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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尚志不是党員了，但這并沒有使他消沉下去。 堅定剛毅的他對建立抗日武裝的工作仍然是那么執著。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于１９３３年３月來到了在賓縣一帶活動的反日義勇軍孫朝陽的隊伍中當了一名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趙尚志來到孫部不久，孫便發現他手下的這個馬夫并非等閒之輩。那是在一次作戰中，孫部受到敵人三方面的攻擊，處境十分危險。這時，趙尚志站了出來，他對孫朝陽說，咱們不能這樣單純防守，應該以攻為守，去打賓縣縣城。孫依計而行，果然打下了賓縣縣城，部隊也轉危為安。這一下，孫朝陽看出了原來讓趙尚志當馬夫實在是埋沒了他，于是立即下令將他提拔為自己的參謀長。１９３３年７月間，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對趙尚志的問題又進行了專門的研究，縣委領導們肯定了趙的革命積极性，并對中共滿洲省委因巴彥游擊隊的失敗而開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義。隨后向省委反應了這一意見，建議省委恢复趙的党籍。与此同時，中共珠河中心縣委書記關化新派崔鐘鳴和侯啟剛到孫部找到了趙尚志，把縣委的這一決定正式通知給他。同時還告訴趙尚志，現在隊內的李啟東、李根植、姜熙善等都是党派到隊伍中來的，并為他們接上了關系。 ８月份的時候，孫在再次攻下賓縣縣城后沒有采納趙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議，遭到敵人的瘋狂進攻，部隊損失慘重。當其撤出來的時候，孫朝陽已經是心力憔悴，抗戰信心不足，做出了帶隊進山的決定。 趙尚志不同意孫的這個決定。他說，目前應該總結教訓，重整旗鼓，尋找戰机主動打擊敵人，積极地進行抗日游擊活動。但孫根本听不進去，于是趙便請示縣委，要求把我們党掌握的力量從孫部拉出來。 中共珠河中心縣委接到趙的請求后沒有同意，因為省委曾經明确指示在反日義勇軍中不要采取嘩變政策。趙要把人拉出來，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了嗎？ 趙的請求沒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隨孫部一起進入了大鍋盔山里。可就在他們進山不久，敵人派來的奸細也跟了進來。那個奸細對孫說，他是關內抗日義勇軍后援會派來的，讓孫和他一起進關去領抗日經費。趙覺得這事有點不太對頭，便勸孫不要上當，要提防著點。孫本來覺得這是件好事，听趙這么一說，心里就有點犯核計。來人一見這种情況，便對孫說，趙這個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別有用心。還說，趙准備殺掉你，把隊伍拉出去。你應該把他扣起來或者趁早將他干掉。 人在不順利的時候本來就容易疑神疑鬼，孫朝陽此時正是這樣。听了一番挑撥离間的話后，他頓起殺趙之念。 就在孫与那個人進行上述談話的時候，沒想到隔牆有耳。一個名叫王德全的戰士把這些話都听去了。這個王德全本是巴彥游擊隊的一名隊員，說起來也是趙的老部下了。听到這些話后，王德全馬上找到趙，將這一切告訴了他。趙听了他的話后，立馬找隊內的几個党員到一起，決定立即离開。當晚，趙尚志、李啟東、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滿等７人帶著一挺机關槍和１１支大小槍离開了大鍋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和滿洲省委得知趙尚志他們已從孫部嘩變出來的消息后，都十分重視。縣委給他們派去了朱新陽、李福林等同志和槍支、做冬裝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們感到了党的溫暖；省委則專門派出了省軍委負責人張壽籛，以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前往珠河。 這位張壽籛，就是今天盡人皆知的李兆麟將軍。他原名叫李超蘭。遼宁遼陽縣人，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北平加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１９３２年跟隨中共地下党員馮基平回到他的家鄉遼陽組織抗日義勇軍，并在這一年１１月受中共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礦搞工運工作，１９３５年５月后又到中共滿洲省委軍委工作。 張壽籛來到珠河找到趙尚志和中心縣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們在一起進行了學習討論。大家對中央“指示信”的到來感到由衷的高興。當然，最高興的還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傾名義開除党籍的趙尚志了。在這一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縣委及趙尚志与張壽籛一起對如何建立我們党自己的抗日武裝問題進行了細致的討論，做出了以下５項重大決定： １．成立“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趙尚志為隊長； ２．在游擊隊內建立党團組織，李福林為党支部書記，李啟東為組織委員，朱新陽為宣傳委員，李根植為青年團小組組長； ３．為加強和保持党對游擊隊的領導，建立起了其与縣委和省委經常接頭的地點，并要求省委經常派出巡視員到游擊隊檢查指導工作。 ４．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義勇軍（特別是孫朝陽部）的通信聯系，与其訂立反日作戰協議； ５．將游擊隊的活動范圍暫定在石頭河、板子房、黑龍宮一帶，待隊伍擴大后再向延壽、方正、五常、雙城一帶發展。