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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門》公映盛況空前，大破《唐山大兄》保持的紀錄。《精武門》在新加坡上映造成交通阻塞。帶有強烈反日情緒的《精武門》竟在日本大受歡迎。成了當之無愧的香港超級明星，走到那儿，影迷都如潮水把他圍住。去餐館就餐，等他簽名的人排起了長隊。買下精宅一幢，渴望過一种宁靜的生活。气盛性傲，又把朋友多多得罪…… 《精武門》一片是在香港拍攝的。 《精武門》的背景是1908年的上海。 李小龍在片中扮演《精武門》首領、大俠霍元甲的高足陳真。故事以霍元甲之死拉開序幕，陳真赶回去參加師父的喪禮。在喪禮上，一名日本武士道的代表，送來一塊寫有“東亞病夫”的匾牌。陳真認為這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侮辱，他也相信日本人必須對他師父的死負責。 全片敘述陳真如何追查師父的死因，以及為師父報仇的整個過程。 影片突破了報私仇的狹隘觀念，提到民族的高度。片中，陳真在上海外灘，砸破了中國人引以為恥的“華人与狗，不得入內”的木牌！電影觀眾的掌聲經久不息。 陳真走進日本俱樂部，痛打東洋人及東洋人的走卒。 陳真把《東亞病夫》的匾牌送還給日本人！ 陳真夜踢師父之仇人鈴木寬的武館，橫掃日本眾武士及俄國打手！ 陳真的行動，使觀眾揚眉吐气，酣暢之极。尤其是李小龍通過片中的陳真喊出“中國人不是病夫”時，觀眾也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大聲高呼。 影片的結局是陳真被圍困在日本武館，日本武士向其開槍，陳真縱身凌空迎接子彈身亡。 這樣的結局遭到眾多影迷的抗議，他們為英雄之死扼腕歎息并無比憤慨。 李小龍一慣主張以功夫表現武道哲學，而不是凶殘和暴力。他是這樣解釋陳真之死的：“歌頌暴力是不好的。那就是為什么我堅持，在這電影里我演的兩個角色最后還是死掉了，他殺了很多人，也必須償命。” 為拍《精武門》，李小龍一家遷到香港暫住。人們目睹到他那兩個更像美國人的小孩。 《精武門》的拍攝，嘉禾基本兌現了李小龍最初提的一些條件。他在攝制中享有更多的權力；他還把他的截拳道弟子，同時又是他武道朋友的美國空手道冠軍羅勃碧加邀來香港，飾演片中的俄國拳師。 影片是1972年3月16日公映，李小龍同羅勃碧加去看。李小龍回憶道：“羅勃碧加和我悄悄地坐在戲院的后排，觀察《精武門》放映時觀眾的反應。” “起初，他們一聲不響，靜靜的；后來，他們狂熱地鼓起掌來，而且大聲叫好，這說明他們真的被打動了。如果他們不喜歡這部電影，他們就會高聲咒罵，或者干脆离場而去。完場時，羅勃碧加激動地流下淚來，他握著我的手說：小龍，我真為你高興！” 《精武門》的編劇仍由倪匡、羅維合作。倪匡拉出文學劇本，羅維再處理成電影腳本。李小龍對腳本大為不滿，常指責臨拍攝時連象樣的大綱都沒准備好。其實不全是這么回事，而是李小龍喜歡自以為是，認為羅維构想的一切根本不行。 李小龍和羅維的矛盾進一步加劇。鄒文怀以大局出發，盡量為他們掩飾否認，但仍成為影壇公開的秘密。 《精武門》是一個体現李小龍個人風格的影片，導演所起的作用不大。若換了另一個導演，李小龍塑造的陳真仍是“這一個”。 《精武門》的武打場面比《唐山大兄》要精彩得多。李小龍首次在香港表演雙節棍。當時的人們，只是常在武俠小說中知道有這么一种武器，卻少有人親眼目睹。片中李小龍精湛的棍術，令觀眾莫不眼界大開，歎為觀止。 