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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屏小天地 人生大舞台


  我所認識的偉人、名人、普通人

  大約10年以前,就有一些朋友對我說,你已在電視台工作那么久了,在播送新聞的長期工作中,有机會接触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應當把這些寶貴經歷記錄下來。其中廣播學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原來的同事,對我說得更具体,“你近期可以出兩本書,一本是有關播音業務的著作,偏重于理論和學術方面的內容;另一本,寫寫你個人的經歷。”
  有關理論的書,我准備待到主持人節目更臻成熟時,試著做一些總結和探討。至于寫寫個人所經歷的事情和接触過的人物,很想動筆,但難度也很大。其中有一個困難,即以往的經歷記不大清了。我的确沒成為有心人,等閒對待了經歷過的那不尋常的人和事當想到要寫下那過去的事情,就覺得似有苦無般的亦真亦幻,無從下筆。恰似儿時看過的万花筒,只記得它形形色色,斑斑駁駁,瑰麗迷目,變化無窮,但都是什么色調,以及那些圖案是怎樣變幻組合的,實難描述。對多年來生活中發生的無數事情,也是如此難于盡述。往事在我記憶中,也許是挂一漏万。唯一的補償辦法,就是趁還有些印象,哪怕已然變形的印象,及早地作一番追憶与補錄。
  我确實不應當忽略了在我這樣一個崗位上能接触到的人与事,哪怕僅是浮光掠影。同時,也不應忘怀這些人与事給我的獨特的感受。有些人与事如果不提那就失去了我本人的一段歷史。我至今深感欣慰的正是,我有幸見過,在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大家耳熟能詳的風云人物和無數与我一樣的普通人。不僅在屏幕上,而且在現實經歷中。但是,從哪儿說起呢?從誰開始呢?
  以接触先后為序,就像以出場先后為序一樣,是個好辦法,可是我根本就記不清哪位在先,哪位在后?而以姓氏筆划為序,也做不到,因為,在本文中,休說我不能提及那么多見過的人,即使想提也說不全,如果以尊卑長幼為序,只能從一個人說起,當然先從毛澤東說起。
  半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用各种語文形容、描繪過毛澤東,還用得著我再描述嗎?何況,我只在离他很遠的地方見過他不多的几次。在毛澤東生前,我見到他本人時,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但在屏幕上,我几乎總不离左右地侍候他,在他生前,也在他身后,因此,我有我的視角。
  記得上中學時,前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訪華,毛主席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車路經東單的時候,從我面前掠過,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本人,不過,我只是站在如汪洋大海般的歡呼人群中的一粒草芥而已。
  后來,我18歲就參加了工作,當了播音員,主要工作是播報新聞,在播新聞的日子里,毛主席這個稱呼,從我口中播出過千万次,毛主席接見外賓,毛主席在党代會、人代會的講話,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晚年在中南海接見外賓,毛主席与世長辭,瞻仰毛主席遺容……一直到1993年毛主席百年誕辰,我還解說了大型電視片《毛澤東》,并飛往湖南,主持了在韶山他的故居前現場直播的文藝晚會。
  盡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但卻總像一直在他身邊工作。十多年來,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樣近,看著他黑發轉蒼,紅光消失,逐漸衰老。在他晚年接見外賓的那段日子,我更覺得是日夜陪伴,朝夕為他服務。毛主席晚年接見外賓,并沒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說是根据他不規則的作息時間与他的高興,無論白天、黑夜,想什么時候接見,就見上一面。于是,當年只要電台一宣布某位外國領導人到達北京的消息,我們的前期記者与后期錄制人員就照例會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現在我有點明白了,那其實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時,才有可能接見外賓。我已記不清值過多少次這樣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興奮,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著“出發啦”這一聲信息。記者出發后,我們等著他們把片子錄制完畢,再一絲不苟地配上庄重的解說詞。在几個小時內,送審,修改,再錄音,直到播出。
  毛主席晚年接見外賓的電視片,包括他逝世之后各地追悼活動的電視片,几乎是我一個人解說与播送的。他不會知道,在中國有這么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人,怀著無限敬仰,在十多年中一直為他的各种活動播音,更不會知道,在他身后,這個已不再年輕的人怀著巨大的悲痛以自己的聲音為他送終;也不可能再知道,直到前年,這個已年過半百的人為《毛澤東》一片解說時,他眼中的淚花和內心的震動。只要提到毛主席、我就會想起我消逝在屏幕前的青春時光。
  在毛主席生前,曾有過那么多的人成為各級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极分子,但輪不到我,我怎敢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但《毛澤東選集》我通讀過几遍,我由衷地贊佩与景仰他那無与倫比的文采,在中國,我至今還沒有看過能与他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并駕齊驅的文章。我能背誦他的已發表的全部詩詞,我熟悉与播講過他具有傳奇色彩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歷。
  如今,學好毛著已不成為時尚,人們也不會因自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臉有愧色。但我對他的感情依舊,我崇拜他,我也以能成為他的小學生自慰。今日我表白對他的敬慕,既無意爭寵,也沒地方去邀功。我想,像我這樣的人一定還有許多,因為這多年積蓄的拳拳忠心,絕不會有半點虛假。
  于是,我只要听說有低毀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書籍,我會無名火起。然而,我個人又無能為力,當年,我默默無聞,保衛或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榮譽輪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個虛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我只能在心中咒罵那些敢在佛頭亂飛的蒼蠅。毛澤東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農民家庭,從遠离京城的湖南的一處山叢中,走出家園,走向人生大舞台,歷盡艱難,力挽狂瀾,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這豈是几個舞文弄墨的丑類能掩其光輝的。
  我不知當年那么多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极分子們如今都在干什么?反而輪到我這樣一個當年立場并不堅定的人說這樣一番話。其實,當年用不著我多說什么,如今我也用不著多說什么,毛澤東并不因我說其偉大才偉大。他是一座大山,他過去是,今后也是。
  提起毛澤東,人們都會記憶起一個時代,同時也必然會想到另外一位受到尊崇的偉人周恩來。他如今早已不在,然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我才知道,我之所以來到電視台,這其中是他有過的安排。先是一位老同志在一個座談會上發言說,周總理生前對電視事業非常關怀,新中國的電視事業崛起于1958年。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建立伊始,除了毛主席,當時其他中央領導人都先后來過,据老同志說,周總理在視察電視台時,關心地詢問有什么需要解決的困難,在一系列的匯報中,談到了電視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就有需要電視播音員這一內容,周總理指示說,你們可以到北京所有的中學里去挑選。于是一份報告呈送上去,在北京市1960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電視播音員的唯一的一次批示。就在這次歷時半年的挑選中,我成為唯一的人選。但我并不知道,是如何有了那個開端,也不知道,我會和周總理有過什么淵源。
  我不知道,如果命運沒選定与安排我做電視播音員,如今我會在哪里,會在做什么工作,是比現在更精彩,還是比現在更無奈。
  當年,我的前輩是比我走上播音崗位更年輕的一代。因為,播音界在那時認為,培養一個稱職的人手,要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聲音才會有可塑性。三十多年之后,我們的觀念已然改變,一名中央電視台的播音員或節目主持人,起碼要有大學本科學歷,因為文化功底,更決定主持人的水准。此一時,彼一時,如果1960年那份報告寫的是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挑選播音員,那么即使以后机緣湊巧,我也起碼會晚到這個崗位上五年。
  30年后,再提這段往事,已沒有任何意義,曾經有過的,誰是誰選拔与栽培的榮譽早已与我無緣。困此,當一位專司干部調配的老同事要寫一篇回憶文章時,找我來核實年份,她說,此事當年由她經手,我只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一切,我過去一點也不知道。”我只記得,來電視台后,我多次見過周恩來。在距离他很近的地方,曾几次与他擦肩而過。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動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記得一個夏日,周總理從我辦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廣播劇場,當時,我剛好走出辦公室,只見他迎面走來,穿著一件短袖襯衫,后面跟著一位工作人員,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禮,他微微一笑,走了過去。我不知道,也沒人教我,應該親切問候一聲“總理好”。為什么那時候我那么傻。我相信一點,由于那時黑白電視机屏幕形象的變形,即使周恩來看過我在屏幕上的鏡頭,也不會想到他身邊這個小伙子,就是播音的那個人,而那個人又是由于他曾批示過文件,才來到電視台的。總之,我認識他,他完全不認識我。這几次的擦肩而過,除了深留在我記憶中之外,在當時,乃至以后,我并沒覺得是否還會有什么別的机遇。几次提到命運這個詞,其實我并不迷信,我算得上一個唯物主義者,對任何裝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里。我借用命運這一中介詞,不想把它融人天命論。然而我也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該是你的,決不會是你的,從任何一件事情的結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這個結論。但是,從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發端來測度以后,或許一步的偏离,將會產生另外的結局。軍事學家仍在紛紛議論當年滑鐵盧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侖的命運將會怎樣,歐洲的局勢又將怎樣?還好,我不過只失去了在記憶當中,与舉世聞名的偉人打一聲無關大局的招呼,給日后留下溫馨的回憶的机遇罷了。
  在熒屏上,我已無法記清為周恩來的國務活動所進行的解說,我太熟悉他那矯健的身姿与神彩奕奕的目光。他身著中山裝的一舉一動,都會光彩照人,我甚至覺得中山裝是專為周恩來設計的,只有周恩來穿著中山裝,才顯得那么得体、文雅、瀟洒、和諧;只有他穿上中山裝,才顯示出這中山裝的魁力。但是,我在每次見到他本人之后,都會感覺到,任何影像、照片与畫報所記錄的他的形象,都遠遠沒有他本人的那么一种完美,也沒能傳達出周恩來所獨具的神韻和磁石般的魁力。
  無論在工作的場景中,或是有群眾參加的聯歡和机關內部舉辦的舞會,只要周總理一出現,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目光不被他緊緊吸住。這是一位政界偉人与典雅的平易相融合所產生的無与倫比的吸引人的效應。他的舉手、投足、注目的瞬間,雍容大度,具有一种雕塑般的藝術情調,他的音容笑貌讓你覺得溫和与高貴。我几乎總會怀著一种年輕人仰慕的心情注視著他,同時也會隱隱覺得自漸形穢。
