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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波三折結良緣


  “數碼港”計划由李澤楷首先提出,由于觀點創新,它也遭受到与歷史上許多新思想、新發明一樣的命運。在開始的時候,“數碼港”計划不被看好,許多人更冷言諷刺李澤楷的想法荒唐,覺得香港根本不适宜搞高科技,況且當時香港的經濟還沒從金融風暴中蘇醒過來,人們普遍認為恢复經濟才是當務之急,各种因素致使一塊美玉無人問津。
  當科技以一日千里的步伐前進,并顯示出無可限量的前景時,發展高科技產業振興香港經濟的呼聲變得越來越高。在李澤楷的不懈努力下,“數碼港”計划終于重見天日,得到港府的賞識。這時,越來越多的地產商希望從這塊寶藏爭到一杯羹。李澤楷作為“數碼港’外划的首創者,獲得了港府賦予的發展權,其他發展商無法將令人垂涎的肥肉弄到手,于是向李澤措和港府展開了猛烈的炮轟,試圖作最后一搏。
  整個開發“數碼港”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矛盾此起彼伏,李澤楷應付得一點也不輕松。

  与港府的較量

  与港府的較量是對李澤楷韌性的考驗。為了獲得港府的支持,李澤楷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期間他反复修改自己的建議,以求打動港府的芳心。
  1998年初春,万象更新,生意盎然,李澤楷的事業有了一個新的開始。他春風滿面地開著他心愛的奧迪A6房車來到香港政府辦公大樓,拜訪剛剛上任的資訊及廣播事務局局長鄺其志。行事果斷的李澤楷開門見山地介紹了自己的“數碼港’針划。但部其志似乎不買他和李嘉誠的賬,態度冷淡,還沒等他說完,那其志就一日拒絕了他的建議。
  雖然碰了一鼻子灰,李澤楷并沒有气餒。3個月后,李澤楷再接再厲,向港府提交第一份正式建議書,建議港府負責所有興建“數碼港”的資金,而他的盈科集團負責牽頭介紹其他公司租用‘數碼港”的樓宇。港府毫無興趣,反應依然十分冷淡。因為當時的香港政府正忙于應付亞洲金融危机,無暇顧及什么“數碼港”計划,更何況香港正值經濟低潮,實在不宜花這么多資金儲備搞如此龐大的投資,同時港府也怀疑香港發展高科技能否成功。
  李澤楷見港府對自己的計划毫不熱衷,便自己出資400多万港元聘請數間顧問公司,就香港發展成為軟件工業中心的財務及工程等問題寫成可行性報告,一份接一份送給港府參閱,這招果然奏效,港府高層開始重新考慮他的計划。
  金融風暴過后,港府在反思香港受亞洲金融風暴拖累的原因時,感覺到香港雖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但其科技的發展步伐明顯慢于亞洲的許多國家或地區。為了增加香港未來的競爭力,港府有意增加在高科技領域的投入,并制定了一些吸引高科技人才和投資的优惠政策,李澤楷的“數碼港”計划自然也在考慮的范圍之內。雖然如此,离真正達成共識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不過,這個好的開始已經讓李澤楷大悅,畢竟,前面的工作沒有白費。
