一一作出回答。 書名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題為《他的女机要秘書經歷談》的這本書的确是根据1945隼對我的審訊和我的筆記寫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國第七軍團奧格斯堡拘留所里認識了當時任審訊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齡約在40—50歲之間，是美軍中的法國人，講一口非常好的、帶有阿爾薩斯口音的德語。他待人和藹，他的這种態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陰森恐怖的气氛（在每個門口，每層台階上都站著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轉的門衛）一下子變得輕松和親切起來。 這位當時自稱伯恩哈德的上尉屢屢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當我非常激動地向他述說起剛剛發生的事情時，他十分關切地听著。我告訴他，早上一個美國人來到這里，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飾，我說我沒有首飾，這位美國人便指著我的珍珠耳環說：“這是什么？”就這樣，我不得不把這副耳環交給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對我的惱怒表示諒解。他雖沒有進行任何努力把這副耳環歸還于我，但是他卻主動提出愿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東西：一個裝有首飾以及剩余的錢（几千帝國馬克）的貼身小皮中和一個裝有大約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圖的亞麻布信封，這些畫都是我在貝格霍夫被摧毀之前搶救出來的。佐勒后來在他的書中部分地發表了這些草圖。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對我進行了一連串的口頭審訊，如：我是怎樣當上秘書的，希特勒怎樣口授，他的談話，為什么他不吸煙，不喝酒，還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對最親近的下屬的態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的關系，与愛娃·布勞恩的關系和其它許多問題。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講的一切都寫成書面材料。他對我很好，不時地帶給我一盒香煙，有一次還給了我一瓶香檳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無聊的監獄生活環境里，在令人沮喪的狀況下，他的態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這樣，我把他所要的情況清楚、准确和簡明扼要地寫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此影響他為我盡早獲釋盡力。在拘留所里，當時已有几個被拘留者獲釋。 有一天他對我說，“但愿別輪上你也去紐倫堡作證！”我的同事約翰娜·沃爾夫和里賓特洛甫的女秘書、萊伊和弗蘭克部長已經去了八天了。顯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經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將會被遺忘。他給了我一個假地址，讓我在獲釋之后按照這個地址去找他，向他索還在被拘留期間交給他的物品。自那以后過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維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內克獲釋。于是我將我的居住地點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沒過多久他就來到了霍亨內克，确切地講，他只不過是路過此地而已。他來去匆匆，連汽車都沒下，因隨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女士。他從汽車里將我那裝有首飾的皮包遞給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錢已被沒收。他說：“……我差點被當作外匯投机商給抓起來。”裝在亞麻布口袋里的大約100幅希特勒的速寫畫，他只還給我約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現在已改名叫阿爾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說他想以我的名義發表我當時的筆記。我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此前我曾多次請求佐勒將手稿還給我，但他始終不肯。就這樣，1949年設在巴黎圣哥塔爾大街18—20號的利布萊爾·阿戴姆·法亞爾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邊12年》一書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譯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爾多夫出版社出版。盡管希特勒過去從未有過女机要秘書，但佐勒還是選擇了《一位女机要秘書經歷談》作為該書的副題。 對于我提出的异議，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雖然划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卻對我的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對我的身份不會產生任何怀疑。佐勒的書給人的印象是，似乎該書是在我的參与或是經我同意的情況下寫成的。 實際上，我感到我撰寫的筆記是客觀的，所發的議論是符合時代特點的。筆記中使用了一些過去我從未使用過的語言。由于先譯成法文而后又譯回到德文，有些用詞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別人還借我之口，說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況，如軍事技術方面的情況，形勢討論會上的談話內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識到，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監禁在奧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們，佐勒作為審訊官也對他們進行過審訊。對于這些情況的真實性我并不怀疑，只不過是它們并非出自于我。 當我讀到這本書時，我感到吃惊，因為我當時還毫無經驗，不知如何對付這种“精神掠奪者”的做法。