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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弗倫茨先生有一次問我是否可以帶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里去。這樣，几年前我通過一個偶然的机會認識了克里斯塔·施羅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羅德，与常人不同，她不囿陳規俗套。她有文化，有音樂天資并且始終在尋求真實和事物的本來面目，但是她也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對人、對環境、甚至對她自己和她的過去總是持一种极端的批評態度。有時她可以出口傷人，然而這种處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的外表下內心极其敏感、有時缺乏自信心和神經過敏的人。 因為我長時間從事當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寫《論希特勒的寬軌鐵道》一書，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她便發現我是她的一位對話伙伴，与我談及她的生活、她的過去、“從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這樣，她向我講述了她与“佐勒的書”的經歷、該書的產生過程和1945年以后撰寫的她過去的經歷。 她非常憎恨那些記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書刊中發現了不符合事實的描寫，便會极其憤怒。有時我覺得她在有意尋找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東西。赫爾曼·吉斯勒稱她為“制造上層嫌疑的人”是不無道理的。 施羅德女士是一個執著追求真實的人。在她的遺物中，我曾發現一篇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文章，在剪報上她兩次用紅線將下面這段話標出來并在旁邊加了注——“這是對真實的真正解釋”： 真實是偉大的。人們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蓋它、割裂它和弄亂它，但卻不能消滅它。它不斷再現，總有一天它的光芒會照遍每個角落。不錯，人們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卻仍然是美麗的。真實也有被掩蓋——這往往是由于國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滅的時刻，但是總有一天它會重見光明。無論是在私人生活中，還是職業生活中都是如此。人們不止一次地上當受騙。有一句古老的諺語說：“謊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謊言最終不會得逞，我們應耐心地等待真實到來的時刻。在羅馬貴族院里刻有這樣一句話：“真實縱然有‘沉沒’，但決不會死亡。”“真實必須有堅硬的腦殼，因為它的頭時常遭到沖撞。”這句民間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們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羅德對事情喜歡尋根究底，憎恨對事實的歪曲，實際上，她從未完全從她過去的經歷中擺脫出來。至于一個在希特勒身邊工作和生活過12年的人是否還有能力擺脫過去，這則要另當別論了。 她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納粹党人。她常說：“如果1930年刊登在報紙上的那則廣告不是納粹党的，而是共產党的，那么也許我會是一名共產党人了。”施羅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評的眼光看待、表達、觀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經歷的事情、當時的朋友們、納粹制度、戰爭后果和毀滅猶太人的暴行之間內心充滿了矛盾。 施羅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筆記也許說明了她的內心矛盾、她斷斷續續進行的工作和她對真實的追求： “多年來大家都勸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關希特勒的一切都寫下來。我在很久以前就已開始用打字机謄清我1945年撰寫的速寫筆記。然而進行的不是給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個小時的任務，而是總在考慮希特勒复雜的性格。它使我沮喪。我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狀態中，如同俄國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說中描寫的奧勃洛莫夫其人一樣，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來卻還是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過他的時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計划、設想、展望搞得疲憊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認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個誤會。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太复雜了。安妮·勃蘭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證實了這一點。她，安妮，于1945年3月初曾被愛娃·布勞恩請到總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會儿，佣人走了進來，低聲告訴安妮，她丈夫來了，正在樓下等她。對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們說的是什么事。他總對別人的耳語感到好奇。如果誰要想把某個事情告訴他，最簡單的辦法是，先与鄰座的人低聲談論，一旦他發現有人耳語，他就一定要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這一點人們是可以确信無疑的。 “1944年7月謀殺案發生不久，卡爾·勃蘭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開拉斯滕堡元首大本營，此后他不再見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卻讓人把他請來。開始希特勒還猶豫不決，沒有會見勃蘭特大夫，但后來在他見到他之后卻又一見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這次見面的四個星期之后他就判處勃蘭特大夫死刑。 “勃蘭特教授在路德維希斯堡運送醫生去比利時參加一項訴訟案時曾見到過我，我們進行了簡短的談話，我問他：‘首長這個人怎樣，他是好人還是坏人？’勃蘭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個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認識到了這一點。過去我根本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使我感興趣的只是希特勒這個人。我只想把一些經歷，諸如為希特勒記錄口授和在拉德齊維爾宮樓梯間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貝格霍夫較大范圍內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爐前漫談時的情景以及后來在戰爭期間在間形勢討論會結束之后在大本營喝茶時的感受和當時的所見所聞都寫下來。” 施羅德女士只是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她的筆記整理工作。她有一個封面寫有“速寫練習”字樣的舊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夾。舊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寫的速寫筆記。日記上標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這些速寫筆記都是用施托爾策一施賴速記法寫成的，并非像一家畫報所說的那樣，是用只有施羅德自己認識的密碼寫成的。