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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作戰是對伊戰爭獲胜的決 定性因素……有效使用高技術武器， 既是空中和地面部隊在戰爭中表現 出色的關鍵原因，也是使聯軍傷亡 保持在最低限度的關鍵原因。 ——L·阿斯平 海灣戰爭是美軍在近几十年戰爭狩獵中捕獲的最大獵物。戰爭剛一結束，美國軍界、國會議員、种种民間机构就已經從不同角度開始對這只獵物進行詳盡的解剖。從他們提交的每一份報告和美軍隨之而來的每一步調整中，都可以看出此番大解剖极其富于成果，而這些成果對于全世界的軍隊和軍人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斷不可等閒視之。至于自我感覺過于良好的美國人，由于其民族天性特別是存在于軍兵种間由來已久的門戶之見，在他們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帶有理論盲點和思維誤區，以至于把對一場宏偉戰爭的審察，變成了一次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盲人摸象，則是需要我們去清醒甄別的課題，而不應以此作為否定其价值的借口。但，美國人究竟從這個龐然大物身上模到些什么？還是讓我們看看再說。 從南北戰爭時就扎起的美國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篱笆，在美國空軍誕生之后非但沒能拆除，反倒成了橫亙在三軍之間的藩篱，成為讓上至總統、下至五角大樓甚感頭痛的歷史頑症。即使是在海灣戰爭中行之有效的《改組法》，針對于這道無形的障礙，与其說是治本的妙方，不如說更像是治標的權宜之計。一俟戰塵落定，諸軍班師回國。依舊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各行其是。不過，領率美國三軍的將領們倒并非冥頑不化的庸碌之輩，海灣戰爭出人預料的進程和結局，在令舉世震惊之時也同樣使這些“沙漠風暴”的決策者們深受震動；繼之而來的蘇聯解体產生的失去對手的茫然感和重新确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使命感，更使這些將軍們明白無誤地意識到了必須改革這支軍隊的迫切性，盡管他們仍無意放棄軍种成見。從九十年代陸續出台的各軍兵种作戰條令來看，美軍的改革已全面起步，其出發點無一例外都建立在海灣戰爭帶來的大量鮮活經驗和教訓之上。就像“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展現在美國三軍眼里的是三場海灣戰爭。對這場既是舊時代最后一戰又是新時代揭幕之戰的戰爭，陸海空三軍備執一詞，力求從中找出最有利于本軍种的證据，殊不知從軍种篱牆后面伸出的手，是不可能摸遍一頭像海灣戰爭這樣的大象的。 沙利文將軍摸到的或許是一條缺少彈性的象腿。在這位海灣戰爭時的陸軍副參謀長、戰后几個月才上任的陸軍參謀長看來，“沙漠風暴”中美國陸軍的表現雖不是乏善可陳，但絕對談不上突出。特別是与在38天狂轟濫炸中風頭出盡的空軍相比，四天時間風卷殘云般的地面戰，沒能給他的軍种帶來期許已久的榮耀。對陸軍的每個關節都了如指掌的他，比誰都更清楚這支古老軍种在這場划時代戰爭中的症結所在。盡管他接手時的美國陸軍正挾“沙漠風暴”的余威如日中天，更由于蘇軍的式微而水落石出，成為無人与之爭鋒的強大軍种，但他仍极富遠見地向世人表達出了預言家式的憂慮。他的最大擔心就是在冷戰之弦猛然松弛下來后，已經顯示出老化跡象的軍隊結构和急于分享和平紅利的政治家們會使他的陸軍無法邁過21世紀的門檻，在新的一千年開始時仍确保它在各國陸軍中的領先地位。使它重新獲得活力的唯一辦法，就是狠下猛藥，對其進行脫胎換骨式的徹底改造。為此，他提出了建設一支全新的“21世紀陸軍”的設想，力主“從散兵坑到工厂”的各個環節上重新設計美國陸軍[1]。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彌漫在層層机构中官僚習气的影響，他組建了直屬他領導的最初只有1100人的“路易斯安娜演習特遣部隊”，用海灣戰爭中獲得的經驗和教訓去塑造這支通常被人們稱為“數字化部隊”的特殊部隊，并用它的成功“四兩拔干斤”，把陸軍帶到信息化戰爭的邊緣，一步跨到了其它軍种的前面。從而也把這支軍隊帶上了一條雖然大膽創新，但也前景難料的道路。整個過程中，他從未明确說出口的是，進行如此充滿誘惑力的改革，其間還藏有一份軍种私心，那就是從几十年里頭一回縮小了的軍費蛋糕上，為陸軍切下比其它軍种更大的份額。 -------- [1]“21世紀的陸軍”是沙利文的傾心之作。從上任之初到离任以后，他對此事始終保持著不減的熱忱。盡管美軍內部和其他國家軍隊的許多人，把“21世紀的陸軍”等同于“數字化部隊”，可沙利文并不這樣看。他認為，与其把“21世紀的陸軍”看成是一种“最終方案”，不如當做“一种心態和方向”，美國陸軍應不斷地進行“一体化”的改革。“21世紀部隊的一体化包括：作戰理論、組織体制、訓練、指揮官培養、物資裝備与士兵問題，以及基礎設施等各個方面”。（美國《軍事評論》1995年5－6月號）根据目前美國陸軍的普遍看法，“21世紀部隊是陸軍現有部隊進行信息時代的野戰實驗、理論研究和裝備采購計划，將使地面作戰部隊作好准備執行從現在到2010年的任務。”（陸軍訓練与條令司令部參謀長助理羅伯特·基利布爾上校，《武裝力量》雜志1996年10月號） 沙利文的繼任者賴默將軍也深諳此道，他在前任勾畫的藍圖基礎上繼續深化改革[2]。誰都知道，數字化部隊的建立花費甚巨，而這正是沙利文和賴默的精明之處：多花錢正是為了多要錢。從《21世紀陸軍》到《2010年后陸軍》，再到《后天的陸軍》，兩步三個台階，用頗為令人信服的發展目標做釣餌，把國會山的支持和更多的軍費吸引到了陸軍的建設上來。