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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春天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季節。 國民党政府的即將覆滅使西藏一部分親帝上層人士看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机會。 深夜，古城拉薩刮著干冷凄清的季風。貴族府邸的深宅里，古剎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燈搖曳；神秘的電波在夜空顫動，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顫動…… 一個眼睛碧藍戴著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頻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的官邸。還有一些來歷不明的外國人像是赤尾狐那樣詭秘地出沒于豪門巨戶…… 當這個春天即將逝去的時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經接近完成了。 1949年7月8日，噶廈政府通過印度噶倫堡電台，通知國民党政府及其駐西藏辦事處：“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決定請彼等及其眷屬立即准備离藏內返。” 就在同一天，噶廈政府的三位噶倫和基巧堪布，會見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代處長陳錫章。首席噶倫然巴說：國共內戰打得很厲害，國民党在哪里共產党就追到哪里，為避免在藏國民党官員把解放軍招引進來，西藏官員大會決定：西藏政府与國民政府暫時斷絕政治關系，請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兩周內离藏赴印，轉道回內地。 隨后，大批手持英式槍的噶廈兵，包圍了國民党政府駐藏辦事處，電台被查封，學校被關閉，測候所被搶占；那些“共產党漢人”嫌疑人員，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單被一一拘留。從拉薩到西藏各地，乃至嚴密布防的藏東重鎮昌都，無不刮起一股驅逐漢人的黑風。國民党駐藏机關的官員謄屬和其他漢族人員二百多人，被嚴密監視，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驅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經海路遣返回內地…… 這便是震惊中外的“驅漢事件”。 向噶廈政府提供拉薩“共產党漢人”名單的，便是那位藍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遜先主。他是不大列顛帝國在東印度的重要人物，當時的身分是印度駐西藏總領事。 跟這位理查遜先生遙相呼應，緊密配合的，是美利堅和英吉利的無線廣播電台：——美國合眾社電訊：“西藏利用國民党的行將崩潰，完全可能脫离中國政府之主權。” ——英國通訊社專稿：“英國從未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并受中國管轄的說法。”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評論員”，英國政府派來的“工程師”，在拉薩活動著…… 拉薩原有的通訊聯絡電台，很快變成了“西藏廣播電台”，晝夜使用藏、英、漢三种語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勁地傳播：“漢藏關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關系，西藏在歷史上就沒有屬于過中國”，“解放軍違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動西藏僧俗人民“要南死女頂，前仆后繼，”對解放軍“堅決進行武裝抵抗！” 同樣是這位頗有紳士風度的理查遜先生，對年邁昏庸的西藏攝政達扎說：“不能坐喊獨立，應當向聯合國寫信呼吁”。于是，噶廈政府草擬了《西藏獨立宣言》，由理查遜先生親自修改定稿，并譯成英文本，決定派遣達賴的二哥嘉洛頓珠和孜本（審計官）夏格巴去聯合國呼吁，請求支持。 此后，理查遜先生又伙同來自美利堅的神秘人物勞威爾·托馬斯，和攝政達扎等秘密商定，組織了一個由6位官員組成的所謂的“親善代表團”，打算分別派往美、英、印（度）、尼（泊爾）4國，請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攜帶蓋有達賴喇嘛和攝政達扎印鑒的書信，信中稱：共產党已占領內地多數省，業已臨近藏界，請求4國指導我們如何作戰，并希望派來一批有技術專長的人員，借貸一批美元，為實現西藏獨立、加入聯合國組織給予支持…… 他們的陰謀一旦得逞，面積相當于12個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將從中國的版圖上冰裂而去。 那片環抱一千多個湖泊的美麗高原，那些蘊儲無數寶藏的崇山峻岭，特別是跟華夏各民族血肉相連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將淪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國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馬拉雅山脈，也將被利斧斫裂而去了…… 藏与華夏古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們土地相連，文化相融，共建共擁東方第一大國，也已歷經七百多個春秋了。現在，當自己的祖國如醒獅一般將要躍起于世界的時候，這片第三极地，難道將要發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變嗎？整個世界注視著西藏，毛澤東的眼光也注視著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嚴正指出：“西藏地方當權者驅逐漢族人民及國民党駐藏人員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划下發動的。”解放軍將“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外”。 僅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號召西藏人民團結起來，迎接解放。 但是，封閉于雪山峽谷中的噶廈地方政府，對來自北京的忠告和規勸充耳不聞。他們受那些藍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對自己的力量也估計得太高了。從拉薩通往藏東重鎮昌都的驛路上煙塵滾滾，七千大軍被調往金沙江西岸，他們將要憑据天險和神符，頑固抵抗解放軍進入西藏。 逆歷史潮流而動，背全國人心所向的所謂“西藏獨立”的陰謀，受到中國各族人民的一致譴責和聲討。 首先對“西藏獨立”陰謀表示极大義憤的，是藏民族各階層愛國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天，西藏黃教兩大教主之一的班禪額爾德尼·确吉堅贊從青海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聲鼓舞，今后人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复興有望。 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謹代表全藏人民，向鈞座致無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擁護愛戴之忱。” 在瑞雪飄飛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禪堪布會議廳再一次代表西藏愛國人民致電中央人民政府：頃聞西藏拉薩，反動當局，以“親善代表團”名義，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國活動，表示“西藏獨立”，企圖勾結帝國主義，反抗人民政府，以達其脫离祖國、出賣西藏的陰謀。西藏系中國領土，為世界所公認，全藏人民亦自認為中華民族之一。今拉薩當局此种舉動，實為破坏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違背西藏人民意志。謹代表西藏人民，恭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鞏固西南國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廳誓率西藏愛國人民，喚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軍，為效忠人民祖國奮斗到底。 