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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神的面孔模糊了


                     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戰爭總是
                   在改變的。
                           ——博弗爾

  從先民們把對動物的狩獵變成對同類的殺戮之后,戰爭這頭巨獸便始終被披甲執銳、為不同目的所驅使的軍人們鎖定于血腥的戰場。戰爭是軍人們的事,儼然已成天經地義。几千年間,軍人——武器——戰場,一直是任何戰爭不可或缺的三項硬件,貫穿其中的則是它的軟件:戰爭的目的性。這一切构成了戰爭的基本要素,從沒有人對此提出什么疑問。問題是有一天,人們發現所有那些似乎一成不變的要素統統變得讓人把握不定時,戰神的面孔還會是清晰的么?

為什么而戰和為誰而戰?

  對古希腊人來說,特洛伊戰爭的目的既顯明又簡單,美女海倫是值得用一場長達十年的戰爭去爭奪的,如果荷馬史詩的記載真實可信的話。視野的有限,活動范圍的狹小,生存需求程度低下,武器殺傷力嚴重不足,這一切使我們的先人們所進行的戰爭,在目標上大多比較單純,几乎談不上什么复雜性。只要是用正常手段無法得到的東西,他們一般都會毫不猶豫地用非常手段去獲得。克勞塞維茨正是据此寫下了他那句被几代軍人和政治家們奉為信條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他們可能會為一支宗教派別的正宗地位而戰,或為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場而戰,甚至為香料、為烈酒、為國王和王后的風流韻事也不惜大動干戈,在史書上留下了諸如香料戰爭、情人戰爭、朗姆酒叛亂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詞條。此外還有英國人為鴉片貿易對大清帝國發動的戰爭,這大概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家販毒行動。由此不難看出,近代以前的戰爭在動机和行動上的單一性。及至后來希特勒提出“為德意志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和日本人所謂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盡管從字面上看要比此前所有戰爭的目標都复雜了些,但其實質不過是新列強企圖重新划分老列強的勢力范圍和攫奪其殖民地利益而已。
  然而在今天,要判斷人們為什么而戰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別是冷戰終結后,橫亙于兩大營壘之間的鐵幕陡然崩毀,不論是“輸出革命”的理想還是“遏止共產主義擴張”的口號,都失去了昔日登高一呼應者如云的號召力。壁壘分明的時代結束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曾經對革命和反革命都是首要問題的問題,突然間變得扑朔迷离,難于把握。昨日的放手正在成為今天的伙伴,從前的盟友則可能在下一場戰事中兵戎相見。頭一年還在兩伊戰爭中為美國人猛擊伊朗的伊拉克,第二年又成了美軍猛擊的對象[1];由中央情報局一手訓練的阿富汗游擊隊,一夜間變成了美國巡航導彈最新的打擊目標;同是北約成員的希腊和土耳其,為塞浦路斯問題爭得几近動武,而締有盟約關系的日本和韓國,則為一座小小的島嶼差點撕破臉皮。所有這些都一再印證了那句老話:沒有不變的朋友,只有不變的利益。戰爭的万花筒被利益之手搖動著,呈現出變幻不定的鏡像。高新技術的突飛猛進,推動著全球化的進程,更加劇了這种利益分化与利益組合的不确定性。從領土資源、宗教信仰、部族仇恨、意識形態,到市場份額、權力分配、貿易制裁、金融動蕩,一切都可以成為開戰的理由,不同的利益訴求,模糊了戰爭的目的,使人們越來越難以說清他們在為什么而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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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伊拉克与美國的密切關系,可參見《沙漠勇士——聯合部隊司令對海灣戰爭的己見》(軍事誼文出版社,P212),“伊拉克曾与美國建立起非常密切的關系。它曾經從美國接受了武器、關于伊朗動向的珍貴的情報以及打擊伊朗海軍的美國武裝支持”。
  [2]1993年美國《軍官》雜志2月號,發表了國防部長阿斯平的文章《談安全環境的巨變》。