在此謹向速記專家格奧爾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謝意，感謝他將施羅德女士沒有譯完的速寫筆記翻譯出來。速寫筆記的旁邊還有她的許多隨筆和標明她的工作進度的紙條。 1982隼施羅德女士曾問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評注她的筆記。當時她的問題使我感到惊訝。我了解她与《佐勒的書》有關的經歷，為了這本書，她曾向書中所涉及的“從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時是不會發表她的筆記的。因為在許多人還健在的情況下，發表這部筆記是根本“行不通的”。盡管每個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筆記，但發表出來的卻為數不多，因為這些筆記一旦發表出來，就會立即招致別人的批評。 施羅德女士要發表其筆記并非為錢。她拒絕金錢和物質的東西。她一再強調，她的養老金足以維持她的生計，生活方面她沒有特殊要求，她對她的現狀很滿意。她沒有興趣出售她的筆記。盡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筆記拿出來發表將給她适當的酬金，但直到去世為止她并未為其所動。 對于她的問題我沒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擱置起來了。在她看來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當她做完手術出院之后——從她的腎上割除了一個惡性腫瘤——她又提起有關出版她那部應當由我編輯并評論的筆記的事。這時，她打字已很吃力，因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喚，而且還很容易疲勞。 在她住進上施陶芬城堡醫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將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請了來，再次詳細談了出版其筆記一事。 住了一段時間的醫院之后，救護車將她這個重病號從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給我打電話，請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訴我她還得住院，隨后她把一只用舊了的大黑皮箱交給了我，里邊保存著她自己撰寫和積累的材料。她不想讓“……她那全部文字遺產落入某些人或記者手中”，對于她經常談及的意見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羅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發表這部包含著許多有意義的當代史素材的筆記，我對她的文字遺產進行了整理、編輯和評論。如果說這本書是在未經字斟句酌的情況下寫成的，那主要是書中必須引用部分筆記底稿和一些詳細記錄的緣故，這些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羅德保存下來准備發表的。 克里斯塔·施羅德何許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內·施羅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漢諾威不遠的明登市。她与單獨撫養她長大成人的母親關系一般，因為她是一個十分嚴厲的女人，并未給予她的女儿那种她始終渴望得到的撫愛。1926年，施羅德女士年滿18歲可以獨立生活時，母親去世了。 她讀完小學和中學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遠房本家的施羅德合股公司里接受為期三年的商業培訓。同時她還在商業職業和貿易學校里上學。1925年4月1日結業。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繼續留在該公司任速記打字員。她有速記天才，經過持續緊張的練習和學習，她的速記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參加過各种各樣的速記打字比賽，經常獲一等獎。 1929年10月她离開明登市到了納戈爾德，為一位律師當秘書，她獨當一面，處理辦公室的具体事務。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個好點的工作，在業務上有所進展。 在當時那個失業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難時期，要想在慕尼黑找個工作并非易事。為了工作，她跑過許多公司，當她在報紙上看到招工廣告之后，她來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號的納粹党全國指導處求職。在87名競爭者中，她憑借其优异的成績和能力取胜，于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許多部門工作，一直到1933年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權后，納粹党的許多參謀部門都遷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羅德女士也一同調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總理府幫忙，在此期間被希特勒看中，后調到元首私人副官團當了秘書。 在總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此后便作為希特勒的秘書陪同希特勒進行歷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營。希特勒當時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曾這樣寫道： “我是1930年認識施羅德小姐的。她先在沖鋒隊最高領導机關全國指導處當秘書，大約1933年她被調到經濟政策局局長處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調到柏林納粹党聯絡部工作。由于她工作能力強，舉止文雅，她最終到希特勒的副宮團當了我的秘書。 憑借她的打字和速記本領和工作能力，后來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書。在所有這些崗位上——尤其在最后這個崗位上——絕對的信任關系是一項基本條件。 由于她工作主動、刻苦，加之她領會精神快，并在口授時隨口授內容進行思維，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滿足了人們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舉止文雅、得体，考慮問題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個大本營里突出表現了這些优點。” 勃蘭特教授在紐倫堡戰犯審判中受審時是這樣談到施羅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發表意見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羅德的特點与沃爾夫小姐不同。戰爭開始時主要是她們倆人負責希特勒的秘書工作。施羅德聰明、有批評精神并且判斷能力強，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書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連續不斷地為首長工作。她發表意見一貫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別人發生過嚴重爭吵。她不介入這個私人小圈子，連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開距离，因為受不了她的批評。由于施羅德小姐對希特勒總是坦誠相見，以致希特勒對她的反應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對希特勒本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由于她大膽、坦率，她的生命無疑處在极大的危險之中。” 第三帝國垮台后，施羅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國軍隊（反情報別動隊）逮捕，先后在許多拘留所和監獄關押過，1948年5月12日獲釋。