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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執教本宁堡，恰逢經濟大蕭條； 風云變幻望京華，抗日戰歌聲聲高。 話說1929年4月，史迪威一家要啟程歸國了。仆人們為了整理行裝，搬搬運運忙活了十來天。史迪威和共過患難的老趙即將分手，彼此都有些依依不舍。史迪威要全家和仆人們照了合影，留作永久的紀念。 1923年他們离開北京時，在北京出生的女孩史文森剛兩歲；這次他們從天津回國，在天津出生的男孩本杰明也快兩歲了。走路已經很穩的小本杰明，十分逗人喜愛，史迪威和威妮更是把他視為心肝寶貝，處處留心照護他。他們這兩個在中國出生的孩子，和他們的哥哥、姐姐一樣，在美妙的童年記憶中，對中國都有良好印象。 在史迪威帶回國的物品中，最珍貴的，是他不久前在東方手球賽中獲得的冠軍杯。這個精致的景泰藍獎杯，還有一層意義，這是他的手球隊朋友們送給他的46歲生日的禮物。 回顧30年前史迪威16歲時，在揚克斯中學的“高地橄欖球隊”，是有名的猛將，破例獲得了校長貝克博士的獎勵。20來歲時，他又是西點軍校第一個籃球隊的隊員兼教練，陸軍体育領導部門對他給予了高度評价，表彰了他作出的貢獻。如今，他已人到中年，但在近几年西方剛剛興起的手球運動中，他仍走在前面，而且是在連年戰亂的中國和伙伴們打起了手球，并組織了首次比賽确實不同尋常。人們沿著他在体育發展大路上的足跡可以看到，他總是奮力走在歷史前列的。 1929年7月，史迪威的長子小喬已經17歲，和他當年一樣，也走進了西點軍校。子承父業，史迪威十分高興。他送小喬到達西點之后，便起身前往本宁堡步兵學校。几年以前，他曾是這所學校年歲最大的學生；此次前來，他將擔任這個學校的戰術系主任。 這是馬歇爾副校長執意給他保留的位置。還在天津第15步兵團時，有一次訓練，馬歇爾要一位軍官帶70個人，去包抄當面敵軍的側翼，這位軍官竟不知所措；發不出命令，還抱怨沒有充分的地形資料。馬歇爾為他感到羞愧。當得知這位軍官是本宁堡步校名列第一的畢業生后，他產生了要參与改革這所步校教學的強烈欲望，史迪威完全贊成他的想法。因為他領教過這所學校的教學方法：教員照本宣科，要求學員死記硬背，結果學員根本不會依照實際情況和實戰要求進行指揮。他們認為，這個學校的教學方法必須改革，把按作戰教范、紙上談兵的教學方法改成适合實戰的教學方法，采用注重實戰演習的教科書，培養軍人的主動精神和判斷力。史迪威在西點軍校戰術系教過高年級班，曾把戰術和球類運動項目結合起來，提高學員的進攻机智和應變能力，摸到了搞好戰術教學的一些經驗。馬歇爾很賞識他的創造性，認定他是理想的戰術系主任。1927年11月，馬歇爾到本宁堡步校后，即對校務部工作進行改革，使訓練和技術工作有了起色。 本宁堡步校以內戰時期南軍亨利·L·本宁將軍命名。開始只從事步槍教練，后來逐步發展成為陸軍的基礎戰術學校，被人譽為“美國步兵之家”。1922年國會通過法案，把本宁堡定為軍事“要塞”。史迪威到校時，學校正開始大興土木，修建士兵營房、運動場。游泳池和戲院。學校和要塞禁區擁有比西點軍校面積大三四倍的97000英畝土地，其中有名貴的黃松种植園，几座森林，若干溪流，一些起伏的小山。要塞的主要部分坐落在查特胡奇河東岸的懸崖上。有一條長達20英里的窄軌鐵路，將軍事演習區和駐地聯接起來。步兵第29團擔任步校的演習任務。經馬歇爾整頓后，還擁有了坦克”、大炮、施放煙幕的飛机，以及接近實戰的訓練場。史迪威非常高興，他感到在這里的用武之地是非常大的。 在史迪威領導的戰術系里，教員中有比他小十歲的奧馬爾·布萊德雷，專教高年級軍官的“營進攻”。布萊德雷后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了歐洲戰場的名將。進修學員中有駐天津第15步兵團的上尉馬修·李奇微。