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在珠河縣（現尚志縣）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雖然這支隊伍只有１３人和１３條槍，但成立大會卻開得有板有眼。哈爾濱反日總會的代表、珠河中心縣委和農民自衛隊的代表都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趙尚志帶領全体游擊隊員鳴槍宣誓： “我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全体戰士，為收复東北失地，奪取祖國自由，哪怕槍林彈雨，万死不辭，赴湯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裝東北三千万同胞，驅逐日寇海陸空軍滾出滿洲，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斗到底。” 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一成立，便顯示出了共產党領導的隊伍的特色來了。當年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的１３名“种子隊員”之一的朱新陽后來回憶說： “游擊隊成立初期，在鐵路南三股流一帶活動，每到一地，必召集群眾宣傳抗日救國，并幫助群眾推磨、擔水，晚上就睡在群眾家地下，紀律嚴明，很受群眾歡迎。因為人數少，趙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輪班站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還沒穿上烏拉。正在為難的時候，鐵路北的一個朝鮮族同志來隊，提出抓日本走狗解決烏拉，我們非常高興，很快實現了。從此，便用沒收日偽漢奸的財產充做抗日經費。” 游擊隊成立后，便開始了創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為此，他們先后繳了三股流一帶的好几個地主大排隊的槍，殺了一些漢奸惡霸，掃蕩了三股流周圍五六十里內的日偽政權，建立了農民委員會、婦女會和儿童團等組織。 不用說，這是一個惊心動魄的過程。今天，我們從抗聯老戰士劉云閣回憶他當年做為一個小長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見這一過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紛紛揚揚，我們几個小伙計正坐著閒聊，忽然听牆外有人來回走動。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里，我們住在山里有個規矩：遇到什么情況，不准說話。腳步聲停了，只听屋外有人問：‘里面有人嗎？’我們之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說時，我們點燃了一塊‘明子’。不一會從外面進來七、八個人，他們大部分都手持扎槍頭，只有站在最前面那矮個子腰里別著一支六輪手槍。他十分爽快地說：‘我們在這休息一會就走，有吃的嗎？’我赶緊下炕，從鍋里盛出一盆大茬子粥，忙說：‘你們餓了吧’這些人并沒有說什么客气話，每個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來。那個矮個子一邊吃一邊叮囑說：‘可不要讓二保（指日本組織起來的漢奸隊）知道啊。’他們吃完飯，說：‘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啦。’這時我躺在炕上，瞅著這些不速之客，心里納悶，他們是什么人呢？待人這么和气！我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大概是午夜時分，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會，他們又匆忙回來了。這次不像剛才那樣謹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膽地走進了屋里。一進屋就說：‘快點上燈’，我被響動聲惊醒，睜眼一看，除剛才那些人之外，還帶來一個五花大綁的朝鮮族人，被他們推著踉踉蹌蹌地進了屋，然后又把這個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時，他們把那個五花大綁的人帶走了。事后，我們才知道被抓來的那個人是哈爾濱到一面坡這個區段的特務頭子。他們臨走時，留下８角錢，說是給苞米茬子和鹽錢…… “從這以后，他們經常到我們這儿來，漸漸地熟了，也跟我們講實話了。……令我們惊喜的是，那個矮個子、黑臉膛、頭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處磨光了皮露出一綹綹羊毛皮襖的人，原來就是流傳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趙尚志！” 如果說上面的這段回憶反映出了當年游擊隊所進行的秘密活動的情況的話，那么，抗聯老戰士李春山、張青林、張俊丰、邱岳五等人講述的“趙尚志土炮攻賓洲”則反映了當年斗爭波瀾壯闊的一面： “１９３４年３月中旬的一個夜晚，趙尚志、張壽籛率領游擊隊員５０多人，義勇軍‘黃炮’隊伍１００多人，向賓洲進發。城內的党組織早已按游擊隊約定的時間做好了准備。聯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當游擊隊到達城下時，城內敵人已經發覺，日寇守備隊、偽警察騎兵隊、山林警察隊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偽大排、商團武裝配合。由于城牆堅固，護城河又寬又深，游擊隊沒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戰而歸。 “游擊隊認真總結了沒有大炮，摧毀不了敵人城防工事，打不進賓州城的教訓。趙尚志發動戰士們想辦法造土炮，戰士們在楊家燒鍋弄來一根有碗口粗、７尺長的鐵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設計了一門土炮。他們在鐵管子外面鑲上柳木，用鐵絲一道道地纏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紅布，分辨不出是土炮還是鋼炮。 “做好了攻城准備之后，５月１４日，趙尚志給賓州城里的偽縣長李春魁打電話，問他是接還是打。李回答說：‘別說你是抗日軍，什么軍我們也不接。’同天上午，張壽籛政委作了攻城的戰斗動員，重申了進城后不要損害工商業和居民等紀律。下午游擊隊動員了４００多人，義勇軍‘黃炮’、‘呂紹財’、‘占九營’、‘九虧手’等隊伍共１０００余人，加上４００多助戰的鄉親們，在趙尚志的帶領下，分三路向賓州城進發…… “游擊隊到城牆附近，開展政治攻勢，向偽軍們喊話道：‘偽軍弟兄們，你們不要當亡國奴！’‘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城內日偽軍十分恐慌，１個小時內向哈爾濱打了７次電話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無目標地射擊。游擊隊一面唱著歌，一面高呼口號，一時聲勢大振。偽軍長官听后十分惱怒，下令向城外射擊。游擊隊戰士喊道：‘偽軍弟兄們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轟城了。’偽軍長官接著喊道：‘弟兄們別听他們吹了，他們沒有炮，只有國軍和皇軍才有大炮。’一個戰士气得罵道：‘你這個不知死的東西，吹不吹你就等著瞧吧！呆會儿叫你嘗嘗滋味。’這一罵日偽軍惱怒起來，又向城外亂射一陣。這時，趙尚志仍然沒有下令攻城，游擊隊戰士嚴陣以待。 “夜里１點多鐘，偽軍情緒散了下來，只有日本守備隊到處督戰。他們走到哪里，哪里就打一陣槍，走過之后，槍聲就稀落下來。此時土炮的射擊准備工作已經就緒。炮膛里大約裝進了２０多斤火藥，１４∼１５斤碎鏵鐵。夜里兩點多鐘，趙尚志一聲令下，守炮戰士點火放炮，一聲巨響，只見火光一閃，一條火龍直落到敵人的陣地上，只听一片慘叫聲。游擊隊突擊隊和少年連的戰士，冒著濃煙沖進城去……”就這樣，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珠河游擊區已經擴展到了賓縣、延壽、五常、雙城等縣的一些地區。這一年的７月，各地代表來到三股流開會，成立起了珠河縣農民委員會總會，吳景才被選為總會長。 農民委員會雖然不叫政府，但在人們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見到吳景才就叫他吳縣長，吳開始時還一再向他們說，我不是縣長。老百姓則說，老吳你別客气呀，我們說你是縣長，你就是縣長！于是，他也就不再說什么了。而老百姓們則在他的帶領下，擁軍支前，偵察敵情，鏟除敵人的密探，為游擊隊傳送情報以及成立地方武裝配合游擊隊作戰。珠河一帶也因此成了遠近聞名的“紅地盤”（群眾都這樣稱呼根据地）。 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區存在好几十個反日山林隊和義勇軍的隊伍。這些人除了在反日這個問題上与游擊隊還能講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難找到一樣的地方了。他們中的不少人還覺得游擊隊不是正經綹子，對游擊隊存有不同程度的敵意。因此，游擊隊開始也沒有与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打算，隊內的關門主義思想還很重。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在給他們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們的這一錯誤： “關門主義非常濃厚——經常有几十人跟在隊伍后面數日，要求入隊而被拒絕，隊伍几乎每天數人以至十數人下隊，請假歸隊的不要，這是關門主義极嚴重的錯誤，隊伍每到一地，群眾熱烈地要求組織反日會，而你們只以派組織員來敷衍之，地方上武裝組織熱心要求上前線而被拒絕，最好的反日義勇軍（如黃炮隊）愿与我們經常聯合作戰，而你們甚至企圖采取分离和疏遠的策略，在一切義勇軍中。甚至与我們關系最好的義勇軍中（如黃炮鐵軍等）沒有組織群眾性的反日會，在反日游擊隊中党的組織仍然是狹小到不能允許的程度。” 針對這种情況，中共滿洲省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發給珠河中心縣委和游擊隊的指示信中對游擊隊不能与反日義勇軍聯合作戰和對義勇軍抱有一些錯誤認識提出批評，并要求游擊隊在擴大現有武裝的基礎上，擴大反日統一戰線，与反日義勇軍訂立反日協定。 根据這一指示精神，趙尚志于１９３４年３月在中東路鐵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帶活動的各种義勇軍首領“愛民”、“青林”、“北來”、“七省”、“友好”等人，開了個“諸侯會”。會上，趙尚志根据省委關于游擊隊与義勇軍聯合的三項條件，与各路“諸侯”們一起通過了反日通令，并協商成立了以趙尚志為首的“東北反日聯合軍”司令部。 “東北反日聯合軍”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相繼取得了一連串的胜利，特別是在賓縣三岔河一戰中消滅日偽軍近百名，使得趙尚志和他領導的隊伍的影響更大了。在這种情況下，一些地主大排和偽自衛隊，如黑龍宮和賓縣七區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擊隊取得聯絡，甚至隨同作戰。一時間各种武裝隊伍都換上抗日的紅袖標。 為了加強對這支隊伍的領導，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召開了党團擴大會議。之所以要開擴大會，那當然是因為本來沒有資格參加會議的某些人卻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時，所要采取的一种辦法。 趙尚志這時雖然不是党員了，但討論游擊隊問題沒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擴大到這個會上來了。這次會議的內容就是研究改編義勇軍和山林隊的原則和計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示，所以這件事在開會的當天——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８日就定了下來了。于是第二天的會就是包括被改編隊伍在內的全体人員的大會了。