早年從西藏逃亡內地的愛國勢力“熱振派” 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見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請中國人民解放軍盡快盡早進軍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熱，使西藏回到祖國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复電班禪，電文中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党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意愿。 當1950年的春天來臨的時候，人民解放軍的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肅、西康、云南5省境內藏族聚居地區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繼建立。 与此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時間內，在帝國主義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動上層已經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了。 繼“驅漢事件”之后，美利堅合眾國的間諜分子進入西藏秘密活動，鼓勵西藏成立一支有技術的部隊，接受他們的技術訓練，抵抗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西藏當局即向美國要求提供“十億美元”的援助和給予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用的武器。接著，第一批美國武器經印度加爾各答運到了拉薩，藏軍司令親自帶人到江孜印度兵營接受訓練。 1950年1月，美國合眾社向世界發出電訊：“西藏將派出親善使團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獨立”。 1950年1月20日，新華社發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嚴正指出西藏是中國神圣領土的鐵定事實，聲明西藏無權擅派任何使團，更無權表示所謂的“獨立”。 但是，西藏反動當局已經利令智昏，迷途難返。雪域之地上法號凄厲，喇嘛們在寺廟里念咒經詛咒紅漢人解放軍，16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夫陸續被征召入伍，藏軍急劇膨脹了一倍，各种兵員和輜重源源不絕運往藏東。英國報務員福特從那里的藏軍兵營，不斷向太空拍發神秘的電波…… 新生的共和國面對著艱難而嚴峻的考題。 1949年底，成都戰役胜利結束。參加這次戰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18軍主力，正集結在四川樂山和眉山地區。 1950年1月7日，第二野戰軍首長劉伯承、鄧小平發來急電，命令18軍以一個團布置在新津、邛崍一線，其余部隊均集結在樂山、丹陵待命，并指示張國華軍長速到重慶領受任務。 18軍是一支穩健善戰的部隊。這支在解放戰爭初期組建的部隊，曾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以后轉戰河南、湖北、貴州、四川，在解放中南、西南地區的戰斗中屢建戰功。 在二野司令部，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高興地對張國華軍長說：“毛主席從蘇聯發來了電報，把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你們啦！”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正在蘇聯訪問，談判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事宜。 鄧小平政委指示張國華軍長：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掃除中外反動派的妖言迷霧，去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和成見，把康藏廣大僧俗人民和愛國人士團結到反帝愛國的大旗下來。 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務以后，18軍在眉山一帶進行了進藏前的思想動員和組織整頓。為了做好調查研究，為主力部隊開辟道路，一支以偵察和工兵隊伍組成的先遣支隊，于2月3日先行出發；以后這支先遣隊又進行擴充和調整，組成進藏先遣部隊，由18軍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參謀長李覺率領。 18軍主力是8月下旬陸續出發，向西藏挺進的。8月28日，晴空万里，部隊在眉山三蘇公園舉行了隆重的進藏誓師大會。大會在震耳的禮炮和悠揚的軍樂聲中開幕，鮮紅的五星紅旗慢慢升到藍空，戰士們庄嚴宣誓：“一定要把燦爛的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去！” 軍政委譚冠三走上主席台，鏗鏘有力地問：“同志們，刺刀磨快沒有？” “磨快了！” “槍擦好了沒有？” “擦好了！” 全体指戰員對于進軍西藏充滿了必胜的信念。 党中央和毛澤東對于18軍進藏非常關切。 根据西藏社會和地理的特殊情況，中央一再指出：進軍西藏“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部隊要“一面修路，一面進軍”。毛澤東對許多重要問題都有細致的考慮，他曾指出：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隨軍隊進攻速為修路通車？昌都能否修建机場，是否适于空投？同時，毛澤東特地批准購買30架高空運輸机，以支援進軍西藏的需要。 數万人馬，向康藏高原挺進，后勤供應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為此，二野從成都戰役繳獲的汽車中，抽出四、五百輛，充實18軍進藏急需。 部隊所需要的糧食全由川西籌集，另從重慶制作20万斤以上的餅干供進藏部隊食用。 部隊每前進一程，運輸補給線就延長一段，人員供應也就越發困難。先遣部隊剛到甘孜不久，就發生了嚴重的糧荒。52師師長吳忠在當時簽署的報告上寫道：“部隊攜糧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糧困難。為長期打算，節衣縮食，爭取時間，已動員部隊每天每人吃一斤糧，并組織部隊挖野菜（亦不多），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饑……” 當時，就連王其梅、李覺等軍首長也吃地老鼠。 就這樣，我人民解放軍爬山涉水，曉行夜宿，經雅安、甘孜，過理塘、巴塘，部隊陸續抵達金沙江東岸。隔江相望，便是等待解放的祖國領土——西藏。 但北京始終在耐心地等待著西藏地方當局的覺醒，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放中國大陸最后一塊土地。為此，曾經做過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1950年春天，在彎彎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馬在行進著。被護衛在中間的那位披著袈裟的法師，在顛簸的馬背上還誦經祈禱，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師。他率領了一支勸和團。這支小小的勸和團從成都啟程時共有5個人，即密悟和他的兩個徒弟——如意、胜興，以及賈題韜和阿旺嘉措。 這支勸和團自己聯系了一支馬幫商隊，同他們一起走。到了甘孜要過金沙江了，他們沒有馬牌（通行證）過不去，就搭起帳篷住在江邊等候。 這時，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達率領的第二支勸和團也來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順利地過了金沙江。密悟法師一行還是過不去，只得望江興歎。 第三支勸和團——青海勸和團于1950年5月組成，由達賴的哥哥當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黃南州的活佛夏日倉呼圖克圖、大通縣的活佛先靈任代表。 青海勸和團于7月份分兩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達本盆地的大河霸會合，一同赴藏。 勸和團到達那曲后即被扣留，遲玉銳等4名漢族干部被藏軍押往山南軟禁。 在各路赴藏勸和團中，影響最大的要算甘孜利寺格達活佛那一支了。 格達是一位出身貧苦的愛國活佛，當年紅軍長征路過時，他曾任博巴（藏人）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与朱總司令建立了友誼。 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達活佛致電朱總司令，要求去拉薩促進和談工作。朱總司令复電，對格達活佛的愛國熱情深表嘉許。 7月10日，格達活佛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由甘孜啟程赴藏。