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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將軍”張宗昌，“撤退大帥”臭名揚； 沃倫孤膽闖徐州，血雨腥風路茫茫。 話說史迪威和老趙，到徐州的時候天色已晚，閃閃爍爍的燈光里，只見有荷槍實彈的軍人來來往往，間有騎兵奔馳而過，還有些醉醺醺的白俄在大街上歪歪斜斜地走著。找了几家旅館，都不收留他們，老趙只好領著史迪威到了基督教青年會湯會長的家里借住。第二天上午，他們到街上一看，徐州几乎變成一片廢墟了！ 徐州是山東、江蘇、河南、安徽四省的交會地，四省遭饑荒、戰亂逃難出來的老老少少露宿街頭，靠當地的一點點施舍維持生命。街上的倒臥者、死尸無人過問，路人不小心就會被這些死尸絆倒。難民們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和要飯的瓦罐，一無所有，他們能乞討到的也僅僅是一塊豆餅。這些常年辛勤勞作的農民，大車和牲畜被軍隊征用，青年男子被抓去當兵，糧食被蝗虫般的大兵吃光，連房屋的木料都被拆去當柴燒了；妻子遭污辱，家庭流散……戰爭帶給中國人民的悲慘情景，史迪威看在眼里，他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心，比任何時候都更深厚和強烈。他在筆記和日記中從不掩飾自己的這种感情，也在發泄這种按捺不住的感情中段造了剛烈的性格。 史迪威說，他要去見張宗昌，但多方試探都告失敗，便趁這個時間到市區游逛起來。最使他討厭的是大街上奔馳而過的俄國佬騎兵隊。他們腳穿沒膝的馬靴，攜帶著各种兵器，背后的刀鞘中插著大刀，都是些沒有國籍的亡命徒，他們最凶狠，最殘忍。除了這支“百人騎兵隊”以外，為張宗昌賣命的還有一個由白俄將軍率領的3000多人的步兵旅。這個旅還有4列裝甲車。 在徐州火車站的停車場里，史迪威發現有200節車廂、20輛机車和3列由俄國人擔任机組成員的裝甲列車。他對部隊番號有兵力進行推測時發現，士兵有槍的不過30％，別的人是赤手空拳的；20％左右的士兵身高不過一米四五，年歲也很小。史迪威想；這群烏合之眾一打仗除了逃跑還能干什么呢？有人對史迪威說，北洋兵最怕“紅槍會”。紅槍會是被逼得走投無路的鄉下人，拿起大刀長矛襲擊小股散兵的群眾團体。為保衛鄉里平安，打起仗來毫不留情，只要被他們的長矛刺中，四五個小時以后就會死去。 在徐州的几天，食物的補充全靠老趙多方奔走買到一些罐頭。張宗昌的部隊在為大調動作准備。史迪威几次去兩個火車站和停車場觀察動向，記錄了運兵列車的數目及兵力裝備情況，他還多方推測張宗昌的企圖。他從士兵中得知，部隊已5個月沒有發晌，有的甚至1年沒有發餉，他們的給養也只是饅頭、米飯、白開水。史迪威心想，這樣的隊伍哪里擋得住南軍的進攻？ 史迪威獲悉，馮玉祥的國民軍已占領鄭州。這個消息使史迪威振奮，卻加重了張宗昌部隊的恐慌和混亂。1922年史迪威在陝西和馮玉祥共事的那段時間是愉快的。他對馮玉祥怀有很好的印象，他認為馮是真正的軍人。現在，他的隊伍有20万人，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稱得上是中國革命力量的北翼。本來馮屬直系，后來，他變換了盟友，為發動北京政變而和奉系、皖系聯合。但奉系的各种違約行為和背叛，迫使他辭職，赴莫斯科考察。現在他回來重新統率國民軍，自西北轉戰到河南，攻占了鄭州，使張宗昌的側翼受到威脅，如不撤退難免受到南面和西面的兩路夾擊。 不出史迪威所料，張宗昌的隊伍開始撤离徐州。這時，史迪威离開天津已經五六天了，北去的火車每半小時開走6列，他和老趙很想盡快隨車离開徐州。張宗昌的火車都停在車場里，但是不允許他上去。他們試圖硬擠上一輛運兵車，同樣被赶了下來。 