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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宋哲元已將二十九軍精銳之師三十七師調來北平控制住北平局勢，市民如何歡迎宋部駐平不必細講。石友三、白堅武、潘毓桂等人逃回天津。我們前面已提到，大大小小漢奸都麇聚在天津，為什么？下面我給您略作介紹。 北平軍分會只批准二十九軍移防北平，并沒有提及天津之事，其實天津情況更為复雜。天津，五類雜處之地。英、法、日等國的租界，万國租界（公共租界），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簽訂的《辛丑條約》現在還在生效，天津市內中國人沒有駐兵權，日本人倒駐有武裝軍人，其他各國租界也各有駐兵。說是中國的地方，臣民是中國的，市長是中國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國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會結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為一個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講，整個天津就是一個大交易所，從事兩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經濟交易。社會中堅是閒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爺儿們一大半從事此种“職業”。什么是閒人？您可能不懂，引用一段描寫閒人的文字供您欣賞： 公元1935年，民國24年…… 自古以來，天津人大多沒有固定職業，俗稱沒有個准事由……除了軍警憲政穿官服，鐵路局、郵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職業都干，上午還在全城銀號當大寫，下午就到謙祥益管帳去了。還有的上午賣魚，下午拉洋車，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給死人念經…… 天津人愛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來，打起來還要有人去勸，不勸打不出個結局。誰去挑？當然是天津閒人，“李爺，昨日南市口上新開張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賣香糟牛肉。”豈有此理，李爺帶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爺姓李名順，大號祥藻，犯了咱爺們儿的名諱，明擺著瞧咱爺們儿好欺，打！兩句話不對付，真打起來了。打起來就得有人勸呀，這么著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爺每日來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業興旺，商號一家毗鄰著一家，不知哪家商號一時失于檢點，夜半三更來了幫無賴將門臉粉刷一新，你當他是用油漆為你粉刷門面？那多破費呀？他用大糞……橫一掃帚豎一掃帚刷得滿牆污穢。第二天太陽一出來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鬧得你三天不開張，怎么辦？立即找人來了事。東說合西說合，講出條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來“訪”，一律每人一角，外加兩個饅頭一碗粉條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幫有派，打起架來不要命，最能耐的叫“疊”了。一雙胳膊抱住腦袋，曲膝弓背側躺在地上，任你亂棍齊下，血肉橫飛，打爛了這邊，再翻過身來讓你打那邊，不許喊叫，不許出聲，不許咬牙，不許皺眉頭，為什么要這樣打人？為什么要這樣挨打？說不清緣由，這叫天津气派…… 綜上描述天津閒人情況，可知一斑。天津閒人大概可分兩類，一類屬于勞動者，另一類則非勞動者。無論哪類，都有幫有派，一呼百應。其實這不過是泛泛而談。真正的閒人，那是專業職稱，就如今天的總經理、厂長、工程師一樣，走專業的上層閒人的工作就是赶“飯局”，下層閒人被人傳來傳去。論他們從事說合調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會的運轉中，他們——用現在的話比喻——他們是信息咨詢服務中心，中介公司，點子公司。 前面已經提到，從前清的皇上（這時候已經到滿洲國做儿皇帝去了）五爺到北洋政府退下來的總理、督軍，以至失意的政客，戰敗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買下洋樓，貌似退隱，其實以求進取。這些人在天津兩眼漆黑，并不認識誰。但必須結識閒人，遞去名片，在至川居飯庄或是什么飯庄擺上飯局，給了面子到時辰來了。不給面子的也許來道常，也許不來，不過不來的情況极少。道常，就是來打個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別人的飯局，如是這樣，只有下次再請。您只要和閒人一挂上鉤，就好比現在人的微机連了网，甚至比這個功能更全面，關系全通了。比如說，您想買10万支槍，擺飯局，他給您約來了洋行經理，兩個月以后10万支嶄新的捷克造步槍到手了。您想謀塊地盤，能說動總裁，用開灤煤礦給您當抵押。日本人買不到英美的軍火，好辦。至于組織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話下，能叫半個天津市的老少爺儿們出來惹惹。 兩位大帥想爭城奪地，能調停得打不起來。兩家男人領兵在沙場上殺得血肉橫飛，自家兩位太太卻在攀儿女親家。天津閒人就有這能耐。 簡言之，天津存在著穩定的因素，但更存在著不穩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門戶，謂之天津衛，津門。門之不守，唇亡齒寒。宋哲元占領了北平，天津無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內經常治安騷扰，形勢動蕩為由，陸續將張自忠三十八師移防天津周圍，又將黃維綱旅換成保安隊服裝進入天津市區。后，又將趙登禹一三二師調往河北固安河間一帶，劉汝明一四三師留駐察哈爾。