那天有很多當地群眾前來送行，有些老人還跟在后面，高聲為他祝福。不料格達活佛竟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來，格達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廣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解放軍進駐駐甘孜地區后，如何尊重藏族群眾。在昌都的親帝分裂主義分子對他又恨又怕。特務分子在格達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藥。活佛中毒后，即腹痛、頭痛、口吐黃水、鼻孔流血流膿，第二天——8月22日就圓寂了。 死后全身烏黑，皮膚触手即行脫落…… 格達活佛遇害，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義憤。 18軍官兵更是群情激憤，向隔江對峙的藏軍揮拳怒罵。 格達活佛8月22日被毒死，25日中央軍委批准了昌都戰役的計划，26日西南軍區下達《昌都戰役的基本命令》。 戰爭之神的正義之劍，將要划出霍霍閃電了。 昌都，位于西藏東部瀾滄江上游扎曲和昂曲兩大支流交匯處，當時居民有三千余人，扼進藏南、北、中三路之要沖，噶廈在此建立了總管府，指揮著占藏軍總兵力三分之二的九個代本（團）和民兵八千余人。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一千多里正面防線和昌都附近寬七百多里的縱深地區。 當解放軍臨近金沙江東岸的時候，原昌都基巧（專員、總管）拉魯·才旺多吉任期已滿，他上書噶廈請求准予回拉薩。按照舊例，昌都總管必須由一名現任噶倫出任。但在拉薩的三位噶倫誰也不愿在這种時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員更是畏縮不前。于是，攝政達扎決定，突破清朝給西藏設立4名噶倫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審計官）阿沛·阿旺晉美為增額噶倫，前往昌都接替拉魯。42歲的阿旺晉美臨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點悲壯的意味。 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年，在拉薩以東一百多里路的甲瑪溝，有一戶貴族世家誕生了公子。他便是阿旺晉美。阿旺晉美從小就聰慧過人。在別的藏族小孩還在玩羊拐骨的年齡，阿旺晉美被送到拉薩的一家私塾學習藏文去了。14歲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學大師喜饒嘉措門下，學習文法、詩學、歷史和哲學。喜饒喜措大師學問淵博，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為人剛直有如青楓，在藏區享有盛名。阿旺晉美跟著大師，暮鼓晨鐘苦學3年，又拜東藏神秘靈异之地——三岩地區紅教派的大蒼活佛為師，習誦佛學經典，度過兩個寒暑。當他20歲那年重返故鄉甲瑪溝時，已經稱得上是滿腹經綸了。 甲瑪溝是個只有一百四、五十戶人家的農牧結合的山鄉。20歲的阿旺晉美接替母親管理自家的庄園。他在讀書之余，同農奴們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凄慘的現實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他越來越認識到西藏的制度需要改進…… 對于這項任命，有的人認為凶多吉少，實在不是一個好差使，但阿旺晉美處之泰然，他面見攝政達扎，居然陳述了一條令滿庭皆惊的意見：“上司抬舉我，委以重任，我愿從命。但是現在人民解放軍已向昌都方向前進，也許指日可到。我們遲早總是要同解放軍接触，總是要談判的。請上司給我權力，我去昌都后暫不接任總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軍談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東行，找到解放軍為止。” 攝政王達扎惊得半晌無話，滿庭文武大員臉色干差万別，各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官員擴大會議討論的結果，向噶廈提出意見書，支持阿沛的要求。這簡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風一樣，刮遍了圣地拉薩，但是，風再大，揚起一層沙灰又打著旋于折了回未。官員擴大會議在給噶廈的意見書里又認為，阿沛已是堂堂噶倫，不宜貿然与解放軍談判。先責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產党接触，待時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談判。 噶廈和達扎批准了官員擴大會的意見書。 8月28日到達昌都，阿沛披兩肩征塵，顧不上休息，便親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親隨和衛士們常見他眉頭緊蹙，一言不發。一周之后、他致電噶廈：“因時世渾濁，民不堪命，這里有的宗（縣）內僅七、八戶還有糌粑，其余全以圓根（即蔓青，一种類似蘿卜的蔬菜）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涼。”針對噶廈命令他進攻玉樹一事，他建議“停止進攻，漢藏雙方最好和平解決，如果不行，也應先從邊境一帶撤出所有部隊”。 可惜，噶廈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毛澤東關注著西藏的動靜。 關于昌都戰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絕對优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网”。他要在藏軍心理准備不足的情況下毀滅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軍漫山遍野地打游擊与消耗戰。他要使噶廈全面喪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澤東看完西南軍區作戰計划后電示：“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方似有相當強戰斗力，必須准備。”另外兩條批示是關于補給運輸的：“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隨軍隊進攻速為修路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場，是否适于空投？” 西南軍區關于昌都戰役的作戰計划是，南北兩線合圍，兵分五路出擊。 旦嗖嗖射出，必將石破天惊，地動山搖，整個世界屋脊為之震動。 8月28日，毛澤東給西南局并西北局的電報說，如我軍能于10月份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种可能）。毛澤東念念不忘的是以戰促和，還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 8月31日，毛澤東批示：“購30架高空運輸机，支援西藏進軍。” 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10個月，彭德怀挂帥出征朝鮮戰場正打得炮火連天，鴨綠江那邊稍姻彌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國的戰鷹。但是，毛澤東還是咬咬牙，把3O架飛机批給進軍西藏的部隊。而西藏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份量，豈是“30架”高空運輸机所能承載的！ 這里讓我門先追蹤北線作戰的右路部隊。 10月7日，執行迂回包抄任務的52師154團渡過金沙江，溯江而上，開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熾烈的太陽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戰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暫時失明，雙眼紅腫，疼痛難忍，人們把綁腿布連起來一串一串牽著走。涉渡冰河更艱苦。 橫斷山區條條山條條水，湍急的水流沖擊著冰塊，像鋒利的刀刃划破了人們的皮肉。有的戰士因腿傷不愈，加上急行軍和惡劣的气候，整條腿坏死，被迫截肢。 饑餓的威脅也极為嚴重，整個參戰部隊都受到了糧荒的困扰。154團從玉樹補充的糧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慶訂做的高營養食品蛋黃蜡和代食粉因資本家偷工減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標每人每天12兩就足夠補充消耗的熱量，但發到戰士手中，12兩僅夠他們吃一頓。由四川運來的大米因長途跋涉、風吹雨淋，早已霉料變質。