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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南京審判 在中華大地歡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 鑼鼓聲中，從１４年艱苦抗戰中取得胜利的中國人民，將昔日橫行中國的日本戰犯迅速盡快逮捕，可謂揚眉吐气，大快人心！ 從１９４５年８月到１９４７年５月，中國各地共逮捕日本戰犯２３５７名，相繼在北平、南京、上海、漢口、廣州、太原、徐州、濟南、台北、沈陽等地，設立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經過各地的緊張審判，３５名戰犯被執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９３３名，引渡出國者２７名，尚有在押戰犯１１３７名，轉移到司法机關者１００名。 為統一審判在華日本戰犯，中國于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５日正式成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任命石美瑜為庭長，王家楣為主任檢察官，任命李波、徐乃坤、高碩仁、施泳等為檢察官，陸起、李元慶、林建鵬、葉在增、孫建中、龍鐘煌、張体坤等為審判官，統一審判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和從全國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戰犯。 這又是正義与邪惡的大較量。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下，中國軍事法庭對屠殺南京人民的劊子手谷壽夫、屠殺３００多個中國人的乙級戰犯田中軍吉、在南京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華日軍第２３軍司令官酒井壟侵華日軍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田中久一等進行正義審判，并處以极刑，功不可沒。 南京審判是一部威武雄壯又曲折多變的活劇，既有葉在增等愛國法官以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气，伸張人類正義、嚴懲侵華元凶的民族正气歌，又有侵華戰犯無恥狡辯的群丑曲，更有蔣介石、何應欽為發動全面內戰包庇侵華戰犯的賣國戲，亦不乏中國法官在复雜條件下為完成艱巨任務而斗智斗勇的動人故事。 南京審判功過分明，但審判、槍斃了谷壽夫等罪大惡极的侵華戰犯乃是主流，時光荏苒，雖過去５０春秋，但重溫這段歷史，仍能告訴我們許多東西……▲審南京大屠殺要犯--谷壽夫南京軍事法庭一開庭就碰上了硬釘子。 南京大屠殺的首惡、日寇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谷壽夫別看身材矮胖，貌不惊人，卻驕橫跋扈，刁鑽狡詐。 谷壽夫１９４６年２月２日因戰犯嫌疑在東京被駐日盟軍總部逮捕，關押在巢鴨拘留所，因欠中國人民血債太多，中國點名要求引渡，于是在同年８月被引渡到中國，關押在國民党政府國防部上海戰犯拘留所。 國民党政府給谷壽夫下的斷語是：“谷壽夫為侵華最重要戰犯，尤為南京大屠殺之要犯，為便利偵訊起見，經提戰犯處理委員會第三十八次常會決議：移本部軍事法庭審判。"第一綏靖區司令部軍事法庭接到命令，特派該法庭副官劉珊率特務營班長和６名士兵，將谷壽夫從上海押解到南京，關進國防部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 谷壽夫自离開東京之日，眼望波濤滾滾的大海，觀看中國的青山綠水，為不能征服中國而"憤憤不平"，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冥思苦想出無理狡辯的"三部曲“：首先是矢口否認有南京大屠殺：“我在南京大街上連個死人也沒有看到過，甚至連殺人的事都沒有听說過，只是在戰爭結束后，從報紙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以此掩蓋罪行，企圖逃脫懲罰。 其次是面對大量事實，把罪責推個一干二淨。谷壽夫以退為進狡辯說：“南京不幸事件的中心點是在城內中央部以北，下關方面的揚子江沿岸及紫金山方面，在此等地方的主力為第十六、九、十一、一百一十、十三、三等各師團及重藤支隊（旅團）等兵團之行政區，与我第六師團無關。"第三是"即行調轉"不在現場說。這是谷壽夫在"陳述書"中拿出的自以為最厲害的一招：“我師團于入城未几，即行調轉，故無任何關系。"面對態度囂張而又陰險狡詐的谷壽夫，原來負責承辦谷壽夫案件的法官借故推脫了，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對選任主審法官犯了難。想來想去，想到了年輕法官葉在增，便把他請來，指著辦公桌上小山似的一堆案卷說：“由遠東軍事法庭押來的谷壽夫，檢察官已偵察完畢，起訴書過來了，我想請你協助調查整理一下好么？"葉在增馬上預感到審判谷壽夫的重任可能落到自己肩上，一時有些緊張，因為這是影響巨大的國際案件，審判的是窮凶极惡的殺人魔王谷壽夫，有經驗的老法官借故推脫不干，自己作為年輕法官能胜任嗎？于是他對石美瑜說：“我年輕資淺，恐怕承擔不了。"石美瑜鼓勵他說：“在增，關鍵是你敢不敢為國雪恥、擔此重任。現在首先把罪證理清楚，一定要做到真确、翔實，使人無懈可擊。"葉在增說：“我深感責任十分重大，因為這是一起伸張人類正義、嚴懲國際凶惡敵人的巨大案件。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必須查得清清楚楚，罪證必須千真万确。"葉在增虛心向本案提起公訴的檢察官陳光虞請教，因為陳光虞是南京檢察處的檢察長，有丰富的檢察經驗，已做過多方調查，掌握了大量材料，對審判谷壽夫有了大体輪廊。陳光虞便帶石美瑜、葉在增等人請南京紅十字會負責人和掩埋尸体的人陪同，到中華門外花神廟的万人坑實地視察，又從南京中山碼頭、草鞋峽、燕子磯、東岳廟、斬龍橋等地取回大量證据。 在緊張的３個月法庭准備時間里，中國法官開庭几十次，傳訊了數以千計的中外證人，拿到了侵華日軍為炫耀武功自己拍攝的電影、寫的日記、報刊和中外有關書籍，寫出了有份量的法庭判決書，對谷壽夫可能采取的狡辯戰術進行了充分分析，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審判方案。 石美瑜對年輕的中國法官葉在增刮目相看，胳膊有力地交插在胸前，臉上蕩漾著滿意的笑容，充滿了必將戰胜日本戰犯的戰斗豪情。 為發動南京市民行動魄來与谷壽夫做斗爭，南京法庭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８日貼出一張惹人注目的大布告：“查本庭審理日本戰犯谷壽夫一名，据供：前任柳川軍第六師團長，由杭州進攻南京，于（民國）二十六年１２月１３日進城，所轄部隊分駐中華門內外附近一帶地方，至同月２１日調往蕪湖等語。查日軍進城一周之內，為南京大屠殺最慘烈時期，該犯既身任中華門一帶駐軍之將領，關于該區域之犯罪事實与證据，自不能不切實調查，以明其責任。凡我軍民人等在上述地帶及時期內，曾遭日軍燒殺奸掠及其它加害行為者，抑各被害人或遺族，或在場目睹之人，迅即詳敘情形報告本庭，以資偵查，是為至要。切切，此布。"這一布告威力無窮，立刻把受害人吸引過來，南京法庭又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９日在中華門外區公所內設立臨時法庭，張貼布告，傳訊證人１０００多人，搜集到更多的證据。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南京軍事法庭檢察官陳光虞以戰犯谷壽夫破坏和平罪和違反人道罪正式起訴，并請科處极刑，以維護世界正義。 南京人民久已盼望的一天終于來到了！ １９４７年２月６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南京黃浦路口的勵志社（現在的南京市中山東路３０７號）大禮堂，對南京大屠殺首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開庭公審。 法庭布置得庄嚴肅穆：審判席設在令人注目的禮堂講台上，以布覆蓋著長桌，庭長石美瑜端坐審判席中央，法官葉在增、葛召榮、李元慶、宋書同和檢察官陳光虞、書記官張体坤、指定辯護律師梅祖芳和張仁德等分坐石美瑜兩側，一個個精明強干，威風凜凜。 審判席的正中下面為翻譯席，翻譯席的前面為被告席，其余是律師和證人席，樓上樓下都是觀審席。 令人注目的是在審判席上，放置著許多受害人的頭顱骨，都是從被害人的叢葬墳墓中挖出來的，更激欺人們對南京大屠殺首犯谷壽夫的滔天深仇。 石美瑜庭長庄重地宣布公審開始，他威嚴地一聲"帶被告谷壽夫出庭"令下，谷壽夫被兩名法警押上被告席。人們一起把憤怒的目光射向被告席，只見谷壽夫身材矮胖，穿著黃色短呢軍服，蓄著東洋小胡子，是個典型的日本武士道軍人模樣，但在樓上樓下听眾的一片憤怒譴責聲中，漠然麻木的臉嚇得像死人一樣灰白。 首先由公訴人陳光虞嚴正地宣讀起訴書：“被告谷壽夫，６６歲，日本東京都中野區人，陸軍中將師團長，曾先后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畢業，為日本侵略運動中之激進軍人。一生充任軍職。……"起訴書控訴谷壽夫１９２８年任第三師團長期間入侵山東濟南等地，參与制造濟南慘案：１９３７年率第六師團入侵華北，沿途縱部任意搶劫居民陳嗣哲家中衣服古玩２８箱及紅木家具，強迫中國婦女做肉体的慰勞，旋即直扑南京參加大屠殺，被害者几十万人。 谷壽夫似木樁一般站在被告席上听完起訴書，好像若無其事，當法庭宣布指定梅祖芳、張仁德兩個律師為他辯護時，他傲慢無理地拒絕說：“我比律師先生更了解事實。"法官葉在增威嚴地質問說：“被告谷壽夫，你對檢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殺無辜百姓的犯罪事實，還有什么話說？"谷壽夫按他的預定計划滔滔不絕地講他的侵華經歷說：“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我從熊本上船，經過朝鮮到華北。以后由大沽口登船，在杭州灣登陸，參加南京作戰，后到蕪湖，１９３８年１月９日离開中國蕪湖，不久到大阪做防衛司令官。"法官要谷壽夫交代在南京大屠殺的罪行，谷壽夫把早已准備好的開脫之詞拋了出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國作戰，交戰雙方都要死人，我深表遺憾。"葉在增法官見谷壽夫寥寥數語將他的罪責推得干干淨淨，不由怒火中燒，霍然站起高聲宣布：“請受害人提供證据！"中國法官一聲宣布，證人席前立刻排起了受害者的長隊，一個個怒火滿腔，爭先恐后上台做證。 白增榮、梁廷芳兩人首先登上證人台，指著谷壽夫的鼻子揭露，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下午６時，麇集在南京華僑招待所的５０００余難民，被谷壽夫的部隊押往中山碼頭，瘋狂地用机槍掃射，然后把尸体棄往江中，白增榮、梁廷芳兩人中彈受傷，也被日本兵投往長江，与尸体一同飄流，得以幸免。 南京市民姚加隆接著登台控訴說，１２月１４日他帶領全家在中華門斬龍橋避難，被谷壽夫的部隊發現，他的妻子被輪奸殺害，８歲的幼儿、３歲的幼女因在一旁哀求，被喪盡天良的谷壽夫部屬用槍尖挑入火中，活活燒死。 一個個受害百姓陸續出庭做證，控訴谷壽夫部屬殺人強奸的暴行，都恨不得把谷壽夫撕成碎片，跺成肉泥，多虧法警竭力阻攔，才暫時保住了谷壽夫的性命。 谷壽夫見此陣勢真有點膽戰心惊，但仍把粗短的脖子一梗矢口否認道：“我部是有文化有教養的軍人。兩軍對壘造成的傷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傷亡，可能是別的部隊的士兵干的。"中國法官葉在增見這個凶惡的戰犯气焰仍如此囂張，便決定拿出他的有力武器：“請《陷都血淚錄》的作者郭岐營長出庭作證！"郭岐原是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輜重營中校營長，南京淪陷時沒有來得及逃出，在鐵蹄下的南京停留３個月，根据他親眼目睹的事實，寫了一本《陷都血淚錄》，成了審判谷壽夫的有力證詞。 先由檢察官宣讀《陷都血淚錄》，歷時一小時才讀完了重要章節，勵志社樓上樓下的听眾被激怒了，在法庭外面收听實況廣播的人們，發出陣陣震天的怒吼聲：“用不著再審判了，快把谷壽夫拖下去五馬分尸，為死難軍民報仇！"法庭內外，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掩面悲泣，有的沖上去要活扒谷壽夫的皮，吃谷壽夫的肉，幸虧有大批法警竭力勸阻，才沒有當場要了谷壽夫的命。 審判長石美瑜被這种場面激動得熱淚滾滾，他先介紹證人郭岐的生气，然后請郭岐出庭作證。郭岐怀著中國人的浩然正气与谷壽夫展開短兵相接的戰爭，他以標准的軍人姿態屹立麥克風前，怀著悲憤的心情作證說：“谷壽夫率軍侵占我國首都南京，他們的暴行史無前例，罄竹難書，本人提供的證詞，不僅是親眼目睹，而且事實可考。"然后，郭岐突然向谷壽夫發起猛攻：“請問，攻陷南京時，谷壽夫君的部隊駐在何處？"谷壽夫在突如起來質問下應聲而答：“我部駐在中華門。“郭岐見谷壽夫果然中計，就聲若洪鐘追擊：“對了，我的《陷都血淚錄》列舉的慘案事實，都發生在中華門一帶，正是你部殘酷屠殺中國百姓的鐵證！"谷壽夫的陣腳一下被打亂了，慌亂間以悲天憫人的口吻不得不承認鐵的血腥事實：“恭聆郭先生所述供詞，确實太殘忍了。……"谷壽夫決不認輸，話鋒一轉又狡辯說：“不過，我部進駐中華門時，該地居民已遷徙一空，早已沒有屠殺對象。我曾一再教育部隊嚴守紀律，不亂殺一人。……"谷壽夫"不亂殺一人"的狡辯激怒了法庭人員和旁听者，立時像火山爆發一般響起震耳欲聾的譴責聲。石美瑜庭長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厲聲下令：“把中華門外外万人坑內被害者的顱骨搬上來！"剎時間，只見一顆顆顱骨被搬到審判席上，由中國參加挖掘被害人尸骨的法醫潘英才說明紅十字會當時所埋尸骨及中華門外被谷壽夫部隊屠殺的無數平民，大部分有被日軍槍殺及被鐵器打死的傷痕，從顱骨底部的切痕完全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全都是用刀砍下來的！ 接著，當時的紅十字會副會長許傳音出庭作證，敘述他親眼見日軍到處燒殺搶劫奸淫婦女的罪行，證明當時紅十字會曾掩埋被害人尸体４万余具。 谷壽夫面對此情此景，一時呆若木雞，中國法官气憤地質問谷壽夫是否認罪，這個大屠殺的元凶仍說不知道這些情況。 白發蒼蒼的美籍金陵大學教授史密斯怀著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走上證人席，怒不可遏地作證說：“南京安全區成立時，本人即為該區委員會之秘書。日本軍隊進城后，安全區之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館抗議。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實證明，乃開始做報告，并將每件事實附諸抗議書中。"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出庭作證說：“自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本軍隊進入南京后，在廣大范圍內放火、搶劫、殺人、強奸平民，槍殺被認為是中國軍人的非武裝人民，情勢万分嚴重，達三星期至七星期之久。前三星期內，尤其是前七天至十天內，對損害生命所犯之罪惡無可指數。本人曾親見日本槍斃中國旗民，滿城各街盡是死尸。“谷壽夫對四周深深鞠躬，裝出十分沉痛的樣子說：“恭聆諸位先生的證詞，那些事實的确是太殘忍了。不過，凡此种种我并不知情，我也沒有下達過殘害中國人的命令。"谷壽夫的狡辯又激起惊天動地的斥罵聲，中國審判官又傳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出庭作證，用他所著《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里的鐵的事實，揭露谷壽夫部隊犯下的滔天罪行。接著，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特派記者出庭宣讀《南京大屠殺的目睹記》。對此，谷壽夫仍推說全然不知。 為制服谷壽夫，石庭長命令拉開銀幕，先放映日軍拍攝的新街口屠殺現場的紀錄片，再放映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拍攝的谷壽夫部隊在中華門附近的暴行影片，當看到自己在屠殺現場指揮的鏡頭時，他一時瞠目結舌，如五雷轟頂，旋即又鎮定下來，要求傳證日本軍官小笠原清出庭作證，石美瑜表示同意。 小笠原清登上證人席，說自己原是日本陸軍大學學生，未參加進攻南京作戰，但一直在研究南京戰役，据他研究的結果，認為當時雨花台是中日雙方激戰的地方，中華門一帶早就沒有了居民，故無屠殺對象，因而斷言谷壽夫部隊沒有暴力行動。 檢察官陳光虞駁斥小笠原清的辯護之詞說，谷壽夫部隊會攻南京之時，證人小笠原清尚在日本求學，徒以臆測漫謂被告部隊在南京并無暴行，這种脫离史實的唯心主義研究，必然得出違反事實的結論，自屬無可采信。 在几千听眾的一片責罵聲中，小笠原清灰溜溜走下證人席。谷壽夫并不死心，又提出傳第六師參謀團長下野一霍等３人出庭為他作證。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５日再次開庭時，庭長石美瑜當庭通知谷壽夫：“被告谷壽夫聲請傳會攻南京之將領柳川軍參謀長田邊盛武、第六師團參謀長下野一霍、板井德太郎出庭作證。本庭查田邊盛武三人既參与會攻南京之戰，他們對于南京大屠殺案均有共犯嫌疑。本庭正擬引渡辦法，并無作證价值。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９條將被告之聲請駁回。"２月２８日，谷壽夫再次向法庭提出要求傳訊田邊盛武等人，以"明确事件的真相"。南京法庭再次予以拒絕：“田邊盛武等人均系參与會攻南京之高級軍官及參謀長官，對于實施有計划之南京大屠殺事件，本有共犯嫌疑，縱使該嫌疑犯等到庭為被告所預期之陳述，亦不外瞻徇袒庇，自難据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茲被告猶斤斤請傳該嫌疑犯等到庭作證，無非借端希圖延宕。"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０日，南京法庭對谷壽夫進行最后一次公審，谷壽夫黔驢技窮，硬說南京法庭對他提出的證据都是假的，中國公訴人指出，對南京法庭提出的鐵證，谷壽夫竟以空言抹煞，妄指為偽造，可謂毫無理由。綜上各點抗辯，均屬狡展圖卸，殊無可采。 谷壽夫又臭又硬，蠻橫地為自己辯解，反复叫嚷：“我并沒有下達過肆虐于華人的命令。"證人郭岐怒發沖冠登台質問：“谷壽夫，我請問你，在日軍攻陷南京以后，你是否曾經下達過命令，解散軍紀三天？"谷壽夫遭此致命一擊，被擊中要害，瞠目結舌，無言以對，重重地低下了頭。整個法庭鴉雀無聲，都將憤怒的目光射向谷壽夫。 這時，南京法庭庭長石美瑜徐徐站起，威嚴地逼視著谷壽夫，以鏗鏘有力的聲調，開始宣讀《戰犯谷壽夫判決正本》，根据《海牙陸戰規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作出庄嚴判決：“谷壽夫在作戰期間，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并強奸、搶劫、破坏財產，處死刑。"整個法庭立刻歡聲雷動，几乎所有的人全都霍然起立，縱情歡呼，淚水橫流，感激為中國人民和人類和平伸張正義的法官們，只有谷壽夫一人低下了頭，俄頃又強作鎮靜，向審判席上鞠躬致意，法庭听眾眼見南京大屠殺的元凶俯首認罪，真是人心大快，揚眉吐气。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南京軍事法庭將對谷壽夫的判決書和他的"申請書”一并備文呈述國民政府主席及參謀總長審批。 ４月２５日，南京軍事法庭接到國民党政府防字第１０５３號卯有代電批复：“查谷壽夫在作戰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并強奸、搶劫、破坏財產，既据訊明确，原判依法從重處以死刑，尚無不當，應予照准。至被告聲請复審之理由，核于陸海空軍審判法第四十五之規定不合，應予駁回，希即遵照執行。“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６日中午，谷壽夫被從南京國防部軍法看守所提出來，押往雨花台刑場，沿途１０多万民眾觀看，無不拍手稱快。 法警將谷壽夫押到雨花台刑場，法官高聲點名，驗明正身，檢察官宣讀行刑執行令，按行刑習慣做法詢問：“你還可以做最后陳述。"谷壽夫歎口气，想了想緩緩抬起戴鐐銬的雙手，吃力地從口袋里掏出事先縫好的一個白綢小口袋，遞給檢察官，低聲請求說：“袋里面裝有我的頭發、指甲和一首詩，請先生轉寄東京都中野區富士町５３號我的家屬，讓我的身体發膚回歸故土。"中國檢察官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接受了谷壽夫的小口袋和請求，然后遞給他一管毛筆，讓他在法庭筆錄上簽字。 谷壽夫頓覺這管毛筆有千鈞之重，不由想起他當年率領日本侵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犯下的滔天大罪；想起被押到南京后他給石美瑜庭長呈送過"懇愿書"，要求對他"寬延公審"，又向南京軍事法庭呈送"申辯書"，百般為自己的罪行辯解，又向國民政府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上書，請求"賜閱"他的"申辯書"；想起在從山東中路到中華門、雨花台的刑場途中，道路兩旁人山人海，觀者如潮，几乎阻斷了道路，如果沒有數以千計的中國軍警做疏導阻擋，他恐怕到不了刑場就會被憤怒的南京市民撕得粉碎。 谷壽夫想到這里，知道大勢已去，必死無疑，就用顫抖的手握著那管給他送終的毛筆，無可奈何地在法庭筆錄上簽了字。 南京法庭庭長石美瑜見谷壽夫已在筆錄上簽字，有關手續均已完備，就威嚴地下達了行刑命令。兩個憲兵沖上前來，將已帶戴鐐銬手的谷壽夫五花大綁，在背后插上一塊木質斬標，上寫"戰犯谷壽夫"。 雨花台周圍的山七上，擠滿了成千上万群眾，擠在最前面的是被害人的家屬和親友，歡欣鼓舞，歡聲雷動，都來觀看屠殺南京人民的罪魁禍首谷壽夫應得的可恥下常臨到行刑處，谷壽夫腿軟臉白已不能舉步，被法警拖著進入刑場，憲兵大喝跪下，谷壽夫嚇得跪倒在地，憲兵怀著深仇大恨一槍擊中后腦，已被嚇癱的谷壽夫應聲倒地，終于在他屠殺南京人民的地方結束了他罪惡的生命，遭受大屠殺的南京人民終于報仇雪恨。 整個南京城沸騰了，到處都在觀看南京軍事法庭張貼的大快人心的布告：“查戰犯谷壽夫。……判處死刑。轉奉國民政府主席本年４月２５日防呂甚字第８３７５號卯有電核准執行，各在案。遵于本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時由本庭檢察官將該犯谷壽夫壹名提案，驗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場，依法執行死刑。除呈報外，合亟布告周知。此布。"▲殺人狂--酒井隆！ 原侵華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是被中國軍事法庭處以死刑的第二個高級將領。 酒井隆生于１８８７年，曾任日本駐中國公使館副武官，駐濟南武官、參謀本部作戰部中國課課長、駐天津日軍參謀長、參謀本部部附第１４師團第２８旅團長、張家口特務机關長、第２３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后，酒井隆因戰犯嫌疑被中國政府扣留。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南京軍事法庭開始對酒井隆進行公開審判。酒井隆一開始就說他不像谷壽夫那樣縱使部屬殺害十几万中國人，他一直對中國"友好"。中國公訴人馬上指出他在中國作惡的時間長，范圍廣。 公訴人首先指控酒井隆早年參与制造濟南慘案的罪行。 １９２８年４月，北伐軍進駐濟南，當時任日本駐濟南武官的酒井隆向日本陸軍參謀總長鈴木庄六發電，認為山東局勢混亂，北伐軍有可能退卻，濟南与青島、天津的聯系被切斷，濟南即將陷入孤立，日本出兵的時机已到，應以保護日僑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第二次出兵山東。日本內閣會議根据酒井隆的請求，通過了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的決定。４月２５日，日軍第六師團５０００余人入侵青島，酒井隆擅自要求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率軍進入濟南，与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形成對峙局面。 酒井隆通過日本浪人佃信夫獲悉蔣介石請佃信夫与日軍交涉，允以中國負擔日方軍費為條件，要侵略濟南的日軍撤回青島，酒井隆便和福田師團長決定進攻中國軍隊。 為欺騙蔣介石，福田彥助派酒井隆等３人５月３日早上８時拜會蔣介石，詭稱中國軍隊進入濟南，"軍紀風紀都很好，很守秩序"，日軍今天就要撤离濟南，特來辭行。 酒井隆見蔣介石信以為真，回去后就下令日軍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 酒井隆鑒于日本侵略濟南兵力不足，５月３日給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拍發電報稱，第六師團正在進行緊急部署，沖突事件正在交涉之中，請求日本政府"采取斷然措施"，快快增兵。