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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戰爭責任觀，助長了軍 國主義殘余勢力的气焰！ 令人注目的是二次大戰后，日本右翼分子或受其影響的人，以總結日本二次大戰中的經驗教訓為名，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開脫罪責，洗刷罪行。 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秦郁彥所著《日中戰爭史》，山岡貞次郎所著《中國事變--它被隱秘的史實》等，都把發動"七七事變"的責任推給中國方面，一會儿胡說是"二十九軍所為"，一會儿胡說是愛國將軍馮玉祥挑起，一會儿又竟稱是中國共產党煽動。 這些帶主觀偏見的主觀猜測即"中方說"被鐵的事實粉碎、駁倒后，他們退而求其次提出"日方說"，即盧溝橋事變出自侵略中國的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或日本特務机關的特務的個人陰謀"，但自己也覺沒有多大說服力，又做了自我否定：“到目前為止，雖列出了兩三個日本人的名字，但都沒有逃脫推論的范圍，与現地有關的人員都几乎否定它。"受"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影響，日本一些學者和舊軍人撰寫的有關二戰的著作，如今井武夫等著的《日本軍隊的研究》、森村俊夫編寫的《敗者的戰爭教訓》、《指揮者的戰爭教訓》，奧宮正武的《如何正确理解太平洋戰爭》等書，都不提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單純地從軍事方面總結日本的經驗教訓，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從事研究，由于受"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大框框的限制，處心積慮地掩蓋這場侵略戰爭的根本性質，掩蓋侵略戰爭的社會根源，為日本侵略軍隊犯下的滔天罪行辯解，為殺人放火、奸淫婦女的日本侵略軍的將領唱贊歌，從總的傾向上是不可取的。今井武夫曾任日本侵華部隊總參謀長，雙手沾滿中國和亞洲國家及英美反法西斯人民的鮮血，對所犯罪行不去認賬，就更談不上有發言的資格了。至于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纂的１０２卷本的巨著《戰史叢書》，作者大都是當時日本侵略軍隊的作戰參謀，理應借此机會良心發現，虔誠地向中國和被他們侵略的國家及人民真誠道歉，低頭賠罪，但卻大肆宣揚"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仍然站在侵略的立場上，成篇成章地介紹戰爭指導和戰爭概況，就失卻了起碼的公正立場，只為侵略戰爭唱贊歌了。 還有些日本學者對舊日本陸海軍之間的矛盾特別感到有興趣，津津有味地美化舊日本海軍的戰爭責任觀。 左立平在《戰后日本戰爭責任述評》一文中，對歌頌天皇宮庭集團的戰爭責任觀和"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辯解史觀做述評之后，對此問題有精辟論述：舊日本海軍從明治維新以來，同舊日本陸軍一直存在著矛盾。圍繞著"陸主海從"，還是“陸海并重"的問題，他們之間爭吵了８０余年，但這种矛盾是在向外侵略擴張的根本國策的基礎上展開的。換言之，他們的矛盾只限于各自在武裝力量總体結构中的地位和具体作戰指導上，并不影響他們充當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對外侵略的工具。可是，戰后日本理論界卻把海陸軍之間的矛盾作為推卸海軍戰爭責任的借口，一味強調舊日本海軍与陸軍的矛盾，美化舊日本海軍，否定其在這場戰爭中的責任。這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宮野澄的《最后的海軍上將--井上成美》、生出壽的《反戰大將--井上成美》、阿以弘之的《井上成美》、市岡揚一郎的《短視的研究--推動日本前進的海軍精英》、中川靖造的《海軍技術研究所--電子學王國的先驅者》等。在這些作者的筆下，舊日本海軍將領已不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而成了和平主義的使者，成了日本科技事業披荊斬棘的開拓者。其中《山本五十六》是美化舊日本海軍的一部藝術代表作，該書突出和深化海軍是和平主義者的這种戰爭責任觀的主題。曾經竭力主張集中全力侵略中國，后來又成為太平洋戰爭的直接發動者的山本五十六，居然被美化成一個雖然明知對美戰爭最后沒有胜利希望卻英勇地服從國家決定、鞠躬盡瘁的悲劇英雄。美化舊日本海軍的戰爭責任觀所贊頌的井上成美，确實反對過舊日本陸軍与德意法西斯結盟和貿然對英美開戰，但他力主對中國實施戰略轟炸。從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３年７月，井上成美參与推行的對中國的戰略轟炸政策，奪去３３．５９万中國人的生命，此外還有４３万人被炸傷。