會上，宣布和通過對這些隊伍進行改編的決定，同時“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正式宣告成立。 “哈東支隊”在編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隊下是總隊，總隊下是大隊，大隊下是中隊。全隊共有４５０多人，其中有９個中隊（１８０多人）是由中共領導的隊伍，實力最大。這樣，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趙尚志都是當然的支隊長，同時他還兼任第一總隊的隊長。政委則由張壽籛擔任，原來的大排隊頭子黃英（人稱黃炮）任第二總隊長，原來的黑龍宮保衛團團長曹德生任第三總隊長。此外，還設立了騎兵隊和教導隊及少年隊。 哈東支隊成立后，趙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槍多了，活動范圍也大了，但問題也就多了起來。原因很簡單，進來的人太雜了，有些人參加聯合軍本身就是想借趙尚志的牌子來圖個人目的的。關于這一點，中共珠河縣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報告中說： “隊員現在的情緒，不如已往，已往九、十個人的時候，除了一個群眾之外盡是同志，但是現在隊員已達４０名，內中還只有這几個同志，并且這几個同志中多數是韓國人。……但最坏的隊員要算是由朝陽此次叛變的第３隊，他們在一來游擊隊的時候都這樣說：‘趙尚志的隊名譽也好，也敢干，所以他們綁許多值錢的票，所以一心要來咱隊，但到這隊以后才知道這個隊并不是像胡子那樣綁票，也不像胡子隊的隨便，雖然有几個錢，并不挑片子，一舉一動都有規定，甚至吃飯都要限制１５分鐘，他們一看之后，當天就走了兩個，沒有走的人，雖然不反對這個隊，但是表現出不滿意和极苦惱的狀態來。” 哈東支隊遇到的最嚴重的挑戰就是和于九江隊的沖突以及黃炮和鐵軍隊的叛變。 ７月中旬，哈東支隊二總隊攻打五常縣失利，緊接著又傳來了第一總隊在乾松頂之戰中也沒有取得胜利和第三總隊和于九江隊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這种情況下，第二總隊長黃炮便擅自帶人逃回了黑龍宮。 黃炮原本就是黑龍宮一帶大排頭子，他之所以參加了游擊隊，完全是因為當初游擊隊發展十分順利，哈東地區的抗日大潮高漲的形勢下的一种權宜之計，現在形勢變了，他也就跑了。黃炮帶人跑了以后，原來歸順游擊隊的鐵軍隊也跑到九千五鎮一帶投奔于九江隊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頭，“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號。他与游擊隊的關系可以說是不疏也不親，６月份時還与游擊隊一起有過協同行動，但在游擊隊處于不利的情況下，他的那張臉也開始“晴轉多云”了。 為了說服和爭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趙尚志帶哈東支隊從乾松頂子到了八區，經過一番不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終于同意与趙尚志一起進攻延壽縣城。但在隊伍經過三岔河附近的一個姓徐地主大院時，那個地主卻說啥也不讓他們過。為了不誤戰机，趙尚志下令武力解決，繳了他的十余條槍，罰了一千發子彈。但這樣一來，暴露了攻延壽的企圖，只好臨時決定東進，到賓縣南部去建立新的游擊區。 于九江雖然与趙尚志訂立了共同作戰的協定，但卻耍兩面派，他乘趙尚志帶隊東進之机，闖進了賓縣和珠河的中東路南、北，包括游擊區在內的一部分地區，到那里收捐繳槍，把哈東支隊的游擊區划分為各個山林隊的地盤。還到處說：反日軍繳山林隊和義勇軍的槍，他們要是胜了還得收拾我們。听了于的這些話，許多原來支持抗日軍的地主、豪紳都開始改變了態度。 在這种情況下，趙尚志率隊回到了賓縣八區。他組織召開了群眾大會，印發哈東支隊《告反日抗滿義勇軍書》，揭露于九江及黃炮、鐵軍之流破坏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經過宣傳，許多人又轉變態度，一些被于收編的大排也脫离了于九江隊投奔哈東支隊。 形勢一有改變，哈東支隊的其他領導人便產生了一种錯覺，認為于九江已經成了孤家寡人，到了該收拾他的時候了。于是，就派部隊到于九江隊的后方，將其后方的一些家屬抓了起來。這一下可坏了，于九江到處說哈東支隊破坏了他的“原糧窩子”（即于的地盤），把一些本來已經脫离于的義勇軍、山林隊又竄攏到一起，聯名向哈東支隊寫信下戰表，并主動向哈東支隊發起進攻。雖然他們的進攻被哈東支隊打退了，但卻抓走了哈東支隊執法處的１９名人員。后經延壽縣警察大隊嘩變出來參加反日義勇軍的首領朱万金出面調解，雙方互相交換了所抓的人員才算是暫時平息了這場風波。 同于九江打起來之后，趙尚志感到黃炮的問題也很嚴重，為了鞏固聯合軍的團結，他急忙從賓縣返回到珠河鐵道南游擊區，并兩次派人去做黃炮的工作。黃炮表面上對來人說，他只是要在黑龍宮休兵整隊，沒別的意思，以及如何愿意參加聯合軍等。實際上他對哈東支隊沒收漢奸地主的財產和發動群眾分糧斗爭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時他也受不了反日軍物質生活上的艱苦和嚴格的紀律約束，早就准備叛變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務的收買和利誘下公開投敵，并糾集了“老頭票”、“全好”等隊，向哈東支隊的黑龍宮游擊區發起進攻。在那里燒殺搶奪，逮捕反日會員，解散婦女會和儿童團，還將農民自衛隊改成反動大排。這時，与黃炮有親戚關系的中共黑龍宮特支的書記王鴻生也叛變了，那里的党組織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趙尚志听說黃炮把黑龍宮給鬧成了“黑窟窿”后，立即派部隊去支援在那里与叛軍戰斗的反日群眾武裝。黃炮見趙尚志和他動了真格的，不敢繼續抵抗，逃走了。 雖然哈東支隊和地方党組織一起重建了黑龍宮根据地，但他們知道：要想擺脫被動逆境，重新打開局面，鞏固老游擊區，開辟新區，就必須在軍事上取得新的胜利，否則就是說破了大天也沒有用。胜利，只有胜利，才是最可靠的保障。為此，哈東支隊的領導們決定要打出几個漂亮仗來給抗日隊伍和群眾提一提气。８月份，他們先小打小鬧，襲擊敵人的鐵道交通線９１次，造成了１６次脫軌翻車事件，使日偽感到“實不可再忍”。