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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全球化……產生了數 千家環球商業企業及成千上万個國 際組織和政府間組織。 ——E·拉茲洛 人類在進步，不再認為戰爭是 潛在的上訴法庭。 ——布洛克 當“四海一家”這個人類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廣告詞時，“全球化”已經不再是未來學家的預言了。一個被貼滿信息標簽的技術大綜合趨勢所推動、被文明沖突与融合兩股冷暖洋流所激蕩、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戰爭、多米諾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層空洞所困扰、并讓所有人包括預言家和占卜師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時代，正在20世紀的黃昏和21世紀的黎明之間徐徐展開。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經其無情點化，必然要改變甚至消解的，是以國家為主体的權威地位和利益邊界。誕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的現代概念的“民族國家”，已不再是高居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組織頂端的唯一代表。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組織的大量出現，同國家与國家間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國家權威、國家利益、國家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戰[2]。 -------- [1]1648年歐洲協議的總稱。它結束了西班牙、荷蘭八十年戰爭和德國三十年戰爭的局面，并被認為确定了1806年神圣羅馬帝國解散前所訂一切條約的基礎。 [2]國家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最擔心的是，國家對于武力的壟斷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按照厄納斯特·吉爾納在《民族和民族主義》中的看法，國家的定義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單位。据美國《新聞周刊》1997年關于“21世紀安全威脅來自何方”的民意調查，32％的人認為來自恐怖主義，26％認為是國際犯罪和販毒集團，15％認為是种族仇恨，第4位才輪到民族國家。美國陸軍在一份在网絡上公開，卻未出版的小冊子（T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中，明确把“非國家力量”列為“未來的敵人”，“使用賦予它們類似于民族國家的相當能力的現代技術的非國家安全威脅，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正在向傳統的民族國家環境挑戰。從范圍看可以分為三類。1.次國家性的。次國家性威脅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沖突，這些沖突從內部對民族國家的規定性和權威提出挑戰。2.無國家性的。無國家性威脅与它們所屬國家無關。這些實体不是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這种地位。地區性的有組織犯罪，海盜和恐怖主義活動构成了這類威脅。3.超國家性的。超國家性威脅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在地區間乃至全球范圍內活動。它們包括宗教運動、國際犯罪組織，以及協助武器擴散的非正式經濟組織。”（見《信息時代的世界地圖》，王小東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P44－46）美國軍方沒有把攫取壟斷利潤的跨國公司當成對安全的威脅，除了他們根深蒂固的經濟自由意識外，還在于他們把威脅仍局限在軍事領域的見解有關。像微軟、美孚－埃克森這些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也會對國家權威造成實質性威脅，甚至對國際事務產生重大影響。 与早期民族國家生成時，大都經過鐵与血的戰爭為其助產一樣，在民族國家向全球化的轉型中，也無法避開巨大利益板塊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夠解開“戈第安之結”[3]的手段，不光是劍，因此它不必再像我們的祖上們那樣，總是把武力解決作為最后仲裁的上訴法庭。政治、經濟、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經有足夠的力量成為軍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類卻毫無理由對此感到欣慰，因為我們所做的，不過是盡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戰爭去替代流血的戰爭而已[4]。其結果是，在縮小了狹義戰場空間的同時，又把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廣義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人們一如既往地爭奪、劫掠和廝殺，武器更加先進，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點血腥，但卻同樣殘酷。現實如此，人類的和平之夢便依舊飄渺而遙遠。即使樂觀地說，在可以想見的歲月里，戰爭也不會匆忙絕跡，不管是流血的還是不流血。既然該發生的事情終究要發生，我們現在要做的和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 [3]相傳亞歷山大率軍攻入小亞細亞腹地后，在戈第烏姆城朝拜宙斯神廟，廟中有一輛曾屬于弗里吉亞國王米第阿斯的坐車，被一堆雜亂無章的繩索緊緊纏綁著，据說從來無人能夠解開它。亞歷山大面對此結沉思片刻，突然拔劍砍下，將其一舉斷開。從此，“戈第安之結”便成了那些不易解決的复雜棘手難題的別稱。 [4]在未來戰爭中，像金融戰那樣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國的戰事會越來越多。設想一下，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衛戰失利，將對香港甚至中國的經濟產生什么樣的災難性影響？而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羅斯金融市場崩盤，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敵，結局如何尚難預料。 面對將要在無邊的戰場上展開的廣義戰爭，僅憑軍隊和武器，已經無法實現大戰略意義上的國家安全，也無法維護這一級別上的國家利益。顯然，戰爭正在超出軍人、軍隊、軍事的范疇，越來越成為政治家、科學家甚至銀行家們的事。如何進行戰爭，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軍人們去考慮的問題。早在世紀之初，克萊孟梭就說過，“戰爭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給將軍們去干”。近百年的歷史卻告誡說，把戰爭交給政治家們去干，同樣不是解決這一重要課題的理想辦法[5]。人們轉而求助于技術文明，希求能從技術的發展中，找到控制戰爭的閥門。但令人失望，整整一個世紀都快過去了，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戰爭卻依舊是在籠頭和鞍韉之外撒歡儿的野馬。人們又乞靈于軍事革命，指望高技術兵器和非殺傷性武器，能減少平民乃至軍人的傷亡，以降低戰爭的殘酷性。然而，軍事革命發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變了20世紀的最后一個十年。世界已經不是原來的世界，戰爭卻依舊是原來那般殘酷。唯一不同的是，這种殘酷以區別于兩軍廝殺的方式得到了擴大。想想洛克比空難，想想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的兩次爆炸，再想想東南亞金融危机，應該不難理解，這另一种殘酷意味著什么。 -------- [5]不論是希特勒、墨索里尼，還是杜魯門、約翰遜以及薩達姆都沒能成功的駕御戰爭。也包括克萊孟梭本人。 這就是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戰爭。盡管只是一個側面，但卻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側面。當這樣的側面朝向立身世紀之交的軍人們時，或許，每個軍人都該對自己發問：我們還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羅斯之流，都可以稱之為明日戰爭的軍人，那么，還有誰不是軍人？如果鮑威爾、施瓦茨科普夫、達揚、沙龍之輩，都可以算做是穿軍裝的政治家，那么，還有誰不是政治家？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時代的戰爭，留給軍人的困惑。 既然軍人与非軍人的界限已經打破，戰爭与非戰爭的鴻溝几近填平，所有的難題都由于全球化趨勢變得環環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須找到一把鑰匙。這把鑰匙應該能打開全部的鎖，如果這些鎖是挂在戰爭大門上的話。而這把鑰匙必須适合從戰策、戰略、戰藝到戰術所有級別的尺寸，也适合從政治家、將軍到士兵每個人的手。 除了“超限戰”，我們想不出還有別的什么更合适的鑰匙。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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