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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戰爭性質特殊……是否引 起了一起了一場“軍事革命”？這始終是 * 一個觀點問題。 ——安東尼·H·科德斯曼 亞伯拉罕·R·瓦格納 与戰史上任何戰爭相比，海灣戰爭都稱得上是一場大戰。6個航母集群的300多艘軍艦，4000架飛机，12000輛坦克和12000輛裝甲車，30多個國家的近200万軍隊參加了這場戰爭。42天的戰爭中，有38天是空中打擊，地面戰只進行了100小時，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殲滅了伊拉克42個師，伊軍傷亡3万人，被俘8万人，有3847輛坦克、1450輛裝甲車、2917門火炮被摧毀，美軍僅陣亡184人，而耗資卻達610億美元之巨[1]。 -------- [1]參見《海灣戰爭——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新時代的防務：海灣戰爭的經驗教訓》等研究報告。 也許是胜利到手得過于輕而易舉，欣喜若狂的山姆大叔們至今還很少有人能准确估价這場戰爭的意義。一些頭腦發熱者由此開始無休止地杜撰美國不可戰胜的神話，而另一些頭腦還算冷靜的——大多是未能參加“沙漠風暴”的將軍和軍事評論家們，則怀著复雜而又微妙的心理認為，“沙漠風暴”不是一場典型的戰爭[2]，意即在如此理想的條件下進行的戰爭不足為訓。這种話听上去多少有些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味道。的确，用傳統的眼光看，“沙漠風暴”不是那种典型意義上的經典戰爭，但對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場軍事革命正在到來時進行的戰爭，是不能用傳統的甚至過時的標准去衡量的。在新的戰爭需要新的經典之作時，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在海灣正當其時地創造了它，只有因循守舊者，看不出它對未來戰爭的經典意義。因為未來戰爭的經典之作只能在背离傳統的模式后誕生。我們無意幫著美國人制造神話，但當“沙漠風暴”以其參戰國之眾、規模之大、時間之短、傷亡之小、戰果之輝煌，舉世惊訝地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展開和結束時，誰能說，一場預告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戰爭來臨的經典性戰爭——盡管它還只是由美國技術和美式打法創造的經典——不正向神秘詭譎的戰爭史洞開了它的第一扇大門？ -------- [2]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海灣戰爭的軍事經驗和教訓》第一章，《一場獨特的戰爭》認為“海灣戰爭的特殊性實際上极大地制約了我們汲取經驗教訓的能力。……事實上從海灣戰爭中究竟能汲取多少個重要的長期的經驗教訓，那是大成問題的”。（《海灣戰爭》（下），軍事科學出版杜，1992年內部發行，P155） 海灣戰爭后，受到強烈震動的中國軍人，從最初几乎全盤接受西方軍事界的看法，到今天已經有不少人開始重新思考海灣戰爭的經驗教訓。（《現代軍事》，1998年11月，總262號） 當我們試圖通過已經發生的戰爭去談論什么是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的戰爭時，只有“沙漠風暴”能夠提供現成的范例。眼下，從任何意義上說，它都既是唯一的，又是經典的，因而也是值得我們仔細解剖的一只苹果。 在薩達姆看來，与伊朗革命扣留美國人質相比，吞并科威特更像阿拉伯大家庭里的家務事，更何況事先還打了招呼。但是他忽略了兩者的區別——伊朗扣留人質固然是掃了美國人的臉，可伊拉克掐住的卻是整個西方的脖子。命脈當然比面子更重要，美國不能不較真，感受到伊拉克威脅的其他國家也不能不較真。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与美國的結盟，更多的考慮是要鏟除薩達姆這個伊斯蘭的异數，以免他坐大后殃及自己的利益，而很難說真的是要為科威特伸張正義[3]。對利益的共同擔心，使美國人能飛快地編織起一張捕捉伊拉克的聯盟之网。