缺糧，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沒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戰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狀的細土，吃骨頭和牛角燒成的灰燼。 最慘的是隨軍的戰馬和馱畜，這些“無言的戰友”眼望無盡的群山日光暗淡，有的連眼睛也沒有——被冰雹打瞎了。餓急了，它們就“卡嚓卡嚓”啃食冰雪。夜間，饑寒乏力的馬儿把頭拱進戰士的帳篷。低垂的頭顱貼在戰士的胸部，戰士醒來，把自己的口糧偷偷喂它一把，抱著它的頭流下了眼淚。馬匹不斷倒斃，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無意中設置的路標，到昌都戰役結束，几千匹牲畜所剩無几。饑餓的人們硬著心腸吃饑餓而死的牲畜，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馬血馬肉，還要吃馬皮，恨不得連馬骨也要燒成灰咽到肚子里。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軍中，154團和青海騎兵支隊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隊。10月16日，跑在前邊的只剩下百余騎兵和百余步兵，他們以日行170華里的惊人速度先敵4小時搶占恩達，切斷了昌都藏軍西退之路。 南線解放軍兩個團攻克鹽井、宁靜、邦達。 堵往了藏軍逃竄察隅之路。 此刻，昌都正陷入一片混亂。 當解放軍渡江的消息風傳全城時，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邊匯成一片。持槍的士兵們東逛西竄，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從昌都以南的宁靜（芒康縣），傳來藏軍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義的消息。霎時間，昌都藏軍的軍心崩潰了。 10月16日夜，總管阿沛得知解放軍已逼近昌都，類烏齊一帶后方也出現了神出鬼沒的漢人軍隊。早就不愿抵抗的總管命令，翌晨棄城西撤。17日，彈藥庫的爆炸聲震得昌都城顫抖不已。隨之，藏政府官員、士兵們拖儿帶女順著西邊的山路倉皇离開昌都。亂兵沿路搶劫，為解放軍贏得民心舖平了道路。 整個昌都戰役過程中，解放軍只在小烏拉、崗托等三處遇到了較強硬的抵抗。崗托渡口，攻擊藏軍十代本的是由軍工兵營、偵察營和52師炮兵連組成的左路部隊。10月7日，東岸解放軍開始搶渡金沙江。一瞬間，重机槍、迫擊炮向對岸藏軍猛烈轟擊，陣地上一片火海，藏軍躲在石縫中頑強抵抗。解放軍的牛皮船駛進激流，向對岸奮力划動。江面上，槍林彈雨交織成嚴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槍彈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剎那間葬身水底。 兩小時后，被巨浪沖向下游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軍躍上江邊亂石，開始向對面藏軍陣地逼近。同時，炮火和槍彈暴雨般傾洒到山后的藏軍隊伍里，牛皮船上和兩岸的解放軍發出了吼聲，藏軍棄地撤退，奪路西逃…… 對于俘獲的負傷藏軍官兵，解放軍全部收容并予以醫治。對投誠的官兵、家屬每人給8元以上的銀元作路費，每三人發一匹馬。當解放軍的糧食運到以后，還發放給藏軍官兵，使他們手中有錢，袋中有糧，并有馬匹馱運衣物，走上返鄉之路。被遣散的人員無不感謝解放軍的寬大政策，有的叩頭流淚，對解放軍干部說：你們解放軍是菩薩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鄉后，再不替噶廈賣命了。 昌都戰役于24日結束，歷時18天。經過大小戰斗20余次，全殲昌都藏軍總部及三、七、八、十等6個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爭取第九代本起義，共計殲敵5700余人，占當時藏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員18名，英印特務福特等4名，繳獲山炮3門，重机槍9挺，輕机槍48挺，各种沖鋒槍、步槍3千余支及其他軍用物資部分。 昌都戰役的胜利，正如劉少奇所說的那樣，“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戰役”。整個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實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談判。 昌都一役，予藏軍以毀滅性的打擊。從那片雪城高原上反彈而起的石子落進了印度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戰役尚未熄火之際，印度政府就給中國政府送交了一份備忘錄。 備忘錄說：“假如因為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而使反對中國參加聯合國的國家獲有机會來歪曲中國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國的地位將會因此而削弱。” 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涉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行動是“侵略”。11月15日，薩爾瓦多駐聯合國代表向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提出所謂“入侵西藏”問題提案。薩爾瓦多是中美西岸的一個國家，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國控制下的。据國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認為薩爾瓦多的提案“是出于美國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斥美國對西藏的陰謀》。 正義終于使橫暴者卻步了——11月24日，聯大總務委員會討論決定：延期審理此案。 昌都戰況傳到拉薩，噶廈立即召開了由重要官員和三大寺堪布參加的大會。与會者大都垂頭喪气，怀著對解放軍無可奈何的憤怒。東藏一敗涂地，戰無可戰，講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從？人們在會上爭來吵去，對時局卻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對策。達扎攝政的臉色越來越暗，最后長歎一聲，決定請乃窮、噶東二位護法神指點迷津。 在拉薩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個專供護法神的乃窮寺。意為“永恒不變的妙言小島”。供奉著西藏的主要護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窮曲均則是所法神預言未來的使者，噶東寺的曲均也是這樣的使者。上千年來，西藏每逢重大的決策，都要向這些預知未來的神巫請教。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們了。 在神秘庄嚴的气氛下，乃窮和噶東兩寺的曲均被請到降神的佛殿。乃窮曲均身穿紅色錦緞的褲子，內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翹起的齊膝皮靴。胸前挂著一面金質護民鏡，四周點綴著綠松石，環襯出一塊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銀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禱詞。 儀式開始。 乃窮曲均跳演了一陣，只泛泛他說要竭誠禮拜，多念經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戰？應由誰掌管全藏政教大權？”守在達賴佛殿的官員急切地問道。 “還是要多念經文，竭誠禮拜。”乃窮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貴的乃窮神啊，為了西藏的政教大業，請問是戰是和？誰來執掌大權？”大員們都瞪著眼睛盯著乃窮曲均，乃窮曲均頭上冷汗淋漓，避過他們犀利的目光，終于承認“不靈了”。看來，只好請教噶東神了。 噶東神漢折騰好一陣，趁人們不注意想溜走，仲譯欽波（秘書長）群培土登上前攔住了他。 群培土登神情激動他說：“這次請求指點的，是關系到西藏政教存亡、眾生命運的大事，我們肉眼凡胎難以決定，請神睜開慧眼，明示今后怎么辦才好。”噶東曲均轉身使勁跳起來，一會儿拔出腰刀左殺右砍，嚇得噶倫們忙向一邊躲；一會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塵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達賴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樣子說：“達賴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寶，只要你親自執政，就能給西藏眾生帶來幸福。”在座的攝政達扎聞言臉色慘白，神態詛喪。 