在片中，李小龍在激烈的搏擊中，還會發出獨特的吼叫聲。据武術行家分析，發力吼叫在打斗中的實際作用是：一、可以威懾對手；二、使身体堅實，以致受到意外打擊時也不會過度損傷；三、可以借此激發体內的“气”，和外在的力相結合——即容易使力量爆發出來。 “獅吼虎嘯”是武俠小說家常形容武士叫喊的字眼。人們在觀看比武搏斗和体育競技時，也常能听到對手和選手气沖霄漢的高喊咆哮。 而銀幕中的李小龍，發力之聲与眾不同，象貓叫，或象鳥類攻敵時的激啼。這种聲音，是鄒文怀提議，李小龍參与設計的。目的就是要与眾不同，顯出李小龍帶鮮明個性的銀幕形象。一開始，觀眾愕然且有些反感，但很快就習慣了，并且欣賞起來。因為在聲音的背后，是力量的雷霆爆發，及排山倒海的攻勢。 据李小龍的親友及弟子回憶，李小龍在比武搏擊中，從未發出過類似的鳥啼貓叫。在練功中，李小龍常是保持平靜，偶爾也喊出一些明确具体的字眼。 《精武門》的公映盛況空前。最初兩星期的票房收入已達400万港幣，比《唐山大兄》的19天的總收入高出五十多万。香港報紙在顯著位置用大標題報道這一新聞，有記者稱：“這些影迷們簡直就瘋了！” 有位評論家分析為何造成轟動的原因，說影片迎合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中國在歷史上倍受日本的欺辱，而李小龍則為中國的觀眾渲泄了壓抑已久的怨憤。 接下來的事實，卻使這一論點難圓其說，證實了李小龍的成功，仍是基于他高超的武功和演技。 在新加坡，門票時時告罄，影院常常挂出“滿座”的告示。炒票的黃牛党大發其財，把15元的票炒到27元。首映場過后，反響猶如核爆炸，致使第二天，成千上万的影迷涌向電影院，造成嚴重的交通阻塞。當局被迫宣布《精武門》停映一星期，待重新布署后，影片才重映。一部影片引起交通阻塞，這在新加坡歷史上屬唯一的一次。 在菲律賓，《精武門》在影院連續上映了6個月，打破當地所有影片的紀錄，使得港產影片聲譽陡增，掀起了香港電影熱，發行商競相購買港產電影的版權。結果，菲律賓頒布了限制進口影片的政策，以維護本國的民族電影。 在美國，首輪上映也引起轟動。所有的唐人街影院都上映李小龍的《精武門》，在白人居住區的影院，此片也頗受歡迎。《精武門》与《唐山大兄》合加一起，取得600万美元的巨額收入。這是港產影片首次在美國引起這么大的反響，為今后港產影片輸美打下良好的基礎。 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帶有強烈的反日情緒的《精武門》，竟能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影迷對李小龍的狂熱程度，并不亞于与李小龍同根的中國影迷。据調查，在日本放映的几部李小龍影片中，最受歡迎的竟是《精武門》。該片的拍攝，邀請了几位日本空手道高手參加，但他們無一例外在片中成為李小龍拳腳下的敗將。由此可見，李小龍影片的魅力，已不是政治和民族的因素所能禁錮。 李小龍在《精武門》中的表演，更顯出他与其他港台武打影星的不同之處。 台灣作家羅龍治著文分析《精武門》： “李小龍一身布衣布鞋，土气十足，卻一腳把番邦一個公園‘華人与狗不得入內’的惡狗攔路的招牌，踢得碎片紛飛。這一腳的威力，其他自詡為王牌的武俠明星能夠踢得出來么？李小龍獨自去找日本人一個武術館的館長，說要還他一份‘禮物’。說完就舉起他手上一塊大字招牌，上面寫的赫然是‘東亞病夫’四個字。這四個字的恥辱，就象火焰般地在中國觀眾的心中燃起，接著李小龍就在長嘯聲中，把日本惡霸打得東倒西歪。