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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岭南求學、工作、成名，他的青春与夢想植根于岭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岭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几位文史專家。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岭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与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著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決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么？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后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怀的青年知識分子，向往著祖國的和平与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家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后，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与恩師簡又文的關系逐漸疏遠，政治干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續前緣。据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台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只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台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家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台灣。 國民党當局為了挑撥离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向台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后來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岭南著名的詩人、畫家，曾任教于岭南大學，与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著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閒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体，才能盡其所長。關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統病，必要尋出原因，才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過于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后，這位杰出的女詩人便与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岭南的异鄉人帶來了力量与溫情。异鄉也漸漸地与他的的生命融為一体，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著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与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几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与金庸、古龍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种閒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适于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家后，還會感歎：“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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