９月份，趙尚志決定要干個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縣城３０華里的一個重鎮，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且其設施的堅固程度也是五常縣城都比不上的。小鎮的四周是很高的“鎮牆”，牆外是深壕，“鎮牆”內圍著的是東、西、南、北各有３里地的正方形街市，“鎮牆”的四角上和里面的一些重要路口上都設有炮台。鎮內除了駐有警察隊、商團、大排２００多人外，還有一些備用槍支。一旦有事時，里面的人都能執槍上陣。 五常堡里的人听說趙尚志和張壽籛帶隊向五常方向開過來后，并沒太害怕。他們大咧咧地說：事變那年，馮宮、宮姚旅等自衛軍都沒敢進，小小游擊隊敢進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气得很嗎？趙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們的這股牛气。他先放出風去說，哈東支隊這次非要打下五常縣縣城不可。但暗地里卻悄悄做好了進攻五常堡的准備。 ８月１５日，趙尚志指揮哈東支隊及義勇軍、山林隊在內的２００多人已經把五常鎮包圍了起來。隨后，經過４個小時的激戰占領了該鎮。哈東支隊進城后，軍歌震天，將日偽統治机關和炮台燒毀，除了繳獲不少槍支彈藥外，還從敵偽的當舖和商號里弄來了不少布匹、膠鞋和面粉物資。此外，他們還把以前拒絕他們要求救國募捐信的６０多人抓了起來教訓一頓。然后，便很快撤了出來。當敵援軍赶到時，他們已經撤走了，敵人也沒敢追上來。 從五常堡撤出來后，眼前很快便來到敵人設在四道河子的据點。趙尚志決定“摟草打兔子”，順便把它也收拾了。但這次他卻不想硬打。 根据趙尚志的命令，哈東支隊的騎兵隊化裝成偽軍，大搖大擺地進了道河子。傳令兵向里面的包隊長報告說：“‘國軍’剛才和趙尚志的部隊在五常堡打起來了，沒干過他們，現正在向村子里撤退，你們快去迎接！” 那包隊長信以為真，赶緊集合起隊伍到場院里列隊迎接。這時趙尚志率隊進來了，他對那幫偽軍訓話說：“趙尚志已經打進村子了，你們都在干什么？”嚇得包隊長一個勁地陪不是，但趙尚志那里管他這些。他下令說：“把他們的槍給我繳了！” 在四道河子，游擊隊把繳來的布匹一部分給部隊做冬裝，一部分分給當地老百姓，一部分送回老根据地。群眾一得到實惠，立即就被發動起來了，不久就組織起一支３００多人的自衛隊和５０多人的青年義勇軍，積极支援游擊隊作戰。 強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气”的作用。這些胜利不但使哈東支隊解決了過冬的軍需物資，更主要的是掃除了自和于九江沖突及黃炮叛變后哈東支隊頭上的“穢气”，中止了山林隊和義勇軍脫离聯合軍的“連鎖反應”。 人們常講“乘胜前進”，其實倒不如說“乘胜取胜”更為合适，因為戰場上的胜利往往也是一串一串的。趙尚志他們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不久，又接連取得了犁樹溝、肖田地戰斗的胜利，打退了叛徒黃炮對根据地的進攻及日偽軍的冬季“討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１１月進行了“肖田地突圍戰”。當時，趙尚志帶領２００多人在行軍途中被日偽軍８００多人包圍起來，情況万分危急。但是經過７個多小時的激戰后，在趙尚志的指揮下，他們不但沒有被敵人消滅，反而消滅了日偽軍１００多人、白俄警察２０多人，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殺開了一條血路。此戰結束后，就連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擊隊的戰斗力，說“此戰必有名將指揮”。 打不打胜仗就是不一樣。 哈東支隊打仗失利的時候，聯合軍就動搖、分裂，根据地也不穩定；在打了胜仗后，這些就立即翻了個個——聯合軍內的那些原本想鬧分家的不鬧了，根据地的紅地盤不但大了而且也更紅了。 日本人說那里是“共匪”的“哈東樂園”。 哈東支隊連戰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斷擴大使得趙尚志的名聲越來越大——“哈爾濱街頭巷尾都在談論反日聯軍趙尚志”。可是這位帶頭創出“共匪哈東樂園”的人卻不是党員，這豈不是有點不那回事了？其實，中共珠河中心縣委早就發現這個問題了，因此他們在過去的一年時間里多次給中共滿洲省委寫報告，要求省委恢复趙尚志的党籍。但是，省委卻遲遲沒有做出這個決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為辦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于在此其間省委還接到了其他有關趙尚志的報告。 在抗聯的領導人中，趙尚志可以說是一個最有爭議的人物。從現有的一些材料來看，一些和他一起戰斗過的人對他這個人的評价也是很不一致。 對于趙尚志，當年哈東支隊少年隊的隊員劉云閣回憶說： “少年隊成立之后，我們和趙隊長朝夕相處，他非常關心我們這些小同志，有時像個大哥，有時像個老媽媽。在行軍中，他看誰走不動了就說：小崽子，上馬！隨后就挑到他的馬背上，自己卻步行。到了宿營地，他把我們這些小戰士安排在炕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卻睡在地下，這已成常事。在和趙隊長接触的日子，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還記憶猶新。他作戰勇敢，為人師表，說到做到，要求嚴格，是全軍著名的。戰時，他是一個威嚴的將軍；平時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首長。他非常善講，特別是戰時宣傳鼓動工作，有几次戰斗就是他宣傳喊話，使對方把槍扔出炮樓，繳械投降。趙隊長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每到一地，總愛跟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講故事。在他的宣傳下，像呂老媽媽和她的儿子都為抗日聯軍做了不少事情，支援我們抗日。有人形容趙隊長善講叫他“趙鐵嘴”。趙尚志隊長平時的作風就像一老農。