史迪威再沒有辦法离開徐州了。他想向西去找馮玉祥。老趙說有上百里路，難以穿過紅槍會區域。往東去呢？紅槍會的人更多，而且還有俄國人。唯一的辦法是留下來坐等南軍到來。基督教青年會的湯會長認為南軍好，他有朋友在南軍，留下來比走要安全。 6月2日上午，湯先生告訴史迪威，國民党軍隊到了徐州，他們不打人，不搶劫，行為規矩。湯先生怕惹出麻煩來，仍不准史迪威上街拋頭露面。史迪威也擔心國民党軍隊不問青紅皂白，把他逮起來。這樣他又在青年會躲藏了整整4天。這是非常難熬的4天。為了克制自己的煩躁情緒，他每天以畫畫、跳木馬消磨時間。又過了兩天，他終于在老趙的幫助下到了大街上。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南軍士兵是些很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十六七歲的小個子，他們身体瘦，臉黝黑，很健壯；他們喜歡美國人，認為美國會幫助他們。更叫人高興的是，街上的店舖有的已經重新開門營業，婦女也敢在街上來往了。古城徐州像是又复活了。 史迪威返回天津后呈上的報告，給了南方軍隊很好的評价，再一次證明他的軍事觀察是客觀、公正的。這也是公使和將軍堅持要選他南行的原因之一，因為只有客觀、公正地評价事物，情報才真實可靠。南軍和北軍的鮮明區別，首先在軍紀方面，南軍軍紀嚴明，老百姓歡迎，婦女敢于出門，就是憑證。再就是軍官素質，南軍的連級軍官是18至22歲的學生，北軍的連營兩級軍官，大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苦力，在任何情況下，南軍都能打敗北軍的“烏合之眾”。但南軍沒有把運輸車輛運過揚子江，只靠馬車和牲畜運送補給品，所以只能打到徐州。張宗昌把鐵路机車、車皮都開到了北面，南軍只有恢复鐵路運輸，才能向北挺進。 史迪威斷定，張宗昌的軍隊除了那批俄國人之外，根本沒有戰斗力。南軍進攻只要不停頓，毅然北進，張宗昌的軍隊很快就會上崩瓦解。 公使認為，史迪威的報告，是關于當前中國局勢的第一份可靠的情報。他又當面听了史迪威的敘述，問了許多細節，并熱情表示對史迪威的剛毅品格十分欽佩。卡斯特納將軍也在部屬面前鄭重地表彰了史迪威的辦事才干和效率。這位經過長期艱難磨煉的將軍，最懂得史迪威英勇行為的真正難能可貴之處，他動情地說：“同戰友們一道作戰，表現英勇是常見的，但任何一個人要想像史迫威少校那樣，在孤獨無援的情況下，深入兩支敵對部隊中，同數万名無知的，并且怀有敵對的排外情緒的中國軍人進行接触，還需要大得多的勇气！” 中國的局勢不出所料發生了變化。南軍北氏到徐州，再沒有北進。這決不是因為張宗昌把火車都搞到了北面，而是國民党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那樣，被新舊軍閥的派系斗爭和掌權后的腐敗斷送了。 原來蔣介石的軍隊占領徐州之后，便揚言20天之內包圍武漢。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得知，便把河南省交給馮玉祥，要反蔣的唐生智、張發奎部從鄭州、開封地區調回武漢，鞏固長江方面的防務。這樣，原定要打到北京推倒奉系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計划，半途而廢。 雄踞中原戰略要地的馮玉祥，成了蔣、汪拉攏的對象。馮先是參加了汪精衛“討蔣、分共”的鄭州會議。接著又參加了蔣介石和南京政府主席胡漢民的“徐州會議”。會后蔣、馮聯名發表“意見一致”的通電。馮發專電致江集團，促宁、漢合作早日實現。馮已決定和蔣介石站在一起，在所屬部隊里，將劉伯堅等共產党員和蘇俄顧問“禮送”出去，并多處作反共講演，令所轄的“豫陝、甘三省政府通飭各具，嚴防共產党”。