西方大國對現代國際政治技巧早已爛熟于心，反伊聯盟被聚集在了聯合國的旗幟下。正義的光環成功地消解了阿拉伯人的宗教情結，使薩達姆扮演現代薩拉丁、發起一場對基督徒“圣戰”的打算落了空。許多的國家自愿成為這張聯盟之网上的一個負責任的結點。日本和德國雖不情愿但畢竟還算爽快地張開了自己的錢袋，比出錢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不失時机的派出了自己的軍事人員，從而悄悄邁出了重新成為全球性大國的象征性一步。埃及則說服了利比亞和約旦在戰爭中作壁上觀，不再支持伊拉克，使薩達姆徹底成了孤家寡人。連戈爾巴喬夫也為了獲得美國人對他在國內軟弱地位的支持，最終默認了多國部隊對其昔日盟友的軍事打擊。即使強大如美國，也同樣得依賴盟國的支持，這种支持主要体現在提供行動的合法性和后勤援助，而不在于增加多少兵力。布什總統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美國公眾的廣泛贊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建立了國際聯盟，從而使民眾相信這次不是為別人火中取栗，為戰爭掏錢和准備流血的不光是美國人。至于把第7軍從德國運到沙特，動用了北約4個國家的465列火車，312艘駁船和119個船隊；与此同時日本也提供了美軍裝備急需的微電子部件，這進一步證明美國對盟國越來越強的依賴性。在新的時代，“單干”既不是聰明的，也不是現實的選擇[4]。如是，結盟便成了一种共同的需要。從安理會要求伊拉克撤軍的660號決議，到授權會員國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678號決議，臨時拼湊起來的聯盟得到了國際社會最廣泛的認同。110個國家參加了對伊拉克的禁運，30多個國家參与動武，其中還包括許多阿拉伯國家！顯然，每個國家在這次行動之前，都充分估量過了自己的利益所在。 -------- [3]阿拉伯世界的反薩達姆聯盟，以沙特－埃及－敘利亞為軸心。据在“沙漠風暴”擔任聯軍司令的哈立德將軍說，伊拉克對我們形成了巨大威脅，“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向友軍請求幫助，尤其是向美國”。（見《沙漠勇士》，軍事誼文出版社，P227） 美國人也非常重視聯盟，詳見《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附錄》第9部分《聯盟的組建、協調与作戰》。 [4]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海灣戰爭的軍事經驗和教訓》第二章《美國在軍事上的依賴性》指出，“這場戰爭毫無疑問地證明，美國軍方無論在政治上和后勤供應上都得依靠友邦和盟國。沒有其他國家的大力幫助，美國就無法實施任何重大的應急行動。除了小的行動外，‘單干’的選擇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一切外交和防務政策的決定都必須根据這一認識來做出。”（出處同上） 聯合國的全面介入，并不能使這個在很短時間里形成的、脆弱的像挂滿露水的蛛网般的聯盟，足以經受住一場戰爭的撞擊。聯盟對政治家來說，可能只是對利益仔細權衡后的一次高層會晤，一次簽約，甚至是通過一個熱線電話的口頭承諾。而對于進行一場聯盟戰爭的軍隊，則任何細節都不容忽略。為避免美國大兵触犯伊斯蘭戒律，美軍除規定必須嚴格遵守駐在國的風俗外，還租用“丘納德公主”號游船停在海上，給美國兵提供西方式的娛樂；為防止以色列對“飛毛腿”導彈的攻擊采取報复行動，攪亂討伊陣營，美國极力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護，小心翼翼地看護著這張聯盟之网。 更具深意的是“露水”聯盟的出現結束了一個時代，即從1879年締結德奧軍事聯盟開始的固定式聯盟的時代。冷戰后，以意識形態為結盟基礎的時期已然消逝，為利益而結盟的做法上升到了主位。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現實主義大旗下，任何聯盟都只會更加赤裸裸地以利益為指歸，有時甚至連道義之旗都懶得扯起來。毫無疑問聯盟現象將繼續存在下去，但更多的是松散的、短暫的利益聚合体。也就是說，不再有沒有利益只有道義的聯盟。