這一聲長嘯，表現了埋藏多久的悲憤与恥辱，其他武俠明星能夠吼得出來嗎？” 一位筆名為“譚笑”的美國影迷在華文報紙上發表言論： “真正能代表中國影片特色的數功夫片，有如日本的推理片，美國的西部片。我是個功夫片迷，凡台港的功夫片必看不可，對武打明星崇拜得五体投地。自從看了李小龍的《精武門》，我發現原來的台港功夫片皆沒意思，武打明星們皆幼稚可笑。一言以蔽之，台港功夫片是‘胡打’，武打明星則是‘假打’。只有李小龍的功夫片是‘認認真真’地打，‘實實在在’地打。” “功夫片，無功夫之人卻可大演特演，演得名聲大噪，紅得發紫，如此長往，台港功夫片可以休矣！” “惟李小龍力扭乾坤，向台港影業吹進一股新風，獨樹一幟。可惜，李小龍只有一個，不會有第二個。” 這位“譚笑”先生褒一貶眾，不知這些武打明星看后會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功夫上乘，在片中表演了真功夫的演員會作何評論。 他們皆保持緘默。 港台的報紙，自然不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把那些被自己炒紅了的武打明星又大大地貶臭。他們几乎眾口一致地舖張溢美之辭，對李小龍的表演贊不絕口，稱他“貨真价實”、“登峰造极”、“歎為觀止”，等等。 李小龍在《精武門》打響后，接受了香港記者的采訪，話題是從他電影的英雄主義開始的，李小龍說： “我從不演英雄，但觀眾希望我成為一個英雄。我也不會扮演相同的角色，盡管當我打斗的時候，都表現出象一頭野獸的形態，但每個角色都是有所區別的。” “我也從不只依靠打架去完成我的電影角色，雖然東南亞的觀眾喜歡我這樣做。我更注重自己的性格和形体的展示。我不是在演戲，只是在進行自我表現。所以，誰要是試圖模仿我打斗時的叫喊和表情，那不過徒然使自己變得滑稽可笑罷了。” “演員基本上有兩种類型，一种是万能演員，演什么象什么，另一种則只能演固定類型的角色。我認為自己介乎兩者之間。我有個性，因此我所演的每一個角色都有點我自己的影子。” “我并不承認我在電影中的打斗暴力，我稱之為武打。任何武打片都在某种程度上介乎真實与想象之間。如果我演得完全真實的話，觀眾就會說我是殘暴而嗜血的人。我甚至可以把對手撕成碎片或者把他的內髒掏出來，但我不會表演得這么刺眼。對我的表演，我是有自信的，我做什么，觀眾就會信什么。” “這种魅力來自我的表演虛實之間。只要我的表演能令人信服，只要我有這种魅力，那么—切就可迎刃而解了。” “我沒有制造國語武打片那种滿身血漿的場面，這在我之前就有了。至少我不宣揚暴力，我有實證說明這一點。一個(《唐山大兄》与《精武門》的主角)殺了許多人的人總是要為此承擔責任的。我一直試圖證明的就是，只靠暴力生存的人會因暴力而死。” “但暴力在我們社會里触目皆是，我希望通過我的動作在某种程度上麻醉暴力，使觀眾稱它為拳腳而非暴力。” “我認為我在東南亞是負有使命的。觀眾需要教育，而一個教育者就必須承擔責任。我們和群眾打交道，我們得尋求和他們接近的途徑。我們只能一步步地教育他們，不能指望一夜之間便大功告成。這正是我現在所做的事，能否成功尚須拭目以待。” 這是李小龍回港拍片后，首次這么系統和中肯地面對公眾談他對電影的看法，他的看法与眾不同，他也盡可避免香港影業的是与非。 但在許多非正式場合，李小龍會把香港功夫片及武打影星大肆貶低，言語輕慢且狂妄。李小龍是名人，他的話不可能不會傳至他們的耳朵。 因此，在香港的演藝圈，除了他幼時的舊友和少數嘉禾的同事，李小龍几乎沒有朋友。