５月４日，１３名走私鴉片的日僑被依法處決，酒井隆向日本陸軍省上報情況時竟說，"濟南有３００多名日本僑民遭殺害"，陸軍省發布新聞時又將被殺日僑人數擴大了２３倍。連日本外務省也認為酒井隆的報告不正确，反對接受酒井隆和福田彥助的增兵要求。 酒井隆蓄意挑起沖突，在法庭上卻百般抵賴，中國公訴人在法庭上拿出一本日本歷史文獻記載當庭宣讀：“（濟南慘案）一說系由酒井武官密令特務机關之一員，在中日兩軍之間向雙方射擊而引起。"酒井隆蓄意挑起濟南慘案，導致中國軍民死亡６１２３人，傷１７００多人，財產損失達２９５７万元。酒井隆的罪行引起法庭听眾的強烈憤慨，呼喊口號要求嚴懲不貸！ 接著，中國公訴人指控酒井隆１９３５年逼其中國簽訂《何梅協定》侵略華北。 原來，１９３５年５月，在天津主辦親日報紙的胡思溥、白逾醒相繼被殺；在熱河南部進行抗日活動的孫永勤部隊在關東軍追擊下退入遵化縣。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日本駐北平公使館副武官高橋坦密商，向日本參謀本部次長杉山元發電，借這兩件事大做文章，要把東北軍和國民党在華北的勢力逐出華北。 得到日本參謀本部批准，酒井隆和高橋坦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會見北平軍分會代理主席何應欽，聲稱胡思溥、白逾醒被殺和孫永勤部隊進入遵化停戰區活動，是中國方面扰亂日本的行動，要求中國軍隊撤出華北，"日軍不僅有必要再次越過長城一線，而且實際上北平、天津兩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戰地區之內"。 ６月８日，酒井隆在天津召開駐天津日軍、關東軍及日本駐山海關、上海、北平等武官參加的會議，決定"以武力為后盾，采取強硬態度"。６月９日，酒井隆和高橋坦再次會見何應欽，要求撤換駐守河北的第５１軍軍長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撤換天津市長張廷諤、罷免在天津的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等等。 為壓何應欽讓步，酒井隆親自起草了《何梅協定》備忘錄，逼應何欽簽字，備忘錄如下：“逕啟者：６月９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項均承諾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閣下。何應欽民國２４年７月６日。"何應欽呈請蔣介石批准，簽署了《何梅協定》，使酒井隆提出的侵略華北的要求全部得到實現，酒井隆因功被提升為參謀本部部附第２８旅團旅團長，"七七事變"后率軍入侵中國，在河北、山西、河南燒殺搶掠，無所不為。 奪取內蒙，使內蒙成為第二個"滿州國"，是日本侵略華北的重要步驟。為此，酒井隆１９３８年６月，被任命為張家口特務机關長，當即赶往張家口組織偽政府。１９３９年３月，酒井隆被日本內閣中的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興亞院"任命為蒙疆聯絡部長官，將其晉升為陸軍中將，１９４０年３月改任侵華日軍駐蒙軍軍附。 酒井隆大量收集网羅內蒙、察哈爾、北平、綏遠、山西等地的漢奸，拼湊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以云王為主席，德王為副主席，李守信為蒙古軍總司令。酒井隆指揮偽蒙軍隊向國民党軍隊進攻，他為偽蒙軍打气說：“假若察蒙軍隊打了敗仗，我就說服天津駐屯軍田代司令官，調日本皇軍參戰，如若食言，叫我將來被支那軍事法庭槍斃！"酒井隆鼓動偽察蒙軍在紅格爾圖、百靈廟等地与中國部隊作戰，被湯恩伯部隊打得落花流水。 酒井隆一面派侵華日軍向綏遠增兵，一面成立"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蒙疆電業株式會社"、"蒙疆電器通信設備株式會社"、"國際運輸公司"、"東亞煙草公司”、"蒙疆造紙公司"、"蒙疆不動產株式會社"、"蒙疆興業株式會社"等經濟侵略机构，陸續強占了龍煙鐵礦、大同煤礦、下花園煤礦，壟斷了華北金融、煙草、電力、食鹽等的開發、出售，進行殖民地剝削，用刺刀尖掠奪華北財富，用以支持日本的侵華戰爭。 １９４０年６月，酒井隆奉調回國，任留守近衛師團師團長；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再次返回中國，任駐廣州的侵華第２３軍司令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酒井隆到廣州赴任，恰在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大本營在襲擊珍珠港的同時，下達了攻占香港的命令，命酒井隆指揮其主力部隊協同海軍從陸地正面迅速攻占香港和九龍半島。 酒井隆在進攻香港前，先在廣東大開殺戒，慫恿、放縱部下毒打孕婦，輪奸婦女，然后用刺刀挑開中國少女腹部，用少女的鮮血喂酒井隆豢養的狼犬。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凌晨４時，酒井隆作為日本進攻香港方面的最高指揮官發布進攻香港的命令。他首先命令日本航空兵消滅在香港的英國空軍，奪取香港的制空權，然后令步兵占領廣州沙面英租界地，再令日軍第３８師團從正面進攻香港。 中國將軍陳策率部協助英軍抵抗酒井隆的進攻，由于英軍毫無斗志，日軍１２月１３日占領九龍半島。酒井隆對固守香港的英軍兩次提出勸降，又發出最后通牒，遭英軍拒絕。從１２月１８日夜間開始，酒井隆命日軍第５１師團和第６６聯隊在日本海軍第二遣華支艦隊和飛机、大炮支援下，向香港發動猛攻。酒井隆命日本飛机轟炸香港啟德机場，強行在香港登陸，經７天激戰，香港總督場慕琦１２月２５日宣布投降，英軍被擊斃１５００余人，１５０００余人被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香港總督楊慕琦在香港半島酒店向酒井隆獻上降書。１２月２６日上午，酒井隆騎著高頭大馬在皇后大道舉行入城式。在日本任命的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抵港赴任前，酒井隆作為"代理總督"，對香港進行了兩個月血腥大屠殺。 為報复香港的中國人和英軍對日軍的抵抗，酒井隆命令日軍官兵以搜捕反日分子為名，瘋狂地進行大屠殺：凡是日本侵略者認為可疑的人，都開槍射殺；見婦女就強奸，遇財物就搶劫，很快便使香港、九龍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根本不去掩埋，一任橫尸通衢。 酒井隆的部隊還肆意虐殺、侮辱俘虜。公訴人宣讀英國、加拿大轉來的控訴材料，指控日軍官兵將英國炮手麥當諾、加拿大槍手麥克等俘虜，喪心病狂地挖眼睛，割石頭，凌遲致死，特別控訴書說：“倒臥（香港）紅十字醫院病榻療傷之英籍病俘，悉遭刺殺或梟首，刀劍砰轟与呻吟哀號齊鳴。紅十字會英籍女護士戈登等并遭輪奸。"南京法庭庭長石美瑜命公訴人宣讀原香港"副總督"平野茂的證詞，平原茂稱：“香港居民通過日中、日俄之戰以及這次香港之戰的親身体會，充分了解日本軍隊是极其無人道的野蠻、殘忍的軍隊。 占領香港初期，家家緊閉雙扉，一連多天路無行人。婦女害怕被強奸，雉發改扮男裝以避凶險，許多婦女為了逃避被奸辱的厄運，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加上補綻，臉上用墨或用泥涂黑，在天明前或深夜逃過日本警備部隊的警戒線，陸續潛往廣東腹地或向桂林、上海逃亡。逃亡的數字很大，我記得那時有名的中國女電影明星胡蝶就是逃出香港的。"公訴人又指控酒井隆指揮日本侵略軍在廣州汕頭附近及海南島北部，進行"治安作戰"，為"警備主要交通運輸線"，酒井隆指揮部屬瘋狂地屠殺百姓，犯下滔天罪行。 日本投降后，香港同胞強烈要求香港總督楊慕琦出面引渡酒井隆，還控訴酒井隆在九龍獸性大發，看見一對年輕夫婦在街上相偎而行，他抽出軍刀在這對夫妻身上各刺一刀，又不將其殺死，眼睜睜看著這對恩愛夫妻在馬路上痛苦掙扎，哀號而死，酒井隆在一旁哈哈大笑，以此取樂。 香港總督楊慕琦和他手下的重要官員作了日本的俘虜后，都曾被酒井隆關進集中營，受盡凌辱、折磨，無不對酒井隆恨之入骨，因而一致呈請英國政府，從中國引渡酒井攏中國國民党政府接到英國的請求書，也早想逮捕他。不知道酒井藏在何處，就命軍統局在北方的負責人張家銓設法逮捕酒井。 張家銓動用軍統局特務系統力量追查酒井隆下落，很快查到酒井１９１３年３月調任參謀本部部附，日本投降前辭去軍職，到北平經商，想利用北支派遣軍司令官根本博是他的老部下的關系，利用日本侵華勢力在北平搜刮一筆錢再遠走高飛，豈知美夢未做完就赶上日本投降，酒井隆自知欠中國人血債太多，就在根本博庇護下躲藏起來。 張家銓先找到根本博的參謀長、日寇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渡邊渡，編造理由說要從酒井隆那里搜集中國共產党的情報。酒井隆疑心疑鬼，又惹不起軍統局特務，便讓根本博和渡邊渡陪他來見張家銓。 張家銓見魚儿上鉤，就借口要酒井隆詳細提供中國共產党的情報，把根本博和渡邊渡打發走，才命人將酒井隆逮捕，立即架上汽車，派早已准備好的飛机送往南京，交國民党陸軍總部監獄收監待審。 英國得到酒井隆被捕的消息，再次通過外交途徑要求引渡他到香港由英方審判，中國考慮到酒井隆固然在香港作惡多端，但他作為侵華巨魁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的上級長官，在中國大陸做了更多的坏事，應由南京軍事法庭審判。 英國政府要求引渡酒井隆被拒絕，又退一步要求派法官參加審判，國民党政府仍然嚴詞拒絕，因而審判酒井乃由中國單獨進行，仍由國防部審判戰犯法庭負責審理，審判長仍由石美瑜擔任，審判地點仍選在南京。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南京軍事法庭對戰犯酒井隆開庭審判，８月２０日進行第二次公審，一致認為他比谷壽夫罪惡更重，他不僅和谷壽夫一樣縱兵殺人，而且親自揮刀殺人，甚至從北伐戰爭起就參与制造濟南慘案，中國外交交涉員蔡公時就是酒井隆帶人殺害的，他在中國作惡時間之長，手段之惡劣，都超過土肥原和板垣，８月２７日，正式判處酒井隆死刑。 ９月３０日下午３時，中國法警將酒井隆五花大綁，背上插著"戰犯酒井隆”的醒目木牌，從監獄提出，押往雨花台刑常一路之上，許多南京市民早早等在預定經過的馬路兩旁，爭睹這個日本侵華急先鋒、殺人魔王的真面目。豈知這家伙早已嚇得失去知覺，像爛泥一樣癱在汽車上。 雨花台周圍的山上，早就沾滿了對日本侵略者有深仇大恨的南京市民，与酒井隆有血海深仇的許多香港同胞和英國受害者，也已久候多時，都要親眼來看這個劊子手的可恥下場！ 只見中國兩名法警把早已嚇得半死的酒井隆從汽車上拖下來，連架帶拖拽到刑場，飛起一腳踢跪在地，射出复仇的子彈一槍斃命，終于得到了應有的下常酒井隆被正法后，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索取酒井隆的判決副本，陳列在倫敦大英博物館供英國人民翻閱，以慰被酒井隆和日本侵略者殺害的中英市民的冤魂，中國政府很快答應了英國的要求。 酒井隆被處決后，南京軍事法庭通知日軍善后聯絡部，岡村宁次、今井武天提出移交酒井隆遺体的要求，被拒絕。令人費解的是９月１５日，中國國民党軍隊方面卻為酒井隆舉行正式葬禮，并讓侵華日軍高級將領參加，又把酒井隆的遺体葬在南京雨花台墓地，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 ▲掠奪狂--磯谷廉介 侵華日軍第十師團長、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是經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處死的又一個重要日本戰犯。 中國公訴人首先控訴磯谷廉介作為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侵略華北的罪行。 磯谷廉介聲稱他繼承其岳父、前日駐華武官青木宣純的遺志致力于開發華北。公訴人揭露青木宣純与板西利八郎都是日本侵華特務巨魁，苦心培養了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磯谷廉介等侵華巨頭。 公訴人控訴磯谷廉介勾結土肥原賢二等策動華北“自治"活動，叫嚷中國政府若反對華北"自治"，"必將触犯關東軍兵力"，迫使國民党政府改變華北行政体制，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８日設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將華北危机推到极點。 為把華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磯谷廉介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身份向《讀賣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吹噓日本軍部的侵略華北方針，利用漢奸進行"經濟開發"，促進"自治"分化華北，增加日本侵略華北兵力以顯威勢。 磯谷廉介利用日本浪人擠走中國緝私隊，把日本的人造絲、布匹、糖、酒精、毛制品、膠鞋等商品潮水般涌進華北，讓日本浪人四出兜售，又私運白銀出口，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 磯谷廉介命日本浪人在天津日本租界開辦毒品工厂，制造嗎啡、海洛英，通過中國地痞流氓銷往中國各地，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削弱抗日力量，磯谷廉介叫嚷要用槍炮、鴉片一舉滅亡中國。 公訴人指控磯谷廉介勾結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特務頭目炮制華北傀儡政權。 土肥原、板垣征四郎企圖讓吳佩孚出來充當華北偽政權首領，遭到吳佩孚嚴詞拒絕，土肥原和板垣向磯谷問計，磯谷廉介想出一個主意，他說：“我以前常听我岳父青木宣純中將談起支那政情，他特別強調，將來日本占領北平時，可以請滿清遺老王士珍、江朝宗出面組織過渡政權，現在王士珍已死，僅剩江朝宗一人，何不請江朝宗出來，暫時維持秩序。"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人都贊成磯谷廉介的意見。磯谷又說：“江朝宗脾气很倔強，若由日本人去請，恐怕不會答應，最好鼓動中國商人出面，再配上几個市民代表，懇求他出來拯救全城生靈，他就不會推辭了。"土肥原和日本北平特務机關長松井德太郎按磯谷廉介的辦法行事，終于策動江朝宗投敵，１９３７年７月出任北平治安維持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同年１２月北平治安維持會并入華北中華民國偽臨時政府，江朝宗改任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都是磯谷廉介和土肥原在背后操縱。 北平臨時偽政府建立后，土肥原和磯谷廉介為建立長期偽政權，讓板垣征四郎去請吳佩孚出山，吳佩孚根本不与日本人見面。土肥原便命磯谷廉廉介去請前北洋政府總統曹錕出山。 磯谷廉介說：“新政權的首腦，原來就准備請曹錕和吳佩孚，吳佩孚既然不肯出山，只有去找曹錕。假若能把曹錕捧出來，吳佩孚最后還是會追隨他的老師的。 磯谷廉介利用他岳父青木宣純与曹錕的老關系，到天津去見曹錕，甜言蜜語拉攏說：“這次的日中戰爭完全出自偶然，敝方事先絕無計划，所以打到什么地方為止，要看大局的發展。至于平津的善后及整個華北的局勢，應該怎么收拾，敝國當局很想听听總統的意見，所以特派晚輩來請示。"曹錕在民族大義面前保全晚節，嚴詞拒絕了日本軍方要他出山的請求。磯价無奈，只得讓王克敏就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和新民會會長。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０日，日本的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正式在香港建立，磯谷廉介因侵略華北有"功"，被任命為香港"總督"。 磯谷廉介走馬上任時，日本首相東條英机通過香港副總督平野茂向磯谷廉介下達三點指示稱：一、香港是英國囤有大量物資的地方，但是英國人巧妙地收藏起來了，日軍必須對這些物資進行徹底搜查，并立即運回日本；二、對于敵軍不可寬容，不可給予良好食物，只能維持他們不死的待遇；三、對于收容集中營的外僑，不得讓他們夫婦同居，應各別禁閉。"磯谷廉介把他的總督府設在香港原匯丰銀行１５樓，在大廈前懸挂著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的招牌，還貼出磯谷廉介署名的一張布告：“香港乃日本的占領地，爾等香港居民須絕對服從總督，若有違反，定予嚴懲不貸。"磯谷廉介命令日本的香港副總督平野茂制定了血腥屠殺香港人民的法令，可以隨心所欲地給香港居民扣上對敵提供情報的罪名，將無辜居民逮捕、拷打，把他們打成殘廢，甚至打死了事，或者以莫須有的罪名，將香港居民打個借口當作"地下工作者"送上軍法會議處死。磯谷廉介縱使部下對中國人民施加的非人道的暴行層出不窮。日軍攻占香港后很長時間內尸骸遍地，以后也經常屠殺無辜，使整個香港陷入极度恐怖之中。 磯谷廉介特別制定了《軍法會議法令》，這是最慘無人道的殺人法令，只要認為任何香港居民"有阻礙軍政法律實施的行為，有通敵或不穩的嫌疑或行為"，就嚴刑拷打，草菅人命。 為破坏香港經濟，磯谷廉介下令制定進出香港規定，人員要經過３星期調查、商販要辦一個星期的手續，就使進入香港的人和貨物大量減少，又制定通貨法令，規定日本軍票１元兌換港幣８元，一夜之間就將香港人的財產奪去四分之三，把香港居民推入饑餓的邊緣。 磯谷廉介下令，“凡在山林中砍折樹枝者一律槍殺"，凡在黃昏后燈光外泄者，都要受嚴厲處分。為此，奪去了許多香港人的性命。 為提高日本侵略軍士气，滿足他手下士兵的性欲，磯谷廉介下令在香港傍海的灣仔一帶建妓院，出動憲兵端著刺刀逼居民馬上搬走。許多人來不及攜帶財物就拖儿帶女被赶出家門，然后用鐵馬封鎖街道，修設了５００家軍隊妓院，供日本官兵玩樂。磯谷廉介則揮霍２００万日元巨資修建豪華的香港總督官邸，把日本著名藝妓小松從東京接來玩弄，還把香港酒館的女掌柜和她的妹妹召進總督府供他侮辱。 為修建香港神社，磯谷廉介派日本士兵赶走２０００戶居民，拆毀４００間房屋，向香港市民搜刮２００万日元，逼得無數香港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磯谷廉介瘋狂地推行香港疏散政策，出動日本侵略軍"圍捕疏散者"，強行使香港人口從１５０万減少到７０万人。他派出日本士兵開著軍用卡車亂闖，見人就用槍逼著拉上汽車運走，并在臨時修起的收容棚寮里，湊夠２０００人就裝一机動帆船，運往中國大陸或東南亞，途中因風暴被風浪打翻慘死者不計其數。日本官兵借此公然白晝在大庭廣眾前強奸婦女，無惡不作。 磯谷廉介還命他的副總督制定倉庫法，接受了英國多年來為在亞洲進行貿易修筑的巨大倉庫，掠奪走英國從澳大利亞、中國和東南亞運來的大量商品、物資、器材，香港財務部長中村惊喜地向他報告說：“香港倉庫區長達兩公里，比東京--橫濱間的倉庫量還多５倍，物資數量多得惊人，非兩年半時間不能整理清楚。“磯谷還將香港許多人的私有財產當作"敵產"任意沒收，對前來要求發還個人財產的人都以"阻礙香港軍政的執行"，格殺勿論。 磯谷廉介把從香港倉庫中沒收的大量鴉片，運到匯丰銀行一樓親自監管，然后秘密運往中國大陸出售，將其稱為"用中國人愚化中國人的鴉片政策，既可麻痹中國人的抗日斗志，又能賺取大量金錢，再用于擴大侵華戰爭。 由于磯谷廉介在中國大肆屠殺無辜百姓，罪行累累，中國軍事法庭判處他死刑，驗明正身后拉到刑場槍決，為受害的中國人民報仇雪恨，無不拍手稱快。 ▲處決劊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 南京軍事法庭又對在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暴徒向井敏明、野田毅和一手屠殺我南京同胞３００余名的劊子手田中軍吉等３名戰犯，進行審判并處決，奏響了中國庄嚴審判、處置日本戰犯的又一曲正气歌。 戰犯向井敏明是日本山口縣人，日本高等商業學校畢業，２０歲時任中島師團（１６師團）片桐部隊富山大隊副官。野田毅比他小一歲，１９３７年６月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任富山大隊炮兵小隊長。 １９３７年９月，向井敏明、野田毅隨中島部隊入侵天津、大沽，１１月入侵白卯口，１２月入侵南京，都是大屠殺的劊子手。 １９４７年５月８日，"中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作出決議，對日軍在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戰犯要先行引渡審理。５月２０日，中國外交部要求中國駐日代表團向駐日盟軍總部接洽，請求引渡戰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即野田岩。 經中國駐日代表交涉，向井敏明、野田毅分別于９月２日、８月２０日在東京被駐日盟軍派國際憲兵逮捕歸案，交給中國駐日代表團。中國駐日代表團旋即派中國憲兵上尉駱炳鐘押解這兩名戰犯，干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乘和順輪抵達上海，關入上海戰犯拘留所。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國民政府國防部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向井敏明、野田毅進行偵訊，兩個戰犯矢口抵賴。上海法庭正研究新的審判方案時，接到南京來電，即將這兩個鄶子手從上海押到南京，關押在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 南京軍事法庭法官龍鐘煜等人立即對向井敏明、野田毅進行偵訊。兩人供認同在侵華日軍第十六師團任職，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侵入南京市郊麒麟門，翌年１月８日左右离開江蘇省，參加侵略華北的作戰。 這兩個劊子手中失去殺人的武士刀，自然就失去了當年揮舞軍刀進行大屠殺時的法西斯軍威。３５歲的野田岩個子雖小，但卻狡詐异常，為逃避罪責，早就想好了狡辯之詞，此時搶先為自己開脫罪責說：“日本隨軍記者淺海和我開玩笑說，'已將你在南京殺了１００多人的消息寄回日本，可以請獎'，我當時就告訴他這個玩笑開不得。"比野田毅大一歲的向井敏明更否認自己的罪行，一口咬定根本就沒有進行過殺人比賽。 年輕法官龍鐘煜感到這個案子很棘手。庭長石美瑜遞過一張報紙，龍鐘煜接過一看，見是一張日文報紙《東京日日新聞》，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這樣一幅照片：兩個高矮不同的日本軍官一人舉著一把日本武士刀，猙獰狂笑，標題是《超紀錄的百人斬》，照片左側有几行引人注目的注釋：“百人斬競爭之兩將校"，津津有味地報道：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舉行殺人的友誼比賽，誰先殺死１００個中國人，誰就算贏得了錦標。在他倆碰頭的時候，向井已殺了１０６人，野田已殺了１０５人，兩人拿著砍缺了口的軍刀相對狂笑。他倆雖都超過了１００人的記錄，但無法斷定誰是先殺夠了１００人的胜利者，兩人同意不以百人為標准，而以１５０人為標准。 中國法官龍鐘煜再看這張日文報紙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東京日日新聞》，照七上揮舞屠刀的兩個日本軍官正是向井敏明、野田毅，而寫此報道的日本記者正是淺海，惊喜地問這張報紙是從哪里搞到的？真不易呀！ 石美瑜庭長說：“是中國駐口軍事代表團和參加東京法庭的中國檢察官，遍翻日本報紙找到的--怎么樣，對審判這兩個日本戰犯有信心了嗎？"龍鐘煜臉上顯出興奮的笑容，一個新的偵訊方案迅速形成：“就從淺海著手。……"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南京軍事法庭再次偵訊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人仍异口同聲否認有殺人比賽，龍鐘煜不慌不忙問道：“你們認識日本隨軍記者淺海嗎？"矮個子野田毅馬上回答：“淺海是認識的。"高個子向井敏明也再次招供認識淺海。 龍鐘煜將大手一揮：“把戰犯帶走--認識淺海就好辦了！"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４日，南京軍事法庭正式對向井敏明、野田毅起訴，起訴書稱：“七·七事變后，被告等隨軍來華，民國二十六年１２月５日，于我江蘇句榮縣入城時，向井殺我國人８９名，野田殺７８名。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南京攻城戰，該被告等复作殺１５０人之比賽于紫金山麓，向井殺１０６名，野田毅殺１０５名。胜利后，經東京盟軍總司令部逮捕。……“右列事實，業經敵隨軍特派員淺海光本及淺海鈴木等，先后將目睹情況電達東京各報紙連篇登載，万口爭傳，譽為勇壯，并經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辦事處檢獲之東京日日新聞可資考查核對，該報所登載被告等之相片，亦屬相符，證据确鑿，自難任其空言狡展，免除刑責。核其所為，實不無构成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款之罪之重大嫌疑。查該被告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依法皆為正犯。又其以同意思連續而為同一行為，應從一重處斷。"