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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重組遠征軍，誓將頑石點成金； 卡城會議定大計，再遇苛責備含辛。 由于“黑色星期五”使反攻緬甸的計划擱淺，史迪威對蔣介石更為不滿。但是，他接受了馬歇爾要他“忍耐和寬容”的勸告，強壓住心頭的憤怒，繼續全身心地投入了整編、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的工作。 他向宋子文遞交了一份計划，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繼續加強蘭姆加爾的訓練工作，包括再向中國駐印軍增派1個師，組建裝甲兵和無線電通訊學校等；第二，建立利多基地，以作為中國駐印軍反攻緬北的出發地和后勤供應站，并為修筑中印公路做好准備；第三，向云南集結30個師的中國軍隊，并進行整編、訓練和換裝，以建立另一支重要的突擊力量；第四，整編中國空軍，并准備在桂林地區再裝備第一批30個陸軍師。史迪威關注的重點是云南部隊的整訓工作。 在部署原定的反攻戰役過程中，中國方面已向滇西地區調集了部分部隊，并已原則同意整訓30個師的計划。這支部隊的主力仍被定名為中國遠征軍。但是，這30個師究竟包括哪些部隊，何時集結完畢，何時開訓和具体的訓練計划，都還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明确答复。 接受30個師的美械裝備，對蔣介石無疑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但其中也确有不少棘手問題。首先，從蔣介石內心來說，這30個師的美械裝備最好是全部都交給他的嫡系中央軍，但這必然會招致地方實力派的不滿。因此，他必須既掌握住多數裝備，同時又要擺平各方面的關系。其次，云南是地方實力派龍云的地盤，他歷來對中央軍入滇抱有戒心。這回，如此大批的部隊集結于云南，龍云也不是很容易對付的。同時，遠征軍最高指揮官的人選也是個极為關鍵的問題。30個美械裝備師對中國未來的軍事和政治都會發生重要影響，大權旁落是不行的，即使嫡系之中也有親疏遠近之別。蔣介石最初仍想讓杜聿明或羅卓英掌握遠征軍，被史迪威堅決拒絕。最后，他伺意了史迪威建議的人選，調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陳誠是蔣介石最信任的高級將領之一，他和何應欽可以說是蔣介石在軍事上的左右手，但兩個人之間又存有很深的介蒂。何應欽在地位上和資歷上都略高于陳誠，但陳誠卻雄心勃勃，不斷擴充實力，大有壓過何應欽的勢頭。許多人只把參謀總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看成是當家理事的“何婆婆”，而把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當作軍事上的“第二號人物”。陳誠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但又不像有些人那樣唯唯諾諾，而是頗有心計和才干的一個人物。 史迪威和陳誠并無深交，只是1938年在武漢時看到了他指揮的武漢保衛戰。當時史迪威即認為，陳誠是國民党軍隊中“最強有力和最令人感興趣”的將軍。史迪威了解到，何應欽對軍隊的整編十分消极，他曾在日記里把何應欽比喻為橄欖球賽中的“阻擋后衛”，似乎他的任務就是抱人、拉人、拖住人的后腿；而陳誠卻是比較贊成實行軍事改革的。因此，史迪威很希望由陳誠來執掌遠征軍，這一方面可以使整訓較為順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与何應欽相抗衡。 何應欽听到這一消息后如芒刺在背，若是陳誠掌握了這30個師，無疑將對他构成巨大威脅。他找到蔣介石，推荐由他的親信劉峙取代陳誠。劉峙在抗戰初期是著名的“長腿將軍”，遭到全國輿論的唾罵，從那以后一直未受重用，此時正擔任重慶衛戍司令。蔣介石并非不信任劉峙，而是深知此人的無能，他對何應欽的推荐十分惱火，斥責說：“怎么能拿如此嚴重的形勢開玩笑？在這樣的危机里你怎么還要玩弄手腕？”為了打消各种勢力對遠征軍指揮權的覬覦，蔣介石還是決定選擇陳誠。 由于這些复雜的背景和過程，史迪威對陳誠的任命感到非常高興，把這當成了抑制何應欽的重大胜利。 1943年1月17日，陳誠從湖北前線回到重慶。第二天，史迪威便和宋子文一起，同陳誠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遠征軍的整編和訓練計划。會議延續了4天，三人就一些主要問題達成共識。經過4天的會議，史迪威對陳誠有了初步了解，他認為：“這個人看起來是通情達理的，肯定將掌握指揮權。他對美國的援助表示稱贊，同意采取行動，而且不做官樣文章。