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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沒有成立政權？原來在這前兩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內閣”的外、海、陸三相會議討論對華方案，決定華北自治緩行。本來7月份日本內閣首、外、藏、陸、海五相會議已經提出處理華北綱要，此時為什么，又在五相會議上突然減速，史學家對其總結有三點： 1．南京軍事外交應付沉著； 2．美英對日質詢關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鋒厲。 此結論不無道理，但未必盡然。若干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黃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兩個中學生刺殺奧匈帝國王儲而引發。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因袁世凱的告密，就華北當時形勢，日內閣決議也未必能控制住關東軍、天津駐屯軍的少壯軍人。哪個犄角旮旯摩擦生熱，也會引爆華北這個大藥庫。事情還是從頭說起。 7月日本五相會議之后，吞并華北的勢頭風起云涌，尤其是關東軍、天津駐屯軍的少壯軍人時時都在摩拳擦掌尋找机會。主要的策划人即關東軍南次郎大將。“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政治內輕外重，軍人對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滿，稱之為“水鳥外交”，而關東軍自行“老虎政策”。10月關東軍幕僚大連會議以后，尤對“廣田三原則”指駁。11月，關東軍出兵華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產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經向關東軍下了第751號作戰命令，即如前所說，海、陸、空全面動員，相机出兵華北。另以762號密電電告參謀本部，電到時，參陸首長方集宮崎正檢閱大演習，這時候他的情緒特別好，認真地看了一下電文，大惊，五相會議決定華北自治綱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為何自主妄動。旋由今井參謀次長電告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謂其出兵須先有大義名分，照來電所稱政治經濟各理由，均不足作為統帥部發布命令的根据。 關東軍得到此電，耿耿于怀。仍令偵察、轟炸，戰斗机兩中隊，及陸軍各部向山海關、古北口、綏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尋找理由，要求“現地保僑”。可是在華北的日僑沒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時机，或等待制造時机的机會。11月11日后，天津市內500多人手持棍棒槍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門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權。顯然，這是借著形勢興風作浪，尋找缺口，沒有想到宋哲元態度出奇地強硬，宣布一切听從中央命令，在轄境內如有扰亂治安的舉動，不惜以武力解決。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為高興，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蹤影。那時天津人喜歡熱鬧，要是有人出錢更巴不得跟著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軟，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國人。譬如說，某將軍領著一伙馬弁進了您的商號，進門就說：“把万國鐵橋賣給你了，出錢吧！”万國鐵橋？那是外國人修的，欠下的建橋錢說不定現在還沒還清呢！我能買得起？這事蹊蹺，您別見怪，用現在的話說叫“拉贊助”。當兵的走在你對面，不知道為什么。“啪啪”搧了你兩個大嘴巴，你只有捂著腮幫子，一邊叫著：“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長，回來跟你算帳！”溜了。那是奉軍。你哥何時到過東三省，當過奉軍？煮熟的鴨子，肉爛嘴不爛。可是那外國人，東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預針，雖然也橫，好糊弄。當兵的是軟硬不吃的，惹得起嗎？所以怕也是正當的。話說回來，宋哲元一發布“不惜以武力解決”，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兩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飯局”，不跟他們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頭落地，對不起祖宗。所以這些日本人一時忽悠不起來了。 日本人一向蔑視中國人，這次有點不同。喜峰口抗戰的時候，二十九軍不軟，現在宋哲元擴軍備戰發展到10万。真的打起來，關東軍雖然有實力，但准備并不充分。日本人沒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這大概就是戰爭契机！ 此時——11月12日，國民党中央召開五全大會。親日派領袖汪精衛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記者孫鳳鳴刺殺（未死），以后，國民党內部空前地團結，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各路諸侯都團結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蔣介石在大會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講，下錄具有結論的几句，供讀者參考：苟國防演變，不斷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复興之路，吾人應從整個國家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權限度之下，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 “質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言犧牲！” 第二天，蔣介石又接見了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再錄几段對白以饗讀者： 蔣介石：“尊意了悉。凡違反中國國家安全主權，妨害中國行政統一之自治制度，中國均難容忍。近得華北當局及各种團体報告，無人希望自治或獨立，決不至發生事故，縱或人心有所動搖，予信地方軍人，必能服從予之命令，施以鎮壓，亦無庸中央用兵。華北自治，乃內政問題，今与貴大使相見，宜談國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華北自治，固屬內政，但其對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則將涉及外交，日本与華有特殊之關系，自不能不關心……須磨君（總領事）自華北回來，知華北政要，希望自治，實基民意。” 張群（當時任湖北省主席，汪精衛遇刺后，准備接任外交部長）：“如日本召還土肥原，阻止多田駿赴濟，則自治運動，可以立熄。昨日華北來人報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員會組織方案，其中以土肥原為總顧向，可見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動。” 以前，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唐有壬，會見日本大使時曾許以華北問題可以与中國問題分開，無疑鼓勵了日本人在華北放肆活動。