1950年藏歷10月8日，達賴喇嘛舉行了親政典禮。17歲的達賴喇嘛在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務的重任，而如何收拾這敗后殘局，他卻一籌莫展。 一場大戰過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靜，在秋日的藍天下，像澄靜的練帶。 此時此刻，住在昌都解放軍指揮机關的阿沛，眼前卻有點迷迷茫茫。 他往在一幢藏式樓的底層，不再穿綢緞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氆氌藏裝；他孑然一身，圍著他的不再有護兵和侍從。 眼下的這個結局，其實在他銜命赴任的時候就預感到了。要不然，當初拉薩的三個現任噶倫為什么都死活不肯來呢，但當預感真的變成了現實，他還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運凶吉未卜，他心頭隱隱作痛起來。 大戰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靜的。特別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來，這座東藏名城被各种喧響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際發出震天巨響。現在呢，一切都寂靜了。怒吼的山炮轟鳴之后，一切繁瑣的音響都歸于沉寂了。 阿沛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漢子平措旺介看望他來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軍軍裝，高大健壯。這位28歲的康巴漢子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廈在驅漢運動中，將他也以“共產党嫌疑”的罪名驅逐出境，此人現在成了共產党的大長官，他會不會報一箭之仇，來一個報复呢？不可不防！ 康巴漢子平措旺介此時身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8軍民運部長、昌都工委副書記，与去年被押送离開西藏的狼狽樣子相此，簡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為了复仇，不惜子子孫孫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對噶廈的要員阿沛等人施行報复的話，應該說是不費力的。但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態度謙恭，他請阿沛噶倫從這間底樓的小屋搬到對面樓房的二樓去住。 高樓上軒敞洁淨，落地窗十分明亮。遠眺青山，近觀綠水。使人心曠神怡。 很快，又送來了他原先穿的綢緞官眼。在昌都戰役中投誠的近40名藏軍高級軍官·也都重新穿上他們的官服。 18軍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軍將領不斷地來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長談，談到這次兩軍對壘，槍炮無情，雙方傷亡都很大，許多藏族和漢族兄弟都倒在戰場上。講著講著。 王其梅不禁熱淚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動了。 昌都地區的大活佛，大貴族，前昌都藏軍的高級軍官，更是絡繹不絕地前來拜望阿沛。阿沛從他們的眉宇神態、談吐和笑聲中明白了他們目前的處境：對照過去像瘟疫一樣散布在藏區的關于共產党解放軍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頭的疑霧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樓上夜間燈火不熄，共產党大首長与他盤膝對坐，一談就是大半宵。 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那幢樓上的燈光總是明亮的。衛兵們只記得半夜時分，炊事員還要登樓去送酥油茶和夜餐；每天早晨的太陽，將溫暖宜人的陽光射進那幢高樓，玻璃窗戶反射出一片光華。 就在拉薩的上層親帝勢力策動達賴外逃，亂成一團之時，阿沛從昌都派隨員金中·堅贊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來拉薩送信。他們快馬加鞭，日夜赶路，馬跑累了，又支不到驛站的差馬時，就身背馬鞍，徒步前進。二千多里路程，他們只用了16個晝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倫們呈上昌都總管阿沛給達賴喇嘛和噶廈的信件。噶倫們急不可耐地詢問昌都的情況，解放軍的動向和兵員多少等等，當兩位信使匯報到解放軍离昌都還有三天路程，結果一個晚上就突然出現在面前時，首席噶倫然巴連聲惊呼：“啊嘖嘖！啊嘖嘖！”并且歎息說：“敵人像鋼鐵般堅硬，我們像糌粑一樣松軟呵。”索康噶倫詢問了昌都總管署全体官兵的近況，然后說：“阿沛·阿旺晉美受苦了，我們并不責怪他，我們的軍隊太糟糕，确實不能上陣。 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勢總會起變化的。”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薩的，是阿沛·阿旺晉美等40名官員給達賴喇嘛的信。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獻。它稟報了昌都之戰失敗的經過，以及投誠后廣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點自然還在后半部分：在下昌都總管阿沛噶倫、三名在職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個代本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員頓首叩拜、三門虔誠啟稟：…… 目前進行漢藏和談是個時机。共產政府所規定的基本作法是，對外五族團結一致；對內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員根据單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數多少來确定；大民族絕不壓迫小民族，特別是對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對大救主全知佛王達賴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攝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員照常供職；保護宗教。 寺廟和經堂；西藏現行政治和軍事制度均不予變更；藏軍改編入國防武裝之內；幫助西藏人民發展文化教育和農、牧、工商業，今后凡是為發展政治和謀求人民幸福的一切辦法措施需要改革時，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領導人協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則下進行決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風俗習慣，過去与英美兩國及國民党的一切關系，不予追究。……目前漢藏和談很快進行的話，漢政府提出的各條款中有不适西藏情況的可將利弊詳細說明，共產政府方面絕不存在舉劍威嚇、強迫或壓制不讓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進行商談決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顧，确無強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室包括共產政府在內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員敢作擔保。 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員，可算是噶廈的重臣良將。昌都一戰，全部歸順了共產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賓。這使噶廈內外大為震動。一連几天，拉薩城的行頭巷尾都在議論這件事。看來這紅漢人解放軍，既不同于國民党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軍隊，也不同于前清川邊總督趙爾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進拉薩來的英國人榮赫鵬的洋兵。他們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來信的內容真靠得住嗎？ 金中和桑林兩位信使在拉薩成了新聞人物。他們卻因旅途勞頓困得要命，只想睡覺。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個清晨，兩位信使一覺醒來，忽然听到一個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寶”達賴喇嘛已經在頭天夜里簡裝輕騎，逃往亞東去了！