如果陳誠确實接受我的觀點，如果那些坐辦公室的討厭家伙只管他們自己的事而別來插手的話，我們就能干成一些事情。” 根据會議紀要，史迪威与宋子文、陳誠“在所有的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遠征軍將由中國將領指揮，美國人負責訓練和裝備。訓練中心設在昆明，擬開辦步兵、炮兵和通訊3個班次，每期訓練時間定為6周，步兵班每班次450人，炮兵班300人，通訊班150人。他們還提出了4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准備交蔣介石盡早定奪：第一，陳誠對遠征軍是否有絕對指揮權？第二，蔣介石能否立即下達部隊集結和開訓的命令？第三，部隊何時能夠完成集結？第四，遠征軍的后勤補給問題如何解決？ 1月28日，史迪威將會議紀要和訓練計划送交蔣介石，并附上了一份備忘錄。指出：“‘這是我們裝備和訓練一支軍隊的好机會，還將使中國更加強大和穩定。武器就會運來，我們必須抓住机遇。如果第一批30個師的訓練計划能夠完成，并將這支部隊用于進攻，我就有充足的理由為第二批30個師請求裝備。……我認為，這件事情對中國未來具有极為重要的意義。”蔣介石很快就大致同意了史迪威、宋子文和陳誠三人商定的計划。 史迪威對事情的進展比較滿意，他也很樂意為中國戰區爭取更多的軍事援助。1月31日，他致電盟國軍火分配部，提出了1943年中國戰區所需物資的清單，包括2万挺輕机槍，1．35万挺重机槍，3650門追擊炮，360門75毫米榴彈炮，360門105毫米榴彈炮，96門150毫米榴彈炮，300門40毫米高炮，120門90毫米高炮，2万輛卡車和每月3500万發彈藥等等。 為了做好訓練准備，史迪威將美軍教官立即派往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駐華美軍司令部的分支机构。跟隨史迪威多年的多恩上校擔任代理參謀長，主持那里的工作，阿姆斯上校負責訓練計划，包瑞德上校負責美軍人員的行政事務。 2月17日，蔣介石正式任命陳誠為遠征軍司令長官。3月12日，史迪威和陳誠一同赶到昆明，按照他們商定的計划開始具体的准備工作。23日，中國方面确定了參加整訓的部隊番號，計有第2軍、第5軍、第6軍、第8軍、第52軍、第53軍、第54軍、第60軍、第71軍、第74軍、第93軍，共11個軍五個師。史迪威對此感到十分欣慰，他認為：“自從到中國以來，我第一次覺得我們正在進行真正的合作。” 但是，情況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确定參加整訓的31個師，共有22.7万多人，按照每師1.3万人的編制，尚缺額18.5万多人。中國方面答應從4月份開始征募新兵，到5月底補充完畢，可實際上并沒有做到。 4月1日，昆明訓練中心正式開訓。同時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也在楚雄成立。中國方面把昆明訓練中心稱為：軍事委員會駐滇干部訓練團”，蔣介石親自兼任團長，龍云和陳誠兼任副團長，教育長和各訓練班主任也都由中國軍官擔任。55名美軍教官分別擔任各門課程的教學。訓練方法和蘭姆加爾大体相同。 除最初擬議的步兵、炮兵、通訊班外，訓練中心還開辦了工兵、后勤、軍醫、參謀、情報等訓練班。步兵和參謀訓練班設在昆明近郊的里林舖，炮兵訓練班設在干海子，其他訓練班都設在北校場營房，訓練的主要對象是團以下的營、連、排軍官，他們畢業以后再去訓練各個部隊。團以上的軍官要空運到蘭姆加爾的戰術學校進行訓練。 在史迪威加緊對中國軍隊進行整訓的同時，同盟國關于反攻緬甸問題的磋商也取得了一些進展。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羅斯福和丘吉爾在摩洛哥的港口城市卡薩布蘭卡舉行首腦會議，兩國的軍事領導人也隨同出席。會議期間美國方面提出了代號為“安納吉姆”的反攻緬甸計划，這一計划是根据史迪威擬定的方案起草的。 當時北非戰場的形勢已大為改觀。1942年11月4日，英軍統帥蒙哥馬利率第8集團軍取得了阿拉曼戰役的胜利，一舉殲滅德意聯軍5万余人。11月8日，艾森豪威爾指揮的北非遠征軍在卡薩布蘭卡、奧蘭和阿爾及爾登陸，開始執行“火炬”計划，并迅速攻入突尼斯境內。美英兩國軍隊已對北非的德意聯軍形成了兩面夾擊之勢。 然而，太平洋戰場的形勢卻不容樂觀。美國雖然已在珊瑚海、中途島、瓜達爾卡納爾群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損失十分慘重。因此，美國積极主張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起反攻緬甸戰役，以打通与中國的地面交通線，加強中國軍隊的對日作戰力量，并把中國大陸作為對日反攻的主要基地。 