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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后的第４天，中共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日軍占領東北后東北党組織的任務。在這次會議上做出決議：號召与發動群眾，開展罷工罷課与罷市斗爭，進行游擊戰爭，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東滿特委在反日問題上是一點不含糊的。他們立即著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連三地發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導抗日行動的文件。其中有《反對日帝占領滿洲的緊急決議案》、《反對日本占領滿洲告群眾書》、《農民運動決議案》、《兵士運動決議案》、《反帝決議案》等等。 第二件是發動群眾示威游行，揭露日偽所謂“韓人自治運動”的陰謀，在群眾中進行“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 第三件是派出巡視員赴汪清、琿春、延吉、和龍等地，具体地檢查并指導各地的反日工作。 從上面可以看出，中共東滿特委還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遺憾的是，從實際效果來看，他們對那一地區的反日斗爭的領導工作還是不得力的。這里面既有思想上比較混亂的原因，同時也有組織上不夠健全（特委書記离職去省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動，汪、和、琿等縣縣委受破坏）的因素。 中共滿洲省委看到東滿的這种情況后，馬上決定派一個得力的人去那里當特委書記，加強党對東滿地區抗日斗爭的領導。這個臨危受命的人就是時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的童長榮。 如果誰要是以為中共滿洲省委這次給東滿派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話，那他就錯了。這位肩負重任的書記，其實是一位只有２４歲的安徽小伙子。別看他年輕，但卻是一個有著較長斗爭歷史和丰富斗爭經驗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簡歷，便會覺得這個小伙子非同一般：１９２１年他１４歲的時候，參加安慶學生推翻省議會、驅逐省長的斗爭； １９２３年，組織領導安慶教職員的“索薪運動”和反對省議員的“賄選運動”； １９２５年東渡日本留學，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后入東京帝國大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留學期間仍然時刻關心著祖國。從下面這封歷盡滄桑得以保存下來的珍貴的信件中便可看出這一點—— 母親大人： 好久沒寫信回家了，勞你老人家挂念，心實難安。老人們或者以為我忘了家吧，其實我決不，我無日不想回去看看鄉里的滄桑、家庭的狀況、你老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來回要百多元。——春假了，還是欲歸不得。 鄉里的兵匪之亂怕還未平靜吧，——這是不能平呵，在社會未變革，上下未顛倒以前，——這不獨是中國，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說的‘大劫’的關頭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曉。日本近日全國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勞農的反抗也就隨著高漲起來，壓是壓不下去的。 我在求學之時，听到或者看到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歎。——我家為什么這樣破落？你老人家年老了，為什么不能得到事養？我讀書之年為什么沒錢讀書？怎樣能解決這些問題？ 又听說廣東東江和海南島一帶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來，……田契債据都燒掉了……，——他們膽子真大呀…… 諸長、諸兄、諸友皆問好！ 敬叩金安！ 榮儿 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間，童長榮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欲救中國必須實行徹底革命，掃除帝國主義的壓迫，肅清國內封建殘余和帝國主義走狗的反動統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新中國的希望。” １９２６年，他被選為中共日本特別支部的領導。１９２８年５月濟南慘案發生后，他帶領留學生和華僑在東京街頭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并組織起了“中國留日各屆反日出兵大同盟”。日本當局將他抓進了監獄，但并沒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傳共產主義的罪行將他驅逐出境。 １９２８年秋，童長榮回到上海，繼續進行革命斗爭。由于他在斗爭中表現出色，很快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擔任過中共上海市滬中區委宣傳委員、區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書記。