至于那些對軍事問題一竅不通的政客們，面對著將軍們從一場胜仗中得出的未必就能導致新的胜利的結論与做法，大都害怕出乖露丑，無人敢對极可能是披著新裝的皇帝說三道四。其實，不管對“數字化部隊”的炒作如何沸沸揚揚，現在都還遠不到對這一設想的正确性給出定論的時候。別的不說，光是按美國陸軍的標准做法，一种新武器裝備從軍方提出要求、工業部門研制再到軍方驗收的采購周期長達十年，而計算机自身發展的“18個月定律”和网絡技術的“60天定理”這兩种無法協調的節奏，就讓“數字化部隊”很難在技術上定型和編制上成軍，從而使它成為被不斷變化的新技術之鞭抽打的陀螺，在疲于應付的旋轉中，既無所适從又無所作為[3]。僅此一點，把一個軍种的命運，系于某种技術的普及之上，這一頗具超前性的大膽設想，也就難以真正成為指導未來陸軍發展的唯一路標。何況，誰又敢現在就斷言，在未來戰爭中，這不是一條耗費靡巨卻因其過于依賴單一技術反而變得脆弱异常的電子馬其諾防線[4]？ -------- [2]丹尼斯“J.賴默上將說，“《2010年陸軍构想》也是連接《21世紀部隊》和《后天的陸軍》的理論的關鍵。《21世紀部隊》是陸軍正在實施的計划……《后天的陸軍》是陸軍正在醞釀中的遠景規划……三者相互配合，确定了一整套連續而有序的變革，以确保陸軍能沿著井然有序的方向發展。”（見《2010年陸軍构想》報告，1997年） [3]技術更新速度遠遠快于武器裝備速度的現象背后，隱藏著更深的矛盾：“先行者反而容易落后”（這一點從電訊業的發展和電腦的更疊中可以得到印證）。這也許是按大工業模式建立起來的職業軍隊与信息技術間難以協調的矛盾之一。正因此，美國人才對各种軍事高新技術甚至是民用新技術的擴散有种病態的敏感。 [4]這一點在美軍內部，也有不少人提出疑問。艾倫·坎彭上校認為，“倉促采用一种人們不甚了解的、未經檢驗的新戰法是有風險的”，“很可能會把一場有益的軍事革命變成對國家安全的賭博”。（美《信號》雜志1995年7月號） 對空軍來說，決人快語的杜根將軍被解職，以及在整個“沙漠風暴”行動中參戰的空軍部隊都被一位陸軍上將所指揮，并沒有妨礙它成為海灣戰爭的大贏家[5]。“全球到達，全球力量”的建軍方針首次經受了戰爭的考驗，空軍作為一支可以在任何戰場單獨遂行戰略和戰役打擊任務的力量，其地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渲赫[6]。這使得躊躇滿志的麥克皮克將軍和他的后任下決心走得更遠一些。他們以為一次胜利就足以讓自己在今后的三軍排位中扮演主角，50年前從陸軍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捏成的空軍，此時已非吳下阿蒙，因為他們在海灣摸到了大象身上赫然長出的翅膀。即使空軍參謀長弗格爾曼和陸軍參謀長賴默一致認為，通過海灣戰爭，“兩個軍种對21世紀的軍事作戰行動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當雙方試圖將從海灣戰爭中獲得的教訓具体化并加以利用時，陸軍和空軍的關系就變得緊張了”[7]。原因很簡單，翅膀越長越硬的空軍和老子天下第一的陸軍，誰也不愿把作戰指揮控制權拱手相讓于對方。這种站在各自的立場上貌似有理而超越其上便會發現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軍种之爭，使得每次研究聯合作戰行動的軍种領導人會議，都變成了不解決問題的例行公事，也使得從海灣戰爭中獲得的鮮活經驗，無法在軍兵种間得到充分有效的共享。這一點，只須看看戰爭結束后空軍和陸軍陸續頒布的作戰綱要和條令，便會一日了然。 -------- [5]查爾斯·霍納空軍上將指揮的聯合部隊空中部隊司令部，盡管也要听命于施瓦茨科普夫，但畢竟在海灣戰爭中出盡風頭。 [6]“全球到達，全球力量”作為冷戰后美國空軍戰略构想，在1990年6月以白皮書的形式發表。半年后，海灣戰爭驗證了這一构想的基本原則。 [7]見美《陸軍》雜志1996年12月號，《陸空聯合作戰》一文。 需要指出的是，空軍在戰后所做的當然不止是与其它軍种爭權奪利。作為對“沙漠風暴”的主体——空中打擊戰役的成功經驗的回應，他們把所有的作戰飛行聯隊，都按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改編成了混合聯隊；接下來又用減七加四的辦法徹底改組了整個空軍的指揮机构；眼下他們正在試行組建能夠在48小時內到達全球任何戰區、并在危机和沖突的全過程都能保持作戰能力的空軍遠征部隊。一向都對電子戰乃至信息戰表現出极大熱忱的空軍，還在沙利文建立數字化部隊之前，已率先建立了空軍信息戰中心。這些舉措的出台顯然与海灣戰爭的收獲直接相關。可惜的是如此有益的嘗試并沒能超逸出軍种的邊界，結果鴰噪已久的“軍种間聯合作戰行動”，到頭來依舊還是一句口號。只是這一切并不妨礙美國空軍的將軍們仿效他們的陸軍同僚，把軍种內積极變革与軍种外積极爭奪，當成推進本軍种利益的兩只輪子。一支死气沉沉沒有任何新鮮打算的軍种，是不可能從掌管軍費撥款的議員們口袋里掏出一個美分的。這方面，空軍自有它的小九九[8]。在軍兵种間愈演愈烈的預算爭奪戰中，航天武器系統就是空軍手中的一張有力的王牌。盡管里根總統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划一開始就帶有虛張聲勢的味道，并且直到把總統權杖往下交了兩任之后也沒能真正形成作戰能力，但美國人對于建立太空打擊力量的熱情卻始終不曾冷卻[9]。憑借這股熱情，數任空軍參謀長都為自己的軍种爭到了盡可能多的軍費。至于美國的航天力量是否如航天司令部司令埃斯蒂斯將軍所說，“航天部隊在海灣戰爭中的表現，證明其具備了獨立使用的潛力”，恐怕只有天知道。 -------- [8]1997年美國空軍又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全球參与——21世紀美國空軍构想》。