  不必追問,每一個參加過海灣戰爭的小伙子都會告訴你,他們是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复正義而戰。但戰爭的真實目的卻可能与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遠,它們就隱藏在這一理由的大傘下而不必擔心直接面對陽光。事實上每個參戰國都是在精心掂量過了自己的動机和目標之后,才決定投身于“沙漠風暴”的。整個戰爭中,西方都在為他們的石油生命線而戰,在這個主要目標之上,美國人附加了建立以USA為標記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或許還有几分傳教士式的維護正義的熱忱;沙特人為了消除近在肘腋的威脅,甘愿打破穆斯林禁忌而“与狼共舞”;英國人為回報山姆大叔在馬島戰爭中的鼎力相助,自始至終都熱情響應布什總統的每一項舉動;而法國人則為了他們對中東的傳統影響力不致消失殆盡,終在最后一刻出兵海灣。這种情形下進行的戰爭,當然不可能是對單一目標的角逐,眾多參戰國构成的利益集合体,使一場“沙漠風暴”這樣的當代戰爭,變成了一個在共同利益的旗幟下不同利益的追逐賽。于是,所謂共同利益,便成了在戰爭算式中能被參戰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要共同進行戰爭就必須兼顧各方的利益,因為不同的國家在同一場戰爭中肯定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即使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的利益階層對戰爭也各有訴求。复雜的利益關系使我們無法把海灣戰爭歸結為是為石油而戰,還是為新秩序而戰,抑或是為驅逐侵略者而戰。只有极少數軍人會領悟到政治家們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現代戰爭与過往戰爭最大區別就是,公開的目標和隱蔽的目標常常是兩回事。

在什么地方作戰?