這一方面是李小龍對他們嗤之以鼻，另一方面，這些持有自尊的演員也不屑去結識目中無人的他。 李小龍渴望出名。在美國，默默無聞的他常會做出一些出風頭的事，以引起人們的注意。 現在他已經功成名就，盡管還未達到他的最高目標，卻足以讓他狂喜好一陣。 起初，他樂意接受記者的采訪，對報刊上贊美他的文章愛不釋手。他也樂意到街上走走，人們會潮水般地朝他涌來，將他團團圍住，爭睹他的真顏，或向他問好，或請他簽名，或与他握手。這時，李小龍神情顯得异常興奮和愉悅。 但他很快就厭倦了，他發現他不再有自由，甚至連他妻子孩子的自由也給“剝奪”了。他再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行走，干他所愿干的事。 他家的電話號碼不知怎么給影迷知道了，一天到晚鈴聲不斷，吵得不得安宁。這樣的電話一般由蓮達來接，影迷聲音激動得顫抖，喋喋不休地談他(她)對李小龍電影的感受，說如何崇拜李小龍，請蓮達轉達對李小龍的敬意。蓮達的中文程度十分有限，只能說几句簡單的廣東話。香港普及英文教育，大都會“洋涇濱”英語。這种半中半英的交談令人別扭，蓮達心軟，總不忍心先挂電話。 李小龍接過電話，“吧喀”挂上。 蓮達申請了新的電話號碼，沒多久，百屈不撓的影迷又紛紛把電話打到李小龍家里來。李小龍在電話中對影迷大發雷霆，依然擋不住電話潮。李小龍鬧不清如何泄的秘，以后，他不輕易將電話號碼告訴同事、親戚和朋友。這使不少人產生誤解，認為李小龍出名后越來越傲。 有一次，蓮達去市場購買食品，被影迷認出，他們圍住蓮達觀看，詢問李小龍的情況。人越聚越多，蓮達被困了一個多小時，最后是警察出面，才把蓮達“解救”出來。 李小龍遇到這种情況就更多。他心情好，尚會停留片刻；心情不佳，他會置之不理，或揚起拳頭示意影迷讓路。 李小龍抱怨說：“我簡直就象失去自由一樣，在香港我無論走到哪里，影迷都會如潮水般地把我包圍起來；武林中人也紛紛向我挑戰。在漆黑的戲院里，女帶位員會走到我面前，用電筒朝我臉上照一照，然后請我簽名。在餐廳，我飲的湯總會冷下來，因為那里的每一個人從顧客到廚師都排隊請我簽名，或者僅僅來看我一眼。” 李小龍一直不喜歡消耗時間和精力的社交活動，現在更令他難堪，他覺得自己成了“供觀賞的貓”。但是，有些他十分不愿去的社交活動他又不得不去。比如，關于他電影的某些事情；親戚朋友家的婚喪嫁娶之類的大事。李小龍因受到騷扰，情緒糟极。他是個從不知如何掩飾自己的人，把惱怒擺在臉上，甚至拂袖而去。這使得主人很失面子，鬧不清如何得罪了他，便認為李小龍太難侍候。 李小龍在一篇文章中曾談到：“現在，我才明白一些大明星會回避社交場合。起初，我對有關我的宣傳并不介意。但不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問題，擺好姿勢作笑臉給人拍照，可真成為一件頭痛的事。” 報刊還常出現關于李小龍的風流艷事，蓮達每每回憶起來便苦笑不已。緋聞描述得有鼻子有眼，令人真假難辨。李小龍對此事一笑置之，他甚至在許多公開的場合直言不諱地表白他喜歡漂亮性感的姑娘。 1972年夏天，李小龍在九龍塘買下一幢擁有11個房間、名叫“栖鶴小筑”的洋房。李小龍夫婦及小孩、仆人、几只寵物居住在洋房里。直至李小龍去世，蓮達才攜小孩回美定居。 李小龍不象有的演員那樣，成名富裕后享受一种豪華奢侈的生活。他從沒有追求物質享受的欲望，他更重視精神的追求。他不喜歡擺闊炫耀財富，也不舉行亂哄哄的所謂上流社會人士的聚會。 李小龍在事業上，有著強烈的自立自強意識，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實力獲取成功，而不靠机遇或依賴他人的幫助。 