  我至今仍覺得早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齊越、夏青等人開創的凜凜有威的、充滿陽剛之气的播音,是受周恩來的气質与情調的影響形成的。記得在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會議時,當周思來擰緊兩道濃眉,气宇軒昂地走上講台,代表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与當時的赫魯曉夫進行針鋒相對的發言時,那不怒自威的聲勢,极具震撼人心的磅礡正气。我為這些電視新聞片配解說時,不斷仔細地看著畫面上的周恩來,調動起我所感應到的一种聲勢。
  周恩來是一位充滿無窮生命力的國務活動家,日理万机。但是在任何場合,他從來沒有一絲倦容;在任何時間,他都充滿生命的活力;在任何一次的錄像与膠片上的形象,儀表都無懈可擊。他為此付出的艱辛代价,一般人難于理解,每當想到他,在任何一次疲憊的播出中,我都不敢言苦。
  我無法相信,歲月會奪去他的生命。他的逝世,使我對一种相對的、安定的永痦ㄔ秅F動搖。心理天平傾斜,失去了平衡。我們中國人是很重感情的,很多人可能為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晚年政治風云中他所承受的壓力而抱屈。但是,奪去他生命的畢竟是無情的歲月。當然,政治丑類的倒行逆施,給周總理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們的罪孽是不可饒恕的。平凡人、偉人、好人或坏人,都會离開塵世歸于岑寂。“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這就是苦短的人生。造化弄人,我們痛感一個千百年來出現的一位充滿魅力与美感的形象,仙逝了。
  周恩來的身后,掀起了一場政治大潮。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在北京的心髒天安門廣場,一場悼念他的活動形成了政治的波瀾。在事態發生的最后階段,我在一個夜晚,獨自走進天安門廣場。那天夜里,我覺得异常的冷寂,沒有什么人,白紙做成的花環,与黑色的幛布,在夜風中微微抖動。到處是標語,到處貼滿了小條幅,紀念碑前懸挂著一幅周恩來的畫像。我為人民群眾這樣愛戴他而感到難以抑制的沖動,但我只默默地看著這一切,我那時心中充滿了一种苦澀,在播送周恩來逝世的電視片時,淚水總不由得滴落在酸辛的心怀里。仿佛打開了淚水的閘門,我從一月份以來,總有一种想哭的感覺,在這寂靜的寒夜中,在這并無秩序的廣泛的民間自發的悼念儀式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來為周恩來的活動配音的情景,腦際閃現出一幅幅他在各种場景中活動的畫面。然而這一切已成為歷史,他永遠离開了人世,他已不知道人們是多么愛他。我既為他的离去悲傷,也為他所獲得的如海洋般的深沉的愛戴所感動,淚水順著臉頰流淌。我臨回去的時候,在他的一幅畫像前肅立多時。我不知道,在一個沒有他管理的世界上,今后將如何工作,但我也知道,無論如何,今后還要繼續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三位偉人是鄧小平,我見到他的次數甚至要比見到毛澤東的次數少。最為密集的一次是1979年,我隨他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美。我和電視台報道小組的几位同事,先期到美國准備轉播事宜,先去白宮采訪了卡特。卡特當時問我,“你要隨鄧小平副總理到几個地方。”我仿佛覺得卡特把我當成了鄧小平身邊的工作人員。其實,在那以前,我沒有親眼見鄧小平的机會。
  鄧小平的專机降落在安德魯斯空軍机場的那一天,我和同事們去迎接,那只是遠距离的迎接,和許多中外記者站在离跑道很遠的地方。飛机從天而降,我遠遠地看到他精神煥發,笑容滿面地走下舷梯,我和大家一起鼓掌。當時,我心中充滿的是一种庄嚴的自豪感,后來在亞特蘭大,我們和他同住在一家賓館,我曾几次比較遠地看到他出進賓館的情景。
  全世界都知道,鄧小平是一位政治生涯曾几次大起大落的偉人,而他的几乎每一次的沉浮,在電視里都有我參与宣布。
  在25年的新聞廣播中,我記得,“文革”前,他不經常出現在屏幕上,出現時我稱他為總書記。“文革”開始,我的播音稿中,稱他為“中國党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或“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后多年,我的播音稿件中,“打倒劉、鄧、陶”几乎成了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匯。1975年前后,我又在話筒前播出他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及他一系列的國務活動和那時提出的口號,如“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不久,我又在話筒前播出了“批判右傾翻案風”,和又一次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党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或“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以后,中國的政治舞台發生了巨大變化,鄧小平复出,他老人家又成了副總理。還是我這同一個人,又奇跡般地跟他去了美國,為他的辛勤奔忙而報道,后來,1985年以后,我不再播報新聞。
  我是一名播音員,我的任務或說我的職責,就是要如實地播報党中央、新華社發來的稿件。然而,對一位偉人,一會儿歌頌,一會儿譴責,使我也產生了一种迷离夢幻般的感覺。
  他的政治命運的每一次轉折,几乎都由我的口中宣布。但我卻覺得,我的命運是由他賦予了無可言述的轉机,沒有他的复出,沒有他制定的改革開放的藍圖,我想,我家至今不會有彩色電視机,我也不會有這么多良好的工作机遇。
  前年,1993年9月,我們節目主持人組成代表團赴美參觀訪問時,在CBS,我与美國著名新聞節目主持人丹·拉瑟有過一次長時間座談。其間,丹·拉瑟問我,“你們主持人在改革開放后,有什么感受。”我說:“我們主持人是和整個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我只舉個例子,我18歲參加電視播音工作,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后,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認識我,或向我打個招呼,但遺憾的是,沒有。”(美方的几位人員都笑了)我說:“我的外祖母,是她把我從小帶大,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很難向她講清,她的孫子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樣的工作。因為那時候,電視机很難進人平民百姓家中,改革開放以來,我覺得像夢一樣,中國彩電已發展到兩億多台……”對方都默默地點著頭,認真地听著。
  是的,鄧小平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新中國的成立可能要推遲很久。我認為,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复出与改革開放,我和我的同代人,今天的生活將會是什么樣,很難想象。面包會有的,但讓我們等到哪一天呢?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使我們都得了實惠,因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長壽。
  毛澤東給了我做人的尊嚴;周恩來教給我做人的道理;鄧小平切切實實給了我做人的條件。總之,偉人的人格魅力,始終激勵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堅實地前進,永不停步。
  我僅能用內心的感受作出這樣的判斷。我不能,也不敢于拿出審視歷史与人類命運的派頭來信口雌黃,因為我從沒一刻忘記自身的渺小。
  人從呱呱墜地,懵懵懂懂,長大成家,做點事情,到壽終正寢,轉眼百年,身名俱杳。能給當代与后代留下點財富的,無論是偉人的精神思想,還是澤被一方的實實在在的成果,如李冰父子倡建的都江堰工程,都在歷史長河中閃光耀目,這是些必有過人之節的豪杰之士。
  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或平庸的人,也在努力,也在做事,也在度過自己的一生。有的人,雖沒有偉人的影響,但卻有超出一般人的作為。或許,他們与大多數人相比更出色一些;或許,還有与他們不相上下或更出色的普通人,因沒有机遇讓我們知曉。總之,這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我們可以學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他們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認認真真做好自己攤上的事情,只知自己的心安理得,安分守己。在別人向他們鼓掌之前,其實他們并不曾指望別人的鼓掌。
  20世紀60年代,中國出現了三位有口皆碑的勞動模范,按照我与他們有幸接触的順序,這三位漢子就是大寨的陳永貴、北京的清洁工人時傳祥和大慶鐵人王進喜。前兩位多少与我有點過從,后一位,我見過他,但沒有過任何交往。
  王鐵人是中國人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60年代涌現出來的工人階級的精英。為了摘掉貧油的帽子,他在荒無人煙、极其艱難的東北地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奉獻。他是這石油大軍千万個無名英雄中的一員,只因為他所從事的工作恰好是舉世矚目的焦點,在焦點中的突出業績成為了令人贊歎的閃光點。他是這個群体中的代表,是那個時代為國為民拚上性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一种中國人志气的象征。
  我見到他時,不是在大慶,因為,我70年代才有机會去大慶采訪。那時,鐵人已不在人間。人非草木,人非鋼鐵,他也是肉体凡胎,也會被病魔奪去軀体,但我在大慶鑽井隊与采油隊的工作場所,仿佛看到千千万万個王進喜,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仍隨處可見。因為那時我所見到的每一位大慶人都以他為榮,都以他為榜樣。
  三北平原,冬季的嚴寒和一路狂風掀起的滾滾風塵,連机器也受不了。可是大慶人就是在這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做出了常人無法想象的業績。我看到十几輛拖拉机在荒原上拖動高樓般的井架,移換鑽井點。這是王進喜發明的整体鑽台移動法。那气勢,那聲威,离得遠是無法体會的。我只從電視与電影中見過王進喜那拚命苦干的身影,我親眼見到他本人,是在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廳。
  那時,我20歲出頭,他大約40歲左右。我為他主持報告會,我發現他并不是頂天立地、力可拔山的壯士,個子并不高,但僅僅是在作報告時,就能看出他那充滿力量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多分鐘的報告里,我一直站在离他最近的一台攝像机旁,現在雖已難于記述他講話的內容,但是我仍清楚地記得,他那渾身洋溢著無窮力量的姿態,那西北口音,那朴實的穿著,那胡須未刮盡的臉頰,那炯炯有神的雙目,他赫赫有名,但他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普通人,卻又做出了我們一般普通人難于承受的勞作,人是能吃苦、能受累的,但是他們已然做到了极限。如果單從受苦、受累、受罪的角度講,我們可能無法分清新舊社會,古今中外,一切在艱苦環境中的人在干活儿時,有什么兩樣?當你登上八達岭,望長城內外的時刻,你可曾想到古代的工匠在怎樣地勞作。但是,人要有點精神,只人有了當家作主人的精神,那苦和累确實是心甘情愿,就大多數人來說,在那60年代的困難時期,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憤与愁苦,而是一种希望和堅忍,而這希望与樂觀的信念,又是由毛澤東為人們點燃的。二戰時,前蘇聯紅軍向法西斯侵略者沖鋒廝殺時,紅軍戰士高呼“為了斯大林”,他們血臥疆場,而至死不屈。王進喜們在大慶石油會戰中,雖沒有高呼“為了毛澤東”,但他們卻是以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祖國的信念而奉獻的。這就是時代的風云錄。我僅見過一次王進喜,但是,我從屏幕上多次說起過王進喜,中國人為什么能在60年代极其困難的條件中,舉國步調一致,能夠克服艱難險阻,憑的就是王進喜的這樣一种赤誠之心。
  偉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英雄叱吒風云,所向披靡;平凡的人則默默勞作,各行其道,各司其職。“咱們只是分工不同。”這是已故前主席劉少奇對一位掏糞工人說的話。
  劉少奇這么說,無疑是真誠的。他是領袖人物,但他具有平民心理。領袖由平民產生,他必然在見到一位与眾不同的普通勞動者時產生一种沖動。而這种沖動所构成的平民意識是感人至深的。我看過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從杜撰的情節中,听到劇中人總統接見阿甘時說的那句話:“孩子,國家虧你很多。”我沒有把這當成玩笑,而當成一种群体的思考。當國家主席親切地握住掏糞工人曾拿過糞勺的手,對他說:“我是主席,你是掏糞工人,咱們只是分工不同”這句話時,感動了所有的人,也使得這位識字不多的漢子,熱淚盈眶。時傳祥是一位在最基層干著一般人不可能愿意去干的活儿的普通勞動者,他不懂得治國方略,不懂得政治斗爭的風云變幻,但他認准了一個理,一位瞧得起掏糞工人的共產党的高層領導,決不會是人民的敵人。因此,在“文革”中,他采取了本能的行動,企圖保護這位共和國的領導人。然而,他又有什么力量呢?