很顯然，馮已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离開了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統一戰線。北伐大廈倒了一根大柱子。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党人，鎮壓工農群眾，并揚言發兵南京討蔣。這時，日本拉攏蔣介石与張作霖結盟反馮，遭蔣拒絕，蔣把此事如實告訴馮，取得了馮的親近和支持。馮為援蔣而駐兵武胜關，鉗制唐生智東進討蔣，又為蔣克服了一大危机。 8月1日，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國民革命軍一部分主力，在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党反動派的第一槍。馮玉祥致電蔣介石，呼吁宁漢雙方合作。但漢方堅持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宁方則堅持反汪、反唐生智的立場。這時，宁方桂系李宗仁愿与漢方妥協，并調其部隊控制了南京周圍。當蔣令桂系白崇禧部署部隊与漢方作戰時，白拒絕執行命令。蔣感到指揮不靈，便以退為進，下野离開南京，在上海發表辭職宣言，登船去了日本。 史迪威看到京滬報紙關于蔣介石“昨天已到長崎”的報道，和許多人的看法一樣，認為蔣不會善罷干休，將等待人們把他當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請回來。 就在蔣介石下野后，張作霖遂命令張宗昌、孫傳芳沿隴海路攻擊馮玉祥，沿津浦路向南京反攻。 南京方面，桂系指揮不動全局，局勢相當混亂。馮玉祥的部隊自顧不暇，無力支持南京。南京以放棄讓汪精衛下野并可來宁為條件，向武漢呼吁合作，共同出兵對孫傳芳作戰。9月，宁方部隊挫敗孫傳芳的進攻，汪卻沒撈到大權，便返回武漢去了廣州。10月，南京決定舉兵討伐唐生智。11月，討唐戰爭胜利，桂系部隊占据武漢，結束了宁漢對立局面。 1927年冬天，史迪威應《哨兵報》邀請，撰寫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因此，他對中國局勢的變幻有了更深一層的觀察和了解。他和編輯都認為，中國正在痛苦中掙扎，處于這個國家中的報紙，應該認識周圍的環境。他們贊同公使館對國民党所持的怀疑看法，不贊成美國國內一些“感情色彩很濃”的人物的見解。這些人對中國一無所知，以美國利益論說中國革命，只能導致誤解。報社希望史迪威每周寫一篇頭版的文章，介紹中國的風云人物。 史迪威寫的第一個人物是張作霖。對這位1875年出生的奉天海城人，他認為他的發跡主要是在1904—1905年，在打了19個月的日俄戰爭中，他包攬并壟斷了日、俄雙方共50多万軍隊的糧食、軍需買賣，聚斂了大量的錢財，使他登上軍閥寶座有了雄厚的基礎。史迪威經過一步步考察之后。為《哨兵報》撰寫了可供几個月連載的《張作霖小傳》。 這時，張作霖已把北方各省督軍的軍隊統一為安國軍，擁兵60万。其方針和部署是：京漢、津浦采取防御；正太、京綏采取攻勢；張宗昌為津浦路總指揮，孫傳芳為魯西、大名方面總指揮，張學良為京漢、正太方面總指揮，張作相為京綏路總指揮。至于關外遼宁、吉林、黑龍江三省，還擁有充足的后備兵力。坐著北京執政官第一把交椅的張作霖，又有如此重兵，也像當年的袁世凱那樣，做起了當皇帝的美夢。主持政務時坐的是帝王寶座一般的椅子；外出時也仿效帝王規格，金沙舖路，街上行人要回避，店舖要關閉門窗。清朝貴族和遺老們，見此情景眉開眼笑，升騰起恢复舊日天堂的希望。日本人在北京和華北的活動更加猖狂、放肆。