１９３１年初中共中央為了加強東北的工作，將他從河南調到東北，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童長榮來到東滿后，立即著手整頓那里的党組織。他按省委的指示，改組了中共東滿特委，并擔任書記。然后便帶領所屬各級党組織深入開展群眾工作，建立各种反日團体，組織反日運動，建立反日武裝。 由于童長榮和新的東滿特委的出色工作，東滿的抗日斗爭局面很快就打開了。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琿春、和龍、安圖等抗日游擊隊。這几個游擊隊在建立之初，主要是通過從敵人手里奪和自己造這兩种辦法來獲得武器的。 在奪武器方面，他們可以說是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絕活”。 日后名揚全球的金日成將軍，是１９３２年時受共青團東滿特委派遣到安圖縣明月溝創建抗日武裝的。這年４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創建了安圖游擊隊。 筆者在金日成的一本傳記中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想來應當是安圖游擊隊中發生的了。 這是一個革命老戰士對日本評論家高木健夫講的： “我体驗過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個時期，‘牛皮步槍’這個詞很時興。盡管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只要他們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糧就會斷的。于是，他們就去搶農民的牛來宰了吃。開頭他們把皮剝下來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撿來烤了吃。我們就埋伏在附近，等兩三個敵兵來撿牛皮時，干掉他們奪取武器。我們把用這种辦法來奪取敵人步槍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槍同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東滿各地的游擊隊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還生產出自己的“拳頭產品”。 延吉游擊隊有個小兵工厂，雖然這是一個只有１０多個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大刀、長矛之類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損坏的手槍和步槍，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生產出了使敵人恐懼的“辣椒面炸彈”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彈—— “延吉炸彈”。 東滿各縣的游擊隊成立后，与敵人進行了多次戰斗。各個游擊隊的力量也在戰斗中逐漸發展起來了。据東滿特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統計，當時延吉游擊大隊下轄４個中隊，汪清游擊大隊下轄３個中隊，琿春游擊總隊下轄２個大隊４個中隊，和龍游擊大隊下轄４個小隊。總計共有游擊隊員７００多人，步槍３０５支，洋炮和別力彈（獨子槍）約３００支。此外還有１０００多人的群眾武裝自衛隊。 抗日武裝建立起來之后，東滿的抗日根据地便也開辟出來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立起了６個區蘇維埃政府和２０多個村蘇維埃政府。中共東滿特委在《關于蘇維埃建設工作大綱決議》中曾規定：在成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要“開設學校，除免費發給教科書，教育儿童外，在財政可能的情況下，儿童用紙、筆、文具之類，也應由蘇維埃發給。”此外，還在一定范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辦起了《斗爭》、《兩條戰線》、《戰斗日報》、《反日報》、《少年先鋒》等各种抗日報刊。 東滿抗日運動的發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緊張。他們于１９３３年冬和１９３４年春先后兩次調集兵力對那里進行大規模的“討伐”。雖然這兩次“討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卻也給東滿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損失。 在反敵“第二期討伐”時，童長榮率中共東滿特委机關和部分游擊隊員及群眾在汪清縣北部十里坪一帶堅持斗爭。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１日，他們被敵人包圍。當時，已經重病在身的童長榮在指揮戰士和群眾突圍時中彈了。這時一個名叫崔今淑的朝鮮族女戰士和警衛員一起冒著彈雨將他背出了重圍。但是，由于傷勢太重、流血過多，這位年僅２７歲的特委書記在突圍后便犧牲了。 童長榮犧牲了，他的同志們還在繼續著他的事業。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延吉縣三道灣張芝營召開的特委和游擊隊負責人會議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決定首先合編延吉、和龍兩縣的游擊隊，建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一獨立師，然后再合編汪清、琿春兩縣游擊隊成立第二獨立師。 