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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總理府公園內的元首地下避彈室經過加固之后，希特勒將其大本營遷到了柏林。本來，地下避彈室是一個為躲避空襲臨時落腳的地方。但是，當1945年1月拉德齊維爾宮內樓上的住房被燃燒彈炸得無法居住時，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地下避彈室里。 拉德齊維爾宮里副官們住的廂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樓梯間沒有遭到損坏。開始時，我們秘書与希特勒在這里吃午飯，窗帘是拉著的，屋里開著電燈，然而外邊，春光照耀在炸毀了的皇家飯店和宣傳部的大樓上。晚飯則是在元首地下避彈室內希特勒那間既小、陳設又簡單的辦公室里吃。 地下避彈室的設施延伸到總理府公園內，尾部備用出、口的形狀像一座小塔。樓內許多自上而下的台階都通到地下避彈室。希特勒住的是一個很窄的房間，里面只有一張小寫字台，一個窄沙發，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內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間的左邊有一個通向浴室的小門，右邊有一個門与狹窄的臥室相通。 辦公室完全被懸挂在辦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對大眼睛威嚴地審視著前方。沉悶窄小的房間和整個气氛給人一种沮喪的感覺。誰要想在房間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開。早上6點鐘，當希特勒開完夜間形勢討論會后見我們的時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發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盡管他為了阻止這种情況的發展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無濟于事。不過，在我們歡迎他的時候，他還是有力量站起來的。過不了一會儿，他就又坐到沙發上，這時仆人為他抬起雙腳。希特勒几乎持續地處于一种易激動的狀態之中，談話越來越單調，不過是簡單地重复過去談過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飯、晚飯和夜間（即清晨）喝茶時談論同樣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對我們說：“布隆迪這個該死的東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搖著尾巴靠著我的床，當我問它。‘大概想做個小小的交易吧’，它則把尾巴收起來，鑽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動物。”要不就說：“你們看，我的手好了，顫抖得不那么厲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談論問題，但談論的范圍越來越狹窄，談話變得越來越平談無味。他不再談論教會、种族問題、經濟和政治問題、北歐和德國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羅馬帝國的興衰。他本來對所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動物學和植物學以及人的性別演變都有著濃厚的興趣，然而在最后几個月，他只談論馴狗、營養問題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續兩小時。接著起身，邁著蹣跚的步子來到狗窩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過一窩小狗。從這窩狗中他挑選了一只雄狗并要親自飼養。他把這只小雄狗從窩里拿出來，抱在怀里，然后慢騰騰地在前廳里坐下來，不停地撫摸著怀里的小狗，同時口里親切地念叨著他的名字“沃爾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邊，跟我們道別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時間里，告退的時間一般是8點鐘。他沒有多少睡覺的時間，因為每到大約11點鐘就響警報。在敵机飛來的時候，他從來不躺著，總擔心彈片飛過來會擊中地下避彈室側牆，造成房屋坍塌。因為地下避彈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著它一旦被炸彈擊中，地下水就會迅速進入室內的危險。每當敵机靠近時，他總要整裝，甚至連胡子都刮好。警報響時，他從不單獨呆在房間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點左右或22點吃晚飯，并喜歡把晚飯時間拖得很長。吃飯時，常常接到敵机飛來的報告。敵机一來，人們便把有線廣播打開，它不停地發出一种單調的休息信號，時而報道有關敵机活動的情況。我們坐在那里听著敵机的轟炸聲，政府所在地沒有一天不遭到襲擊。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襲中，投到總理府的炸彈就有58枚。每當炸彈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彈室在晃動。燈光一閃，希特勒就說：“炸彈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擊中我們。” 襲擊過后，希特勒立即要求匯報損失情況。他鎮靜地听著別人的匯報，對此不表示任何態度。半夜后很長時間開始形勢討論會，它經常持續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樣飲早茶、逗逗狗，睡上几個小時，直到下一次警報把他惊醒為止，這次警報大多要持續到吃午飯。午飯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勢討論會。每天都是如此循環。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歲生日這一天，柏林被包圍了。第一批俄國坦克已到達柏林城下。在總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擊聲。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參謀班子和軍事將領們為他舉行了祝壽活動。与過去相比，這次活動气氛非常壓抑。盟軍的飛机對柏林的空襲晝夜不停，更為祝壽活動增加了不安色彩。我們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彈室外邊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約翰娜·沃爾夫在吃午飯時要陪伴著首長。吃飯時情緒十分郁悶。 一天晚上，約22時許，敵机正在空襲，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召到首長住處。希特勒在地下避彈室內他那間小小的辦公室里接見了我們。當時他臉色蒼白，精疲力盡。他說：“四天來形勢變化很大。”4月16日，當我問他，我們是否還呆在柏林時，他不耐煩地答道：“我們當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說，我不害怕，因為我的生命反正已經結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國人為一方，俄國人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況下，我們該怎么辦。“鎮靜點，”希特勒生气地說，“柏林是德國人的，我們必須贏得時間！”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納粹党區領袖們發表的最后一次講話中還表達了他那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必須贏得時間！” 然而現在他告訴我們：“四天來形勢變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參謀班子。因為你們是老人，所以你們先開個頭。1小時以后，將有車送你們去慕尼黑。你們可以隨身帶兩個箱子。進一步的情況全國領袖的曼會告訴你們。” 我請求他讓我留在柏林，因為我沒有家眷，讓年輕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們的母親還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對此事不改變主意。