  至1998年10月,事情變得明朗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發表施政報告時強調香港要推行資訊高科技。不過,港府對“數碼港”計划態度依然審慎。
  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又到了1999年春天,對李澤楷來說,這又是一個美好的春天。
  世界科技界頂尖人物蓋茨為了推廣“維納斯”計划來到香港,李澤楷哪會放過這個好机會?李澤楷再次采取主動出擊的策略,主動找上蓋茨介紹自己的“數碼港”計划。蓋茨對這位曾經力戰國際老姜默多克的香江“小超人”也略有所聞,听完李澤搭的完美构想,他不得木佩服他的頭腦:這怎么像是一個超級富豪的儿子呢?
  蓋茨感到,在李澤楷的身上似乎有著自己年少時的影子;同樣流著創業者的熱血。
  蓋茨說:“印度有30万人口從事電腦軟件出口工作,而中國還不到1万人。其實香港可以充當橋梁的角色。”
  出于對好主意的推崇和對李澤楷的欣賞,蓋茨決定助其一臂之力。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蓋茨在之后的公開演講中免費給李澤楷的“數碼港”計划“賣廣告”,要知道,蓋茨的听眾几乎清一色是香港的頭面人物,這比所有的宣傳效果都要好。
  1999年1月底,事情果然出現了轉机。
  行政長官董建華出訪以色列,考察當地的科技發展,李澤楷以科技界人士獲邀,与其他商界人士隨團。李澤楷的机會終于到了。
  深得其父做生意之道的李澤楷异常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机會,積极与港府高層搞好關系。他知道只要董建華點頭,事成的机會頗大。所以途中李澤楷不斷向董建華游說。
  這三天以色列之旅,造就了一次董建華与李澤楷的“蜜月”,扭轉了盈科和港府談判的僵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月初出訪歸來,“數碼港”的談判便出奇地順利,港府在地价上也不再那么強硬。最重要的障礙消除后,其他事情就好辦了。
  接著,李澤楷再提交一份新方案,這次他作出了讓步,按原來的方案,盈科只充當中介的角色,不用注資。在新方案中,港府將作主要投資,而盈科也要負責70億港元的投資。換句話說,盈科可以出錢,但港府要以免費批地的方式把“數碼港”區內的住宅發展權交給盈科。港府這次沒有拒絕李澤楷的建議。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不至于很費納稅人的金錢,港府自聘顧問公司,深入地了解“數碼港”計划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港府在香港和外國物色財團參与,可是經過一番接触后,沒有任何一間公司愿意承擔整項發展的風險。
  經過詳細的研究,港府最后決定自己与盈科合作,并在1999年3月宣布財政預算時公布了該計划。在這項總計130億港元的投資中,港府負責出地,作价60億港元,盈科則要斥資對億港元建上蓋的物業。兩者共同興建總面積逾578万平方英尺的“數碼港”。經過一年的“持久戰”,李澤楷滿以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新一輪的較量又接踵而來。