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利益目標，結盟与否將由此而定。越來越現實，越來越不受任何道義羈絆，這就是現代結盟的特點。所有的力量都被利益之网聯結，可能极其短暫，但卻非常有效。現代國家以及跨國組織甚至地區性力量間的利益關系從此開始變得愈發飄忽不定，就像搖滾歌星崔健所唱的那樣：“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當今世界千變万化的力量組合方式，也正与千變万化的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形成了決非偶然的某种暗合。由是，為海灣戰爭而結成的“露水”聯盟，正式撩開了新結盟時代的帳幕。 日空一切的美國人常常有反躬自省的舉動，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使那些期待著目睹狂妄的美國佬吃苦頭的人一次次大跌眼鏡的同時，也使美國人一次次獲益匪淺。确實如此，美國人几乎總是能從每次軍事行動的教訓中，找到打開下一次行動之門的鑰匙。 軍兵种間的門戶之見和利益之爭久已有之，各國皆然。美軍各軍兵种為維護自身利益和爭取榮譽的競爭更是盡人皆知，無出其右。在這方面，令人印象殊深的是，遠在60年前的對日作戰中，為突出本軍种作用，麥克阿瑟和尼米茲就各搞過一套太平洋戰略。對此，連老謀深算的羅斯福總統也難于平衡；同樣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30年前轟炸越南的美國飛机，居然要同時听命于4個獨立的司令部指揮，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直到15年前，指揮系統分割獨立和職權不明，給駐貝魯特的美軍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就是直接導致大約200名海軍陸戰隊員的喪生。而身為“格林納達”行動聯合特遣部隊副司令的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將，即使在他日后升任“沙漠風暴”的聯軍統帥之后，依然對在格林納達時參戰美軍按軍兵种各行其是所暴露的問題記憶猶新。這個問題就是，在聯合作戰中究竟誰該听誰的指揮？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困扰了美軍几十年的問題，不是由身經百戰的將軍或經綸滿腹的專家所攻克，倒是被名叫戈德華特和尼科爾斯的兩個參議員解決了。1986年國會通過了他倆提出的《國防部改組法》[5]，用立法的方式一舉解決了聯合作戰中的各軍种統一指揮問題。 -------- [5]L·阿斯平与W·迪金森代表眾議院所作的海灣戰爭研究報告中，對《戈－尼國防部改組法》給了极高的評价，“《戈－尼國防部改組法》确保美國三軍齊心協力地進行同一場戰爭”。報告還轉引了國防部長切尼的話，該法是“自《國家安全法》誕生以來對國防部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立法”。軍事將領們對此也評价甚高，曾任參聯會副主席的海軍上將歐文斯把《戈－尼國防部改組法》稱為“美國軍事領域三大革命之一”，“該法規定在所有沖突中，都將使用一支聯合力量進行作戰，它還明确軍种參謀長不再是作戰指揮官。作戰指揮官是5位戰區總司令。”（《國防大學學報》，1998年11期，P46－47；《現代軍事》，1998年第12期，P24） 接下來的問題就剩下需要一場戰爭了。不早不晚，恰在這個時候，薩達姆愚蠢地發動了入侵科威特的戰爭，這對于急欲檢驗《改組法》靈驗与否的美國人簡直是天賜良机。從這個意義上，与其說是《改組法》恰逢其時，倒不如說是海灣戰爭的到來恰逢其時。 鮑威爾和施瓦茨科普夫幸運地成了《改組法》的最早受益者，同時也就成了美國戰爭史上權力最大的兩位將軍。作為參聯會主席的鮑威爾，第一次明确地獲得了總統首席軍事顧問的地位，這使他得以直接听命于總統和國防部長，并可据此發號施令于三軍，而不必再去充當軍兵种參謀長之間沒完沒了扯皮的協調員；作為戰場司令官的施瓦茨科普夫，則更是耳根清淨，大權在握。來自五角大樓里的嘮叨絮語他盡可以揀自己愿意听的去听，照自己愿意做的去做，一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派頭，而麇集海灣的百万大軍乃至太空中的衛星、海水下的蛙人直到每一艘滾裝貨船，卻都要服從他的號令。