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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上薩爾茨堡之后我們在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愛娃·布勞恩的妹妹臨產了。愛娃·布勞恩的母親弗朗齊斯卡·布勞恩和愛娃的老朋友赫爾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們對柏林的殘局一無所知，都問元首何時回來。她們把我們看成了先遣人員。因為希特勒的海軍副官、海軍少將耶斯克·馮·普特卡默和元首護衛隊的几個人都遷移到了貝格霍夫住地。這證明希特勒已考慮至少將臨時呆在阿爾卑斯山城堡。敵机飛來的警報時常響起，然而上薩爾茨堡山每次都是霧蒙蒙的。敵机飛過貝格霍夫，但卻不投炸彈。兩天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醫生莫雷爾大夫也來到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說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發走了。這下擊中了莫雷爾的神經。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開了貝格霍夫，据說他想到巴特賴興哈爾去。這時卡恩貝格夫人也來到這里，為的是由此到圖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說到這里，我還想談點有關莫雷爾大夫的情況。卡爾·勃蘭特教授常常被錯誤地認為是希特勒的保健醫生。但實際上勃蘭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澤教授、哈塞爾巴赫教授只是隨行醫生，也就是說，如需外科治療時他們才來。希特勒的保健醫生是莫雷爾。 莫雷爾本來在柏林庫爾菲爾斯滕達姆大街有一家專為上層人開辦的診所，到那里就醫的主要是藝術家。他是一個地道的黑森人，中等個，肥胖身材，長著一副既善良又調皮的面孔。他的頭發總是蓋著耳朵和脖頸。他那顯然不纖細的手指上還戴著到海外旅行時帶回來的异國色彩的戒指。他吃東西的習慣也是從外國學來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剝皮，而是用力咬，讓橙汁噴出來。他虛榮心強，一見到攝影師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邊。負責向人們授予由外國政治家提供的勳章的外交部禮賓司常常擔心莫雷爾對給他定的勳章等級低不滿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見，這种擔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們還背后說他愛貪便宜。在元首大本營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調制的臭不可聞的虱子藥，他不讓別人用，令人惱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腸胃病總不見好轉，這時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紹了一位幫他治好病的醫生，就是莫雷爾大夫。霍夫曼對他神奇的醫術大加贊揚，加上他自己能說會道，終于打消了希特勒對外來醫生的反感心理。當他采用特种療法使希特勒的腸胃病有了明顯好轉，并且還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濕疹之后，便贏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為保健醫生，并授予他教授銜。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爾便馬上帶著藥包赶到。他一發現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親近的下屬得了感冒，就馬上進行有效治療。他一再說，希特勒“沒有時間生病”，他時刻准備為他治療。 最初，莫雷爾為希特勒治療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維生素和荷爾蒙。后來他又改用多維素，這是一种神效藥，是他委托專門藥厂生產的，既有藥劑，也有金紙包裝的藥片。希特勒對這种藥越來越有病。直到后來他感到原來的劑量已不起作用時，莫雷爾必須為他加大了劑量。否則又怎樣解釋希特勒下述的輕浮的話呢？當時達拉剛剛從柏林回來，腳穿翻口長統靴，手戴翻邊手套，頭頂紫紅的帽子。希特勒見到達拉便說，這身著裝酷似愛娃·布勞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觀察還是對的。1980年第七期《明鏡》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針頭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該文的內容出自倫納德和雷納特·赫斯頓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書。這篇文章中談到，美國神經科醫生通過查閱莫雷爾寫的資料證明，多維素中含有脫氧麻黃鹼和咖啡因。“……這是一种作用特別大的合劑，因為咖啡因起增大脫氧麻黃鹼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請我和達拉到他那里喝茶，整個過程中他的表現很失常。當我們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將他疼痛的腿搬到沙發上。在閒聊過程中他突然愜意地伸開雙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態說：“……要是兩個人在相愛讀多好啊！”我和達拉感到惊异，我們還從未見過希特勒這樣陶醉。喝完茶之后，我們到了莫雷爾的房間，問他首長怎么啦，怎么他說話那么滑稽。莫雷爾調皮地微笑著，從眼鏡的上邊望著我們回答說：“是嗎，你們發現什么了？我給他注射了從公牛的睾丸中獲取的荷爾蒙激素，為的是給他壯陽！”1980年3月，曾在羅森堡的參謀部里工作過的羅伯特·朔爾茨告訴我，莫雷爾曾請羅森堡為他搞公牛睾丸。 還有不少情況可以證明希特勒已經离不開注射刺激性的藥劑，离不開莫雷爾。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發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損害，耳鼻喉科醫生埃爾溫·吉星大夫應召為希特勒治療，通過他，人們才知道，莫雷爾為希特勒下藥過于輕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藥片中發現了一個裝有含兩种毒素的消毒藥片的小瓶子，于是便問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說；“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對莫雷爾的失職行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這一情況告訴了當時已不常駐大本營的衛生局長勃蘭特教授，并請他馬上到“狼穴”大本營來。