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國防部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在南京勵志社（今南京市中山東路３０７號）對戰犯野田毅、向井敏明進行公審。 公開審判那天，勵志社大禮堂布置一新，庭長石美瑜偕法官、檢察官、書記官端坐審判席上，整個法庭內外座無虛席，人群仍像潮水般涌來，法庭又在庭外安裝廣播器材，以滿足南京人民迫切要求觀審日本劊子手的愿望。 在被告席上，向井敏明、野田毅竭力否認有殺人比賽之舉。龍鐘煜憤怒地出示淺海光本等人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的報道和照片，野田岩兩個硬不認帳，龍鐘煜又出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英文《日本公告報》的文章，文章指出：“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舉行殺人友誼比賽，看誰能在完全占領南京之前，首先殺死１００名中國人。現在他們的比賽要接近尾聲。朝日新聞從前線發回的報道說，星期日，他們的比賽成績如上：向井敏明少尉殺死８９人，野田毅少尉殺死７８人，目前胜負難以分清，比賽還在繼續。"石美瑜庭長不給戰犯喘息之机，又指示法官龍鐘煜出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大美晚報》的文章有力控訴說：“（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午，兩個日本軍官各執已成缺口之刀，會聚一起。野田說：'我已殺１０５人，你殺了多少？'向井說：'我都已經殺１０６人了。'兩人相視哈哈大笑，向井多殺了一個人，但無法确定誰先殺到１００人。兩個相約將比賽目標發展到１５０人。從昨日開始，他們已向殺１５０人的目標努力。"龍鐘煜譴責兩個戰犯的殺人比賽受到日本軍部的大力宣傳，日本各地吹捧殺人精神的信件雪片般飛到中島部隊，許多日本青年受到蠱惑，揮舞起日本武士刀到中國進行喪心病狂的大屠殺。 公訴人又出示英國記者田伯烈所著《日軍暴行事實》，有力地做出結論：綜上參互以觀，則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系南京大屠案之共犯，實屬毫無疑義。 被告向井敏明情知無可諱飭，掠著他那一撮濃密的八字胡子細思活命之計，他突然雙眼一亮，硬著頭皮竟然說：“《東京日日新聞》系虛偽登載，記者淺海專為我頌揚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獲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短個子野田岩暗暗對向井敏明的主意稱奇叫絕，赶緊順著杆子爬了上來：“對，我那時個單身漢，為了回國后好找老婆，所以找記者淺海虛构了這條消息。沒想到這虛构的消息竟然傳遍日本，傳遍世界，今天反倒成了要我們命的證据，真是天大的冤枉，真后悔死了！"公訴人据理駁斥說：“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當局對于軍事新聞之統制檢查本极注重，而《東京日日新聞》系日本重要媒体，如果該被告等并無此殺人競賽之事實，絕無故為虛构以巨大平幅專為該兩個被告等宣傳之理。況該項新聞之登載，既經本庭引用上開各項确鑿證据予以證實，即非通常傳聞者可比，自得据為判決之基矗至謂以殺人為競賽之凶殘獸行，可作征婚廣告，以博女性歡心，更為現代人類史上所未前聞。其抗辯各節，均屬無可采齲"野田岩被駁得啞口無言，又要求調查事實證据。庭長石美瑜當即宣布：“本案被告等聲請調查證据，延期審理一節，經法庭評議后，認為無再進行調查證据之必要，當庭裁定駁回。"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南京軍事審判法庭庭長石美瑜庄重地宣讀對向井敏明、野田岩兩個殺人魔王的判決書：“按被告等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系違反海牙陸戰規例及戰時俘虜待遇公約，應构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認為武功，并以殺人作競賽娛樂，可謂窮凶极惡，蠻悍無与倫比，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非予盡法嚴懲，將何以肅紀綱而維正義。"石美瑜庭長代表中國政府和中華民族庄重宣告，將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向井敏明、野田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時，整個法庭沸騰起來，有的鼓掌，有的歡呼，有的受害家屬為自己的血海深仇終于伸冤雪恥，激動得失聲痛哭：“蒼天有眼，殺人魔王，你們也有今天哪！“被告席上，整整１０年前肩膀并著肩膀，軍刀挨著軍刀的兩個殺人魔王，現在又肩并肩低下了頭。……与此同時，另一殺害３００個中國人的殺人狂田中軍吉也受到嚴正審判。 戰犯田中軍吉１９０５年生于日本東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后進入谷壽夫的第六師團任大尉中隊長。 日本投降后，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在搜集審判日本戰犯的材料時，發現了曾屠殺３００個中國人的殺人狂田中軍吉，便于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５日以中國駐日代表團的名義致電南京中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希望將此人列為戰犯，函請駐日盟軍總部迅速將其逮捕，以便引渡來華受審。 中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迅速將此問題請示國防部審判戰爭罪犯軍事法庭，５月４日得到批准：“查南京大屠殺案共犯松井石根等１７名，前經本庭列單提請鈞會（中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核列戰犯名單并引渡審理在案。現應將殺人凶犯田中軍吉列入戰犯名單，并案辦理。"經中國外交部与駐日盟軍總部聯系，田中軍吉被美國憲兵緝捕歸案，引渡給中國駐日代表團，被用"建國號"飛机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８日押抵上海戰犯管理所收容，旋即轉押南京小營戰犯拘留所。 ５月２９日上午，南京軍事法庭檢察官李璿對田中軍吉進行初次訊問。李璿質問說：“查被告田中軍吉作為谷壽夫師團的中隊長，共屠殺中國軍民３００余人。“４２歲的田中軍吉急忙矢口否認：“這不是事實，我沒有在南京殺人。"李璿拿出田中軍吉揮舞軍刀砍中國人腦袋的照片，辛辣地諷刺說：“東京報紙上印著你的照片，說你作戰很勇敢埃你否認這張照片嗎？"田中軍吉把大腦袋搖得撥郎鼓一般，舞動三寸不爛之舌辯解說：“照七上的人似乎很像我本人，不過并不是我。……“中國檢察官又出示日本的《皇兵》一書，書中印有田中軍吉屠殺中國３００余人的"助廣"軍刀，其中還有署名田中軍吉的文章。在事實面前，他供認"我曾投稿于是《皇兵》一書"，但詭稱"我只在戰場上殺過人"。 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０日，南京軍事法庭決定對田中軍吉提起公訴。理由是田中軍吉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來華充任侵華日軍第六師團中隊長，在谷壽夫率領下參与南京大屠殺。他在作戰期間，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肆意殺戮中國旗民，并持刀砍殺綁跪不知姓名之中國人一名，查獲其斬殺３００人之隊長愛刀助廣之照片一張為證，因而必須作為戰犯予以嚴懲。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南京軍事法庭決定將戰犯田中軍吉与向井敏明、野田岩合并審判，在南京勵志社禮堂開庭公審。 田中軍吉在法庭上百般抵賴，只承認在戰場上殺過人。檢察官出示他揮舞軍刀殺人的照片，他看照七上确實是自己，無法抵賴，心頭一陣慌亂，暗想這次必死無疑，絕望之中，忽然看到他在照七上只穿著內衣，就抓住這根稻草辯解說：“法官先生，請看照片，我系穿襯衫，顯在夏天，而攻占南京卻是在冬天，可見該照片僅能證明本人在另一地方斬殺一人，不能以此證明我在南京殺了３００人。“法官龍鐘煜當即嚴詞駁斥說：“被告所言純屬狡辯之詞，要知道他在揮刀奮力猛斬之際，為便利動作，縱在冬令脫卸外衣，本屬常事，而且連續斬殺３００余人，怎能不熱？事實俱在，已不容斤斤執此，希圖避就，且其參与南京大屠殺之事實，已屬眾證确鑿，有如上述，更奚容借端狡展之余地！"田中軍吉被駁得啞口無言，南京軍事法庭嚴肅做出判決：“被告田中軍吉系已決犯谷壽夫之直隸部屬，在谷壽夫攻陷京城實施屠殺時，曾攜'助廣'軍刀參与，已為該被告所自承認之事實。……被告等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系違反海牙陸戰規例及戰時俘虜待遇公約，應构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認為武功。……爰各科處极刑，以昭炯戒。"南京軍事法庭將判決書和戰犯的申辯書一并報送國民政府審批。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６日，國民政會主席批复：“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于戰爭期間，共同連續屠殺，既据審訊明确，原判依法處死刑，核無不合，應予照准。至被告等請复審理由，核与陸海軍審判法第４５條各款之規定不合，應予駁回，希飭知照。執行死刑日期具報備查，判決及申辯書等書卷讓發還。中正。（二十七）子寢。印"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都張貼大型布告，南京市民踊躍前往觀看：查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即野田岩）、田中軍吉等（即南京大屠殺共犯），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罪證确鑿，業經本庭依法判決，各處死刑，并呈報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轉奉國民政府主席蔣本年１月２６日（３７）柱膠字第０００５號子寢代電核准，飭即執行具報等因。遂于本月２８日正午１２時，由檢察官將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即野田岩）、田中軍吉等３名提案，驗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場執行死刑，以昭炯戒。除呈報外，合丞布告周知。此布。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８日，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成為中國人民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情。 ２、廣州審判 日本無條件投降后，中國政府在廣 州設立軍事法庭，審判侵華日軍第二十 三軍司令官兼香港總督田中久一、旅團 長期野儀一、日寇華南派遣軍憲兵隊隊 長重藤憲文、華南派遣軍憲兵隊長野間 助之賢，分別在廣州、香港處以死刑，使全國人揚眉吐气，拍手叫好，在國際上也赫赫有名。 ▲被送上斷頭台的"華南虎"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被稱為"華南之虎"，曾在廣州、香港等地作惡多端，審判田中久一就成為廣州、香港人民久已盼望的事情。 田中久一是日本兵庫縣人，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的高材生，又被選派到美國考察、研究軍事，回國后青云直上，到１９３７年已由步兵大佐、步兵聯隊長升為陸軍少將，１９３８年提升為侵台日軍參謀長，瘋狂地鎮壓台灣人民的愛國斗爭，以屠殺台胞贏得"鎮台之寶"的稱號。 田中久一野心勃勃，他雖人在台灣，心卻早已飛往中國大陸，特別是對華南地區的軍事地理更感"興趣"，時刻注意著日本向華南的侵略動態，暗中搜集華南的軍事情報，迫不及待地希望日本把侵略戰爭擴大到華南，多次要求率軍進攻華南，實現他征服華南的夢想。 為切斷中國南方物資補給線，摧毀華南抗日根据地，日本大本營１９３８年７月３１日制定了《以秋季作戰為中心的戰爭指導要綱》，決定配合武漢作戰實施廣東作戰，明确規定：“廣東作戰的目的，是切斷蔣介石政權的主要補給線，并挫敗第三國，特別是英國的援蔣意志。"為實施廣東作戰，日本大本營下令編組第２１軍，下轄第５、第１８、第１０４師團和第４飛行團等部隊，特別決定起用熟知華南情況的侵台日軍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將和參謀長田中久一少將分任第２１軍司令官和軍參謀長。 田中久一在日本接到任命，當天下午即于設在福岡右翼團体偕行社本部召集各兵團參謀會議，研究廣東登陸作戰細則。 二十一軍司令官當時尚在台灣，田中久一遵照古庄干郎的指示，９月１６日在日本組成該軍司令部，用１０天時間赶寫出《第二十一軍作戰計划》，規定廣東作戰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從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開始，派主力部隊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經惠州向東江推進；第二期任務為等后續部隊抵達后，兵合一處突破東江防線，向廣州北方推進，進攻廣州；另派一支部隊在海軍配合下，進攻珠江口虎門要塞。 田中久一的作戰計划經日本大本營批准后，即命令日軍第五、第十八、第１０４師團分別從青島、上海、大連起航，向澎湖群島的馬公島集結。他也率領第二十一軍司令部從日本門司起航，經旅順、上海，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日到達馬公島。 １０月４日，田中久一在馬公島下達《波集團登陸計划》，對參戰各兵團下達向廣東進軍命令，他率軍司令部于１０月１１日晚到達廣東大亞灣。 當時，國民党政府認為日本一時尚不敢進攻廣州，沒有把廣州作為重點防御地區，因而兵力空虛，防務松懈。 １０月１１日夜，田中久一親自登上海軍戰艦在大亞灣觀察戰場，只見月光皎洁，海面風平浪靜，中國守軍毫無察覺，便下達了進攻命令。 １０月１２日凌晨，田中久一命３個師團分乘几十艘戰艦，在百余架飛机掩護下，發起登陸作戰。由于中國軍隊沒有認真抵抗，田中久一部隊從大亞灣、稔山、澳頭、霞涌等處強行登陸，接著長驅直入，迅速向廣州推進。 田中久一命航空兵出動飛机百余架，瘋狂地對廣州、軍田等地和平居民，分１９個批次實施狂轟濫炸。田中久一命令航空兵專炸居民區，炸死中國無辜百姓無數。 田中久一部隊的暴行激其中國軍民的強烈憤怒，中國軍隊緊急用粵漢鐵路調兵遣將，在增城給日寇狠狠一擊，打退了猖狂進犯的日本侵略部隊。 田中久一接到部下被擊退的報告非常气惱，喪心病狂地命令日本航空兵專門找人口密集的地區投擲炸彈。田中久一這一罪惡的命令一下，日寇官兵專向廣州鬧市投彈，造成災難性后果。 据不完全統計，在日寇攻占廣州前數日，田中久一命日寇炸死廣州市民一万余人，炸傷十几万人，使得廣州大街小巷尸橫遍地，血流成河，慘不忍睹；到處大火沖天，斷壁頹牆，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在廣州軍事法庭上，田中久一狡辯說這是兩國交戰中的"正常傷亡，不足為怪“，激起旁听席上廣州市民的強烈憤慨，人們咬牙切齒沖上前來，恨不得要扒田中久一的皮，要吃他的肉！ 中國公訴人控訴田中久一率領日本侵略軍攻到廣州城下濫施淫威。他見中國部隊不投降，就命參謀田中和一郎中佐帶領第十八師團獨立輕型裝甲車隊第十一、第五十一中隊，從鎮龍圩出發，作為步兵前導向廣州攻擊。中國部隊發起反擊，未能擊退日軍進攻，被迫撤离廣州。１０月２２日，田中久一揮軍攻陷廣州，縱使部下在南國廣州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又犯下滔天大罪。 接著，田中久一決定提前實施第二期作戰計划，命令第五師團在第五艦隊的配合下，進攻珠江口虎門要塞，遭中國守軍頑強抵抗，田中久一命第五師掉頭溯江而上，攻擊虎門對面的大角島，中國守軍３００人奮勇抗敵。田中久一惱羞成怒，命日本海軍用艦炮猛轟，進攻一晝夜攻下大角炮台；又出動１１０架飛机返回頭對虎門狂轟濫炸，開動軍艦火炮轟擊炮台，然后派步兵沖擊，終于占領虎門要塞。田中久一縱兵在廣州、佛山、三水等地濫殺無辜，大耍威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田中久一踏著廣州市民的鮮血進駐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几天后轉移到廣州市東郊的執信學校，指揮日軍對廣州實施血腥統治。 因田中久一進攻廣州和屠殺廣州人民有"功"，１９４０年８月被授予中將軍銜。１２月１７日，田中久一命令二十一軍主力圍攻海南美合抗日根据地，遭到海南抗日根据地軍民的沉重打擊。田中久一惱羞成怒，就凶殘地拿屠殺海南無辜民眾出气，連白發蒼蒼的老人和几個月的嬰儿也不放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田中久一的部隊占領了瓊崖抗日公學，發現那里有１００多名傷員和華僑，日寇喪心病狂，把１００多名傷員和華僑全部殺死，其罪行令人發指！ 田中久一命日寇對華南抗日根据地反复"掃蕩"，大肆燒殺，瘋狂地蹂躪根据地百姓，僅瓊山縣長泰村這個只有２２０口人的山村，就有９５人被殺害，３３戶中有１３戶被日寇殺絕。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田中久一命令所屬部隊襲擊英國在中國大陸的屬地，經５天激戰占領該屬地后，又向香港發動進攻，經１８天戰斗占領香港。 日寇沖進香港圣斯蒂芬學院，發現校舍內住著英軍傷病員９０多人。這些傷員大都斷腿缺臂，失血過多，臥床不起。 日寇把英軍傷病員從病床上拖下來，剝光衣服逼到牆根，用鐵釘從手掌或殘肢上釘進去，頓時鮮血涌流，再用刺刀捅死６０多人。女醫生、女護士嚇得尖聲大叫，日本侵略者這才發現這些英國女子，頓時獸性大發，沖上去進行強奸，不服者全都殺死。審判法庭上，英國被害人家屬憤怒控訴田中久一縱部行凶的罪行，要求嚴懲殺人元凶。 中國公訴人又指控田中久一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命該國第二十一師團到惠州一帶瘋狂"掃蕩"，在惠州城內集体射殺、刺死、活埋無辜群眾５０００余人。春節前后，田中久一又率領部隊對惠州、從化、清遠、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的華南抗日根据地進行"掃蕩"，攻占順德縣西海村后，將馮梁氏等６名老太太推入一所草房活活燒死，又放火把西海１００多間房屋化為灰燼。 為實施華南作戰，日本組建第二十三軍，田中久一改任軍參謀長，１９４４年３月升任軍司令官，隨即策應衡陽作戰，從廣東發動攻勢，燒殺搶掠攻占梧州。 為摧毀中國在西南地區的重要補給線，打通日寇由北而南的中國交通大動脈，田中久一率該軍主力投入湘桂作戰，集中全力猛攻零陵机場，用炮火猛烈轟擊冷水灘陣地。中國七十九軍軍長王甲本親臨前線指揮，以身殉國。田中久一部隊攻陷零陵，展開血腥屠殺。 田中久一率領該軍主力８０００余人向桂柳地區推進，先后攻占四會、高要、梧州等地，又命駐雷州半島日軍由遂溪北上，分兵合擊龍虎關，扑向桂平。中國一個營的守軍与日寇展開血戰，雙方死傷累累，分不清是何方的尸体。田中久一聞報大怒，嚴令日軍拿下桂平，把中國守衛桂平的一個營勇士全部殺害。 田中久一得意忘形，又揮軍攻占南宁，与從越南北攻的日軍在綏淥會師，打通了中越交通線。為獎賞部屬，田中久一命部下隨意燒殺搶掠，作惡多端。 在這場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戰斗中，田中久一作為日寇華南侵略軍最高指揮官率領部隊，擊潰豫湘桂地區的國民党主力部隊，占領了桂林、柳州、南宁等華南要地。為把華南建成對抗中國抗日力量和南下侵略東南亞的基地，田中久一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８日向侵華日寇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宁次提出直接指揮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的要求；１０月２４日又提出由他兼任香港總督。 為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日本大本營決定撤銷香港總督部，改為香港防衛司令部，隸屬日寇第二十三軍建制，并任命田中久一兼任香港占領地總督。 為消滅華南地區的抗日力量，田中久一命令駐佛山的日寇獨立步兵第十三旅團對廣東寶安陽台山實施五路圍攻，采取日寇"掃蕩"華北抗日根据地的侵略戰術，變化運用"遠道奔襲"、"拉鋸清剿"、"鐵壁合圍"等方式，野蠻地推行"三光"政策。在攻占安陽台山時，田中久一令日寇官兵進行大屠殺，大平村庄被燒毀，躲在村里的百姓被搜出來后全遭殺害，使華南抗日根据地遭到嚴重破坏。 在廣州軍事法庭上，美軍將領義憤填膺走上證人席，控訴田中久一屠殺美軍俘虜的罪行：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奉命轟炸香港的日軍陣地，美國空軍"飛虎英雄”荷克少校屢立戰功，在一次空戰中，荷克少校駕駛的飛机被擊中，荷克少校被迫跳傘，中國農民冒著生命危險將荷克少校保護起來。田中久一聞訊大怒，命令日寇派出重兵到跳傘的附近村庄搜索，終于搜出荷克上校。田中久一命令日寇對營救美軍飛行員的村庄進行血洗，又對荷克少校施加虐待，最后處以极刑。美軍將領怒火滿腔，強烈要求對公然違犯海牙和日內瓦公約關于給俘虜以人道待遇和保護的規定，要求廣州軍事法庭嚴懲田中久一，為英雄的美國飛行員荷克報仇。 日本法西斯滅亡之前的１９４５年１月，日本大本營制定了《帝國陸海軍作戰計划大綱》，命令日寇華南侵略軍司令官田中久一大將加強中國東南沿海兵力，將中國大陸作為防衛日本本土的屏障。 那時候，中國各個戰場逐步轉入反攻，粵漢鐵路南段更連續遭到我抗日軍民破坏，南進日軍得不到及進補給，田中久一奉日本大本營之命進行粵漢鐵路南段作戰。 中國公訴人控訴田中久一喪心病狂地推行屠殺政策。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１日，他气勢洶洶下令，命駐廣西恭城、富川和駐湖南道縣的日軍迅速向粵北前進作戰；令駐廣東粵漢鐵路沿線的日寇全線出擊。 對田中久一部隊的猖狂進犯，中國部隊奮起抗敵，在蓮花山擊斃日寇７００多人。田中久一惱羞成怒，督促日寇拚死反扑，將抓到的中國人全部殺害。１月２５日，田中久一命日寇大舉進攻韶關，在楊村西郊的芙蓉山麓与中國部隊打了一場遭遇戰，中國部隊越戰越勇，殲滅日寇一部。 田中久一聞報大怒，急忙派１０００余人前去增援，田中久一調日寇炮火猛烈轟擊，又驅赶日寇發起進攻，中國部隊奮勇反擊，全部犧牲在戰場上。 田中久一見中國部隊頑強作戰，使他的侵略軍付出慘重代价，他气急敗坏地下令進行大屠殺，命令日寇官兵見人就殺，見房就燒，見婦女就侮辱強奸。他所屬部隊第一○四師抓到几十名中國士兵，田中久一凶相畢露，命令第一○四師團長將中國士兵集中扣押，一個個扒光衣服，七手八腳捆在大樹上，命令日軍士兵用刺刀一塊一塊地割中國士兵的肉，直至肢体分离，白骨顯露，中國士兵咬牙切齒，罵不絕口，直至從容就義。田中久一因侵略中國、屠殺百姓有"功"，獲金鴟三級勳章一枚。 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田中久一作為日本侵華華南部隊司令官，竟認為裕仁天皇的廣播詞是偽造的，胡說，起碼是裕仁天皇受人威逼才搞出投降講話錄音。在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宁次召集的會議上，聲嘶力竭叫嚷：“我堅決擁護岡村總司令官的主張，堅決打下去！"只是得到可靠情報，中國軍隊"确實已經擬定好了進攻廣州的作戰計划，最遲在一個月內也要發動"，才不得不同意投降。 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國政府指定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在廣州受降，田中久一到廣州向張發奎呈交華南日軍駐地表冊，率領華南１０万多日軍向中國投降；接著，田中久一又馬不停蹄赶往汕頭，代表華東日軍向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將軍呈遞華東日軍駐地表冊，并簽署降書。 田中久一在汕頭參加完日軍投降儀式，即被中國當局以戰犯嫌疑扣留監禁，准備作為侵華戰犯進行審判。 這時，飽受田中久一殘害、壓榨的廣州人民在日寇投降的情況下，怀著深仇大恨向中國當局控告田中久一慘無人道，縱兵殺人，張發奎將軍立即決定將田中久一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治罪。 田中久一情知他在中國作惡多端，血債累累，必死無疑，忽然得到中國陸軍司令何應欽到廣州視察的消息，忙運用各种關系与何應欽拉關系。何應欽遵照蔣介石拉攏日本戰犯反共的指示，在廣州行轅召見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進入何應欽行轅后，何應欽起立熱情地与田中久一握手寒暄，張發奎認為田中久一是罪大惡极的日本戰犯，他緊板面孔端坐不動，不理睬田中久一。