英國人從其自身利益考慮，深恐美國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亞洲，因此對反攻緬甸采取了消极抵制。他們提出，如果抽調登陸艦艇去攻占仰光，必然會削弱英國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大陸的作戰力量。馬歇爾和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金上將對英國人施加了壓力，同時也作出一些許諾。馬歇爾表示，如果不能進行“安納吉姆”戰役，太平洋地區隨時都可能出現嚴重的不利形勢。這將會迫使美國不得不撤銷在歐洲戰場承擔的責任。金上將提出，進攻仰光和安達曼群島的登陸艦艇可以從南太平洋的美國海軍中抽調。 由于美國人的堅持和努力，卡薩布蘭卡會議就“安納吉姆”戰役達成了初步協議，并得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批准。按照協議，反攻緬甸的計划和准備工作將以1943年11月15日為目標時限；反攻的最后決定，由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在7月以前作出。為了使中國軍隊參加這一戰役，會議還決定派美國空軍司令阿諾德上將、后勤補給司令索默維爾中將和英國元帥約翰·迪爾勳爵來華，向蔣介石通報卡薩布蘭卡會議的內容，并進行具体磋商。 2月4日，阿諾德和迪爾等人來到重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前往黃山別墅与蔣介石舉行會談。阿諾德帶來了羅斯福總統送給蔣介石的“禮物”——美國將在4月1日以前向中國戰區提供137架運輸机，用以增加駝峰空運；同時向中國派遣一支B－24型轟炸机大隊。蔣介石并沒對此感到滿足，他向阿諾德抱怨說：“我曾經要過許多東西，但得到的卻只是無法提供更多援助的‘解釋’和‘借口’。”“經過反复交涉”，蔣介石終于在2月6日同意派中國軍隊參加“安納吉姆”戰役。但是，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三項要求”：第一，讓陳納德脫离第10航空隊，成為中國戰區一支獨立的空軍部隊；第二，每月經駝峰空運的物資要達到1万吨；第三，在1943年11月以前，向中國提供500架作戰飛机。他說，如果不能提供這些條件，就無法保證反攻戰役的成功，并對阿諾德說：“告訴你們的總統，除非我的三個條件都得到滿足，否則我不能打這個仗，他也別指望我派中國部隊參加這次戰役。” 史迪威對蔣介石的態度十分不滿，他針鋒相對地反問道；“如果美國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那么中國軍隊是否還愿意參加秋季的反攻？”蔣介石頓時拉長了臉，他气急敗坏地說：“我難道沒說過愿意參加嗎？”事后，他又讓宋子文傳話，指責史迪威當眾讓他難堪。史迪威在日記中憤憤地寫道：“見他的鬼去吧！”阿諾德和史迪威有同樣的感覺，他私下對史迪威說：“這些要求听起來有敲詐勒索的味道，我決不會把蔣介石的話轉告給總統的。” 在得到蔣介石有條件的首肯之后，史迪威和阿諾德、迪爾等人一同飛往印度。2月9日，中美英三方代表在加爾各答召開軍事會議，以落實卡薩布蘭卡會議關宁“安納吉姆”戰役的決定，中方代表是何應欽和宋子文，英方代表是迪爾和韋威爾，史迪威和阿諾德、索默維爾、比斯爾作為美方代表出席會議。 三方代表一致同意于1943年11月發起“安納吉姆”戰役。 中國駐印軍將出動2個師，從印度利多穿過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八莫方向進攻；中國遠征軍出動11個師，從云南向景棟、腊戍、八莫方向進攻；兩軍會合之后，向曼德勒發動攻擊。英印軍出動9個師，以3個師從印度英帕爾攻占加里瓦，渡過親敦江后与中國軍隊會攻曼德勒，并揮師南下；以1個師從緬甸酉海岸登陸，進攻阿拉干地區；以5個師在緬甸南部登陸，向仰光發動進攻。 會議預定盟軍將在1944年1月攻占仰光，5月占領整個緬甸。 三方代表還共同研究了中國方面提出的把對華空運物資提高到每月1万吨的要求，因為這不僅涉及到駝峰航線，而且涉及到印度阿薩姆邦的空運基地和從卡拉奇到阿薩姆的漫長鐵路線。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國戰場得到的美國租借物資，同英國和蘇聯相比确實少得可怜。到1942年12月，英國得到的租借物資達34.5億美元，占美國租借物資總額的76％；蘇聯得到9億美元，占20％；中國只得到1.2億美元，占2.6％。這一方面是由于英美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和北非戰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對華運輸的困難。 