勃蘭特教授和哈塞爾巴赫教授一起告訴希特勒，他左手劇烈顫抖和視力下降是因為服用含有強烈毒素的消毒藥片造成的，莫雷爾隨便給藥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然而，希特勒卻容不得別人說他的保健醫生的坏話，他是如此依賴他，以至于不相信勃蘭特教授和哈塞爾巴赫教授的話。他只認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爾，甚至認為這兩位教授明知他沒有莫雷爾不能生活，還這樣做，是間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總理府的一次午餐會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對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堅信不疑，下面我還將談到這次午餐會。從此，希特勒在大本營里就不想再見到勃蘭特教授和哈塞爾巴赫教授。當有人告訴希特勒，說勃蘭特散布了所謂戰爭打不贏的言論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蘭特了。在美國入打進柏林的前一天，勃蘭特教授讓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爾，而未去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蘭特教授的死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飯像以往那樣，飯菜已精心擺好，立燈都已點著，窗帘也已拉上，使人們看不到外面被炸毀的皇家飯店和宣傳部大樓的廢墟。我們坐在拉德齊維爾宮內的樓梯間已經等了好長時間。約在三點半的時候，仆人林格終于把門打開說：“首長來了。” 接著，希特勒皺著眉頭迎著我們走來，漫不經心地吻了一下我們的手，還沒等我們坐定，他便開始發起火來：“阿爾布雷希特這個人真气人，無怪乎愛娃不喜歡他。許多事情，只要我一不親自過問，准出問題。我已明确指示過，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新的、縱橫交錯的入口處應筑上鐵柵欄。我問阿爾布雷希特是否已照辦了，他說是的。可我剛剛看了一下，在入口處只搞了個混凝土牆，這樣做毫無意義。我真的誰也信不著了。這搞得我心煩意亂。要不是有莫雷爾，我根本就無法一一過問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時我就徹底沒辦法了。勃蘭特和哈塞爾巴赫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爾，他們就不想想，我怎么辦。我一有個三長兩短，德國就完了，因為我沒有接班人！” 我發現希特勒是那么激動，他說：“赫斯已發了瘋，戈林已喪失了德國人民對他的信任，希姆萊在党內通不過！”我說：“但在人民中間卻時常談及希姆萊。”听了這話，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說道：“希姆萊完全是一個無藝術才能的人。”我反駁說：“這在現時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藝術才能的人來負責藝術方面的工作。”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滿腔怒火，他說：“任用有藝術才能的人，說得簡單，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早就這樣做了。” 接著，他就离開了房間，進來時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話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責備的口气對我說：“那你就再動腦子想想，誰應該當我的接班人！”后來我每想起這次爭吵，就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沒有莫雷爾他就完了。 戰爭接近尾聲時，希特勒對莫雷爾也開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爾把他毒死，于是1945年4月22日讓莫雷爾离開了柏林。 我在路德維希斯堡俘虜營被關押期間，曾來過一輛醫療運輸車，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過的一名女醫生赫爾塔·奧伯豪澤爾帶到比利時去。經過勃蘭特教授与俘虜營管理部門交涉，我与她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她告訴我，美國人將她和莫雷爾關在一個牢房。她罵莫雷爾：“你這個蠢豬！”她感到這樣做心里痛快些。她罵他，無非是想表明莫雷爾應對毀掉希特勒的身体負責。可以肯定，莫雷爾并不是有意這樣做的。服用少量的藥對希特勒無濟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爾維持他的工作能力，在這种情況下，莫雷爾怎么辦？最終他也只能滿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爾是否考慮過這樣做的后果，這誰也不知道…… 馬丁·鮑曼的弟弟阿爾貝特·鮑曼在此期間也從柏林來到山上，同他那位臨產的夫人住在貝希特斯加登飯店里。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爾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貝格霍夫下邊他的鄉下別墅里。回來之后，阿爾貝特‘鮑曼便向我口授了這次談話的內容。戈林問他，形勢討論會的記錄存放在何處，并且說：“必須立即把它們統統銷毀，否則人民會知道，兩年來領導他們的原來是一個‘瘋子’。”阿爾貝特·鮑曼希望在紙上不要打上這個字，而用一個點來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認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當天晚上，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裝的党衛軍包圍起來，誰都不准出入。我開始以為希姆萊已奪取了政權。元首護衛隊的人荷槍實彈地守衛在貝格霍夫前廳的大門旁邊。樓內靜极了，像往常那樣，海軍少將馮·普特卡默嘴里緊緊叼著一根粗粗的雪茄吸個不停。 誰都不知道貝格霍夫為什么被包圍起來。人們向外打過多次電話都毫無結果。几小時以后還是由一個勇敢的青年傳令軍官親自跑到坐落在貝格霍夫上面的党衛軍軍營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時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訊聯絡。 4月25日星期三，陽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還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經不冷。