馬歇爾和史迪威進行教學改革的中心，是教軍官們繼承潘興將軍的辦法，戰斗中發布簡洁明了的命令，只按情況說明要達到的目標，不必詳細交待每一個步驟和細節。因為戰場情況瞬息万變，敵人不會等待你，連營兩級軍官必須當机立斷拿出辦法。戰術教學，是使學員們保持這种能力，學會帶兵打仗，真正成為戰斗部隊的軍官。史迪威把戰斗力溉括為“運動、射擊、通訊聯絡（按中國當代軍人的習慣說法，也就是：開得動，打得准，聯得上）”，認為三者缺一不可。但要在戰斗中取胜，不能靠空想出來的戰術，“只有簡洁明了的辦法（點子），才有獲胜的希望”。所以，他要求戰術系教員“把講義放置一邊”，不要照本宣科，要教會學員能三言兩語概括复雜的軍事問題，說明情況，并下達簡洁明了的命令。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連布萊德雷按此要求上第一課時也感到精神緊張。史迪威啟示他把要講的內容提要，事先用大號字母寫成几張卡片，放在腳下的地板上，必要時偷看一眼救急。 戰術課的重點是野外演習，這也是史迪威全力以赴的工作重點，每次戰術演習他都親自督導。他常對教員們說，營級指揮官看問題的角度与師級、軍級司令部看問題的角度不同。高級司令部地圖上的一條線，到了戰斗軍官那里便是一個地段，而且有具体的地形特點決定他應如何行動。一支部隊在地面上同在地圖上不一樣，在地面行動，有時會迷失方向。史迪威強調，必須在估量地形的基礎上決定如何行動。他針對本宁堡地區的松樹林和密林的特點具体分析說，松樹林使人無法觀察炮火支援情況，因而這种地帶不能使用野戰炮。步兵則可以依靠迫擊炮在密林中展開与敵短兵相接的快速行動。他非常重視營連軍官對地形的觀察和測量。布萊德雷組織演習營進攻之前，花了几個周末的時間，到實地一步一步地勘察地形，諳熟于心。 原先的演習，是照書本上規定好的情況与處置方案進行的，史迪威主持野戰演習，則要求學員們獨立思考，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有時，他在設置情況時故意出“怪點子”，使學員們意想不到而必須立即提出對策。經過几次這樣的考驗，學員從中受到了很大教益。后來，馬修·李奇微談自己的体會說：“這种重視實踐的方法，對作戰指揮官來說，比任何學間高深的理論更重要。”布萊德雷也深解這种教學的奧妙，他到兵器系任主任后，按重視實踐的方法，首創了開學時全系上陣給學員逐一做操作表演，大大丰富了教學內容，受到馬歇爾的稱贊。 史迪威和馬歇爾的想法一致，极為推崇格蘭特將軍的作戰指揮，提倡“運動戰”。為此，對指揮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揮官必須行動敏捷，隨机應變，反應迅速。營和營以下分隊，不能向上級司令部提出要求等待具体命令再行動。若出現意想不到的有利條件，應抓住時机，立即行動；若遇意外的挫折，應調整部署，擺脫困境。不要為作戰文書拖累，可以隨后再補。 現代兵器的發展和運動机械化的發展，要求戰術的巨大發展。史迪威在教學中，對于部隊的机動性、突擊和襲入相結合的作戰思想，作了极為深刻的研究。但他在《步兵日報》發表文章，仍然主張“不要假設任何情況，而是要把事情弄明白”，”戰術的發展只能基于實際，不能立足于空洞的推論。就是本著這种信念，他常以公斷人的姿態，直言不諱地對一些事情提出批評。 馬歇爾有了史迪威這個助手，使全校的教學、訓練顯得生机勃勃。有時組織頗具聲勢的行軍，還伴隨和加進假想戰斗、騎馬沖鋒、“大炮”轟擊等實戰行動。假日還組織“百人隊”穿越佐治亞州的草地、松林。總之，他們把增強學員的机敏、靈活和主動精神的訓練，搞得有聲有色。 一年過后，馬歇爾高興地稱贊史迪威是“教練天才”。當陸軍部發來干部鑒定報告表，問史迪威最高可以擔任哪一級指揮職務的時候，馬歇爾毫不猶豫地寫道：“能胜任平時和戰時的任何工作。”可以說，他是給史迪威打了個滿分。然而馬歇爾感到言猶未盡，又針對史迪威不善于也不愿意談論自己的特點，補充寫道：“史迪威有遠見，才智過人。