然而，史迪威的考察結論認為：張作霖是注定登不上王位的。他的前途并不光明。 蔣介石從日本回到上海，第一要事是操辦和宋美齡的婚禮。這位41歲的新郎官，不惜重金，搞了兩次婚禮，先在宋家按基督教儀式舉辦，接著在大華飯店舞廳里舉行盛大的世俗婚禮，賓客達1300多人。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布里斯托爾上將和外國領事到場致賀。法國報紙諷喻說，蔣宋聯姻，不僅是槍杆子和鈔票的結合，而且他通過來氏家族可以進一步和美國拉關系。 在此期間，呼吁蔣介石复職最積极的，要數馮玉祥了。蔣和宋美齡蜜月期間，閻錫山与馮又聯名致電國民党中央党部和國民政府，請蔣复職。這樣到1928年2月，在蔣介石主持的國民党二屆四中全會上通過決議，恢复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并兼任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把党政軍大權集于一身才重提“北伐”。 北洋軍閥中“治軍有方”的孫傳芳，這時已率主力五六万人攻占了徐州。馮軍和蔣軍立即從南面和西面兩面夾擊，又把徐州奪了回來。蔣介石感激馮玉祥的鼎力相助，赶到鄭州和馮結拜把兄弟。 蔣介石如此急著和馮玉祥拜把子，是為拉攏住勢力最強的馮氏軍隊，進行軍事整編。這樣，蔣、馮、閻、桂四大新軍閥的部隊，到4月便實現了軍事編制的統一。第一集團軍4個軍團17個軍和1個騎兵師，由蔣介石兼總司令，沿津浦線北進，循泰安、濟南、滄州直驅天津；第二集團軍5個方面軍16個軍，由馮玉祥任總司令，在京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作戰，自新鄉以北北上，右与第一集團軍，左与第三集團軍聯系，會攻京津；第三集團軍6個軍和1個炮兵團，由閻錫山任總司令，沿京綏線及京漢線以西地區前進，同各集團軍會師京津。桂系部隊為第四集團軍，有8個軍和2個獨立師，由李宗仁任總司令，循京漢路，經鄭州、新鄉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為第三集團軍的后援部隊。為了給粵系一個地位，任李濟深為總參謀長，到南京就職。蔣的總司令部設在徐州，主持全面軍事工作。馮玉祥坐鎮開封督師 4月10日，“北伐”軍開始總攻擊。此時，張宗昌的精銳部隊早已被馮軍殲滅，這次開戰僅一天即全線潰退，張宗昌乘裝甲列車一溜煙地撤退，由濟南而德州，最后退到了灤州。孫傳芳不知道張宗昌已逃跑，按原計划猛攻蔣軍并連克蔣軍的丰縣、沛縣，向徐州逼近。蔣介石急電馮玉祥援救。馮派出孫良誠、石友三率預備隊反擊，收回丰縣，擊斃孫部袁家驥軍長，又在魚台取得大捷，使孫傳芳部潰不成軍，再無力應戰。至6月初，孫在北京發通電下野，殘部向馮軍投誠。張作霖見大勢已去，發表出關通電，并于當夜撤离北京。列車到達沈陽附近的皇姑屯時，被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河本大作預設的炸藥包炸毀，張作霖當即身亡。關內奉軍由張學良、楊宇霆率領撤回東北。 駐天津的美軍第15步兵團，看到開往東北的張作霖的專列，有20節車廂滿載財物，后面跟著京奉線擁有的絕大部分車輛。一連三天，机車、客車、豪華臥車和貨車拉著奉軍從天津站隆隆駛過。天津租界的各國駐軍立即填補了天津站的權力真空。天津市和北京市一樣，由北洋元老和商會組織了維持會管理市面的行政秩序。根据以往經驗，第工5步兵團的防衛訓練一直抓得很緊，卡斯特納將軍的要求非常嚴格。 日本一個師團突然侵占濟南，美軍兵營立刻緊張起來。巴特勒和卡斯待納將軍奉命組織海軍陸戰隊和第15步兵團在營區進行聯合警戒演習。