我約定上午10點鐘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發。几天來一直存在著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險，但是我并沒有更多地注意到這一點，并且始終安靜地呆在自己的住處。這几天，每天都有敵机從貝格霍夫上空飛過，但不投炸彈。接近10點半時，突然警報又響了起來，這是預警。接著響起了提醒人們已存在緊急危險的警報，天空出現了美國轟炸机，此時在离我的房間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彈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闖入約翰娜·沃爾夫的房間（她剛剛從韋索布倫她母親那里回來），叫道：“快走，有炸彈！”我一步也沒停就由貝格霍夫老建筑的樓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彈室的入口處，而且中間還要越過几米長的天井，經過通到山里的60個台階。第二枚炸彈擊中了我們住的老建筑的右側，平台被炸毀了。誰都沒料到貝格霍夫居然會遭到襲擊。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許多人連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彈室里去了。 半小時以后又來了第二次高潮。大規模的襲擊開始了，炸彈接連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彈室上。爆炸聲連成一片，碎石橫飛。那副情景簡直令人膽戰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縮一下脖子，那些技術設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彈室此時都失靈了。燈光和通風設備全部關閉。外邊的水也從台階上流下來進了地下避彈室。我們非常擔心臨產的費格萊因早產。當時混亂和恐懼的情景簡直無法描述。 下午3點30分許，我們离開了地下避彈室，緩慢地走完所有台階來到地面上。顯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副慘不忍睹的場面。貝格霍夫損失慘重。牆壁雖還立在那儿，鐵皮房頂破爛不堪地牽拉著。門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內地上堆著厚厚的瓦礫，大部分家具都已損坏。所有的廂房均已被摧毀，道路被埋沒，樹木被折斷。綠色的東西統統不見了，這与火山爆發后的情景一樣。 在貝格霍夫和毗鄰的樓房遭到摧毀之后，我們就住進了地下避彈室。格雷特·費格萊因和施奈德女士搬進了愛娃·布勞思的房間，我和約翰娜·沃爾夫搬進了希特勒的房間。格雷特·費格萊因和赫爾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車隊的一輛卡車和一輛轎車就拉著她們連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爾塔·施奈德的住所。她們把愛娃·布勞恩的衣服也都裝了箱，并且讓人運到湖邊城市采爾附近的菲施豪恩宮去，那里駐守著党衛軍的馬隊。 不久前，愛娃·布勞恩還給她的妹妹來了信，信中寫道：“現在我們每天每時都在等待著結局的到來。但我們本想活著落到敵人手里。”她還寫道：“……格雷特請放心，你會見到你丈夫的。”她這樣寫，要么是因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約翰娜·沃爾夫乘坐一輛即將開往慕尼黑的汽車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們了解一下我們是否能在那里找到臨時住處。我們問這個問那個，我們怎么辦，我們在何處安身。我們曾在貝格霍夫認識的兩位党衛軍總部的人說要給我們搞假證件，還告訴我們什么地方可找到住處等。 前几天，紹布也從柏林來到貝格霍夫。一到這里他便立即不動聲色地著手清理元首辦公室內希特勒的保險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備忘錄、書籍等物上澆汽油，開始焚燒。在焚燒過程中，他只讓來自大本營的那些人幫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們講話，既不談有關首長的情況，也不談我們將怎么辦。在烏云密布的天空下，目睹紹布焚毀文件的場面實在令人感到絕望。 有一段很短的時間，紹布离開了焚燒現場，我便趁机走到近處看了看被焚燒的東西。我發現有一個鞋箱裝滿了給格莉·勞巴爾的信，對此我產生了興趣。可惜我從精心捆好的由許多男人手寫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這封信卻非常有价值，它清楚地描寫了格莉·勞巴爾的處境。另外我還從一個箱子里取出一捆希特勒畫的建筑設計草囹，背著紹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來。在火堆旁邊靠平台牆壁的地方有一片積雪，在那儿正在緩慢地燃燒著一本DINA4規格的、精裝本的備忘錄，看上去它像一本過去人們用來記流水帳的舊式帳簿。備忘錄上貼了標簽，標簽上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可見：“大德意志帝國的設想和建立”，可惜我沒有把它撿起來。 阿爾貝特·鮑曼和在飛机轟炸時分娩的夫人住進了貝希特斯加登飯店，紹布也住在那里。兩位先生時而來貝格霍夫，只是為了組織食品和酒的貨源，紹布還帶著他的女朋友希爾德·馬爾策爾維斯基來，她是一位來自柏林這個“大城市”的舞蹈演員。 4月29日星期天，電台廣播說，希特勒將不离開柏林。這時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阿爾貝特。鮑曼還對元首護衛隊的人說：“不要喪失勇气，還有希望。”我自問，還有什么希望。 1945年5月1日，當電台廣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后，立即出現了簡直不可描述的變化。上薩爾茨堡陷人一片混亂。農庄被貝希特斯加登人搶占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窖也被打開。從施佩爾的住所和曾當作國賓館的貝希施泰因別墅里，當地人不僅把小件東西，而且把家具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發店被搶劫一空。 在地下避彈室我們住的房間里出現了一些我不認識的女人，估計她們都是正在搬運集裝箱的刑警們的女朋友。這些平時禁順的刑警和不久前剛剛分配到元首護衛隊的党衛軍成員以及貝格霍夫的服務人員，委時間舉止突然都變了樣。 貝格霍夫廚房里的瓦礫已被清理出來。管家米特爾·施特拉塞爾帶著滿滿一卡車東西已經离開了這里。几天后他的夫人也隨他去了。几天來她一直在整理行裝，別人根本見不到她。廚師布呂特根本來是一個很听話的女孩子，現在也任性起來。對那些指使她干事的人突然表現出一反常態。 倍受愛娃·布勞恩寵愛的蘇格蘭狗是大家一直害怕的，因為它一見到長統靴就又啃又咬。現在它也悄悄地离開廢墟溜走了。過去大家都那么喜歡狗，可現在再也沒人理睬這條被嬌慣的狗了。這就是目前發生的變化。一种孤獨和冷落的感覺油然而生，不知如何是好。 