這使他可以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行使《國防部改組法》賦予聯合總部司令的超軍种權力，比如當海軍陸戰隊的前線指揮官強烈要求在科威特海岸實施兩栖登陸時，他統觀全局，果斷地行使了否決權，繼續專心致志于他早已成竹在胸的“左勾拳”行動。 一部剛剛頒行不到5年的法令，在隨之而來的戰爭中能得到如此徹底的貫徹，這不能不歸結于美國這個法律社會中人們的契約精神。而由此衍生出的新的指揮模式，則成為有軍种分野以來，最成功的軍事指揮權的恰當運用。它的直觀效果就是減少了指揮層次，真正實現了委托式指揮，使以往根深蒂固的樹狀指揮体系開始向网狀結构演化，這一演化的副產品則是讓更多的作戰單位能夠在第一時間共享戰場信息。 如果把《改組法》放到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中去考察，不難發現美軍的此番改組，并不是偶爾為之的巧合，而是适時地順應了新的時代對舊的軍隊指揮關系提出的理所當然的要求，即對原本分散的軍兵种權力進行重新組合，并在此基礎上產生為某個臨時目標而凝聚的凌駕于所有軍兵种權力之上的超級權力，使之能夠在任何一場戰爭的競賽中胜任愉快。《改組法》在美國的誕生及其在美軍中產生的效果是發人深思的，任何一個希望在21世紀贏得戰爭胜利的國家，都將無可逃遁地面臨這一抉擇，要么“改組”，要么失敗，別無它途。 “空地一体作戰”，原本是美軍為在歐洲平原上對付隨時都會像潮水般涌來的華約坦克集群想出的扼敵之策，只是苦于始終沒有一試鋒芒的机會。海灣戰爭為這些滿怀創造和殺戮欲望的美國軍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但實際戰況与人們事先對它的設想有相當大的差距。“沙漠風暴”基本上是一次持續了几十天的有“空”無“地”的戰役，好不容易在最后時刻亮出的“沙漠軍刀”，包括那一記漂亮的“左勾拳”，也不過才揮舞了100小時就悻悻收場。地面戰斗并沒有如陸軍期望的那樣成為壓軸戲，倒更像是一部只演奏了一個樂章就匆忙煞尾的協奏曲[6]。“空中戰場將成為決定性戰場”，杜黑的這一預言似乎得到了遲來的證明。不過在海灣上空發生的一切遠遠超出了這位空軍制胜論者的想象力。無論是在科威特還是伊拉克，所有的空戰都不是通過單純的騎士式決斗奪取制空權，而是融偵察、預警、轟炸、格斗、通信、電子攻擊、指揮控制等所有作戰行動為一体的空中戰役，其中還包括了對外層空間和電子空間的占領和爭奪。 -------- [6]海灣戰爭時的美國空軍參謀長梅里爾·麥克皮克上將說，這是一場“大量使用空中力量的戰爭，美國和多國空軍部隊獲胜的一次成功之戰”，“也是有史以來首次用空中力量打敗地面部隊的戰爭”（美國《空軍雜志》1991年5月號）。他的前任邁克爾·J·杜根在戰前的一次發言中說，“避免多流血的地面戰斗的唯一辦法是使用空軍”。盡管杜根被認為是越權發言而被免職，但他的見解并沒有錯誤。 至此，這些提出“空地一体戰”概念的美國人比杜黑所能走得已經遠了許多，即使這樣，他們也還要等几年時間才會明白，一旦把一体作戰的理論訴諸實戰，其范圍遠比他們最初的預想要寬泛得多，以至寬泛到了陸、海、空、天、電無所不包的地步。盡管對海灣戰爭果實的消化還需一段時日，但它已經注定要成為日后美國陸軍中的精英們突然開悟時提出“全維作戰”理論的原點。 有趣的是，你盡可以認為美國人的悟性滯后了些，但這居然并不影響他們先期獲得通向“全維作戰”的密鑰：這就是著名的“空中任務指令”[7]。這一由陸、海、空共同制定，使陸軍出身的聯軍統帥施瓦茨科普夫得以號令整個聯軍空中力量的每天長達300頁的“空中任務指令”，是空中戰役的靈魂，它根据作戰的總攻擊計划，逐日為所有飛机選擇最合适的打擊目標。每天上千架聯軍的飛机從阿拉伯半島、西班牙、英國、土耳其起飛，按照經過計算机處理的“空中任務指令”，展開跨軍种、超國界精密配合的空中打擊。雖然這個指揮程序在海軍看來過于“空軍化”了——為此他們甚至打起小算盤，悄悄留下部分飛机，以備在最終也沒能到來的海軍大出風頭的時刻派上用場——但它畢竟成功地組織了戰爭史上規模最大、也最為繁复的空中戰役。 -------- [7]不論是美國國防部的報告，還是眾議院L·阿斯平的報告，對“空中任務指令”均給予高度評价，認為“空中任務指令導演了一場精密策划的一体化空中戰局”。 不僅如此，“空中任務指令”還為從此后一切作戰行動提供了一种組織指揮的范型。