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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是先行到來的武器革命


                     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
                   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
                   它們便立刻几乎強制地、而且往往
                   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
                   上的改變甚至變革。
                             ——恩格斯

  武器革命總是比軍事革命先行一步,當革命性的武器到來之后,軍事革命的到來就是遲早的事了。戰爭史在不斷提供這樣的證明:青銅或鐵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陣、弓箭和馬蹬為騎兵提供了新的戰術[1]、在使用黑火藥的槍炮中萌生出了整套近代戰爭的模式……從圓錐子彈和來复槍[2]作為技術時代的尖兵登上戰場的時候起,武器干脆就在戰爭的胸前綴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鋼甲巨艦充當海上霸主,開啟了“戰列艦時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陸戰,然后是飛机稱雄天空,直到原子彈橫空出世,昭示“核時代”的來臨。今天,大量的高新技術武器不斷涌現,使武器儼然成了戰爭的首席代表。當人們談到未來戰爭時,已經很習慣地用某种武器、或是某項技術去稱呼它,叫它“電子戰”、“精确武器戰”、“信息戰”。在思維軌道的慣性滑跑中,人們還不曾察覺,某种不顯眼但很重要的變化正在悄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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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恩格斯說,“弓箭對于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于野蠻時代和火器對于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武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19)
  關于馬鐙對改變作戰方式的作用,可以參閱顧准的文章“《馬鐙和封建主義——技術造就歷史嗎?》譯文及評注”,“馬鐙……它立即使白刃戰成為可能,而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戰斗方式……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那么簡單,但很少方面在歷史上起過像它那樣的触媒作用。”“馬鐙在西歐引起了軍事——社會一系列改革”。(《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93-309)
  [2]“在1850-1860年之間發明的來复槍和圓錐形子彈与任何先進的新式器技術發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響。……20世紀出現的高爆彈、飛机、坦克對當代產生的影響肯定比不上當時的來复槍”。詳見T·N·杜普伊著《武器和戰爭的演變》中,第三部分21節“來复槍、圓錐形子彈和散開隊形”。(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1938-250)


沒有誰能擁有戰爭冠名權

  武器革命是軍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將到來的軍事革命,將不再被一兩件單一武器所推動。大量的技術發明,在不斷刺激人們對新武器心向神往的同時,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數件武器或裝備的發明,像馬鐙、馬克沁机槍[3],就足以引起戰爭樣式的改變,現在則需要上百种武器构成若干個武器系統,才能從整体上影響戰爭。然而武器發明得越多,單一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就越小,這是隱含在武器与戰爭關系里的悖論。就此意義上說,除了全面使用核武器這一越來越不大可能出現的情況可以稱之為核戰爭外,其它任何一种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擁有對未來戰爭的冠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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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索姆河會戰中,1916年7月1日英軍對德軍發起進攻,德軍用馬克沁机槍向密集隊形的英軍掃射,使英軍一天傷亡6万人。從此,密集隊形的沖鋒逐漸退出了戰場。(《武器与戰爭——軍事技術的歷史演變》劉戟鋒著,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年,P172-173)

  或許正是因為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才有了“高技術戰爭”和“信息戰”[4]的提法,意在以寬泛的技術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學的方法解決這道難題。可這似乎仍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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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果不把維納關于戰爭游戲机器的看法,當成是對信息武器的最早論述。那么,湯姆·羅那在1976年所說的一句話,信息戰“是決策系統之間的斗爭”,就使他成了“信息戰”這一術語的最早提出者(美《軍事情報》雜志1997年1-3月號道格拉斯·迪爾斯“信息戰的內涵、特點与影響”)。曾有過十余年服役經歷的我國青年學者沈偉光通過獨立研究,于1990年出版了《信息戰》,這大概是研究信息戰最早的專著。托夫勒借“第三次浪潮”的聲勢,在他的另一本暢銷書《權力的轉移》中,把“信息戰”概念推向全球,而海灣戰爭恰好成了這一作戰新概念的最精彩廣告。于是,談論“信息戰”成了一种時髦。