在貝希特斯加登后湖邊上的“波斯特”公寓早已為副官團和柏林元首住所里的職員和家屬安排好了住處，并為他們准備好了食品。阿爾貝特·鮑曼在這所公寓里也為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訂好了房間。阿爾貝特·鮑曼開始時催我先搬過去，但我想等到約翰娜·沃爾夫回來后再搬。可是當美國人离我們越來越近時，他又說；“……大家都集中在一個地方不好。大家各顯其能，想法解決各自的住處問題更好些。”但是我到哪里去呢？我既沒有交通工具，又由于長期呆在希特勒身邊与世隔絕不認識任何人。就這樣，我仍然在貝格霍夫下面的地下避彈室里繼續住了下來。 貝格霍夫的服務人員想把貝格霍夫的家具帶走。所以我就与住在貝希特斯加登飯店的阿爾貝特·鮑曼取得了聯系，以便征求他的意見。借此机會我還向他匯報了刑警隊想炸毀地下避彈室內存放希特勒私人壁畫集的房間。卵形手榴彈已在地下避彈室門口的箱子里備好。我認為，毀坏這些壁畫簡直是在發瘋。阿爾貝特·鮑曼贊成我的想法，并且同意每人拿走一幅壁畫。 沒等貫徹鮑曼的意見，刑警們就把地下避彈室內所有房間里的東西都破坏了。我曾當場阻止他們不要毀坏愛娃·布勞恩房間里的那件珍貴的瓷器。瓷器上畫有一株長有四片葉子的三心花瓣，邊上還有愛娃的縮寫簽名。它是由卡爾·勃蘭特教授設計，索菲·施托克繪制的。當我對刑警們的做法表示震惊時，他們對我說：“……凡是有可能表明愛娃·布勞恩存在的東西，都要統統毀掉！”愛娃·布勞恩留在這里的所有衣服如帽子、連衣裙、鞋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拿到平台上燒掉了。連愛娃·布勞恩与希特勒的像冊也都毀掉了。這些警官們甚至對愛娃·布勞恩簽過名的圖書也不放過，也要把簽名的這一頁撕下來。這里所發生的一切簡直是癲瘋之舉，然而這顯然是紹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使他們干的。本來，那些珍貴的銀器也要統統打爛，但是人們后來還是沒有這樣做。1945年5月5日，這些東西連同地毯、織花壁毯和壁畫一起被裝在党衛軍的一輛卡車上運走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4日晚上，費格萊因的副官漢內斯·戈勒爾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對他講了這里發生的一切，并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認為這樣做是不可原諒的，并且于第二天上午就派來一輛卡車把壁畫等物品運到菲施霍恩去了。我在避彈室愛娃的房間里把珍貴的壁畫、一切帶有藝術性的貴重物品、愛娃的白銀、銀項鏈等物品都集中起來并且吩咐刑警隊的人裝上了卡車。在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畫，如博爾多內的和丁托列托的，由于道路被毀這些壁畫難以從冰雪覆蓋的南山坡上運下來。党衛軍的人毫不隱諱其不滿情緒，此時再也沒有紀律可言了。 之后，卡車把這些壁畫拉到了薩爾茨堡郊區的阿爾特奧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擔任過奧地利鹽場場長，后來被指定負責搶救藝術珍品的埃梅里希·波希米勒先生几年后在与宇里埃特·馮·希拉赫聊天時提到：“在美國人到達前的最后一刻他們還給我送來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1944年以來存放在阿爾特奧塞的不可估量的藝術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將放在未來的林茨博物館里的，這部分主要是19世紀德國畫家作的壁畫，也有荷蘭、意大利和法國畫家的名畫以及家具、雕刻和工藝美術品等等。 希特勒認為希腊和羅馬是文化的搖籃。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學這些概念都源于那里。他常常滿意地表示，他的羅馬和佛羅倫薩之行使他得以欣賞那些以前只能在畫冊上看到的不朽杰作。 希特勒不喜歡意大利的現代畫。他認為，這种面過于接近印象派和表現派藝術。他認為，這种蛻化了的藝術（希特勒語）是猶太人的作品。他們大肆宣傳這种毫無意義的拙劣畫，為的是多賣錢，然而他們自己卻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畫。 德國現代畫家中得到他承認的為數不多。但是他經常買畫，盡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歡的，他這樣做的目的是鼓勵藝術家們的創作。他說：“我們的現代藝術家都缺乏過去偉大藝術時代的藝術家們所具有的細致和耐心。”只有兩個時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古希腊羅馬時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歡文藝复興時期的文化，因為這個時期的文化与基督教迷信聯系過于密切。 藝術商人們都知道希特勒對14世紀以前的藝術不感興趣。他把購置早期和晚期哥特式藝術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給了赫爾曼·戈林去干。希特勒通過藝術商購置的所有壁畫都是照章付款的，資金來自由郵電部長奧內佐格發起成立的所謂“郵票基金”。每發行一种帶希特勒頭像的郵票，都要付給希特勒錢。為慶祝全國党代會召開、藝術展覽會開幕、奧地利和蘇台德与德國合并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發行的帶希特勒頭像的特殊郵票尤其暢銷。購買壁畫的流水帳由紹布管著，登記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關于建立畫廊的計划是龐大的。每個城市都要有一個小畫廊。最好的畫廊將建在林茨。希特勒對林茨怀有极大的興趣。希特勒還計划在這個城市里建一個大型博物館，每個世紀都有一個展廳，而且畫与畫之間的距离不要像盧浮宮里那樣挂得那么密，用他的話說：“不要一個影響一個”，而要与源于同一個世紀的家具一起產生效果等等。林茨博物館也是他在与大家喝晚茶時最愛談及的話題之一。 希特勒酷愛建筑設計。他閱讀過許多這方面的專業文獻，并對每個時代設計風格直到具体細節都了如指掌。對浪漫派的建筑風格他興趣不大，對哥特式風格他不喜歡，因為他認為這种風格過多地滲透了基督教神秘主義的色彩。他主要贊賞巴羅克風格，對德累斯頓和維爾茨堡的巴羅克藝術建筑贊不絕口。 這里沒必要著重提及他所熱衷的新德意志藝術風格。因為這是他本人所倡導的。這位受到希特勒鼓勵的和具有強烈希腊古典風格的真正創造者是建筑師特羅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從內心深處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讓下屬在他的墓前獻上一個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設計方面的知識确實是令人惊訝。他對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積和平面結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認為，從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達佩斯超過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戰爭期間，他不止一次地說：“如果能脫掉軍裝，只跟藝術打交道，那將最令人高興不過了。” 