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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對華援助有自私的色彩


  —-日本是"六·四"政治風波后
  追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的唯
  一一個亞洲國家。
  中日建交后,日本已向中國提供了三批日元貸款共計16100余億日元(約76億美元),兩批能源貸款100億日元(44億美元)。
  A對華經濟援助具有政治色彩
  日本對天安門事件的最初反應反映出日本兩大外交目標:通過強烈批評北京動用軍隊的決定,与西方民主國家保持一致,但与此同時,又力爭保持自從70年代初期發展起來的中日合作關系。
  ……
  日本是"六·四"政治風波后追隨西方工業化國家對北京實行經濟制裁的唯一一個亞洲國家。日本采取的一個措施,就是凍結預期在1990年4月提供的810億日元的第三期政府貸款。其他措施包括中止高層政府間的接触,和中止舉辦計划中舉行的几次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會議,包括一個對華投資促進組織的成立大會,和一次中日間高級技術轉讓的會議。
  美國亞美利堅大學國際學院副教授、哈費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趙全胜指出,日本的態度与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還是有區別的:盡管日本不愿提供貸款,但日本政府謹慎地避免把中國推向更加孤立的境地。一些日本官員私下認為,制裁很可能加強中國國內主張強硬路線者的地位,并增加其民族主義的反應,而大陸的政治上的不穩定和經濟上的停滯,會危害亞太地區的和平与繁榮。
  在天安門事件之后,外務省強調:“政府所考慮的最為重要的事情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日中關系當然不同于美中關系(亦即考慮到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在華的軍事侵略行為)。外務省還警告,日本必須小心謹慎,因為北京可能為轉移動亂后的國內注意力,而發動一場對東京所實行的經濟制裁的尖銳批判。政府的觀點受到許多工商界領袖的支持。例如,在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后,日本銀行行長住田倡導一种"靜觀其變的態度"。
  趙全胜做一番研究之后,做出結論說:
  這种雙重態度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种外交困境,造成混亂的對華政策,迫使東京要在各种選擇中間尋求一种平衡,試圖既向西方也向中國表明:(1)日本將繼續同西方保持一致;(2)日本將防止進一步孤立中國。因此,日本需要在天安門事件后的對華政策方面的兩條不同的外交戰線上--中國和西方同時工作。
  1996年3月8日,中國開始在台灣海峽實施導彈試射演習,日本政府決定推遲原定于3月舉行的第四批日元貸款第一年1800億日元貸款的磋商,借此向中國施加壓力。此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日本也以停止對華援助施加壓力。
  A對華援助明顯地考慮日本的經濟因素
  領域。
  趙全胜指出,日本對華援助項目的選擇,明顯地由日本的經濟利益決定,他舉例說明:從第一批長期貸款開始(1980年),日本同意向8個基建工程中的6項提供政府貸款,日本選擇了鐵路干線和海港工程。兩個水電站工程則落選了。這一選擇清楚地反映出日本的經濟利益。對日本來講,石臼所和秦皇島這兩個港口是能源供應(特別是煤)的重要出口港。三條鐵路干線中的兩條,兗州至石臼所鐵路和北京至秦皇島鐵路直接連接兩個港口。日本分別對這兩條鐵路,提供了所要求貸款額的62%和100%。另一方面,第三條鐵路干線,衡陽至廣州的鐵路与日本的能源供應絲毫不相干,因此只給予中國所要求的16%的貸款額。日本人拒絕了兩個水電站工程(龍潭和水口),因為与日本的經濟利益相沖突。龍潭水電站將具有給一家大的煉鋁厂提供電力的能力,這家煉鋁厂每年的生產能力是60万吨。這同日本在印尼和巴西合作投資進行鋁生產的利益相矛盾。這些例子證實了這樣一點,對所要求的工程的實際選擇,反映了"投資者而不是接受者的需要,也就是說,這种選擇首先迎合了日本的,而不是中國的优先需要。
  日本的援助外交,對日本和中國的經濟利益是很明顯的。日本不僅保證了自己能得到長期的原材料的供應(特別是能源),而且也廣泛而深入地加強了它在中國市場上的地位。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能与日本涉入中國經濟事務的程度相比擬。大規模的援助計划,也加強了日本作為一個位于前列的提供外援國家在世界上的聲譽。從中國方面來看,日本的政府發展援助計划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為中國的大規模基礎建設工程,提供了比私人銀行更為优惠的資本。中國与日本之間的這种相互依賴的關系,將成為一种長期的現象。