“我們的戰略构想可概括為一句話：‘美國空軍將建設成為世界上最优秀的航空与航天力量……它將是一支全球力量，并將使美國的身影無處不在。’”（見《全球參与——21世紀美國空軍构想》） [9]盡管克林頓總統宣布取消“星球大戰”計划，但實際上美國軍方一直未放緩太空軍事化的步伐。《全球參与——21世紀美國空軍构想》特別指出，“這場革命性變革的第一步是將美國空軍變成一支航空与航天力量，進而將其改造成為一支航天与航空力量。”其間順序的變化，顯然体現了重心的調整。至于航天司令部則更是強調航天部隊的作用（具体見（美軍航天部隊与聯合航天理論》）。1998年4月，美國航天司令部發市長遠規划《2020年設想》，提出軍事航天的4种作戰概念，即控制空間、全球交戰、全面力量集成、全球合作。到2020年控制空間要達到下列5個目標：确保進入空間；監視空間；保護美國及其盟國航天系統；防止敵方使用美國及盟國航天系統；阻止敵方使用航天系統。（見《現代軍事》1998年10期，P10－11） 如果真的把海灣戰爭看成一頭大象的話，可以說美國海軍的前鰭几乎沒擦著這頭大象的皮毛，摸象之說也就無從談起。也許恰恰是由于這一點，從“沙漠風暴”的冷板凳上滑下來的心高气傲的水兵們，還在返航的途中，就開始了美國海軍史上最痛苦的戰略思想轉變。這痛苦整整把那些長著鰓的軍人們折磨了一年半時間。然后，一份由几個中校和上校提出的名為《由海向陸》的白皮書，擺在了海軍部長的案頭。該文明顯背离了美國海軍精神教父馬漢的教義，一改舊章，不再把洋上決戰奪取制海權當做海軍永遠不變的神圣使命，頭一回將支援近岸和陸上作戰列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不啻于讓游弋在深海的長尾鯊變成在泥沼里打滾的短吻鱷。更令人惊訝的是，如此离經叛道的异端邪說，居然得到了海軍部長、海軍作戰部長和陸戰隊司令的聯合簽署，成了自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之后最重要的海軍文獻。大膽的戰略突變，給了這支在世界格局大變動的背景下尋找再生之路的軍隊一次重要的轉机。雖然看上去海軍給自己設定的目標不如陸軍的更激進，也不及空軍更有抱負，但它的轉變顯然更具根本性，且更帶整体性。在撥動軍种的算盤珠子時絲毫不比陸、空軍遜色的海軍，當然也希望在變革自身和爭取軍費兩方面一箭雙雕。但對于一個沒能在一場大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軍种，要想在戰后新一輪利益的切割中保住既定的份額并且還野心勃勃地企圖獲得更大的一塊蛋糕，就必須拿出最漂亮的方案，進行最徹底的改革。于是，在提出《由海向陸》兩年之后，海軍又發表了新的白皮書《前沿……由海向陸》[10]，把更為積极的“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戰”等新的激素注入了海軍戰略；又過了兩年，海軍作戰部長布達爾上將提出了《2020年海軍构想》；在他為挽回被自己敗坏了的軍人榮譽而自殺后，接任的約翰遜上將蕭規曹隨，繼續推動由歷屆前任開始的改革。他把“和平時期參与、威懾和防止沖突、作戰并贏得胜利”列為美國海軍在21世紀的三大任務。万變不离其宗的是，他也和他的每位前任一樣，但凡提出任何一項方案，無不是以海軍為軸心。這一回他的理由是，在美軍所擔負的頻繁的海外作戰任務中，陸軍需要借助多方運力展開部署，空軍則過分依賴別國基地，唯有海軍具備在任何海域自由巡弋、以多种手段投入作戰的能力，結論當然是，海軍應該成為聯合作戰部隊的核心。這位海軍上將的心里非常清楚，只要他的這一論點得到三軍統帥和國防部的認同，接下來順理成章的就該是，為他的軍种拿到頂算撥款的优先權。据美國1998財年國防預算透露，近十年來，在一直呈削減趨勢的美軍經費坐標圖上，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是諸軍兵种中軍費削減最少的兩家。海軍上將們總算如愿以償[11]。 -------- [10]“1992年頒布的海軍与海軍陸戰隊白皮書（由海向陸》，標志著戰略中心与重點的轉變……強調海軍部隊進行前沿部署，這正是《前沿……由海向陸》較之《由海向陸》所体現出的最本質的不同。”（J·M·博達海軍上將，《海軍陸戰隊雜志》1995年3月號）這位海軍上將也直截了當地要求海軍“在預算方面的优先權”。 [11]見美國國防部1998財年《國防報告》。 以上分析勾勒的，是海灣戰爭后美國三軍的大体走向和軍兵种間裂隙猶在的現狀。你或許會被美國軍人為總結這場戰爭所做的种种努力而打動，你可能會被美國軍人為捍衛軍兵种利益而采取的每樣做法所感染，但与此同時，你也會有深深的惋惜，這么多出眾的軍人和出色的頭腦，竟然被阻隔在軍种的藩篱之內，彼此牽制，彼此抵消，以致使每個看上去都十分強大的軍种，最終組成的仍然是一支被几把音調不定的號角吹亂了整体步伐的美軍。 大量使用昂貴武器，為實現目標和減小傷亡而不計花費，這种只有富翁才打得起的戰爭，是美軍的拿手好戲。“沙漠風暴”再一次顯露出美國人在作戰中的奢華無度，已經到了成癮成癖的地步。出動平均2500万美元一架的飛机在42天時間里進行11万架次的狂轟濫炸，用每一枚單价130万美元的戰斧導彈去摧毀复興社會党總部，拿价值几万美元的精确制導炸彈去瞄准散兵坑……即使美國的將軍們一開始就知道，這頓開銷610億美元的戰爭豪宴，無需由自己來“買單”，如此闊綽的“金彈子打鳥”式的陣仗，仍未免讓他們感到過分的奢侈。一架美制轟炸机就像一座會飛的金山，比許多被它攻擊的目標都要昂貴，把成吨的美元砸在一個很可能微不足道的目標上，這么做是否值得的确教人生疑。此外，在長達161天的時間里，晝夜不停地把多達52万的人員，重達800余万吨的物資，從美國本土和歐洲各地運到前線，其中包括不知在何處壓了几十年倉底早已報廢的數千頂太陽帽和成集裝箱的爛在利雅德碼頭上的美國水果。負責后勤支援的指揮官帕戈尼斯少將，把如此大規模的混亂加奢侈的保障行動，稱作“或許是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海空運輸。