他謙遜，不自以為了不起，因而很少人知道他是才華出眾和有教養的人。” 在教學中，史迪威的急躁性子，正像他在西點軍校教語言時一樣，遇到听講不用心，或是行為放肆、愚蠢的人，他的火爆脾气就會發作。有一次他督導野外演習，有個軍官听講時走神，在演習的緊要關頭，做出了与教官要求完全相反的行動，史迪威立即大發雷霆，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這位學員，叫人無地自容。回到營房，一位學員畫了一張史迪威的漫畫，畫著他緊繃著的苦臉，從一個醋瓶子里鑽出來，瓶子的商標處畫著三個X字母，說明酸度又濃又烈。漫畫用圖釘釘在布告板上，引來許多人觀看，并稱贊畫得好。史迪威看了也覺得好笑，他征得同意，把這幅畫保留下來，后來還拍了照片送給朋友們。就這樣，“醋性子喬”這個綽號就傳開了，成了他的特有標志。 史迪威的好友威爾斯將軍，在歐洲戰場上多次見過他的“苦臉”，接到他的照片后，給他寫信說：“你每次露出這种表情，都是因為某件事或某個人造成一种實屬荒誕的情況，那是在作出的決定和采取的行動，顯然很不切實際，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的時候，在這种情況下，你臉上會呈現出你心中的一些苦惱……這不是醋性子，喬，這只是看上去像是醋性子的某种別的東西。”史迪威明白，盡管這樣的評价是客觀公正的，但主要還是對自己給予兄長般的仁慈的寬慰。至于他對自己性格中的暴躁一面，一直是勇于承認和正視的，但他的這一面被他的幽默和善良品格中和了。他常以在中國的經歷作證明，有一次，他在一座城鎮中獨自散步，情緒很坏，想必臉色也不好，但迎面來的中國商人同他搭起話，而且先鞠一躬說：“你好，教士！” “你怎么稱呼我‘教士’？”史迪威問道。 商人說：“因為你的樣子像一名教士。” “為什么說我像教士呢？” “因為你面目慈祥，平和，綿善……” “高興的我笑了起來。”史迪威一提起這事，還總要加一句感慨：“別以為中國人缺少幽默感。” 史迪威在家人面前也坦然承認，自己有時“不近情理，沒有耐心，很固執，悶悶不樂，粗俗……”。雖然他愿意對一切人彬彬有禮，談吐文雅，但對那种自命不凡之輩，他往往情不自禁地用粗野的語言予以嘲弄貶斥。在他的日記里，從不掩飾自己的情緒。 稍加留意，人們就會察党史迪威容易產生厭惡的情緒，起因往往是遇到了他認為擺架子的人或裝院作勢的人，甚至一見到裝出英國人口音的美國人，他都感到作嘔。和他久在一起的同事說，“他很像一個厭世者，他的厭世心理是藏而不露的。”他的樂趣是自己尋找到的或自己促成的。如，為了隨便活動活動筋骨，他就去打网球；為了保持体格勻稱，他堅持越野跑步和打手球，雖然這种運動体力消耗极大，但他堅持不懈，每周可以看見他身穿短衣褲，在本宁堡的松林中輕松自如地跑兩三次。他已48歲，年近半百了，仍參加了5英里長跑比賽，盡管他落在了別人后面，但他仍以能在長跑隊列之中感到自豪。 在本宁堡的熟人和同級之間，本來沒有令他感到不自在或惹他煩惱的人，但他還是對一些人和事抱執拗的態度，使校長坎貝爾·金將軍也對他不滿起來，曾三次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職務。原因是他掌握的標准极端嚴格。對學員的學習，除非他認為确實完全夠格了，他才在成績簿上記個“优”字。結果在他負責管理的軍官中很少有人能進入軍事學院，以致引起一些軍官的怨恨，直到向校長那里去“告狀”。而在比較平淡的兵器系里，“优”卻打得很寬，學員們很高興，因為這為他們的晉升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這也有益于顯示全校的成績，校長自然內心也感到欣喜。他每次要解除史迪威的職務，都是馬歇爾出面勸阻。在校長面前，他既肯定史迪威“原則性很強，工作极其刻苦”，又承認他脾气不好，惹惱了人。而最終則是校長听取了馬歇爾的意見，認為戰術系离不開史迪威，史迪威在戰術和技術方面已“超出時代水平”，是站在美國陸軍頂峰上的。 