  雖然日本的援助計划取得了相對的成功,但也不是沒有失誤的。相反,人們可以听到對日本發展援助的批評意見,認為它帶有官僚主義的繁雜、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向受援國提出的強硬條件。日本國內外的許多人都抱怨缺少"一項總体計划“。日本的政府發展援助嚴格意義上講不是援助,而更像是經濟合作。因此,日本的援助不可避免地比西方的援勁更為商業化。日本在天安門事件之后的決策證實,日本的援助決定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對華經濟制裁應什么時間和怎樣取消,以及哪類援助工程能繼續下去,這些有爭議的問題上的決策一直動搖不定。
  趙全胜以詳細而有說服力的材料,說明日本對中國提供貸款,首先是出于日本的經濟利益,他一針見血地道出問題的實質:東京渴望加強同北京的密切的政治關系,也是因為經濟上的考慮。由于外交關系的正常化,中國在經濟方面對日本的重要性顯著增加。在1973年的石油沖擊之后,日本意識到中東政治不穩定,可能危害日本的能源供應。(日本進口的石油中75%來自中東。)中國具有煤、石油這些自然資源,以及更為安全、廉价和更近距离的交通線,是日本理想的進口能源的產地。因此,同北京保持密切的關系,既符合日本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也是日本能源政策的优先選擇之一。
  天安門事件之后,日本小心地盡可能維持存在于兩國之間的友善气氛。東京利用每一個机會向北京作出友好態度。例如,盡管日本拒絕發放新的貸款,但于1989年8月取消了對正在進行項目的援助的凍結令。1989年10月,世界銀行開始恢复對中國人道主義援助的貸款,包括一項3,000万美元的地震救援貸款(1989年10月)和一項6,000万美元的農業計划信用貸款(1990年2月)。在世界銀行帶動下,日本政府在天安門事件后,于1989年12月第一次發放了一筆新的3500万美元的贈款援助,以改善北京電視廣視站的設備和一家上海醫院的設備。
  日本首相海部俊樹1991年8月正式訪問北京,這是天安門事件后第一位來自主要工業國的領導人的訪問。在訪問期間,經濟關系包括日本援助問題是一個主要的話題,而且海部還保證于1991年向中國提供9.4億美元的政府發展援助貸款。所有這些努力,都進一步增強了中國領導人的信念,即日本的對華態度不同于西方工業化國家。
  趙全胜還指出,日本對華提供援助是為了与美、英等西方國家競爭中國市場,而且中國領導人也适當照顧了日本的利益,使日本在中國處于比美、英等西方國家更有利的地位,日本并不吃虧,他寫道:日本的援助外交和"贏得中國人心"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日本人比其他西方領導人和外交家能更好地保持与中國高級領導人的接触。中日雙方間的社會网絡活動,對培育政治關系是有幫助的。例如,1984年,中國共產党總總書記胡耀邦邀請在華訪問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加一次難得的私人家庭晚宴。1985年,胡耀邦一周內同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三次共同進餐,而同一時期的美國駐華大使琣w石在整個四年的任期內只見到胡一次。
  還有另外一個有意思的例子。在簽署了于1997年把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的聯合聲明之后,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自豪地宣布,中國政府同意接待一個大型英國貿易代表團。但是,當十位英國高級工業家組成的代表團于1985年2月來到北京時,發現一個由100人組成的日本商會的訪問團級別超過了他們。日本代表團見到了鄧小平,而英國代表團則沒有。一位西方記者由此得出結論:“在与中國接触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与日本相比"。這种与中國領導人頗為密切的接触,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除了文化方面之外)東京長期以來對北京所進行的网絡活動的結果。
  政府發展援助也用來減少兩國間的摩擦。1972年正常化之后,中日間基本上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但在此期間,中日關系經歷了摩擦。最引人注意的是所謂的日本軍國主義复活問題。1982年和1985-1986年,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游行,這些游行都是由大學生領導的。北京對日本政府在學校教科書上對日本過去的戰爭行為加以修改,以及首相中增根康弘以官方身分到靖國神社去祭奠戰爭的死難軍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他問題包括釣魚島(日語稱作"尖閣群島)問題,中國大陸与台灣關系一所京都大學生宿舍”光華寮"的所有權問題的爭執,以及日本法院對此做出的有利于台方的裁決。在發生這些摩擦期間,日本政治領袖保證向中國提供數額巨大的貨幣貸款。盡管爭端与貸款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日本使用政府貸款以顯示其友好的姿態,以平息摩擦并促進同中方的友好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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