為重建遭到戰爭破坏的城市和古跡，希特勒擬定了一項宏偉的規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歷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攝制下來：“我已讓他們將每座有歷史价值的建筑從里到外都照下來，而且工作要細致，以便將來建筑師和藝術家們有确鑿的證据，因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見證必須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忠實原貌。通過彩色照片是可以辦到的！” 由于他熱衷于建筑，聊天時他把建筑師請來。他經常拿上一張紙，繪制宏偉的草圖。我見過一些著名的設計師和建筑專家，他們對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簡直惊訝极了。即使在戰爭期間，他還抽時間來討論建筑設計和藝術問題。 他那項戰后重建柏林和漢堡的計划龐大無比。他常說：“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他說這話時的聲調和動作根本就不會使人產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國的思想始終在賦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當他感到疲勞和緊張的時候更是如此。當他開完緊張的形勢討論會已疲憊不堪時，假如有哪位專家拿來一些新的設計方案或建筑模型請他看，他會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奮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爾曼·吉斯勒教授也給他帶來了林茨市的一個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總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經常呆在這里向許多人（我記得其中有萊伊博士和卡爾滕布魯納）講他如何建設林茨市。希特勒還計划在林茨建一個圓形的白黃兩色的瓷器館。 党衛軍總部的兩位領導人為我和約翰娜·沃爾夫送來了假身份證。我把可表明我真實姓名的所有證件和材料都毀掉了。這類東西我身邊已所剩無几，因為我的文件連同箱子在伯恩納多夫已全部丟失。甚至連帶有我的縮寫名字的皮首飾盒也丟掉了，當時我就是那樣沒頭沒腦。 我每天都在徒勞地等待著約翰娜·沃爾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來了。后來在俘虜營里我才又見到了她。我們被關在一個俘虜營，但不住在一起。貝格霍夫的服務人員一個接一個地离開了地下避彈室。元首護衛隊想遷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說還在那里戰斗的澤普·迪特里希取得聯系。他們拼命地努力為這次旅行准備軍火和汽油。 當時我始終不知道我應該到何處去，他們就讓我跟他們走。可我在作戰部隊有何用場？想与外邊任何一個地方取得聯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連后湖的電話都打不進去。備用汽車也沒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剛下了一場雪，遭到嚴重破坏的道路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冰。要是能通過被破坏的台階到達外邊的路上，簡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從未見過的那些据說是屬于刑警隊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們，在地下避彈室里罵不絕口，不停地喝酒、抽煙，以往的紀律全沒了。 美國坦克的先遣部隊已抵達希姆湖畔的消息傳來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奧地利運送貴重物品的卡車离開貝格霍夫。元首護衛隊的奧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議我与他和党衛軍的人去找作戰部隊，我拒絕了。怀著完全絕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貝格霍夫的廢墟。一位名叫埃特爾的年長的警官見我垂頭喪气的樣子，在我登上卡車時還設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現在已來不及多考慮了，我必須拿定主意，是隨車去奧地利還是在后湖下車。因為我想征求一下紹布和阿爾貝特·約曼的意見，而他們現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里，最后我還是決定在后湖下車。 我到達公寓時，他們兩位正在一邊喝香檳酒，一邊在商量逃离的問題。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希特勒的牙科醫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個一向持重、頭腦冷靜和受歡迎的人。他主張改變生活方式，如果說他還算不上一個禁酒 主義者的話，至少對飲酒是十分節制的。面對桌上擺著的一瓶香檳酒，他臉上充滿厭惡的表情，說道：“許多事情都坏在這上邊！”他同我一樣感到惊慌失措，絲毫沒有料到會有目前這樣一种結局。 因為紹布和鮑曼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命運，琢磨著怎樣借用假證件以最快的速度离開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頭的火气，對他們說：“只顧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別人的死活，簡直豈有此理！”我的指責深深地擊中了阿爾貝特·鮑曼的要害，使他震動很大，他的确是一個性格軟弱、敏感的人。他對我只說了一句話：“……他使用真實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后他和紹布很快就离開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負責安排住處的職員名叫奧古斯特，來自阿爾貝特·鮑曼辦公室，他過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現在對我的到來卻表現出极為不快，他說：“現在你怎么還來，單人房間沒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舉止和說話的聲調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軍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親和孩子們以外，海軍上將鄧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們在這里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圈子。