我斷定，我絕對根据事實寫成的這本筆記不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調上也降到了畫報的水平。我的東西，被別人剽竊、篡改之后又公然擺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惱怒，真想把它推得遠遠的，無視它的存在。 帶病离開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無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東西都失去了。我一個心眼地為好歹活下去而奮斗。這本書的發行工作持續了沒多長時間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記得佐勒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我當時雖然名義上從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費的50％，但實際上我無法了解稿費的收入情況。現在我再也想不起來從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錢。當然，這一點就是在現在對該事件本身也是毫無意義的。 后來，佐勒先生又多次試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書，基于當時積累的經驗，對他所有這些試探我都予以拒絕了。他最后一次以這种方式問我是在1963年2月，對此我完全像拒絕來自各方的這類請求一樣，明确地予以拒絕了。 在后來的年月里，對于記者和歷史學家們就這本書寫給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這其中也包括英國記者海因里希·弗倫克爾的信，他寫到：“我認為，澄清這部畢竟在當代文獻中被引用頗多的著作的真實出版過程，不僅是對你的尊重，而且對當代史研究也是一种義務……，當然，為此我需要你說明真實的過程……等等。”在這期間，我已注意到這本書在整個新聞界被廉价推銷的勢頭，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晚郵報》上發表了題為《克里斯塔·施羅德號外》的連載。這篇文章曾使我一時不知所措。我猜想，這篇用意大利語寫成的連載文章是根据佐勒的書寫的，不管是不是這樣，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這篇文章，并且同時向他提供了就此進行表態的机會，然而他卻未這樣做。 周末版的每期雜志的封面上都登著一張照片，這是1939年的一個晚上希特勒到達布拉格赫拉德欣宮時拍攝的。此前我還從未見過這張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机的后邊等待著內政部長弗里克對我剛剛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補充的意見。照片上，在場的重要人物還有拉麥斯部長和施圖卡特國務秘書。這种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對我說來的确過分了，因此我過問了此事，但終無結果！我請求《晚郵報》澄清此事，《晚郵報》卻讓我去找一家米蘭通訊社，而這家通訊社卻又讓我去找設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訊社。就這樣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師說：“……得幫助一下像你這樣的女人。”于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給了他。但是，他的主動姿態并非像我開始所感到的那樣大公無私，而是像律師本人后來坦率承認的那樣出于一种非常現實的考慮。他希望為將來辦理類似的案件積累經驗。 他到處寫信，發向所有曾在某個時候引用過所謂我的言論的報紙和雜志。甚至給當時紐倫堡監獄里的精神病科醫生凱利大夫也發了信。凱利大夫在這期間已出了一本書題為《希特勒周圍的22個人》，書中登載了由我撰寫、但署著我的假名的關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他認為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划了希特勒，這种刻划將載入史冊。 但這位律師的努力無濟于事。凱利先生這時已經自殺。律師也像我自己剛剛經歷過的那樣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沒有澄清問題，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混亂。他答應巴黎通訊社，他將說服我接受該社記者對我進行1小時的采訪。為此我可得到5万法郎。我說：“我不稀罕這5万法郎，我要查明這篇連載的幕后策划者。”然而這個人始終沒找出來。為澄清這個問題所進行的努力不僅毫無結果，而且我托付給律師辦的關于四幅希特勒草圖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國和美國的大學里擔任社會學和哲學教授的愛德華·鮑姆加滕提出的論据才激勵我再次介入這個事務。他在1974年3月11日寫給我的信中說：“……這個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經歷談》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腳，否則這本書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寫的了……，但盡管如此，我感到他并未触動核心部分。從核心內容看，這的确是一個女人的經歷談，盡管她受了惊，但還是在恐懼中靜下心來，認真地回憶她畢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么長時間的那個人。一句話，我非常感謝你，感謝你的為人，是你經過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個人本來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這個人從近處和在各种形勢下認識另外一個人，她始終充分理解他，但卻与他保持著個人之間的距离，保持著獨立的個人判斷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于不斷地有新書出版，并且書中經常引用佐勒書中的內容，鮑姆加滕教授的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語言來敘述我在希特勒周圍度過的歲月，著手對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現的謊言和歪曲進行澄清。在這种情況下，我才決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間做的速記筆記和佐勒書中我的一些章節作為素材，不需要歷史學家和記者的任何幫助來撰寫我的報告。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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