這樣，史迪威和馬歇爾一起，在戰術教學方面為美國陸軍培養了一批优秀指揮官，据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不少著名將領是在這里學習和進修過的。馬歇爾在這里的任期滿后，又延長一年，工作到1932年學年終結時离開，史迪威則工作到1933年。 早在1930年，大蕭條即開始席卷全美國。軍官職業雖然生活穩定，實際收入沒有下降，但已規定軍人每年一月為“無薪假期”。馬歇爾知道已婚的二等兵，每月21美元供養全家确實艱難。于是，他宁肯冒違反規章制度的風險，定了一個制度：每個已婚士兵可以廉价從連隊食堂買一頓熱餐帶回家給妻子儿女吃。這既節省了家庭開支，又省了妻于做一餐飯的麻煩。此舉不僅步校的士兵高興，也得到軍官稱贊。与此同時，馬歇爾還主張各家喂養家畜，并親自督促雞舍、豬欄的修建。 在大蕭條之中的美國陸軍，仍然號稱是世界六強（英、法、德、意、日、美）之一，而兵力還不及希腊、比利時兩國軍隊人數之和。軍營日漸破敗，与貧民窟差不多，武器裝備既缺乏又陳舊過時。美國一家雜志把當時美軍在本國人和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描繪成“一個咧著大嘴，七歪八斜地扛著一支老式步槍的傻大兵”，軍隊聲名狼藉。1932年夏天，有2.5万名退伍軍人從全國各地涌向了華盛頓，要求政府發給他們補充年金。胡佛政府竟讓軍隊去鎮壓這些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他們的妻子慘遭毆打，孩子們也受到摧淚彈的襲擊。馬歇爾、史迪威等本宁堡步校的軍官們，為自己沒有去干這种肮髒的勾當引為幸事。 1932年底到1933年初，大蕭條的寒風使整個美國瑟瑟發抖。工厂、商號倒閉者數以千万計，每個街角都有身強力壯的男子等待施舍，因為他們縱有力气、專長，卻無處可用。領取救濟食品的人們，排起數英里的長隊……這時美國陸軍軍官由1.2万人減為1万人。馬歇爾被派往南卡羅來納州組建“民間工作隊”，緩和美國青年的失業問題和營養不良狀況。在本宁堡步校，人們的心情也一樣的沉重。 就在這時，史迪威的父親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干1933年去世了！這位持有清教徒傳統信念“男子不工作就是罪過”的老人，辛勤奔波一生，給史迪威留下的僅是一些債券和股票，大部分財產留給了史迪威的母親。史迪威靠自己的薪金維持生活，他有五個孩子，在中國生活尚屬优越，在國內則感到處境窘迫。但是相比之下，由于有牢靠的工作和一筆固定的收入，又顯得比許多人日于好過多了。 由于史迪威自幼受父親的影響和嚴謹的家教，養成了簡朴的習慣。在中國期間，他們不打橋牌，不打獵，不參加外國殖民地的俱樂部活動。他們在家里待客時，擺在桌上的也是最低檔的法國葡萄酒。 史迪威把他的家庭視為他的城堡，感到只有在家里才安全，用不著提防他人了。在他的家里充滿了歡笑和友誼、相互体貼和輕松自在的气氛。他可以一連几個小時同最小的本杰明呆在一起，畫出稀奇古怪的動物，甚至把剪紙中的一條鯊魚變成飛机。本杰明剛會說話時學會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是老的，我們是新的”，史迪威听了非常高興。史迪威在家里外號“老爸爸”，這是孩子們給他取的。孩子們的身高、体重增長情況，在史迪威的筆記本里都有記載，就是在受困于徐州時，他的日記里還寫了“今天是文思的生日”。駐天津期間，馬歇爾正是從他為史文思寫的書法字帖中看到了他有做教師的天才。史迪威只有在家中才真正感到舒适，但是，若在家里停留時間長了，他仍然會煩躁起來，急欲到外面去，甚至越遠越好。但不論到多遠的地方，威妮和孩子們在他心中的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 史迪威總是在寫東西。