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維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開始了非納粹化的審理程序，在一審判決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為主犯，判處三年徒刑。后經上訴，1948年5月7日的終審判決改判她為從犯，并在路德維希堡拘留所獲釋。 獲釋后，她于1948年8月舊至1958年11月僅給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輕金屬厂的老板申克先生當私人秘書，接著在該公司設在毛爾布龍的總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樣，施羅德女士遷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當辦事員，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羅德女士身体狀況欠佳，所以她59歲時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過著隱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羅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評价”的標題下寫道： “我考慮問題周到，有判斷能力，有批評精神，樂于助人。我具有很強的理解力和直觀能力。我還自以為能夠從別人的表情和行動中發現許多東西。我很少喜歡誰，但是我一旦喜歡上一個人，就會喜歡得過頭。真沒辦法！我之所以能夠批評別人，是因為我有追求真實和獨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視那种貪圖功名的人，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沒有自己的見解，只能跟在別人后面鸚鵡學舌。我也蔑視追求物質利益的人，他們是世俗之輩，他們不誠實，頭腦里充滿了偏見，而且不愿意對出現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羅德在擔任希特勒的秘書期間，是不曾有過一個年輕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過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時代之后，她仍沒得到安宁和一個女人所真誠希望的生活。這也許是因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劇對她產生了影響。 1938年，施羅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爾科尼克訂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對外國人的看法決定了此事不會有好的結果，希特勒不會同意這門親事，但她還是這樣做了。阿爾科尼克与南斯拉夫軍界有聯系，后來他在貝爾格萊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經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國總理府的關系”。施羅德女士因此也受到蓋世太保的盤問。1941年他們解除了婚約。 這里，人們也許會說，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納粹監獄里和集中營里度過的人來說，大好的時光下也是白斷送了嗎？而且他們所受的痛苦遠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書要多。對于這一點沒有任何爭論。但是，從評价一個人的命運，評价一個人生活的道路來看，不能不說施羅德女士在希特勒身邊失去了她的青春年華，在那里她內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營潮濕和零臭的地下室內和后來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嚴重摧殘。當然，她的命運只不過是千万人中的一個。 在施羅德女士看來，在希特勒身邊生活的特點是時時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規戒律的約束，不論在總理府內、貝格霍夫還是在各個大本營里人們的生活空間是狹窄的。她幽居在被約德爾大將在紐倫堡的戰犯審判中稱為“修道院和集中營的雜交品”的大本營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總是希特勒身邊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沒有實實在在的任務和工作，但卻是被希特勒視為代替家庭的最親近圈子里的成員之一。為照顧希特勒的情緒，她通宵陪他飲茶，恭听他那無休止的說教式談話，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結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羅德在筆記中對她在希特勒身邊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結論，作為對一個女人生活的總結，這個結論听起來并不令人愉快，她寫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沖鋒隊領導机關和經濟政策局，中間還在希特勒青年組織全國指導處干過几個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國總理私人副官團干了12年，這15年對我來講實際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絕的15年，是一种處在森嚴壁壘下的生活，戰爭期間大本營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東普魯土地區拉斯滕堡“狼穴”大本營寫給她的朋友約翰娜·努塞爾的信中說； “這個地區崗哨林立，不得不連連出示證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這次進軍之后我要想方設法与我們這個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樂觀的人們多往來，否則我將變得孤僻，失去与實際生活的聯系。 前一陣子我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种監禁式的与世隔絕的生活。我沿著鐵絲网漫步，不時路過崗哨，這時腦子里便產生了一些想法，實際上不論我們在柏林、在山上，還是在旅行途中，我們總是活動在同一個狹窄的范圍內，進行同樣的循環。這种狀況孕育著很大的危險和可怕的心理沖突，人們向往外部世界，但當人們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卻又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人們已完全被這种与世隔絕的生活禁錮了，無法再習慣于這個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羅德女士在她的筆記中還寫道：“屬于希特勒內圈的人常常被視為‘受歡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爭特性卻是很差的，在戰爭結束時，第三帝國崩潰的情況下，以及后來在拘留所度過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這种斗爭特性啊！在沒有任何依靠的情況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長的同事約翰娜·沃爾夫一起告別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開了柏林。今后的命運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無把握，我万万沒有料到過去的15年和擺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給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負擔，以至于我始終都未能從中解脫出來。我的過去使我与別人拉開了很大距离，實際上早在還未成為過去的那個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只是現在更進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東·約阿希姆斯塔勒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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