等何應欽走后，仍將田中久一扣押，交廣州軍事法庭審判。 １９４６年５月，國民党廣州行營軍事法庭對田中久一正式開庭審判。 田中久一在法庭上极力為自己開脫罪行，說自己的罪行沒有谷壽夫、酒井隆顯著，而且又是投降將領，辯稱在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宁次下轄的華北、華中、華南三個派遣軍司令官中，根本博、橫山勇都是中將，他是大將，根本博等人在華北平受优待，他也不應該認真辦罪，應寬大處理。 中國公訴人控訴田中久一作為日本侵華高級將領，肆意縱兵轟炸中國城市，屠殺無辜百姓，虐殺英美俘虜，強奸中英婦女，已构成發動戰爭和違反人道罪，因而被廣州行營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１９４６年８月，美國軍事法庭也指控田中久一在香港虐殺美國空軍少校荷克，在香港圣斯蒂芬學院捅死英國傷病員６０余人，強奸女醫生和女護士，要求將其判以絞刑。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７日，廣州行轅軍事法庭考慮到美軍法庭對田中久一的絞刑判決要求，經長時間調查，維護判處死刑的原判，把田中久一驗明正身，五花大綁，背插"戰犯田中久一"的木牌，推上囚車，在廣州市大街上游行示眾。 處決田中久一之日，整個廣州市轟動了，當年遭受田中久一和日本侵略軍壓榨、奴役之苦的廣州人民紛紛走上街頭，觀看昔日"華南之虎"的可恥下場，飽受當年"香港總督"田中久一奴役的香港人士也紛紛前來廣州觀看。 田中久一被押到廣州流水橋刑場，刑場四周擠滿了廣州和香港市民，一起發出震天動地的怒吼聲。這個當年縱橫華南８年、殺人無數的日本侵略軍頭子，頓時嚇得完全失去了昔日不可一世的皇軍威風，癱軟在汽車上。 中國法警看田中久一這副軟骨頭狼狽相，頓時升其中國人的崇高自豪感，怀著深仇大恨把田中久一拖下汽車，抓小雞一般拖到行刑地點，喝令田中久一跪下，扣動板机一槍擊中戰犯的后腦，結果了他罪惡的一生。 ▲被問斬的--平野儀一！ 平野儀一是廣州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５個日本戰犯之一。 平野儀一１８９０年生于日本靜岡縣，１９１４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１９４０年３月任侵華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獨立步兵第六十三大隊大隊長，他一上任就率領平野大隊投入宜昌戰役。 為了將据守漢水右岸的中國第五戰區部隊壓縮在宜昌一帶予以殲滅，完成宜昌戰役第一起作戰任務，平野儀一奉命率領該大隊４月１７日從九江出發，追殲廬山地區的中國軍隊。 平野儀一給他的部屬打气說，宜昌戰役之目的是擊潰中國第五戰區主力，促使國民党軍隊衰敗，有助于日本對華政略和戰略取得顯著效果。 平野儀一率領他的大隊耀武揚威開進中國風景區廬山，沿途燒殺搶掠無所不為，遭到中國守軍突然阻擊，平野多次組織部隊猛烈沖擊，都被中國守軍打退，死傷慘重。平野儀一惊惶失措，急忙向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宁次和頂頭上司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長藤堂高英發報求救。岡村宁次、藤堂高英忙派三個大隊日軍赶來增援，才協助平野儀一攻下廬山。平野儀一獸性大發，指揮日軍在廬山燒殺搶掠，瘋狂破坏廬山胜景，罪行令人發指。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３日，平野儀一又气勢洶洶投入宜昌戰役第二期作戰，妄圖消滅宜昌以東的中國部隊。平野儀一首先揭開第二期作戰的序幕，又實施"超越既定作戰地區作戰"，以凶殘的屠殺開路奪取中國大平國土。 岡村宁次和藤堂高英見平野儀一法西斯精神十足，便下令以平野的第六十三大隊為骨干組成平野大隊，与第十一軍主力在宜城東北地區包圍張自忠將軍率領的三十三集團軍部隊。張自忠率領部隊跳出日寇重圍，對平野支隊等日寇進行反包圍。張自忠率領中國軍隊奮勇追擊，日寇急不擇路，奪路而逃，死傷慘重。 平野儀一狡猾异常，他看准時机率平野大隊跳出重圍，帶日寇第十一軍主力逃到宜城東北１０公里的溝園、南瓜店一帶。 張自忠將軍得到這一情報，雖然手下主力部隊均已派出作戰，手頭只有３個團，仍決定親自率領兩個團從宜城渡過漢水，向平野儀一所在日軍發起猛烈攻擊，日寇猝不及防，遭受沉重打擊。 平野儀一感到面臨滅頂之災，后來看到中國部隊勢力單薄，便又重新整頓部隊，動用２０多門火炮實施反擊，張自忠只有３０００余人，武器裝備又差，在陣地戰中傷亡增加。 平野儀一急忙向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宁次和第十四旅團長藤堂高英求援，岡村宁次即派日軍航空兵前來助戰。張自忠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与其野部隊展開決戰，張自忠先是左肩受傷，又一批密集槍彈射中胸部，加之日寇航空兵瘋狂轟炸，致使張自忠將軍死于平野儀一的進攻之下，光榮為國捐軀，成為八年抗戰第一位殉國的總司令，平野儀一因"戰功"晉升為步兵大佐。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８日，侵華日寇第十一軍發起第二次長沙戰役，該軍司令官橫山勇特別賞識平野儀一，特意以平野大隊為骨干組成平野支隊。支隊長按慣例由旅團長級軍官擔任，橫山勇破格任命大隊長級的平野儀一為戰斗支隊長。 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８日，中國第六戰區司令官薛岳以１５個師的兵力向宜昌發動猛攻，日軍第十三師團和平野支隊拚死抵抗，平野支隊死傷慘重，平野命令后勤和傷病員也投入戰斗，又緊急呼叫援兵。 １０月１０日，薛岳命中國部隊發起總攻擊，日寇陷入絕境，第十三師團長內山英太郎和平野儀一命令日軍官兵燒掉軍品和秘密文件，用密碼寫好絕命書，准備自殺。日寇第三十九師團１０月１１日赶到戰場，同中國部隊展開激戰，才救出平野支隊。 平野儀一獲救后凶焰万丈，立即率領平野支隊瘋狂屠殺中國抗日軍民。第二次長沙戰役中，平野儀一指揮日寇和其他部隊共屠中國軍民５．４万多人，并將被迫投降的中國官兵全部殺死，犯下滔天大罪。 第二次長沙戰役結束后，平野儀一率領殘兵敗將撤回九江歸建，在旅團長藤野高英指揮下進行"清鄉"作戰，推行"三光政策"，殺死中國抗日軍民無數。 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８日，美國Ｂ２５轟炸机從航空母艦起飛，首次轟炸東京、名古屋、大阪，返回途中降落在中國浙贛地區机常美國飛机首次空炸日本本土使日本大本營十分恐懼，為摧毀分布在浙江各地的國際机場，命令侵華日軍發起浙贛戰役。 平野支隊奉命從九江出發，配合１０万日軍出動，擔任江西方面的水路作戰。平野儀一率軍配合日本海軍第一遣華艦隊，在鄱陽湖北水路口東岸奇襲登陸，相繼攻占都昌、黃磯街、梅溪嘴，又沿錦江逆流而上。沿途受到中國軍隊頑強狙擊，死傷慘重。平野儀一獸性大發，每攻占一個地方，他都命令部屬瘋狂燒殺奸淫，又像強盜一樣公開搶劫，他親自監督把搶劫來的軍用物資裝船運回日本。為此，受到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橫山勇的通令表彰。 在浙贛戰役三個月中，日寇殺害中國軍民２５万余人，其中在江西被害的几万人，全部死于平野支隊的屠刀之下。廣州法庭上，受害人憤怒控訴平野儀一的滔天罪行，認為不亞于南京大屠殺。 １９４３年３月，平野被調往中國東北，任第九師團第十八旅團第三十六聯隊聯隊長，率領部下鎮壓東北抗日民主聯軍；１９４５年２月升任第二十三軍軍附，協助軍司令官田中久一鎮壓華南抗日力量；同年４月升任第一二九師團第九十二旅團少將旅團長，更賣力地進攻抗日部隊。 日本投降后，平野儀一作為日本戰犯被收押在案。在法庭上，平野蠻橫無理，拒不認罪，廣州軍事法庭經過一年多的深入調查，掌握了平野瘋狂屠殺中國平民的大量證据，他才不得不低頭認罪。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２日，廣州軍事法庭判處平野死刑，押赴廣州流水橋刑場處決，為殘害的廣大中國人民報了血海深仇。 ▲被押赴刑場的重藤憲文 原侵華日軍華南派遣軍憲兵隊長重藤憲文是廣州軍事法庭處決的５個日本戰犯之一。 重藤憲文為日本福岡縣人，１９１６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憲兵科畢業后，就開始了罪惡的侵華憲兵生涯。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重藤憲文作為憲兵加入關東軍，對東北人民和抗日武裝力量瘋狂地圍剿、屠殺，所到之處，燒毀村庄，殺害無辜百姓，搶劫糧食和牲畜，造成了許多荒蕪人煙的無人區。 重藤憲文的凶殘屠殺獲得日本軍方的賞識，調他參加進攻上海和南京大屠殺。在南京，他殺人如麻，罪惡滔天。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重藤憲文來到日寇攻陷后的武漢，被提升為武漢憲兵隊中佐分隊長，直屬于日寇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俊六，在武漢舊法租界的利冰厂辦公樓設立憲兵隊本部，對武漢進行血腥控制。 公訴人控訴重藤殘無人道地濫捕濫殺無辜市民。重藤為搜捕中國共產党員和抗日人士，經常率領所屬憲兵，在武漢走大街串小巷，采用定期查戶口、突擊搜查旅館行棧的方法，肆意捕殺中國軍民，甚至連孩子也不放過。重藤在武漢大街上听見一個小孩哼了几句《義勇軍進行曲》，就命憲兵抓來，用水管子向小孩嘴里灌涼水，把肚子灌鼓，然后把小孩的父母抓來逼著腳踩；小孩父母不踩，重藤憲文就命日本憲兵用鞭子狠狠抽打小孩父母，又令日本憲兵抬起穿著皮鞋的腳，朝小孩的肚子野獸般踩去。只听一聲慘叫，血水迸濺，因小孩唱了几句抗日歌曲就要了他幼小的生命。 重藤憲文把他管理的漢口憲兵所在地大孚銀行，搞成了一個陰森的閻王殿，中國人被抓到這里猶如進了鬼門關。他指揮日本憲兵采取最慘無人道的手段對待無辜百姓，用挖眼、剝皮、開膛、刀劈、電擊、鏹水浸、一刀刀割肉等令人發指的殘忍手段，折磨、屠殺中國百姓。１９３８年冬，他從漢口偉英里抓走七八人，內有一個２２歲的孕婦，全都被抓到這個地地道道的殺人魔窟里拷打致死，拉到礄口掩埋。 武漢市民控告重藤憲文把礄口建成恐怖的殺人常重藤憲文常以搜查抗日分子為名，帶領部屬開動警車在漢口橫沖直撞，在人多的鬧市區抓上人裝上汽車，拉回憲兵隊嚴刑拷打，然后在夜半更深時拉到礄口，砍頭或集体活埋，据李重漢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根据目睹材料寫成的《鐵蹄蹂躪下的武漢》一文記載，僅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的一年間，重藤憲文憲兵隊在礄口刑場就殘殺中國無辜百姓２万多人。 重藤憲文還在离漢口市區２０多華里的坦教湖的偏僻地方設立了一個秘密刑常坦教湖附近農民在廣州法庭出庭作證，說重藤憲文總是命令漢口憲兵隊憲兵把要殺的人，用汽車拉到這里，強其他們挖溝"自鑿墳墓"，再關押起來嚴刑拷打，最后用白布蒙上眼睛，捆綁著拉到深溝旁邊，由重藤憲文揮起日本武士刀照頭砍上一刀，一腳踢倒在溝里，其他憲兵一擁而上，揮舞軍刀競相屠殺，把中國百姓不分死活都推到溝里，鏟土掩埋。當地農民在法庭上揭露重藤憲文每月至少在坦教湖刑場殺兩三批人，每批三五十人不等。重藤憲文殘忍的屠殺行徑激欺人們的強烈憤恨，強烈要求嚴懲這個殺人魔鬼。 重藤憲文靠屠殺中國人被晉升為憲兵大佐，提升為華中派遣軍憲兵隊隊附。他一上任，就接到一起日軍電線被割案件，重藤憲文立即下令把漢口經營舊電線的攤販全部抓來，嚴刑逼供，致使几人被拷打致死，卻一無所獲。不久，又發生日軍第二次電線被割事件，重藤胡說武漢中山公園一帶有抗日分子，就命令憲兵把附近居民２０００人赶到一個竹篱笆院內，要作案者自首，見無人承認，重藤惱羞成怒，就把這２０００人赶在空場晒太陽，兩天不給吃喝，致使許多人暈死過去。 １９４２年５月，重藤憲文被提升為日寇華南派遣軍憲兵隊長，協助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田中久一瘋狂鎮壓抗日力量。他運用多年屠殺中國人民的經驗，制訂出廣州為中心四處撒网的恐怖計划，派出憲兵隊到汕頭、惠州、佛山、香港、九龍等地活動，對中國居民進行嚴密的法西斯統治，找個借口就隨便抓人，血腥鎮壓。 重藤憲文在廣州發現香港《亞洲內幕》（文摘社）雜志上登有號召亞洲各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文章，就赶到香港，伙同日軍香港憲兵隊隊長野間助之賢，出動憲兵在香港九龍四處搜查，在九龍發現了《亞洲內幕》編輯蔣學楷，便指使香港憲兵將其殘酷槍殺。 １９４３年冬天，重藤憲文派往日軍中的憲兵發現侵華日軍內部有异常動向，立即派憲兵四處偵察，很快發現台灣愛國人士丘念台、鐘浩東、李南鋒、徐森元、鄧慧等人受不了日寇的法西斯統治，秘密串連愛國台胞，建立抗日台胞組織，准備策動在廣州的２万名台胞和侵華日軍中的２０００多名台籍軍人起義，建立抗日隊伍。重藤憲文偵破此案，立即出動警車，大肆逮捕丘念台等愛國台胞，進行瘋狂的大屠殺，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 １９４４年冬天，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命所部官兵駕机轟炸香港的日軍陣地，美國空軍英雄荷克少校的飛机被日軍擊傷，荷克少校被迫跳傘，降落在廣州与香港交界處附近地區。重藤憲文聯合香港的日本憲兵隊長野間助之賢派憲兵和日本兵四處搜索，最后從老百姓家里搜出荷克，將其施加酷刑后殺害。對營救美軍飛行員的村庄放火血洗，重藤憲文率日本憲兵殺人無數。 １９４５年初，侵華日軍華南派遣軍在打通粵漢鐵路作戰中，受到中國軍隊沉重打擊，死傷慘重，重藤憲文受田中久一之命瘋狂報复，把俘虜的中國官兵捆在大樹上，用刺刀一刀一刀割死，慘不忍睹。 日本宣布投降后，這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寇憲兵頭子作為戰犯被收審，美國軍事法庭根据他殘殺美國飛行員的罪行，要求判處他死刑；１９４７年８月９日，中國廣州行轅軍事法庭判處重藤憲文死刑，押赴廣州流水橋刑場處決。有許多香港同胞和美軍代表与廣州人民一起觀看處決日本憲兵頭子，無不拍手稱快。 ▲昔日殺人狂，今日刀下鬼的--近藤新八！ 原侵華日軍第一三○師團師團長近藤新八是在廣州流水橋刑場被槍斃的５個日本重要戰犯之一。 近藤新八１８９３年生于日本香川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后，開始了罪惡的侵華生涯。 １９３８年７月，近藤新八被晉升為步兵大佐，把他派往中國東北，任新京（長春）憲兵隊隊長。 新京憲兵隊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過程中建立的第一批憲兵机构，轄有附屬地（長春分隊）、吉林、洮南、通遼、公主岭５個分隊及城內、寬城子、敦化、西安、南岭、磐石等分遣隊和分駐所，有憲兵３００多人。 近藤新八一上任，就派出憲兵四處搜集以楊靖宇為首的抗聯部隊的活動情報，提供給關東軍，引導關東軍對抗日武裝進行規模空前的大"掃蕩"，使抗聯遭到重大損失。楊靖宇壯烈犧牲，無數抗日軍民被慘殺，東北抗聯的活動被迫進入低潮，抗聯主力轉移到中蘇邊境地帶堅持游擊活動。 近藤新八被賦予极大權力，他可上管軍下管民，為審查有"危險思想"的人員，他不僅可以拘捕比自己軍階高三級的關東軍軍官，而且可以以緊急處罰為名行使處決權。近藤充分運用這些特權，在充當新京憲兵隊長的４年期間，出動憲兵大肆搜捕所謂"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以各种借口逮捕中國軍民，關入長春監獄嚴刑拷打，許多人被折磨而死。 為彌補日本侵略戰爭力量的不足，近藤新八同日本駐華北軍隊和憲兵隊達成協議，每年從關內以"軍事討伐"、"治安肅正"為名，抓捕大量農民，用悶灌車拉到東北，搶修軍事工程，有部分華工被運到日本，葬身异國他鄉。 １９４２年２月，近藤新八勾結關東軍司令部炮制出《勞動者緊急就勞規則》，規定每年由需要勞工的部門提出申請，由近藤新八指揮憲兵向下"攤派"指標。近藤還在長春等地以"行跡可疑"為名，將老百姓當作"俘虜"抓來當苦力使用，完成軍事工程后被全部殺死。 近藤新八在新京成立了“矯正輔導院"，命令日本憲兵"抓游民"，僅１９４２年初一次就抓捕３５００多人，動用各种刑具拷打"抗日分子"，用槍逼其中國人從事繁重的体力勞動。 在他任新京憲兵隊長４年間，几万中國軍民被他命令日本憲兵殘害致死。 １９４２年３月，近藤新八被提升為第三十七師團參謀長，他率軍來到華北，進行強化治安作戰。１９４３年５月，近藤新八指揮該師部隊對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區遼縣、武鄉、涉縣一帶發動大規模毀滅性"掃蕩"。近藤新八企圖消滅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主力，卻扑了個空，他惱羞成怒，就在太行根据地中心區進行"抉剔清剿"，瘋狂地捕殺抗日干部和群眾，到處逼迫老百姓挖掘藏在地下的糧食和秘密文件，凶惡地推行"三光政策，卻被太行根据地軍民開展麻雀戰、地雷戰、伏擊戰，遭受沉重打擊。近藤新八部隊被地雷陣炸得死傷累累，膽戰心惊，只得被迫撤兵。撤退途中，近藤新八又喪心病狂地屠殺太行根据地無辜百姓。 這時，台灣同胞不堪忍受日寇的法西斯統治，到處掀起抗日浪潮，日本軍方便把有在東北和華北"掃蕩"根据地經驗的近藤新八晉升為陸軍少將，提升為日寇侵台軍參謀長。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近藤殺气騰騰到台灣上任，為把台灣建成日本侵略中國大陸和進行太平洋戰爭的灘頭陣地，他運用在東北和華北的"掃蕩"經驗，血腥鎮壓台灣同胞的抗日斗爭，欠下台胞筆筆血債。 １９４４年７月，近藤新八被提升為獨立混成第十九旅團旅團長，從台灣來到廣東，擔負潮汕地區的"掃蕩"任務。近藤一上任就率軍進犯清遠、連江口，受到中國軍隊沉重打擊，日寇被殲滅５００余人，近藤气急敗坏，就縱兵血洗潮汕地區廣大農村。 同年９月，近藤奉命參加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湘桂作戰，受到揭陽、普宁等武工隊的迎頭痛擊，近藤瘋狂地率領日寇對順德展開"掃蕩"作戰，被武工隊用游擊戰術拖得死去活來，近藤打不到武工隊，就指揮部屬拿老百姓出气，燒毀房屋１００多間，把順德西海村馮梁氏等６個老太太推進一間著火的房間內活活燒死。 近藤新八又指揮侵略軍進犯惠州，受到潮汕人民抗日游擊隊迎頭痛擊，近藤新八獸性大發，刺死、活埋當地百姓５０００余人，真是尸橫遍地，慘不忍睹。 近藤新八不甘心失敗，協同日寇其他部隊對寶安、台山實施五路圍攻，采用他在華北進行治安戰時運用的"遠道奔襲"、"拉鋸清剿”“鐵壁合圍"等戰術，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在廣東犯下屠殺罪行。 １９４４年底，近藤新八率軍到潮州西南２５公里的揭陽地區反复"掃蕩"，被當地游擊隊聲東擊西，打得狼狽不堪，近藤新八狗急跳牆，獸性大發，下令進攻前，把老百姓拉來用刺刀割開胸膛，挖出心煮熟分給部屬吃，再揮刀驅赶日寇士兵沖鋒。其滔天罪行，令人發指。 １９４５年４月，近藤新八晉升為中將軍銜，被任命為新組建的日寇華南侵略軍第一三○師團師團長。他一上任就投入打通廣東南路干線的"膺懲之戰"。 近藤新八率領六路日軍，气勢洶洶殺向粵中的台山、開平、新會、陽春等地，一路大炮開路，空中有日本飛机掩護，燒殺搶掠。中國第七戰區第七縱隊為粉碎近藤師團的"掃蕩"，避其鋒芒，化整為零，誘敵深入，近藤師團得意忘形，占領粵中大部城鄉，成為抗戰以來粵中地區人民受害最深的一次。 近藤新八自以為是，率領侵略軍燒殺搶掠，中國軍隊在運動中伏擊、截擊敵人，日軍受到沉重打擊；近藤命令所屬騎兵突襲蒼城，卻中中國軍隊之計，在樓崗、塔山一帶再次受到重創。 近藤新八整頓侵略軍隊，兵分三路突襲樓崗，在飛机掩護下像野獸一般企圖一口吞掉中國軍隊，受到里謳鄉抗日民眾武裝首領周福率領的周家軍的迎頭反擊，近藤師團損失慘重，日本飛机亦被擊落一架。周福為避免過大傷亡，將周家軍主力后撤，化整為零，巧妙地与近藤師團周旋。 近藤師團找不到周家軍，就揮軍血洗南樓，當地司徒族７名鄉衛團丁依托有利地形奮勇還擊，以７支土造七九式步槍迎擊近藤師團，殲滅大量日寇，堅守三晝夜，陣地巋然不動。 近藤新八獸性大發，下令用大炮猛烈轟擊，气壯士巧妙躲避不傷毫毛，近藤暴跳如雷，公然下令施放毒品彈。气壯士雖中毒昏厥，仍把槍支砸爛，与日寇搏斗英勇犧牲。 近藤師團以法西斯滅絕人性手段攻占南樓后，將气壯士尸体肢解出气，又殺害了中共地下党員方繼翁。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中國軍隊第六十四軍軍長張馳奉命在廣東大良縣受降，近藤新八率領該師團一万兩千人集中受檢時，他拒不認罪，突然站起來煽動部屬不要投降，張軍長當机立斷，以武力迫使近藤師團投降。 國民党廣州行轅軍事法庭依法對近藤新八開庭審判，近藤新八態度蠻橫，拒不認罪，廣州軍事法庭以充足的理由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４日判處他死刑，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押赴廣州流水橋刑場執行槍決。 ▲鎮壓--野間助之賢！ 野間助之賢是被中國廣州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５個日本戰犯之一，在香港槍斃正法。 野間助之賢１８９６年生于日本東京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后，又進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系深造，然后從事日本侵略有理的法西斯宣傳，１９４２年２月晉升憲兵中佐，提升為香港憲兵隊隊長，開始了罪惡的憲兵生涯。 野間助之賢接受日本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田中久一和華南派遣軍憲兵隊長重藤憲文的指使，在香港推行憲兵恐怖統治。 野間助之賢首先在香港扼殺抗日言論，他發現《亞洲內幕》雜志上載有號召亞洲各國人民起來抗日的文章，就勾結重藤憲文拘捕抗日志士。野間派出憲兵對《亞洲內幕》人員嚴加偵察，發現有很多文章是愛國人士、《亞洲內幕》編輯蔣學楷所寫，就派香港憲兵對蔣學楷立案偵察。 野間派出的憲兵在九龍避風塘發現了蔣學楷，只見他坐船而來，日本憲兵就在蔣學楷后面跟蹤監視，請示野間助之賢后，日本憲兵在蔣學楷登舟而去時，將其開槍打死。 野間助之賢借處死蔣學楷一事，在香港到處張貼布告，聲稱凡在香港的國民党政府工作人員都必須到香港憲兵隊登記，否則將予以拘捕；凡南洋來香港的華僑只要在香港憲兵隊登記注冊，即予以优待和特別保護，否則一切損失自己負責。 野間助之賢派日本憲兵在香港各處穿便衣監視各界人士，見有可疑者就抓回憲兵隊，砍去手指、割掉耳朵、切下舌頭、挖下眼睛，慘叫之聲不絕于耳；見到稍有姿色的女子就抓回來綁在柱子或床上，野蠻強奸。 野間助之賢又嫌殺害普通人威懾力量小，就把矛頭對准著名愛國人士。日本憲兵發現中國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林庚白偕夫人將由九龍過海出港，立即向野間助之賢報告，野間馬上下令對林庚白夫婦下毒手。 林庚白夫婦行至天文台道時，被野間派出的憲兵追上，光天化日之下開槍打死林庚白，其夫人惊叫呼救時，也被日本憲兵擊碎右臂骨，鮮血直流，慘不忍睹。据可靠材料，被野間助之賢的日本憲兵殺害的香港民眾至少有几万人。 美國軍事法庭也向廣州軍事法庭提出控訴書，控告野間助之賢獲得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飛虎英雄"荷克少校轟炸香港日軍陣地因飛机被擊中而跳傘的消息，當即命令日本憲兵前往出事地點搜索，將營救美國"飛虎英雄"的村民全部殺害，又親自對荷克非刑拷打，殘忍地殺害。 日本投降后，野間助之賢作為日本戰犯被中國收審，中美軍事法庭聯合實施周密調查，取得可靠證据，廣州軍事法庭決定判處野間助之賢死刑。 應香港廣大受害同胞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決定將野間助之賢押解到他作惡多端的香港正法。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７日，野間助之賢在香港刑場被處決，有無數香港民眾前來觀看這個殺人魔王的可恥下常３、上海審判—-國防部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０日成立，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才告結束，歷時３年之久，是中國歷時最久的一次戰犯審判，這与蔣介石有意包庇戰犯，搞假審判真演戲有直接關系。 上海審判，判處原侵華日軍第五十五軍參謀長鏑木正隆死刑；判處原侵華日軍獨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團長櫻庭子郎、第四十旅團長伊藤忠夫無期徒刑；原日寇侵台司令官兼總督安藤利吉，在上海日本戰犯監獄畏罪自殺；原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在上海日本戰犯監獄患腦溢血死亡。 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嚴懲日寇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宁次，竟被法庭宣判負責“遣俘有功"，"無罪釋放"。 審判期間，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湯恩伯、李宗仁等國民党政府最高級頭目，暗中与日本頭號侵華戰犯岡村宁次密謀勾結，公開為日本戰犯開脫罪行，上演了宣判罪大惡极的侵華日軍總司令無罪的丑劇，留下千古罵名，遺臭万年。 １、是誰放走了侵華頭號戰犯--岡村宁次？ 岡村宁次１８８４年生于日本東京，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后，即開始侵華活動，曾任陸軍參謀本部"支那"班班員、中國課課長、日本駐華使館武官。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任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１９２８年，以步兵第六聯隊長的身分參加侵略青島和濟南的戰爭，參与制造舉世震惊的"濟南慘案“。１９３２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略上海的戰爭。１９３３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國民党政府簽訂侵略冀東和長城以北我國領土的《塘沽協定》。１９３５年，又協同日寇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應欽簽訂侵略華北的《何梅協定》。其后，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兼駐偽滿洲國武官、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第二師團長、第十軍司令官、華北日軍總司令、第六方面軍司令官，最后升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在中國作惡多端，罪行累累。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岡村宁次和東條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為甲級戰犯。令人奇怪的是，中國軍事法庭從１９４６年開始審判日本戰犯，到１９４８年已基本審判完畢，松井石根、谷壽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處死刑，正法槍決，但岡村宁次這個日本侵華頭號戰犯卻不見蹤影。 ２、討好蔣介石的岡村宁次 原來，岡村宁次明知自己罪孽深重，難逃懲罰，自忖不僅被列為戰犯，且死刑也在所難免。就用專机把家屬送回日本，准備一人承擔制裁。 但是，他又料定在國共沖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机會，就決心"賣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万侵華日軍的优良武器裝備交給國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國對付共產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給蔣介石，還向何應欽獻反共之計說：“中國最大的內患，是共軍部隊實力龐大，不可小視。現華中長江与黃河之間尚有３０万日軍，建議暫不繳械，由我本人率領，在貴司令的統一指揮下幫助國軍剿滅共軍。貴方只需負責供應給養，其他武器、彈藥、醫務方面概由我們自己解決。"何應欽對此极為欣賞，馬上報告蔣介石請求批准。蔣介石雖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卻把岡村宁次視為自己人，确定將戰犯范圍限制在最小限度，甚至一個人即可，他明确地發布指示：“逮捕漢奸消息及逮捕條例，概勿發表，必須由本委員會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以后關于逮捕漢奸之案件，准令戴（笠）副局長負責主持，以歸統一，而免分裂。"蔣介石專門交代，對岡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個多月時間里，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遲遲不下達解除岡村宁次武裝的命令，因而設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樓的侵華派遣軍司令部依然戒備森嚴，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槍，日軍官兵仍欺壓百姓，奸淫婦女，胡作非為。經南京警備司令邱維達多次交涉，才命令岡村宁次繳出武器裝備。 蔣介石、何應欽為勾結岡村宁次反共，不顧國際國內要求審判岡村宁次的強烈呼聲，宣布岡村宁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聯絡部長官"，委其以協助投降、維持治安和幫助遣返日俘日僑的重任，后來又讓其改任与國民党政府的"聯絡班長"，暗中兼有國民党軍事顧問的職責。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讓他以外交官身分隨便活動。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國共產党在延安公布，把岡村宁次列為頭號戰犯。蔣介石、何應欽指示南京和國民党各地報紙，不登這一消息。在制定确認戰犯條件文件時，只注重松井石根、谷壽夫等指揮的南京大屠殺，酒井隆在廣東以及日寇在長沙、徐州會戰中的暴行，因岡村宁次与這些暴行無直接聯系，而為其開脫罪責。 國民党戰犯處理委員會負責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受蔣介石、何應欽之命，對記者提問答曰：“岡村宁次本是日本戰犯，但自日本投降以來，在維持南京治安、協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績顯著。目下正在任聯絡班長，工作尚未結束，何時對其拘留審理，委員會現正在研究中。"３、蔣介石包庇岡村宁次蔣介石包庇岡村宁次的倒行逆施，引起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不得不于１０月２６日下令，停止岡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動；１１月２３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要求岡村宁次到東京出庭作證。而國民党政府卻以岡村宁次健康有問題予以拒絕。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識破國民党政府的陰謀，要求把岡村宁次送往東京審理。國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岡村宁次作為戰爭嫌疑犯拘留審查，由何應欽特派兩個高級軍官陪岡村宁次從南京轉移到上海，詭稱把岡村宁次關在上海戰犯監獄候審，實際上成了國民党政府的重點保護對象。 岡村宁次住在上海黃渡路王文成的宅邸，住所十分秘密。 國防部長白崇禧特別訓令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對岡村宁次進行監護。湯恩伯派出大批便衣為岡村宁次日夜擔任警戒，不時提供中國對岡村宁次的內部情報，還專門聘請日本醫生中山高志為岡村宁次治療肺結核。真是細心照顧，關怀備至。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白崇禧特派國防部高級軍官王俊中將，向岡村宁次傳達蔣介石、何應欽的口信稱：“根据國際情況，以暫不歸國為安全。為了敷衍輿論，也可能移交軍事法庭審理，但審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這時候，各國對岡村宁次的下落傳說紛紓岡村宁次坐臥不安，便派他手下參謀小笠原向國防部二廳少將曹士澄打探消息，曹士澄第二天就帶來了可靠消息：“對岡村的審理，爭取于９月以后進行。由于蔣主席、白崇禧國防部長、陳誠總參謀長、何應欽將軍等對岡村在停戰后的工作甚為感謝，審判只是走走形式，但歸國時机，以在和約簽定后為宜。"１９４８年７月，國民党政府簽于南京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理已接近尾聲，南京、上海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一再催促盡快審判岡村宁次，國防部長何應欽重新上任后，便于７月１日向石美瑜發出訓令稱：“岡村宁次病已痊愈，對該俘的戰犯嫌疑部分，應立即開始審理；根据規定進行，隨時報告情況。……"４、假審判真演戲，幕幕狼狽不堪７月７日，上海軍事法庭檢察官向岡村宁次送去法庭傳票，令他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時到法庭受審。這又使岡村宁次精神緊張起來。蔣介石對岡村宁次体貼入微，命國防部二廳聯絡官吳文華悄悄來訪，傳達蔣介石、何應欽和國防部的安排，講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結束之前，對岡村宁次進行審判，訓令已經下達，并不惜出賣核心机密，奴顏婢膝地說：“訓令中所謂病已痊愈，乃是為了病中可拖延審理，法庭將根据病情斟酌行事，為此速向法庭提出診斷書為好；蔣總統也同意開始審判，并已指出要從輕處理；你作為被告理應拘禁于戰犯監獄，但因病中療養或以移住于京滬醫院為宜，此事尚在研究；關于保釋問題，屆時法庭當有指示。"岡村宁次在回憶錄中談及他此時此刻的心情時說：“停戰以來，我一直以為，作為戰犯而受審的日子勢必來臨，現在終來到了，然而兩三年來對于中國政府及軍方的領導層所給予我的關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２日，中國上海軍事法庭對岡村宁次正式進行偵訊審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議制。審判長為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少將庭長石美瑜，審判官為４個上校專職法官：葉在增、陸起、林健鵬、張体坤。 １０時半，對岡村宁次的偵訊開始。首先由檢察官施泳對岡村宁次在中國的侵略作戰經歷及部下不法行為等有無責任問題提出質問。 岡村宁次因有蔣介石、何應欽背后撐腰，有恃無恐地為自己辯解說：“我想，部下犯罪縱屬事實，也是下層發生的零星的不法行為，与軍司令官、方面軍司令官、總司令官無關，不屬于共同責任犯罪問題。雖然如此，我仍應承擔道義上的責任。"石美瑜向法官們事前傳達了蔣介石、保應欽的指示，因而誰也不敢触動岡村宁次的個人犯罪問題。一小時后審訊即告結束，純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岡村宁次退庭后，石美瑜与施泳（檢查官）、劉季坪（翻譯）展開激烈爭論。石美瑜認為，岡村宁次既為被告，而且健康狀況良好，就應立即住戰犯監獄監禁。劉季坪反對石美瑜的主張，認為岡村現在的住所既為國防部指定，除非有國防部指示，否則不能擅自移動。雙方爭執不下。最后由國防部官員出面和石美瑜協商，石庭長才同意申請保釋。 ７月１８日，國防部二廳聯絡官吳文華再次訪問岡村宁次，殷勤地為他起草了一份保釋申請書，由參謀松岡抄寫清楚后提交法庭批准。 ７月２３日，上海軍事法庭派京滬醫院的朱院長，在日本醫生中山高志陪同下，為岡村宁次做疾病診斷。正直的朱院長根据岡村宁次的病狀，拒絕為他擔保。這可急坏了岡村宁次，他又費盡心机才找到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錢龍生為他擔保，８月２日終于取得法庭的保釋同意。 ８月２日，上海軍事法庭送來起訴書，指控岡村宁次在任侵華日軍總司令任內，應對第二十三軍、第二十七師團、第一百十六師團、第一百六十四師團、第八十九旅團等所屬兵團官兵的犯罪行為負連帶責任。 ８月９日，國防部二廳聯絡官吳文華告訴岡村宁次說，石庭長的申請已得到國防部批准：“岡村應扣押于戰犯監獄，于該處就醫"。 ８月１０日，石美瑜在吳文華陪同下訪問岡村宁次，表明來意說：“今天我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個人資格來訪。帶病入監，當很痛苦，然迫于形勢，經与政府當局協商，只好如此，希能諒解，監內住處我已看過，可獨居另室，醫師來治療及送進營養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惡化，仍可申請保釋。 在此期間尚望安心保養。入監時間定于１４日退庭之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備。"８月１４日，上海軍事戰犯法庭對岡村宁次進行初審，純粹是走過場，只短短半個小時便草草收常岡村宁次松一口气离開法庭，剛到走廊就被１００多名中外記者團團包圍，爭相提問。岡村宁次害怕暴露蔣介石對他的庇護內幕，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急得滿頭大汗，狼狽不堪。 國民党憲兵急忙開道，推開阻攔的記者，將岡村宁次送進休息室。二三十名記者緊跟不放，舉起相机拍照不止。岡村宁次急忙离開法庭，登上早已准備好的大卡車。但仍有几名記者登上卡車，追赶提問，一直到上海高鏡廟戰犯監獄門口，由典獄長孫介君接了進去，方才解圍。 蔣介石、何應欽吩咐孫介君對岡村宁次百般优待，又請國民党的"一流律師”錢龍生、江一平、楊鵬擔任辯護律師，緊張地策划幫助岡村宁次正式渡過審判關的計謀。 ８月２２日，典獄長孫介君特意到特殊病室探問岡村宁次"病情"，并無恥吹捧，透露國民党當局的庇護奸計說：“先生前在塘沽協定時和在停戰投降時，均未采取對中國不利的措施，中國有志之士均堪嘉許。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然考慮國內外的影響，不得不如此，但絕不會處以极刑，至于無期也好，十年也好，結果都一樣，請安心受審。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判決后可根据病情請求監外療養，無論是審理和入獄都只是形式而已。"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拖延很久的對戰犯岡村宁次的公開宣判終于開庭。 法庭設在上海塘沽路市參議會大禮堂。盡管那天下著大雨，但不僅大禮堂里座無虛席，而且在禮堂門口、上海商會前廣場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處都有冒雨肅立靜听廣播審判實況的群眾，自晨至暮，万頭攢動，始終不散。國民党政府唯恐出事，派出荷槍實彈的軍警，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但從各地赶來觀看審判戰犯岡村宁次的人們仍像潮水般涌來。 ８月２３日上午８時１０分，岡村宁次在８名憲兵監押下，乘紅色警車一輛，自江灣高鏡廟戰犯監獄抵達臨時法庭，在群眾的一片怒吼聲中進入參議會大樓候審室。國民党官員立即請岡村宁次坐在專門為他准備的大扶手椅上，他對"如此周到照顧，感激莫名"。 國民党官員告訴岡村宁次，為了使這次公審在國際社會和中國民眾中產生較大影響，上海軍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備，會前發出近千張旁听證，邀請外交使團、中外記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為公審造成一定聲勢，但不會為難岡村，請他放心。岡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來。 上午９時３０分，對岡村宁次的公審正式開始。審判長石美瑜偕陪審法官葉在增、陸起、林建鵬、張体坤、檢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審判席上就坐。 審判長宣布傳岡村宁次和４名從犯進庭。觀眾一起把眼光投向受審席，只見岡村宁次剃光頭，戴著玳瑁邊眼鏡，身穿草綠色軍便服，里套白翻領襯衫，低頭走上被審台，昔日耀武揚威的日本皇軍气勢早已蕩然無存。 緊跟在岡村宁次后面的是４名從犯：第二十七師團長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師團長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師團長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團長梨岡壽男，一個個垂頭喪气，如喪家之犬。 首先由檢察官施泳宣讀起訴書，控訴岡村宁次作為侵華日軍總司令參与發動侵略戰爭，縱容部下殘殺無辜平民。如縱容第二十七師團長落合甚九郎，于１９４５年１月進犯江西時，殘殺中國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８９人；還縱容菱田元四郎、梨岡壽男、船引正之等殘殺气民及掠奪財產，無惡不作。 接著進行法庭質詢，旨在搞清發動侵華戰爭的責任及戰犯所犯罪行。岡村宁次有恃無恐，態度傲慢，為自己和其他戰犯開脫罪責。他胡說對日本侵華政策從未參与策划，也不贊同。聲稱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主謀既非裕仁天皇，也非東條英机、近衛文縻等戰犯，而"猜測"是以橋本欣五郎為代表的少壯派軍人。強調自己不是殺人放火的直接指揮者，不能負屠殺中國旗民之責。 廣大听眾見岡村宁次把一切責任推得干干淨淨，激起強烈憤怒，紛紛要求追查岡村宁次的戰爭罪行。 庭長石美瑜頻頻擊動法錘，于上午１０時４０分宣布對岡村宁次的質詢完畢，接著對４名從犯進行審理。落合甚九郎等４人一方面為岡村宁次涂脂抹粉，一方面為自己開脫罪責，激欺人們更大的義憤。石美瑜悍然宣布上午宣判結束，下午３時繼續開庭審理。 午餐极為丰盛，如同規模盛大的筵宴，岡村宁次和４名從犯吃得滿嘴流油，极為滿意。 庭長石美瑜和４名法官進午餐時，席間傳叫石美瑜接長途電話。不一會儿，石美瑜回到飯桌旁，臉色陰沉地對４位法官說：“剛才接（國防部）秦（德純）次長電話，岡村一案，暫停審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員一律不得离開職守。"法官們心中不滿，都主張下午繼續開庭審判，否則無法向社會輿論交代。石美瑜對此表示贊成。 下午開庭后，主任檢察官王家楣慷慨陳詞，強烈主張岡村宁次應負戰爭共犯之責，希望參照國際公法外以應得懲罰。 辯護律師江一起、錢龍生、楊鵬３人公開為岡村宁次辯護，令听眾瞠目結舌。岡村宁次在回憶錄中對此始終念念不忘：“今日的公審，是考慮到對民眾和國際的影響，是一次大型公開展覽。然而在此情況下，辯護人敢于大膽為我辯護，令人感謝。尤其江一平律師不顧其父反對，毅然出庭，并列舉我在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期為供給農民棉布、打擊奸商等事例，為我辯護，使我永銘肺腑。１９６１年６月，我去台北曾經訪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謝意。"法庭辯論极其激烈，直至下午６時３０分，石美瑜庭長宣布庭審結束，改日再審。具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照慣例，重大案件在辯論終結的當天就要審判，原定３時的宣判無人提起。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一次愚弄人民、搪塞國際輿論的大平局。 ８月２３日晚７時２０分，岡村宁次回到監獄。典獄長孫介君像迎接凱旋的大將軍一般熱情招待。次日，他又特意前來岡村宁次的監房慰問，神秘地透露机密說：“對先生的公審判決的時机，（國民党）政府內部有兩种意見，外交方面主張等待國際上對其他方面的戰犯判決后，斟酌情況再作判決為宜；而國防部方面則主張從速判決。因此，只得請示蔣總統才能決定。下次公審可能是繼續辯論，是否立即判決尚未定。"孫介君前腳剛走，軍法局徐局長又以來監視察為名，傳達國防部長何應欽的慰問之詞，問候岡村宁次病情。問候岡村宁次病情。 岡村宁次對蔣介石、何應欽的陰謀心領神會，馬上向上海軍事法庭遞來一件申請狀：“因病請求保外就醫。"石美瑜情知岡村宁次這個申請狀大有來頭，他不敢決定，馬上轉送國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國防部兩名少將高參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接連几天，上海和中國各地報紙對岡村宁次公審情況大加報道，不少文章對國民党政府包庇戰犯的作法進行激烈抨擊，諷刺說拖延三年之久才作戲劇性審判，實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岡村宁次無罪！ 岡村宁次的案子一擱几個月，無人問津。外電傳說，岡村宁次將送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者据此向上海軍事法庭多次提出質問，石美瑜只得命法庭發言人發表談話搪塞說：“岡村并未參加日本侵華的中央系統組織，其犯罪僅与在中國戰場上發生的事實有關，因此當然不須送往東京。"盡管如此，外面傳說很快將對岡村宁次進行第二次公審，第一次公審紀錄影片將分送世界各國。岡村宁次對自己的命運仍憂心忡忡，忙向可能"通天"的典獄長孫介君打探消息。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孫介君來到岡村宁次的住室透露重要消息說：“最近我去南京面謁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及二廳副廳長曹士澄少將，對先生病情均頗關心。他們認為，現在情況与前不同，社會上眾目注視。此時，以在健康許可范圍內于獄中靜候宣判為宜，并說一般認為，對先生的宣判以等東京軍事法庭結束后再做處理為有利。"１１月１３日，岡村宁次以心髒病及腹瀉等症并發為由，申請監外就醫獲得批准；對他的審判推遲３０天舉行。岡村宁次住院后，國防部長何應欽召集國民党高級官員討論如何審判岡村宁次問題。何應欽、曹士澄主張無罪釋放；司法行政部長則主張考慮輿論并与東京軍事法庭量刑一致，會議爭執不下，只得請示蔣介石。 這時，蔣介石的寵將湯恩伯与何應欽主動配合，在蔣介石面前為岡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參謀龍佐良少將特意訪問岡村宁次，透露重要情況說：“約一周前，湯恩伯將軍面謁蔣總統，力陳岡村、松井太久郎（參謀長）在停戰時有功，應令松井立即歸國，對岡村應判無罪，蔣介石大致同意。事為何應欽得知，何應欽認為松井可歸國，岡村必須考慮輿論及國際關系，未便立即宣判無罪，應徐圖善策以待時机。"岡村宁次在回憶錄中談及湯恩伯如此賣力地包庇他時，這樣：“由于湯恩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間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期間）之學業成績欠佳，結業時校方准備讓他留級一年，湯恩伯聞訊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畢業，后來得知是我從中幫忙所致，湯恩伯對此銘心刻骨難忘。"湯恩伯則直言不諱地承認這是出于勾結日本戰犯共同反共的需要，在《湯恩伯札記摘要》中供認：“民國三十七年，對岡村宁次大將進行審判時，正值華北局勢惡化，共產党對此審判也极為注意。在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審議本案時，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員均主張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我從反共的見地出發，主張宣判無罪，并要求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別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胜利，并經蔣總統批准。"這時候，蔣介石在反共內戰中一敗涂地，蔣介石玩弄以退為進的詭計宣布下野，李宗仁代總統出面与中共進行和談。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將逮捕審訊岡村宁次等日本戰犯作為國共和談的條件之一，國民党政府被迫對岡村宁次進行第二次公審，但蔣介石仍在背后緊緊操縱。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２日，湯恩伯又派他的心腹參謀龍佐良到上海會見岡村宁次說，出于對中共的策略，對岡村宁次的審判仍按預定計划進行。蔣介石雖辭職，但是湯恩伯將軍仍擔任上海警備司令，盡可放心。 預定１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時，對岡村宁次進行最后一次公審。蔣介石仍在暗中操縱審判，他擔心岡村宁次不能登上新法庭所在地四層樓受審，便通過何應欽、湯恩伯，派國防部官員吳文華、軍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接連探詢病情，詢問是否需要用擔架抬上四樓。岡村宁次對中國當局"不念舊怨，對我關怀備至，情實難忘“，一再致謝。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清晨，石美瑜把手下法官都叫到庭長辦公室，陰沉著臉說：“今天要辛苦各位，請大家發表對本案的處理意見。"大部分法官都怀有中國人的民族正義感，一致表示岡村宁次是中國人民憤恨的頭號戰犯，為伸張正義，維護民族尊嚴，為百姓報仇雪恨，應該將岡村宁次處以极刑。 原來石美瑜已受蔣介石的威逼，有苦難言，情知審理此案決不是什么好差事，就玩弄"金蟬脫殼"之計，送上請調報告。