  我与時傳祥最后的一次見面,也是在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廳。那是1965年,我們請他介紹北京清洁工人的事跡,我与他坐在一個圓桌旁,一人一把椅子。我那時仍不能脫离稿子采訪,稿紙就舖在桌子上。他親切地叫我小趙,我也自認為的他的朋友,在這以前,在共青團組織有活動中,我曾跟他一塊背過糞簡,掏過糞便。他帶著我,在一條胡同里挨著院子去干這我難于想象的髒活儿。他一邊干活,一邊与我聊天,我好像只是跟著他走,幫不上什么忙。他走街串巷,輕車熟路,不斷与老大爺、老大娘打著招呼。那時,他已是全國勞動模范,已有与和劉少奇握過手,并有過大幅照片刊登報紙的殊榮。然而,這一切又像与他毫不相干,他仍然干著他從小儿就干的活,并沒想到從此他不再去干這一般人餓死也不去干的活儿,而且一路上他与我說說笑笑,中國人多少年來就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世代繁衍,吃喝拉撒,不能一日偏廢,于是在抽水馬桶還遠未普及的6O年代,時傳祥他們就一直干著為大家清理糞便的体力活儿。在与我的交談中,他沒有那奇妙的想象,他沒有講過,今后城市環衛應如何如何,他只是一門心思地干活儿,也許他注定要在這個軌道中走完他生命的旅程。
  他是這樣一個人,你不評他為勞模,他這么干,你評他為勞模,他也這么于。我猜想,他那時除了感到應該更努力、更出色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同時教育年輕人包括自己的子女,要不怕苦、累、髒、臭、搞好本職工作以外,他沒有想過當了勞模之后,能脫离苦海,另覓一方淨士,敢說,決不會。如果沒有他后來的慘死,他不知干到哪一天。劉少奇給了他极大的榮譽与滿足,他曾在自己那黑乎乎的辦公地點,如果那也叫辦公室的話,他指著牆上那幅照片,只對我說:“就是那一次,就是這張照片。”沒有舖墊的話,沒有注釋的話,只有這掐頭去尾的一句話。但我能明白他的心,他以此為榮,深受感動。他將繼續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干完一生,直到他干不動為止,他決不可能辜負這分工之說,既然已經分了工,他就會沿著這條道路義無反顧地走到終點,這對他何嘗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他沒能在這條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路上走完。
  我想說,老時啊,當年和你僅背過一天糞筒的人,惦念著你。我和你也是分工不同。當我在干校光著腳站在滿是泥水豬糞的豬圈中起圈時,我就想到了你。如果我沒有那次經歷,我不可能忍受這夏天的豬圈的惡臭。你已不在人間,但我面前仍然會出現你那壯實的身影,因為我与你最后一面,是在燈光耀目的播送室,笑談你的工作和你的奉獻,但我万万沒有想到,只過了一年,你為了維護曾獲得過的尊嚴,為了与你有知遇之恩的這位主席竟付出了慘重的代价。你一定是怀著委屈、不平、憤怒和一連串的不理解离開人世的。事平見節義,千古論人心。像時傳祥這樣的漢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可惜的是我不可能再与你交往。無論從人格和奉獻來說,時傳祥是應該立碑塑像而當之無愧的人。
  時傳祥走了,向馬克思報到去了。我想,他臨終前一定會想到劉少奇,想到与劉少奇今世不見,來世再見吧!而共和國主席也在內亂中含冤而去,劉少奇在臨終前,不可能只想著時傳祥,他的思考与苦惱是時傳祥無法想象的。但無論如何,提起劉少奇,我就會想到時傳祥;提起時傳祥,心然會想到劉少奇。
  在劉少奇逝世多年,已然昭雪冤屈,恢复名譽之后,我有机會走進了他身后的家,一個他已不在,但仿佛猶在的家。
  經歷了大悲大亂的沖擊,如今這個家已不在中南海,是一套公寓樓中的單元房。劉少奇從沒來過這里,但你一進門就會准确無誤地感知他在這里。朴素的民居,一間客廳簡單的陳設中,明顯位置擺放著他的一幅用鏡框裝滿潢起來的半身照片。面容是熟悉的,神態是熟悉的。身著深色中山裝的他,平靜地看著前方,照片大約拍攝于60年代,那時他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這張照片拍攝之后,以至這幅照片擺放到他從未來過的這套住房的二十余年間,發生過怎樣光明与黑暗的電閃雷鳴的變幻,一個人即使身為高位之尊,但和宇宙的時空相比,也充其量不過是天地之一粟而已。但人是宇宙中最燦爛的靈光。在這微乎其微的靈性中,有包容宇宙、气吞山河的精神世界,彌漫于無限廣闊的天地之間,生前如此,死后也如是。當我看到這幅照片,仍覺得他就在眼前,那黑白影像的實實在在又虛虛茫茫,使我感到世事無常的悲涼。
  王光美平和安詳地接待了我們一行五人,我在各种場合多次見到過她,但走進她的家中与她相見,卻另有一番更真切更溫馨更接近的感覺,我們恭敬地稱好她美阿姨,她笑笑說,還是稱我光美吧,啊呀,罪過,怎敢,我們都笑了。
  王光美身著淡雅套服,平靜而庄重地接受了我的采訪。她端坐在沙發上,談自己近年來如何戰胜疾病,談住宅周圍這几年的變化,談電視節目,并閒話家常,但對過去那不堪忍受的經歷沒提一個字,就像她一直住在這套住房,如今過著平靜的晚年生活一樣。
  我被她的雍容大度所折服。我難以想象,一個人是如何修煉到這樣一种程度,世紀的波瀾就裝在她心中,怎么可能毫不外露?她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有過輝煌經歷,也遭遇過屈辱摧殘的海內外聞名的人物。然而,在這間住宅里,她只是一位慈樣長者,無論人生的喜怒哀樂,或是對今后的思慮籌謀,都深藏在她和藹而深邃的目光中,臉色与已生的白發和她仍然年輕的目光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她的內心仍涌動著昔日的輝煌,她的言談舉止處處流露出典雅華貴与平民意識的和諧共存,那尊嚴就融人于平靜的返朴歸真之中。
  我們采訪完畢,告辭出門,她請曾与她相懦以沫、至今仍不离左右照顧她的趙阿姨,拿一條煙給劇組小伙子們。他說,知道大家不好意思在她屋里抽煙,帶回去吧。
  曾經滄海難為水,我感到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應該達到的是一种什么樣的精神世界。我意識到,時到至今日,王光美處世的周到,并非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也不是一种毫無思考的平和自然,她想到的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言談舉止不僅代表她自己,也代表她的丈夫、已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同是勞模,同是壯漢,同是不曾想過脫离生他養他的熱土的另一個人,卻不曾料到會另有天地,最后走上高位,當了國家的副總理,他就是陳永貴。
  我見到陳大叔時,他只是太行山區窮鄉僻壤的一位農民,我來到這昔陽太行山區是頭一次出遠門,為的是采訪大寨,采訪名聲剛起的陳永貴。
  沒出過方圓几百里的年輕人,看什么都新鮮。頭一次睡火車臥舖,都不知毯子該怎么舖。在一夜蒙朧興奮中,到了太原,看到那寬敞的迎澤路,步人那巴掌大小的迎澤公園。看過的小說《晉陽秋》的情節、畫面迭現。我生在北方,第一次出遠門還在北方,于是感到的都是似曾相識的氛圍。
  從太原我一個人赶去大寨。我忘了為什么沒買到長途汽車票。反正,闖闖再說,和糧食局一位司机說好,搭他運糧卡車直奔昔陽。長途行車,司机還要帶一位副手,只能坐兩人的駕駛室不可能有我的座位。于是,我跳上車廂,坐在敞篷的堆滿麻袋的車廂里。
  如今要是再這么出門,我一定會受不了。可是那時候這么坐車,不僅感到已是幸運了,更有一种得意的滋味。因為我可以有一种有趣的經歷,填補我生活當中的空白,也因為沿途有看不夠的迷人風光。那起伏的山勢,那黃土高原的溝溝壑壑,那一片片壯實的庄稼,那丰厚深綠的葉片与吐著紅穗的玉米,那一串串長成狗尾形的小米穗穗,在一片藍天白云下,顯得那樣的美。車在逶迤的山路上前行,少不得揚起一股黃塵。我不怕車顛,不怕風吹,不怕眯眼,不怕弄髒衣裳,只一個勁地貪婪地盯著我從未看過的山區中梯田的景致,那時郭蘭英唱的一首歌的歌詞,有這樣描述:“一片片梯田,一層層綠,社員睡夢里也笑聲甜。”那個時代人們的歡樂是那般的容易。我怀著极為激動与喜悅之情,在車上搖來晃去,在拐彎處揪住麻袋以防被甩出車去。記得車上放了一只空鐵桶,就屬它鬧得歡,一路上蹦來蹦去,發出吵人的聲響。
  一會儿司机副手打開車門,回頭向車上望望,我就笑著示意:“很好。”可是他望過几次之后,我才感到,他根本沒用眼睛看我,而是望望麻袋有沒有顛掉。
  我在車廂上一路欣賞在今天看來平淡無奇的景色,卻在心中翻騰著初离家門,獨闖江湖的那种亢奮。
  到了昔陽,已近黃昏,太行山的層層黃土,与條條溝壑,在夕陽下,蒼茫神奇,那莽莽蒼蒼的壯麗景色,是我從未領略過的。我那時根本不知道,這是一万年來,由于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所形成的景象,它是黃土高原的累累傷痕,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人們靠天吃飯,又經常受天災的懲罰。
  大寨大隊就坐落在這一片黃土高原的七溝八梁一面坡的虎頭山下。當時,大寨大隊在党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戰天斗地,向黃土地要糧,已經三戰狼窩掌,整治水平梯田、頂住自然災害,創造出畝產一千斤糧食的這一當年的奇跡。中央電視台的第一次報道就從我們攝制組到達開始。
  我第一次見到陳永貴時,他正值壯年。那天,我住的窯洞,窗紙剛一放明,我就走出門外,正像先到達的記者所說的,這時,陳永貴已在周圍的山梁上轉了一圈,把這一天該在什么地方干活,該干哪几种活計,每一處分派几個人,是男人或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計完成,放在心里謀划好,以便等社員出工時,好一一安排。天生的農民首領的素質,他穿一身黑布衣,頭扎一條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視這片土地。