  “上戰場去!”背著行囊的小伙子向家人告別,姑娘和親人們含淚相送。這是戰爭影片的典型場景。至于小伙子是騎馬离去,還是格火車、乘輪船、坐飛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地永遠不變——烽火連天的戰場。
  在漫長的冷兵器時代,戰場很小,也很緊湊,一塊平地、一處隘口或是一座城池就可以展開兩支大軍捉對廝殺。在現代軍人眼里,那令人神往的古戰場不過是軍用地圖上不起眼的點狀目標,根本容不下近現代戰爭波瀾壯闊的場面。是火器的出現導致了軍隊陣形的疏開,點狀的戰場被逐步拉成了散兵線。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綿延千里的壕塹戰,把點線式戰場擴展到极致的同時又把它變成了几十公里縱深的面式戰場。對當時的參戰者來說,新戰場意味著壕溝、碉堡、鐵絲网、机關槍和炮彈坑,他們把在這种戰場上展開的傷亡慘重的戰爭稱作“屠宰場”和“絞肉机”。軍事技術的爆炸性演變,不斷醞釀著戰場空間的爆炸性擴展。戰場由點式走向線式,又從平面走向立体不像一般人以為的那么久,可以說几乎是接踵而至。當坦克轟鳴著碾過戰壕的時候,“齊柏林”飛艇早就學會了扔炸彈,而螺旋槳飛机也裝上了机槍。只是武器的發展并不會自動地帶來戰場的改變,戰爭史上任何重大的進展都有賴于軍事家的主動創新。富勒的《1914-1918年大戰中的坦克》和杜黑的《制空權》,再加上圖哈切夫斯基提出并指揮操演的大縱深作戰,把駐留地表几千年的戰場一下子托舉到了立体空間。另一個試圖徹底改變戰場的人是魯登道夫,他提出“總体戰”的理論,想把戰場与非戰場連為一体,盡管沒有成功,卻使他成為了此后大半個世紀中所有那些相似的軍事思想的先驅。魯登道夫的戰場注定只能在馬祖里湖和凡爾登。這是一個軍人和他的時代的宿命。那時戰神的翼展所及不可能比克魯伯大炮的射程更遠,當然也就不可能射出一發拋物線縱貫前后方的炮彈。20年后,比魯登道夫幸運的希特勒掌握了遠程武器,他用梅塞德斯轟炸机和V-1、V-2導彈,打破了英倫三島從未有入侵者染指的記錄。既不是戰略家也不是戰術家的希特勒憑著直覺攪混了戰爭的前后方界限,卻并沒有真正理解打通戰場与非戰場隔牆的革命性意義。也許,對一個十足的戰爭狂人和半吊子軍事家來說這是無法完成的思考。
  但這一革命遲早都要到來。這一回,技術又一次走在了思想的前面。還沒有一個軍事思想家提出廣泛已极的戰場概念時,技術已盡其所能,把現代戰場擴延到了几乎無邊無際的程度。太空有衛星,海底有潛艇,彈道導彈能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看不見的電磁空間里正進行著電子對抗,連人類最后的避難所內心世界也躲不過心理戰的打擊,天羅地网,令人無處逃遁。作戰地域的寬度、縱深和高度這些概念都已顯得陳舊過時,戰場空間隨著人類的想像力和掌握技術的程度直逼极限。
  即或如此,被技術牽引的思想也還不肯停下它的腳步。因為前者已經向后者展示了更加誘人的前景:僅止在中觀的常理空間中擴大戰場的幅員是遠遠不夠的。未來戰場的改變已經不可能是對以往戰場的机械式放大。那种以為在海洋更深處或是天空更高處進行的戰爭,就是未來戰場擴展趨勢的看法,不過是一种停留在普通物理學程度上的膚淺觀察和結論。真正具有革命意義的戰場改變來自對非自然空間的拓展,你無法把電磁空間視作原來意義上的戰場空間,它是由技術創造又依賴于技術的另類空間,在這种“人造空間”或曰“技術空間”[3]里,長、寬、高或是陸、海、空、天的概念都失去了意義,因為電磁信號是不占据任何常理空間同時又能充盈并控制這一空間的特殊存在。可以預料,今后戰場空間的每一次重大改觀或延伸,都取決于某种技術發明或是多項技術結合是否能創造出嶄新的技術空間。正在廣泛引起當代軍人們關注的“网絡空間”,就是由電子和信息技術再加上專門設計的獨特聯結方式而形成的技術空間,如果說在這一空間進行的戰爭還是由人來操控完成的話,緊隨其后出現的“納米空間”,則有望使人類真正實現無人化戰爭的夢想。一些充滿想像力和創造力的軍人們,正企圖把發生在明天的戰爭,導入這些新技術构成的空間。戰場——戰爭的場所即將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時刻已經為期不遠。用不了多久,發生在我們身邊卻誰也不曾察覺的网絡戰爭或納米戰爭就可能成為現實。它會非常激烈,卻几乎不流血,但依然會決出戰胜方和戰敗方。更多的情況下,這种戰爭將与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并轡同行。兩种戰場空間——常理空間和技術空間,既重合又交錯,既各行其是又互為表里,使戰爭同時在宏觀、中觀、微觀和其它不同物理特性的領域間展開,最終构成人類戰爭史上亙古未有的戰場奇觀。与此同時,隨著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職業軍人和非職業化戰士愈來愈不分彼此,戰場空間將越來越多地与非戰場空間重疊,兩者之間的界限也愈見模糊不清。原本相互隔絕的領域統統被打通,任何空間都被人類賦予了戰場意義。只要你有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手段向任何目標發動攻擊的能力,戰場就無所不在。試想,如果在電腦工作室或是股票交易所也可以發起致敵國于死命的戰爭,那么哪里還有非戰場空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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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技術空間”,這是我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以區別物理空間。co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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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舊安全環境比較
        ┌灨s灨{
        │   舊安全環境    │   新安全環境   │
        ├─┬─────────┼───────────┤
        │地│兩极(刻板)   │多极(复雜)     │
        │緣│可預見      │不确定        │
        │政│共產主義     │民族主義和宗教极端主義│
        │治│美國是頭號西方強國│美國只是頭號軍事強國 │
        │環│固定聯盟     │臨時聯盟       │
        │境│聯合國癱瘓    │聯合國活躍      │
        ├─┼─────────┼───────────┤
        │ │舊安全環境    │新安全環境      │
        │美│單一(蘇聯)   │多极化        │
        │國│危及美國生存   │危及美國利益     │
        │面│明确       │不明确        │
        │臨│可懾止      │不可懾止       │
        │的│歐洲       │其它地區       │
        │威│升級危險大    │升級危險小      │
        │脅│使用戰略核武器  │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  │
        │ │公開       │隱蔽         │
        ├─┼─────────┼───────────┤
        │軍│消耗戰      │對關鍵目標的決定性打擊│
        │事│代理人戰爭    │直接增援       │
        │力│主要依靠高技術  │綜合運用高、中、低技術│
        │量│前沿部署     │力量投送       │
        │的│前沿駐軍     │本土駐軍       │
        │使│東道國支援    │自力更生       │
        │用│         │           │
        └灨r灨r灨}
  從上表可以看出美國人對其安全環境變化的敏感,亦可看出冷戰結束后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對生成世界新格局的制約和影響。


  倘若那個銜命出發的小伙子這時候問:哪里是我的戰場?
  回答是:任何地方。

什么人在作戰?