現在，紹布的女朋友、從柏林這個大城市里來的舞蹈演員也加入到這伙人中來。另外屬于這個圈子的還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況同布洛姆貝格部長的情況有些類似。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雖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卻為她在庫爾菲爾斯滕達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繼續同她保持聯系。所以后來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發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來越令人壓抑。盡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煙等物品，但是指定給我們的食品突然消失了。盡管他掌握著食品的分配權，但他卻不能告訴我們為什么出現了這种情況。飯菜越來越少，在后湖什么都買不到，我們天天喝豌豆湯。 這期間美國人已進駐貝希特斯加登。人們不得不把主樓騰給一個連的美國士兵居住。我們被擠到廂房里去住。每當藏在周圍小茅草房里的党衛軍領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場混亂。這是最令公寓主人惱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議我們最好离開這里。气氛變得越來越壓抑和危險。我們听說，貝希特斯加登地區的地痞和黑鬼們已開始搶劫。有一天，果真有兩個全副武裝的地痞出現在我們的房間里。他們環顧四周，不動聲色地打開了所有的抽屜，最后把我從貝格霍夫帶來挂在牆上的兩幅小油畫取下來拿走了。另外從我們的箱子里拿走了兩個小收音机。我在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們沒有發現，這些箱子后來到了美國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約七點鐘，有人敲我的門。一個美國反情報部隊的人，要找阿爾貝特·鮑曼和富塞爾小姐。阿爾貝特·鮑曼此時化名羅特在貝希特斯加登地區隱蔽起來了。這點人們是知道的。另外還尋找一些農民。他問我：“你是誰？”他肯定已從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況。此時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還是克制著自己。 當天下午，美國反情報部隊的一位軍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隨行人員隨隨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開后把里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這种情景，使我非常惱火，然而這位軍官卻說：“你必須習慣這一套！” 一輛吉普車把我拉到了貝希特斯加登美國反情報部隊駐地。曾在元首大本營工作過的几個速記員正在翻譯在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記筆記。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條，無非是告訴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爾夫），他將外國人作為禮品送給他的熏肉寄給她們，并告誡她們，千万不能生吃！ 戰爭結柬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當時審訊我的記錄复制本： 時間：1945年5月22日。 地點：貝希特斯加登。 對話人：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書施羅德小姐。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時候開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羅德：1933年以來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臨時為他當過幫手。沃爾夫小姐自1929年以來一直在他那里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達拉諾夫斯塞小姐。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戰爭期間，一般情況下每天都怎么過？ 施羅德：我們沒有确切的時間表。我們總是隨叫隨到。希特勒是個地地道道的夜貓子，多數情況下晚上才開始工作。我們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間。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后在柏林度過的那些日子，我們都是早上8點上床。這個時間主要取決于夜間形勢討論會的情況。討論會后希特勒總要請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這個圈子包括我們女秘書，克里斯蒂安女士、沃爾夫小姐、榮格女士，此外還有一名醫生，或是莫雷爾大夫或是別人（后期莫雷爾不再參加，因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爾貝特·鮑曼小隊長。 希特勒需要用這种方式來休息。喝茶葉不談政治。希特勒之所以從不請与他有工作關系的先生，是因為他一見到他們就三句話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腦從作戰圖中解脫出來。他常說，他眼前只有地圖。起初，是五六點鐘或是七點鐘結束喝茶，然后，如果沒有文件可閱，希特勒就上床睡覺。 希特勒一般11點鐘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飯。接著由紹布匯報形勢并報告希特勒哪些人來參加討論。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在談話過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關防空方面的決定？ 施羅德：有紹布在場，希特勒總是罵個不停，什么事也決定不了，因為紹布不是軍人。希特勒對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滿。他認為我們的防御力量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現有的裝備沒有完全用上。