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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 ——司馬穰苴 科學及与之相聯系的技術進步 通過一系列革命步驟——向前的巨 大步伐，給了我們一幅關于自然界 的全新圖景。 ——伯納德·科恩 技術是現代人類的圖騰[1]。 -------- [1]O·斯賓格勒在他的《人類与技術》一書中說，“技術是像我父上帝一樣永恒和不可變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樣拯救人類，它像圣靈一樣照耀著我們。”哲學家斯賓格勒對技術一如神學家對上帝般的崇拜，正体現了人類進入大工業時代并在后工業時代愈益興盛的另种蒙昧。 在功利主義的熏風吹拂下，技術比科學更受人們青睞是不足為奇的。科學大發現的時代，已經留在了愛因斯坦以前的歲月。現代人則越來越傾向于：在我活著的時候，就看到一切夢想實現。這使他們在為自己的明天下注時，大都透過上千度的近視鏡片去乞靈膜拜于技術。如是，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技術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發展，給急功近利的人類帶來了數不胜數的好處，而我們自豪地把它稱之為技術進步，卻不知此時自己正置身于一個迷失了心性的技術蒙昧期[2]。 -------- [2]在這方面，法國哲學家兼科學家讓·拉特利爾有獨到見解，他認為，科學技術對文化既有破坏效應，也有誘導效應。在這兩种效應的綜合作用下，人類很難保持對技術的清醒判斷。常常在技術狂熱或是“反科學”運動的兩极中搖擺。硬著頭皮去讀一讀他的行文晦澀但思想艱深的《科學和技術對文化的挑戰》，會有助于從更廣闊的角度去觀察技術對人類社會多方面的影響。 技術在今天已日益變得令人眼花繚亂和不可控制。貝爾實驗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藝，比爾·蓋茨年年開啟他的新視窗，克隆羊“多莉”證明人類已經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戰斗机還沒在任何一場戰爭中派上用場，SU—35就已經登台亮相[3]，而SU－35能否在戰場上出盡風頭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術就像套在人類腳上的“魔鞋”，在被商業利益擰緊了發條后，人們只能隨鞋起舞，按照它給定的節奏飛快地旋轉。 -------- [3]盡管超視距（BVR）武器的完善，已使空戰的基本概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畢竟沒有完全取消近距格斗。能做“眼鏡蛇”机動的SU－27和能做“鉤子”動作的SU－35，都是迄今為止最出色的戰斗机。 瓦特、愛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術大發明的同義語，用這些技術巨匠去命名他們的時代可以說理所當然。不過，從那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一百多年來無法數計的五花八門的技術發明，使得任何一項新技術的出現都很難在人類生活的領域中妄自稱大。如果說“蒸汽机時代”、“電气化時代”這些提法在當時還可謂名至實歸的話，今天，當种种新技術像不斷拍打時代堤岸的涌浪，使人們連短暫的歡呼都來不及，便被淹沒在更高更新的技術潮頭之下時，僅以一种新技術或一位發明家就命名一個時代的時代已成昨日黃花。這就是為什么如果我們把當今時代稱之為“核時代”或“信息時代”的話，仍會讓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無疑問，信息技術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福音。因為它是迄今為止唯一能給從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術“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時又加上一道緊箍咒對其進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誰又能為它也戴上道緊箍咒眼下還是個問題。悲觀的論點是，假如這一技術朝人類不可控的方向發展的話，最終將使人類成為它的犧牲品[4]。如此可怕的結論卻絲毫沒能減弱人們對它的熱情。它本身顯示的樂觀前景對渴望技術進步的人類具有更強烈的誘惑性。畢竟它所獨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們可以期望的引領人類走出技術蒙昧的靈性之光，盡管這還不足以讓我們与那些一葉障目的未來學家們一樣，用它的名字來冠名整個時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無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現的和即將誕生的各類技術，特別是像生物技術、材料技術和納米技術這些与信息技術彼此借重、彼此推進直至彼此共生的技術。 -------- [4]弗·格·容格是最敏銳的技術悲觀論者，早在1939年，容格就已經認識到了現代技術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技術統治的增長和環境問題的威脅。在他看來，技術已經變成一种無可匹敵的、魔鬼般的力量；它既掠奪大自然，也剝奪了人類的自由。馬丁·海德格爾在《存在与時間》中把技術稱為“杰出的荒謬”，要求人類回歸自然，以避免作為最大危險的技術。最著名的技術樂觀派是維納和斯泰因布赫，在維納的《控制論》、《上帝与机器人》、《人有人的用處》和斯泰因布赫的《信息社會》、《哲學与控制論》等著作里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所描繪的人類社會在技術的推進下呈現出的光明前景。 三百年來，人們早已習慣于在技術領域里盲目的喜新厭舊，對新技術的無盡追求成了解決一切生存難題的靈丹妙藥。人們沉迷其中而漸入歧途。就像為掩飾一個錯誤通常會再犯十個錯誤一樣，為解決一個難題人們也常常不惜為自己帶來十個難題[5]。如為更便捷的代步人們發明了汽車，但緊跟在汽車屁股后面的一長串問題——采礦冶煉、机械加工、石油開采、橡膠提煉、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樣一長串的技術手段去解決，直到最終導致污染環境、破坏資源、擠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問題出現。