誰知請調報告沒有得到批准，反而把他提升為國防部檢察局處長，又將軍銜由少將提升為中將，還接到蔣介石一封密電，電文大意是据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宁次宣判無罪，應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蔣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岡村宁次開脫罪責的判決書，呈請新任國防部長徐永昌審閱并簽章，算是交差了事。 石美瑜從公文包里取出兩份文件，讓葉在增等４位法官看，原來是代總統李宗仁和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的兩個命令，內容相同：“岡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應該宣告其無罪。"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眾位法官接過一看，是抄寫得很工整的岡村宁次判快書原本，主文只有６個字：“岡村宁次無罪。"４位法官誰也不愿開口說話。石美瑜便告訴大家判決書已經國防部長批准，拿出蓋著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給大家看。法官們面面相覷，暗罵徐永昌卑鄙無恥。 石美瑜將臉一沉，施加壓力說：“此案上峰已經決定，我已身不由己。現在，請大家在判決書的原本上簽名吧。"誰都知道這是干違背公法和民意的丑事，無人提筆簽名。 石美瑜又厲聲道：“你們不肯簽字，我也沒有辦法。不過，就在隔壁房間里，已有國防部派來軍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們馬上可以接辦本案，宣布更新審理。"石美瑜說到這里，用手一指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說：“不簽字，我們三人就得到那個地下室去，后果怎樣，就不需要我說了。"僵持了一段時間，年紀最大的法官陸起打破沉默，說：“一定要簽字，那沒辦法，不過，應允許我在評議本上寫下保留意見。"石美瑜考慮再三，無可奈何地說：“保留意見當然可以。"在這种情況下，陸起首先簽名，隨后林健鵬、張体坤、葉在增依次簽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開脫岡村宁次罪責的不光彩的判決書上簽了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上海軍事法庭對岡村宁次進行最后一次公審，規模大大縮小，僅請２０多名新聞記者旁听。 庭長石美瑜裝模作樣地做例行公事性提問，岡村宁次早准備好一套對付審判的辦法，不替自己做任何辯解，概由律師代為申辯。最后問他有何陳述時，岡村宁次頗有城府地說：“本人對法庭審判無任何意見，但對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給多數中國國民造成物質、精神上的災難表示歉意，同時對因病推遲審判造成工作困難，也表示歉意。"當天下午４時，法庭再次開庭。石美瑜宣布判處獨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團少將旅團長櫻庭子郎、獨立混成第四十旅團中將旅團長伊藤忠夫無期徒刑。然后宣布對岡村宁次判決如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民國三十七年度戰審第二十八號）公訴人：本庭檢察官被告岡村宁次男６６歲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指定辯護人江一平律師、楊鵬律師、錢龍生律師對上述被告因戰犯案由本庭檢察員起訴，本庭判決如下：主文岡村宁次無罪理由构成戰爭犯罪的條件是：在作戰期間，犯有恣意屠殺、強奸、搶劫，或陰謀策划違反國際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此為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條所明确規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中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廣東，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發生之事，与被告無關。 被告在任期間，我軍作戰大有進展，日軍陷于孤立，戰意喪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戰，率百万日軍奉命投降。在此期間并無上述條款之罪行，只因身為敵軍總司令官，而被列為戰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間，駐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軍曾發生零星罪行，已由該駐軍直接上級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擔罪責，本庭已分別判罪，現在服刑中。以上零星地罪行無以證明与被告有聯系，因而不應負共犯罪責。 綜合以上各項，依法應判為無罪。 根据以上結論，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刑事中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 審判長等人署名蓋章。 當時審判人員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讀判決書，整個法庭鴉雀無聲，當讀到“岡村宁次無罪"時，法庭頓時大亂。法庭警察极力揮舞棍棒維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讀完判決書。 ５、戰犯竟無罪，中外輿論大嘩 石美瑜勉強宣判結束，法庭秩序更加混亂，新聞記者怀著強烈憤怒提出种种責問，石美瑜自覺理虧，無法回答，就運用庭長權力當即宣布退庭，扭頭躲進庭長室。憤怒的記者不顧法警阻攔，擁進庭長室向法庭提出抗議，但卻不能扭轉大局。 岡村宁次比誰都更清楚，他作為百万侵華日軍最高統帥，是屠殺与掠奪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頭號戰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參加過日本占領青島的戰爭；１９２８年參加侵略濟南的戰爭；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５年強其中國政府与其簽訂侵略華北的《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作為日寇華北派遣軍司令官，曾對華北等地推行极其殘忍的"三光"政策，罪惡滔天。 蔣介石、何應欽再包庇他，也會判７年以上徒刑。現在听到宣判無罪，深感意外，就想向庭長石美瑜表示感謝，但卻被拒絕會見。正不知如何是好，法庭副官郭新夫忙走過來向他附耳低語：“啊，先生，還是乘此混亂之机從后門走脫為妙。“一句話提醒了岡村宁次，他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來法庭的松岡在混亂中從后門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嚴正聲明，譴責國民党當局宣判岡村宁次無罪，要求必須將岡村宁次重新逮捕監禁。全國輿論也一致表示譴責，上海各處出現了"不許把日本戰犯運走"的標語。 國民党當局頗為緊張，立即悄悄安排岡村宁次坐美國輪船回國之事。２８日晚，就派上海軍事法庭副官郭新夫通知岡村宁次，次日凌晨６時半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与獄中其他戰犯一起乘船歸國。湯恩伯還派參謀龍佐良送來卡車一輛，便于岡村宁次在２９日拂曉乘車赶到上海戰犯監獄，与２５９名戰犯一起乘美國輪船約翰·Ｗ·維克斯號离開上海回國。 獲得國民党政府釋放岡村宁次的消息，中國共產党立即通過新華社發表文章，向國民党政府提出抗議。在國共和談中，也要求引渡岡村宁次，并以此作為維持國內和平的條件之一。 迫于中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宁次。但湯恩伯依仗七上海警備司令的職權，以蔣介石為后台，扣壓李宗仁的命令不發。李宗仁無奈，后來又命令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商震，与駐日盟軍總部交涉重新逮捕岡村宁次，但被麥克阿瑟總部拒絕。 岡村宁次回國后，被安排在東京國立第一醫院住院治療。 更使岡村宁次吃惊的是，美日當局打破戰后嚴禁懸挂日本國旗的禁令，在醫院懸挂太陽旗，向岡村宁次表示慰勞。麥克阿瑟還派盟軍總部軍官肯尼中校到醫院慰問岡村宁次。不久，又同意蔣介石聘請岡村宁次為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至此，美國和蔣介石包庇頭號侵華戰犯岡村宁次的罪惡陰謀暴露無遺，受到中國和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 ４、沈陽審判 沈陽和太原審判亦稱共和國審判， 是新中國特別軍事法庭對蘇聯移交和在 中國逮捕的一千多名戰犯的審判，它的 鮮明特色是把罪惡滔天的戰犯改造成對 社會和人類有用的新人，譜寫出世界戰 犯審判史上的新篇章。經過几年艱苦細 致的改造教育，將１０１７名戰犯寬大處理，免于起訴，立即釋放。只分批對４５名情節嚴重的戰犯開庭公開審理，分別判處２５年以下不等徒刑，刑滿后釋放歸國，受到各國的普遍贊揚。 ▲日本在押戰犯鬧監風波 １９５０年７月下旬，東北名城撫順社會主義建設熱气騰騰，一日千里，新生的共和國又把審判日偽戰犯的任務交給了撫順。對此，撫順城東北部高爾山山亭的楹聯表達了撫順和全國人民定能審判日偽戰犯的豪情壯志：到此已窮千里目，何須更上一層樓！ 撫順人民緊急行動魄來，把高爾山山腳下日本帝國主義１９３６年修建的"撫順典獄"，改建成規模巨大的日偽戰犯管理所，更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的日本"撫順典獄"典獄長大村忍，現在作為蘇聯移交給中國的戰犯之一，也關進撫順戰犯管理所。他擔心中國"以欺人之道還治欺人之身"，認為准沒有好下場！ 實際上，不只一個大村忍，几乎所有日本戰俘都有大禍臨頭之感，特別是在撫順當過警察局局長的柏葉勇一在火車上一看見"撫順城"三個字，就嚇得魂不附体，想到他曾在此屠殺許多抗日分子，今天落入中國人民之手，又重歸撫順，必被處死無疑。鈴木啟久、藤田茂等３０多個將級軍官全有死到臨頭之感，因而一個個气勢洶洶，擺出武士道軍官的架子。 藤田茂身穿將校呢軍服，頭戴戰斗帽，佩帶標志中將軍銜的肩章，撅著仁丹胡子，傲慢地邁著方步走在最前頭，鈴木啟久、佐佐真之助等３０個將校級軍官緊跟其后，后面的９００多名戰犯也態度囂張，帶示威性地走進撫順戰犯管理所，仿佛他們不是戰敗后被戰胜國收押待審的戰犯，而是耀武揚威凱旋的武士道英雄！ 這些日本戰犯一進撫順戰犯管理所就存心鬧事。凡屬罪證，都妄想一概否認。師團長鈴木啟久攜帶９個大提包，裝滿從中國掠奪的文房四寶和貴重首飾衣物；藤田茂把隨身攜帶的玉石雕刻蟋蟀，說成是"朋友送的禮物"。對此，管理人員都如實照登，開列清單交戰犯保存，保證釋放時如數返還，他們誰都不信。 更可笑的是在登記姓名、職務時，日本戰犯都把大官寫成小官。如在撫順當警察局長的柏葉勇一在登記表上填的是"社會役員"（勤雜工），管教員早認出了他，當眾揭穿說：“你在撫順呆過吧？是不是在警察局？？柏葉勇一見被抓住了狐狸尾巴，才被迫填上：“當過警察局長。"也許是從伯力到撫順一路太疲乏勞累了，日本戰犯們當夜躺下呼呼大睡，第二天睡夠了就開始群起鬧監。 突然之間，各個監房里亂作一團，戰犯們用力敲打門窗、床舖，大喊大叫：“我們是戰俘，不是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孫明齋覺得日本戰犯自以為抓到了一個要害問題，竭力想把自己歸入戰俘之列。因為戰俘要遣返，而戰犯須接受審判，很可能被判刑，甚至像東條英机、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一樣被送上斷頭台處以极刑。事關每個戰犯待遇，因而一千多人都跟著起哄鬧監。 孫所長正要召開會議研究對策，一個戰犯（姑隱其名）主動找到所長室，將黑邊眼鏡一托說：“所長先生，我向你們提出抗議！"孫明齋是個久經沙嘗能征慣戰的老八路，看自己昔日的手下敗將竟然如此囂張，不由气炸心肺，但為把昔日的戰爭魔怪改造成棄惡從善的新人，還是耐著性子搬把椅子請他坐下講話。這位戰犯仍像木樁一樣站在那里，唾沫四濺地口出狂言道：“所長先生，你們在大門和崗樓上安排那么多持槍的士兵站崗，對我們刺激太大了！我代表被關押這里的無辜的日本人，請你們立刻把崗哨撤掉！否則。……"孫明齋義正辭嚴駁斥說：“你不覺得你提出的這些無理要求過于荒唐了嗎？你說你代表關押在這儿的無辜的日本人，好大的口气！我問你，你是干什么的？是誰給你的代表權？你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怎么又竟然成了無辜的人？設崗哨刺激你們了？可是，你是否想過，你們犯的滔天罪行是怎樣'刺激'中國人民的！"畢竟邪不壓正，那個戰犯被駁得啞口無言，灰溜溜地鞠個躬溜走了。 這時候，還有一個鬧得更凶的日本戰犯，他就是偽滿錦州市警察署警務科長鹿毛繁太，這家伙嘴大鼻歪，又黑又壯，儼然像一座黑塔，他猛敲鐵柵，大喊大叫，凶惡地罵看守"混蛋"，日本戰犯們都為他鼓掌叫好，把他吹捧為"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 鹿毛繁太囂張到了极點，打上門去要和所長孫明齋辯論。 孫明齋感到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個戰場，是改造日本戰犯的重要一仗，便做好准備要与這位又臭又硬的武士道英雄舌戰一常孫明齋以咄咄逼人的目光逼視面前的日本戰犯，威嚴的目光是說你在１９３７年前后，曾抓捕中共柳河縣委組織部長郭喜明等５２人，殺害了趙永玉等２５人，還在柳河西門外殺害的抗日愛國人士２２人，在大青溝、石頭河子等地屠殺無辜百姓多人！ 鹿毛繁太想到欠中國人民的條條血債，心虛地冒出冷汗，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只听孫明齋大吼一聲：“鹿毛繁太，你知道你在監內的表現是什么行為嗎？”鹿毛繁太狡猾地轉守為攻：“我們是戰俘，不是戰犯！"孫明齋抓住要害發動猛攻：“我要你答复：你這么長時間大嚷大叫鬧監是什么行為？"鹿毛繁太避開實質問題，仍按他的戰術反攻：“你們憑什么關押我，不讓我回國？我是來幫助中國百姓維持治安的！"鹿毛繁太自以為理直气壯，只听孫明齋厲聲質問：“中國老百姓什么時候請你來中國幫助維持治安？"鹿毛繁太被一炮打啞，無言以對，但鬼眼珠眨了几眨便想出狡辯之詞：“我奉天皇陛下的御旨！"孫明齋振振有辭駁斥說：“天皇是你們日本的，你們日本的天皇為什么把手伸得那么長，要管中國的事情？”“這。……““你要明白，我們不是到日本把你抓來的，你正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執行昭和天皇的侵略政策而犯罪的戰爭犯罪分子，你們是名符其實的戰犯！“鹿毛繁太一下被重型炮彈打亂了陣腳，急忙亂找搪塞之詞：“你們是戰后新獨立的國家，無權關押我們，你們違反國際法！"孫明齋見日本戰犯竟不顧羞恥講起國際法，真要笑破肚皮，就辛辣地諷刺說：“你既然懂得國際法，那么，你來回答：國際法哪條規定，一個國家侵略另一個國家是合法的？”“這。……"……"孫明齋見鹿毛繁太理屈詞窮，就越戰越勇，擴大戰果：“違犯國際法的，恰恰是你們，而不是我們！對你們這些罪該万死的日本戰犯，按照中國法律關押、處理，完全是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你必須老實承認你是個戰犯！"鹿毛繁太無言以對，孫明齋勒令他寫出檢討，鹿毛狼狽不堪，軟磨硬抗，孫明齋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命令他寫出檢討，并把他關進單人小號，鹿毛害怕触犯中國法律，寫了４次檢討才算勉強通過，并在喇叭里公開檢討。這個"民族英雄"舉手投降，使日本戰犯們遭受沉重打擊。 隨著朝鮮戰爭爆發，戰犯管理所遷移到哈爾濱，日本戰犯錯誤地分析形勢，以為美國會派兵來救他們，活動更加猖狂，揚言伙食太差，竟把送來的高粱米飯倒入廁所和垃圾桶，叫嚷要吃大米飯，不給大米飯就罷食，吵嚷吼叫"餓啊，餓啊！“鬧個不停；給他們打針，胡說是進行細菌試驗；讓他們洗澡，硬說臨刑前"淨身“；原日本步兵中佐廣瀨三郎等７人合伙鬧事，打上門來抗議中國關押；几十個戰犯聯名給聯合國寫信，"控告"中國關押、審訊"戰俘"。 更嚴重的是日本黑社會組織"黑龍會"分子利用日僑來撫順戰犯管理所修理電器的机會，陰謀策划了兩起暴動越獄計划，聲稱"逃出一個算一個，逃出几百算胜利"。誰知兩個戰犯因下棋"悔子"發生爭吵，泄露了暴動越獄計划。 孫明齋所長立刻把組織越獄的骨干分子單獨關押，命令各牢房嚴鎖房門，減少放風時間，限制上廁所人數，加強武裝警戒，全力以赴對付這幫不思悔改的日本戰犯，形勢极為緊張！ 這些戰犯是怎么被教育過來的呢？ ▲戰犯鈴木啟久在獄中提"抗議” 中國特別軍事法庭對鈴木啟久的審判，就其所犯罪行之重，態度之蠻橫，認罪態度之好來說，都很有典型性。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８日，在蘇聯交給我國的日本戰俘中，有個中將師團長身穿保存的將軍制服，佩戴著滿金兩個豆的肩章，腳蹬高筒黑皮靴，挺胸迭肚大搖大擺架子十足，禿頭下面的滿臉亂蓬蓬的絡腮胡須使他野性十足，濃眉下目光射出仇恨的光芒，他就是關東軍第一一七師團長鈴木啟久。 從伯力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第二天，鈴木啟久就和３０多個將級軍官密謀鬧監風潮，他們策動偽錦州市警察署警務科長鹿毛繁太公然出面鬧監，又聯合提交了一份名義上寫給聯合國的書面抗議書，聲稱他們是戰俘，應當釋放，抗議中國把戰俘當戰犯，違反國際法。孫明齋所長答复鈴木啟久等說：“抗議書，我們留下了。哪一天你們想通了，提出收回，我們保證發還。希望你們還是像圣經上講的那樣，要想進天國，唯有徹底改悔吧！"鈴木啟久仍不死心，叫嚷"我們是戰俘不是戰犯，你們把戰俘當戰犯，違反國際法，我們抗議！"管教人員很有策略地回答：“根据你的罪行，是戰俘呢，還是戰犯，你自己考慮考慮吧！"經過在中國各地的參觀，万人坑的白骨使鈴木猛醒，他開始交代自己的罪行。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０日上午，中國軍事法庭在沈陽首先審問鈴木啟久，控訴他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他在日本侵略軍中任聯隊長和師團長時，指揮所屬部隊在河北、河南制造了六起集体屠殺和平居民的慘案。 法庭首先追查鈴木啟久血洗河北省遵化縣魯家峪的罪行，鈴木供認他作為日寇第二十七旅團長兼唐山地區防衛司令官，１９４２年對遵化縣魯家峪進行掃蕩，殺死２２０多人。 國家公訴人王志平將軍指出鈴木啟久率部在魯家峪殺人的手段是很惡劣的，殺人甚多，但鈴木啟久的供述太簡單，建議傳當事人張俊金到庭，對鈴木部隊殺人放火、強奸婦女等罪行做證。 審判長袁光傳受害人張俊金出庭，張俊金憤怒地指著鈴木揭露說：“鈴木部隊在魯家峪村殺人放火、強奸婦女的罪行，時間是１９４２年農歷３月初２下午２點左右。日本鬼子包圍了我們村，把我捉住，用馬鞭子打我，問我有八路沒有，我說沒有。 日本鬼子又抓來一個老頭，有５０多歲，問他有八路沒有，他說沒有，日本鬼子就把他的眼睛蒙上，用戰刀把他的頭砍掉了。日本鬼子把于長河的老婆子帶到劉清隆的院子里，要強奸她，她拒絕強奸，大罵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把她帶到河溝邊，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她還是個孕婦，日本鬼子豁開她的肚子，把胎儿也挑死了。然后鬼子就拽劉清隆的老婆進行強奸，強奸后也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張俊金控訴鈴木率領日寇找到几個山洞，放毒殺害八路軍干部和傷病員７２人、無辜百姓１００余人，又脫下衣服讓法官察看他的滿身傷疤，失聲大叫控訴說：“日本鬼子在魯家峪大街上砍死７個人后，砍到第八個時就拽我，把我的衣領子窩起來，蒙上眼睛，我掙著不讓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我踢到井里，接著打了兩槍，都打在我的身上，我的骨頭被打坏了。日本鬼子又往井里扔死人、石頭、土，扔完就走了。日本鬼子走后，送涼水的趙奎來取水桶，听見井里有聲音，把我救上來了。我出井后就昏過去了，此后五六個月不能行動，以后就成了殘廢。日本鬼子在我村打死、燒死、熏死的人共有２００多個。張俊金像發瘋一般沖上去要和鈴木拚命，法官急忙命法警攔祝接著，法庭追查鈴木指揮日偽軍制造"潘家戴庄慘案"的罪行。鈴木供認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為執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屬第一聯隊和平兵隊下過"徹底肅清潘家戴庄"的命令，使日軍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殺了１２８０多名和平居民的罪行。 法庭傳從潘家戴庄死人抗里逃出來的周村思出庭作證，這位４４歲、渾身是傷的農民流著眼淚控訴說：“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早晨４點鐘左右，日本鬼子包圍了潘家戴庄，進庄后挨戶搜查，把人赶到庄東南角一個大場里，強迫青壯年挖坑，把１２００多人都推到坑里火燒埋死。我被燒得疼痛難忍，就從土坑往外鑽。鑽出來一看，鬼子都不在了，我就這樣逃跑了。"周樹思說他家２０口人，被鈴木部隊殺害了６口，村中血流成河，糧食牲畜被洗劫一空，又剝開衣服露出遍身傷疤。周樹思的血海深仇激起旁听席上人們強烈的怒吼聲，鈴木啟久"扑通"一聲跪倒在法庭之上，連連喊著"饒命！饒命！"承認"這些完全是事實，我誠懇地謝罪！"鈴木還供認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以師團長身分命令所屬部隊在河南省長坦縣小渠村，以刀砍、火燒和推入井內淹死等手段殺害無辜百姓劉俊英等６６０人，造成小渠村慘案；又供認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命令所屬部隊燒毀、破坏了吉林省白城縣的車站、給水所、電話所、鐵路醫院、糧食倉庫和橋梁等設備，僅被燒毀的糧食即有８４００余吨、油類２８万斤。 沈陽法庭經１０天審理，基本搞清了鈴木啟久所犯指揮部隊制造無人區、殘殺無辜百姓等罪行，鈴木也供認不諱，他痛切地說：“對自己的殘暴行為，起初曾企圖隱瞞，但在中國人民對我人道主義態度的感召下，啟發后進行反省，認識了自己的罪行，我誠懇地謝罪…… 鈴木被判處有期徒刑２０年，他對記者發表感想說：“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作法，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极刑。但是，只判處２０年徒刑，這是由中國的真正的和平政策產生出來的，今后我一定要成為和平的一分子，參加到和平陣營，以我的余生進行努力。"在撫順戰犯監獄服刑期間，鈴木啟久服罪、認罪態度良好，１９５９年被中國政府特赦釋放回國。他的起來中國接他，日本記者問：“你回國以后准備做什么？"鈴木立刻回答：反對戰爭，爭取和平。我知道記者的職責是真實報道，我希望你們真實報道這里的情況。 ▲藤田茂的新生 藤田茂被稱為日本戰犯中的"武將頭"，他轉變极難，便轉變后影響巨大。 藤田茂１８８９年生于日本廣島縣，侵華戰爭期間曾任大佐聯隊長、少將旅團長、中將師團長等職務。從蘇聯移交給中國后，他態度蠻橫，每天都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一角有個佛像的小獨屋里匍匐在地，拍著那身中將制服，向皇宮遙拜，密謀和中國作對。他悄悄打開私藏的小盒中的玉石雕刻蟋蟀，把從中國掠奪來的玉歧視為寶物，欣賞玉石蟋蟀的白色牙齒，綠色翅膀，呆呆地看那四腳蹬開咬斗的姿勢，也想方設法与中國較量決斗。 那時候，日本戰犯中有這樣的說法：武將看藤田，文官看古海。藤田出身日本封建武士家庭，很有大將風度，在日本戰犯中威信較高。他為向管教人員示威，穿上特意保存的將官服，肩佩中將肩章，翹著兩撇濃密而微彎的仁丹胡子，足蹬烏黑發亮的高筒皮馬靴，大搖大擺走在前頭，一大群戰犯跟在他后頭，一片呼喊“天皇陛下万歲”“大和魂万歲！"管教員根据藤田茂的性格、思想脈絡和在戰犯中的影響，找他個別談話，藤田抖著仁丹胡子拒絕道：“你們是共產主義者，我是帝國主義者，是日本軍人，沒有談話的必要！"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使藤田茂受到沉重打擊，他不再輕視中國人民了。管教員組織他們學習《帝國主義論》、《矛盾論》、《關于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批判》。他是個重實際的人，慢慢明白侵略別人國家的軍隊，必然陷在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澤東講戰爭的胜負不取決于武器而取決于人心的向背，他覺得中國共產党深得人心，毛澤東是個偉大的預言家，開始明白中國和日本所受的災難是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也有他一份罪惡！ 