此次蔣介石又明确表示華北問題是中國內政，無疑給日方吃了閉門羹，事情棘手起來，而且南京五全代表會委員，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蔣的觀點，當時，日本當局并沒有以武力占領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虛瞞手段皆見效，所以，此時也樂于一試，現在恫嚇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國得到英國、美國的諒解，同時，又得到蘇聯的外援，所以憂豫起來。 同時英美各國得到情報，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有計划，准備強行接收平漢線黃河以此，隴海線徐州以東，津浦線徐州以北。華北鐵路關系到英國利益。關鹽稅收關系中國外債擔保。英美方面不斷向日本質詢，日本早与英美交惡，此事會惹起國際糾紛，以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話最為有代表性，赫爾這次簡短的演說，在他的回憶錄曾認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寫下欣賞：“關于近來華北方面之掙扎，其性質极為反常，其關涉甚重大，吾人所接報告內容雖有分歧，但一种改變華北之企圖，顯然在著力推動。華北之事，不僅關系中國一國，凡与中國有約之國家——美國，亦在注意此事發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條約上權利与義務。” 聲明文字外柔內剛。文中無一字提及日本，而卻是美國在日本的“天羽聲明”，自1934年4月之后，對日本表示不滿的第一次文書，其与英國采取的平行進行方式使東京政府不能漠視。 史學家曾評論說： “蓋三十年代之間，英美聯合對日，只須稍露風聲，日方卻步。……惜乎不常見也！” 其實英國政府暗示過中國政府“至于武力戰爭，英國決不參加，万一中日交戰，英國立即遠避，中國不可空望幫助。”自然英國自有他的困難，當時納粹德國武力的日強，英國力不能敵，自顧不暇，所以畏懼戰事。可見當時英國在華北問題上也只能做到“質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計的那樣“支持中國”。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駐華大使館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在后來評論華北局勢時曾用中國的一句俗語比喻：“麻杆打狼兩頭害怕。” 可見華北局勢如何發展關鍵還在中國本身。用喜峰口抗戰形象塑造起來的二十九軍，天津人說：“那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個個都是滄州武師教出來的好武藝，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頭落得遍地都是。”說得有點玄乎，可人們信服，用現在時興的話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報，但也知道蔣委員長發表了抗戰聲明，有了這抗戰聲明就好，中國有四万万同胞，一個殺一個，可日本不過七千万人，殺光了他們，中國還剩下三万万多人哩！ 當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們不會看得那么簡單，不會理解這是游俠爭高低，行幫奪地面。大學教授們，是民之代表，國家的精萃，用現在的話講，是智商最高的一層，況且，中國歷來有尊崇儒生的習慣，他們說話，向來是對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險境下想起了大學的教授們。宋哲元、秦德純、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學教授座談。与會者強烈反對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撐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學教授又在銀行公會聚餐，以聯名方式發表否認華北民眾要求自治或自決的宣言。不妨將其文錄下： “因為近來外間有偽造民意破坏國家統一的舉動，我們北平教育界國人鄭重宣言：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脫离中央組織特殊机构和陰謀舉動，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師范大學校長李蒸，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及教授胡适、張奚若、蔣廷黹、吳文藻、傅斯年等。 此時，平津民气振蕩，青年學生紛紛組織團体，准備游行示威，隨之發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 土肥原、多田駿也承認華北排日反滿運動空前高漲。多田駿后來調回東京參謀本部，在盧溝橋事變前后，力主“不擴大”，成為“不擴大”（戰爭）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廣大中國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訓關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內閣對華北自治緩行決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蔣介石已經得到了消息，馬上電告肖振瀛，告訴肖“土肥原并無代表日本政府資格，只代表他個人，不必与之談判。”當時宋哲元興奮得差點背過气去，戎馬一生還沒得過如此令人振奮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外交界、報界宣布了此消息。會場雷動，各大小報紙都立即用通欄大字標題發出了號外。北平、天津街頭喧喧嚷嚷，爭購號外。土肥原自知無趣儿，土頭肥臉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張作霖顧問以來，搞間諜特務活動屢屢得手，甚至可以說“無往不胜”，遭此慘敗尚屬首次，其豈能認輸？此事，雖然搬掉了壓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塊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蔣又來電嚴厲訓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誘陷之毒計，又超過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實，自治風潮，總的說，宋處理得還不錯，總比何應欽簽訂“何梅協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銀南運和要求“結束訓政”上，尤其是“結束訓政”，這是蔣介石最忌諱的。后來，宋哲元借秦德純去見蔣的机會向蔣解釋阻止白銀南運之事。蔣倒是很痛快地說，你們欠了錢，可以向中央報告嘛，你回去寫個報告，我給你批了就是。秦德純趁熱打鐵，沒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筆花帳，蔣也沒有細看就批了。秦又馬上到財政部了結，這事就過去了。 可是“結束訓政”的通電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閒之輩，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讀過列宁的書，也懂得退一步進兩步的哲學。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盤攻不破，可以打開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暫時撇開宋哲元，找到了冀東專員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飯店召集冀東22縣各保安隊總隊長開會，土肥原親自到會，秘密布置冀東自治大計。