史迫威跑前跑后，協調各方關系，使演習很順利，對于防范日軍在京津妄動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危机過后，巴特勒的海軍陸戰隊南行歸隊了。但又發生了更緊急的事件。原來張作霖撤离北京時留下的后衛旅，由北京商會和英、美等5國公使館作保，待南軍到后准予安全撤走。但這支部隊撤到通縣以東時，卻被馮玉祥的第三方面軍總指揮兼第6軍軍長韓复矩解除了武裝。5國公使為此去見韓复矩，韓非常惱火，說這事用不著外國人管！并命令衛兵把公使們赶了出去。外國公使門還沒有在中國人面前碰過這樣的釘子，以至惱羞成怒，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馮玉祥知道了，則向南京致電，指責公使團袒護敵人。美國公使擔心馮軍有更激烈的行動，立即要第15步兵團緊急戒備，做到隨時可到北京援救。幸好事態沒有發展，很快平靜了下來。 史迪威晉升中校時已過了45歲。但團里的《哨兵報》發表了專文表示祝賀，贊揚史迪威是“駐華美軍中最著名的軍官之一”，是第15步兵團的中國問題專家，起了教師作用。這時，他不僅擔任了語言學校校長，每月還要在娛樂廳介紹一次中國形勢，听眾稱贊他是“才華橫溢、眼光敏銳”的演說人，他對中國局勢和派別紛爭了如指掌。 4月間，他曾發表一篇介紹蔣介石的文章，認為蔣是中國一個派別的首領，而不是一個政党的首腦。但即使這樣，他仍是一個能把中國局勢整治好的人物，他若能獲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謀”，同時他比他的對手“果斷，精力充沛”。 對于起自徐州的“北伐”，史迪威認為，蔣已喪失了在廣州誓師北伐時公眾對他的熱情歡迎。他同資本家的聯合，使他不得不鎮壓共產党和工農運動。他到處搜查、逮捕、處決共產党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原來相信國民党許下的改善生活的諾言的人們，感到惶惑、失望；苛捐雜稅仍很繁重，軍隊仍遍布各地，總之，和北伐前沒有什么兩樣。北方人，包括上層社會對蔣介石不熟悉，以為和北洋軍閥沒什么不同。所以這個“北伐”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 就軍事上看，馮玉祥的部隊戰績顯著。蔣軍部隊一開始就沒有什么光彩紀錄，先是被奉軍追著跑，后是奉軍棄城而逃了，蔣軍才前進。史迪威認為，中國人作戰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的實力，指揮官擅長戰略撤退。中國最“偉大的”戰略撤退大師是張宗昌。和各集團相比，他的兵力最大，有23個軍，但几乎是不戰即退，退得最快。史迪威在文章中怀念并稱道格蘭特和潘興將軍的戰略指揮，他們都堅持在部隊訓練中灌輸進攻精神。中國軍隊指揮上找不到這种精神，有的完全和這种精神背道而馳。 史迪威認為“北伐”中“最危急的局勢”，是蔣介石5月初進入濟南又退出濟南的事件。11日的《哨兵報》上發表了他對此事件的評論文章。事情的經過是：蔣介石5月1日夜間率兩個軍進占濟南。第二天，日軍第6師團侵人濟南，立即向蔣介石的第40軍發起攻擊，蔣軍一個營被殲滅，一個營受慘重損失。但是，第40軍的另兩個師奮勇抵抗，直至壓倒了日軍气焰。而蔣介石卻屈從于日本的恫嚇，下令停戰，派出親日派黃郛同日方和談，并按日軍要求，嚴令部隊全部向南撤退，不許還擊。5日晚間，蔣介石恭恭敬敬讓出了濟南城，為三年后的“九·一八”東北軍讓出沈陽城開了先例。侵入濟南的日軍這時更加猖狂地屠殺中國軍民，他們闖進國民党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公署，捆綁毒打南京政府的外交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及其隨員。