  該出工了,那時大寨雖沒達到輝煌之巔,但已經有了名气,來采訪的記者逐漸多了起來。一位新華社老記者囑咐我們,到大寨來采訪,只是拍攝鏡頭,拿個本子記錄是不成的,陳永貴會不高興的,你們必須在和社員一同干農活儿中進行采訪。另外,他叮囑,一定要小心,別說出或問出會使永貴不高興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個圓型墊肩,走進了山溝里和社員一塊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員干起活儿來十分賣力,這平常的活計,在他們干起來,就像我曾參加過的勞動會戰,每人都是一臉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陳永貴不遠的地方,一邊儿干活,一邊儿看著他干活,陳永貴總是在干這一天里最難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黃土堆前,掄起一把開山的鎬,像豹子一樣有勁而靈活,一下兩下,一大塊黃土“嘩”地落下,再一下兩下,又一大塊落下,那渾身的勁儿爆發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樣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隊全体人員的頭儿,但他不是監督別人勞動的頭,他只專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圍沒有偷懶的人,大家從心里眼他。
  當年,大寨村剛成立互助組時,有農具以及精壯勞動力的,門當戶對,組合一塊儿,剩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沒入收容的几戶人家。這時,陳永貴還是一個小伙子,他拒絕了別的組的邀請,挺身而出,把沒人要的這几家“包袱戶”召集起來,他說:“我愿和你們一起干,只要有我陳永貴吃的,就餓不著你們。”這樣,老少隊就成立了,后來組并隊,成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陳永貴就是他們的帶頭人,陳永貴以他的人品和活計一直贏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這樣一個窮山溝里,在靠天吃飯的條件下,這些大寨人是不屈不撓的頂天立地的英雄。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頑強的生存与發展的意志,無論在過去或是今天都應該成為人類的光輝典范。那時,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埋頭苦干,他們別無選擇。不成為昂首挺立的漢子,就成為美萎縮縮、愁眉苦臉、伸手要飯的可怜虫。他們選擇了前者,戰天斗地,气蓋山河,然而只不過圖一個溫飽。他們這么干下去,子子孫孫這樣干下去,從畝產800斤增加到1000斤再增加到1500斤,又怎么樣,還只是僅能溫飽而已。但他們能在這外人看來無法生存的地點,硬是響當當地活了下來,不但不再吃國家救濟糧,還向國家交了公糧。為此,多年來,他們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少艱辛,無法計算。然而,當年不這么干,他們又將如何辦呢?
  看看陳永貴的那几位哥們吧:賈承讓、梁便良,他們為了造水平梯田,把黃土攔住,筑造石壩,在開山鑿石的終日勞作中,每一個人的一雙手几乎不是扁扁的手掌,伸開五指仍像一個拳頭,那手上的老茧,一層又一層,我看過梁便良的手,那是一雙已經變形的鐵掌,具有開山劈地的力量。這位有兩支鐵樣臂膀的漢子,卻是笑起來有些羞澀,不善言談的人,我看到他在自家窯洞門口吃晚飯,手捧一只如小盆子一樣的深碗,稠糊糊的滿滿一碗玉米粥,怕有一斤以上的玉米面,在粥上只撒了几粒切得細碎得猶如芝麻一樣的咸菜末。他一天勞動拼搏下來,只吃這樣的晚飯。但能吃上這樣的晚飯,他已很知足了,全村人都知足了,因為,過去他們連這個也吃不上,遇到災牢還得逃荒要飯。他們戰天斗地僅僅為了眼前能吃上這樣的飯,不然又怎么辦呢?讓這些農民怎么辦呢?這就是我最先理解的大寨,大寨人,大寨精神。
  對于我們這些客人,大寨有個招待所,每天供應我們三頓飯,中午和晚上是粗面飴飴,碗中飄著蔥花香油,偶爾還會有一兩片肉。陳永貴把我們帶到食堂,看到我們端起碗筷,說一聲“你們吃吧!”他掉頭就走。我們剛想挽留,新華社的記者說:“不用,他從來不陪客人吃飯。”陳永貴回他的窯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我們在勞動中,還結識了鐵姑娘隊隊長郭鳳蓮。那時她剛18歲,領著姐妹們干活儿,晚上在窯洞中還和大家打扑克牌,有說有笑,十分活潑。有一天中午,陳永貴在地頭儿上發牢騷,他低著頭儿干活,仿佛自言自話:“來那么多記者,盡照我們的姑娘,我這個老頭儿沒人照。”基實他并不老,我只記得他面對面和我們說了這句半開玩笑的話。
  以后,大寨的名字日益響亮,但從1963年我去大寨采訪后,一直只能在電視中看到陳永貴,在屏幕上,我看到他像一顆明星從深山中升起,看到他走上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并稱他為陳永貴副總理。
  他沒能輝煌多久,他不再是副總理了,但也不是原來虎頭山下的那個陳永貴了。他還住在北京,我曾又一次看到他,我家离他住處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門,偶然對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沒注意我,他目不斜視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給我的感覺,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當年在大寨時我見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還是他,在北京的街頭,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頭的老鄉,因為,他還穿著對襟的布衣,穿著一雙布鞋,這非常短暫的路遇,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來,不曾再有的接触,使我無法貿然向他靠攏,与他招呼,我們曾相識在大寨,我曾在他身旁干体力活。二十多年來,他的沉浮,又經常由我在電視中為他解說,應當說,我隔不多久,就會在電視屏幕上与他相見。我越來越熟悉他,他已不再認識我,他是那樣一位不太會与人交往的人。當年,我跟他一塊勞動時,并不像与時傳祥一起有說有笑,陳永貴干活時,注意力完全盯著自己腳下的那一小塊土地,他當年對來大寨的記者,不可能—一結識。我知道這樣的人的性格,他會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既定的他熟悉的工作,卻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很難想象,他后來的一路遷升都做了些什么,他從小會干農活,他熟悉家鄉的一草一木,他离開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所擅長的勞作,他又會做別的什么工作,我不清楚。
  他以一個平民的身份漫步北京街頭時,又有什么感想,我更無從知曉。据說,他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并沒能再回家鄉,他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据說,大寨全体鄉親,為他戴孝,哭聲震天,把這位与他們同甘共苦的永貴接回了虎頭山,接回了他生前洒遍了汗水的這方黃土地。据說,有的鄉親哭著呼喊:“永貴啊,千不該,万不該,你不該离開咱大寨呀。”
  這都是往事了,陳永貴离開人間也很多年了。常言說:“人移活,村移死。”人在一生中,是可能也應該到處走走看看,或离開家去處外面營生。但一大部分人又很難离開生他養他的這方熱土,他們很像一株根深葉茂适應了當地生存環境的大樹。陳永貴就像一株虎頭山上的大樹,把他連根撥起,移到再美好的環境中,都不能使他适應,他生在虎頭山下,長在虎頭山下,最后,又回到了虎頭山下。
  不論時代發生什么樣的風云,不論陳永貴曾居何高位,人們記住的,都是當年挺身而出帶領鄉親們求生存、求溫飽的那個陳永貴。他天生就是這樣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仍歸于耕耘過的故土,他身上發生的一世,都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的戲劇般的變化。
  如今的昔陽,已不复昔日模樣,但我一直沒有机會再去看看,看看陳永貴的墳,看著郭沫若的一半遺骨所安葬的虎頭山。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場去回顧過去,那會有許多人不理解。為什么當年只在山溝溝里刨黃土塊,費那么大力气,收那么點玉米,竟能使陳永貴、使他所在的大寨成了全國的一面紅旗?對這樣一個簡單而又复雜的現象,我是不可能解釋清楚的,我習慣于簡單的思考。當年就是當年。陳永貴就生在當年,他只能那樣奮斗,而那奮斗的情神不包含他后來的上升。什么時代,什么生活場所,什么物質文明,都應該深深地向他當年的精神鞠躬致敬。
  陳永貴是農民,后來當了副總理,我沒有任何貶低他的出身,認為農民不可以當家做主,不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只是我個人認為,陳永貴是個出色的了不起的農民,卻不是國家領導人的人才。