這是1950年藏歷11月11日。 達賴喇嘛還將從亞東逃往印度！ 原來，對于阿沛等40名官員的來信，噶廈大員們半信半疑，還有人又气又怕。他們感到，如果繼續与解放軍作戰，已沒有力量：派代表和談吧，又有點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簽，問達賴喇嘛是留在拉薩，還是前去印度。結果，卦簽上寫著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擬定了出國計划。 噶廈給留在印度的孜本（審計官）夏格巴發報，通知他昌都失守，擬請達賴出國，令其選擇駐錫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電稱：對達賴出國之事英美等國答應協助，印度將派兵接應。 藏歷11月11日凌晨，達賴喇嘛臨時任命大堪布羅桑札喜和孜本魯康娃為司曹，代理攝政俱務，自己則換上普通服裝，离開了布達拉宮。 達賴騎著一匹灰色良种馬，帶著40名貴族官員和200名藏軍，沿著拉薩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過雅魯藏布江。不料經江孜抵達亞東后，世界形勢卻發生了變化。印度政府懾于國際輿論的壓力和中國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諾；英美等國又怕達賴出國后失去現有地位，班禪掌管西藏大權。所以，當噶廈請求印度政府迎接達賴時，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國際公法，達賴喇嘛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許其避難，但只能作為難民對待。印度的回電傳到噶廈官員手中，全場嘩然。當難民，那是他們無法接受的恥辱，但無功而返又沒台階下，達賴一行就此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就在達賴喇嘛從拉薩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軍向在類烏戰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發起追擊。普隆巴跑到洛隆宗（縣）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橋，同時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軍遣散的藏軍二百余人，揚言要進行“反攻”。為消除隱患，鞏固前進陣地，52師師長吳忠命令154團殲滅該敵。團長卻晉武親率一個加強連，奔襲200里，于11日傍晚18時突然出現在嘉峪橋頭，奪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橋，突破怒江天險；在宗本代理人和當地農牧民的協助下，他們又行軍180里，于12日凌晨包圍了洛隆的藏軍。七代本晉隆巴從夢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成立，轄西藏東部兩個辦事處28個宗（縣）。主任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員中有阿沛·阿旺晉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時成立的還有昌都地區僧俗人民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員會，主任為阿沛·阿旺晉美。因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戰略。 解放軍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著達賴方面的選擇。 在与昌都遙遙相對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騎兵支隊先遣連，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群眾工作。他們散發毛澤東畫像和藏語傳單，幫助群眾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揀牛糞。當時先遣連的供應十分困難，他們仍然節衣縮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糧食、茶葉、塊糖等物品來救濟貧苦牧民。与他們接近的藏民逐漸增多了。先遣連在阿里的群眾工作与和平談判是成功的。今天，我們從歷史檔案里還翻出了阿里那日過力松木區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讓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夫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啟者：中央人民政府軍官李狄三，抵達那日過力松木區。同我們結成了朋友并听從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沒有引起一點戰爭，很好的和平實現了。這次我們的兩個邦保申請達賴活佛，讓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協商，听從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令人遺憾的是，西藏上層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兩邦保那樣，誠心誠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們中有那么一些人總想煞費苦心打出一面“獨立國”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對壘。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電報從印度加爾各答發給“毛澤東閣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談”。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獨立”，頗獲得一些人的喝彩。過了一個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發了一封夏電：“你們的代表團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談西藏地方事務的代表團，不能稱為西藏派赴中國外交代表團，談判的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電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藍眼睛朋友的阻撓，遲遲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复電駐印度大使館申健代辦，指示其堅持“中央政府對西藏代表團之方針：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認該代表團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經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難，請考慮轉回西藏經由國內其他路線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來總理再次致電駐印度大使館申健代辦，傳達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并經過其駐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對西藏從來沒有現在也沒有任何政治或領土野心，并說其他國家也不會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館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團旱日到達北京，并聞英國政府已撤消其拒發簽證的決定。如此，西藏代表團更可早日動身……你們以极關心和极友好的態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為要。 周恩來的電報，如在布滿陰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閃電，若是夏格巴們順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舉行談判，雖然決不會像后來的阿沛五代表那樣取得圓滿成功，但是，必將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后來的歷史進程。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團擬于6月5日由加爾各答搭机經香港去北京談判之際，他們的英國朋友臨時取消了簽證，到使他們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歷史輕輕拋棄，歷史在選擇新的人物；這個人物正乘馬匆匆赶來；歷史將使他倏然間閃閃發光。 