除了日記、小評論、隨筆，還隨手用破紙片記下自己零亂的念頭、玩笑、趣聞以及腦海中出現的一閃而過的各种問題，表明他的興趣十分廣泛，內心世界也是非常丰富的。 在本宁堡，史迪威曾以《東方人的心理》為題作過一次講演，澄清了一些對“義和拳”的誤解和以為“中國人不可思議”的偏見。他闡明的觀點是：由于中國和西方的聯系被切斷了許多個世紀，他們在不同的條件下發展了自己的文明，不能指望一個中國人表現得同西方人一樣。他說：“尊嚴對他們（中國人）是最寶貴的，誰剝奪了他們的尊嚴，他們就与誰結成了仇敵……同中國人打交道時，不要使他們丟面子，除非你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們丟臉，而你不怕樹敵。”此外，在本宁堡還可以常常听到史迪威談論中國，人們知道，他非常關注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子。他常說：“若有正确的領導，有勤勞和富于創造才能的四億中國人將會居于支配的地位。我們最好是支持他們。”他所以這樣說，是他預感到了有朝一日，軍官們可能与這個國家打交道。 1933年5月，年過50的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期結束了，伴隨而來的一件事，加劇了他內心的痛苦。本來再過兩個月，他的長子小喬就要在西點軍校畢業了。按慣例學員的父親要參加孩子的畢業儀式。但是羅斯福總統為應付緊急情況而組建的平民衛護隊缺少軍官，兩次調動工作崗位之間的例行假期取消了，每個軍官必須直接到新的崗位報到，并不准以任何理由离開職位。史迪威几次申請延期報到，直至向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提出申請，都遭到了拒絕。于是，他帶著文思和兩個最小的孩子經過一星期的行程，到達加利福尼亞赴任時，他的前任卻仍然在職，史迪威呆在那里無事可做。 威妮和二女儿多特代表全家到西點軍校參加了小喬的畢業儀式。之后，威妮給他發了一封電報。他回信說：“這件事使我再也忍耐不住對這部机器的厭惡了。” 在本宁堡工作的最后一年，史迪威心緒煩亂，50歲了仍是個中校，使他無意再進陸軍軍事學院進修高級參謀課程。當布萊德雷為進修提出申請時，他說；“你為什么去學那种不想干的事？”史迪威要求派他去做外交工作，但陸軍部卻派他到西海岸圣迭戈訓練第9軍駐防區的后備隊。這項任務雖然令他失望，但靠近卡梅爾，他們在那里買下了地皮，這就可以安排建造房子的事了。 史迪威在圣迭戈期間，主要是向后備隊傳授實戰演習原則。參加訓練的人熱情不高，好在兩個星期結業，又有他這位有名的專家任教，人們都是滿意而歸。1934年，他51歲了，還不能晉升上校軍階，他的軍事生涯已無前程。他抱怨道：“任何一項有歷史意義的工作都絕不會有我的份了！”他已到了退休的邊緣。暗淡的前景使他更加“厭惡這部机器”！他憂心沖仲地同家人談論准備退休的問題。 卡梅爾的房子已經建好，耗資27000美元。其中有他父親留給他的股份中的錢，有威妮母親留給女儿的錢。史迪威想，退休后只靠儲蓄金和退休金肯定不行，還要找個可以發揮他的教師才干的工作，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美國經濟蕭條時期，找工作之難，使他不寒而栗。他不敢冒然退休。他的這种憂慮和苦惱，和遠在伊利諾斯的馬歇爾一樣。他們經常有書信來往，心緒相同，都為晉升制度的停滯狀態積了滿腔激憤，都對“平庸之輩被置于高位，而才華杰出的人卻由于級別不夠被湮沒的現象厭煩透頂”！ 万万沒有想到，史迪威有了出頭之日！陸軍部的朋友來信問他，是否希望被派往北平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這真使他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的事情竟落到了他的面前。