  中國歷代開國皇帝,大都是農民出身,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也是出身于農民家庭,自幼也曾務農。中國農民在改革開放中,率先在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上創造出奇跡,這奇跡之一就是“土地越來越少,而糧食卻仍能連年滿足整個國家的需要。1960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那時人均耕地一畝七分以上,雖然低于世界水平,但總比現在的人均一畝半耕地多,但那時出現的糧食危机,至今使我們這一代人不寒而栗。自從那時以后,我從沒敢忘了挨餓的滋味,我總在擔心有朝一天,再出現那不幸的局面,我想,這种危机感不僅在中國,在全球人口爆炸般的增長過程中,一直是籠罩人類心頭的陰影,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十多年中,中國農民在土地上創造出的奇跡,就是使我們年輕的一代不知饑餓為何物。我遇到的年輕人也會說,我怎么沒挨過餓,某月某天,中午飯就沒吃,他們哪里知道,一頓飯沒吃,和三年吃不飽肚子不是一個滋味。因此,我感謝農民們連續十多年讓我們吃飽肚子。
  中國農民還有一個天然优勢,就是長期以來,農村以集貿市場為中心,上街赶集,或以貨幣交換物品,或以貨易貨,用雞蛋換燈油,這是多少代傳下來的做生意的傳統本能。因而,從某种角度看,我覺得農民做起生意來比城里人精明,因為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中國,農民几乎從小就有著交換流通的意識。第一批生意人,我妄測以農民為多,或以接近農民的階層為多。
  我在10年前采訪過石家庄的張丑娃,我當時听了他的情況介紹,几平覺得這是一個神話。張丑娃農民出身,在部隊干了十來年汽車兵,不知為什么,我見到他的那一年,他除了自己名宇之外,不認識字。
  他從部隊下來以后,在家門口和人一塊儿起了一個牌照,補自行車輪胎,有時候也可以補汽車輪胎。不久,合伙人不想干了,丑娃自己獨挑了這一攤小生意。他眼觀六路耳听八方。那一陣街上忽然出現了從羅馬尼亞進門的汽車叫羅吉普。張丑姓看著看著動了心思。他說,從羅馬尼亞進口的這一批車,价錢不貴,但質量也不高,而且還缺少配件,一旦坏了,就很難修理。于是,他萌生了主意,他當過汽車兵,會搗鼓汽車。一天,一位司机車子搶了錨,張丑娃挺身而出,答應幫他修理,并自掏腰包,讓司机住進小店,他說,這毛病不是一時半會儿能修好的,背地里,他把這輛車子全都拆了,大小几百個件儿,邊螺釘在內,他請人套了模子,然后再原封不動裝好車子,告訴司机修好了,還送給司机一條煙。
  羅吉普開走了。張五娃机緣湊巧,集了點錢,分赴二十多個厂家,請對方幫他按套下的模子出產品。這二十多個厂家分布在好几個省,彼此不可能橫向聯系,机件湊齊,張丑娃可以自己裝好一整輛羅吉普。但他不搞裝車賣車的生意,他請人寫了專門修理羅吉普的招牌,到路口、碼頭,凡有羅吉普進口、上岸、奔跑,而他本人又有可能抵達之處,打起招牌,做起了原始的廣告。
  這一招真靈,由于羅吉普質量不高,愛出毛病,又由于各地均無配件,誰會眼睜睜把一輛車子扔掉,于是就找到張丑娃,而他有活儿必應,不論哪儿出了毛病,換什么件,他都有。一傳十,十傳百,張衛娃壟斷了十多個省的羅吉普修理業務,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生意越做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資金滾滾而來。從補車胎擺攤儿開始,沒几年功夫辦了個修理羅吉普專業厂,我到他那里時,他已被當年報界稱為中國羅馬皇帝。但他仍不識字,他告訴我,他天天看電視新聞,研究風向与政策。
  他招了十余位殘疾工人,給他們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實行革命人道主義,同時也享受了殘疾人福利事業免稅的政策。他蓋起了宿舍樓,給本厂工人分配了住房,還配備彩電、電冰箱。但誰不好好干,就請走人,退了住房,他有了錢,就進行各种義舉,捐資贊助經常不斷,連字儿也不認識,不知怎么竟成了某音樂組織的副會長。還听他自己說,贊助給當地電視台一輛車,讓他們搞好宣傳,捐給當地公安部門一輛車,好讓他們追捕坏蛋。
  他和石家庄原市委第一書記賈然是“文革”中的難友,賈然當年的“走資派”,張丑娃大約是牛鬼蛇神,兩人同住牛棚,有了情誼。以后,賈書記當然會在各方面給丑娃提攜与愛護,丑娃有什么事也會主動請示賈書記,賈然同志和我是好朋友,我問起丑娃的事,他說,別看他目不識丁,但人精明,而且心腸厚道。
  張衛娃還有什么壯舉我不清楚了,但我認為他的确了不起,据說他也不像其他暴發戶揮霍錢財,他本人仍過著溫飽知足的生活。不知哪位高人指點了他,他不承認自己是個体企業主,他說牌子就不是,因為一開始補自行車胎,他就以合作形式与人家聯營,現在牌子并沒變。他說,財產他個人將來不想要,那是大伙的,最后他自稱他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在他憨憨地對我笑說之中,我讓他給懵住了,會么叫南斯拉夫道路,我去過南斯拉夫,根本沒弄明白。當時也真是不好意思追問丑娃,一來顯得我知識太貧乏,二來也有個面子問題,彼此都有個面子,万一他不能解釋,這不很有點擠兌人嘛。
  十來年前,張丑娃大約已擁有千万元的家底,那當然都在流動与不斷擴大再生產之中。他自己是決不承認這錢是他的,他說將來都歸大家,不想賊不信他的話,于是有一天,張丑娃接到了敲詐他的恐嚇信,揚言如不帶多少現金,按信中指定地點与方法交錢,要對他全家如何如何,張丑娃報了案。公安部門當然會很重視,你們用的車其中的一輛就是張丑娃捐贈的,現在人家出了事能不盡力破案嗎?于是商議好,叫丑娃自己提著個袋子,到指定地點交錢,公安人員埋伏四周,張丑娃真的去了。詐財的人大概覺出點儿不對,就寫了個條子,叫一個小孩子,把條子傳給張丑娃,要丑娃換個地方接頭,可是這個字條儿,對張丑娃如同天書,他認識自己名字,除了确知是寫給他的以外,底下的字認識他,但他不認識它們,公安人員當時遠遠地看他在發呆。張丑娃只好回來把條子交公安局,結果貽誤了戰机,錢沒交成,案子也沒破,不了了之。
  我當時很有感触,張丑娃一個農民,不識字,可是他懂得經營之道,條件成熟,政策允許,他竟然在短短几年之內創下一片產業。這究竟怎么回事?難道知識分子真的不如他?我想是的,不是都不如他,起碼,我就不如他。
  十來年不見了,也沒再听過他的消息,生意如何,后來出沒出點儿問題,我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知道。我愿意在我心目中裝一些沒有終結的故事,至于如今南斯拉夫已然解体,波黑戰火不斷,丑娃還提什么南斯拉夫道路,也不清楚了。
  按照古典戲劇的界定,只有悲劇才算正劇《奧賽羅》、《李爾王》、《漢姆萊特》、《麥克自》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紅樓夢》的最大特色是高鶚按照曹雪芹的原意,一反中國古典小說才子佳人花好月圓的套子,寫成了一個悲劇結局,令讀者下淚。
  那么生活中的悲劇是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覺就是希望的破滅。但我不希望生活中的悲劇出現,我不希望听到類似丑娃這樣的人后來出點什么不測。
  這個世界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可是在如今高科技突飛猛進,現代通訊与現代化交通縮小了人們之間、國与國之間的距离,加之人口增加過度,地球真的變得小了,許多原來覺得神秘的事現在變得平淡了。我何嘗不希望真的有鬼,真的有神,或真的有UFO,真的有過像一些雜志上寫的百慕大的神秘傳說,甚至我多么希望一些裝神弄鬼的气功師真的有那大的如他們自己所吹噓的本事。但是,我眼見為實,耳听為虛,眼未見者不敢相信。于是,我失去了小時候晚上乘涼時听大人講鬼故事時的那樣一种又怕听、又愛听的樂趣。加之當時仰觀天幕的深邃,流星的明滅,草虫的鳴叫,流螢的飛動,使我感到真正的詩意是略有恐怖的神秘。而今,我失望的就是那一片神秘已逐漸衰減,原來以為有的,無論是好的或坏的,都并不存在。盡管現代娛樂方式比我小時候多了好多倍,可是我卻日益覺得情思的枯燥。加之,看到人世間原來以為美好的東西,后來就那么無情地幻滅、扭曲,我仿佛也受到了打擊。
  于是,我又抱著眼不見心淨,耳不听不煩的消极心理,去維護或維持我原有的對人對事的一种美好贊歎。
  張丑娃算不上當代英雄,代替張丑娃出現而能參与國際市場競爭的一大批人,畢竟會是有較高文化水准的企業家。我期待著張丑娃和經過現代科學知識熏陶的張丑娃們,創造出更加激動人心的奇跡來給我們看。
  過去有這么一句順口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說的是出身于農民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羞于承認自己的農民的儿子。我也遇到過一些人,在談話中如果說到他們的出身,都不承認自己來自農村,直到如今,比較文雅的一句挖苦人的話,就是:“你真農民。”其實,我們都來自農民,至今,保證我們能生存下去的基礎還是農業,還是土地,還是農村,還是農民。
  我記述了几位与我有過交道的人是農民,這是在中國,美國也一樣。卡特就是農民出身,當然他不是從南部的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宮的。在美國近代的几位總統中,從我這個外國人的眼光來看,我對卡特最有好感,因為我曾采訪過他兩次,一次在白宮,一次在中國的釣魚台。
  1979年伊始,我和同事們作為鄧小平副總理訪美的電視報道小組成員,先期來到美國,第一項工作內容就是采訪卡特。此事我在《昨夜星辰昨夜風》一文中已有過記述,這采訪的過程以及我估訪中的問題和卡特的回答,都只能從當年的《人民日報》去查看了,年深日久,錄像帶已經掉去了磁粉,這次采訪的錄像帶我想看一遍也不可能了,這是十分可惜的事。電視提供了最快、最便捷的記錄方式,然而卻不能長期保存,保存在我記憶中的,就是當時在白宮見到卡特時的第一印象。