  細究起來,最先出現在美國建筑業中的“高技術”[5]一詞,實在是有點語焉不詳。什么是高技術?它針對什么而言?從邏輯上說,高和低只是相對概念。而用一個可變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劍式的為干變万化中的戰爭命名,本身就很成問題。當一代所謂的高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低技術時,我們是否還准備把接下來出現的新鮮玩藝儿再次命名為高技術?而這是否會給我們在技術大爆炸的今天,稱呼和使用每一項新出現的技術帶來混亂和麻煩?何況是否高技術,究竟應以什么為標准?就技術本身來說,每一項技術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時限性。昨天的“高”,很可能是今天的“低”,而今天的“新”,又會成為明天的“舊”。相對于M-60坦克、“眼鏡蛇”直升机和B-52這些60-70年代的主戰兵器,“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帕奇”武裝直升机、F-117以及“愛國者”導彈和“戰斧”巡航導彈是高技術;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聯合監視目標攻擊系統面前,它們眼看著又要成為明日黃花。如此說來,始終都是一個變數的高技術武器概念,豈不成了“新娘子”的頭銜,隨著“年年花開人不同”,只剩下空殼一樣的名分,不斷地戴在那些正在成為“新娘子”的女人頭上。那么,在接連不斷的一環環戰爭鏈條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隨時隨地地由高變低、由新變舊,時間之矢不肯在任何一點上停留,也就沒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術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謂的高技術戰爭,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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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國外專家認為“高技術”是一個沒有完全固定下來的概念,也是一個動態概念,不同國家對高技術的側重點各异。軍事高技術主要包括,軍用微電子裝置技術、計算机技術、光電子技術、航天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隱形技術、定向能技術。軍事高技術的最主要特征是“綜合性”,即各項軍事高技術都是由多种技術組成的,是一個技術群。(詳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外軍資料》1993年69期)