李小龍在生活上卻全然依賴蓮達。他外出，連穿什么衣服都得蓮達為他預備。蓮達是個出色的家庭主婦，她會做可口的西式菜及糕點，她烹任的廣東菜也像模像樣。盡管家中有仆人，蓮達仍常常自己動手，讓丈夫吃得舒心愉快。 那种高蛋白的混合新鮮飲料，李小龍每天必飲不可。拍武打電影消耗极大，蓮達常去拍攝現場為李小龍送這种飲料。 李小龍赴美時曾在餐館里打工，因專司一項，他對烹任完全是外行。他特別不耐饑餓，常常半夜里餓醒來，于是他就把蓮達弄醒，蓮達第一反應是為他下廚房弄一碗面條。李小龍對蓮達下的面條贊不絕口，仔細詢問烹任方法。但事實上，他一吃過面條就忘得一干二淨。 李小龍無論在美在港，都鬧過這樣的笑話，蓮達一旦离開家，他就得餓肚子。他不知怎樣做熟一碗面條，甚至連開水也不會燒——那些煤气電气灶具對他來說委實是太复雜太深奧了。他只能靠吃餅干糖片充饑，消化力极強的他常處在极度饑餓狀態下。因此，李小龍出門在外，蓮達在電話中總忘不了詢問他的飲食情況。 家庭的擺設是中西合璧式的。李小龍收藏了不少中國工藝品、典籍和兵器。他喜歡把他的兵器展示給客人看，并當屋演示。 也許是拍片過于緊張和事務繁亂，他在家中追求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宁靜。 他喜歡默默地看書，靜靜地沉思。 他喜歡跟友人談中國的禪。他說的最多的一則禪學公案——“茶杯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空”。 李小龍用一种平緩的語气說：“有一次，一各學者拜訪一位禪師，想請教禪宗的奧秘。當禪師与他講解時，這名學者頻頻點頭，說：‘對，是這樣的，我也知道。’那位禪師停下講解，為學者斟茶。杯子滿了，禪師還不停地斟，茶溢了出來。學者叫道：‘不要斟了，茶已經滿了。’禪師說：‘你如果不先把自己的茶杯倒空，又怎能品嘗我的茶呢？’這名學者不由汗顏。” 李小龍說：“禪師的意思再簡單不過，說那名學者：你不將自己固有的觀念去掉，如何接受我的禪呢？其實那位禪師講解的并非禪，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李小龍在求知方面如這位禪師所喻示的，排除自己舊的觀念，而不斷接受新的東西。通常，影迷只知他是個功夫大師，而不知他是個淵博的學問雜家。 《龍爭虎斗》影片的美方制片人弗烈德·溫布社爾回憶道：“有一天晚上，我与李小龍和加州參議員約翰鄧尼在洛杉磯共進晚餐，席間談到了中國拳与西洋拳誰优誰劣的問題。李小龍這時透露他曾讀過約翰鄧尼父親格連鄧尼所寫的兩本書。席上的客人与我，誰也不知道有這些書。約翰鄧尼隨即充滿惊异地對他說：你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我父親寫過那兩本書的人。” “這就是李小龍。他能談禪、伊斯蘭教、基督教，諸如此類。他不信神，但精神上很有禪味。” 弗烈德·溫布杜爾認為知識對一名演員的作用是無形和深遠的，李小龍電影為什么這般獨具魅力，是有深厚的哲學為底蘊。他說： “我從未看到任何人有李小龍那樣巨大的精力和魄力，這正是他使觀眾在銀幕上大吃一惊，以及即使在他于香港拍的比較粗糙的電影里，也會使人感到超人力量的原因。這种生命力是令人惊愕的。” 李小龍曾表示，他過40歲便要停止現在的一切，象古代禪師一樣，全然過一种宁靜淡泊的生活。 李小龍沒活到40歲，誰也不敢肯定他能否做到這一點。 