滯留在中印邊界亞東“東噶寺”的達賴喇嘛，整天在一种進退兩難的窘迫中打發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滯留在亞東的噶廈召集官員會議。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會議。在喜馬拉雅的那個邊境小鎮上，他們反复權衡利弊，給達賴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農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會見西藏代表時的話說；看來西藏政府通過和平談判是上策…… 這次西藏噶廈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眾口一詞地勸說噶廈，又不約而同地伸出手未，把它推向談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樣起勁地鼓動噶廈驅漢；想想三個月前那樣賣力地支持噶廈憑据金沙江頑強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廈不能不感多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獨。 1951年1月18日，達賴喇嘛派員給新德里的中國大使袁仲賢帶去了哈達、禮品和一封信，信中說：過去，在我年幼未掌權期間，藏漢之間的友好手系屢遭破坏，對此深感遺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隨員從速啟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遙遠，不易及時赶到，為爭取時間，我們將再給阿沛派去助手，經印度前往北京。我現派出信使扎薩索康蘇巴和堪仲曲配土登。 他二人帶去全体噶倫、西藏會議及人民的詳細書面報告，向您呈報。請您將增進藏漢友好關系的純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時轉呈。 并請及時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贈哈達一條，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時，西藏官員大會也給袁仲賢大使寫了一封同一內容的信。 由于達賴喇嘛和西藏官員大會的人們這一次態度是誠懇的，行動是積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滿意的回音。僅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圖丹（曲配土登）和扎薩索康就帶回了袁仲賢大使給達賴喇嘛和西藏官員大會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對收到達賴喇嘛的信和禮物表示“衷心欣慰”，說“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賀你的執政”，“中央同意而且歡迎你加派代表經印度乘飛机到香港轉廣州赴北京，我們駐印度大使館給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幫助”。 喜馬拉雅的上空，逐漸“陰轉多云”。早春的暖風開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亞東的東噶寺廟里達賴喇嘛向佛祖問卜禱告，終于批准派遣一個5人代表團赴北京進行談判。 達賴喇嘛批准噶廈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談判代表，任命堪窮（四品官）土登列門，代本桑頗·登增頓珠為代表，三入由陸路赴北京；任命在亞東的藏軍總司令凱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譯欽波（秘書長）上丹旦達為代表，由印度乘經飛机經香港進京。噶廈給每個代表頒發了一份蓋有印章的全權證書，注明西藏全權談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等內容，可答應每年向中央政府進貢，此外不能做任何許諾等字樣。這些全權代表的領銜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昌都軍政總管——阿沛·阿旺晉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晉美首席代表啟程去北京。昌都軍民數千人夾道相送。 阿沛的頸項上挂滿了洁白的哈達。他騎在馬背上凝望著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馬步放得很慢很慢。 這位42歲的首席全權代表，濕潤的眼角在瑩瑩發光。 山城重慶的春晨多霧。4月20日的晨霧淡散后，一架飛机升上晴空，載著阿沛代表一行飛經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關注著這架載有重大使命的飛机。中午12時15分，飛机降落西安机場加油，中央民委李維漢主任電話通知：因北京風大，請西藏和談代表團改乘火車來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鋒，細致妥貼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動，舉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談代表們意外地遇到一個人。這便是青海的喜饒嘉措大師。他原是阿沛求學時的老師，現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饒嘉措大師是享有盛名的佛學大師，在全國藏區名聞遐邇。阿沛在這里見到自己的老師，真是又惊又喜。喜饒大師是個愛國活佛，為了勸說西藏地方當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談，曾經在電台發表過藏語講話。因此，他對自己的得意弟子呵沛率領西藏代表赴京和談十分贊賞。 席間談笑風生，對阿沛多有勉勵，阿沛很受鼓舞。 當晚11時35分，在汪鋒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車离開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車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擁著數百名歡迎的人群。19點10分，當阿沛·阿旺晉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車的時候，他們很快便被鮮花和儿童包圍了。引領著儿童和鮮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周恩來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還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長和主任們。共和國總理目如朗星，解放軍總司令威武而和善，他們有力的大手一一緊握著雪域高原和談代表的手。他們朗朗的笑聲，親切的問候，驅散了北國春夜的寒風。阿沛代表一行剛剛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覺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濃烈。 游龍般的車隊在星夜燦爛的長安街上行駛，西藏代表們被送進豪華的北京飯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來總理、李濟深副主席、陳云和黃炎培副總理等宴請西藏和談代表。 周總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裝，濃眉如雁翎高聳，雙目似慧星四射，祝酒詞像敲擊燧石一樣，點燃人心頭的一盞燈，一團火。共產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個個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樣讓人敬仰啊。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談判，在北京軍管會交際廳舉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有4名：首席全權代表李維漢，全權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 李維漢是中外聞名的老共產党人，党內的統戰和民族問題專家，時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兼中央民委主任。張經武是井岡山時代的紅軍師長。