  泛泛而言的高技術不能成為未來戰爭的同義語,作為當代高技術之一的、几乎在所有現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術,就更不足以用來命名一場戰爭。即使在一場未來戰爭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們仍不能把這种戰爭稱作信息戰爭,充其量也只能稱之為信息化戰爭[6]。因為不論信息技術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術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經充分信息技術化了的F-22戰斗机仍是戰斗机,“戰斧”導彈仍是導彈,而不能籠統地把它們稱作信息武器,用這些武器進行的戰爭也不能稱作信息戰[7]。廣義的信息化戰爭和狹義的信息戰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術所強化并伴隨的各种形態的戰爭;后者則主要是指以信息技術為手段獲得或壓制信息的作戰。此外,信息崇拜制造的當代神話,使人們誤以為它是唯一的朝陽技術,其它的一切都已經日薄西山。這种神話可以給比爾·蓋茨的口袋里帶來更多的錢,卻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信息技術的發展也同樣依賴于其它技術的發展,相關材料技術的開發直接制約著信息技術的突破,如生物技術的進展就決定著信息技術未來的命運[8]。說到生物信息技術,我們不妨回到前面的話題,再做一個小小的假設:如果有人用信息制導的生物武器打擊了生物計算机,它應該算是生物戰呢還是信息戰?恐怕沒有人能用一句話答得上來,但這卻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實,人們根本不必為信息技術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費苦心,因為它本身就是技術綜合的產物,它的第一次出現及每一次進步,都是一個与其它技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過程,而這正是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最本質的特征。這一特征當然也會像鋼印數碼一樣在每一件現代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記。我們并不否認在未來戰場上,某些先進武器仍會起主導作用,但對于決定戰爭的胜敗,已很難有誰還能占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導的,卻不是唯一的,更不會是長久不變的。也就是說,沒有誰還能把自己的名字大言不慚地冠于某一場現代戰爭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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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關于“信息戰”的定義,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美國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所下的定義是——在保護己方的信息、信息處理、信息系統和計算机网絡的同時,為干扰敵人的信息、信息處理、信息系統和計算机网絡以取得對敵信息优勢而采取的行動。美國陸軍FM100-6號野戰條令認為,“國防部對于信息戰的認識偏重于信息在實際沖突中的影響”,而陸軍的理解是“信息已滲透到從和平時期到全球戰爭中軍事行動的各個方面”(軍事科學出版社,中譯本,P24-25)。“廣義信息戰是利用信息達成國家目標的行動”,美國空軍大學教授喬治·斯坦對信息戰下的這個定義,气魄顯得比陸軍要更大一些。布萊恩·弗雷德里克斯上校在《聯合部隊季刊》1997年夏季號上的文章中提到,“信息戰是一個超出國防部范圍的國家性問題”,這也許是對信息戰之廣泛性的最准确表述。
  [7]“信息戰”概念的內涵越來越擴大的情景正相反,美軍中一些有頭腦的少壯軍官對“信息戰”概念,提出越來越多的反話。空軍中校詹姆斯·羅杰斯指出,“信息戰并非新事物……那些斷言信息戰技術和謀略將必然取代‘兵器戰’的人們是否有些太過自信了。”(美《海軍陸戰隊》雜志1997年4月)羅伯特·古爾利海軍少校則提出了“信息戰方面七個誤區:(1)濫用比喻手法;(2)過分夸大威脅;(3)過高估計自身實力;(4)歷史的相關性与准确性;(5)回避批評的反常企圖;(6)毫無根据的設想;(7)不規范的定義。”(美《紀事》雜志1997年9月號)空軍少校玉林·怀特海德在《空中力量雜志》1997年秋季號上撰文指出,信息不是万能的,信息武器也不是“魔法武器”。對信息戰的質疑并不限于個人,美國空軍的文件《信息戰的基礎》對“信息時代的戰爭”与“信息戰”作了嚴格區分,認為“信息時代的戰爭”是使用信息化武器的戰爭,如用巡航導彈攻擊目標;而“信息戰”則是把信息作為獨立領域和強勁武器。同樣,一些著名學者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埃略特·科恩提醒道,“同核武器并沒有淘汰常規力量一樣,信息革命也不會淘汰游擊戰術、恐怖主義或大規模殺傷武器。”
  [8]用生物技術設計生產的大分子系統是更高級的電子元件生產材料,如蛋白分子計算机比現有計算机運算速度和儲存能力高數億倍。(《跨世紀的軍事新觀點》,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P142-145)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這兩句話道出了傳統戰爭与未來戰爭的明顯分野,也點明了在兩類戰爭中武器与戰法的關系。前者反映了處于自然狀態下進行戰爭的人類對武器与戰法關系的不自覺或被動适應,后者則預示了進入自由狀態時人們對同一命題的自覺或主動選擇。自有戰爭史以來,人們一直遵循的一條不成文的通則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開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戰法。武器在前,戰法隨后,武器的演變對戰法的演變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這里固然有時代和技術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說与每一代武器制造專家們都只考慮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進而不論其它的線性思維無關。或許這就是武器的革命總是先于軍事革命的一個原因。
  盡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這句話就其本質而言是消极的,因為它的潛台詞所折射的是一种無奈,我們卻無意貶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積极意義,這种積极意義就是立足現有武器,尋找最佳戰法。換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戰方式,從而使其性能的發揮達到最大值。今天,從事戰爭的人已經在有意無意間完成了使這一法則從消极向積极的過渡。只是人們仍然誤以為這是落后國家在無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動。殊不知就是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強國,也同樣需要面對這种無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術武器去打一場費用昂貴的現代化戰爭[9]。只不過她在新舊武器的選擇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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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即使在被人們稱為是新式武器實驗場的海灣戰爭中,也有許多老式武器和普通彈藥發揮了重要作用。(詳見《海灣戰爭——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附錄》)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點,也就是找到最恰當适宜的戰法,新舊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僅能消解武器單一性的脆弱,還可能成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預言早該壽終正寢的B-52轟炸机在与巡航導彈及其它精确制導武器的結合后又重放异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飛机利用外挂的紅外導彈,使自己具備了原本沒有的夜間攻擊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這种70年代中期出現的武器平台雄風大振。可見,“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消极無為。如今日益開放的武器市場,多元的武器供應渠道,為武器的選擇提供了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為武器間的跨代次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廣闊也更可為的基礎,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聯結方式固定化的思維慣性,就可能化腐朽為神奇;如果以為打現代戰爭就一定要靠先進武器,一味迷信這類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會化神奇為腐朽。我們正處于以火藥為標志的武器系統向以信息為標志的武器系統躍進的武器革命階段,這期間會有一個相對漫長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們無法預言這一時期有多長,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這一更迭沒有結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這樣擁有先進武器最多的國家處理武器与作戰間關系的最基本的辦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積极進取只是特定時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琲漯k則。