自此二十九軍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与日軍相接連的最前線，宋哲元成為華北首屈一指的實力人物。 華北，出奇地平靜了20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備——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從中日兩國外交升格以后，兩國首次互派了大使，展開了緊鑼密鼓的外交活動。中心議題是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提出的中國三原則，和日本外相廣田提出的三原則。我們不妨實錄如下： 中國三原則： （一）中日兩國互相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的完全獨立； （二）兩國維護真正的友誼； （三）今后，兩國間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決。 之后，發生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事件。日方當局顧慮与中國關系趨向緊張。中國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談，通告要點如下： “盡管發生了華北事件，但中日親善的方針不變，中日提攜所必需的原則須有具体規定。在方法上，將華北和中國完全分開……”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顧慮，給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廣田外相順水推舟，提出了廣田三原則： （一）中國應先徹底取締排日，并應拋棄倚賴歐美政策，采取親日政策； （二）中國終應正式承認滿洲國，暫時可對滿洲國為事實上之默認……； （三）來自外蒙之赤化，為日滿支三國之共同威脅……應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協力…… 廣田三原則的提出，實又將中國放于附屬國的地位。日本少壯軍人對政界与南京親善態度仍表示不信任態度，稱之“水鳥外交”。 此時，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報告之下回國述職，新任駐屯軍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將，多田下車伊始，即發表了多田聲明： （一）把反滿抗日分子徹底地驅逐出華北； （二）華北經濟圈獨立（要救濟華北民眾，只有使華北財政脫离南京的管轄）； （三）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條。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華北脫离中國，經濟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獨立。 前面我們多次提到華北駐屯軍。華北駐屯軍是怎么回事，它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權力和作用？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國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為了僑民安全，八國在華有駐兵權，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蘭、意大利等國，50人，其他國家駐兵人數后來基本沒有多大變化或是減少。唯獨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數大約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關、天津、楊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約500人，司令部設在天津，所以也稱天津駐屯軍。 人數不多，但有大日本陸軍做其后台，少壯軍人個個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能体現。 二十九軍3個師進駐平津分駐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長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談中已經明确“將華北与中國問題分開”，實際已經默許華北可以變成第二個滿洲國。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搖擺，恐怕即成現實。況且宋哲元一直与蔣、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蔣介石密派軍政部廳長中將熊斌到天津會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誼不錯，熊斌早年是留日學生，“塘沽協定”的首席代表。調整宋与日關系是最合适人選。 熊斌到天津見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決定：將國家最高榮譽勳章青天白日勳章頒發給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劉汝明、張自忠。因趙登禹在長城抗戰之后已獲此殊榮，此次不再頒發。 宋哲元當著熊斌的面沒有表示出任何喜悅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這不過是務虛”。熊又進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這也不過是順水推舟。此次來會宋哲元以私人傳達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負察省主席事，宋還不知早已見報，命令式的決定沒有轉彎余地。現在不過是試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還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絕，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經得到了更多的許諾。 