而按美國國防部的形象說法，這相當于把密西西比州首府杰斐遜市的全部生活設施搬到了沙特阿拉伯。全世界的軍人中，恐怕只有美國人才會認為這是為贏得一場戰爭所必要的奢華[12]。 -------- [12]見《海灣戰爭——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后報告》及《附錄6》。 讓人奇怪的正是這一點。被麥克納馬拉用商業精神徹底改造過的五角大樓，卻一向只會打不計成本的豪華式戰爭[13]。連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這個經常為錢与四星上將們打嘴仗的机构，也對這場戰爭的駭人花費不置一詞。在他們分別做出的關于海灣戰爭的調查報告中，几乎如出一轍地對高技術武器的關鍵性作用給予了极高的評价，國防部長切尼說“我們在武器技術方面領先整整一代”，議員阿斯平則回應“高技術武器表現之好超過了我們最樂觀的估計”。如果你听不出這些自我稱許的弦外之音，僅僅以為他們是得意于美軍在高技術武器幫助下，圓滿實現了打敗伊拉克的戰爭目標，那么你會以為這不過是兩個典型的技術致胜論者的口吐狂言，也就還沒有悟透美國式戰爭的全部含義。要知道，這是一個從來不肯不惜一切生命代价，卻永遠不惜一切物質成本去爭取胜利的民族。高技術武器的出現正好可以滿足美國人的這一奢望。海灣戰爭中，美方50万大軍僅148人陣亡，458人負傷，几乎實現了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零傷亡”。自越戰后，不論是軍方還是美國社會，都對軍事行動中的人員傷亡敏感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減少傷亡与實現作戰目標成了美國軍方天平上并重的兩只砝碼。本該作為戰士走上戰場的美國大兵，現在成了戰爭中最昂貴的抵押品，珍貴得如同怕人打碎的瓷瓶。所有与美軍交過鋒的對手大概都已掌握了一個訣竅：如果你無法打敗這支軍隊。那么你就去殺死它的士兵[14]。這一點，從美國國會強調“減少傷亡是制定計划的最高目標”的報告中，可以得到明白無誤的印證。“追求零傷亡”這一充滿悲憫色彩的朴素口號，竟變成了造就美國式奢華戰爭的主要動因。如是，無節制地使用隱形飛机、精确彈藥、新型坦克和直升机，再加上超視距攻擊和地毯式轟炸，所有這一切，武器也好，手段也罷，便無不同時擔負起近乎悖論的雙重目標：要胜利，但不要傷亡。 -------- [13]從福特汽車公司總裁改任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把私營公司的核算制和“費效比”概念引入美國軍隊。使軍隊學會了如何少花錢去采購武器，但在如何打仗上他們有另外的標准。“國防部所需實現的目標：以最小的風險，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戰爭的情況下，以最小的人員傷亡，來換取我們的祖國的安全”。（麥克納馬拉《回顧越戰的悲劇与教訓》，P27－29） [14]小查爾斯·鄧拉普上校指出，“傷亡是消弱美國實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敵人可能會奮不顧身的損失或能取得戰術胜利而一味地造成我們的傷亡。”（“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分析《2010年聯合构想》”，《聯合部隊季刊》1997－1998秋／冬季號） 被這樣的前提框定的戰爭只能是殺雞用牛刀，其高技術、高投入、高消耗、高回報的特征，使它對軍事謀略和作戰藝術的要求遠不如對武器技術性能的要求為高。以至在這場規模形同一場戰役的成功戰爭中，竟無一個出色的戰斗可圈可點。与其所擁有的先進技術相比，美軍在戰術上明顯滯后，并且也不擅長捕捉新技術為新戰術提供的机遇。除了對先進技術兵器的有效使用，我們看不出美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展示的軍事思想与其它國家有多大差距，起碼不會比他們之間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更大。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場戰爭才沒能成為軍事藝術的杰作，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新技術武器的豪華博覽會，并由此開始了在世界范圍內傳布美國式的戰爭奢華症。大把大把的美元在砸垮伊拉克的同時，也一度砸懵了全世界的軍人。作為世界頭號軍火商的美國人對此自然樂不可支。面對這場典型的技術先進、戰法單調、花費巨大的戰爭，一如面對情節簡單、特技复雜、模式雷同的好萊塢大片，人們在戰后很長時間理不清頭緒，以為現代戰爭就是這么一种打法，并為自己打不起如此昂貴的戰爭而自慚形穢。這就是為什么海灣戰爭之后，世界各國的軍事論壇上，充斥著一派對高技術武器的向往和呼吁打高技術戰爭的原因。 詩人杰佛斯在談到產生過天才愛迪生的美利堅民族時，這樣寫道：“我們……精于机械，且迷戀奢侈品。”美國人天生對這兩者存有濃烈的偏好，并有一种在技術上追求极致和完美，甚至把机械包括武器也變成奢侈品的傾向。喜歡佩帶象牙柄手槍的巴頓將軍就是一個典型。這种傾向使他們執著地迷戀進而迷信技術、迷信武器，總是想在技術和武器的層面上尋找戰爭的制胜之道；這种傾向還使他們隨時擔心自己在武器領域的領先地位被動搖，便不斷地以制造更多更新更复雜的武器去消彌這种擔心。在這种心態的導引下，當日趨繁复的武器系統与實戰所要求的簡洁原則發生沖突時，他們往往站在武器一邊。他們宁可把戰爭當成与對手在軍事技術上的馬拉松賽跑，而不愿更多地把它看做是士气和勇敢、智慧和謀略的較量。他們相信只要當代愛迪生們沒有沉睡，胜利的大門就會一直向美國人敞開。