科技進步在人類手中早已從被動發現變成主動發明,美國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設想,引發了武器与戰法關系自有戰爭以來的最大的一次變革。先确定作戰方式然后再來研制武器,在這方面,美國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戰”,時下沸沸揚揚正當紅的“數字化戰場”和“數字化部隊”[10]則是它的最新嘗試。這种做法標志著武器總是領先于軍事革命的地位已經動搖,戰法先行而武器隨進或是兩者相互砥碩、推挽前行构成了它們之間的新關系。同時武器自身也產生了具有划時代意義的演變,它的發展不再只是看單件武器性能的改進,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備与其它武器之間聯結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當年高蹈獨行的F-111因其太先進無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閣的教訓已被汲取,那种企圖依靠一兩件高新技術武器充當“殺手鋼”就能制敵于死命的思想顯然已經過時。“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這种帶有鮮明時代特點和實驗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視為一种主動選擇,也可以被當成以不變應万變之策,它在醞釀戰爭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時也隱含著現代戰爭的潛在危机:為一种尚在探討研究中的戰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統,就如同為不知誰來赴約的盛宴准備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謬之千里,從美軍在索馬里遇上艾迪德軍隊后一籌莫展的表現看,最現代化的軍隊也不具備調節眾口的能力,應付不了不按常規行事的敵手。在未來戰場上,數字化部隊很可能會像擅長烹飪奶油澆龍蝦的大廚師一樣,面對堅持啃玉米棒的游擊隊員徒呼奈何。武器和軍隊的“代差”[11]也許是需要格外重視的問題,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戰果越顯著,而代差拉得越開,彼此間相互對付的辦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誰也吃不掉誰,從已有的戰例來看,高技術軍隊難以應付非正規戰爭和低技術戰爭,這其中或許有某种規律存在,起碼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現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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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從“空地一体戰”開始,美軍武器裝備的研制大体上都分為5個階段:提出需求、擬定方案、方案論證、工程研制和生產、裝備部隊。對數字化部隊的裝備也是按此路子進行研制。(美國《陸軍》雜志1995年10月號)1997年3月,美國陸軍舉行旅規模的高級作戰實驗,共檢驗了58种數字化裝備。(美《陸軍時報》1997年3月31日,4月7日、28日)根据美陸軍器材司令部司令約翰·E·威爾遜上將的介紹,他的任務就是和訓練与條令司令部合作,為他們的大膽而新穎的設想,開發合乎需要的先進技術裝備。(美《陸軍》雜志1997年10月號)
  [11]俄羅斯總參軍事學院科研部主任斯利普琴科認為,戰爭和武器已經經歷了五代,現在正走向第六代。(朱小莉趙小卓《美俄新軍事革命》,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P6)
  [12]1998年第11期《國防大學學報》,刊登了陳伯江對美國國防小組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奧迪恩的訪問記。菲利普·奧迪恩多次提到“非對稱作戰”,認為這是對美國的新威脅。安圖利亞·埃切維利亞在《參數》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出“在后工業時代最難對付的仍是‘人民戰爭’”。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對,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統稱為舊概念武器。所以稱其為舊,是這類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動力加殺傷力。即或像精确制導炸彈等高新技術武器,也不外乎添加進了智力和結构力這兩种因素而已。從實用角度來說,不論如何改頭換面也無法改變其傳統武器的性質,即它始終被職業化戰士所掌握并在一定戰場上所使用。所有這些沿傳統思路制造出來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适應現代戰爭和未來戰爭的努力中,無一例外都已走進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術的魔法使傳統武器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愿望。最終落入無休止消耗有限經費和軍備競賽的高技術陷阱。這就是傳統武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對的悖論:
  為保持武器的領先,只能在研制經費上層層加碼;層層加碼的結果,則無人有足夠的經費保持領先。其最終的結果是,保衛國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導致國家破產的誘因。
  最近的例證也許最有說服力。前蘇軍總參謀長奧爾加科夫元帥敏銳地洞悉了“核后時代”武器發展的走向,相机提出“軍事技術革命”這一嶄新概念時,他的思想顯然領先于他的同時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沒有給他的國家帶來福祉,反倒帶來了災難性后果[13]。這個在冷戰背景下被他的同僚們視為獨步一時的設想一經提出,便大大加劇了美蘇間存在已久的軍備競賽,只是當時還沒有人會預料到,其結果竟是蘇聯解体及其在超級大國的角逐中徹底出局。一個強大的帝國在一槍未放的情況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證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詩:帝國的滅亡,不是轟隆一響,而是扑哧一聲。不獨前蘇聯如此,今天的美國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對手的后塵,為我們提出的武器發展悖論提供新的證明。隨著技術綜合時代的輪廓日漸清晰,他們投入新武器研制的費用越來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來越昂貴,60-70年代研制F-14、F-15的花費是10億美元,80年代研制B-2飛机就突破了100億美元,而90年代F-22飛机的研制費超過了130億美元,若以重量計,單价在13-15億美元的B-2飛机[14]比同等重量的黃金還要貴3倍[15]。像這樣昂貴的武器在美軍武庫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轟炸机、F-22主戰飛机、“科曼奇”武裝直升机,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件件超過或接近上億美元,大量費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給美國軍隊披上了越來越沉重的甲胄,把他們一步步拖向在經費上層層加碼的高技術武器陷阱之中。財大气粗的美國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澀的國家在這條路上又能走多遠?顯而易見,誰都很難走下去。步出困境的辦法當然是另辟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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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美國防務專家認為,奧爾加科夫已經看到電子技術將使常規武器發生革命,并使之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但奧爾加科夫在軍事革命問題上的遠見卓識因体制問題而擱淺,“如果一個國家跟蹤技術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質條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它仍然堅持与其對手進行軍事實力的競賽,那么,其結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軍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俄羅斯在沙皇和蘇聯時期都是這個命運:蘇聯承受著難以承受的軍事負擔,軍方又不愿意接受收縮戰略的要求。”(見美國《戰略評論)雜志1996年春季號,斯蒂芬·布蘭克《為下一場戰爭作准備:對軍事革命的一些看法》)
  [14]1981年,美空軍預計投入220億美元就可生產132架B-2。但8年后,這筆錢只造出一架B-2飛机。若以單位重量价值計算,一架B-2是同等重量黃金价值的3倍。(見《現代軍事》1998年第8期,P33,朱志浩文《美國隱身技術政策之剖析》)
  [15]美國國防部對1993年1月13日空襲伊拉克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高技術武器存在許多局限性,綜合效應炸彈有時比精确炸彈效果更好。(美《航空与航天技術周刊》1993年1月25日)