一紙“指令”就是一份极佳的軍种間戰斗力量的組合方案，而跨國組合的复雜和成功，更是它的精彩之處。僅此一點，已使它大幅度地超越了“空地一体作戰”理論設計者們的視界。這就是說，美國大兵在不經意間把戰爭之神帶入了一片她過去從未涉足過的開闊地。 山本五十六無疑是他那個時代最富創新力的軍事“异才”，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并大獲全胜是他在海戰史上留下的神來之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同是這個山本居然沒能理解自己這一獨創戰法的划時代意義。在指揮聯合艦隊重創美國海軍之后，他仍然抱定只有戰列艦才是海上決戰主力的信念，把已經在握的開啟胜利之門的鑰匙，重又扔進了太平洋的万頃波濤之下。如果說第一個犯錯誤者尚能讓人惋惜的話，第二個犯同樣錯誤者就簡直是愚不可及，特別是犯那种已經做到卻偏偏想不到的錯誤的人。遺憾的是戰爭史上這類思想比行動滯后的例子屢見不鮮。和當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樣，盡管美國陸軍用直升机把伊拉克的裝甲机械化部隊打得潰不成軍——据說在整個地面戰斗中，除了被美國第7軍包圍在巴士拉以南的共和國衛隊“麥地那”裝甲師作過一次困獸之斗外，几乎沒有發生過像樣的坦克戰。可當海灣的硝煙散盡之后，分明已經用直升机開創了陸戰新時代的美國人，卻同樣令人費解地又退回到了戰前的思維水平，把本應成為戰爭新寵的直升机晾到一邊，在其他兵器包括坦克都增加了研制費用的情況下，獨獨削減了對直升机的撥款。抱殘守缺，依舊堅持把坦克當做未來陸戰的決胜兵器[8]。 -------- [8]据俄國和西方軍事專家預測，“今天，作為單個目標的坦克在戰場上的生存時間可能不會超過2－3分鐘。營－連編成中的坦克在開闊地上的生存時間為30－50分鐘。”盡管專家們作了這樣的估計，但大多數國家仍把坦克作為主力兵器（俄《軍人》雜志1996年第2期）。拉爾夫·彼得在《未來的裝甲戰》一文中說，“‘飛行坦克’是很長時間以來人們所向往的，但考慮到使用燃料的合理性和作戰中的体能与心理因素，未來需要的仍然是地面系統。鑒于攻擊直升机已集中了我們曾為飛行坦克設想的种种特點，我們認為攻擊直升机是對裝甲車輛的補充，而不能被取而代之。”（《參數》雜志1997年秋季號） 其實，早在越戰時期，直升机在美國人手中就已經初露鋒芒，緊跟其后，又有蘇聯人在阿富汗山區、英國人在馬爾維那斯群島，讓直升机大放异彩。只不過由于其對手主要是游擊隊和非裝甲步兵，才使直升机對坦克王座的挑戰整整晚了二十年。海灣戰爭終于給了直升机一次大展拳腳的机會。這一次，不算聯軍的直升机部隊，僅美軍就在海灣部署了1600架各种型號的直升机，如此龐大的直升机群足以編制起整整一個直升机集團軍，但一向標榜創新精神的美國人，此番卻毫無創意地像法國人在二戰時把坦克分散配屬給步兵一樣，也把直升机作為裝甲机械化部隊和其他部隊的配屬力量。所幸的是注定要在此戰中一戰成名的直升机，并未因此掩去它的王者气象。 就在美國人通過CNN把“愛國者”、F－117、“戰斧”導彈等戰地明星捧上云霄之際，直升机（只有對“阿帕奇”的寵愛還差強人意）不公正地受到了冷落，除了美國國防部在戰后寫出的《致國會的最后報告》外，很少有人還記得為“沙漠風暴”立下首功的不是別的什么武器新寵而是直升机。在長達一個多月的連續轟炸開始前20分鐘，經數小時貼地飛行后，MH－53J和AH－64直升机用“獄火”導彈先行摧毀伊拉克預警雷達，為轟炸机群開辟出安全通道，展示了直升机無与倫比的突防能力。作為最靈便的戰場飛行平台，它還承擔了大量的運輸補給、醫療后送、搜索營救、戰場偵察、電子對抗等任務，在海夫吉戰斗中，迅速遏止伊軍攻勢，最終擊退伊軍的主要力量也是直升机。在這場戰爭中，真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展現直升机深厚潛力的是“眼鏡蛇行動”：第101師運用300多架直升机來了一次戰爭史上最遠的“蛙跳”，在伊拉克縱深內100多公里處建立起“眼鏡蛇”前方作戰基地。隨后他們依托基地切斷了伊軍沿幼發拉底河谷后撤的唯一退路，并截住了沿哈馬爾堤道逃竄的伊拉克部隊。這肯定是這場戰爭的陸戰中最意味深長的一次戰術行動。它宣告了直升机從此完全可以自立門戶進行大規模的單獨作戰。當成群結隊的伊拉克士兵從被直升机摧毀的工事中跑出來跪地乞降，又被直升机駕駛員像驅赶西部原野上的野牛一般圈成一堆時，“最后解決戰斗只能靠步兵”的觀點，已經被這些美國的“飛行牛仔”們從根本上動搖了。