如此自信使他們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与其說戰爭是沿著技術和武器這一固定賽道上的角逐，不如說它是一場不斷改變方向、具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球賽。穿上阿迪達斯的隊服和耐克鞋，并不能保證你總是成為贏家。 但美國人似乎并不打算理會這一點，在海灣戰爭中嘗到了高技術致胜甜頭的老山姆，顯然已決心不惜重金也要保持住高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經費方面的捉襟見肘，雖說使他們面臨難以為繼的困窘，卻并未能改變其對新技術和新武器近乎偏執的熱衷。看來，被美國軍方不斷開列出來并被美國國會不斷認可的奢侈的武器清單，肯定還會越拉越長[15]，而美軍士兵在未來戰爭中的傷亡名單，則未必會一廂情愿地定格在“零”位。 -------- [15]据美1997財年《國防報告》，獲得國會同意的先進概念技術項目有20种，“1、快速力量投送系統；2、精确打擊多管火箭的發射系統；3、高空遠航無人駕駛飛行器；4、中空遠航無人駕駛飛行器；5、精确信號目標捕捉系統；6、巡航導彈防御；7、模擬戰場；8、聯合反地（水）雷；9、用動能武器攔截彈道導彈；10、制定高級聯合計划使用的先進技術；11、戰場了解和數据傳輸；12、反大規模毀傷武器擴散；13、航空基地（港口）對生物武器防御；14、先進導航系統；15、戰斗識別；16、聯合后勤；17、戰斗車輛生存能力；18、壽命周期費用低的中型運輸直升机；19、半自動圖象處理；20、小型空射假目標。” “21世紀美國陸軍需要何种師？”這是—個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里使美國陸軍備感困惑的問題[16]。海灣戰爭中，陸軍差強人意的表現和高技術兵器對作戰節奏的影響形成了鮮明對比。一向都比海空軍更保守的美國陸軍，終于意識到了對編制体制進行改革的必要。有趣的是，這一回扮演阻力角色的不是陸軍的上層，倒是那些剛剛從師級指揮官爬上更高位置和接替他們的新任師長們。向他們開火的，則是受到陸軍參謀長嘉許的一群上校和中校。由來已久的“師派”和“旅派”之爭戰端重開，雙方各執一詞，相持不下。肩上大多扛著兩顆或者三顆將星的“師派”認為，現行師的編制剛經過戰火考驗，可以小改但無須大動。而佩戴鷹徽和槭葉標志的“旅派”們看法截然相反。認為正是陸軍師未能通過戰爭考試，才必須要動大手術。于是，“精銳師”、“模塊師”、“旅基師”三种方案同時交到了沙利文將軍的手上。這位陸軍參謀長盡管傾心于体現了“未來作戰新思維”的第二方案，卻未能說服大多數將軍們接受它。結果是在他卸任后，作為介乎于保守和改革之間的一种折衷，美陸軍于1996年1月以第四机械化步兵師為基礎，組建了有1.58万人的新實驗師[17]。“師派”的主張明顯占了上風。“旅派”們卻不肯就此罷休，他們堅持認為“師的編制過于龐大和笨重，難以适應21世紀的戰場需求”，從短射程來复槍時期就開始實行的師編制必須全部撤銷，應代之以5－6千人的新型作戰旅為基本作戰編成的新型陸軍。為了緩解將軍們的反感情緒，他們表現出人情練達的一面，在新方案中保留了与老式陸軍同樣多的將官職位[18]。正值“師”、“旅”兩派爭論不已的當口，美國陸軍戰斗指揮實驗室主任、陸軍中校麥格雷戈另發新聲，他在所著《打破方陣》一書中，主張同時廢棄師、旅体制，代之以5000人左右的12种戰斗群。它的新鮮之處在于跳出了編制大与小、人數多与少的窠臼，可根据戰時需要，采取搭積木的辦法，實行任務式編組。他的看法在陸軍中引起的震動有些出人意料，以至賴默上將要求所有陸軍將官都必須讀讀這本書[19]。也許這位現任陸軍參謀長獨具只眼，認定中校的點子雖未必是解決難題的靈丹，卻不失為蛻去那些裹在將軍服里的老兵們思維茧殼的妙藥。 -------- [16]“21世紀美國陸軍需要何种師？”肖恩·內勒在1995年10月16日《陸軍時報》撰文，詳細評說此事。 [17]据美國《陸軍時報》披露，“經過5年的分析、研究和軍內討論，陸軍當局最后終于為裝甲師和机步師制定出了新編制。新的重型師編制定名為‘21世紀師編制’。……由師直分隊、1個裝甲旅、2個机步旅、師炮兵部隊（旅級）、1個航空旅和1個管后勤的支援司令部編成。全師15719人（含預備役人員417人）。”編制制定人員解釋說，“這次制定的新編制算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編制……實際上，它只能被看成是一种比較保守的編制”。（見1998年6月22日《陸軍時報》吉姆·泰斯文） [18]見約翰·R·布林克霍夫“旅基新型陸軍”一文，《參數》雜志1997年冬季號。 [19]《打破方陣》一書的詳細觀點，可見1997年6月9日美國《陸軍時報》肖恩·D·內勒的文章。 本來，“群”的概念對美國陸軍并不新鮮，50－60年代的“五群制原子師”[20]的改革，被普遍認為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甚至被指責為導致美軍在越戰中表現不佳的間接原因。而在麥格雷戈看來，一個早產儿未必就不能長大成人。如果說“群”誕生在三十年前是生不逢時，那么今天對它來說則可謂恭逢其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已足以使任何一支較小規模的部隊，在火力、机動力方面部不遜于以往規模比之大得多的軍隊，特別是C4I的出現，使优勢互補的軍兵种聯合作戰成了新的戰斗力生長點，如果這种時候還抱著十八般武器齊備的師体制或旅体制不放，那才真叫不合時宜。但軍事技術的發展即或是高新技術的出現，也只是一种契机，并不會自動帶來先進的軍事思想和体制編制。一俊遮百丑，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方面的領先地位，遮蔽了這樣一個事實：美軍在編制体制上如同在軍事思想上一樣，明顯比其所擁有的先進軍事技術要滯后。