但實際上，在這次會議后，他們并沒有完全按照會上做出的這個決議去辦——只成立了一個獨立師，即“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這個獨立師的領導班子主要來自原延吉游擊大隊。大隊長朱鎮任師長，大隊政委王德泰任師政委。 獨立師下轄４個團，其中第一團是延吉游擊大隊的老底子；第二團是和龍游擊大隊的老底子；第三團是汪清游擊大隊的老底子；第四團是琿春游擊大隊的老底子。 獨立師成立后，就面臨著來自敵人的瘋狂進攻。為了保存實力他們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線去開展游擊活動。自１９３４年冬到１９３５年春，他們共進行了４０多次較大的戰斗，打破敵人的冬季大“討伐”。 東滿地區的抗日斗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除了受到了敵人的一次又一次“討伐”外，他們還受著“左”傾錯誤的反复危害。東滿可以說是“左”傾錯誤泛濫的重災區——在那里，不但有在整個東北地區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在作祟，而且還有一場頗具地方特色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即所謂的反“民生團”運動。 “民生團”是１９３２年２月經過日本移民當局批准，由一伙朝鮮奸細、政客組成的專門用于對抗中國共產党領導的東滿抗日武裝斗爭的反革命組織。“民生團”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華民族的團結，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聯合。 “民生團”出現后，立即引起了中共東滿特委的關注。他們針對“民生團”的險惡用心和反動實質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并號召中朝各族人民對“民生團”進行堅決的斗爭。 １９３２年３月，偽滿洲國成立后，日本人也覺得“民生團”的口號這時已經不利于它他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和統治，這使民生團失去了支持它們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這一年７月的時候解散了。 “民生團”雖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東滿特委領導頭腦里造成的那團陰云卻一直沒散。其實這也難怪，在當時那种嚴峻的形勢下，人們頭腦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難松下來的。 “民生團”解散后不久，１９３２年８月，中共延吉縣委秘書宋老頭被日本憲兵捕去，一周后放回。縣委在審查宋老頭期間，抓獲兩名日本憲兵隊的翻譯，經審訊，供出宋老頭是日本憲兵隊派回來的密探。縣委立刻把宋老頭抓了起來進行審問。經過嚴刑拷打，那宋老頭吃刑不過，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團”，而且還供出２０多名“同伙”。縣委一听這還了得，馬上又把那２０多個人都抓了起來，進行審問。 這一審問可不得了了，“民生團”分子越來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縣委認為：“民生團”不但還存在，而且已經鑽到革命隊伍中來了。既然那些該死的“民生團”分子已經混進來了，那就得把他們查出來，一個一個地收拾掉呀。于是一場深入揭批“民生團”分子的運動便在全縣党團組織中開展起來。 中共東滿特委根据延吉縣委的情況認為，既然在延吉發現了“民生團”分子，那么在其他各縣會沒有嗎？既然有，那當然也得反呀！就這樣，這場運動又迅速波及到了整個東滿地區。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既然東滿特委把反“民生團”運動當成了對敵斗爭中的一件大事來抓，那可就不是鬧著玩的了。這樣，一大批党團干部和人民革命軍的骨干遭到嚴刑拷打、關押、槍斃。 東滿特委發動的這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運動，還得到了敵人的“大力贊助”。他們不斷向游擊區內派出特務，還通過寫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團”分子“大大的有”的假象。這就使得中了敵人反奸計的東滿特委越反越來勁了，越來越多冤、假、錯案也就應劫而生了。 這場運動給抗日斗爭帶來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給漢、朝兩個民族同胞和中、朝兩國同志間團結造成的“裂縫”就足夠后來好好彌補一陣子的了（在反“民生團”的運動受到打擊的主要是朝鮮族同志）。在當時就有所謂“朝鮮共產党殺中國人，中國共產党殺朝鮮共產党”的說法。 以金日成為代表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對這場運動采取了堅決抵制的正确態度。對此１９７８年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絕的傳奇式英雄》一書中這樣寫道：“司令官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團的生活情況之后，把所有的隊員，連同馬鞍山的隊員都召令在一起，責問他們為什么這樣不關心儿童團員的生活。他說：‘你們說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團，請問這些孩子是怎樣加入民生團的，又為‘民生團’做了些什么？你們說說。……你們想一想，這些孩子是什么樣的孩子。他們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犧牲的。