  以中國軍隊1985年的“百万大裁軍”為前奏,十几年里,世界各主要國家相繼對軍隊進行了一輪接一輪的削減。在許多軍事評論家們看來,冷戰結束,往日彼此對立的國家急于分享和平紅利,是此番全球范圍普遍裁軍的重要動因。殊不知這只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導致軍隊精簡的原因遠不止這一點,而更深層的原因是在大工業流水線上鑄造成型、按机械化戰爭需要組建起來的大規模職業軍隊,在日益高漲的信息化戰爭浪潮面前,已明顯地過于龐大且力不從心。正因如此,有遠見的國家在這次軍隊的精簡中,主要不是著眼于人數的壓縮,而是更注重軍隊成員素質、武器裝備中高技術含量的提升乃至軍事思想、作戰理論的更新[4]。“赳赳武夫國之干城”的時代已成為過去。在一個連核戰爭都可能成為陳舊軍語的世界上,一位戴著深度近視鏡的白面書生,會比一個前額低淺、肱二頭肌隆起的壯漢,更适合做一名現代軍人。流傳于西方軍界的關于一名中尉軍官憑借一部調制解調器使一支分艦隊繳械的故事,或許就是最好的佐證[5]。經過20世紀整整一百年不間斷的技術爆炸的洗禮,或許還要加上搖滾樂、迪斯科、世界杯、NBA和好萊塢這些世界流行文化的熏陶,今天的軍人和他們的前輩之間的代差,就如同我們在前面指出的武器的代差那樣一目了然。這种代差無論在体能上還是在智能上都顯現出鮮明的不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軍人,即使是用西點軍校的獸營式訓練,也難以蛻去他們根植于當代社會的文弱習性。現代武器系統更為他們提供了遠离開通常戰場,從視距以外的地方去打擊敵人,而不必直面血淋淋廝殺的可能性,使軍人一個個都成了遠庖廚的謙謙君子。數字化戰士開始取代鐵血武士在戰爭中几千年未曾動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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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据美國防部1998財年《國防報告》,自1989年來,美軍人數減少了32%,并淘汰了大量老舊裝備,使美軍在大量削減人員的情況下,戰斗力有所提高。1997年5月,美國國防部發表《四年防務審查報告》,強調“著眼未來,改革美軍”,主張按新軍事理論建軍,繼續裁員、但相對增加裝備采購費用。
  [5]這則故事始見于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据該報稱,美國軍方為試驗國防電子系統的安全性,于1995年9月18日-25日,舉行了名為“聯合勇士”的演習。演習中,那名空軍軍官成功地入侵了海軍指揮系統(胡泳范海燕《网絡為王》,海南出版社,P258-259)。類似的故事很多,但也有一些軍事專家認為這是故弄玄虛。


  在信息技術登場亮相,打破大工業社會傳統分工的壁壘之后,戰爭也不再是職業軍人獨自往還的禁苑,開始呈現出“平民化”[6]傾向。這一傾向并非是受毛澤東“全民皆兵”理論的影響,因為它不需要廣泛的民眾動員,甚至恰恰相反,只是平民中技術精英分子不請自來的破門而入,使職業軍人和職業化戰爭不得不面對多少有些尷尬的挑戰:誰更有可能成為下一場未知戰爭的主角?最先出現也最為著名的挑戰者就是電腦“黑客”。這些大多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又從未從事過軍事職業的家伙,僅僅憑借個人的技術專長,就能輕易給軍隊或是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美國《FM100-6信息作戰》條令中列舉了一件典型事例:1994年,一個計算机黑客從英國攻擊了位于紐約的美軍空中發展中心,危及到30個系統的安全,并侵入了100多個其它系統,受害者包括韓國的原子研究所、美國航空航天局。讓人惊訝的不光是這次攻擊的波及面之廣,危害之巨,還有這名黑客竟然只是個16歲的少年。一個少年黑客以游戲為目的的入侵,當然不能視作戰爭行為。問題是你如何去認定什么是游戲的破坏,什么是戰爭的破坏?什么是平民的個人行為,什么是非職業化戰士的敵對行動甚至是有組織的國家黑客戰爭?1994年,美國國防部受到23万起涉及安全的网絡入侵。這里有多少非職業化戰士有組織的破坏行動?你也許永遠無法知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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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托夫勒夫婦在其所著《戰爭与反戰爭》中寫道,“若戰爭的工具已經不是坦克和火炮,而是計算机病毒和超微机器人,那就不能說武裝集團只系國家和軍人所專有。”日本自衛隊上校高間庄一在其《軍事革命帶來了什么——2020年的戰爭樣式》文章中指出,戰爭的平民化是21世紀戰爭的重要特點。
  [7]許多黑客采取的是一种可以稱為“网絡游擊戰”的新戰法。