從這個意義上看，用“群”打破由師、旅构成的方陣，這是海灣戰后美陸軍在体制編制上最有創意的构想，代表了美軍体制編制改革的新思潮。与陸軍不同，空軍和海軍沒有根深蒂固的“方陣”傳統，他們的調整步伐相對要顯得輕靈些。特別是空軍，它巧借沙漠風暴的勢頭，把師級編制一風吹，全部取消；順勢又將所有的作戰飛行聯隊改為合成聯隊，率先完成了第一輪体制編制的改革。在把“全球到達，全球力量”确定為新的空軍戰略目標后，它又繼續煽動改革的翅膀，開始試驗由約翰·江珀空軍中將提出的建立“空軍遠征部隊”的方案。根据這位將軍的設想，所謂空軍遠征部隊，是由一支1175人和34架旨在奪取空中优勢、實施空中打擊、壓制敵空防力量及空中加油等飛机組成的、能在命令下達后48小時內到達戰區、并在沖突全過程保持空中作戰能力的精悍部隊。在這方面，美空軍的行動可謂是超音速，目前已組建了三支“空軍遠征部隊”并完成了實兵部署。當第四、第五支這樣的部隊開始組建時，它的前三支“空軍遠征部隊”已經在“南方瞭望”、“沙漠惊雷”等軍事行動中嶄露崢嶸[21]。 -------- [20]為适應核戰爭的需要，設法使部隊在核戰場上既能進行戰斗，又能得以生存，1957年美國陸軍進行原子師或五群制師改編。全師11000－14600人，分為机動性較強的5個戰斗群，并都配有戰術核武器，但該种師在非核戰場上攻擊能力就相對比較低。 [21]美國空軍遠征部隊构想，詳見威廉·盧尼空軍准將在《空中力量》雜志1996年冬季號上的文章。 對海軍而言，既然已經有了《前沿……由海向陸》的新戰略，組建由海軍艦隊和陸戰隊混編的遠征部隊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与舉步維艱的陸軍、狂飄突進的空軍不同，海軍更樂意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演習和實戰來打磨“海軍遠征部隊”的构想。從1992年5月大西洋總部的“海洋冒險”、歐洲總部的“雙重突擊”、太平洋總部的“無聲殺手”、陸戰隊的“海龍”演習，到建立伊拉克南部禁飛區的“警惕南方”、威懾伊拉克的“警惕勇士”，以及在索馬里的“恢复希望”、波黑的“精干衛兵”、海地的“維持民主”，每一次行動，海軍都在孜孜以求地試驗著自己的新編組[22]。他們給這支出一個航母戰斗群、一個兩栖戒備大隊和海軍陸戰特設部隊組成的“海軍遠征軍”規定的任務是，迅速控制海洋并在沿海地區作戰。最令海軍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這支遠征部隊所需的兩栖登陸裝備，竟然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國會批准的預算資金[23]。美國政治家們對海軍近乎某种情結式的偏愛，使海軍特別是海軍陸戰隊走出了海灣戰爭時遭受冷遇的陰影，并在建立新的海軍体制編制后，對占据美軍中第一軍种的地位充滿自信。 -------- [22]正像海軍作戰部長凱爾索和陸戰隊司令芒迪所說的，在軍費不斷削減，海外基地越來越少的情況下，“美國需要一支規模較小，但能快速部署，易于合理編配和訓練有素的聯合作戰部隊”（1993年5月，《海軍學會會刊》）。關于“海軍遠征部隊”見《海軍陸戰隊》雜志，1995年3月號。 [23]見1995年11月號《海上力量》，L·埃德加·普賴納《從超越地平線到超越灘頭》：“出乎預料的預算資金——美國國會最近同意在1996財年撥款建造第7艘多用途兩栖攻擊艦，此事令海軍不胜惊喜。由于預算限制，美海軍本打算到2001年才為該艦提出撥款申請……海軍原決定把建造第一艘LPD－17兩栖船塢運輸艦的撥款請求推遲至1998財年，而不是1996年。但出乎預料的是，國會投票同意今年為該艦撥款9.74億美元。” 海灣戰后開始的体制編制改革，不僅調整了美軍內部結构，而且也推進了武器的研制和戰法的變化，甚至對美國國家戰略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小型、靈活、迅捷，既可用于軍事打擊，又能執行非戰爭軍事任務的“遠征軍”，成了各軍兵种競相采用的新編制模式，也成了美國政府手中方便又有效的工具。我們發現，由于有了這几支得心應手的“殺手鑭”，甚至促成了一种令人擔憂的危險傾向：美國政府在處理國際事物時，已經變得越來越喜歡動武，出手也越來越快，并且是睚眥必報。這种軍隊与政府、軍事与政治的互動，正在使美軍從体制編制進而到戰略思想都開始經歷一次深刻的但也很難說不是災難性的變化。目前，美國國防部試圖著手把地面、空中和海上的遠征軍組成一体化的“聯合特遣部隊”，就是這一變化的最新步驟[24]。只是這种充分一体化后的部隊，在靈便迅捷地完成美國政府賦予的全球使命時，是否會以同樣的特點把美軍乃至美國拖進某個令其傷透腦筋的泥沼，現在還難以逆料。 -------- [24]1993年美國《防務全面審查報告》提出，“下列部隊‘組件’足以應付一場大規模地區沖突：4－5個陸軍師；4－5個陸戰隊遠征旅；10個空軍戰斗机聯隊；100架空軍重型轟炸机；4－5個海軍航母作戰大隊；特种作戰部隊……此外，我們還提出了一個海外存在部隊的新概念，即‘自适應特編聯合部隊’。它根据戰區司令的要求，由特定的空軍部隊、地面部隊、特种作戰部隊和海軍部隊編成。” 我們說美國軍事理論滯后，僅僅是相對其先進的軍事技術而言。比之其它國家的軍人，美國人充滿技術色彩的軍事思想，在假定未來戰爭就是高技術戰爭這一尺度下，當然處于無人可及的領先地位。也許率先提出“新軍事革命”的蘇聯奧爾加科夫學派，是唯一出現過的一次例外。 經過海灣戰爭的鐵砧鍛打，“軍事革命”呼之欲出。不獨在美軍，甚至在全世界的軍人那里，這四個字都成了東施效顰的時髦口號。因為對他人技術的向往和對某种口號的追隨，并不是什么費力的事情。費力的只有美國人。要想在一場業已開始并將馬上全面到來的軍事革命中，确保自己的領先地位，首先要解決的，是消除美軍在軍事思想与軍事技術之間存在的落差。