那時，我們游擊隊大都活動在山上，每到宿營地，他常愛蹲灶坑，蹲下來就蹭脖子，把脖子蹭得油黑錚亮。我們和他開玩笑說：‘司令，你怎么不把脖子洗洗？’他風趣地說：‘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這玩藝護著，還能擋風耐寒呢！’ “他的穿戴總离不了那件花綹條條的羊皮襖。冬天穿的烏拉，是戰士不愛穿的，他撿來套在腳上，連烏拉草都包不住，腿綁也几乎是全隊最坏的。行軍時，他總是大步流星地走在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里墊的烏拉草，不等到目的地，就都叫馬給吃了。他依然昂首闊步，樂呵呵地走在隊伍的前面。他一向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對部隊的情緒影響很大。” 王明貴回憶他對趙尚志的第一印象時說： “趙軍長身材不高，不修邊幅，穿戴和戰士們完全一樣。戰士們都說：趙軍長一點架子都沒有，如果沒有人介紹，簡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敵人聞風喪膽、赫赫有名的趙司令。” 但是在此期間，中共滿州省委卻接到了不少反映趙尚志的种种毛病的報告。例如，在滿洲省委巡視員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２日的《巡視報告》中寫道： “……老趙在承認破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還是很勉強不徹底，一點一點地接受。他認為稱義勇軍為匪軍沒有什么破坏統一戰線，因為實際上這些義勇軍還都聯合我們，關于我們稱義勇軍為匪軍，他們并不怪，因為他們都是稱掌柜的。在隊內，老趙完全不經過党和團的同意和討論，任意地開除隊員，說是肅清不良分子。在過年時，老趙召集隊員講話，問弟兄們誰愿意請假回家過年，這是一個好机會，以后就不能請假了，當時有几個隊員請假，以后來隊，老趙就不要了。他說：這种辦法就是看看哪些隊員有動搖……”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２日，中共滿洲省委終于作出了《關于恢复趙尚志同志党籍的決議》。《決議》指出：１９３３年春，由于巴彥游擊隊失敗而“開除趙尚志同志的党籍”，是當時“省委執行‘左’傾主義路線的結果，是錯誤的”，趙尚志“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能繼續艱苦工作，与日本帝國主義斗爭，具有堅決勇敢精神，一年來創造和發展了珠河游擊隊，開辟了很大的游擊區”，故“決定正式恢复趙尚志党籍”。 好事成雙。就在省委做出恢复趙尚志党籍的決定的半個月后，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３軍在珠河縣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趙尚志出任軍長，馮仲云（當時化名馮群）任政治部主任。 第３軍成立后，珠河游擊區不斷擴大。在哈東地區几十個縣的范圍內，敵人的軍事据點不斷被摧毀，“討伐”不斷被沖破，對敵偽在北滿的統治中心哈爾濱受到了直接的威脅。這樣，珠河根据地也就遭來了敵偽一次接一次的“討伐”。 敵人的“討伐”給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縣委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１日給中共滿洲省委的報告中說：“敵人的這次對我路南游擊區所采取的焚燒政策的規模是很大的（筆者注：指１９３５年夏委的那次以日軍為主的‘討伐’），敵人的鐵蹄所到之處，一片煙云火海。我路南游擊區除距鐵道線南１０余里地方未被焚燒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已成一片焦土。” 在這种情況下，第３軍根据中共珠河中心縣委的決定，由軍長趙尚志帶主力部隊向延壽、方正、依蘭、勃利、通河、湯原一帶轉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區去開辟新的游擊區域。１９３５年秋，第３主力部隊撤走之后，其第２團和第３團被留在了珠河根据地繼續堅持活動，以牽制敵人，配合主力部隊轉移。在隨后的几個月時間里，這兩個團的干部戰士們与前來進攻的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但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傳奇色彩的著名巾幗英雄趙一曼，就是在這段時間內殉國的。 趙一曼，原名李紳泰，四川宜賓人。她性格剛強，富有正義感。早在學生時代就顯示出了极強的斗爭精神。曾經多次帶領同學們舉行愛國學生運動和反封建禮教的斗爭。１９２６年入党，１０月份被党組織保送入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學習。 趙一曼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子。為了革命、為了祖國她可以做出常人難以想象的決定。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她在處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問題上所做出的決定，就可以知道她的确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更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女人！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變后，趙一曼离開武漢与党中央取得聯系。這一年的９月，她被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在去蘇聯途中，她与同去東方大學學習的黃埔軍校學生陳達邦相識，在學習期間經組織批准，兩人在蘇結婚。但一年后，由于國內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趙一曼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毅然告別陳達邦回國，此時，她已有５個月身孕了。 