他接到姐姐的來信，得知姐姐全家及廣島市２０万人全部在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中喪生，心靈更受到強烈譴責。 在中國各地參觀中，一處處日本屠殺中國人的万人坑，使他受到強烈刺激，認識到日本所受災難的罪魁禍首是日本軍國主義，其中也有自己一份罪惡，他毅然剃去仁丹胡，決心迎接審判。 在法庭上，６２歲的老婦人張葡萄控訴他率領部隊對山西省安邑縣掃蕩時殺害被俘人員１４０多人，全家都被殺害，只剩下她一人。張葡萄越說越激動，气得渾身發抖，白發倒豎，隔著桌子向藤田茂起來，多虧法警阻攔，才沒有和藤田茂拚老命。 听了２６個人的血淚控訴，藤田茂認為理所當然要判他死刑，結果只判了１８年徒刑，在法庭最后陳述時，他說：“我在胜利了的中國人民的法庭面前，低頭認罪。按我的罪行，殺一万個藤田茂也是應該的。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給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嚴的中國人民的正義法庭上宣誓：堅決把我的余生，貢獻給反戰和平事業。"藤田茂是"武將頭"，他認罪服法對推動魄他日本戰犯改造起了推動作用。 日本記者想從藤田茂口中得到攻擊中國的材料，別有用心地問"你們的所謂學習，是否被迫的？"藤田茂讓日本記者碰了個大釘子：“沒有學習，就沒有我的再生！我正和夫人談話，請不要打扰！"藤田茂与其子相見更富有喜劇性。藤田茂首先向妻子喜代子鞠了一躬說：“真是對不起，這十几年讓你受苦了！"這一躬使喜代子大吃一惊，因為過去丈夫對他打罵是家常便飯，現在覺得中國真是把他改造得好多了，她喜极而泣，抱住丈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平靜下來才問丈夫：“在我的印象中，你是個很正派的人，說您殺人放火，我真不敢相信。"藤田茂認真地用檢討的口气說：“我确實是個戰犯，我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殺了很多人，我不是人，我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中國政府寬大了我，我在這里天天學習，就像在中國留學一樣，希望你回國后要學習進步書籍。"喜代子明白真相后，對中國的怨恨立刻消失，認為丈夫犯罪也有她的份，要求与丈夫一起在中國服刑。中國管理所人員哈哈大笑，鼓勵喜代子幫助丈夫加快改造，爭取早日回家團聚。 不久，他的老同學遠藤三郎率領日本前軍人訪華代表團訪華，見到藤田茂時說了一些同情的話，藤田茂教訓遠藤說：“你們都是日本高級將領，在推行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期間，演出了不少類似于我們這樣的悲劇。忘記過去的歷史，今后的日本就沒有希望。我們只有在深刻反省的基礎上，取得中國人民諒解的基礎上，才有資格談日中友好。"因認罪態度較好，藤田茂１９５７年提前釋放歸國，回國后被選為"中歸聯"會長，致力于促進中日友好，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總理親自邀請他率團訪華，親切接見他時，高度贊揚他為中日友好所做的貢獻。臨別時，周總理贈他中山服寄托著無限的深情。１９８２年他逝世時特意穿上那套中山服，并要求子孫世世代代与中國友好。 ▲古海忠之脫胎換骨 古海忠之１９００年年生于日本東京都，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曾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主計處特別會計科科長、一般會計科科長、主計處處長、經濟部次長、總務廳次長兼企划局局長等職務，被稱為偽滿洲國的二號太上皇。 在蘇聯移交給中國的近千名日本戰犯中，古海忠之和藤田茂是兩個頭頭，典型的說法是"武將看藤田，文官看古海"。 古海忠之被日本戰犯們稱為"老學究"，別看他瘦瘦的，有一張馬臉，給人面目可憎之感，但認為他最有學問。他畢業于日本著名的東京大學經濟系，２０多歲就當上了宇都宮稅務署署長，他的才能得到偽滿洲國第一任太上皇星野直樹的賞識，星野調回國內任日本內閣總務局局長、企划院總裁后，特意調古海忠之繼岸信介之后當偽滿第二號太上皇。 日本戰犯們敬重古海忠之，還因為他文質彬彬，謙遜有禮，謹慎寡言，不卑不亢，有著典型的高級知識分子風度，佩服他遇事有辦法，能講出個道理來。 剛到中國時，他運用舉足輕重的影響，告訴日本戰犯凡是罪證一概否認，鹿毛繁太等莽漢的鬧監大都是他的主意。 古海忠之的轉變主要是他看書學習的結果。撫順戰犯管理所設有圖書館，古海忠之是最常去的讀者，一看起來就廢寢忘食。 古海最早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發現在日本發動以"七七事變"為標志的全面侵華戰爭１０個月后，毛澤東就英明地預見了中日戰爭的結局，他如夢初醒，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發現，日本早就敗了！"他令人信服地說：“我們過去根本未曾想過侵略他國的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受到中國人民的反對，世界輿論的反對，最終必定失敗！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投降時，我們還不肯認輸，現在，讀到毛澤東早在開戰之初，就從理論上預見結局，真是從心里欽佩和服輸了。“也許因為他是搞經濟的，在別人眼里干巴巴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他看起來津津有味，愛不釋手，有的武將和他開玩笑，說他不玩麻將不迷游戲，單單和共產主義書刊搞開"單戀"了。 大部分戰犯認為古海是閒极無聊，逢場做戲，但在一次大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的李甫山主任的話卻使日本戰犯們大吃一惊：“坦白檢舉大會開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做自我批判，認罪示范。你們要認真听，向他學習。"日本戰犯們心里感到好笑，他們的"文官頭"是日本天皇的代表、"大和魂"的体現者，他只會“自殺成仁"，決不會舉手投降！看吧，古海忠之准會借此机會大罵共產党，今天准有好戲看！ 在眾目注視之下，古海忠之穩穩當當走到擴音器前，鞠了一遍轉圈躬，就開口講道：“我犯下了极為嚴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國人民真誠地謝罪！我向給我以机會，指導我反省并使我恢复了人性的中國人民和管理所各位先生，表示真誠的感謝！"這猶如投下一顆重型炸彈，日本戰犯們大吃一惊，接著他誠心忏悔說：“過去，我認為我們到中國來，雖然給中國人民造成种种災難和不幸，但是為日本的民族利益，是為個人的光宗耀祖。 現在我已認識到，我簡直是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不知羞恥的惡魔，是一個不可饒恕的戰爭罪犯！日偽許多官吏貫徹執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下了各种罪行。對此，我應負重大責任。我還認識到，在侵華戰爭中，日本奪去上千万中國人的寶貴生命，掠奪了中國几百億美元的財產，這一滔天罪行，我也是有重大責任的！"古海承認了在中國犯下的种种罪行后，特意談到接受中國審判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法有了新的發展。策划和指揮侵略戰爭的固然是甲級戰犯，但是也有規定：凡在侵略戰爭中犯有各种罪行的人，無論他的職位高低，被侵略的戰胜國，都有權定其為乙級或丙級戰犯，并根据本國的法律自行處理。根据這一點、我們沒有理由不承認自己是戰犯，沒有理由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偵訊和審判。"古海忠之本來就在日本戰犯中有較高威信，示范認罪又有理有据，因而有不少人相信古海忠之的權威性說話，承認自己是戰犯，爭取寬大處理。 到中國各地的參觀，使古海大開眼界，特別是到鞍山一看，更讓古海惊呼連聲。古海作為偽滿的第二號太上皇，多次到鞍鋼視察。日本投降時曾將鞍鋼徹底破坏，狂妄地斷言：“把鞍山留給中國人种高粱吧！要想恢复出鋼，最快也得２０年！"古海親眼看到鞍山已全部恢复，還新建了不少高爐，古海連聲惊呼：“這不是神話吧？惊人！惊人！"在沈陽公開審判法庭上，古海忠之打頭走上被告席，首先承認他是日本統治、操縱偽滿洲國的最高權力机關"火曜會"的重要成員，介紹該机构的情況說：“'火曜會'是審查決定在'滿洲國'實行的政策、法令、預算、人事及其他措施的會議。'火曜會'不是'滿洲國'的正式机构，也不是組織法上的构成部分，但它是事實上的組織，是日本人統治'滿洲國'的最高決策會議。這個會議決定政策、法令和措施，在組織之外，對'滿洲國'國務院會議和參議府會議進行控制，為實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起了決定性作用。'滿洲國'從表面上看好像是通過國家的形式進行統治，實際上都是披著中國人民的外衣。'火曜會'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國'實施各种侵華罪行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我成為這個'火曜會'的組成人員以來罪行的集中表現。我認為這個制度實在是非正義的，非真理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出庭作證說：“古海忠之直接輔佐著武部六藏，參与策划、制定危害中國東北人民的一切政策法令，所以古海忠之是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的唯一輔佐者，他也是'火曜會'最重要的成員。"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王賢偉揭露古海忠之說：“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我參加了武部六藏主持的'火曜會'會議，在古海忠之的极力主張下，通過了擴大總務廳企划處的組織，把企划處改為企划局，古海忠之親自兼任企划局的局長，他集中了滿洲國的一切實權，以便更有計划地加強對中國東北人民財富的掠奪，使中國東北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遭受嚴重的危害。 由于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的策划，制定了各种鎮壓、屠殺、奴役中國東北人民和掠奪中國東北財富的政策法令。對這些罪行，武部六藏應負完全的責任，古海忠之也應該負參与策划制定和推行的主要責任。"沈陽法庭嚴肅追查古海忠之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侵略的罪行，古海供認說：“我起草并在'火曜會'會議上審議決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划》及《日滿華經濟建設聯系要綱》、《戰時緊急經濟方策要綱》，主要是為進行軍事生產。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對中國的侵略而建設一個由日本自己所支配的掠奪的侵略的經濟圈，用這樣一個經濟圈來建立适應各個地方的產業，以便有計划有系統過建立他們的經濟圈。……以進一步增加軍需生產，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大量供應物資。為了這個目的，在'滿洲國'內進行了殘酷的經濟統治，大力征用勞工，掠奪資金，并在中國的東北、華中等地協力互通有無，盡量減少日本帝國主義的負擔，盡可能掠奪更多物資，以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古海忠之供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以總務廳次長身分參与策划、決定和推行《戰時緊急方策要綱》，從中國東北掠奪走大批煤、鐵、鋁、石油等戰略物資，用以支持侵略戰爭。 他供認，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參与策划、推行《价格等臨時措置法》，推行《物价及物資統制法》，哄抬物价，榨取東北人民財富。 古海供認，他參与、推行《金屬類回收法》，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金屬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戰時最感到困難的東西，當時'滿洲國'也感到缺乏，因此就制定了《金屬類回收法》，禁止轉移金屬，這樣便于'滿洲國'任意大量收買金屬。同時在中國整個東北展開金屬獻納運動，掠奪了大量的銅、鐵、鉛等金屬，還毀坏了中國的一些歷史文物，如對承德'离宮'的銅亭、五大蓮寺的佛像等也加以破坏。“審判員質問他對掠奪人民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什么措施，古海供認說：“對中國人民日常用的鍋、金屬門把、鐵刷子、銅平等，甚至暖房里使用的机器都全部掠奪了。同時在我所主持的‘物資動員計划'中對人民日常使用的鐵、銅等用品根本不配給，征用的人民日常用品有１００余种，我就是使中國人民陷入到貧窮、破產甚至死亡深淵的一個极凶惡的犯罪分子。"古海供認他參与制定、推行《米谷管理法》、《糧谷管理法》、《特產物專管法》、《農產物交易場法》、《戰時農產物增產搜荷對策大綱》等政策法令，大量掠奪農民糧食，甚至在各省次長會議上做出使用強暴手段奪取農民糧食的決定，使東北人民飽受饑餓摧殘。 中國軍事法庭追究古海用鴉片等毒品毒害中國人民的罪行，他供認說：“我參与鴉片政策，首先在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初，'滿洲國'制定鴉片專賣制度時，我以總務廳特別會計科長身分，參与制定了這個制度。以后把鴉片專賣作為特別會計的時候，我從任特別會計科長到主任外長的期間，主管了編制鴉片專賣的預算及決算的事務。我就任總務廳次長以后，仍舊領導有關鴉片事項，負責編制鴉片專賣的預算及決算。"中國軍事法庭掌握了古海忠之等日本關東軍頭子在中國推行煙毒政策的罪證，于是審判長袁光單刀直入提問：“你是不是親自到過上海、南京推銷鴉片？"古海忠之見中國掌握他的罪證如此之細，只得老老實實供認說：“在總務廳次長任內，我于１９４４年親自到過上海、南京，通過派遣軍總司令部賣給汪精衛南京政權１０万兩鴉片，在當地訂了契約，后來正式做出決定，把大量鴉片送往南京，使嚴重的煙毒傳播到更廣泛的地區。我不僅把煙毒更廣泛地傳播到上海、南京及其他地區，并且在上海掠奪了戰時需要的大批物資，如棉布、汽車、銅等。"審判長袁光對日本在中國販毒問題專門進行過研究，進一步追問：“你們在中國東北地區為了推銷鴉片，施行毒化，采取了什么辦法？"古海忠之供認說：“我們在東北各地建立了不少制造鴉片的工厂。１９３３年初，我和當時的財政部稅務司長源田松三乘飛机把大量种植鴉片的傳單運到熱河一帶散發，這是鼓勵熱河省和興安西省人民大量种植鴉片的一种方法。'滿洲國'曾有一個'十年禁絕鴉片'的欺人招牌，大東亞戰爭爆發時，我認為一切政策都要為戰爭服務，因此我就任總務廳次長以后，將這個招牌也拋棄了，公然推動大量种植鴉片。為此，１９４２年采取了提高鴉片收購价格、對收購組織發給獎金等各种措施。１９４２年，在東京由'興亞院'召開了'支那鴉片需給會議'，由企划院召開了'建立大東亞鴉片制度懇談會'。我派遣了'滿洲國'的官員出席這兩個會議。會議決定張家口也就是蒙疆及'滿洲國'負有鴉片供應地的使命。根据會議的決定，我決定擴大鴉片的种植面積，即除過去在熱河盛興安西盛間島繼續种植鴉片外，又在平原地區，也就是在奉天盛吉林盛四川省等地區推行了集体种植，生產了大量鴉片，使鴉片煙毒的傳播更加嚴重。對此，我應負責任。"審判長對日本帝國主義公然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義憤填膺，怒聲喝問：“所謂的'十年斷禁鴉片'，'斷禁'了沒有？"古海忠之苦笑著回答說：“１９３７年，在'滿洲國'掀起了反對吸食鴉片的輿論，當時為了緩和這种輿論，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因而，制定了《十年斷禁鴉片和麻痹品要綱》，采取了十年斷禁鴉片、麻痹品的欺騙政策。因為在這個要綱里并沒有規定為了斷禁鴉片而必須縮小鴉片的栽培面積，也沒有禁止吸食鴉片的工作計划，更沒有限制販賣鴉片，因此，并沒有斷禁鴉片和麻痹品的意圖。特別是我在任主計長期內，為了增加'滿洲國'的收入，同時也為了削弱中國人我對日本的反抗，我認為這种鴉片政策有它的重要性。我推行了使一個民族衰亡的量可怕的鴉片政策，廣泛地傳播鴉片的煙毒，同時又掠奪了大量的資金，我這种行動是違反國際公法的，是不可饒恕的非人道的罪行，我不胜慚愧。"古海忠之還供認，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他以偽經濟部次長身分參加'火曜會'，參与修改《出版法》、《滿洲國通信社法》、《新聞社法》等罪惡法令，并且以偽總務廳次長身分負責領導總務廳弘報處，控制東北的新聞、出版、通信等宣傳工具，鼓吹侵略戰爭，向東北人民灌輸奴化思想。 在做法庭最后陳述時，古海忠之痛哭流涕說：“過去，我為了擁護和保證以天皇裕仁為首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同時為了追求我個人的飛黃騰達和家門的榮譽，毫無理由地侵入中國的神圣領土東北。我剝奪了這個社會的主人--中國絕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對他們進行了鎮壓、殘殺、奴役和鴉片毒化，掠奪了中國的物資財富，強占土地房屋，我确實犯下了滔天罪行。"根据古海忠之所犯罪行和認罪態度，中國特別軍事法庭判處古海有期徒刑１８年。古海忠之激動地對記者發表感想說：“在這次審判時，盡管我認為應該被判處极刑，中國政府仍然作了非常寬大的判決，對我只判１８年徒刑，而且可以把被捕以后的日數抵算刑期，這實在是想都不敢想的寬大政策。 我希望日本的人士想一想我過去所犯的錯誤和污穢的罪惡行為。我現在已經認識到發生侵略戰爭的原因，而它的結果又是什么。我要說明我的決心：我不論處在什么情況下面，都要貢獻出一切，為反對侵略戰爭，保衛和平而斗爭。"古海忠之是個說到做到的人，他被判刑后馬上就受到考驗。 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是古海的前任，又是古海的老朋友，听到古海被判１８年徒刑的消息，馬上派古海的老部下、水栖市市長赶到撫順，看看古海忠之是否變心，千方百計拉攏古海參加反華活動，這位市長甜言蜜語說：“古海君，您將來回國以后，是否還有意做官啊？岸信介先生很關心您哪！"古海忠之早已看穿了岸信介之流的可恥居心，冷笑一聲回答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請您轉告岸信介，他的盛情，我難以從命。岸信介當年還不是同我一樣，是侵略中國的罪魁嗎？如今他向美國一邊倒，執行敵視中國的反動政策，莫非想重走老路，再一次使中國人民受難嗎？我怎么能給這樣的家伙當爪牙？不！絕不！"見老部下被訓得面紅耳赤，張口結舌，古海忠之才把語調變得溫和一些，但態度依然如故：“那么，我獲釋后做什么呢？我要積极從事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工作。我決心促進中日友好，這一點，我不妨代為轉達。"１９５８年，藤田茂獲釋离華歸國時，古海忠之請他帶給岸信介一封長信，揭露岸信介曾當過偽滿總務廳次長，炮制了許多為戰爭服務的法令，指責他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机一樣都是侵略戰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使中國人民陷于苦難的軍國主義者，當上首相后不思反省，反而追隨美帝國主義，与中國為敵。古海在信中警告岸信介：“凡是想把日本民族導向毀滅的人，他就是日本民族的公敵，不久就會在民族的裁判面前自己打破自己的頭顱。"藤田茂要求向岸信介轉交古海的信，岸信介不敢接見，藤田茂就將《古海書簡》公開發表，引起朝野轟動，一時被傳為美談。 古海忠之在撫順戰犯監獄表現較好，１９６３年２月提前釋放，３月１２日回到日本，很快投入"中歸聯"的活動之中。他因知識淵博，經驗丰富，同年即被推舉為"滿蒙同胞援護會"副會長，并擔任相互貿易公司和出光興產公司顧問。 他的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發揮，１９６６年任大谷重工業公司副經理，１９６７年任星制藥公司理事、東京批發公司副經理，１９６８年任東京批發公司副經理，后任經理、董事長。 古海戰前曾与池田勇人同在大藏省共事，私交甚篤。古海在蘇聯、中國關押期間，池田對古海家屬多方照顧。古海回到日本后，兩人在發展中日友好關系等問題上有共同語言，合作較好。 在池田幫助下，古海忠之在日本政界、經濟界都非常活躍，曾擔任日本內閣在外財產問題審議會委員、內閣海外移民審議會委員。還出任白露田園俱樂部董事長、新大谷飯店理事、"滿蒙關系思給期成同盟"會會長、日本預防醫學會會長。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古海忠之率領日本大藏省出身者訪華團訪問中國，受到廖承志副委員長的親切接見，他以自己曾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學習積极分子感到驕傲，說自己不花一分錢，在中國讀了４年大學。他深情地回憶在撫順管理所學習《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難忘情景。他說是中國人民使他恢复了良知，才能夠為促進中日友好盡一份力量。 古海忠之著有《不能忘怀的滿洲》一書，筆端帶著濃厚感情寫出他在中國東北的巨大變化，成為中日世代友好的一個例證。 ▲戰俘武部六藏的巨變 武部六藏是日本制造的偽滿洲國的"太上皇"，他的經歷是獨特的，故事格外動人。 武部六藏１８９３年生于日本石川縣，１９１８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被日本當局看重提升為秋田縣知事，可以說身居高位。侵華戰爭期更官運亨通，１９３５年任日本統治我旅大地區机构"關東局"司政部長，次年升"關東局"總長。１９３９年任阿部內閣企划院代理總裁，１９４０年到中國更一步登天，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名義上輔佐偽滿洲國總理行使職權，實際上他的權力在偽滿洲國政府中超越一切，被稱為偽滿洲國的頭號"太上皇"。 １９４５年蘇聯紅軍對日宣戰后，武部六藏主持召開偽滿洲國內閣會議，偽總理張景惠六神無主，把當前緊張形勢報告一下，就要武部發表意見，武部六藏說：“目前情況對滿洲自是极為不利，關東軍已准備与蘇俄決戰，只要能打敗蘇俄侵略軍，局勢還有希望扭轉。"關東軍被蘇聯紅軍打得潰不成軍，武部六藏和皇室御用挂吉岡安直先帶溥儀逃往通化，又乘小飛机飛往沈陽，尚未來得及換大型飛机，蘇聯飛机神速赶到，他和溥儀被蘇軍扣留，作為戰俘押往赤塔，轉押伯力關進第４５特別收容所。 武部六藏在伯力重病不起，１９５０年７月蘇聯向中國在綏芬河移交戰犯時，他是用擔架抬來的唯一重病號，那時面色蒼白，奄奄一息，中國戰犯管理人員本著高度人道主義精神，對他精心治療，終于從死亡線上把他搶救了過來，保住一條性命。 那時候，武部六藏頑固异常，不但不向中國醫護人員稱恩答謝，反而在軍國主義思想驅使下自吹他當偽滿洲國太上皇，是"幫助滿洲國建設"，"不但無罪，反而有功"，直著脖頸叫嚷什么"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滿洲國的利益，為建設王道樂土"，還親筆起草了一部共１３０條的日本戰后新憲法，野心勃勃准備回國与岸信介競爭日本首相，妄圖卷土重來侵略中國。 豈知天有不測風云，仿佛是對武部六藏死不改悔的報應，１９５２年的一天，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突然間跌在監房床上，一下子昏迷過去，病情危篤。 遵照周總理要使日本戰犯一個不死的嚴格指示，撫順戰犯管理所醫務室奉命全力搶救，任何貴重藥都可以用，硬是憑著革命人道主義，把武部六藏從死亡線上搶救了過來，但卻半身癱瘓，嘴歪眼斜，只能在床上休養，成了管理所的大包袱。 日常護理武部六藏的任務交給了年輕護士焦桂珍。她一日三餐，細心喂養，武部有時把飯菜像水箭一樣全噴出來，噴焦桂珍一身一臉。她本著革命人道主義，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忍受著嘔吐和痛苦擦把臉，又怀著強烈的責任感，重新用毛巾把武部六藏吐的東西收拾干淨，再慢慢給武部喂飯。 武部長期大小便失禁，焦桂珍從不嫌棄，還經常給他做床上浴，堅持天天用酒精、滑石粉擦拭全身，竟使四年一直臥床的人沒有生褥瘡。 武部六藏看自己一天天胖起來，焦桂珍卻一天瘦下去，他感動得哭了，拽住焦桂珍的手連聲說：“你大大的好，我的女儿的一樣！謝謝！謝謝！"對武部六藏的審判与眾不同，武部的律師關夢覺、趙敬文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８日向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賈潛提出申請：“我們于本月２５日接到特別軍事法庭通知，指定我們為武部六藏的辯護人。我們于接到通知書后，除查閱了有關案卷材料外，于６月２７日會見了被告人武部六藏，在會見時被告人提出他長期患有嚴重的癱瘓症，不能坐立，到庭候審有很大困難等。