其實，戰塵甫定，美軍還沒有完成從波斯灣的撤軍，就已經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換血”，意在對軍事技術革命啟動后未能同步跟進的軍事思想革命進行補課。盡管歸根結蒂也未能完全擺脫對技術的口味式偏好，美國人還是在此番非同尋常的“突圍”中，獲得了某些不光是對美軍，亦對全世界的軍人同樣有益的成果：先是“聯合戰役”概念的成型，然后是“全維作戰”思想的出爐。 “聯合戰役”的提法，最早出自1991年11月美軍參聯會頒布的第1號聯合出版物《美國武裝力量的聯合作戰》條令。這一明顯洋溢著海灣戰爭气息的新鮮概念，大大突破了流行已久的“協同作戰”、“合同作戰”的局限，甚至也超越了一度被美國人視為法寶的“空地一体戰”理論，該條令把“聯合戰役”的四要素——統一指揮、軍种平等、全面聯合与全縱深同時作戰凸顯出來，首次明确了戰區聯合司令部司令的指揮控制權；規定任一軍种都可能根据不同情況擔任作戰主角；把“空地一体戰”擴展為陸、海、空、天一体戰；強調在整個作戰空間里進行全縱深同時攻擊作戰。在美軍參聯會的強力推進下，各軍种相繼著手制定与聯合條令相匹配的軍种條令，以示公開對這一代表未來戰爭走向的新戰法的認同。盡管私下里他們仍念念不忘突出本軍种的核心作用，尤其希望實行一种界限清晰的聯合——即明确各自領域和權利，由條令、法律和軍种榮譽感區分彼此的聯合。參聯會主席沙利卡什維利看來這一次不打算對各軍种參謀長表示妥協，他通過頒布被稱為“引導美軍共同行動的‘樣板’”的《2010年聯合部隊构想》[25]，決心扮演它一回現代摩西，在滿天令人狐疑的暮色中，帶領美軍拆除軍种間藩篱。邁上為真正實現一体化聯合作戰艱辛跋涉的旅途。 -------- [25]1996年美軍參聯會推出《2010年聯合部隊构想》，作為美軍未來作戰理論，詳見《聯合部隊季刊》1996年夏季號。在《聯合部隊季刊》1996年冬季號上，海軍作戰部長約翰遜和空軍參謀長福格爾曼均表示支持《2010年聯合部隊构想》。陸軍參謀長賴默也隨即推出了《2010年陸軍构想》，以響應《2010年聯合部隊构想》。 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很容易傳播相接受新鮮事物的國家，事情也遠不像沙利卡什維利以為得那么簡單，隨著他的退役，美軍中對“聯合构想”的批評漸漸多了起來，怀疑論重新抬頭。海軍陸戰隊認為，“不要將‘聯合’奉若神明，而去壓制有關未來軍隊編成的討論”，“聯合的一致性將導致軍种獨特性的喪失”，而這是与“強調競爭、多元化”的美國精神相違背的。空軍則委婉地表達了“2010年聯合构想必須在實踐中發展，并鼓勵軍种間相互學習”、“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實驗的時代，我們的思想要靈活，不能僵化”的意見[26]，海軍、陸軍在這方面的看法也相去不遠，大有將沙利卡什維利的心血毀于一旦之勢。可見，并不是只有發生在東方的改革才會出現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境況。我們作為旁觀者，當然會對為了狹隘的集團利益犧牲一种可貴的思想扼腕而歎。因為“聯合戰役”、“聯合构想”的實質根本就不在于對軍种利益的肯定或剝奪，而是意圖使各軍种能在統一的戰場空間內實現聯合作戰，最大限度地降低各軍种自行其是的負面效應。顯然這是在尚未找到真正一体化軍隊的辦法之前，人們能夠想出的上乘戰法。只是這一可貴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起點和終點都落在了武力戰的層面，而沒能將“聯合”的視野，擴及到人類可能產生對抗行為的所有領域。這种思想上的缺陷在二十世紀行將結束、廣義戰爭的端倪已然露頭的時刻，顯得如此醒目，以至于如果沒有美國陸軍在1993年版《作戰綱要》中提出“全維作戰”的概念，我們簡直就會對美國軍事思想界的“貧血”感到惊訝。 -------- [26]詳見美《海軍學會會刊》，1998年1月號，霍夫曼中校題為《改革不會一帆風順》的文章。 這份被第13次修改后的綱領性文件，极富遠見地洞察到了美軍在今后若干年間可能面臨的种种挑戰，首次提出了“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嶄新概念。正是由于有了這一概念，才使人們認識到進行全方位戰爭的可能性，也就便美國陸軍得以為自己的作戰理論找到了一個非常大气的新名字——“全維作戰”。有意思的是。主持修訂美國陸軍1993年版《作戰綱要》并表現出強烈創新精神的，正是在海灣指揮第七軍時被人們指責為作戰保守的弗蘭克斯將軍。如果不是后來發生的事情改變了美國人的思維走向，這位戰后初任的陸軍訓練和條令司令部司令差點就讓美國軍事思想史產生一次歷史性突破。雖然在此版《作戰綱要》中，弗蘭克斯將軍和他的條令編寫組的軍官們，沒能理清“在整個戰區實施太空作戰支援下的統一的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作戰”与“在戰爭和非戰爭行動的各种可能行動中運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去果斷地完成受領的任何任務”這兩句話之間的巨大差异，更沒能發現在作為軍事行動的戰爭之外，還存在著遠為廣闊的非軍事戰爭行動的可能性，但它起碼指出了“全維作戰”應具有“全縱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時間、全頻譜、多手段”的特點，而這正是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作戰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征[27]。 -------- [27]（1997世界軍事年鑒》對“全維作戰”有詳盡介紹。