  由于我們很晚才把問題提交白宮,白宮方面宣布原定上午9點總統的接見推遲1小時。這使按時到場的我們中方記者和美國一批記者擠在一起,等在白宮的一間大廳里,人多椅子少,當時連坐的地方都沒有,現在回想起來也怪。我們中國中央電視台獨家采訪,只有美方一家厂廣播公司的几位攝像和編導和我們一起采訪,幫我們工作。其余近百位記者擠在那里干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進不去,也就拍攝不上,僅僅是為了我們的采訪,他們才聞風而來,問我什么,我都不說,就那么三個問題,說出來對他們又有什么新聞价值呢?這是問他們總統的,又不是問他們的,于是他們亂轟轟地站在那里湊熱鬧,倒使我頗不寂寞。
  當我最終走進總統辦公室的大門時,只見一張橢圓形會議桌放在大廳正中。我站在一進門處,忽然間在辦公桌与牆壁的夾道中,走來几個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他戴著一副眼鏡,年輕而干練,他向我打了個招呼,他一閃身,我發現卡特已走到了我面前。在電視上我經常見到他,于是我就覺得這位總統算是老熟人了,他憨厚地笑著与我握手問好。在這間引世人注目的辦公室里,一位身著合体西服的美國總統,臉上綻開的是我似曾相識的微笑,這笑容像极了中國農村地頭農民大叔的朴實的微笑,是毫無裝腔作勢、自然而然不加雕琢的笑。我浮現在心頭的想法,就是覺得他很農民,很平民化,很親切。因而,頓時使我覺得外面的冰天雪地曾給我帶來的寒意,此刻都被驅散了。這橢圓形辦公室仿佛是我在北方隆冬中多次拜訪過的溫室菜田。
  工作人員請我人座,我和卡特离得很近,緊挨在這長長的辦公桌的一端。卡特仍然溫和的憨憨的笑著,問我來美國几天了,是不是頭一回來,對美國有什么印象,在國內時听到的与現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學過多久英語,這次跟你們副總理(指鄧小平同志)要去几個地方,我与他交談對,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仿佛對著我們的三台攝像机,一台16毫米攝影机,几支話筒,七八位記者,和坐在一旁的三位白宮的女工作人員都消失了,仿佛我与卡特坐在陽光下(攝像机、攝影机燈光照射下有這一感覺)的地頭促膝閒談,有一搭設一搭,談的什么或為什么而談并不重要,而那談話的感覺是溫和的,親切的,愉快的。人就是這樣,他坐在白宮是總統,如果畫面幻化成他坐在田間地頭,就是農民。當然農民只管那一塊庄稼,而卡特要管整個美國包括農田,而且超越農田,他們還愛管天下的事儿,我何嘗不如此。就當我坐在白宮面對美國總統之前的几年,我還不是正在沒漆的水田中平整稻田,挨螞蟥咬。那時,在田頭与老農的交談也是有一搭沒一搭,交談什么,說明什么都不重要,只覺得人生總要有和人的交往与交流來填充,這才是真真實實的活著。
  “請正式開始。”這一聲指令,使我重新回到我的工作狀態。于是,我正襟危坐,換成不單不亢的微笑,庄嚴地說出第一句話,第一句在電視中的活;“總統先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記者第一次有机會采訪一位美國總統。”于是,我從沉浸在田頭和老農促膝閒聊的感覺中,回到了世界級的政治舞台上,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傳統,我所應体現的是站起來的正在日益強大的中國人民的气質、風度和自尊自重的庄嚴,但我知道,仍需一种儒雅而溫和的包裝,卡特也收斂了剛才那隨意的形態,而認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問題。他的嗓音也實在應該列人田園風味的范疇,在聲帶的閉合上是有問題的,因此那聲音的發出并不圓潤,盡管說不上是沙啞,但也有一點磨擦聲。
  在外國政治家里,我從錄音中听到希特勒那野狼嚎的語調,也听過發出金屬光澤的男中音,印尼前總統蘇加諾的演講聲。但基本上沒有裝飾味的還是卡特,采訪結束后,結束在1979年,凝固在1979年。如今隔了16年的歲月,當我再回想起白宮的一幕,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我感覺到在塑料大棚与農民大叔親切交談的那一幕。
  我是中國人,我不明白美國人為什么不多投卡特的票,使他連任。當我從電視中看到大洋彼岸的卡特敗于對手里根,看到在決定卡特政治前途的一剎那,看到他競選連任告吹的時候,使我動情的是,卡特哭了,他妻子也哭了,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哭了。我好同情他,我不知道他全部政績如何,也不知美國人對他感覺如何,我只覺得他很傷心。從此,他又回到南部,回到那一大片花生田,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他下台后又來中國訪問,住在北京時,還在大街上騎了半天自行車,這使我想起他穿著褲衩背心,在美國大街上和上千人一起跑馬拉松,好像沒跑完堅持不下來了。他很瘦,沒什么肌肉,這么展示風姿有傷大雅,但我很佩服他的平民意識,然而美國這個大國能否推崇一种平民意識,就要再考慮了。
  當時和今天遺憾的是,我和卡特的一段非正式的親切對話,CBS的工作人員就是不肯編上,气死我也。我們提什么問題,用得著你們管嗎?我的采訪編什么內容,你CBS幫我干的,有什么資格干預,但沒轍,錄像帶在人家手里,當時我們又靠人家幫忙,這個啞巴虧吃得真冤枉。
  1984年4月,里根來訪華,我受命在釣魚台采訪。這次訪華是里根遇刺康复后的出訪,美方的安全措施使我意識到什么叫做惊弓之鳥。
  在釣魚台國賓館一座樓房門口,有中國守衛,也有美國警衛人員,每一位進人這幢房子的工作人員,都要讓他們檢查,連机器也翻一下。我提了一個手包,也許我的神色不好,反正他們沒查我,我走進了客廳,我和同事們還有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員,在采訪現場布置了一下,兩個沙發夾一個茶几,放在有一巨幅國畫《松樹》的正前方,机器對好,燈光布好,話筒也通路試過。這幅松是岭南派繪畫大師黎雄才的作品,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所以我感到很親切。
  里根的保衛人員,几個壯漢,站在廳內,手背在后面,面向四處。我心想,犯得上嗎?這是我采訪任何一位外國領導人都沒有過的事情。
  一會儿來了四五位美方工作人員,在一位女士的指揮下,把我們布置好的座位迅速搬向一個牆角。我心中明白,這就封住了后面,有安全感,但也有點像成語“負隅頑抗”的意境,我們冷眼看著。等他們布置得差不多了,我就招招手,請一位美國使館戴著眼鏡的中年人過來,“哈羅”我手一招,他走過來,我問他,你們在做什么?他說,布置采訪現場。找說,你們跟誰商量了,就把我們布置的環境給拆了,請你們立刻按原樣恢复,不要影響我們的工作,這個人倒是溫和善良,他面有難色,指指那個女上,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對他說,你只管轉達我們的意思,跟你沒關系,他只好去轉達。我說,我們中國人對待尊貴的客人一向要坐在正面,你把你們總統安排在一個角落里,會被中國人民認為我們有失待客的規矩,貽笑大方,只見他們嘀嘀咕咕,老大不情愿。那位面部瘦削的女士,連臉都漲紅了,有很大的气似地把沙發狠狠推回原處,我笑笑對她說:“對不起,女士,這里是中國。”
  我清楚記得,1979年,當我們在美國一個會議廳,布放我們的机位時,一位美國警衛走來示意把机位放遠一點儿。我們說,我們是中國記者,是鄧小平副總理的隨行人員。他對著天說了一句:“這里是美國。”我想,這回我說的話,是向他們學的,只是語气和笑容加上了東方的人溫和。
  采訪開始了,我离里根很近,但我覺得沒有和卡特坐在一起時的感覺。我們之間說不上疏遠,也談不上親近,我問問題,他回答問題。我已忘記了都問過他什么,當時就沒仔細听他都說了些什么,但我看到里根回答問題用了兩台提示器,即他是照著屏幕上閃現的字幕來念出他的回答。他不明白,為什么把一位中國記者禮儀式的采訪,弄得如此緊張?世界發生任何風云變幻,几乎与這次采訪毫無關連。現在,一切猶如過眼煙云,觀眾不可能再記住那次播出的采訪,里根也可能不會記得那次采訪,而我記住的也只是在我的采訪生涯中又添了一個內容。
  當我后來向采訪我的記者講了這些往事后,廣州一位記者發表了一篇叫《忘記了總統,記住了動物》的文章。意思是說,他們對趙忠祥采訪過多少要人和采訪過哪位總統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動物世界》,因為只有十分具有知識性、欣賞性的節目,才給廣大觀眾留下永遠難忘的印象,才會引起百姓回味無窮的記憶,果真如此嗎?我自己也是難于說清的。
  這次采訪的唯一收獲是,我請人把我和里根坐在沙發上的全景拍下來,主要突出了那幅蒼蒼郁郁的松樹圖。我把這張照片寄到廣州黎雄才先生處。我想,當人世已輪回几遍之后,那幅蒼勁的松樹圖,還一定保存得完好,而且它有可能記住有多少要人曾坐在它面前,說了多少話。
  在電視台的長期工作。使我有條件目睹了几乎所在藝術界的大師、明星和后起之秀的演出風采。
  我剛參加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每天晚上,不論值班与否,我都會在電視播出過程,看電視,或到播送室觀看各類人員的演播。新聞、專題、文藝這三類節目构成了電視節目的整体,過去如此,現今也大体如此。其中文藝節目是需要全國的演藝人員直接參与的,電視台早期沒有錄像手段,所以不論任何形式的表演,小到一位演員說評書,大到一台几百人參加的晚會,复雜到電視劇那种多場景、多景別、多角度的切換,都無一例外,只能直播。因此,無論哪位聲名赫赫的大明星也只能親臨電視演播現場,在規定的時間与限定的演區內現場表演。咫尺熒屏,群星薈萃。我每天晚間,只要播送室有文節目的現場直播,我都會搬一把折椅,坐在离演區最近的攝像机旁,看演出,這是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票的位置,我從一個高中學生買話劇票和電影票都要算計的人,忽然來到電視台演播廳,盡情觀看各位藝術家現場表演,這好像做夢一樣,能看到那么多名流風采,心里的激動難以形容。那時還沒有“追星”一詞,也沒有出現“追星”一族,但我的心情點“追星”味道。我為目睹過這么多明星而驕傲。据說羅斯福外孫女一天問起母親,“媽媽。同學們說我外公是總統,您為什么不告訴我呀?”媽媽說:“孩子,這也值得你驕傲嗎?能當總統的人很多呀。”連有個總統外公都不值一提,我只不過見到過那么多明星就值得驕傲嗎?是的,在我心目中,一位藝術大師的精湛造詣不亞于一位總統的政績。