再說他們的年紀雖小，但他們都誓要為父母報仇，干革命，所以在游擊根据地解散以后，也不去敵占區，跟著游擊隊員來到這里。可是，不但沒有很好地照顧他們，反而毫無根据地把他們當成民生團有關者，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過啊。’ 當時在座的人當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義者影響的人，但他們在像陽光一樣分辨黑白的司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沒有敢辯解。” 當１９３５年到來的時候，敵人的“討伐”和党內“左”傾錯誤使東滿党組織和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陷入了嚴重的困境。 中共滿洲省委也開始感到了東滿的形勢有點不太妙，于是便在１９３４年底派巡視員魏拯民急赴東滿了解情況、解決問題。 在如此關鍵時刻出場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縣人，是１９３２年５月才受党派遣從關內來東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關內從事地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書時就曾積极參加過反對閻錫山的學生運動。１９２６年入團，翌年入党。１９２８年到北平從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０年受党派遣入國民党安陽軍事干部學校學習，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課，并在學生中開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經歷，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東北就被賦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爾濱道外書記，不久就當上了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在其擔任書記期間，哈爾濱的工作是搞得不錯的。此時，中共滿洲省委把他調到東滿來，就是希望他能改變那里的被動局面，扭轉那里錯誤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領回到正道上來。 几乎就在將魏拯民派往東滿的同時，中共滿洲省委和團省委還向東滿党、團特委和人民革命軍發出了指示信。 中共滿洲省委在２月１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強調了必須堅持党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克服關門主義的重要性。告訴東滿特委，党領導的部隊必須要与堅持反日的武裝結成統一戰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抗日救國的武裝力量在自己的周圍，才能順利打破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的‘討伐’，才能迅速擴大反日游擊戰爭，才能把自己形成全東北反日游擊戰爭中的中心領導者和組織者。”同時，還告訴他們，１９３４年冬天省委特派員提出的把東滿的所有的山林隊和“救國軍務部”全部繳械的３項條件——“（１）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飯，不出來打仗的繳；（２）向老百姓開捐綁票的繳；（３）不加入人民革命軍和反日義勇軍的繳”，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統一戰線的，應當立即糾正。” 其次，省委指示東滿特委，要“人民革命軍造成東滿一帶反日救國游擊戰爭的中心領導者和組織者”，為此要求“人民革命軍應當站在主動的地位積极號召一切救國軍、山林隊……結成廣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揮部的形式。” ２月１０日，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也給東滿特委寫了一封指示信。這封信中指出：目前反日運動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第一向安圖、額穆發展，實現与該地反日隊伍聯合，進而与北滿、東邊道反日隊伍的聯合；第二向宁安、東宁發展，与該地區反日隊伍打通聯絡。 關于“民生團”問題，吉東巡視員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東滿特委“估計游擊區內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團’，是過分的估計。假若游擊區內絕大多數群眾是‘民生團’，那么這些游擊區域老早就被日本消滅了。” 魏拯民是１９３４年底到達汪清縣抗日游擊根据地的。下車伊始，他便開始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等把情況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東滿党團特委和二軍獨立師師部所在地——延吉縣三道灣的能芝營給東滿的領導干部們辦了一個學習班，給他們講党的統一戰線政策和中共滿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為進一步糾“左”創造條件。 然而，要想糾“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給大家辦班的時候，中共東滿特委委員、組織部長李相默和二軍獨立師師長朱鎮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團”分子而被關了起來，以致這兩個人在不久后相繼逃跑，朱鎮叛變。 