而本來這次直升机“蛀跳”行動的最初意圖，只是為擔任主攻的裝甲部隊提供支持，但直升机部隊出人意料的成功，使計划遠遠落后于戰況的進展。為此，施瓦茨科普夫不得不下令第7軍提前15小時發起進攻，盡管在弗蘭克斯將軍的指揮下美國第7軍在沙漠上的推進速度遠遠超過了當年以發動坦克閃電戰聞名于世的古德里安，但并未像那位前輩一樣贏得“閃擊戰”的美譽，反倒被斥為“像老太太一般一步步慢慢往前挪”。戰后，弗蘭克斯將軍以伊軍尚有戰斗力為由，反駁來自設在利雅德的聯軍總部的批評[9]。但實際上不論批評者或是反駁者都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弗蘭克斯將軍摩下坦克的机動性受到的指摘，正是以直升机作為參照系的。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個戰例證明，哪一种坦克能夠跟上直升机的作戰節奏。 -------- [9]《走進風暴——指揮研究》，是退休后的弗蘭克斯將軍寫的一本書，在書中他談到，第7軍穿越沙漠的速度沒有錯，來自利雅德的批評沒有道理。（見美（陸軍時報》1997年8月18日） 其實不光是机動性，坦克作為昔日的“陸戰之王”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來自直升机的挑戰，与需要為不斷克服地表的磨擦系數而痛苦的坦克相比，直升机的作戰空間在一樹之高，完全不受任何地面障礙的影響，良好的机動性足以抵消其裝甲不厚的缺陷。同樣是運動中的武器平台，其火力也絲毫不比坦克遜色，這是坦克帶著“水柜”的綽號登上戰爭舞台以來遇到的最大危机。更讓坦克難堪的是，為組織起一次成規模的坦克集群突擊，所花的精力（光是如何把一定數量的坦克遠程輸送到集結地域就令人傷透腦筋），所冒的風險（在坦克處于集結狀態時，极易遭敵先制打擊），在長于分散部署、集中突擊，聚可以打正規戰，散又可打游擊戰的直升机面前，已毫無优勢可言。事實上，坦克和直升机作為一對天敵，前者遠不是后者的對手，不要說AH－64直升机這樣的“坦克殺手”，就是陳舊的AH—1“眼鏡蛇”直升机在海灣戰爭中也擊毀了上百輛坦克，而自己卻無一傷亡。面對直升机的強大攻擊力，有誰還會堅持認為“對付坦克的最好武器是坦克”[10]呢？ -------- [10]見《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附錄》，P522。 現在可以說了，直升机是坦克真正的終結者。這顆在海灣的波濤之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以“沙漠風暴”中的赫赫戰果為自己的王位加冕，毫無疑問，它將坦克逐出戰場只是個時間問題。或許用不了多久，“從空中打贏陸戰”將不再是聳人听聞的口號，越來越多的陸軍指揮官們將在這一點上形成共識。而以直升机為主戰兵器的“飛行陸軍”和“飛行陸戰”這樣的新概念就會成為標准的軍語，出現在每一部軍事詞典中。 如果撇開作為三軍總司令的布什事先肯定知道進攻時間這一點不談，單從CNN 的電視報道而言，全世界都与美國總統一樣，在同一時間看到了開戰時惊心動魄的一幕。處于信息共享時代，一位總統并不比一位平民在這方面擁有更多的特權。這就是現代戰爭不同于以往任何戰爭之處，實時或是近實時的報道，使戰爭成了普通人可以從傳媒中直接審視的新節目，由此傳媒也就成了戰爭的直接組成部分，而不僅僅只是提供來自戰場的信息。 与直播一場世界杯足球比賽不同，人們所看到的一切除了先要受到電視記者主觀視角的限制（被派往前線的1300名新聞記者誰都知道美國國防部剛剛頒布的《關于海灣戰爭新聞報道的修正規定》，哪些能報道，哪些不能報道，每個人心里自有分寸），還要經過設在宰赫蘭和利雅德的聯合新聞處的保密審查。也許是美國軍界和媒体都接受了越戰時期雙方齟齬甚深的教訓，這一次新聞机构与軍方相處得很融洽，有一個數字也許很能說明問題，在整個戰爭期間發出的1300多份新聞稿件中，只有5份被送到了華盛頓去審查，其中4份在几小時內即獲通過，剩下的1份則被新聞單位自行撤銷。戰地指揮官在新聞記者的通力協助下，成功地牽動了全世界的視听，讓人們看到了軍方希望人們看到的一切，而所有他們不愿被人們知道的東西，于是誰也都沒能看到。美國新聞界一致放棄了向所標榜的中立立場，滿怀熱情地加入了反伊陣營，与軍界配合得就像一對出色的雙簧演員，十分默契又十分賣力地演繹著同一個戰爭劇本，使傳媒的力量和聯軍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對伊進攻的合力[11]。