  我是在這樣多年的觀摩中,懂得了京劇的一板一眼,懂得了各地方劇的花色品种,懂得了許多劇目的精妙之處和許多流派唱腔的曲盡人微之點。知道了什么叫手眼身法步,什么叫生旦淨,末丑,什么是高品位,什么是一般般,什么叫絕活,以及這一身惊人絕技是由于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而來之非易。從演員吐字發聲、表演的投人和形体的优美到位,到演員在劇中的人物塑造和在演出中的非凡气度,各行各類,點點滴滴,形形人目,聲聲人耳,那群体的鬼力已溶入我長久的記憶。
  各個門類的藝術神韻原本是互相滲透互相溝涌的,唐朝書圣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后草書大進,就是一個眾人皆知的例子。做一件事情,成功的前提就是刻苦,在我接触的演藝界的朋友中,凡有些成績,能站住腳在舞台上演出的人,沒有一位不是刻苦學藝,認真做戲的,更不要說藝術大師們的一生是何等投人自己的事業了。在多年的現場觀摩中,我受益很深,很難說清是那一點啟示了我,又很難說那一點不曾啟示我。
  他們都曾是我的老師,無形之師,來行拜師之禮、免收學費的老師。只是我并非是一個勤奮好學,一點即通,有記性与悟性的像樣的學生。常言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年輕時仰觀聲名赫赫的藝術大師,如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張君秋、趙燕俠、俞振飛、言慧珠、紅線女、常香玉、李万春、吳素秋、趙丹、白楊、謝添、孫道臨、王昆、郭蘭英、樓乾貴、侯寶林、郭啟儒、白鳳鳴、孫書筠、新鳳霞、魏榮元、馬泰……數也無法數清的各個行當的精英國寶的藝術風范,只是以一個不懂天高地厚,看不到門道的眼光去恭而敬之地瞧個熱鬧。
  后來,年紀大了,有了一定的資歷,又有那么多机會与我年紀相仿的演員平輩交往,觀摩欣賞他們的演出。這些位藝術家大多仍活躍在自己的舞台上,有的已登堂入室成為藝術大師,按文藝界較為親近的稱呼,他們是我的大哥、大姐,師弟、師妹。
  再后來,前輩大師不少已然仙逝,健在者也大都告別舞台,后起之秀—一涌現,像毛阿敏、劉歡、韋唯、那英和不幸身亡的洛桑等。我托個大,把他們當成晚輩,他們也在与我親切交往中,稱我為老師或叫一聲大叔,從他們身上我感到一种壓力,這就是小將的挑戰。
  我主持過12次春節晚會,每一次都与數百位老、中、青演藝人員共度除夕,在十多年中能結交往來密切者不下百位。
  這是我引以為榮和無人能比的藝術觀賞上的收益。在我的同齡人中,我在領略中國藝術名家風范的廣博上,別人不可能再有我這樣的經歷。
  從他們的對藝術的執著認真,從他們在表演時的气度和功力,從他們的吐字發聲,從他們在舞台上散發的藝術气息上,我千百遍地暗自仿效,并有机會直接請教,這只是淺顯的門道,更寶貴的是我一開始人門學習我的播音技巧,就領悟了“苦練”二字的含義。我接触的任何一位能在電視上表演的演員,都會告訴我他們練基本功時的刻苦和做戲時的投人。我于是在剛開始從事我的業務訓練時,就有了一种自覺的練功意識。“要想人前顯貴,心在人后受罪”。這句老話雖帶有不合時宜的色彩,但這內涵、這合理的內核,是不能否定的。
  于是在全面掌握播音業務基本功,諸如學習和掌握党的方針政策,關心時事,收听新聞。閱讀書籍,增長見聞的同時,我對練聲和練習基本功也下了一番苦力。
  我的練聲分成三個方面,因為我不是專職歌唱演員和戲曲演員,他們必須循著他們獨特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們必須按照師承傳統和長久以來形成的本門藝術特點去專一的訓練。我是播音員,我一開始就為自己訂下一個學習汁划,多方面學習,利用我當時的优越條件,投師訪友,拜師學藝,博采眾長。第一方面,我曾向我經常能見面的廣播樂團的几位歌唱家學習發聲基本功。視听視唱,循著鋼琴音階練唱,同時也開始識譜,簡譜与五線譜,并在演播行的鋼琴上開始了鋼琴課程。上中學時,我已在業余時間學過一點歌唱發聲和彈鋼琴基本手法,到了工作崗位,這一個業余愛好就轉成了必修的課程,這方面主要練習的是西洋發聲法,同時學習与掌握了林俊卿大夫的咽音發聲,主要是掌握气泡音。科學發音使我一開始播音就能掌握規律,沿著正确發聲道路走完一生的播音路程。第二方面,我又拜中國歌劇舞劇院歌唱家王嘉祥為師,他是一位民族唱法的歌唱演員,他自己勤奮好學,摸索出鼻彈音与京劇念白相結合的吐字發聲基本功。我跟他學了整整三年。第三方面,是學習民間演唱的說唱藝術,我學了京韻大鼓和單弦、貧曲等段子,有的練了几十年。如京韻大鼓《八愛》是我啟蒙是練習的唱段。這是向一個比我還小四歲的說唱團的小演奏員學的。當年他拉二胡,學習伴奏,《八愛》這唱段,他也剛學會,我請他一句一句教。因為他年紀比我小,我學習時就很放松。如果去請教老藝術家,可能我會知難而退。想不到30年后,1993年我把它搬上熒屏演唱過,還得到不少好評,石富寬第二天見我,他說他昨天看了我的演唱,他流淚了,為什么?他說在曲藝不景气的情況下,你這么投人這么熱愛的一种表演,感動了我。但這种愛好,已不單是一般喜愛,隨著歲月的流逝,已成了我文化背景中的一個因子,時時記起少年時的風花雪月,帶有怀舊的濃情。“花明柳媚愛春光,月朗風清愛秋涼……”。每一句唱腔就是一幅少年時代的生活場景,不獨石富寬感動,還有一些位朋友也來信表示了類似的情感。傳統文化的延續,傳遞給我們的是厚重的歷史積淀,每一點每一滴都沉甸甸、扎扎實實地帶給我們博大精深的文化感覺,品嘗這點點滴滴的文化片段,勾起我們對整個民族文化的驕傲与尊崇之情。這就是我至今在文化品位上帶有強烈的、不可動搖的中國人的文化心態的背景,少年時的練聲,少年時的讀書,給我的是靈魂深處的依托与自豪感。
  練聲就是熬時間,這就叫功夫,鐵林磨成針的功夫,跟王嘉祥老師練聲最大的、也是當時未曾覺察、后來逐漸領悟的收獲,就是對藝術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對踏踏實實做藝的一种觀念的樹立。
  當時王老師的宿舍在北海后門,我們相約在北海公園少年水電站附近練聲,我的同學們風雨無阻地從北海前門人園。這一段練聲時光我寫入了《昨夜星辰昨夜風》之中。
  在練聲過程中,最大的附帶的收獲是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一心學藝的朋友,有的成了長遠的至交。當時我們和老師的關系,也是半師半友。都在新型的藝術團体,不是舊時代的師徒形式,但也不是現在課堂的師生形式。因為除了練聲,我們還成了生活中密切來往的、相互關心的朋友,我們這個練聲團体在北海游客心目中一定十分特殊,因為今年(1995年)在福州參加(元宵晚會)過程中,福州市委書記習敬平与我們聚會時,對我說起當年他曾經常看到我們練聲,我對彭麗媛說:“我比你先認識敬平的”
  習仲勳同志曾有一段在廬山會議之后受牽連的歲月,那時老人家還正當盛年,他每天也在北海散步,帶著几個孩子,習總与王嘉祥老師相熟,每當路過我們這里,大家都會圍上去,親切地打招呼,有時閒話几句。習仲勳同志那時是國務院最年輕的一位副總理,和我們這些年輕人交談平易近人,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十多年以后,80年代我有机會見到習總,他也親切地提起這段往事,想不到敬平同志,當年還是個小男孩,竟也會記得那段北海相會的時光,我對他說起,王老師已然不在了。1993年,死在家中,他身邊無人,死后几天鄰居才發現。我和一位朋友魏鑫一同出席了追悼會,想不到魏鑫也是王老師的學生,如今改行當了經理,我們也有點自責,由于忙,很久顧不上看望老師,此時未免在難過中留下遺憾。王嘉樣不該這么早逝,誰也沒想到,文藝界去了不少人,大家都贊揚他為民族歌唱藝術一生的辛勤,他并不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藝術家,但他鍥而不舍創建一套科學發聲体系,并且桃李滿天下。很多人,包括許多大藝術家,都曾与他研討,向他請教。他誨人不倦,平日少言寡語,可對人熱心,所以他的追悼會上來自各方的朋友很多很多。
  我回想當年,一個小名小輩,20歲不到,能承蒙許多前輩藝術家厚愛与提攜,就有一种溫暖的感覺。裘盛戎先生与我交往不少,主要是我陪他舉辦京劇講座,一同在電視里出現。那時還有一位昆曲大家白云生先生,我也是在電視講座中陪同出現。他們講述自己多年積累的藝術實踐經驗,談戲曲的基本功与基本知識。我陪他們出鏡,有時間有机會就去劇場看他們表演,裘先生在舞台上的峙若山岳的做派,那總領群英的唱腔,給我樹立了至今難忘的有益榜樣,我從那時起就下決心,只要我干一天播音,我一定創出一种与眾不同,然而又受大家喜愛的播音風格。和前輩藝術家的接触,由于我年輕、沒身份,不可能直接交流,建立平輩來往的友誼,但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許多于我有益的為人与做藝的品質。裘先生面容瘦削,身材不高,可是在台上的壓倒一切的气勢,給我的鼓舞著實不小。你沒在台下与藝術家交往,不可能單從台上全面領略一個人的功力。我領悟到一個人調動一切手段揚長避短,所能達到的超凡脫俗的藝術境界。這給我的啟示是,只要肯吃苦,沒有實現不了的目標。
  我最后見到裘先生是“文革”前夕,在天津火車站。出站時,我們在人流中巧遇。他對我很親熱,說:“我在一宮演出,忠樣,晚上后台找我。”我沒去成,因為工作無法离開,但那竟是最后一面,裘先生死于“文革”之中。唉!
