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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生抗議華北自治


  自長城抗戰以后,華北自治運動步步緊張,經土肥原登場,運動發展到高潮。國民政府以至華北當局左抵右擋不過是權宜之計,度過一時,更大的壓力隨之而來。根据牛頓動力定律,一切動力,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運動發展到中國學生運動史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与“一二·一六運動”也是必然。學生運動的深遠影響是國民政府當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變”之因,又使中國共產党的政治觀點得以廣泛傳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國共兩党在中國大陸敗胜的萌芽。史評“牽引世局,至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學生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南下請愿時,國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圍,將學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為消沉。1933——1934年間,塘沽城下之盟,關內外通車通郵之事,雖相繼刺激,大學學生沉酣歌舞逃課罷考之事屢見不鮮。1935年春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北大學皆因紅色嫌疑遭受軍警搜查,師生受軍警逮捕。北京大學的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的現代座談會,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爾省、河北省主席被調免,國民党、中央軍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發表,親善交涉不變,外交屢屢失利,學生等非無耳目,但因新聞管制,報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國難實為嚴重,政府有難言之隱。有識之士始因沮喪而失望,繼而失望而怨憤,再由怨憤而疾呼。“偌大華北,已不容安置一張平靜的書案。”雖然是宣泄學生心中之憂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對政府怨望。
  据《斯諾夫人扎記》(未發表)記載,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學學生高鳴楷(音譯)建議,聯合北平各大學中學學生向國民党六中全會請愿要求言論自由和人權。后經過數天奔走聯絡,得到部分同學贊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會名義向六中全會提出請愿書,其略曰:
  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据報紙記載,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
  書末,歷舉北大、清華集會被禁,吁請政府尊重約法精神,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
  其十校名稱:
  清華大學、師范大學、燕京大學、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天津中西女學、北平貝滿女子中學、北京匯文中學、天津匯文中學。
  請愿書送到南京時,正值汪精衛遇刺,六中全會匆匆閉幕,未及處理。學生深為失望,而天津日文報紙登出華北民眾自治促進會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攜,鼓吹冀察魯晉綏五省自立。日本憲兵又四出捕人,愛國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學學生東北同鄉會會長張兆麟(西安事變時,任西京日報負責人)見平津危急,將為東北四省之后,則欲恢复學生聯合會(聯合會在1932年停止活動),發表反對華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議得到燕京大學同學的贊同。又經過多次接洽与籌備,北平市學生聯合會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學內成立。參加學生列名的有22個學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學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個人身份參加。在當時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學校之間成立聯合組織的。
  學聯會成立不到一個月,平津形勢日見惡化,教育界五大校長20余名教授發表反對華北自治宣言,殷汝耕在冀東成立自治委員會、冀東號日制飛机在北平上空散發傳單,北大校長蔣夢麟被日軍傳喚,軍警搜查北大,并在東北大學捕去學生多人。當時斯諾夫婦留住北平,告訴燕京大學同學說:君等如對國事欲有表示,則宜在12月10日以前,遲則華北易主,便恐不及。因斯諾夫婦是美國人与美使館有聯系,其与學生關系也比較密切,其家中常為學運大本營,學生們對他們的話也很信服。學聯于12月3日開第三次代表會議,作出12月9日游行示威的決議。此時恰何應欽奉命來到北平,學生們決定擬請愿書,面交何。會議商討游行示威詳細計划12月四五兩日分頭准備。12月6日在燕大体育館最后磋商。參加游行學校計15個單位,即:
  1.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
  2.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
  3.師大各班學生代表聯合會
  4.東北大學級長會
  5.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三院學生自治會
  6.交大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學生自治會
  7.北洋工學院學生自治會
  8.朝陽學院學生自治會
  9.華北學院學生自治會
  10.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
  11.河北工業學院學生自治會
  12.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
  13.北平今是中學學生自治會
  14.北平藝文中學學生自治會
  15.北平崇實中學學生自治會
  請愿要求共6項:
  一、反對所謂自治運動;
  二、公布中日交涉內容;
  三、不得任意捕人;
  四、保障領土主權;
  五、停止一切內戰;
  六、要求言論集會出版自由。
  請愿團組織分工為監察、救護、交通、宣傳四組,各組均置領隊員与副領隊員。遇軍警阻攔,由領隊員出面說服,如遇毆擊,領隊員應坦然接受,死傷不避。領隊員倒仆,副領隊繼出。大隊隊形不散,男校學生寫標語,印中英文傳單,女校學生檢習繃帶扎縛与急救止血方法。
  會議慷慨熱烈如赴國殤,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溫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學生如期出發,獨清華、燕大學生因西直門被軍警關閉不得入,城內學生千人,沿途整隊,呼口號,散傳單,說服軍警放出圍阻線,沿途經無數阻壓,于10時集新華門前,大門緊閉,門前已經圍繞數層軍警。學生推舉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見何應欽,何應欽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軍委會代表侯成出面見學生代表。學生憤怒,又听到燕大、清華同學皆被關在城外,則分兩隊,一赴東城,擬在外交大樓示威,一赴西城接應燕大、清華同學。其后游行情況据“密勒氏評論報”記者報道:西邊隊伍行至西單牌樓,遇警察11人,被攔截并放空槍,捕學生數人,領隊員任憑警察拳擊腳踢或皮帶鞭打,既不還手,也不退縮,前仆后繼,和聲婉勸警察,一同愛國,警察多被感動,任其過去。東邊隊伍出王府井大街遇軍警,以水龍放射,朔風凜冽,領隊員几成冰醬,學生亦多受傷,而秩序整齊,紀律如故,外人旁觀,皆寄同情,且為中國歎息。
  學生應付警察自有技術,先以傳單向其解說,次則高舉雙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站在一塊儿,千万莫打我們,希望你們跟我們一同打日本。”
  有一領隊被警察打倒,第二領隊立刻上前,大隊仍然向前擁進。警察報以靜默。沿途觀眾,皆知除隊長及長官外,警察心里實皆同情學生,且佩服學生之愛國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學生醞釀示威游行,當時北平警察局長陳繼庵略聞風聲,但不知詳情,因其職務關系,不得确實情況不便上報。這時北平市長已由秦德純接任。12月9日這天陳繼庵得訊立即派出警察攔阻學生,按照以往慣例,學生隊伍可能在警察的驅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無法昔比,警察不肯賣力,學生隊伍組織嚴密秩序整飭,發展聲勢無法遏制,陳局長才不得不慌忙去報告秦德純。
  陳繼庵在盧溝橋事變北平棄守后,繼任偽北平警察局長,他也做過一件好事,即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時,棄留文職及未通知到的軍政人員一万余人。陳繼庵在一個月內將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戶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時,是陳首先下令警察毆打和拘捕學生的。
  陳報秦后,秦德純馬上向宋哲元請示,宋無可奈何地說:
  “軍隊都沒辦法,學生又能怎樣?”令秦妥善處理。
  秦德純的回憶錄《海噬談往》曾較詳細地談到“一二·九”。當陳繼庵向秦報告時,游行隊伍已准備到東交民巷(一說去政整會大樓,一說去日本使館)。1935年東交民巷使館正值日本國為值更年,日本得知學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槍封鎖住東交民巷路口,游行隊伍到達東交民巷北口(現在正義路北口)時,日本軍人已經在高處架起了机關槍,只等游行隊伍進入使館區即開槍掃射。
  秦德純回憶錄中講到,當時他得到消息,估計學生游行隊伍一到東交民巷,日本軍人必然開槍,必然發生流血事件,學生血肉之軀必遭無謂犧牲。當時天寒地凍,為學生免遭殺害,秦決定派二十九軍官兵用水龍在北口阻止學生游行。据說執行軍官曾下跪,跪請學生隊伍勿進東交民巷,并傳達秦德純的要求,要求學生到景山南門集中,秦市長接見學生。當時,學生代表陸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隊伍進入東交民巷,并表示學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戰,抗戰就要有犧牲,犧牲就從我開始吧!