  与八大地產商的較量

  “數碼港”計划港府事前保密功夫十足,到計划公布后,八大地產商方如夢初醒,這時李澤楷早已捷足先登。由于李澤楷是以免費批地的方式獲取‘數碼港”的發展權,在香港還是第一次,自然引來了不少人的猜忌,有關港府与李嘉誠父子私相授受的抨擊接踵而來,香港媒体也大肆批評香港政府,認為李澤措之所以順利得到“數碼港”的開發權,只不過靠其父親李嘉誠与董建華的親密關系,八大地產商更集体炮轟港府和李氏父子。
  雖然港府一再強調這是高科技項目,但輿論認為,由于其中逾七成半樓宇是住宅,作出售用途,“數碼港”只不過是將房地產冠上一個動听的名字罷了。這樣一來,盈科得到不少好處,它只需動用少量資金,便有430多万平方英尺的住宅發展權,本少利厚,估計能賺40多億港元,難怪輿論要起戒心。他們也擔心免費批地之例一開,日后成為大家爭相仿效的借口。在‘數碼港’時划中,八大地產商(包括新地、新鴻基、太古。置地、新世界。希慎、宏隆及鷹君)得不到一點“油水”,態度就更為激烈了。他們聯合起來炮轟港府和李澤楷,指責港府一改以現金買地的游戲規則,以私人協商方式批地是偏幫盈科。港府批出“數碼港”計划后,項目內容才逐步披露,例如大部分面積為住宅發展,以及出租寫字樓每平方英尺价格僅為6.5港元,遠低于他們推出寫字樓的出租价,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并對他們造成极大的沖擊,這些均令數大發展商大為光火。
  可見,當涉及各方利益時,反對李澤楷獨占“數碼港”開發權的聲音是多么強烈。不理解。甚至阻撓“數碼港”的勢力絕不善罷甘休,熱鬧還在后頭。
  自港府推出“數碼港”計划被認為特別照顧李澤楷后,許多人都希望找到李澤楷更多把柄,以打擊盈科的聲譽。不久李澤楷被揭露曾經向港府漏報1997年曾出售過和黃的股份。好事者乘机煽風點火,市場不滿情緒高漲,對李澤楷不按規矩辦事的批評一根接一浪。
  此事緣于1997年的3月18日,和黃公布業績前8天,身為和黃副主席的李澤楷,于當天出售所持119万股和黃、36万股香港電燈及25万股橙電訊,套現約8000万港元。然而,他在出售股份以后,卻沒有依例申報,結果違反了兩大規定。一。按照由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執行的《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公司公布周年業績或中期報告前一個月內,除特殊情況(如應付一項緊急的財務承擔)外,董事不得買賣公司股份;在正常情況下,未通知公司主席及接獲注明日期确認書前,董事不得買賣股份。二。按照由香港證券以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執行的《證券(披露權益)條例》規定,主要股東若買賣公司股份,須于5天內以書面方式向聯交所申報。而李嘉誠控制的長實,是和黃最大股東,李澤楷是家族一分子,卻沒有依例在5無限時內申報,而是兩年后補辦。這种違規行為當然受到各界的指責。
  正如李嘉誠所言,樹大招風,就算你沒有犯錯,別人都可以說你錯,更何況“數碼港”這塊肥肉落到了一個黃毛小子身上,很多事情已經發展到不是可以由李澤楷個人控制的地步。雖然种种的指責令‘數碼港’計划蒙上了陰影,但李澤楷仍然處之泰然,他堅信時間可以證明一切,等“數碼港”竣工后,人們就可看到‘數碼港”帶給香港,以至整個亞洲一個什么樣的天地了。
  在李澤楷的世界里,任何的困難都不能阻擋他實現“數碼港”的宏偉目標。然而,“數碼港”真的完美得如此無懈可擊嗎?人才,最大的障礙
  有專家擔心,大的科技公司只會把“數碼港”當作一個‘陳列柜”,真正做科技研究則只會在硅谷,因為硅谷的眾多名校培養了數不清的博士、碩士,人才非常充足。
  至于香港的科技人才,在現階段難以和美國相比。1999年來自香港三大名校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中文大學的工程系畢業生有2300多人,但是真正了解和懂得運用新科技的人并不多,而且新科技講求創新和研究的精神,香港人大多講究眼前利益,缺乏鑽研精神。
  雖然香港政府也了解這一點,并有意從國內輸入优秀人才,但由于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實施起來也不是那么容易和快捷。
  人才的确是困扰香港科技界的重要因素,李澤楷也意識到這一點,而早在爭取港府支持搞“數碼港”期間,李澤楷便秘密探訪了位于深圳的華為這家專門研究。生產通信設備的公司。最令李澤楷感動的是,華為只是一家民營企業,成立至今不過10年光景,已經成為全國四大通信器材生產商(其余三家分別是北京的巨龍。大唐及深圳的中興),而且父親李嘉誠的和記電訊也是華為的客戶。這一切都有賴于華為的員工,sop名員工中,有六成是有學位文憑的專才,博士更近200名,人才的优勢是華為成功的主要因素。華為給了李澤楷很好的啟示:大量的人才是發展香港高科技的本錢,而香港的高科技人才顯然不夠,引入优秀人才和挖掘香港本地人才是勢在必行。
  所以,對真正以開發技術為主的國際公司而言,香港“數碼港”雖然能夠提供廉价的寫字樓,但由于人才的匾乏,吸引力自然要大打折扣。而需要大量便宜寫字樓只是那些以銷售產品為主的跨國高科技公司,例如与盈科簽約租用“數碼港”的軟件公司塞貝斯,但該公司已表明其研究部門還會留在美國及在新加坡設立的分公司。可見,發展“數碼港”必須与吸納人才相結合,香港政府只有加大人才的投入,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積极引入質优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數碼港’才能有一個穩健的人力基礎。