蔡大義凜然，提出抗議，被日軍割掉耳、鼻；蔡宁死不屈，繼續怒斥日寇，日軍又將其舌頭、眼睛挖去。蔡公時等17名外交人員万分悲憤，以身殉職。8日，日軍又炮轟濟南城，上千家民宅被毀為廢墟。短短數日，中國軍民死傷7800多人。這就是激起全國憤怒的“濟南慘案”。 蔣介石逃出濟南，到了党家庄清真寺里舉行會議。馮玉祥立即從河南前線赶來，黃郭等也參加了會議。惊魂未定的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放棄“北伐”，与張作霖划江而治，分“南北朝”。這個主張遭到了馮玉祥等多數人的激烈反對。后來議定：濟南問題通過外交辦理，蔣暫返南京，軍事由馮指揮。 史迪威的文章推測說，這一事件暴露了蔣介石到東京和日本軍界拉關系，得到的不過是极為苦澀的果子。對張作霖后來的悲慘結局，也表露出擔心和不祥的預感。史迪威還指明，這一事件之后，必將發生“一系列影響深遠的事件”。然而，他對于中國民眾此時掀起的反日怒潮，沒有給予多少同情。史迪威寫道：中國人“可以無動于衷地注視中國人對中國人采取极不公平和殘酷的行動”，但是，一同外國發生糾紛，“街頭巷尾就到處可以看到愛國的雄辯家們在慷慨激昂、大聲疾呼地進行反對外國壓迫和爭取本國人權利的宣傳”。他認為，日本是個組織嚴密的國家，它的具有現代裝備的軍隊是很強的對手，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輕而易舉地攻占從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鐵路和揚子江。万分不幸的是，史迪威言中了，10年后這竟成了血腥的事實。自然這不是因為中國人激怒了日本人，而是由于蔣介石對日本的野蠻侵略長期退讓招致的惡果！ 5月上旬，由濟南撤退的蔣氏第一集團軍，在馮部協同下，繞道魯西過了黃河，推進到德州、滄州，再沒有北進。被奉軍拋3在灤東一帶的張宗昌殘部，由馮系的鹿鐘麟、閻系的商震和桂系一部聯合進剿，將其全部繳械、肅清，唯張宗昌只身逃到大連1932年，張宗昌竄回山東，被當時的省主席韓复矩派人所殺這是后話。 7月，蔣介石在北平舉行善后會議之際，張學良派代表來表示愿意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這樣，統一東北也不必用兵了。宋子文提出了《請政府克期裁兵從事建設案》；蔣介石發出“裁兵”通電，指出“今日非裁兵無以救國”；馮玉祥也在《時局通電》中提出“裁兵建國”的6條主張，強調實行孫中山的“化兵為工”，政權与財權統一，反對“忍辱負重、逆來順受”的外交。于是，蔣、馮、閻和李宗仁、李濟深等國民党政要人物開了個軍事善后會議，但議決的不是裁兵，卻是地盤分配。馮玉祥占魯、豫、陝、甘；閻錫山占晉、冀、察、綏和平、津兩市；李宗仁占湘、桂、鄂及漢口市；蔣介石占廣東及華中、華東地區。桂系因為所得地盤太小而极為不滿；馮系則因為沒有得到河北而憤憤不平。一連4天爭吵不休，會議不歡而散。至于“裁兵”大事，一直拖到12月19日，才在南京舉行全國編遣會議。各報大肆宣傳這個會議要討論軍額編制，議定全國軍費，規定裁留標准，廈定軍官任免方法，籌辦安置編遣事項，限于6個月內完成，等等。 然而，史迪威作為美軍《哨兵報》的撰槁人和“觀察家”，卻已開始看到了編遣是個“真正的問題”。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宣布了的協議，不過是一紙空文，實際上各派系的軍隊是在招兵而不是在遣散。他還說，現在人們總是期望國民党政府取得最出色的成果，以為中國統一了，政府是稱職的和負責任的，已經進入了建設時期。然而，冷酷的現實恰恰相反。一些省份的軍閥仍然在進行戰爭，國民党各派系的沖突并未解決。