  于是,新概念武器應運而生。只不過讓人感到有點不平的是,在這方面領先于潮流的又是美國人。早在越戰時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傾盆暴雨的碘化銀粉末和撤播在亞熱帶叢林中的脫葉劑,即已使“美國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殘忍兩方面都獨領風騷。此后30年,他們更在財力和技術的雙重优勢下,令人無力在此領域望其項背。
  不過美國人也并非事事占盡風頭,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圍更其廣泛的武器新概念,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美國人沒能在這方面理清頭緒。因為提出武器新概念無須憑借新技術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這并不是思想附麗于技術的美國人之所長。美國人總是在技術未曾到達的界域停頓思想的呼吸。不容否認,被人為制造出來的地震、海嘯、災害性天气或是次聲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屬于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們通常所說的武器已有很大區別,但它們都還是与軍事、軍人、軍火商有關的以直接殺傷和損毀為目標的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只不過是改變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殺傷力、損毀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傳統武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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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新概念武器主要包括動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聲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太陽能武器、基因武器等。(《跨世紀的軍事新觀點》,軍事科學出版社,P3)

  武器新概念則不同。它和人們所說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說,新概念武器是超出傳統武器范疇的、可以在技術層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夠對敵方造成物質或精神殺傷的武器的話,那么,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舊是狹義的武器。因為武器新概念就是廣義武器觀,它把所有超出了軍事領域,但仍能運用于戰爭行動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類的,皆可加害于人類。也就是說,今天世上的一切沒有什么不能成為武器,這就要求我們對武器的認識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覺。當技術的發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際,思想的突破則一舉拓開了武器王國的疆域。在我們看來,一次人為的股災、一次電腦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敵國匯率的异動,或是一次在互聯网上抖落敵國首腦的緋聞、丑聞統統都可被納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則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對于大量出現的新概念武器,技術已經不是主要因素,關于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層原因。
  必須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緊密相連的武器。假如我們說出的第一句話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現,肯定會將未來戰爭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軍人都難以想象的水平;我們要說的第二句話就該是:武器新概念則將使普通人和軍人一起對自己身邊習以為常的事物也會成為進行戰爭的武器而大感駭异。相信人們會在某一個早上醒來時吃惊地發現,許多溫良和平的事物都開始具有了攻擊性和殺傷性。