（《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５頁）僅１９４１年３月３日日軍對重慶空襲造成的一次“大隧道慘案"，就死亡１．２万名片民。可見，美化舊日本海軍的戰爭責任觀的實質，仍是否定這場戰爭的侵略性和給人類帶來的深重災難。 此外，為了醫治日本現代企業的僵化体制的弊端，日本又出現了海軍經營管理論。這一理論是"要改變觀點，把大東亞戰爭中各次作戰的失敗看作是作為組織的日本軍的失敗，并把它作為現代應當汲取的教訓或反面教員加以利用"（戶部良一：《失敗的本質--以組織論的方法研究日本軍》鑽石社１９８３版）。就是說，它要從舊日本陸海軍的"失敗"中找出組織科學方面的教訓，并且積极地將它應用到現代企業經營中。主要代表著作有：集体編寫的《海軍武器管理研究》、戶部良一的《失敗的本質--以組織論的方法研究日本軍》，界屋太一等的《聯合艦隊的挫折--日本型組織的局限性再考》、村上薰的《今天從太平洋戰爭史實中學習什么？》等。 這种理論沒有對日本的近代化方式和天皇制政治体制進行深刻剖析，只是把海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人的管理--'教育'和‘人事'的失敗"（吉田俊雄：《海軍式人才管理學》講談社１９８７版）。 他認為錯誤的戰爭責任觀影響下的日本社會暗流特別值得重視。 錯誤的戰爭責任觀對日本社會影響很大，助長了軍國主義殘余勢力的气焰。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社會出現了一些令遭受過日本侵略戰爭創傷的國家与人民關注和擔憂的現象。例如：１９５０年９月，日本把歌頌天皇的《君之代》當作國歌唱起來；复活國家神道，強制人民為伊勢神宮捐款；１９５１年１０月，首相吉田茂借靖國神社秋季大祭之時，竟以"個人"身份去參拜戰犯的亡靈；８０年代，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曾去參拜靖國神社；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下令將日本中小學教科書中有關這場戰爭性質的內容全部刪去；日本軍費突破了國民經濟總產值的１％大關。隨著人口結构的變化，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戰后出生的人口已占總人口的６０％。戰后出生者急速增大表明，具有直接戰爭經驗，飽受這場戰爭之苦的一代人，不得不被"純戰后派"所取代。后者由于對這場戰爭缺乏親身感受，在發達的現代經濟刺激下，表現出更強烈的使日本成為政治大國乃至軍事大國的欲望；其中极端者，則成為日本极右勢力的基本成員。這部分人對戰爭責任比較淡漠，認為"這場戰爭已失去了時效，如果日本人總是拘泥于戰爭責任，這不僅對日本，而且對整個亞洲來說也沒有好處。"（長欲川慶郎：《再見吧，亞洲！"》文藝春秋社１９８６年版）進入９０年代后，日本做出了戰后以來內政外交的兩個重大突破性決策：一是出巨資支持多國部隊的海灣戰爭，二是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決定向海外派兵。這些舉措雖同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政策有本質區別，但是日本淡化戰爭責任，開始試圖恢复政治大國乃至軍事大國地位的軌跡，卻初露端倪。 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一事，在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韓國深感憂慮和擔心，各報共同的論點是，這個法案為日本向海外派兵開辟了道路；它是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一個轉折點；也違反了日本的和平憲法。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表示：“最令人擔心的是日本會不會成為軍事大國。"印度尼西亞政府官員也強調指出：“日本必須采取措施，以便不給亞洲國家造成不妥。”（《參考消息》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１日）。由于日本是一個有侵略"前科"的國家，人們對它的某些言行表示關注与憂慮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當然，承認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責任，仍是日本社會的主流。人們之所以強調戰爭的責任不容推卸，戰爭的歷史不容篡改，目的不是為了讓發動戰爭的國家与人民，背上父輩們的包袱，時時有"罪錯感"，而是希望他們能夠深刻剖析上一代人發動戰爭的歷史根源，總結戰爭教訓，從根本上清除一切不利于亞洲与世界和平的思潮，為人類与社會的進步事業做出一個戰敗國家應做的貢獻。 ------------------ 書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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