“不行，將來我要成立一個抵抗運動，為此我需要你們兩個。對我來說，你們是最寶貴的人。即使事情發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總能渡過難關，克里斯蒂安女士無論如何是能闖關的。假如真的有人喪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樣与我們吻手告別，而是握手告別。他要以此來表明，形勢對他來說已不可逆轉，這次談話也是最后一次談話。無疑他已發現我們情緒低沉，并且設法安慰我們，他說：“我們不久就會見面的，几天后我就离開這里去找你們。” 1945年4月20日下達的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當時的預料，因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備，必要的話，我將服用氰化鉀自盡。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換來的。英國歷史學家特雷弗·羅珀自以為更了解當時包括時間在內的具体細節。他在烏爾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書中寫道：“希特勒的兩名女秘書沃爾夫和施羅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飛机离開的……” 這道突如其來的撤离命令使我內心產生了一种恐懼感，同時加強了我的煩躁情緒，一時不知所措。為了与我的同事沃爾夫一起整理行裝，我机械地离開了希特勒。我的東西事先一點都沒轉移走。1944年我分別運到東部和西部的几個箱子，1945年初美國人和俄國人進軍時我又讓人運回到柏林，因為根据希特勒的說法，我也認為把東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險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我們房間（這是專門提供給我們女秘書睡覺和存放物品的房間）的路上，我看見了軍備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他站在電話總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訴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關心的勃蘭特教授的情況。据說曾因散布悲觀論調被希特勒判處死刑的勃蘭特教授現在被監禁在柏林的一所別墅里。施佩爾告訴我：“我們將秘密把他放出來。” 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的前廳里擠滿了由于持續不斷的空襲而從街上躲到這里來的人。供我們女秘書使用的這間房子本來計划作新聞廣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頂和牆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們說話時的聲音被吞去了很多。這間死气沉沉的、靜得令人壓抑的房間簡直像一座墳墓。 我毫無目的地整理著行裝，突然電話鈴響了。首長來的電話。希特勒有气無力地說：“孩子，口子已關上（我們本應在別人的保護下乘汽車离開）。你們乘汽車已過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須乘飛机离開！” 午夜過后，希特勒又打來電話：“孩子，你們必須赶緊收拾完畢，警報解除之后飛机立即起飛。”他聲音乏力，話沒說完就沒聲音了。我主動同他搭話，盡管他沒有放下話筒，但再也沒有答我的話。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過的唯一一次電話…… 此后不久，大約在清晨三點半的時候，我們在總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彈室內站滿了人的走廊里開出一條路。他們像蜜蜂一樣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鍋。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著我們和我們的兩個箱子。此時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滿羞慚地匆匆從惊恐的人群旁邊走過。拉德齊維爾宮的院子里已備好了一輛卡車，我和約翰娜·沃爾夫將我們的箱子裝了上去。沃爾夫因為行李還好不愉快，她認為行李不應另裝，應該隨我們一起走。而我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情況發生了徹底變化，我們仍認為，像往常那樣，行李不會出問題。后來事實是，行李并未像我們想象的那樣運往滕珀爾霍夫机場，而是運到了施塔肯机場。 拉德齊維爾宮的院子里亂得一塌糊涂，我們离開時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條徹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衛隊派來的開車司机，我們彼此不認識。因為汽車里不能開燈，所以找起位子來很難。當我們好不容易坐下來之后，才發現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沒有得到把我們送往騰珀爾霍夫机場還是施塔肯机場的指示。不管是對還是錯，反正他是要把我們送到滕珀爾霍夫机場。夜間乘車穿過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燒著，滾滾的濃煙籠罩著天空，市民們正忙于筑路障，在不遠的地方，人們可以听到俄國人的大炮的轟鳴聲。 事先，希特勒的空軍副官馮·比洛上校告訴我們，乘Ju52型飛机离開，但到了机場，還不知是否能乘坐這种飛机。机場總調度勸我們乘剛由北德飛來，將飛往薩爾茨堡的JU型運輸机，經過一番交涉之后，我們終于乘這架飛机离開了。 飛机起飛時，我們的行李沒有裝上，只隨身攜帶了一個旅行袋和党衛軍中隊長在我們离開的最后几秒鐘內捆扎好的一個主要裝有巧克力圓鐵盒的行李包。當時的雨雪天气給飛机起飛造成了困難。起飛后經過一段令人不安的飛行，我們越過了燃燒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曉時，我們到達了薩爾茨堡机場。此時一听到傳來沉悶的射擊聲和飛机著陸的聲音我們就害怕极了。在運輸机上，我們同周圍一些不認識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記得人們連一句話都沒說。飛机著陸后，我們就像癱了一樣，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靜。 几小時以后，當我們乘坐一輛公共汽車奔赴上薩爾茨堡的時候，我內心感到惊訝，這架飛机竟然經受住了這次磨難。我們還活著，真是一個奇跡。因為我們原計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場起飛的JU52型飛机過了伯恩納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頓附近墜毀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飛机上，所以人們誤認為兩具燒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國國防軍埋葬了。 這件事是我在戰爭結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實是，希特勒過去最受寵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這個机組把兩個空坐位讓給了兩位陌生的夫人，飛机墜毀后人們搶救出來的是她們已被燒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納斯多夫的神父介紹，德國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殘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國人拿走了，他非常遺憾，不能糾正有關我的所謂安葬問題，他讓我找東柏林的有關部門來解決這個問題。毫無疑問，人們為證明在JU52型飛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義被埋葬的這個陌生人的姓氏進行了多年探尋，也許至今還在進行著。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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