成為大明星的李小龍，整日處在新聞媒介和影迷的狂熱包圍之中，但他的內心，卻很孤獨。 他回港發展后，几乎沒有新交一個知心朋友。他跟女友的關系可能熱烈，但談不上知心。 曲高和寡。追求層次愈高的人，知己愈少。對李小龍來說，他朋友少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愈來愈孤傲，愈來愈無常。他多次用輕蔑的口气指點香港的演藝界、功夫界。原本，志同道合之人很容易交上朋友，結果人們卻都對他敬而遠之。 他也在慢慢失去過去的朋友。他少年時的朋友莫不佩服他的成功，而不知掩飾自己的李小龍常常在他們面前抱怨香港人虛偽，這無形中与他們產生了心理隔閡。加之李小龍愈來愈盛气凌人，他少年時的朋友雖沒有干出大事業，卻仍保持獨立的人格，誰也不愿去湊在他面前仰其鼻息。 李小龍与小麒麟的友誼堪稱典范，相好如初，一直到他們都意外地死去(小麒麟死于車禍)。小麒麟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寬容和理解他的一切。 李小龍在好萊塢的朋友中，數施里芬与他交往最密。施里芬雖是李小龍的功夫學生，但在許多地方，都是李小龍的大哥或老師。在李小龍在好萊塢彷徨、掙扎的歲月里，施里芬對李小龍的幫助最大，是他的恩人。 施里芬常為李小龍在好萊塢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鳴不平，他竭力去改變這一切，他為他們三人合作的《無聲笛》夭折而耿耿于怀。 李小龍在香港獲得巨大的成功，耀眼的光芒同時也折射到好萊塢去了。施里芬認為聘請李小龍擔任好萊塢電影主角的時机完全成熟。并且，李小龍一直認為他發展電影事業的理想地方是好萊塢，他离美時向施里芬透露：他還要殺回好萊塢主演電影的。 《無聲笛》的劇本最終是被華納公司槍斃的，施里芬找到20世紀福斯公司，盡力推荐。福斯公司很快就同意投資開拍。 施里芬立即飛往香港，准備跟李小龍一道分享愿望實現的喜悅。接下的事令施里芬錯愕且傷心，李小龍不僅沒同意，而且對久違的老友沒什么好臉色。施里芬后來回憶拜訪李小龍的情形，苦澀多多： “我以為自己是給他帶來了好消息的。因我取得了20世紀福斯公司的同意，可按詹姆斯·高賓希望的方式拍《無聲笛》，特意再找他合作。” “我以為我与小龍的關系還算密切，我只須向他提出要求，他是會同意的。但他的反應卻令我吃惊，他說他認為我們不可能遂他的意。” “他說：‘我為什么要比詹姆斯·高賓矮一截？’這是‘印度之行’的舊事重提，可能是他的自尊心需要，對那次尋找拍攝《無聲笛》的外景中所感受到的屈辱進行抗議。” “小龍其實想知道，我們缺了他行不行？我說行。他還想知道，我們到哪去找可以代替他的人——一個能同時扮演五個角色的演員。于是我告訴他，我們可以去找五個演員。” “后來，詹姆斯·高賓与福斯公司的制片人一同飛去香港找他，想得到确定的答复，可是他拒絕了。” 李小龍一慣不善做人，在對待施里芬的態度上，李小龍太沒有人情味了！ 施里芬是少數几個与李小龍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他死的朋友。施里芬寬容大度，不計前隙，与李小龍終又有了一次成功的合作。這是后話。 ------------------ 小勤鼠書巢 Luo Hui Jun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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