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久，各類新聞中很快出現了大量美軍源源不斷開進沙特的報道，使伊軍在科沙邊界望而卻步，悄悄為“絆馬索”行動造了聲勢；“沙漠風暴”開戰的前一天，又是西方傳媒大肆張揚的美國航母編隊經過蘇伊士運河的消息，起到了迷惑薩達姆的作用，使其在大難臨頭時還以為美軍尚未完成作戰部署。同樣，如果不借助媒体的渲染，在海灣戰爭中派上用場的任何一件所謂高新技術武器，其威力都沒有人們以為的那么大。在整個戰爭期間舉行的多達98次的新聞發布會上，人們看到了精确制導炸彈如何沿通風孔鑽入建筑物中爆炸的畫面和“愛國者”擊毀“飛毛腿”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這一切給了全世界包括伊拉克人以強烈的視覺震撼，關于美制武器奇特威力的神話由此确立。“伊拉克必敗，美國必胜”的信念也由此而生。顯然，新聞幫了美國人的大忙。不妨可以這樣說，是美國軍方和西方傳媒有意無意地聯手做成了一個死扣，把薩達姆的伊拉克吊在了絞架上。在戰后修改的《作戰綱要》中，美國人著意提到了“媒体報道的力量能對戰略方向及軍事行動的范圍造成戲劇性的影響”，而新近制定的FM100－6號野戰條令《信息作戰》中，更是把海灣戰爭中的新聞戰當做范例。看來，從今以后的所有戰爭，除了軍事打擊這一基本手段，傳媒力量將越來越變成戰爭的另一只手，對推動戰爭進程起到与軍事打擊等量齊觀的作用。 -------- [11]見《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附錄》第19部分“新聞報道”。 与過分帶有主觀色彩而容易被對手和中立者拒絕的戰場宣傳不同，媒体由于其巧妙地披著客觀報道的外衣而悄然發生著無法估量的影響。在海灣，如同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在軍事上剝奪了伊拉克的發言權一樣，強大的西方媒体剝奪了伊拉克在政治上的發言權、辯護權甚至是被同情、被支持的權力，与伊拉克宣傳中布什是十惡不赦的“大撤旦”的微弱聲音相比，薩達姆作為侵略者、戰爭狂人的形象則被渲染得更加令人信服。正是一邊倒的媒体力量和一邊倒的軍事力量一道，使伊拉克在戰場和道義上受到雙重重拳的猛擊，這就注定了薩達姆的失敗。 不過，媒体的作用一向都是一把雙刃劍。這意味著它在指向敵人的同時，會有另一面同樣銳利的鋒刃朝向自己。根据戰后披露的消息，地面戰之所以在100小時后戛然而止，居然是由于布什總統被戰地新聞發布官在電視上發表的一通對戰爭進程的輕率看法影響后做出的同樣輕率的決定，“戲劇性地縮短了從戰略決策到結束作戰的時間”[12]。結果使余日無多的薩達姆逃過了必死的一劫，也就為日后掌政的克林頓留下一串最終沒能炸響的“沙漠惊雷”。傳媒對戰爭的影響越來越普遍、越來越直接，以至于連一個超級大國的總統做出類似停戰這樣的重大決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對一次電視新聞的反應。媒体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分量之重，由此可見一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無冕之王已經成了打贏任何一場戰爭的重要力量。在“沙漠風暴”橫掃海灣之后，將不會再有僅僅依靠軍事力量而沒有媒体力量介入就能取胜的戰爭。 -------- [12]美國陸軍FM100－6號野戰條令《信息作戰》中，詳細披露了這一帶有戲劇性的事件（見《信息作戰》，P68－69）。電視新聞對“死亡高速公路”的報道，也對戰爭的過早結束產生了影響。（《聯合部隊季刊》1997－1998秋／冬號） 作為結束舊時代、開啟新時代的第一場最具技術綜合特點的戰爭，“沙漠風暴”是一次能給予各國軍人以全方位啟迪的經典之戰。任何樂于對軍事問題進行探究的人，不論把目光投向這場戰爭的哪個角落，總能從中得到教益或者是教訓。基于此，我們把這場在經驗和教訓方面都具有多義性的戰爭，稱之為有許多個剖面的苹果。而這只苹果的剖面遠不止前面已經談到過的那些，只要你有一把鋒利的思維之刀，便隨時都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剖面出現在你的眼前： 在布什總統對美國和全世界為科威特所負有的道義責任慷慨陳詞時，沒有一位自負的經濟學家預見到美國會為這場戰爭的軍費開支提出典型的A－A制“責任分擔”計划，從而開創了分擔國際戰爭費用的新模式——一起打仗，共同付帳。