宋慢慢悠悠地說起了在平津處境艱難。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裝備太差，財政困難等。熊斌一一答應，說馬上報告中央。熊的許諾倒很認真，果然不久，中央撥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軍裝備。后款項撥給各師，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見有希望，進一步告訴宋哲元，委員長要在廬山見宋晤談華北問題，要宋早做准備。 宋雖口頭答應見委員長，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關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談話語中對蔣多有不敬，在報紙上都白紙黑字為證，弄不好此去不回，奪去軍權豈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經和部下商量，還是決定以“軍務瞬息不能离身”為借口派秦德純代行。 7月下旬秦德純赶到廬山，蔣介石在牯岭美廬別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湯接待了秦德純，沒有責任秦德純簽訂了“秦土協定”，反而把責任攬歸中央，同時對二十九軍支持華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談起國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紹文字： “……故蔣于江西剿共軍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謀求國外環境之安謐，此時期對日外交，政府特別忍耐，有時旦示小惠，防其窺破內情，先机突發，毀我全盤之計划……關東軍人，對蔣認識最深，畏蔣亦最甚，彼等深知蔣無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國統一之人物，倘不及時予以打擊，則統一中國之后，蔣之威望，將不可制。1935年，蘇聯遠東軍備實力，已超日本以上，關東軍必須亟于此際，宰制華北，以中國五省之資源，充當日本對蘇聯作戰之供應，……其必于其年加緊侵略華北者以此……” 蔣在最后對秦秘密指示：“當前國防建設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爭取時間，維持的時間越長，對國家貢獻越大，務必要忍辱負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軍長而不可告訴別人。” 此次蔣接見秦德純，尤其是推誠相見的談話，對秦造成深刻影響，如秦德純這樣一個雜牌軍的將領死心追隨蔣直至退守台灣，這次談話起了重要作用。 談話之后，8月28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不久又調為冀察綏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經成為冀察平津名正言順的主要負責人。 日本軍方所以能容納宋哲元及其二十九軍留駐華北，是認為宋哲元原系西北軍將領，屬于反蔣派人物，將來可以利用宋、蔣矛盾組織傀儡政權。可是眼睜睜看著宋哲元被蔣介石拉了過去。 此時，宋哲元正遇著兩個強硬的對手，一個是以關東軍代表自居的沈陽特務机關長兼天津駐屯軍特務机關長的土肥原賢二少將，另一個，是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少將。此二人被日本人稱為少壯軍人“四杰”中的二杰，將兩個精英放到華北，也可見日本軍部對華北的重視。此時，土肥原、多田駿正把“華北自治運動”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須在1935年推行華北自治運動，又為何使用“自治”這名詞，則亦有說。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國際交惡。1933年日本決定退出國聯，1934年日本又退出國防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其國防地位更加孤立，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受到國際圍堵。圍堵國家主要是英美与蘇聯。從中國的實力看，中國不足參与圍堵，日本也從未視中國為圍堵對象。 日本國防自明治大帝以來，有一最高原則，即不与兩國以上敵人同時作戰。1934——1935年間日本与英國關系日漸惡劣。美國不斷制造軍艦，擴大海軍實力，日本自忖，難与為敵。而蘇聯遠東陸軍也部署完成，海蘭滄、赤塔的空軍，海參崴的潛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脅。1935年1月喀爾喀廟事件發生，蘇聯態度日漸強硬，東京參謀本部估計日蘇戰爭終將不免，若不先將華北納入日本操縱范圍，一旦日蘇事起，中國助蘇抗日，日本將受夾擊之害，而若華北成為日本控制范圍，華北即成日本資源供應之地。就當時實力而論，侵奪華北，關東軍并非實力不足，而關東軍南越長城，必然造成与中國正面交鋒局面。而華北五省當局皆有与中央敵對歷史，分化种子既已潛植，誘脅手段正可運用。分离華北運動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兩難之絕境，還將為國民所唾棄，拒將受關東軍并吞。華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蔣亂華之局，以解除對蘇作戰后顧之憂。 此方案發自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大將之手，南次郎又屢次在大連召集關東軍幕僚密商，然后報東京參謀本部和經過齋藤、岡田兩屆內閣討論決議。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國方面，1935年3月中央政府實行幣制改革，管制金融施行新幣，通俗地說，就是把全國的銀元兌換成紙鈔法幣。