（P291－294） 很可惜，美國人，准确地說是美國陸軍，過早地中止了這次革命。在一片反對聲中，曾在弗蘭克斯將軍麾下任團長、后擔任陸軍訓練与條令司令部聯合兵种司令的雷爾德，對其老上司的創意詰難最甚。此時的霍爾德中將己不是戰場上那個沖勁十足的霍爾德上校，這一回他扮演的是陸軍中保守傳統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那种認為非戰爭軍事行動有一套自己的原則的想法，在作戰部隊中并不受歡迎，很多指揮官都反對把非戰爭行動与本義上的軍事行動區分開來”。在霍爾德的身后，“陸軍中已形成這樣一种共識，即把非戰爭行動區分出來單獨對待是一种錯誤的做法”。他們認為，如果把“非戰爭軍事行動”寫入基本條令，將會沖淡軍隊的尚武特征，還可能導致軍隊行動的混亂。事情走到這一步，弗蘭克斯將軍的革命歸于流產就不可避免了。在后一任陸軍訓練与條令司令部司令哈佐格將軍授意下，霍爾德將軍和98年版《作戰綱要》的修訂小組，以“一組單一的原則涵蓋陸軍所有類型的軍事行動”為基調，終于對新綱要做出了重大修正。他們的做法是不再區分非戰爭行動与一般軍事行動，只是將作戰行動划分為：進攻、防御、穩定、支援四种類型，把原本已歸到非戰爭行動里的救援、維和等任務，重又裝回作戰行動的老套，以使其能納入統一的作戰原則之下，而對“全維作戰”的概念則干脆放棄[28]。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正本清源、刪繁就簡的舉動。而實際上，這是一次美國版的買櫝還珠。因為修訂后的新綱要，在消除尚未成熟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概念所帶來的理論混亂的同時，也順手遺棄了他們不經意間采摘的頗有价值的思想果實。看來在跳進一步退兩步的舞蹈時，所有的民族都無師自通。 -------- [28]据美《陸軍時報》1997年8月18日肖恩·內勒的文章《新版〈作戰綱要〉草案的變化》。 不過，指出美國陸軍的短視，并不等于說“全維作戰”理論已無可指摘。剛好相反，這一理論從其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兩方面都存有顯而易見的缺陷。誠然，“全維作戰”已比此前任何軍事理論對作戰領域与方式的認識都寬泛了許多，但就其本質來看，依舊沒有脫逸出“軍事”的范疇，比如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非軍事戰爭行動”這一比軍事性戰爭行動含義更廣泛、起碼可以与其并駕齊驅的作戰領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國軍人的視野之外——可恰恰正是這一大片領域才是未來軍人們和政治家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空間——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維”。更何況“全維”一詞在美國陸軍那里，還沒理清究竟是指几何學上的空間維度，還是与戰爭相關的各种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說，它還處在語焉不詳、混沌不清的狀態。而如果理不清全維是指什么，各維間的關系又是什么，當然便無法充分展開這一原本极富潛力的概念。事實上，沒有人能在360度立体空間加時間再加其它非物理要素的全維度上展開一場戰爭，任何具体的戰爭總會有所側重，總是在有限的維度中展開，又總是在有限的維度中結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軍事行動將不再是戰爭的全部，而只是全維中的一維，甚至加上弗蘭克斯將軍提出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也還其不上是全維。只有再加上除軍事行動以外的一切“非軍事戰爭行動”，才可能實現完整意義上的全維作戰。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思想在海灣戰爭結束后的所有美軍軍事理論研究中，都不曾出現過[29]。盡管“非戰爭軍事行動”、“全維作戰”這些充滿創見的概念，已經相當逼近從軍事技術革命開始的軍事思想革命，可以說，它已經來到了崎嶇山路的最后一塊懸岩之下，距离大徹大悟的峰巔還有一步之遙。但就在這里，美國人停了下來，一向在軍事技術和軍事思想兩方面都領先于世界各國的美國兔子，開始在這里發出沉重的喘息。無論海灣戰后沙利文或弗蘭克斯們在多少篇軍事論文中發出“兔子跑吧”的呼喚，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烏龜都甩在它的后面。 -------- [29]大概只有安圖利奧·埃切維里亞的文章“一場軍事理論上的革命：戰爭各維的互動性”，指出了戰爭中的“各維”不應是几何學及空間理論中所指的長、寬、高等，而是指与戰爭密切相關的政治、社會、技術、作戰、后勤等因素。但可惜他還是圍繞軍事軸心來觀察戰爭，并沒有對戰爭的外延形成突破。 現在，或許該是倫奈·亨利中校[30]這些對別國的軍事革命能力提出質疑的美國人捫心自問的時候了： -------- [30]1996年4月，在美國陸軍軍事學院召開的戰略研討會上，陸軍中校倫奈·亨利作了題為《21世紀的中國：戰略伙伴……或對手》的報告，結論是：“中國至少在下個世紀頭25年里不可能進行一場軍事革命。”（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外軍資料》，1997年第6期） 為什么沒有發生革命？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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