即使你不是商人，也不得不佩服這种華爾街式的精明[13]； -------- [13]《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附錄》第16部分，專門談到“責任分擔”的問題。与一般認為的不同，美國人在讓盟國分擔戰爭費用時，主要不是出自經濟因素，而是基于政治考慮。萊斯特·瑟羅的《21世紀的角逐》談到，610億美元的戰費“与美國每年6万億國民生產總值相比，這筆軍費開支實在微不足道。之所以要那些沒有輸送戰斗人員參戰的國家給予財政資助，完全是為了讓美國公眾信服此戰不是美國一家的事，而是聯合行動”。 心理戰并不是新穎的戰法，“沙漠風暴”心理戰的新穎之處在于它的創造性。把一顆威力巨大的炸彈投下后，再讓飛机撤下傳單，警告那些在几公里外被這次爆炸震得心惊肉跳的伊軍士兵：下一顆炸彈就會輪到你了！僅此一招，就足以使成建制師的伊拉克軍隊土崩瓦解。一位伊軍師長在戰俘營里承認，心理戰對伊軍士气的打擊，僅次于聯軍的轟炸[14]； -------- [14]杰克·薩姆少校在《特种作戰》雜志上撰文，介紹美軍第4心理戰大隊在海灣戰爭中實施心理戰的情況。（見《特种作戰》雜志1992年10月號）在美軍《東歐中亞軍事雜志》1991年12月號中，也有專文介紹海灣戰爭中的心理戰。 戰爭開始時，A－10被美國人自己都認為是一种已經落后的對地攻擊机。在与“阿帕奇”直升机進行了被稱為“致命的聯合”之后，這种飛机以大面積淘汰伊軍坦克而使自己免遭淘汰的命運，直至成為海灣上空眾多耀眼的明星之一。一种并不先進的武器与其它武器搭配，竟產生如此神奇的效果，這對武器的設計和使用當會有一言難盡的啟示； 對于開戰前不久才匆忙接任美國空軍參謀長的麥克皮克將軍來說，他在“這只苹果”上留下的齒痕，是在戰爭中實現了他打破戰略空軍和戰術空軍界限，建立空軍混合聯隊的夢想，并在戰后以“減7加4”的辦法對美空軍指揮体制進行了有空軍以來最富創見的改革，即在取消了戰略、戰術、空運、后勤、系統、通信、保密等7個空軍司令部之后，又組建了作戰、机動、裝備、情報等4個空軍司令部[15]。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海灣戰爭，麥克皮克將軍的同僚們會接受如此大膽的變革[16]。而我們這些海灣戰爭的局外人，就更無法從中得到某种啟示和借鑒。 -------- [15]空軍參謀長麥克皮克主張用多机种組成的“混合聯隊”，替代由單一机种組成的聯隊。他說，“如果我們今天在沙特阿拉伯再干點事的話，就不再是用由72架F－16裝備起來的聯隊了，而是由一些攻擊机、防空戰斗机、防空區外飛行的干扰机、‘野鼬鼠’、加油机等等組成的聯隊。……這些戰術也許在世界的某個地區發生武裝沖突時會用得著的。”（美《空軍》雜志1991年2月） [16]美國空軍部長堂納德·B·賴斯認為，“海灣戰爭非常透徹地闡述了這樣一條（經驗）：空中力量作為一個統一的整体計划和實施作戰行動時，可以做出最大的貢獻。”戰術空軍司令部司令邁克爾·洛將軍指出，“用諸如‘戰略’和‘戰術’等術語來限定飛机的類型和任務，正在阻礙為發展空中力量而做出的努力，到了如此地步，我們必須進行組織結构的改革。”（見美國空軍條令AFM1——1《美國空軍航空航天基本理論》P329，注釋8）分管計划与作戰的副參謀長吉尼·V·亞當斯承認，從海灣戰爭中汲取的教訓是“修改而不是檢查我們的作戰條令”。美國空軍分管后勤与工程的副參謀長亨利·維切利奧中將，也贊成通過改革減少保障方面的薄弱環節。見《簡氏防務周刊》1991年3月9日。 等等，等等。 假如照此窮舉下去，我們會看到這只苹果更多的剖面，而且并不都是隨處可圈可點。老實說，它的缺陷和可疑之處几乎和它的長處一樣多，但這無論如何不會使我們對它產生絲毫的輕視。盡管這場內涵丰富的戰爭，還不能被看做是現代戰爭的百科全書，起碼沒有為我們提供關于未來戰爭的全部現成答案。但它畢竟是大量高新技術武器出現后，頭一回最集中使用并由此引發了一場軍事革命的實驗場，憑借這一點，已足以為它贏得戰爭史上的經典地位，并為我們思維的根芽，提供一張全新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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