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紹布在場時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嗎？ 施羅德：定不了。在這种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是沒有意義的。紹布是一位老總管，從未得到希特勒特別的賞識。他說：“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紹布。”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你們什么時候處理私人信件？希特勒親自口接信件嗎？ 施羅德：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謝信和恭賀信。后期希特勒沒有口授過信件。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你作為女秘書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羅德：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口授長篇講話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來。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還需要修改？ 施羅德：他自己還要做很多修改。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別人改嗎？ 施羅德：不改。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戈塔爾對這些稿子也沒有提出過一些意見嗎？ 施羅德：沒有。只有一次，他提供過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統計材料。但是那些講話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個好的修辭學家，每一句話都要進行反复推敲。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向戰士們下達的命令也是希特勒親自口授的嗎？ 施羅德：不是，一部分是國防軍送來的。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謝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間有過私信來往嗎？ 施羅德：沒有過。他經常強調，他最大的特點是不親手給任何人寫信，即使在斗爭年代也是如此。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統統會被利用。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過飯嗎？ 施羅德：后期只有午飯和喝晚茶時同他在一起。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飯時的話題都是什么。 施羅德：不談政治，談的是建筑、戲劇、音樂、德語、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設想。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談過重建城市的問題嗎？ 施羅德：談過。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托誰來從事這項工作？ 施羅德：這項工作是由菲克教授開始的，本應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后施佩爾接了過去，因為這本來也是他的任務。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羅德：不是。另外，吃午飯時還談及過醫學問題。莫雷爾教授當時正從事激素研究。希特勒對此也感興趣。他認為，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強。希特勒還研究營養問題。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种族問題大概應屬于政治范疇的問題吧？ 施羅德：人种問題也常常談到。我本人對這個問題從未有過興趣，因為人們對人种的研究有許多缺陷。許多女人欺騙過她們的丈夫。我經常向希特勒談到這一點。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隨便討論問題嗎？ 施羅德：可以，當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這個限度怎么掌握。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吃飯時布勞恩小姐在嗎？ 施羅德：布勞恩小姐只是在戰爭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飯時她有時在場。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勞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羅德：是這樣對待她的。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當作妻子嗎？ 施羅德：的确是的。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他們沒有生過孩子嗎？ 施羅德：沒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國雜志上看到過有關這方面的消息。許多說法都是不真實的。還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爾的人。有一類女人。對這种謠言听之任之。莉尼·里芬施塔爾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關系如何？ 施羅德：他們沒有關系。希特勒很欣賞雷娜特·米勒這女演員，因為她表現了一個可愛的德國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過私交。——戰爭后斯，希特勒几乎連半小時吃飯時間都沒有。多數情況下飯后全國領袖鮑曼都到這里來。午飯經常到四五點鐘才能吃上。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沒有私人信件往來？ 施羅德：原則上說沒有。只是在他給他的姐姐寄走別人作為禮物送給他的熏肉時才寫過一封短信。元首沒有家庭觀念。這點連他自己都承認。希特勒有兩個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維也納，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勞巴爾的遺孀，后來在德累斯頓与哈密茨施教授結了婚。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關系那么坏？ 