  通過白云生先生對昆曲的講解,我帶著開眼界的心情,經常晚上獨自一人到長安劇場看昆曲。我發現昆曲十分优美,唱念做都很迷人、我看過多次侯永奎、侯少奎父子分別演出《林沖夜奔》,也看過侯永奎和李淑君的《千里送京娘》,表演的精湛,唱腔的婉轉動人,給我十分巨大的沖擊。叢光桓和李淑君珠聯壁合的演唱,如《李慧娘》,使我感到那吐字發聲的优美,不是人間所有。我最近見到叢珊,對她說,我年輕時經常看你爸爸的演出。在我投入地看叢光桓在台上演出時,叢珊要么還沒出生,要么只有几歲。那時有一出或叫《下山》,韓建成演和尚,記得是洪雪飛演小尼姑。這是做功戲,我記得他們的演出也十分精彩,那是我在台下看近的洪雪飛的早期演出。后來,我見她時,几次想對她講出當年看她的戲的感受并核實她的角色,總沒机會提起,誰知她也撒手人寰,再也沒机會一提往事了。
  我感覺觀摩演出只能學到皮毛,不了解藝術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台形象,以及他們的追求,就不可能對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時的年齡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許多學習机遇,唯一能令我稍稍親近的,是侯寶林先生。
  我參加工作時,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怀著仰望的心情与他交往的。當然不可能与大師成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為親近,好在我們都同屬于廣播局領導。這樣,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給人們帶來了歡樂,由于他的存在和由于他的努力,使一兩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那并不寬裕的生活中,有過多少次開怀大笑,并且那笑不是暫時的,而是回味無窮的笑意。眾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從藝艱辛不易,等到我見到他時,已成喜劇大師。
  大師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著頭,不苟言笑,手提一個熱水瓶,匆匆走來。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惊人絕藝就藏在身上,到了台上,那神采四溢,伴隨著笑聲四起,給人的藝術享受難于形容。
  我早年只是當他出現時,我就盡量找机會听他与能有資格和他對話的人談話。
  几十年來,我們之間說過什么,議論過什么,似乎難以講清。他對我頗有好感。在干校時,我挑秧,他拉車,相視一笑。回來后,在一次《演講与口才》雜志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對我說:“你剛才發言很好,很有生動感,為什么不能在電視上這么講呢?”這是對我后來主持《正大綜藝》的方式方法的啟迪。藝術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還原生活中那牛動的、隨意的、無拘無束的感覺,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藝術品位,這是侯先生對我的教誨。老爺子給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應外出,但只要我登門請求,他從未拒絕。
  很多晚輩怕与他同桌吃飯,我不知為什么,也許因為候先生講起做人的道理有時不太留情面,我在這种情況下,總是敬陪一旁,引發一些侯先生喜愛的話題,听他侃侃而談。
  侯先生原來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并知道如何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絕頂聰明之人。听他相聲精品,你會感到他已是一位學者型的喜劇大師,是他把相聲從地攤上提升為正宗文化,使相聲洗淨小市民的庸俗情調,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樣,把相聲推到一個前所未所的頂峰。晚年他多次對我談了他的憂慮,他擔心相聲會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攤去,當然,不無理由。
  侯寶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規律。他走了,為我們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開的藝術作品。
  他臨終時,曾說過:“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穩飯。”他是藝術的巨匠,又是尋常百姓,作為生活于中國新舊社會兩個時代的人,感受過藝人的新生,也飽嘗過各种辛酸,他其實完全不去理會外部的聲望,而怀著弱者的心態。不愿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個群体的心態。
  我剛參加工作時,住集体宿舍和吃集体食堂,這對我也有极大的好處。我從很年輕時起,就不曾有過一味的單純的玩耍,我玩任何种類的游戲,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鍛煉我的思維与智力;第二,將來我的業務能不能用上。我接触人,從年輕時起,也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看對方能不能在某個方面對我有所幫助。我結交文學修養高的人,就時不時討教古文;結識會唱歌的人,就跟他們起碼學會一首歌;結識一些受鍛煉的人,就讓他們帶著我或吸引我去鍛煉身体。人以群分,真是半點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幫我,哪怕是幫我喚起對各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人,我是不可能与他們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著買好的飯萊,總要找一個能挨近我需要与他(她)有一番談話的人旁的邊,就在餐桌上,我學會与掌握了十三轍,什么人辰轍、發花轍、江陽轍、姑蘇轍等等。說唱團演唱單弦的趙玉明在飯桌上給我抄了一個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來,東西南北坐”。她告訴我,你舉一反三,按這13個字去套吧。趙玉明還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台上站立,怎么才能挺拔、精神。她說,只要把身体重心移到靠前的一只腳的前腳掌就可以了。這兩項對我一生有用的知識,前后只用了五分鐘就掌握了,但找到這樣能坦誠相告的老師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鐘,那要“眾里尋她千百度”了。
  對我有過啟迪、有過幫助和指點的人,我不可能—一回憶,這使我想起,1994年在上海与劉歡的一次對話。
  在后台,劉吹和我談起了我們曾說過的一件事,我的一個同學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以回憶度過平淡時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劉歡是年輕演員中的一個奇才,他的歌聲帶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們相處不多,但交情不錯。
  記得那是在沈陽的一個夜晚,到了晚上誰要和劉歡聊天,一定會惊呼上當,因為劉歡生活規律与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間學習、工作、作曲,白天睡覺,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別人不好走,這等于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還不到睡覺時候,他邀我進他屋里小坐。進去之后,只有我們倆,我就說,劉歡,你怎么那么傻,不听我勸告。在1991年賑災義演中,劉歡參加排練后獨自回家,劇組宣布除個別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場地集合,不派車接。而据劉歡講,他沒得到通知,以為他的節目取消了。晚上看電視,當董浩報到下一個節目劉歡演唱,而演員未到,他嚇坏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載了一輛的士赶到會場,還是我們幫他盡快上場,大致算是圓了場。可是,我對他說,對于今晚的事,如果沒人找你了解,你不必自己去四處解釋。他當時點頭。可是過了沒几天,不知誰給他出餿主意,他去了電視台,要求与領導對話,并闖人電視台的一個會場。當時,一百多位處以上干部正在開會,劉歡一闖進來,不但無助于問題解決,反而激起領導層公憤。大家紛紛指責文藝部,都是你們慣坏了歌星,怎么可以這樣無禮。是的,你就是進一個只有兩個人的售貨廳,找人家對話,也要打個招呼,何況闖進堂堂國家電視台呢!于是劉歡很久沒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這倒沒有所謂封殺他的指示,只是沒有人會想法用他,他听了我的指責,沒作什么解釋。我們就聊起了別的事,談詩,談文學,談錢鐘書,談林語堂,談魯迅,談歌曲、音樂、談法國的浪漫情調,談奧地利維也納的藝術氛圍,總之,談得津津有味。我對他說起一個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學,他已在這個山區從事教學三十多年,見到我談起許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學往事,并鄭重地遞給我一份我同班同學名單。他說這是后來回憶寫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學名單,只缺兩位,他說記不起來了,拿到這份名單,我深有感慨,我和劉歡在談到這一點時,都很激動。
  當一個人對前景不复擁有進取的奮進之心,當一個人到了一個他難于适應又無可奈何的環境中,他會一味沉浸在對往昔的回憶中,用青年時代無限美好的時光來填補眼前的平淡得難于忍受的時光。這時,時光不再前進了,凝固了,歲月的新的變化已對他沒有了意義。真是這樣嗎?我的同學,我少年時的伙伴。這种在交談中的猜測,震動了我們倆,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与劉歡分手小睡一會,赶加北京。過后,我忘了那次談話,還是劉歡在上海又一次提起這件事,并很感慨。
  還有一件事,讓我想起來心情很難平靜。那是在196O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頭,哦!是一年前与我同去電視台應試,最后剩下的四位中的一個伙伴。我見到她很高興,她也很高興。但是她問我一個問題,我卻無法叫答,她說;“電視台為什么至今也不通知咱們,到底結果如問?”我那時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為她看不到電視,因為1960年老百姓家沒有電視机,她還在滿怀希望地等待,等待電視台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里很慌,也很難過。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訴她,你們三個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選者。不能,即使再婉轉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來想与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后來她在期待中過了多久,當她日后在電視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后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應試的那個17歲的”男孩,但愿她不要生活在那記憶与不可能實現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憶往昔,在舊話重提,在追憶那么多的人和与他們的交往,這也是一种怀舊。一是不是我也會陷人對往事無盡的追怀?也許是,也許不是。
  我還要做那么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斷涌上心頭。我不會停步,這是我的內心的驅使,也是那么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們曾做出的輝煌成績的感召。
  路是沒有盡頭的,人生還會有巨大的風云變幻……
                   寫于1995年10月北京、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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