回國后，趙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從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親后的趙一曼并沒有耽誤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帶著儿子從宜昌到南昌，再從南昌到九江，又從九江到上海，其間的經歷決不是一句“艱難困苦”所能說完的（她帶著儿子要過飯，被敵人追捕過，還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個草圈假裝沿街叫賣孩子）。 “九·一八”事變后，趙一曼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得到党組織的批准。臨行，她將儿子送到武漢陳達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著心腸流著淚离開了向她扑過來的儿子，到東北去了。 到東北后，趙一曼先后在沈陽和哈爾濱進行過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３４年春，經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何成湘和她談話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縣委擔任委員，并以縣委特派員的身份到我游擊區展開工作。 在游擊區工作期間，趙一曼以堅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聯老戰士梁銘岫回憶說：“那是１９３５年２月，當時我剛滿１３歲。舊歷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聯隊伍開進了我的家鄉——珠河縣劉家村，只見一位２０多歲身背長筒獵槍，步態輕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沒吊面的羊皮襖，敞著怀，里面穿著深灰色的棉衣，系著腰帶，頭戴一頂黑色狗皮帽子，齊耳短發露在外面，黑里透紅的臉上一雙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長官’，還說她和趙尚志司令是親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會上解釋說：“鄉親們，請大家不要叫我‘女長官’，我們抗聯同志都是為了打日本鬼子從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沒有什么長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雖然趙一曼在這里讓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從現有的許多材料來看，當時人們好像并不經常管她叫“一曼”，而是親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來姓李，而同時又有一個長得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東北抗日烈士傳》一書中講的有關趙一曼奪槍和運槍的兩個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趙一曼點子多、考慮問題周到的特點： “在帽儿山車站的公路線上，設有偽軍的一些哨所，是我游擊區開展抗日活動的障礙，搞掉這些哨所是抗日斗爭的當務之急，又能給我部隊補給武器。一曼同志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辦法：由雷炎同志帶一把砍刀和一個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鋒，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騎馬隨后接應，在夜間逐個端敵人的哨所，每到一個哨所，敵哨兵未發現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敵軍熟睡時進入哨所抓俘虜、繳槍械、割斷電話線；敵哨兵發現時，雷炎同志就地蹲著裝解手，一按皮球就會發出辟辟啦啦似的拉肚子的聲音，待敵哨兵放松警備或轉身時，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虜、繳槍支、割電話線……” “一次中心縣委設法從偽軍處買了十几支短槍和大批子彈，因為敵人盤查嚴而無法運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戰士小沙主動接受了轉運這批武器的任務。他們到交接地點領到武器，用油布、油紙包起來，放進了馬拉的大糞車中，直接向城門赶去。車到城門卡，日軍捂著鼻子嫌臭，躲得遠遠的；專管亂翻亂搜的偽軍見是大糞車，也喊著“快走！快走！”車老板猛加几鞭，糞車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轉到部隊了。” 趙一曼在侯林鄉、亮珠河一帶組織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這在敵人那里也挂了號的。在當年的《大北新報》和《哈爾濱日報》上都登有《共匪女頭領趙一曼，紅槍白馬猖獗于哈東地區》的報道。 １９３５年秋，也就是在日偽對我珠河根据地“討伐”最殘酷的時候，趙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鐵道北區區委書記和第３軍第２團政委的重擔。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的一天黎明，趙一曼和二團的戰士們被敵人包圍在一個山溝里，隨后在整整一天的時間，他們都沒有突圍出去的机會。直到天黑下來以后，趙一曼向團長王惠同說：現在机會到了，你帶領部隊和傷員突圍吧，我帶一班掩護。 王團長說：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護！ 