史迪威依美國慣例和常規認為，在軍隊隸屬文官政權以前，遣散是做不到的。這樣，本來應該用于工業化建設的80％的稅收，卻要用來供應部隊了！建設是談不上的。 盡管史迪威的文章遠沒有揭露出國民党新軍閥們拼死爭奪。互相傾軋之复雜和嚴重，但与許多當時說蔣介石好話的國外輿論迥然不同，他直言不諱地說到了國民党的痛處，并且再一次言中了。 南京的這次編遣會議開了一個多月，蔣介石提出不含東北，全國共編50個師，旨在消除异己。馮玉祥提出的編遣准則是“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遺；革命有功者編，革命無功者遣”，意在保存自己的強大實力。實力本來就小的閻錫山，提了個抑制馮，增強蔣，而自己實力不減的方案。爭來爭去，會前的誓言都被拋到腦后。會議剛閉幕，李宗仁就查出蔣介石在部署搶占桂系的地盤——湖南。于是，1929年3月爆發了蔣栓戰爭。桂系在南方的實力轉眼被蔣介石消除殆盡。就在史迪威准備离津歸國的時候，駐平津的桂系部隊被蔣介石起用的唐生智，帶來巨款收買了，編進了別的部隊。司令白崇禧棄眾逃亡，由天津登船南下香港。蔣桂戰爭以桂系瓦解告終。 8月，蔣介石召開編遣實施會議，即第二次編遣會議，強行削減各地方實力派兵力。宣稱不愿接受編遣者是“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殺气騰騰，引起各實力派人人自危。閻、馮再次結合，10月10日馮部宋哲元領銜27名將領通電反蔣，列舉了蔣的六大罪狀，宣布“蔣氏不去，中國必亡”，“僅率40万武裝同志，即日出發，為國殺賊”。于是，爆發了蔣馮戰爭。第二次蔣桂戰爭，蔣唐（生智）戰爭，又相繼而起。翌年，1930年，先是閻錫山深知蔣介石打敗其他派系之后，必將收拾自己，于是，以攻為守公開要求蔣“禮讓為國”。國民党改組派、西山會議派的汪精衛、鄒魯等代表人物，看到閻打出了反蔣旗子，紛紛為其打气。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的57名將領也聯名通電反蔣，擁閻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李宗仁、馮玉祥、張學良為副總司令。閻、馮、李于4日通電就職。閻設總司令部于石家庄，編桂軍為第一方面軍，西北軍為第二方面軍，晉軍為第三方面軍，分別由李宗仁、鹿鐘麟和閻錫山任總司令，徐永昌任前敵總司令，還有石友三、張學良（內定）、劉文輝、何鍵、樊鐘秀分別任總司令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方面軍。于4月沿隴海、京漢、津浦鐵路向蔣軍擺開了進攻陣勢。南京的蔣介石也立即調集部隊，編作由叛馮歸蔣的韓复矩和劉峙、何成浚、陳調元分別任總指揮的四個軍團，于5月發起討伐閻、馮的總攻擊。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原大戰就此開始了，雙方共投入上百万兵力。打到9月，閻錫山在北平宣誓就職“國民政府主席”，發出“公平內政、均善外交”的施政宣言。但是，9月18日，雄踞沈陽的張學良通電擁蔣，率東北軍分三路入關，使反蔣局勢急轉直下，救了蔣介石。中原大戰遂以閻、馮下野收場。然而，就在此時，日本人為侵占中國東北邁出了一大步。 當初史迪威就軍隊編遣看出的“真正的問題”，竟發展得如此嚴重，不僅万千兵民遭涂炭，東北大好河山也將淪喪。這正是：新舊軍閥打爛仗，文明古國遭禍殃；沃倫冷眼看華夏，內憂外患路茫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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