開國后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同時還兼任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青年將軍張國華其時尚未到達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孫志遠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秘書長，戴著度數很深的眼鏡，看上去像個文質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全權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 除了阿沛之外，凱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實力的人物了。他身為藏軍總司令，握有兵權，又是噶倫索康的叔叔，而且他從亞東達賴的身邊來，噶廈對他面授机宜，他的權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視的。土丹旦達是一名僧官，譯倉的大秘書長，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門系達扎攝政的副官長，是個實權派人物，噶夏的一些大員們見了他都笑臉相迎，避讓三分；桑頗·登增頓珠是個貴族公子，藏軍第二代本——團長。 此外，還有兩位列席談判的干部，這就是平措旺介和樂于泓。樂于泓后為西藏工委宣傳部長。擔任翻譯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較重，后來平措旺介也幫助進行翻譯工作。 第一次談判气氛舒緩而融洽，雙方代表互相驗看了全權代表證明書后，未談具体問題。只是洽談程序、步驟。李維漢說：“我們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辦好。”談判桌上散發了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和平淡判的十項條件，即西南局為進藏部隊制定的“十項公約”，供代表們參考。同時還研究了關于“五·一”節請阿沛和班禪上天安門主席台的問題。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軍均在推進，達賴能否留往西藏已成問題。希望解放軍不再推進，他們將以代表團名義，電告達賴，請他勿去印度，李維漢首席代表答應請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談判繼續進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為了尋找一個共同點，在進行堅韌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關于和談的十項條件。但認為進軍問題是焦點；因為噶廈政府曾交代不得許諾，所以這個條款不能接受。 李維漢指出：進軍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幫助少數民族解放，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西藏是我國西南國防的前哨陣地，更需要有強大的國防軍駐守。 在休會的兩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細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紹解放軍的宗旨和优良作風，并拿出清代歷史文獻，證明中央有權派軍隊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說明鞏固國防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務，希望他們消除顧慮，積极協助就人民解放軍進藏問題達成協議。 阿沛首席代表經過反复考慮，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見，他勸說其他代表也逐漸接受了這一意見。 5月7日，舉行第三次會談，雙方代表确定了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 隨著和平談判的深入，難題一個一個的解決，中央和談代表重新將維持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這一問題提到議程上。但是，西藏和談代表認為這一次是來談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談班禪問題的；而班禪的合法性噶廈政府還未承認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維漢拿出了原國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總統給十世班撣的封文，還有班禪在青海塔爾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終于承認了班禪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認了班禪大師，就得恢复班禪大師固有的地位及職權，就必須把這一條寫進《協議》里法定化。西藏和談代表表示還要發電報向在亞東的達賴喇嘛請示。 亙到5月28日，和談代表團接到達賴來電，表示完全同意班禪問題列入協議，至此，代表團全体成員心里的一塊石頭方才落地。 20多個日日夜夜，周恩來關注著談判的一切。他精細入微地听取匯報，親自安排西藏和談代表的參觀活動，囑咐要把協議的藏文本翻譯好…… 黃河与長江的大波推出了這樣一個日子，喜馬拉雅的石壁上鐫刻著這樣一個日子，中國大陸的解放史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時許，在中南海怀仁堂舉行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字儀式。主持簽字儀式的朱德、李濟深、陳云肅立在巨幅五星國旗下，他們的左首站立著中央和談代表團李維漢等4位代表。坐在長桌前簽字的是阿沛·阿旺晉美等5位西藏和談代表。他們使用著書寫藏文所特用的竹筆。 5月24日晚上，為了慶祝協議的簽訂，毛澤東主席舉行了盛大宴會。應邀出席的有班禪大師及其堪廳隨員；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權代表及其隨員，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權代表及有關人員，應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劉少奇、李濟深，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會的气氛十分熱烈，毛澤東、班禪和阿沛都在宴會上講了話。毛澤東興致勃勃講了很多，他著重強調了團結。他說：几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滿清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离間的結果。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与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今后，在這一團結的基礎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 5月28日，《人民日報》用藏漢兩种文字公布了協議全文，發表了社論，并報道了談判經過。遼闊的中國大地上，有許多地方群眾集會或游行，熱烈歡慶祖國大陸全部解放。班禪大師也發表聲明，表示擁護“十六條協議”。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亞東半日路程的國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現了一行穿著各式服裝的人。為首的是一個身穿灰色制服的清懼的中年人。他，便是從北京出發，飛經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來的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全權代表張經武將軍。他帶來了毛澤東主席給達賴喇嘛的親筆信。在張經武代表的親切勸說下，同時也在護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啟程返回拉薩。 1951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的主力渡過了一條蔚藍色的大河，進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薩。 〔取材自秦文玉、昊夫《西藏和平解放始未》（《光明日報》1991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劉濟民《雪域風雨——西藏和平解放經過》（《縱橫》1987年總20期）等〕OCR：上海－蔡哲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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