武器的“慈化”傾向

  原子彈出現以前,戰爭一直處在殺傷力的“短缺時代”。改進武器的努力主要是為了增加殺傷力,由冷兵器和單發火器构成的“輕殺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動火器构成的“重殺武器”,武器的發展史几乎就是不斷增加武器殺傷力的過程。漫長的短缺,造成了軍人們對擁有更大殺傷力武器的難以滿足的渴求。隨著美國新墨西哥州荒原上騰起的一朵紅云,軍人們終于如愿以償地獲得了一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它不僅能將敵人全部殺死,而且還夠再殺死他們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類擁有了超過需要的殺傷力,戰爭的殺傷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一切事物達到极致都會轉向它的反面。發明像核武器這樣的、能夠毀滅全人類的“超殺武器”[17],使人類掉進了自己設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懸在人類頭頂的達摩克利斯劍,它迫使人們思索:我們真的需要“超殺武器”嗎?把敵人殺死一百次和殺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敗敵人卻要冒毀滅地球的風險又有什么意義?怎樣避免同歸于盡的戰爭?“确保互相摧毀”的“恐怖的平衡”是這些思索的直接產物,而它的副產品則是為不斷增速的提高武器殺傷性能的瘋狂快車提供了剎車裝置,使武器的發展不再是沿著輕殺武器——重殺武器——超殺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沖,人們試圖尋求武器發展的新路徑,既要有效,又能對武器的殺傷力實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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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用“超殺武器”的概念取代“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概念,意在強調這類武器的殺傷力超過了戰爭的需要,是人類极端思維的產物。