到頭來，以車代步的原始目的与這些派生的問題相比，倒似乎顯得無足輕重了。技術的無理性膨脹，就是這樣讓人類不斷地把一個個初始目標遺失在枝杈橫生的技術之樹上而迷途忘返。我們不妨把這种現象稱作“枝杈效應”。所幸的是，在這個時候，現代信息技術出現了。這肯定是技術史上最重要的一場革命。其革命性意義不僅僅在于它本身是一項全新的技術，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輕松穿透技術間的重重壁壘，把看似毫不相關的各种技術聯結在一起的黏合劑。通過它的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許多非驢非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術，而且還給人類与技術的關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類只能站在人類的角度，才能認清技術的工具性實質，才不至于在解決自身面臨的生存難題中，成為技術——工具的奴隸。人類完全可以充分展開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項技術時窮盡其潛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樣，只會不斷地用新技術去淘汰舊技術。在今天，單項技術的獨立使用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想象。信息技術的出現，為各种新舊技術以及高新技術間的匹配使用，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無數事實證明，技術的綜合運用甚至比技術的發明更能推動社會的前進[6]。 -------- [5]在戴維·埃倫費爾德的《人道主義的僭妄》一書中，列舉了許多這樣的事例。施瓦茨在《過度巧妙》中說，“一個問題的解決會產生一批新問題，這些問題最終會排除那种解決。”熱內·迪博在（理性的覺醒》中也談到了同樣的現象。 [6]E·舒爾曼在《科技時代与人類未來》中指出，“在以現代技術的爆炸性發展為基礎的當代文化的動態發展中，我們將越來越多地面臨多學科合作的事實……一門特殊的科學無法足夠科學地指導實踐。” 單聲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聲部大合唱所取代。技術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轉地導致全球化趨勢的上升，而全球化趨勢又反過來加速了技術大融合的進程，這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 這一特征必會將其特點投射到時代的任何方向上，戰爭領域自然也不會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現代化的軍隊都离不開新技術的喂養，而戰爭的需要從來就是新技術的催產士。海灣戰爭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術登台亮相，使得這場戰爭簡直就像是新武器們的表演場。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發展和使用中的系統化趨向，像“愛國者”攔截“飛毛腿”，看似用霰彈槍打鳥那么簡單，實際上要牽動部署在大半個地球上的許多兵器：DSP衛星發現目標后，向澳大利亞地面站傳送警報，經美國本土的夏延山指揮所再把信息發給利雅得中心指揮所，然后是命令“愛國者”操作員進入戰位，光是在90秒鐘的預警階段，就要依賴空間系統和C3I系統的多次傳接配合，真可謂“一彈動全球”。眾多武器間超距离的實時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見的作戰能力，而這正是信息技術出現之前無法想象的事情。假如說，在第二次大戰之前，單件武器的出現還可能引起軍事革命的話，那么在今天，已經沒有誰能獨領風騷。 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的戰爭，取消了武器對戰爭的冠名權，在新的基點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戰爭的關系，新概念武器特別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場，使戰爭的面孔日漸變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襲，算不算敵對行動？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毀一國經濟，能否視為一場戰爭？CNN對美軍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頭的報道，是不是動搖了美國人充當世界憲兵的決心，從而改變了世界戰略的格局？以及對戰爭行為的判斷是看手段還是看效果？顯然，從傳統的戰爭定義出發，已經無法對以上問題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當我們突然意識到所有這些非戰爭行動都可能就是未來戰爭的新的构成因素時，我們不得不對這种戰爭新模式進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線和限度的戰爭，簡言之：超限戰。 如果這一命名能夠成立的話，那么，這种戰爭意味著手段無所不備，信息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意味著一切武器和技術都可以任意疊加；意味著橫亙在戰爭与非戰爭、軍事与非軍事兩個世界間的全部界限統統都要被打破；還意味著已有的許多作戰原則將會被修改，甚至連戰爭法也需要重新修訂。 但是，戰神的脈博是難以把握的。要想談論戰爭，特別是談論發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晨的戰爭，你別無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細號切戰神在今天的脈相。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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