土肥原當場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贊成不迭：“好事要快辦，明天就宣告新政權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們就以香檳舉杯預祝成功吧！” 真不巧，飯店的香檳酒當天賣完了。殷汝耕急忙說：“用日本酒慶祝更有意思！”于是拿來日本酒，以干魷魚當酒菜，干起杯來，散席時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顧月黑天寒，連夜驅車駛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風塵未洗，立即召開負責人會議，25日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當晚，殷以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措詞強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脫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時還向當時華北的實力人物宋哲元、閻錫山，韓复矩、傅作義、秦德純等發出通電，要求他們“當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計……”同時，在通州薊密行政公署大門旁挂起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調整組織机构開始辦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電報、電話、郵局及火車站并召開記者招待會，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匯報。 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東22縣，包括哪些縣，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圖上去找： 盧龍、遷安、撫宁、昌黎、灤縣、樂亭、臨榆、丰潤、宁河、通縣、三河、寶坻、薊縣、香河、昌平、順義、密云、怀柔、平谷、遵化、興隆、玉田。 這22縣就是在“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中國人叫非武裝區，大概是因為饒口，所以也叫非戰區，日本叫戰區，和中國人叫法相反，都是指這塊地方。歷史上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專用詞就是由此開始——曾經簽訂協約割讓燕云十六州，就是這塊地方。歷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讓燕云十六州的戲劇又在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點之外，其他方面難說哪方面相同，歷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當人們莫測自己命運的時候，又往往去請教術士、巫師，相信術數、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為對自身對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點，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還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曾多次參与對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長）程克（天津市長）并稱日本通四巨頭。殷“東洋化”的信念何時樹立，這很難說。無論在早稻田還是回國，他身著和服，口操日語，手挽日本妻子已經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參与對他的制造，還是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無法考證。用政治夫妻這句現代化的言語評述怕也不錯。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軍政要人打得火熱，也是早備進身之階。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東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讀者要問為什么把一個親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爭的最前沿？當時人們并不懂，后來才普通使用的階級斗爭理論和知道划分敵我友。東渡日本的人多著呢，孫中山、蔣介石、何應欽、黃郛、閻錫山、張群、熊斌……1935年的內閣曾被人稱之為日本留學生內閣，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學生。當然留日不等于是漢奸，其中大多數人是因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國家日漸強盛，而去日本學習救國道理。那是有志之士！當然也有起哄去鍍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間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謂盜亦有道吧，漢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經打開，土肥原還想爭取宋哲元響應，又以11月30日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錢雇佣自治游行隊伍。不過這已是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蔣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日對策。除已撤北平市長袁良由秦德純繼任以外，解散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設立北平行政長官。并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同時通緝殷汝耕。 撤換北平市長和軍分會，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華北自治運動的退潮，華北日軍處境尷尬，必然還要滋事。給他們台階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緩和沖突。留面子，這是東方人的心理特點，中國人甚之，所以考慮得周全，不僅自己要，還要留給對方。不蒸饅頭蒸口气，自己雖沒有吃上饅頭，但讓別人感覺是吃了，這是為自己爭面子。兩個人吵架，一方是對的，勸架的人說，就少說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讓對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這是東方處世哲學！撤北平市長，撤軍分會，就是給日本人留面子。其實，通緝殷汝耕也是這么回事，不過不是給對方留面子，而是給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張膽當漢奸，早已令中國有体面的人都沒面子。我們國人中有這樣的敗類？——其實早就有。中國本來就出產這個。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員長，能去抓嗎？抓得到嗎？抓到又能怎么樣？史學家說通緝殷汝耕是殺雞給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還在乎這一紙文書，它有那么大的威懾力量？不過，又派遣何應欽來北平任行政長官，倒是大有學問。 “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何應欽吃了日本人的窩心腳，那個時候他還名符其實地統領30万大軍呢。