  任何重大的技術發明,都會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后与此有關的50多個公約,為世界規定了一套人權國際准則,其中認定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特別是核武器嚴重侵犯了“生命權”,是“對人類的犯罪”。在人權等新政治概念的影響下,再加上國際經濟一体化趨勢,各种社會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張犬牙交錯,對生態環境特別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終极關怀”概念的提出,導致對殺傷和破坏的顧忌,形成了新的戰爭价值觀和新的戰爭倫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對人類文化背景的這种大變遷在武器生產和發展方面的反應。同時,技術的進步也具備了直接打擊敵方中樞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為奪取胜利提供了許多新的選擇,這一切使人們相信最好的取胜辦法是控制而不是殺傷。戰爭觀念、武器觀念都發生了變化,那种通過無節制殺戮迫使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想法,已成為舊時代的陳跡。戰爭已經告別了凡爾登戰役式的絞肉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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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慈化”武器的“慈”,主要指它減少了殺戮和附帶殺傷。

  精殺(精确)武器和非殺(非致命)武器的出現,是武器發展的轉折點,它標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強化”方向發展,而是呈現出“慈化”傾向。精殺武器可以精确地打擊目標,減少附帶殺傷,像能切除腫瘤卻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馬刀,它導致了“外科手術式”打擊等新戰法的出現,使不起眼的戰斗行動亦能收到十分顯著的戰略效果。如俄國人僅用一枚導彈追蹤移動電話信號,就使令人頭痛的杜達耶夫永遠閉上了強硬的嘴巴,順帶著也就緩解了小小車臣惹出的巨大麻煩。非殺武器能夠有效地使人員和裝備失去戰斗力,但不會致人死命[19]。這些武器所体現的趨向標志著人類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維,開始學習控制已經擁有卻日顯多余的殺傷力。在海灣戰爭長達一個多月的大轟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數僅以千數計[20],遠遠低于二戰期間的德累斯敦大轟炸。慈化武器是人類在武器領域進行多种選擇中最新的一种自覺的選擇,它在給武器注入了新技術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從而破天荒地使戰爭涂上了溫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會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戰場效能。剝奪一輛坦克的作戰能力,可以用炮彈、導彈去摧毀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毀坏它的光學設備或是使乘員致盲。在戰場上,一個傷員比一名陣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無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來越昂貴的防護設施,發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經對此經過了冷冰冰的費效比計算。殺傷人員可以剝奪敵人的戰斗力,讓敵人恐慌且喪失戰斗意志,可謂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們已經擁有足夠的技術,可以創造許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懼的辦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一個受難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懾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這樣的武器在技術上已沒有什么障礙,只是需要往技術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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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据英國《國際防務評論》雜志1993年4月號披露,美軍大力研究包括光學武器、高能微波彈、聲束武器和脈沖化學激光在內的多种非殺傷性武器。《簡氏防務周刊》1996年3月6日報道,美國國防部非殺傷性武器高級指導委員會制定了一項政策,對此類武器的研制、采購和使用做了規定。
  此外,据《1997世界軍事年鑒》(P521-522)介紹,美國國防部成立“非致命武器研究領導小組”,目標是使非致命武器盡早出現在武器清單上。
  [20]見軍事科學院《外軍資料》,1993年3月26日,27期P3。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則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論是進行硬摧毀的電磁能武器,還是實行軟打擊的電腦邏輯炸彈、网絡病毒、媒体武器,都是著眼于癱瘓和破坏而不是人員殺傷。慈化武器這种只可能誕生在技術綜合時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發展趨勢,同時也就會帶來我們今天還無法想象和預知的戰爭狀態或是軍事革命,它是人類戰爭史迄今為止最具深刻內涵的改變,是新舊戰爭狀態的分水岭。因為它的出現,已足以把冷熱兵器時代的戰爭統統划進“舊”的時代。盡管如此,我們仍不能沉湎于技術浪漫主義的幻想,以為戰爭從此就會成為電子游戲般的對抗,即便在計算机房內完成的虛擬戰爭也同樣需要以國家的整体實力為前提,一個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虛擬戰爭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懾任何在實力上強于它的敵人。戰爭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絲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場或許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戰爭卻依舊是戰爭,它可以改變戰爭的殘酷過程,卻無法改變戰爭強制性的本質,因而也就無法改變殘酷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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