  与社會上存在的各色人等相對應,黑客族中人也同樣形形色色。在网絡的青紗帳里隱藏著不同身世背景、不同价值觀念的各种黑客,好奇的中學生、网上淘金者、心怀怨憤的公司職員、不折不扣的网絡恐怖分子或者是网絡雇佣軍。這些人從理念到行為都截然不同,卻麇集在同一個网絡世界里,他們根据自己獨特的倫理觀念和价值判斷行事,有的干脆就是個茫無目標者,因此他們無論是行善還是作惡,都不受現實社會中游戲規則的約束。他們可以通過電腦手段在別人的帳戶上巧取豪奪,可以惡作劇式地刪去他人辛辛苦苦獲得的寶貴數据,也可以像傳說中的獨行俠一樣以自己高超的网上技能向惡勢力挑戰。被蘇哈托政府嚴密封鎖消息的對印尼華人有組織的侵害行動,就是被有正義感的目擊者首先在互聯网上披露的,其結果是令全世界備感震惊的同時,也把印尼政府和軍隊推上了道義的審判席。而在此前,另一群自稱“MilwOrm”的黑客,也在互聯网上上演過一場好戲。為抗議印度核試驗,他們穿過印度原子研究中心网絡的防火牆,改變了它的Web主頁,并了5MB的數据。這回黑客們還算客气,只是點到為止,沒有給對手搗太大的亂。這類舉動除了它本身的效果外,還很有象征意味:在信息時代,一枚核彈的作用,或許不敵一名黑客。
  比黑客們更殺气騰騰也更對現實世界构成威脅的,是那些一提起名字就讓西方世界心惊肉跳的非國家組織。這些或多或少都帶有某种軍事色彩的組織,像伊斯蘭圣戰組織、美國的白人民兵、日本的奧姆真理教直到最近炸毀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的本·拉丹式的恐怖團体,大多都被一些极端信念和動机所驅使。他們种种怪异的跡近瘋狂的破坏行動,無疑比單槍匹馬的黑客行為更有可能成為當代戰爭新的策源地。而遵循一定規則且只動用有限力量去達到有限目標的國家和軍隊,在与那些從不遵守任何規則、敢于用無限手段打無限戰爭的組織對抗時,往往很難占上風。
  進入90年代以來,与非職業化戰士和非國家組織所展開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同步,由另一類非職業化戰士進行的非軍事性戰爭,也開始顯露端倪。這些人既非一般意義上的黑客,也非那些准軍事組織的成員,他可能是一名系統分析員、軟件工程師,也可能是一個股票操盤手或是擁有大量游資的金融家,甚至還可能是控制多家媒体的傳媒大王、著名專欄作家和電視節目主持人。与某些盲目殘酷的恐怖分子不同,他們通常都有堅定的人生理念,其信仰的狂熱決不亞于拉丹,并且不乏隨時投入一場戰斗的勇气和動机。以這樣的標准衡量,誰能說索羅斯不是一名金融恐怖分子?
  現代技術就是這樣在改變了武器、改變了戰場的同時,也模糊了參戰者的概念。戰爭從此不再是軍人的專利。
  技術融合帶來的全球化趨勢的副產品之一,是全球性的恐怖活動,非職業化戰士和非國家組織正在對主權國家构成越來越大的威脅,這使得他們成了一切職業軍隊分量越來越重的對手。与他們相比,職業軍隊就像碩大無朋但在新時代面前缺乏适應力的恐龍,而這些人則是生存力极強的嚙齒類,能用他們尖利的牙齒啃掉大半個世界。

用什么手段和什么方式作戰?