  与英特爾合作

  在著手籌備“數碼港”計划的同時,李澤楷又有了新的构想。為了令盈科的業務趨于多元化,李澤楷開始投資科技項目。1998年3月,他与美國最大的半導体公司英特爾的總裁格魯夫談妥了協議,成立合資公司Pacific Conver.gence,計划為亞太區提供數碼互動資訊服務。与英特爾的合作一來可以幫助李澤楷在美國的科技界打響名聲,建立威望,有利于日后為盈科搭橋,牽引國際高科技公司來香港投資二來向港府推銷‘數碼港”這一宏圖大計也變得更有說服力。其后,英特爾公司愿意投資sop万美元,把Pacific convenynce改組為新的合資公司vacinc Centwr cyber-WOrks(簡稱PCC),主力開發亞洲高速互聯网絡服務。
  英特爾与盈科這項合作,英特爾負責提供芯片。軟件及系統,用于建設傳播及互聯网絡的基礎架构。雖然他們投入盈科的資金不算太多,但卻有助雙方占有亞洲區的互聯网市場。對李澤楷來說,意義更為重大,因為,盈科可成為這間國際超級計算机公司的戰略伙伴,并肩打天下,盈科也就升格為國際級的高科技集團了。
  其實,英特爾在美國亦有類似的投資,例如,該公司与美國電訊業Hwtes Network Syst,ms公司簽訂的協議,也是為他們提供結合衛星電視与高速互聯网絡的視訊設備,以及其所需的芯片。這項合作使公司名聲大噪。
  英特爾指出,与Hughes Net。orb Syst,ms的合作是針對美國市場,而与盈科的合作則著眼于亞洲市場。亞洲市場很大,且成長快速,英特爾与盈科的合作將有利于彼此的發展。改組后的PCC會有更大膽及更創新的業務,因為,他們要把電視与互聯网結合,目的是使亞洲數億個無法購買個人計算机的家庭,能夠接触到互聯网,感受其帶來的便利,提升信息的触覺。
  格魯夫一向有意讓互聯网服務走出計算机世界以外,而李澤楷就認為,亞洲區既然已有15億電視用戶,這15化部電視机,正可以用來上网。將電視作為媒介,提供上网服務,兩人的觀點正好不謀而合。共同的利益使兩家公司走到了一起。包裝科技形象
  為了建立個人的‘海科技”形象,李澤楷經常接受國際雜志采訪,出席高科技研討會,并作專題演講,把自己包裝成科技界精英:斯坦福畢業、計算机專業。“數碼港”和衛星電視的創始人、李嘉誠的儿子、三十來歲的“鑽石王老五”——這一切因素合在一起,确實是一個不錯的概念。
  這時,李澤楷的大幅照片開始出現在財經和科技雜志的封面,各种媒体都評他為風云人物,在1998年10月,聲勢達到了一個高峰:他被《時代》周刊評為全球50位數字精英之一,名列第三十位(蓋茨名列第一,楊致遠名列第六)。
  推動香港追赶高科技浪潮是李澤楷的一大心愿。在李澤楷的心目中,最出色的科技人物是微軟主席比爾·蓋茨。他私下透露說:“我很欣賞蓋茨白手起家的創業精神,他19歲便創立微軟公司,憑著獨特的眼光和商業頭腦,成為資訊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微軟的產品已成為現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識英雄,重英雄,當蓋茨親自撰寫的描繪及預測未來世界的新書《未來時速——數字神經系統与商務新思維》全球同步發行時,李澤楷主動為其香港中文版寫序,他在“序言’冷對該書予以高度評价,稱許它有助企業跨越對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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