朱鎮叛變后，東滿特委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為了免遭損失，只好向汪清縣大荒崴游擊根据地轉移。并于２月末、３月初在那里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中共東滿党團特委第一次聯席擴大會議。 大荒崴會議通過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路線与敵人斗爭情況及今后的任務》的決議。決議強調要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論哪個民族，不分哪個階級，只要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示不滿与反抗，我們盡可能地把他們完全組織和統一于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的周圍……我們提出有糧的出糧，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贊成反日的都聯合起來，統一起來，共同反對共同的敵人。” 這次會議還形成了一個《反民生團斗爭決議》，雖然決議中仍然說反‘民生團’是有“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階段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提出要分清敵我兩類矛盾，區別對待，不搞逼供信的問題。 大荒崴會議還改組了東滿党團特委的領導班子。魏拯民和周樹東分別擔任党、團特委書記。 ３月２１日，中共東滿特委和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的領導人在汪清縣腰營溝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會議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破坏統一戰線的錯誤，通過了《東北人民革命軍政治工作條例》和《東北人民革命軍戰士待遇條例》，決定在１９３５年再創建綏芬大甸子和安圖兩塊游擊根据地。 這次會議后，對獨立師師團兩級班子進行了調整。魏拯民帶著十余名地方干部經琿春到蘇聯學習考察，在此期間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匯報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滿洲省委關于正式成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要求和形成統一領導和指揮机關的指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３０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民、李學忠和劉漢興分別就任軍長、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參謀長。 ５月３０日，二軍軍部發表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部正式成立宣言》，二軍政治部還發表了《告民眾書》和《告各反日部隊書》，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和人民革命軍等抗日武裝聯合起來，提出“在東滿，凡是反日的人員和部隊，不分党派，不論軍頭，都聯合起來，成立抗日聯合軍指揮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統一東滿的軍事指揮和政治領導，加緊抗日救國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動和指揮之下，完成我們抗日救國的偉大任務”的倡議。 在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成立前后的這段時間里，各團根据中共滿洲省委的歷次指示和東滿党團特委擴大會議決議中關于二軍分兵向安圖、額穆和宁安、東宁地區發展，擴大游擊區的戰略決策，開始行動。具体的行動計划是： 二軍獨立師一團主力部隊由團長安鳳學、政委周樹東率領，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末，從安圖縣車厂子游擊根据地出發，向敦化、額穆、蛟河、舒蘭等地進軍，目的是在這一地區開辟新的游擊區，并与在哈東地區活動的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打通聯系。和他們一起在這一地區活動的還有第二團的一部分部隊。 三、四團在軍參謀長劉漢興，三團政委金日成，四團團長侯國忠、政委王潤成等率領下，于６月間向東宁、宁安進軍，以擴大游擊區，使之与吉東游擊區連成一片，并爭取和在吉東地區活動的四、五軍取得聯系。 由軍政治部主任李學忠率第２團的第２、第３連組成西征隊，于１９３５年８月從安圖縣車厂子出發，經撫松向蒙江地區進軍，以期与楊靖宇領導的第一軍取得聯系，實現兩軍聯合作戰，將東滿和南滿游擊區連成一片。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二車部隊進行遠征行動的話，那可以說是邊走、邊打、邊發展。吉林省革命博物館王瑛等人講述的“夜摸敵車”的故事就發生在一團主力遠征的途中：“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夜晚，二軍３００余名戰士，穿過橫在敦化、蛟河之間的密林，沿著鐵路向哈爾巴岭前進。