將白銀運交上海國家銀庫，以法幣代替銀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權力集中之后，將使地方政府永無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國統一之業，即將自此邁進，日本多年夢寐以求分裂中國的策略即將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國成為戰時金融体制。這就是通過增加鈔票發行數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戰爭使用的資金。 此舉使日本上下震惊，駐華日人怨恨憤怒。一旦中國幣制改革成功，將使日本經營華北的目的成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產生恐慌和加速華北自治進程。執行自治運動之人為關東軍特務机關長兼華北駐屯軍特務机關長的土肥原賢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將此人再作簡略介紹：1883年8月，土肥原賢二出生于日本岡山縣一個農民之家。后來考入日本軍官的搖籃——陸軍士官學校，成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學后又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后被派往中國從事間諜活動。1918年他當上了駐華日本特務頭子板西利八郎的輔佐官，前后達十年之久。 板西的經驗告訴他，了解中國的捷徑是与中國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國人打交道，就必須使自身中國化。為此，他練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國話，還學會了四种方言，常常身著中山服或長袍馬褂出入各种場合，甚至還加入了中國的幫會。他想方設法了解中國的歷史、思想方法和風俗習慣等，而對于中國政界內幕、官場陋習，政府人事和各派明爭暗斗尤感興趣。在板西的熏陶下，土肥原開始同中國的要人們時相過從，与大批的軍政顯要巨商富賈混得很熟。在与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諛取寵，處處畢恭畢敬，以晚輩自稱，加以他容貌溫善幽默風趣，對事情似乎漫不經心，因而中國的顯要們不僅對他不加戒備，反而頗有好感。土肥原的住處逐步地成了熱鬧非凡的場所，常常是冠蓋云集賓客盈門。客廳里時而擺上中國的山珍海味，時而又設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揚的歌舞聲中，主客頻頻舉杯，開怀暢談。就在這個人聲鼎沸之時，他卻靜靜地站在一旁，豎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過……就這樣，無以數計的有關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方面的實情和內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終于成為一個老練的“中國通”。 1928年，土肥原當上了東北王張作霖的顧問。在張作霖剛剛對日本主子露出了一點點离心傾向之后，1928年6月，便發生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賢二因功晉升為關東軍大佐特務机關長。兩年以后，他又參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事變后，出任奉天（沈陽）市長兼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發言人。1931年11月土肥原賢二又潛入天津，劫持了溥儀，親手參与炮制了偽滿洲國，因此被擢升為少將。1933年10月他再次接任關東軍特務机關長，連續插手內蒙“自治”和進攻熱河的陰謀。 多年間，他橫行中國南北，插手軍界政界，足跡所至，禍亂隨起，成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惡魔。以致人們常以土肥原賢二的名字來喝止小孩啼哭，并談土肥原賢二其名為“土匪源”，真可謂音相諧義相符了。 日本的特務机關并非由土肥原賢二始創，但土肥原賢二的惊人成就卻使特務机關的效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從而引起日本政府和軍部的特別重視，從此，大批的特務机關在中國各地蜂擁而起。 到了1935年，土肥原賢二開始染指華北，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人選了，也表明日本帝國又開始了新的侵略步驟。 關東軍分离華北有三個步驟： 第一步，要求國民党与中央軍退出，使華北政權流入真空； 第二步，選擇傀儡對象，使自治實權入于日軍之手； 第三步，全面壓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認日本在華北的指導地位。 第一步工作，在何梅、秦土協定時已見完成。第二步工作是選擇誰做傀儡對象。土肥原賢二主張選擇吳佩孚。高橋坦武官主張選擇閻錫山。天津駐屯軍主張選擇宋哲元。除蔣介石一人之外，何應欽、黃郛、韓复矩等都在備選之列。 自治運動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兩种。 自下而上的首見石友三、白堅武等人叛亂，繼之有香河事件，天津自救運動等。 自上而下自治運動在六七月即已開始。高橋坦武官赴太原訪閻錫山，田中隆吉去綏遠訪傅作義，多田駿去拜訪山東的韓复矩等。閻錫山態度含含糊糊和高橋坦左右周旋打起了“太极拳”，韓复矩不買帳，要求條件甚多。傅作義干脆把田中隆吉頂了回來。吳大帥雖然很有影響，可以一呼百應，可是吳不愿為日本人為虎作倀，做儿皇帝，還想保持自己的晚節。四處出擊，路路受阻。當時宋哲元已經占領平津，占住了天時地利，實力日盛。矛盾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宋哲元身上。 平津河北并未因二十九軍進駐而平靜。二十九軍因受到“辛丑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制約和中央的旨令，而忍辱負重綁住手腳，一舉一動都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方面驕橫跋扈，恨不得天天挑起事件，芥子小事，都會鬧得天翻地覆。