  說到未來戰爭的作戰手段和方式,美國人的看法是繞不過去的。不僅僅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霸王龍,更因為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与其它國家的軍人相比,确有過人之處。不說別的,單是把未來戰爭歸結為信息戰、精确戰[8]、聯合作戰[9]和非戰爭軍事行動[10]這四种主要作戰樣式,即可看出既富想像力又很現實的美國人,對他們眼中的未來戰爭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四种作戰樣式,除了聯合作戰是從傳統的合同作戰、協同作戰乃至空地一体戰演進過來的以外,其它三种均算得上軍事新思維的產物。信息戰被美陸軍前參謀長戈登·沙利文上將認定為未來戰爭的基本作戰樣式。為此他組建了美軍也是世界上第一支數字化部隊。并基于“未來戰爭將全面轉向以信息處理和隱形遠程打擊為主要基礎”這一認識,提出了精确戰的概念。在美國人看來,精确制導武器、全球定位系統、C4I系統和隱形飛机等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的出現,有可能使軍人擺脫消耗戰的夢露。被美國人稱作“非接触打擊”而被俄羅斯人稱作“遠戰”[11]的精确戰,具有隱蔽、迅捷、准确、高效、附帶殺傷小的特點,在初戰即可能是決戰的未來戰爭中,這种在海灣戰爭時已初顯鋒芒的戰法,大概是美國將軍們最樂意接受的首選方式。但真正有創見的提法卻既不是信息戰也不是精确戰,而是非戰爭軍事行動。這一概念顯然建立在美國人一向宣稱的全球利益基礎上,帶有典型的美國式“以天下為己任”的僭妄。不過,如此評价并不影響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稱許,因為它畢竟破題頭一遭把維和、緝毒、平暴、軍援、軍控、救災、撤僑、打擊恐怖活動這些20至21世紀人類需要全面應付的問題,統統裝進了“非戰爭軍事行動”這只籃子里,使軍人不至于在戰場以外的天地間茫然無所措手足。從而也使他們的思維触角差一點碰到了廣義戰爭的邊沿。只可惜籃子小了些,最終沒能把“非軍事戰爭行動”這一嶄新的概念也裝進去,而這才是人類對戰爭的認識上,真正有革命性意義的見解。“非軍事戰爭行動”与“非戰爭軍事行動”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比字面上所顯示的要大得多,絕非某些詞匯前后順序顛倒的文字游戲。可以認為,后者只是對軍隊在非戰爭態下的任務和行動進行了明确的命名,而前者則把對戰爭態的理解,擴展到了遠遠超出軍事行動所能包容的一切人類活動領域。這种擴展是人類為達目的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极的當然結果。盡管几乎在各种軍事理論領域中都處于領先地位的美國人,并沒能率先提出這一新的戰爭概念,但我們必須承認,美國式的實用主義在全球的泛濫和高新技術提供的無限可能性,仍是這一概念產生的深層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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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精确戰是一种新的作戰樣式,它的產生是基于武器精度提高和戰場透明度增大的綜合的結果。(〔美〕理查德·鄧恩《從葛底斯堡到海灣戰爭之后》,轉引《1997年世界軍事年鑒》P294-295)
  [9]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聯合參謀部文件《2010年聯合部隊构想》,見于《聯合部隊季刊》1996年夏季號。
  [10]見美陸軍1993年版《作戰綱要》。參閱美《陸軍》雜志1993年6月號。
  [11]俄羅斯戰術專家沃羅比約夫,在研究海灣戰爭后指出,遠距离戰斗是大有前途的作戰方法。(俄《軍事思想》1992年第11期)


  那么,哪些看似与戰爭毫不相干的手段,最后竟成了“非軍事戰爭行動”——這一正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頻繁展開的另外一种戰爭的寵儿呢?