施羅德：首先他們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關系。父親王次結婚，他是個孤儿，完全靠自己干出來的。他先在奧地利學習制鞋手藝。然后到了城里又進學校讀書，后來他一直干到當上了海關的頭頭并且自己還購置了一塊地產。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談不談他的青年時代？ 施羅德：我記錄了有關這方面的許多小故事。這些筆記都保存在柏林總理府的箱子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個家庭成員的分量還重。 晚飯是21點或22點吃。還在大本營的時候，女秘書們与希特勒共進晚餐。到柏林后，只有布勞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勞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風。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嗎了？ 施羅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質弱，易疲勞。她适應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時，希特勒始終都很活躍嗎？ 施羅德：是的。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時候？ 施羅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壓抑？ 施羅德：是的，可以說自從4月初以來一直是這樣。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時間希特勒臥床不起，是嗎？ 施羅德：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當時呆在會議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嚴重的腦震蕩和耳鳴。希特勒是唯一沒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緒非常不好。他總有一种幻覺。總感到有人想謀殺他。并且把這种感覺告訴過我。他說：“我覺得要出事了。”說這話的前一天他還感到不舒服。他在單獨与我一起吃飯時說：“我可不能出事，因為現在找不出能夠擔當領導責任的人。”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備讓誰來接他的班？ 施羅德：既不准備讓戈林，也不准備讓希姆萊接班。赫斯出走之后，從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備讓戈林接斑，但實際上卻認為他沒這個能力。我曾經与他吵過一次架。事情是這樣的：一天他對我說，他已經沒有接班人了。第一個接班人赫斯瘋了；第二個是戈林，人民不喜歡他；第三個是希姆萊，党內通不過。當我說到，在人民中間希姆萊常常被提及時，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說希姆萊完全是一個無藝術才能之輩。我反駁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藝術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藝術的能人負責藝術方面的工作。說到這里，希特勒便發起火來，他說，起用橫藝術的能人，說得容易，要是能做到這一點，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希特勒這三個人誰都不配成為他的接班人。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慮過誰？ 施羅德：誰都沒考慮過。對于我的話他十分惱火，他責備（以往他不這樣）我怎么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傷了他的心，他認為我們這些認識他和希姆萊的人不該把希姆萊与他相提并論。那天中午，他离開的時候生气地說：“你再動動腦子想想誰能當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發生后，我以為不會再請我們吃飯。然而在15點的時候，我們出乎意料地被請去与希特勒共進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煥發、生气勃勃，簡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談了仆人們對這次事件的態度，說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著又說：“請相信，這就是德國的轉折，現在德國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興的是，這幫混蛋們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對他說，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說：“恰恰相反，我必須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輿論會怎么反應。”午飯后不久，他就驅車离開大本營，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發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臥床休息……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審訊我之后，用標准的德語對我說：“你是一個受歡迎的人，至少你講話是客觀的，而那些被審訊過的納粹党區領袖和部長們說話卻官腔十足。我在考慮是否應該保護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況告訴等候在隔壁房間里的14名記者，碰碰你的運气。” 這天，他還同情我。但是過了几天美國《時代》和《生活》雜志的記者又出現了，其中還有著名記者杰克·弗萊施納。在与這些記者談話之后，我和住在同一個房間的伊爾澤·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過去的副官維德曼上尉的女秘書。曾与元首護衛隊一位隊長結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計划 我經常利用他們請我同他們“合作”的机會，想方設法說服他們在貝希特斯加登為我們倆找個房間，以便使我們從后湖那种可怕的環境里擺脫出來。當時人們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圍內活動。伊爾澤說，我們買一匹馬和一輛車，坐著馬車到呂訥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實現不了。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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