要使每月的空運量達到1万吨，必須要有600架運輸机，空運線兩端必須各有12座机場，每個机場要容納50架飛机，還要有必要的倉儲設施和公路、鐵路，同時每向中國空運1吨物資，就要消耗同樣數量的燃料。史迪威和阿諾德都曾向蔣介石解釋這方面的困難，但蔣介石總是不屑一顧。他對阿諾德說：“事情是必須做的，辦法總會有的。” 中國代表在會上表示，云南方面的机場和其它設施可以保證予以解決。韋威爾也表示，盡管英國軍隊要用同一條運輸線來保障前方部隊的作戰准備和后勤供應，但只要美國空運司令部能運送多少物資，他就保證把物資運到阿薩姆。 阿諾德等人的重慶之行和加爾各答會議的結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興。他覺得能說服中英兩國接受“安納吉姆”計划，就“如同翻越了駝峰”；同時，“阿諾德和迪爾開了眼”，他們見識了一下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蔣介石和何應鐵之流，究竟是些什么樣的人物。阿諾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艱難使命，他對史迪威說：“親愛的喬，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論在什么時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幫助，請盡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并不感到輕松，蔣介石實際上是用新的“三項要求”投出了一個討价還价的籌碼，他隨時可能以此為借口收回自己的承諾。因此，要迫使蔣介石履行自己的承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答复蔣介石的各种要求時，必須以強硬的態度提出美國的附加條件。盡管羅斯福拒絕采取這种辦法，但史迪威仍想讓華盛頓認清國民党政權的現實，不能讓蔣介石牽著美國的鼻子走。他給馬歇爾發去了一封電報，再次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蔣介石變化無常，很難對付，無論我們給他什么，他總會不斷地提高要价。除非我們用更加嚴厲的口气對他講話，否則，他的這种態度還會繼續下去。我們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應當從他那儿討回一個保證。” 馬歇爾希望總統能再次考慮史迪威的建議，他把這封信附在自己的報告里轉給了羅斯福。但是，馬歇爾的努力沒有奏效，相反卻招致了羅斯福總統一次嚴厲的斥責。 羅斯福雖然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批准了“安納吉姆”戰役，但他對陳納德空中作戰計划的興趣，顯然大大超過了反攻緬甸。會議期間，他曾對英美的參謀長們說，反攻緬甸固然重要，但這不會對中國人產生直接影響，而對日軍的空中打擊則可以提高他們的抗戰信心。同時，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逐島作戰，花費的時間太長，付出的代价太大，必須尋求其他攻擊日本的方法。他認為，增強陳納德的空軍力量，可以從中國起飛攻擊日本的海上運輸線，而且還能攻擊日本本土，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會后，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赴華，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考察陳納德的空戰計划，并設法支援陳納德。 阿諾德并不喜歡陳納德，他非常了解這個前美國空軍上尉的人品。還在中國戰區剛剛成立的時候，陳納德就通過蔣介石夫婦向美國方面游說，要求由他來擔任中國戰區空軍的指揮官。阿諾德對此勃然大怒，堅持讓比斯爾擔任了第10航空隊司令。因此，當蔣介石提出要讓陳納德獨立組成一支空軍部隊時，阿諾德明确地表示反對。他在寫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認為，盡管陳納德作為一個戰斗指揮官還不錯，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差，因此他的部隊不應脫离第10航空隊的管轄而獨立。陳納德的空軍部隊确實取得了一些戰果，但這支部隊疏于管理，紀律松懈，作風放蕩，為所欲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陳納德手下的人，動用飛机從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運少女充當軍妓。