  ★貿易戰

  如果說“貿易戰”在十几年前還只是一個形容詞,今天的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國家手中的非軍事性戰爭工具。尤其在美國人那里被玩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國內貿易法的國際化運用,關稅壁壘的任意建立与打破,信手拈來的貿易制裁,關鍵性技術的封鎖,特別301條款,最惠國待遇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任何一种手段產生的破坏性效果都不亞于一次軍事行動。由美國發起的對伊拉克長達8年的全面禁運,就是這方面最典型的“戰例”。

  ★金融戰

  在經歷了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后,沒有人會比亞洲人對“金融戰”有更深刻的印象。不,豈止是印象,簡直是錐心刺骨:一場由國際游資擁有者們處心積慮發起的金融偷襲戰,竟把一個接一個不久前還被世人譽為“小龍”、“小虎”的國家掀翻在地,曾令整個西方艷羡不已的經濟繁榮,一夜間秋風落葉般地蕭條了。僅一個回合下來,便不止一個國家的經濟向后倒退了10年。經濟戰線的失守,更使社會政治秩序几近崩潰。此起彼伏的騷亂造成的傷亡簡直不亞于一場局部戰爭,而對社會机体的傷害程度甚至比局部戰爭還要嚴重。這是那些非國家組織用非軍事手段向主權國家打響的第一場非武力戰爭。由此,金融戰作為雖不流血但同樣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非軍事戰爭形態,正式登上了曾被軍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統天下數千年的戰爭舞台。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會成為正式的軍語理所當然地進入各類軍事詞典,并且在下個世紀初葉人們編修的20世紀戰爭史中,成為极為醒目的一節[12]。在這一節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而是喬治·索羅斯。當然,把金融武器用于作戰并不是索羅斯的獨家專利。在他之前,科爾用馬克攻破了用炮彈未能轟塌的柏林牆[13];在他之后,李登輝趁東南亞金融危机自貶台幣借以打擊港幣、港股特別是紅籌股。這還不算在此番金融饕餮大聚餐中一擁而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炒家”,包括以發表信用評估報告為名,給金融大鱷們提示打擊目標的摩根·斯坦利公司和穆迪公司[14]這類間接參与并獲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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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美國《洛杉磯時報》1998年8月23日題為“和平最大的威脅是市場”。文章指出,“眼下對世界和平构成的最大威脅是金融市場而不是恐怖分子訓練營地。”(《參考消息》1998年9月7日)
  [13]王劍南著《誰与爭鋒——科爾》,中國廣播出版社,1997年,P275,P232,P357。
  [14]美國《基督教箴言報》1998年7月29日文章《一家影響經濟的紐約公司》文中披露,穆迪公司的信用評定報告是如何影響甚至左右意大利、韓國、日本以及馬來西亞的經濟走勢。見《參考消息》1998年8月20日。


  進入1998年夏季以來,于整整一年前打響的金融戰,在更廣闊的戰場上次第展開了它的第二輪戰役。這回被拖入戰爭的不光是在上一年慘遭敗績的東南亞諸國,還加進了兩個龐然大物——日本和俄羅斯。其結果是使全球經濟形勢愈加嚴峻和難以控制:看不見的熊熊火勢甚至點著了玩火者自己的戰袍。据說,索羅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僅在俄羅斯和香港兩地,就損失了不下數十億美元[15]。金融戰爭損毀力之巨大,由此可見一斑。在核武器已成為嚇人的擺設日漸喪失實戰价值的今天,金融戰正以其動作隱蔽、操控靈便、破坏性強的特點,成為舉世矚目的超級戰略武器。在前不久的阿爾巴尼亞騷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富可敵國的巨富和跨國集團設立的各种基金會的作用,這些基金會控制媒体、資助政治組織与當局對抗,致使國家秩序崩潰、合法政府倒台,我們或許可稱之為基金會式的金融戰爭。令人擔憂且必須正視的是,這類戰爭有頻度越來越密、烈度越來越強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非國家組織有意使用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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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索羅斯在其新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机》中大吐苦水,以他在1998年慘不忍睹的投資記錄,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訓。