若不是東京本部的限制，少壯派軍人早已大打出手。 這里簡單介紹一下“灤州事件”和“香河事件”。灤洲地屬平津北面的非武裝區，日本人稱戰區。國人反日情緒不斷高漲，非武裝區內人民不斷反抗，治安逐漸惡化。1935年8月4日，唐山守備隊長溫井親光少佐等人与同行的保安隊總隊長劉佐周等一起抵達灤州火車站，剛從車上下來，便遭到數名殺手的襲擊，劉當場死去，輕重傷者數人。溫井少佐也遭到射擊，但幸免于死。殺手卻巧妙地逃走了。對此事件說法不一，有說是政治暗殺事件，也有說是日本方面的謀略。 第二天，北平日本憲兵隊根据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的命令，逮捕了原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陶尚銘。他是在几天前向天津駐屯軍提出辭職的。日軍強說灤州事件由陶指使。 關于冀東行政，一開始分為東西兩行政區。西半部以通州為中心，稱“薊密區”，設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以殷汝耕為督察專員。東半部以唐山為中心，稱灤榆區，設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以陶尚銘為督察專員，負行政職責。殷、陶兩人都出生于浙江，同為早稻田大學畢業。殷机敏，善于隨机應變，娶日本人為妻。不論好坏，千方百計与日本實力人物合作。陶尚銘回國后，曾在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在南京朋友多，對日本軍部并非言听計從。殷陶兩人關系冷淡，矛盾迭起。在日軍的眼里，殷重陶輕。陶看到這形勢，便提出辭職。 7月27日，日軍接受了陶的辭職，并任命殷汝耕兼任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為全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8月3日陶辭職回到北平私宅，第二天，便發生了灤洲事件。8月5日酒井參謀長即赴北平要求當局逮捕陶尚銘。 8月17日天津駐屯軍得到陸軍中央的通知不得不將陶尚銘釋放。天津駐屯軍估計錯誤，丟了面子，酒井不甘心此事就此了結，聲稱此事是戰區內的治安問題，要求中國當局掃除天津一帶再次活躍的暴力團体，并策划采取有效手段，暗中盼望能發生什么事件或是有机會制造什么事件。果然，不久，就在离北平不遠的香河縣發生了“香河事件”。10月20日，大約1000多名農民打扮的人在6名日本人的帶領下，舉行游行示威，并占領了縣城，散發反對蔣介石國民党和要求自治的傳單。縣公安局出動了保安隊，雙方發生沖突。當時，中國軍隊為平息事件開赴香河，天津駐屯軍以停戰協定為由阻止其前進。同時，天津姚禔昌、錢祟宣、王明等人，組織“華北人民急進會”、“華北人民自救會”、“華北民眾自衛團”、“華北自治請愿團”等數百人拿著棍棒打著小旗上街游行，与“香河事件”呼應，日方以此為由，又提出撤消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和解除北平市長袁良職務的要求。其目的很明顯，即：擠走中央勢力，進一步控制住西北軍。 借此契机，以清除排日滿勢力為由，日本憲兵在平津大肆逮捕傳訊愛國人士，如：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被日武官傳喚于日使館。 10月23日，天津商會會員年光垚被捕于南市會賓樓。 10月28日，天津新聞檢查所副主任王一凡及檢查員4人，被捕于新聞檢查所。 10月30日，天津市政府社會局主任李銘被捕于日租界醫院。 11月9日，二十九軍政訓處處長宣介溪被捕于私宅。11月30日，塘沽定船所科長沈國華、科員李純宗被捕于塘沽。 此外，天津法商學院教授楊翊周、盧郁文，天津女子師范學院物理教員劉海洪，天津市立圖書館主任姚慶澄，商會會長魯毓万及平民王家磯、付洪清等皆先后被捕。后又脅迫宋哲元允照日方開單，自行搜捕。 中央迅雷不及掩耳的實行幣制改革，于11月3日公布，震動日本軍政界，華北日軍更是暴跳如雷。高橋坦武官代表日方及天津駐屯軍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金融緊急防衛綱要”，要求禁止現銀南運。并告誡宋哲元：“白銀國有与華北現銀集中上海，皆危及華北經濟，阻礙日本帝國利益，蹂躪日本近年對華北主張，如貴方不能防止和徹底處置，日本方面將以實力實現自己目的。” 怎樣以實力？11月13日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已經下達751號作戰命令，飭獨立混成旅團兵陳山海關古北口等地。旅順口的球磨號巡洋艦，青島獲號驅逐艦都在駛往大沽口。兩中隊飛机輪番在北平上空示威…… 宋哲元屈于日方壓力，也為自身考慮——因為這將失去對地方財政的控制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于是，宋哲元与秦德純、肖振瀛密商，當日即下令禁止白銀南運。河北的商震、山東的韓复矩也順水推舟，下令禁止白銀運往上海。 10月，土肥原賢二正式調來平津兼任天津駐屯軍特務机關長，即將其工作方案報請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南次郎批准其計划，令其在11月中旬必須搞出頭緒。土肥原賢二在天津頻繁向宋哲元施加壓力，每天至少有三次不請自到。宋不堪其扰。秦德純、張自忠見宋在天津處境危險，用專列將宋請回北平，宋等剛到北平武衣庫家中，土肥原賢二即坐汽車風塵仆仆赶到，逼宋在自治方案上簽字。 11月11日，南次郎限定的日期將到，土肥原賢二還沒搞出頭緒，這是他在中國活動半生頭一次遇到阻力，因此惱羞成怒，再次來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等人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內容如下：coc1１政權之名稱：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 ２領域為五省二市。 ３首領宋哲元，總顧問土肥原賢二。 ４軍事，由最高委員會主持。 ５財政，截用中央在該省市之關稅、鹽稅与統稅。 ６經濟，開發華北礦業、棉業，使与日滿結為一体。 ７金融，脫离法幣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貨幣，与日金發生聯系。 ８信仰，三民主義与共產主義同行扑滅，代以東洋主義。 ９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權。 BC外交政策，親日反共。coc2 以上十點通令宋哲元在11月20日以前必須實行，否則日軍將以五師取河北，六師取山東，南京方面如增以兵力，日軍將全力遏止，如宋不允，日軍將擁戴溥儀入關主持。 宋哲元的出路只有三條： 一、抵抗； 二、辭職； 三、屈服。 抵抗必須全面，其決定權在南京。 辭職無補于事。 時人觀察，恐怕只有屈服一途。 當時，國民党中央第五次大會正在南京召開，秦德純做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張自忠、馮治安、張維藩等僚屬緊急密議后，宋哲元拒絕了土肥原賢二的要求。難道要兵戎相見？中國全面抗戰將不是1937年7月7日在盧溝橋開始！肖振瀛此時正与土肥原賢二折中，初擬新組織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絕，赶來見宋，即說：“不妥，中日將開戰矣！”肖振瀛建議折中，還給日方留一線机會，同時給中央施加壓力。宋同意肖的辦法。 就在土肥原賢二發出最后通牒的當天，宋哲元向國民党五全大會拍發了一份電報，要求“結束訓政……實施憲政…… 將政權奉還于國民。” 電報發出，大會震動，舉國而惊。為什么？訓政即中央集權制度，那是蔣介石一再強調的，憲政即實行民主議會制度，還權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權，即在中央集權与地方自治之間。 蔣介石見電文心情焦躁疑懼。此時駐保定的商震打來電報：“明軒（宋哲元字）本人態度尚穩，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時活動，行動不檢，不無可慮耳。”孔祥熙和青島市長沈鴻烈等人也向蔣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勢，另外，平津兩市也電致蔣介石，言稱“危疑震憾，難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為惶恐，唯恐華北當局干脆鋌而走險，公開投敵，背叛中央。翌日，山東省主席韓复矩也發出与宋哲元類似的電文，11月15日，冀東專員殷汝耕等人聯名致電宋、韓表示響應，北平、天津商會等親日組織也通電叫好。日本國內報紙紛紛傳言，華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島）將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同時，中國的漢奸們也大呼小叫，紛紛出籠，霎時間自治之聲，甚囂塵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給蔣介石發電解釋說： “華北局勢受環境壓迫，危險万分，當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脅，更屬刻不容緩，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脫离中央。哲元對此喪權辱國之事，決不去做，已均予拒絕……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時，不能永久。伏乞鈞座速示最后整個方針，或派大員來平指導，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蔣介石給宋哲元和商震回了電報，對宋大加撫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單獨對日方交涉，最后語義頗深地對宋表示：“中央必以實力為兄作后盾，決不令兄部獨為其難，而与兄等為共同之犧牲也。” 給商震的電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動降敵求親，則中央決無遷就依違之可能，當下最后之決心，可望兄毅然拒絕參加，切勿赴平。” 在通電之時，中央卻下令中央軍開往山東、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勢。 宋哲元收到電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軍北上，宋部當然在討伐之列。給商震的電文中明确表露出對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電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臥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親料理家務，匆匆离開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靜觀事態發展。 日方在重點策動宋哲元的同時，自然對華北其他實力派人物也不放過。土肥原賢二企圖請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會，研究協力建設新政權問題。但商震為了逃避土肥原賢二的糾纏，借口“感冒”躲進了保定西關思羅醫院，并致電行政院請假。接著，土肥原賢二又約韓复矩与宋會面，韓复矩則以“怀疑宋哲元派專斷，不屑与之合流”為由來推脫，使土肥原毫無結果。 同時，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參加新政權成立大會。20日晨，土肥原賢二尋跡追蹤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圖挾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羅醫院在病榻旁強見商震，逼迫他參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權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靜，平靜得令人不可理解。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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