他很快弄到了這個職位。1935年1月，史迪威接到了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對他的任命。過去，武官是由軍事情報處任命的，但現在卻要作為外交使團的成員進行工作，所以由國務卿任命。史迪威的同事們都為他得到這個職位高興，尤其是听到陸軍部給這個職位增添了開支補貼，不少人為他有此幸運發來賀信，有的還在賀信中說：“此刻東方的國際局勢非常有意思，非常刺激人，誰也說不上我們可能會多么快地置身其中。” 1935年6月，52歲的史迪威晉升為上校。他和威妮帶著孩子們乘船前往中國的北平。一家人高高興興。他們的長子小喬，此時正在天津的第15步兵團服役，所以，威妮這次不僅有回家之感，還有一家人在中國團聚的喜悅。 此時的平津，已和1929年時大不一樣。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又占了熱河省。中國軍隊在長城內外抵抗日軍，打了許多仗。史迫威的朋友馮玉祥將軍率領抗日同盟軍也有光輝戰績，但都失敗了，日軍已進入河北省。1933年，國民党北平分會總參議員熊斌与日本關東軍代表同村宁次，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于是，綏遠省以東，察哈爾北部和冀東，成了日軍自由出入區，華北已完全處于日軍的監視和控制之下。北平与天津之間，建了個30∼40公里的非軍事區。規定不經日軍許可，中國軍隊不得入內。史迪威到北平時的危急形勢就是這樣。 運輸船在太平洋航行之中，史迪威神情振奮，心靈上的陰云被海風一掃而光，他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他以《中國未來的局勢》為題，寫下了自己對形勢的估計。他意識到，日本的目標是控制北起西伯利亞東部，包括中國東北、朝鮮、菲律賓，南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成為“遠東的大國”。日本發展空軍力量，在于使其本土免遭俄國的攻擊，其做法是“把它的前線推進到戈壁沙漠，使俄國從另一側作戰”。所以它要逐漸侵吞內蒙和華北。平津地區的“非軍事化”將擴大到華北各省，直至日本完全控制揚子江以北廣大地區，而把上海留給所謂的“國民党人”。 “有可能制止這种侵吞嗎？”史迪威寫道：“辦不到。中國人是辦不到的。因為絲毫看不到蔣介石愿与日本公開決裂的任何跡象。相反，蔣介石知道自己會吃敗仗，而失敗就意味著后方會爆發叛亂。所以，他情愿坐視不動，控制住他能夠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國的影響，幫助他保住外國企業十分集中的上海。” 這是史迪威以自己20年代的經歷為依据形成的真知灼見。同時他認為，中國下一步丟失華北，列強只會“大喊大叫一番”。英國不會有行動，它想以滿足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的欲望，求得日本不与英國爭奪長江流域的支配地位；“美國只會撰寫照會而已”；然而大家“將再次（像接受日本占領東北一樣）接受既成事實”。史迪威的結論是：日本不會遭到中國、也不會遭到世界的認真反對。 人們后來不約而同地把這個時代稱為“姑息時代”。史迪威的不尋常，在于這個時代一開始，他就能了解它的進程。他由過去看到了未來。他寫道；“說來似乎奇怪，（日本）每一次成功的侵蝕會越來越被視為不可避免的事而加以接受，列強越來越不愿意停止侵略。”這正是：沃倫思緒万万干，心逐浪高望藍天；姑息時代早日了，馳騁疆場平戰端。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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