趙一曼說：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責任把部隊帶出去！ 這樣王團長帶著部隊在趙一曼等人的掩護下，突圍出去了。趙一曼等在完成任務后撤出時，与敵人遭遇了。在這次遭遇中，趙一曼的大腿部被擊中，而且是貫通傷！于是，她只好帶著其他３名同志在珠河縣第３區春秋岭的一個農民家里養傷。想等傷勢輕一些后再去找部隊。但是，就在她住下沒几天以后，敵人便得到了這一消息，并由第３區討伐隊隊長張福興親自帶著全副武裝的偽軍前來抓他們。在与偽軍的搏斗中，趙一曼左腕又中一槍，昏迷后被俘。 張福興抓到趙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縣偽警察首席指導官遠間重太郎那里。遠間重太郎根据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馬上將趙一曼送到了珠河縣城。 到了珠河縣城以后，敵人便開始審趙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卻是她對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訴，殘忍的大野泰治便命偽軍緊握趙一曼的傷口，疼得她多次昏死過去。 為了搞清楚趙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連夜拷問在押的２０多個人。當知道趙一曼的真實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讓她死了，于是就安排醫生對她進行“不發生生命危險的治療”。１０天后，又將她送到偽濱江省警務廳。 在偽警務廳，趙一曼面對敵人軟硬兼施的審問，回答只有三個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槍傷化濃后，才把她送進了哈爾濱市立第一醫院禁閉起來。但即使是在醫院里，他們每天也都要來審問趙一曼。 自從進了醫院后，趙一曼就意識到，敵人還不想很快殺害她，現既然進了醫院，身体就有好起來的可能，這樣就不應該坐以待斃，要想辦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從醫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在她身邊一直有一個偽警察在看著她。但趙一曼并沒有因此而退縮，她的突破口就選在了看著她的那個偽警察董憲勳的身上，辦法就是給他講道理，啟發他的愛國心。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董憲勳開始同情他的這個看管對象了。應趙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來了筆和紙。有了筆和紙，趙一曼便開始了力所能及的寫作。她把她在沈陽看到的日軍暴行、中國人民被屠殺的慘狀以及她對祖國的熱愛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說体寫了出來，使人讀過之后便會与之產生強烈的共鳴。做為這些作品的第一讀者的董憲勳最先受到感染，他對趙一曼的態度也從原來的同情變成了佩服，進而愿意服從于她了。這樣，在敵人的魔窟里，趙一曼有了第一個“同党”。 不久，趙一曼又用同樣的辦法把經常為她換藥的護士韓勇義——一個人如其名的好姑娘爭取了過來。有了這兩個人，趙一曼的逃走計划便可以付諸實施了。在其所訂的計划中，把逃走后的去向定為賓縣三區，即趙尚志率領抗聯三軍經常活動的地方。按照趙一曼的安排，董憲勳負責籌集物資，韓勇義負責籌集經費。 一切都在計划進行著，到６月份時候，董憲勳探听到警察將要換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了准備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備就緒了：一頂用來抬趙一曼的小轎、６０元（韓勇義賣掉兩個金戒指和兩件大衣的錢）、必要的醫療器械。另外，還有一個名叫董廣政的同行者。 ６月２４日，趙一曼他們開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個秘密會議，定于６月２８日晚上開始行動。 ６月２８日晚９點，韓勇義先到了趙一曼所在的第３病室，董憲勳則雇了一輛白俄司机開著汽車將事先做好的小轎拉到南崗文廟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廣政一起來到醫院，將趙一曼抬到汽車上，回到文廟后再舍車上轎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轎很快便到了董憲勳在鄉下的一個叔叔家。在那里，董憲勳急速處置了小轎，然后又雇了一輛馬車，將趙一曼抬上車后由董、韓二人相隨奔我游擊區而去。 ６月２９日上午７時，偽南崗警察署接到醫院關于趙一曼等逃走的報告后，立即派人進行追捕。經過調查６月２８日這天進出醫院的所有人和車輛，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轎的地方，然后很快判斷了趙一曼等的去向，派騎警向賓縣三區方向追去。 ６月３０日早５時，偽騎警在阿城縣李家屯追上趙一曼（如果再向前走２０里路就到了我游擊區了）。 在對趙一曼用盡了酷刑仍未能獲得任何東西之后，敵人徹底絕望了。８月１日，他們把趙一曼押上了開往珠河的火車。在這生命的最后時刻，趙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敵人要來紙筆，留下了給儿子的遺言： 宁儿： 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机會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万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于車中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趙一曼在珠河縣小北門就義。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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