  ★新恐怖戰——相對于傳統恐怖戰而言。

  通常意義的恐怖戰由于規模所限,雖然可能比一次戰爭或戰役所造成的人員傷亡要小,但卻帶有更為濃重的暴力色彩,并且無一例外的在行動中不受任何傳統社會規則的約束,其軍事上的特點就是以有限手段打無限戰爭。這一特點使總是按一定規則行事,因此也就只能用無限手段打有限戰爭的國家力量總是在戰端未啟便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即便是几個乳臭未干的毛頭小于組成的恐怖組織,也常常讓強大如美國這樣的國家備感頭疼,而用牛刀殺雞的辦法又往往不能奏效的原因。最近在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同時發生的兩起美國使館爆炸案,就是最新的證明。本·拉丹式的恐怖主義的曝光,向世人強化了這樣一种印象,任何國家力量,不論其多么強大,都難以在一場無規則游戲中占上風。即便這個國家使自己也變成恐怖分子,就像美國人現在正在做的那樣,也未必就能取胜。
  不過,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把自己的行動僅僅局限在爆炸、綁架、暗殺和劫持飛机這類傳統路數上的話,倒還不是最恐怖的事。真正讓人感到恐怖的,是恐怖分子与各种可能成為超級武器的高新技術的相遇。這一前景眼下已令人堪憂地初露端倪。奧姆真理教徒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气,其恐怖效果遠遠超過了毒气造成的傷亡,這一事件警示人們,現代生化技術已經為那些企圖大規模毀滅人類的恐怖分子鍛造好了凶器[16]。与以通過濫殺無辜來制造恐怖效果的蒙面殺手們不同,意大利“長槍党武裝”完全是另外一种類型的高技術恐怖組織,它目標明确,手段高超,專以突入銀行和新聞机构的計算机网絡,竊取存儲資料、刪改程序、散布虛假信息為能事,是典型的針對网絡和媒体的恐怖行動。我們不妨把這种采用最新技術在最新領域与人類為敵的恐怖行動稱作新恐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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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美國一些安全專家向政府建議,要多儲備解毒劑,以防止恐怖組織的化學襲擊。

  ★生態戰

  運用現代技術對河流、海洋、地殼、极地冰蓋、大气環流和臭氧層的自然狀態施以影響。通過改變降水、气溫、大气成份、海平面高度、日照及引起地震等辦法破坏地球物理環境或另造局域生態,這是一种新的非軍事作戰樣式——生態戰。也許用不了多久,人造“厄爾尼諾”或“拉尼娜”現象就可能成為某些國家或非國家組織手中的又一种超級武器。特別是那些帶有恐怖性質的非國家組織,他們不承擔對社會和民眾的責任,一向不肯按牌理出牌,所以更容易成為發起生態戰的主体。而現實的危險在于,為求得盡快的發展速度,全球生態環境經常處在災變的臨界線上,任何微小變量的加減,都足以引起一場生態浩劫。
  除以上所述,我們還可舉出非軍事戰爭許多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作戰手段及方式,如造謠恫嚇瓦解對方意志的心理戰,攪亂市場打擊經濟秩序的走私戰,操縱視听誘導輿論的媒体戰,禍殃他國謀取暴利的毒品戰,潛蹤匿形防不胜防的网絡戰,自定標准壟斷專利的技術戰,展現實力示形于敵的虛擬戰,掠奪儲備攫取財富的資源戰,明施恩惠暗圖控制的經援戰,引領時尚同化异己的文化戰,把握先机創立規則的國際法戰等等,舉不胜舉。在有多少种新技術就可能有多少种新的作戰手段和方式(還不算這些手段方式的交叉組合及創造性使用)的時代,若想把所有的手段和方式都一一列舉出來,簡直是徒勞,并且也毫無意義。有意義的是所有這些已經加入、正在加入和將要加入戰爭行列的手段及其使用方式,已開始悄悄地改變整個人類的戰爭觀:面對近乎無限多樣的選擇性,人們為什么要作茧自縛,把戰爭手段的挑選和使用,局限在武力和軍事的范圍之內?非武力、非軍事、甚至是非殺傷、不流血的方式也同樣甚至更可能有利于實現戰爭目標。這一前景順理成章地修正了“戰爭是流血的政治”的說法,同時也就改變了人類一向把武力戰當做解決沖突的終极手段的定見。顯然,正是手段的多樣化,放大了戰爭的概念,而概念放大的結果則是戰爭活動領域的放大。在這里,局限于傳統戰場的狹義戰爭將很難再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發生在明天或后天的任何一場戰爭,都將是武力戰和非武力戰混合的雞尾酒式的廣義戰爭。
  這种戰爭的目的將不會僅僅滿足于“用武力手段強迫敵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應該是“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軍事和非軍事、殺傷和非殺傷的手段,強迫敵方滿足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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