當事情敗露后，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曾就此事采訪陳納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說：“我那個妓院太讓我操心，大兵們總得要有女人，我得給他們弄一些干淨的。”最后是在史迪威的嚴厲干預下，陳納德才關閉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發生了從印度偷運和走私黃金的事件。事后查明，該案件与陳納德有直接關系。這兩件事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丑聞。 羅斯福對這些“軍紀”方面的問題不感興趣，他的耳朵里塞滿了從其他渠道听來的一些情況。 1942年11月，宋美齡到美國訪問并治療她頑固的皮膚病。翌年初，羅斯福夫人邀請她住進了白宮。宋美齡利用這一机會，不遺余力地向羅斯福及其身邊的要員們散布“對史迪威的厭惡和對陳納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讓陳納德獨立組織一支空軍部隊等“三項要求”，并稱贊陳納德是一位优秀的戰斗指揮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羅斯福的一個遠房侄子艾爾索普通過霍普金斯一連給”他寫了4封信。艾爾索普曾在陳納德的志愿航空隊擔任新聞發布官，不久前他通過霍普金斯的關系當上了美國租借物資管理委員會駐重慶的代表。他在給羅斯福的一連串信件中，猛烈地抨擊史迪威，說他輕視蔣介石和堅持軍事改革的做法，只會招來中國人的敵意。他認為，國民党面臨著國內共產党人的“顛覆”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威脅”，華盛頓應當允許蔣介石保存自己的實力，并幫助他們設法“解散中國共產党”。他提出：美國應當給陳納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羅斯福雖然重視中國戰場在戰時的作用，但更為重視在戰后的中美關系，他要把中國作為戰后美國對亞洲政策的重要支柱。為了這樣的目的，他必須緊緊地拉住中國，拉住蔣介石。史迪威的一套辦法，雖能推動中國在對日作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蔣介石、損害中美合作的危險；而陳納德的空戰計划，既能打擊日本，又能滿足蔣介石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輕松的“兩全之策”。 3月8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同意讓陳納德的駐華空軍脫离第10航空隊，組成獨立的第14航空隊，并保證盡快向陳納德提供500架作戰飛机，至于空運物資也答應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羅斯福還寫信給馬歇爾，對他轉交的史迪威的來信提出了嚴厲指責，并闡述了對中國的一系列政策。他在信中說道：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蔣委員長打交道時采取 了完全錯誤的方式。 委員長認為，必須保持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他既是行 政首腦，又是最高統帥，我們不能用嚴厲的口气同這樣的人 說話，或是像對待摩洛哥蘇丹那樣去逼迫他作出許諾。 在對緬甸戰役寄予希望的同時，我仍然相信，我們在 1943年的重點應當放在陳納德的空中作戰上，發揮他的戰略 作用。我希望看到這個問題得以加強。 更重要的是，必須在中國确立一項空中政策、保證陳納 德在經過史迪威批准的情況下，對空軍作戰和戰術有絕對的 自主權。 我們相信史迪威和委員長的關系會得到改善，同時我 希望不要妨礙陳納德以适當的方式与中國人討論空中作 戰問題。 我們和中國的關系有重要意義，希望你告訴史迪威和陳 納德，他們作為我們在那里的代表，應當更清楚地意識到這 一點。他們應當成為我們在中國的最好的外交使節，這与他 們承擔的軍事任務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我希望通過你讓陳納德有机會去做他認為能做到 的事情。 羅斯福的信表現了他對國民党政權的錯誤分析和對陳納德空戰計划的過高估价，這与史迪威通過實際觀察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羅斯福的這些觀點，給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壓力。