隊伍來到距离哈爾巴岭車站不遠的地方，選擇有利地形埋伏下來。深夜１點多鐘，從敦化方面開來了一輛日寇警備專用裝甲車，由于隊伍埋伏地點与鐵路較近，裝甲車疾馳而過，在戰士眼前卷起一陣旋風。待裝甲車開過，几個戰士躍上鐵道，不大一會儿，約有２０多米長的鐵軌被挪下路基，約有半點鐘，由大石頭方面發出的２０２次特別列車，吐著濃煙，卷著疾風，呼嘯而來，車廂里裝著几百名酣然入睡的偽軍官。突然，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車頭猛然摔下鐵道，后面的車廂也陸續脫軌傾覆，引爆起火。這時，人民戰士向列車發起了勇猛的沖擊，槍聲、爆炸聲、喊殺聲響成一片。日寇護路部隊和押車小隊，不甘他們的失敗，搶占了最末一節車廂，負隅頑抗，几挺机槍斷斷續續地射向正在沖鋒的我軍戰士。戰士們士气高昂，手榴彈像下雹子一樣擲向車廂。傾刻間，敵人的机槍變成了啞巴。車廂里傳出來悲慘的喊叫聲。車內的殘敵，相互叫罵著，撕打著，拚命爭奪逃路，我軍戰士登上車廂，把他們拎起來，押下了車。 “戰斗結果，俘獲日偽軍官１３名，繳獲手槍１０支，還有一些軍用品和大量偽鈔。“這次戰斗，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反動气焰，他們在滿鐵株式會社主辦的偽滿《協和》雜志上也不得不承認：哈爾巴岭列車顛覆‘是京圖線開車以來發生的最大慘事’。后來，當地人民群眾把‘夜搗敵車’編成民謠，其中《燈花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詞中這樣寫道： “燈花爆，喜事到， 哈爾巴岭的火車掉了道， 城里的鬼子發了毛， 慌里慌張把兵調。 第一團，有功勞， 不用地雷扒鐵道， 火車到這底朝天， 鬼子到這把槍繳。 中國地，中國山， 中國鐵道中國管， 鬼子要想從此過， 留下腦袋當買路錢。” １９３５年８月底，第二軍軍政治部主任李學忠率第２團兩個連１５０人与活動在蒙江的第一軍第二師的部隊在蒙江北部的那爾轟胜利會師。為慶祝這次會師，兩支部隊在一起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大會。當年曾經參加過這次會師大會的松五回憶說： “（會師）當天開軍民聯歡大會，有抗日軍民雙方參加。在大會上二軍代表李學忠講話，略謂：‘一軍在南滿，二軍在東滿，兩軍相距甚遠，在敵人包圍封鎖之下，兩軍今能會師于此是不容易的……’。次由一軍政治部主任宋鐵岩，第２師師長曹國安講話。會后雙方拿出自己的特長技能來演習，二軍拋手榴彈，一軍拋軍刀，并由兩軍士兵及指揮官完全同意之下訂立競賽條約，有效期一年。其條文：（一）為全部換三八式步槍而斗爭；（二）我軍完全變為鐵軍；（三）互相供給經驗。此條約當時經過雙方負責者簽字，由即日起發生效力；同時為了紀念兩軍之會師，雙方交換了干部和互贈禮品，如一軍給二軍一個婦女干部，二軍給一軍一個炮手，一軍送給二軍兩支匣子槍，二軍送給一軍一些手榴彈。” 其實這次大會還不是正式的會師慶祝大會（其中有關大會的情況似乎也有些出入），直到９月末，楊靖宇率第一軍軍部及教導團抵達蒙江后，才于１０月４日在距那爾轟１０里的老龍崗正式舉行會師慶祝大會。 現在可以查到的不少材料上都記載了有關這次會師的情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日出版的《人民革命報》的一張號外上，在《反日前途日趨順利》的大標題和“東滿南滿游擊區打成一片，軍事力量總配合”的副標題下刊了如下消息： “１０月４號，南滿人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部与東滿革命軍第二軍第一師之一部，于×××地接頭并舉行會晤式。首由東滿二軍代表宣布開會，報告東滿革命形勢与第二軍發展情形。次由南滿第一軍軍長演說，大意謂：我人民革命軍向以抗日‘救國為天職，四年來与日匪血戰，屢獲胜利’。今日得与東滿二軍接頭，更為光榮，因我兩軍戰士，均奮勇沖鋒，方有今日兩軍之會晤。此后我東滿南滿游擊區打成一片，一二四五六軍与各抗日軍，共同組織東北抗日聯軍，更能集中力量統一領導，順利地打出日匪云云。”在同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的《人民革命畫報》第６７期上，登有３幅生動的鋼筆畫，反映了當時大會的熱烈場面。以下是畫報欄頭上的原有說明： “上為軍民均到一二軍接頭式的會場，×主席團安配軍民所站的位置后，進行會議的光景；下左為會議開到余興的日程，上面有×的二軍西征隊隊員蘇聯式的跳舞，配合軍樂來進行，而得到滿場軍民的歡迎招手；下右為會議完畢后，二軍西征隊拋手榴彈，与一軍畫一邵賊本良的×象，以机關槍掃射他等的軍技演習，來威脅日滿匪与觀望群眾高舉紅旗歡呼胜利万歲的光景。” 在大會以后，東滿和南滿的党政負責人一起商討了許多重要問題，并決定選擇一個适當的時机共同奪取安圖縣城做為抗日根据地。 這次以會師的熱鬧場面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相比的話，那還是微不足道的。研究東北抗日聯軍斗爭史的專家們認為：“這次會師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打通了東滿与南滿党組織和兩軍的關系，消除了相互隔絕的狀態，便于今后密切協同作戰，并且為溝通東滿、南滿党組織与抗日部隊聯絡的開端，使兩軍指戰員認識到各自的斗爭并非孤立，它們都是在中國共產党統一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斗爭的整体的一部分。從而提高了中國共產党和東北人民革命軍的威信，鼓舞并增強了廣大抗日戰士与群眾的胜利信心。” 此次會師后不久，李學忠率二軍部隊回師安圖，一軍二師則留在了蒙、樺、撫邊境一帶活動，楊靖宇率一軍軍部直屬隊繞道桓仁、寬甸至輯安与第一軍一師會合去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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