現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軍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風，領著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到交際花楊惜惜家里去商議軍政大事？當然這還次要，主要還是和日本人交往，他從來沒有得心應手過。再去簽訂什么條約？做蔣先生的傳話筒？去指揮西北軍？不過有一點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蔣介石接見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來，但他知道在委員長面前是不能反駁的。只好走著看，好在不是上刑場。 當日晚上，何應欽率熊式輝、何競武离開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應欽神情沮喪一言不發。12月3日晚到達北平。當時，宋哲元正在武衣庫家中与秦德純、肖振瀛、馮治安密商事情，談話間，副官報告何應欽即到北平。宋哲元聞后勃然變色，說：“他又來干什么？”又對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們誰愿去接誰去。”宋果真沒去。但當天晚上，宋在秦德純的勸說下還是偕秦、肖二人來到居仁堂謁見何應軟并匯報了情況。何應欽面帶微笑和靄可親地對宋哲元的守職苦撐大加贊許；對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絕對听命中央，對外毫無秘密協定，特別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講話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時，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開，留下秦德純、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著胸膛說：“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們，我們絕對可以替中央分勞分憂，撐持局面，保證一切听命中央。”肖還建議，應以宋哲元代替黃郛，以統一軍政權，加強對付日本的力量。黃郛自1933年“塘沽協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也就是說是華北最高行政長官，肖強調以宋代替黃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長官，用不著你何應欽來插手。 何應欽、黃郛一直主持華北軍政事務。何不必說，自在日本留學時就已和蔣氏結成親密關系，而且一直是蔣在軍事上依重的第一號幫手。黃郛与蔣的關系更進一層，黃与蔣在日本時結拜金蘭，黃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國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應欽來北平做行政長官，也就是對華北還不肯放手。宋見何時，何代表中央任命宋為冀察綏靖主任，宋堅辭不就，道理也在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進了頤和園。 臨行并發表了書面談話： “危疑震蕩的華北大局，自何部長來平，統籌大計，已有轉危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難問題，當悉听命何部長負責處理。” 史學家謂之，欲擒故縱，此事用兵法解釋自然不錯，其實，當時宋哲元并沒整套對付何應欽的方案，不過是下馬威，常人也會這樣做。蔣認為，宋是個單純的軍人，還是對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說將軍們工于心計，昧于方略；對內勾心斗角，對外斗爭無方，宋的水平遠遠不如何應欽。在中國官場，即使生性單純，也得認認真真地學習几套官場套路，否則難治！ 何應欽并不以宋的態度為意，因為他本來也想脫身，宋的辦法也許更成全他。當前要處理的最主要問題不是對宋，仍然是對日本人，日本袖珍內閣會議上決定華北自治緩行，同時也提出要求，要求華北輕度自治。輕度自治是什么樣，怎樣“輕度”法？國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當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產以后，中日在華北問題處于僵局，關東軍、華北駐屯軍豈能甘心，而且已經開始謀划新的方案。所以為使華北平靜而又打破這僵局是刻不容緩的事。何應欽來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長已經反复密商，作出几條決議，第一條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輕度自治方案，參酌西南政務委員會現狀，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其委員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其中還有這樣一句話，如形勢許可，即設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職。這話既矛盾，又有奧妙。“如形勢許可”這句話，實對何應欽脫身非常有利。 顯然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的政務机构對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的歡迎，一切還都順利，但是保密的，當然是對國人保密。因為這半自治的机构，是對日妥協的產物。雖然宋為委員長，在委員分配，親日勢力參与，對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對日有大步的讓步，國人接受嗎？ 另一方面何應欽代表中央來北平，傷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買帳。由殷汝耕出面，要求響應自治，并以殷署名寫了千余言的為民請命書，又組織20余人打著“北平市民眾代表請愿運動”旗幟，到中南海居仁堂門前遞交請愿書。同時，日軍派遣15架飛机飛臨北平上空低空盤旋威嚇，撒傳單，請命書中提出兩點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內實施，他們賴在居仁堂門前不走，在大門上撒尿，在衛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煙。何應欽不敢出來接見，感到空气緊張很難應付，想動身南返。此時，擔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求見何應欽，話中有話地對何應欽說：“請部長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負責。”口气雖然恭順，實已暗示何的命運掌握在二十九軍的手中，此時是12月5日，為此，傳出輕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發了學生愛國運動，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次運動是日本侵略軍進逼華北，國民党政府采取妥協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憤怒的結果。學生們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應欽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面受气。其實不只兩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軍的气，同時受民眾的气。何應欽如何處理，輕度自治能否實施，學生運動結果如何，為什么說“一二·九”學生運動是“划時代”的運動？何謂划時代？我們下回再說。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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