不過，馬歇爾沒有改變支持史迪威的立場，他一方面不得不執行總統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內容轉告了史迪威；隨即又馬上复信羅斯福，再次闡述了他對中國問題的不同看法，并為史迪威作了積极的辯解。 關于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馬歇爾避開了羅斯福大加贊賞的蔣介石，他把抨擊的矛頭指向了何應欽等人。他認為，何應欽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觀望”，其目的是要讓同盟國去作戰，自己坐收漁利。如果不進行軍事改革，就無法改變中國的這种狀況。 馬歇爾明确指出了陳納德空戰計划面臨的兩個嚴重問題：第一是供應問題，單靠駝峰空運無法滿足實行大規模空戰的需要，只有收复緬甸、打通地面交通線，才能使這個問題得以根本解決。第二是如何保護空軍的地面机場。如果不提高中國地面部隊的戰斗力，日軍就可以輕松地摧毀這些机場。他舉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備用來停放轟炸日本本土的飛机的机場，已經被日軍摧毀，至今尚未收复。 在對史迪威的評价問題上，馬歇爾指出：“毫無疑問，史迪威將軍在許多問題上同委員長進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談，這是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創造條件使我們的援助在對日作戰中發揮效用。為此，有時會引起委員長的不快，這是令人遺憾的。盡管如此，我認為沒有一個美國軍官能像史迪威那樣，既了解中國人和他們的語言，又具有一個軍人和指揮官的能力。他是強硬了些，但是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使緬甸戰役取得成功，克服英國人對我們所有計划的消极抵制，并為整編中國軍隊取得一些進展。” 在給羅斯福的复信中，馬歇爾又轉去了史迪威的另一封來信。他絲毫沒有向總統的壓力屈服，繼續直言不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寫道：“重慶在美國進行的持續不斷的宣傳，給我的工作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困難。在美國的輿論中，已經形成了完全虛假的印象。……一再的讓步已經使得委員長确信，只要他堅持，我們又會妥協。”“如果我們能夠訓練和裝備云南的部隊，我們還能挽救形勢，但是，我還要呼吁給我以支持，做好在必要時攤牌的准備。” 馬歇爾和史迪威的信言之鑿鑿，但這都無法改變羅斯福的態度。他已經陷入了蔣介石和國民党政權虛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于對戰后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 3月10日，第14航空隊正式成立，陳納德根据羅斯福的命令被提升為少將，并出任該航空隊司令。盡管史迪威把每月空運到中國的4000吨物資，撥出1500吨歸第14航空隊使用，但陳納德仍不以此為滿足，頻頻制造麻煩。史迪威無法再作出讓步，租借物資的絕大部分必須用于裝備云南的遠征軍部隊，他不能用剜肉補瘡的辦法，為了支援陳納德而妨礙整訓工作的順利進行。 蔣介石從羅斯福的允諾中看到了陳納德的分量，他希望能利用美國總統對陳納德的器重和對空戰的偏愛，來為他爭取更多的利益。4月10日，第14航空隊成立一個月后，蔣介石又一次致電羅斯福，要求派陳納德去華盛頓，越過史迪威直接向總統匯報他的空戰計划。 羅斯福對這個要求很感興趣。上一年12月，他的遠房侄子艾爾索普离開華盛頓去重慶時，他就表示了想見見陳納德的愿望。但是，馬歇爾警告說，讓一個盟國插手美國的指揮体系，將會造成一個危險的先例。他在給羅斯福的報告中寫道：“召回陳納德，而把史迪威甩在一邊，將會導致中國戰區指揮權的明顯分裂，甚至會造成史迪威將被解職，陳納德將掌握地面和空中指揮權的不良影響。這可能正是委員長建議的目的，而我始終認為這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建議，應當讓史迪威、陳納德和第10航空隊司令比斯爾一同回國，參加擬于5月舉行的聯合軍事會議。 羅斯福勉強地同意了馬歇爾的建議，但從名單上划去了比斯爾。4月23日，史迪威和陳納德一同离開重慶，他怀著复雜的心情踏上了出使中國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國的旅程。這正是：滇西整訓初建功，加爾各答結新盟；總統偏愛空戰計，幸賴馬帥苦支撐。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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