鑒于被告人的身体健康情況，本著我國一貫對于日本戰爭罪犯的人道主義精神，我們特請求法庭考慮，對被告人武部六藏進行就地審判，免予到庭候審。是否可行，敬請裁定。"第二天，賈潛審判長即做出裁定：“因被告人武部六藏身体有病，到庭确有困難，申請予以就地訊問，本庭認為申請人的申請有理由，准予就地訊問，特此裁定。"中國特別軍事法庭派法官楊顯之到武部六藏病床前進行審理，此前派辯護律師与他談話為其辯護，這一切都使武部深受感動，承認他１９４０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名義上輔佐偽滿洲國國務總理行使職權，實際上他的權力在偽滿洲國政府中超越一切，通過"火曜會"統治東北，是偽滿洲國的頭號"太上皇"。 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過去受夠武部六藏等日本人的騙，經過几年改造思想大有轉變，又有到東京國際法庭出庭作證的經驗，因而在沈陽法庭上，他以嶄新思想風貌，架著一副粗邊眼鏡，堂堂正正做證說：“我今天在祖國庄嚴的法庭上，在我們祖國人民面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偽滿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等操縱偽滿政權，奴役我國東北人民的罪行作證。 旁听的西方記者發現，溥儀比在東京法庭時更充分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面對法庭的緊張空气，他毅然的態度，仍不減當年一國元首的充分威嚴"，只听溥儀以特有的魅力理直气壯揭露鮮為人知的內幕說：“我當過'滿洲國'的皇帝，但在'滿洲國'我是沒有實權的。統治和支配'滿洲國'實權的是'滿洲國'的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輔佐者古海忠之。他們在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領導下，奉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操縱'滿洲國'實權，奴役中國東北人民，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在審判古海忠之的法庭上，溥儀振振有詞揭露武部六藏操縱偽滿洲國的罪行說：“在'滿洲國'建國十周年前夕，武部六藏為了使'滿洲國'稱日本國為'親邦'，他就指使偽總理張景惠把各大臣召集到偽總理辦公室，由武部六藏把'滿洲國'必須稱日本為'親邦'的理由加以說明；另一方面，監督我的吉岡安直和武部六藏相互呼應，他們對我說，現在一定要稱日本為'親邦'，理由是沒有日本就沒有'滿洲國'，所以你們應當把日本當作父親看待，這是'滿洲國'對日本和對其他國家稱盟邦友邦的區別。"溥儀的揭露使稍有民族正義感的中國人都怒不可遏，溥儀也義憤填膺，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扶扶寬邊眼鏡說：“'滿洲國'建國十周年時，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又制訂'詔書'，通過張景惠交給我，讓我簽字公布。我記得這個‘詔書'的內容主要有兩句話：'明明之鑒如親，穆穆之愛如子'。意思就是把日本說成父親，把'滿洲國'說成是它的儿子。這就說明日本帝國主義是怎樣操縱'滿洲國'政權，操縱我對中國東北實施殖民統治的。"接著，溥儀也憤怒揭露武部六藏是如何操縱他使偽滿洲國向聯合國家宣戰的：“還有，'滿洲國'所頒布的'時局詔書'，是'滿洲國'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主持制定的。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一天，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武部六藏把他制定的'詔書'，通過張景惠交給我。同時規定我在有武部六藏、總理、各部大臣、參議府正副議長、參議等參加的會是我為日本帝國主義作了幫凶的事實。"偽滿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為立功贖罪，又詳細揭露更令人切齒痛恨的事實：“我說一說武部六藏操縱偽滿參議府會議的情形：１９４０年９月公布的所謂《糧谷管理法》、《特產物專管法》，就是我當總務廳次長期間親眼見到的。武部六藏當時向參議府副議長暗示說：'這次在火曜會議所通過的政策法令中，有《糧谷管理法》、《特產物專管法》，它們對于日本繼續戰爭是絕對必要的。實行這兩個法令，對于全滿農民是有极大影響的，我相信在參議府會議上，滿籍議員一定要有意見的，可是必須照原案通過。武部六藏對參議府副議長橋本所說的這些話，是我親眼看到親耳听到的事實。這個議案后來提到參議府會議時，參議員于芷山提出質問說：'這兩個法令如果付諸實施，在農民方面來說，能不引起他們的不安心情么？"審判員追問：“結果怎樣？“谷次亨繼續作證說：“那時出席該會議的武部六藏沒等提案者主管部的答复，就蠻橫地回答說：'政府方面已有适當的准備，決不能發生意外的情形。'接著。參議府副議長橋本虎之助即极力發表主張說：'既然政府方面已有妥善安排，我們應當信任政府的措施，可以照原案通過。'在他這一句話之后，誰也不敢再發言了。這時候，議長即宣告表決，結果毫無异議地照原案全部通過了。由于武部六藏操縱著偽參議府會議，所以在偽參議府會議上向來就沒有不通過的法案。"特別軍事法庭法官楊顯之把這些證言記錄念給躺在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听，他承認都是事實。 武部六藏供認在任偽滿洲國總務長官期間，先后主持、策划、決定、領導推行《治安維持法》、《思想矯正法》、《保安矯正法》、《時局特別刑法》等罪惡法令，對東北人民血腥屠殺，還多次實施"治安肅正"，制造了許多血腥慘案，又在熱河地區制造無人區，毀滅和平村鎮，驅逐無辜百姓，僅１９４３年春季到秋季，就在熱河地區驅逐我國和平居民１８万戶，建立了３０００余個"集團部落“即變相集中營。 武部六藏供認他作為偽滿洲國"太上皇"，為大肆掠奪我東北物資財富，策划并推行《日滿華經濟建設聯系要綱》、《戰時緊急經濟方策要綱》等一系列法令，确定偽滿洲國按照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意圖進行生產，把東北建成日本侵略戰爭的物資供應基地，從東北掠奪走鋼、鐵、煤、石油、輕金屬等軍事戰略物資，又進一步加強物价統制，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榨取人民的財富。１９４３年８月，他主持制定、推行《金屬類回收法》，強迫東北人民獻銅、獻鐵，強制征收日用金屬制品１１０余种，連家里的門環、銅匙、鐵火盆等日常用具，也被武部六藏命日滿偽軍搜刮去制造殺人武器，連承德离宮的銅殿等歷史文物也被掠奪破坏。 為從東北大量掠奪日本侵略軍隊急需的糧食，武部六藏供認他以偽滿國務院總務長官身分，策划、制定并大力推行《糧谷管理法》、《農產物管理法》等一系列法令。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親自主持召開偽滿洲國各省次長、警務廳長會議，在會上歇斯底里下令：“當此大東亞戰爭緊急進行之時，諸君對糧谷出荷工作，要加倍努力，如有阻礙，須把它壓過去！"武部六藏命令偽滿警察、行政官員組成"出荷督勵班"、"游動檢索班"、"檢問所"等，一到收獲季節，就四出亂竄，挨戶搜查，用拷打、逮捕、囚禁等殘暴手段，從農民和城市居民手中搶奪糧食，甚至連种籽和口糧都被搶走，許多人被活活餓死。 為把東北建成侵略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并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武部六藏供認策划并推行《勞務新体制确立要綱》、《勞動統制法》、《國民勤勞奉公法》、強迫東北人民充當勞工、修筑軍事工程，許多人在軍事工程完工后以保密為由被全部殺害；他下令把東北１８歲至５０歲的男子編入"國民勤勞奉公隊"，從事看守橋梁及其他軍事性勞役，大批人被折磨而死。 從１９４１年起，武部領導推行《國兵法》，驅使東北地區青年充當日本侵略戰爭的炮灰。 在沈陽軍事法庭上，偽滿洲國厚生部大臣金名世揭露武部六藏在東北推行煙毒政策的罪行說：“武部六藏認為鴉片是巨大財源，又是弱种亡身的工具。 １９４０年７月當上偽國務院總務長官后，极力推行鴉片毒化政策，毒害中國東北人民。日本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后，由于鴉片的用途更為廣泛，他同掌管鴉片經濟的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決定實行擴大栽种罌粟的地域和面積。１９４３年２月，接到武部六藏以'中央'政府名義下達的秘密指令，從１９４３年起，除熱河省和興安兩省仍舊繼續大量栽种罌粟外，吉林、奉天、四川三省為新的罌粟栽种地域，指令吉林省栽种５００公頃，１９４４年增加到１０００公頃。武部同時指示實行'集團栽培'方法，就是限制在一個地方种植不許分散，吉林省的'集團栽培'地點指定在乾安縣。這是武部六藏為便于'滿洲國'政府監督、管理和收買而防止鴉片流出所采取的毒辣手段。"金名世的揭露使法官和听眾耳目一新，都對日本為滅亡中國而采取的惡毒政策感到憤怒，審判長袁光深入擴大戰果進一步追究武部六藏推行鴉片政策的罪行，金名世繼續做證說：“關于罌粟栽培面積，歷年都是由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決定，而由我這個厚生部大臣來執行的。我奉武部六藏命令１９４５年下達給熱河省的任務是３６万畝，興安西省６万畝，奉天，吉林、四川三省是３７００公頃。"審判長嚴厲追問：“你們怎樣收購鴉片？“金名世為立功贖罪，揭露日偽罪惡內幕稱：“當時偽滿洲國政府采取的辦法，是每年在鴉片成熟收割時，由經濟部發表強行收賣的'指定价格'，以最低的价錢把農民生產的鴉片全部掠奪到手。一部分由奉天（沈陽）、錦州、綏化等十余處鴉片煙膏制造厂制成煙膏，做成煙形，由禁煙總局發交各市、縣、鄉'煙管所'，再以更高的价錢賣給已登錄的鴉片癮者，榨取金錢，毒害人民。"審判長袁光气憤地追問挂羊頭賣狗肉的"煙管所"情況，金名世說：“這种'煙管所'是１９４０年禁煙總局成立后，由原來的鴉片零賣所演變而成的，歸為官辦，由各市、縣、鄉直接經營管理，不論是城市和鄉村，到處都有，統共１８００多個。另一部分鴉片，則保管煙土或制造嗎啡，作為對外販毒追求暴利的。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武部六藏賣給南京汪精衛政府鴉片２０万兩！"審判長袁光追查武部六藏推行煙毒政策的惡果，金名世供稱：“武部六藏等推行鴉片毒害，東北人民所受的損害是無法估量的，僅就鴉其中毒的人來說，据禁煙總局１９４０年實行鴉片癮者登錄，當時登錄鴉片癮者近１００万人，嗎啡癮者４万余人。据禁煙總局的統計，自１９４０年實行鴉片癮者登錄后，到１９４４年共５年，已登錄的鴉片癮者和嗎啡癮者中毒而死的有７万余人。這是武部六藏主持實行鴉片毒害政策，使中國東北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的損失的事實。"中國軍事法庭法官在武部六藏的病床前，把上述法庭筆錄交給武部六藏，武部承認都是事實。 武部六藏還供認在任職期間，還主持策划、決定修改、推行《出版法》《滿洲國通訊社法》《新聞社法》等反動法令，加強偽滿國務院總務廳弘報處，對東北人民實行恐怖統治，妄圖泯滅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以這些法西斯法令把几十万東北人民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殘酷折磨而死。 中國特別軍事法庭認定武部六藏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犯有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支持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在東北操縱偽滿洲國傀儡政府，篡奪中國國土主權，違反國際法准則和人道原則，主持決定和推行鎮壓、奴役、毒化、奴化中國人民和強征兵役勞役、掠奪我國東北地區物資、搜刮人民財富的各种政策法令，實施"開拓移民"強占農民土地的罪行，因而判處他有期徒刑２０年。 武部六藏在宣判后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作錄音談話時表示忏悔說：“我曾經擔任偽滿洲國的總務長官。在這期間，我犯了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許多罪行。日本和中國是近鄰國家，有著親戚關系。然而，日本侵略了中國神圣的領土，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被判處徒刑２０年，我相信中國的判決是真正基于正義的正确的判決。我對這次判決表示非常感謝，同時保證今后決不充當帝國主義實行侵略的角色。我要以我的余生來為亞洲的和平，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武部六藏感激涕零說：“我應當判死刑，至少也得判無期，不料只判２０年，還將過去的關押抵刑期，這是太寬大了，謝謝！謝謝！"使武部六藏高興的是馬上接到了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１日由審判長賈潛簽發的特別軍事法庭的裁定書：被告人武部六藏，男，１８９３年生，日本石川縣人，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在押。 上列被告人因戰爭犯罪一案，已經本庭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０日判處徒刑２０年。据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戰犯管理所所長孫明齋向本庭申請，略稱：被告人武部六藏，身患高血壓及半身癱瘓之症，已有４年之久，迭經醫治，均不見效，并且武部六藏在關押期間，悔罪表現尚好，可否予以假釋，使他能夠回家養病，特請核奪。經本庭指定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內科教授潘紹周，給予病情鑒定，診斷為：“武部六藏：（一）高血壓病；（二）動脈硬化；（三）腦血栓形成；（四）左側半身痙攣性癱瘓。根据以上病情，此人健康已難恢复。因此，本庭認為，武部六藏身患重症，并且在關押期間表現好，准予假釋，特此裁定。“武部六藏在病床上看罷准予假釋裁定書，激動得熱淚盈眶，雙手掩面而泣，俄頃擦把眼淚，鄭重表示：“我回國以后，一定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事業与和平事業，貢獻余生！"武部六藏的妻子武部歌子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２日晚上９點鐘在從日本到中國的輪船"興安丸"上，從無線電廣播里听到武部六藏被假釋的消息，高興得喜笑眼開。７月２３日"興安丸"一到塘沽她就在"興安丸"上對新華社記者說：“我實在太高興了，我原來打算看護他几天后就回去，根本沒有想到這樣快就能和我的丈夫一起回東京了。"武部歌子意猶未盡說：“我不知道如何來表達我的謝意，我深深地感謝中國政府。"她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教育孩子，要她的孩子為中日兩國友好，為反對戰爭和維護和平做一些工作。她說：“我們絕對不再要戰爭了。”焦桂珍要把武部六藏送到天津，武部六藏几次要起來感謝她的救命之恩，都被焦桂珍攔住婉言謝絕了。 焦桂珍跟著專車把武部六藏送到天津港，久別重逢的武部夫婦在一家醫院見面，武部六藏二話不說，首先把焦桂珍給妻子介紹說：“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了我４年，沒有她的照顧你我今天是不能見面的。"武部六藏滔滔不絕地講起焦桂珍精心護理他的動人事跡，講其他几次病情惡化，都是焦桂珍細心觀察他的病情變化，几次及時發現异常，馬上与醫生聯系搶救，才把他從死亡線上挽救了過來，不然，他就上西天了。其他吃喝拉等一切生活細節都不能自理，全靠焦桂珍精心照料，稱贊焦桂珍体現了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好情感，使人永世難忘。 武部歌子听得熱淚橫流，她抱住焦桂珍放聲大哭，感謝她代表中國人民精心照料他的癱瘓丈夫，感動地一遍遍述說：“大大地感謝中國政府！大大地感謝中國人民！大大地感謝焦桂珍小姐！"武部歌子陪丈夫登上"興安丸"告別中國，武部六藏感慨万千地對新華社記者說：“當我坐上自己國家的船即將回國的時候，我不知道用什么話感激才好。我親自經歷了戰爭的痛苦，我希望中日兩國能迅速恢复邦交，我回國后要為反對戰爭和維護世界和平而工作。"坐在武部六藏身旁的武部歌子說他丈夫被中國政府釋放回國養病，她實在是"太感謝了"，"太高興了"。 回國后，武部六藏一家都成了中日友好的促進者。 ▲戰俘島村三郎的新路 島村三郎是日本戰犯中出類拔萃的才子，從中國釋放之后寫了《從中國歸來的戰犯》、《戰犯管理所秘錄》，反映了他一生的曲折變化，特別是他的新生。 島村三郎１９０８年生于日本高知縣，曾任偽滿洲國三江省警務廳特務科科長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科科長，１９４５年９月被蘇聯紅軍俘虜，押到伯力，１９５０年７月移交中國。 剛到撫順，他又臭又硬，他緊跟在鈴木啟久、藤田茂等３０多個將級軍官之后，利用他擅長寫作之筆，起草了寫給聯合國的"抗議書"，"抗議"中國把戰俘當作戰犯處理，違反國際法，又發表了頗有文采的謬論：“松花江水東流而又西折，這是自然形成，無可厚非呀！ 誰能夠質問江水：你這一段為什么向東而不向北？同樣，怎么能夠責備我走過的路，而沒有走你們的路呢？"島村三郎發表完這些詭辯，又找到管理所科長金源少校辯論說：“侵略戰爭可是國家發動的呀！我個人不過是一名小卒，僅僅服從了國家的命令，依照法律履行了自己應盡的義務罷了。如果我當時不服從命令，就會受到嚴厲的處罰。我認為戰爭的責任應該由國家來承擔。像我這樣的小卒是不應該承擔責任的。如果我說戰爭責任由我來承擔，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金源少校義正辭嚴駁斥說：“你說戰爭責任應該由國家承擔，是嗎？當然，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但是你們做了些什么呢？你所說的國家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你不會是生活在真空中吧？如果除去构成國家權力机构的具体人，哪里還有什么國家？你也許是一個小官吏，但你卻是組成國家權力机构的一分子，盡了你自己的義務，執行了國家的權力，鎮壓、奴役、殺害了中國人民。"島村三郎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卻要求早日釋放歸國，金源耐心地講解戰爭的性質，分析世界形勢的變化，以無可辯駁的邏輯闡明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說：“中國人民有權要求你們改造成為不再侵略中國的日本人。中國人民絕不能把企圖卷土重來的戰犯釋放回國。是不是能夠回國，決定于你們自己的行動。"對日本下級軍官演唱反對侵略戰爭的節目，島田三郎拉一幫人喝倒彩。朝鮮戰爭爆發后，他幸災樂禍，態度更加囂張，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偵訊過程中，島村三郎仍堅持頑固態度，中國檢察員亮出島村的第一號《請功報告》，上面有他的親筆簽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記載著他所犯的罪行：“在拉麻塔拉汗激戰中，給周永久率領的隊伍以毀滅性打擊"；"捕獲了周永久的參謀長宁中孚"，還記述了他追赶一支４００人的小游擊部隊，打死打傷２００多人的"戰功"，記載著槍殺兩名游擊隊員的事情。 島村三郎明白自己几份《請功報告》都已落入中國法庭手中，只得被迫交代直接間接殺害抗日人員５００多人的罪行。 中國檢察員又拿出一份《思想對策成果月報》，上面有島村三郎的簽名，清楚地記載著他在三江省任職的一年多時間里，共逮捕中國人３８２０人，就地槍決１８人，送交檢察廳３３５人，大多數人被處死，還不包括他在偽保安局系統犯的罪行。 中國檢察員讓他看了４００多件控訴材料，控訴人都"請求政府將島村三郎處死，為死去的親人報仇，就是將他大卸八塊，也不解我心頭之恨！"島村三郎這才感到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感到自己的行為太野蠻、太殘忍了，他惊恐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 戰犯管理所組織戰犯在遼宁等地參觀，許多万人坑深深触動了他，才決心向中國人民低頭認罪。 在法庭上，他覺得几千只眼睛一起盯向他的身上，他連睜眼的勇气都沒有了，那些仇恨、憤怒的目光刺透了他的心，他沉痛地認識了自己的罪惡面目，心平气和地回答審判長袁光少將的提問：“這里起訴的事實，只是我在侵略中國１１年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接著，島村三郎徹底交待罪行說：“我作為特務警察所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下面几個：第一，我破坏了中共依蘭縣的地下組織；其次，討伐了趙尚志將軍領導的愛國軍，在這討伐當中，犯下了以搜索班來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島村三郎交代他在１９３９年１至１１月，協助警務廳長領導全省各市縣警察特務，抓捕中國抗日救國人員及和平居民２９９５人，其中１４人被殺害，然后特別交代他在依蘭縣的罪行說：“１９３９年２月，我為邀功請賞，搶在日本憲兵隊之前逮捕了中國愛國者５０余人，對他們進行殘酷的刑訊：先毆打，打昏后灌涼水，讓他們醒過來然后再打，或者再灌涼水，把肚子灌大之后，再站在他們的肚子上把水擠出去，然后再灌。我就是用這樣的手段進行刑訊，使他們遭到极大的痛苦以后被折磨死的。"島村三郎的滔天罪行引起旁听席上中國各界人士的強烈憤怒，審判長袁光少將怒聲問道：“現在你對過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島村三郎怀著沉痛的心情供訴：“當年，我滿怀帝國主義的野心，殺害中國的和平公民，任意污辱、迫害他們，掠奪他們的財產，并把這些通通當作向天皇效忠的業績。我是個地道的人面獸心的鬼子，這就是我這個侵略者的本質，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島村三郎痛苦流涕說：“經過中國人民多年無微不至的關怀和耐心教育，我現在才認識了自己的本質。現在我從心里忏悔自己在１１年中所犯下的各种嚴重罪行。我深感自己是個死有余辜的戰爭罪人。我痛感自己是一個已經沒有資格活在人世的鬼子，所以說。……"島村三郎說到這里，擦把眼淚，往后退了兩三步，在法庭地毯上跪了下來，以真摯的情感泣不成聲請求說：“請審判長對我嚴厲懲辦，判處我死刑！"審判長袁光少將要他站起來，島村三郎緩緩站起，向審判席深深地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又轉向旁听席，邊鞠躬邊大聲喊道：“各位旁听代表，請向我討還血債！"法警急忙跑過來制止島村三郎的拚命叫喊，審判長向他詢問：“有什么意見可向本庭供述。"島村三郎又鞠一躬回答說：“沒有意見。這是我誠心誠意的話。無論對我判什么刑罰，都是中國人民根据我的罪惡事實和認罪態度做出的公正判決，我都決不反悔。"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０日，中國軍事特別法庭判處島村三郎１５年徒刑，他后來記敘他當時的激動心情說：“宣讀到此結束。我有說不出的高興和激動，腿也不疼了，好像能立刻飛出去似的，渾身是勁。當我走出法庭，眼望不挂一絲浮云的蔚藍色晴空，我對中國人民給予我們第二次生命十分珍視，對中國人民的寬大政策万分感激。 我獲得了新生。當然，中國人民認為，要把我改造成真正的新人，還需要４年時間。 我衷心感謝中國人民對我的寬宏大量的判決，我決心從這天起，為把自己變成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新島村而竭盡全力地學習。"判刑后，中國組織島村三郎等到北京等地參觀，回來學習《政治經濟學》、《實踐論》、《矛盾論》等書和文章，島村表現較好，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被釋放回國。 宣布島村三郎被釋后，讓他發表感想，由溥杰擔任翻譯。 島村回顧了他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從內心深處再次謝罪，表示決心說：“今后，我一定要為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与日中友好而奮斗！這就是我向那些被害者的母親所發的誓言。"島村离開撫順時，金源少校握著他的手說：“島村，祝你旅途順利。"金源等人的話使島村終生難忘，回國后以极大的精力撰寫出《從中國歸來的戰犯》，此書于１９７５年出版，島村已成為中日友好的積极推動者。 ------------------ 書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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