  秦德純還布置軍警,警衛日僑商店,以免學生沖擊扰亂引起外交糾紛和日方尋找借口,其實秦把學生水平估計過低,他們已不再是義和團。他們不再是喝了符水舞著大刀向洋槍隊沖去的義和團。中國人在成熟。大部分學生后來都集中到景山南門听秦市長講話。
  据秦回憶,學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饅頭茶水等接待游行學生。秦市長首先表示自己也是愛國的,并且隨時在准備抗擊外辱,要求學生勁气內練,儲為大用。講話得到學生鼓掌歡迎。
  “一二·九運動”,因請愿書未能面遞,同學又多受傷或被拘捕,學生憤無所出,決議10日罷課。12月11日,東北大學學生9人又被拘捕,清華同學人心惶惶。13日,南京發表冀察政委會消息,學生疑此將為變相冀東自治,乃發動更大規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運動”。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備較第一次遠為周密,其隊伍行動概用軍隊部屬,參加單位有44個,人數達7775人(12月9日參加人數約700余人)。規模之大實為空前。從其組織指揮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會斗爭經驗者之手。12月16日,原為冀察政委會舉行成立典禮之日,因學生示威游行,延緩兩天。12月16日學生游行情形如下:
  示威團分五大隊,第一隊由東北大學領導,第二隊由中國學院領導,第三隊由北京大學領導,第四隊由清華大學領導,第五隊由燕京大學領導。集合地點為前門外天橋。傳單上只涉及反對華北自治,爭取救國運動自由,未對政府攻擊。學生出校即遭軍警攔截,學生沖出,到南長街口,警察又持水龍向學生噴射,為學生所奪,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隊至天橋集合后,就地召開市民大會,吁請抗日。呼口號散傳單,市民給予同情支持,爭送茶水等。隊伍游行至前門大街,遇二十九軍武裝巡邏隊,攔路不許前進,領隊向前交涉,二十九軍軍官回答:“你們是對的,但我們勻奉上級命令,不得不攔。”相持5個小時,學生隊伍遂分兩路,一向宣武門西行,一向前門北行。西行隊伍至宣武門始知門閉不得入,清華女學生陸璀爬入城門,欲扭門鎖開城,為軍警所執,第二天即釋放。清華、燕京收隊先歸,其他學校同學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風侵逼,學生終日挨饑忍凍,晚9時后始擬收隊,分往東北大學及東城各學校投宿。軍警乘黑夜之中,皮帶、刀背交下,學生多有受傷。事后檢查,重傷者75人,輕傷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蹤者25人。
  兩次學運正面史實雖僅如此,但其波濤動蕩至為壯闊。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廣州(12月12日)、濟南(12月16日)、長沙(12月18日)、武漢(12月17日),各地大中學校紛紛響應,游行罷課請愿,反對華北自治,釋放平津學生,討伐殷汝耕。一個月間風潮擴至35個城市,游行示威次數多達65次。是最為普遍的一次鼓動宣傳運動。
  “一二·九”學生游行之時,土肥原賢二偽作群眾擠在人群中觀看,第二天即在《滿洲日報》上發表言論,稱“此次運動是受國民党和共產党鼓動的。”土肥原的言論也許是他的猜測,或是有意這樣解釋!國民党鼓動自己的國民反對自己,似是不通。說是共產党鼓動領導則是真的。高橋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胡适操縱學潮,要求驅逐蔣、胡离開北平,并懲辦預防不力之軍警。
  第二次示威運動之后,學生中大部分主張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學聯會接受。學聯會接納了清華、燕京學生要求,組織擴大宣傳團,向平漢線附近鄉村宣傳抗日救國,此議在第四次學聯大會中通過。
  擴大宣傳團系由平津學生聯合會共同組織,分五大隊,下分大中小各隊及排班,再設常務、交通、組織、總務、糾察、調查、救護各組,悉采取軍事化組織領導与方法。
  各隊預定1月8日在固安會齊,召開大會。全團學生達3000人,但宣傳成績不佳。民眾參加听講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會因宣傳口號,發生左右派之爭執。
  右派主張,宣傳口號只限抗日,左派主張宣傳抗日并用倒蔣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右派憤恨共產党人從中利用,退出宣傳團。左派將所余團員重加整編,約定1月10日會于保定。但兩日之后,各隊均被冀察政務委員會便衣探警分別截回。各團返平后与燕京、清華,東北大學等團体合組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其組織采取民主集中制,實行列宁路線。1936年1月人數為300人,9月發展到1200人,占大學生總人數1A10,此支有組織有紀律的志士,逐漸成為在共產党領導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運動”的前十天,中國共產党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呼吁工人、農民、兵士、學生同心抗日。“一二·九運動”之后,中共再度發表告全國學生民眾書,對華北學運備致欽敬,并請工農兵學不問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參加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恰与軍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對付學生成為鮮明對照。青年心理,何去何從自可明了。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國赤化,今日反使中國共產党勢力深入華北,全民抗戰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國民政府之下。
  中國近代史有兩個明顯的特殊現象,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鮮見。一個是學生運動,一個是漢奸現象(漢奸現象下面再談)。中國近代史中學生運動迭起,世界各國學生運動都不像中國學運有其鮮明特點,有其鮮明的社會性、時代性、民族性。一個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之后若干年這個舊政權消亡,以學生運動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權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權。
  舉例說:
  康有為、梁啟超“公車上書”,康、梁作為參加殿試學生,率百余名學子,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革新,后來戊戌變法被慈禧太后為代表的舊勢力鎮壓,實則已使大清王朝搖搖欲墜。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運動”,反對袁世凱21條,袁世凱坐龍廷81天,引起天下大亂。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學生運動,段祺瑞政府以槍林彈雨對待請愿學生。段政府已在風雨飄搖。
  此次“一二·九運動”牽引世局,至為重大。14年后,國民党被赶出大陸。
  ……
  中國近代史中的學生運動有几個特點,
  1.与外國侵略有直接關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為兩种觀點,或者出現內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國。
  4.代表著將誕生的新政權的新思維。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其基于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經過北伐初定中原。沒有遠見的領袖們往往取得了政權掌握住軍隊以后,就忘記了中國的一條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蔣介石為何遲遲不進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國家尚未統一,共產党勢力壯大,經濟脆弱,沒有戰時金融体制,沒有戰時兵役法等等。說到底,是還沒有剿滅共產党。可是外交外戰不斷失策失利,國人無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變”,連日本首相犬養毅都暗示中國要打一打關東軍的气焰。可是張學良將軍下令駐守在奉天(沈陽)北大營的東北軍抱著槍躺在兵營里假裝睡覺,看看日本兵沖進來好意思開槍嗎?現在听起來像是說笑話,可是這是真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國人都無法理解。尤其令民眾憤怒的是,政府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下得狠心,而對囂張跋扈的日本人卻軟弱無能。中國歷史上不是也有燭之武退秦師,藺相如完璧歸趙等不畏生死的愛國志士嘛,現在怎么沒有!一個政權將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繼之封住他們的口,鎮壓他們的反抗。自國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過十余年的歷史,軍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誕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國固有的病毒。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漸漸地意識到中國再不需要一個准皇帝代替一個舊皇帝,一個變相的獨裁代替一個名正言順的獨裁。宋哲元提出的“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雖然提得不是時机——也代表著一种思想傾向。
  在未取得政權之時,強調民意,在取得政權以后,強調綜合國力,也是歷史必然。
  曾參加“一二·一六運動”的一位奧地利學生在1939年著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學生是對的,因為他們不能坐看外國的侵略;政府也是對的,因為他們想避免一場必敗的戰爭。學生不能体察到開戰以后的局勢,而政府必須取得青年的擁護,才能完成他苦心撐持的政策……”
  秦德純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講過類似的觀點。可是當時政府舉措維艱,与青年之間距离難以彌合。1936年1月16日,蔣介石以行政院長的名義在南京中央軍校接見師生代表。在這之前左派學生就以“听訓”之詞嘲侮赴京代表。蔣的3個小時講話,雖得到与會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遠影響。宋哲元“軍隊都沒有辦法,學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話,同樣遠遠沒有料到“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也許遠遠超過了他們10万大軍的力量。
  當局是不會听學生和民眾意見,官本位國家的傳統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哲元為首的華北當局還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長城抗戰樹立起來的二十九軍形象,使民眾大為失望。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前沒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從東單到外交部街一帶布置大批軍警,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成立大會极為冷清,到會來賓、記者、工作人員共20余人。宋哲元致開幕詞后,委員代表李廷玉講話,成立儀式只用20分鐘就草草收場。
  接著舉行首次委員會議,宋為委員長理所當然,推選常委三人,即:秦德純、劉哲、王揖唐。秦德純屬西北軍勢力,劉哲雖然是前教育總長,屬東北軍系統,王揖唐是前國務總理,典型親日勢力,這三個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個人員安排,最高顧問非土肥原莫屬。其中委員如下:
  西北軍勢力:
  秦德純(北平市長)
  肖振瀛(天津市長)
  張自忠(察哈爾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軍參謀長)
  門致中(原西北軍軍長)
  東北軍勢力:
  万福麟(前黑龍江省主席,五十三軍軍長)
  劉哲(前教育總長)
  胡毓坤(前東北軍軍長)
  程克(前天津市市長)
  親日勢力:
  王克敏(皖系干將,行政院北平政整會代理委員長)
  王捐唐(前國務總理)
  高凌霞(前國務總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賈德耀(皖系舊人)
  冷家驥(資本家)
  不久,在日方堅持下補充親日勢力,齊燮元、湯爾和、石友三、曹汝霖、陳覺先等。以后又以各种名義安排了平津地區下台軍閥、失意政客和親日漢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堅武、張弧等。這些人在盧溝橋事變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積极參加了偽政權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敵偽時期華北政權。
  這些親日分子中,身居要職,能量很大又深為國人切齒的人物,惡行不胜枚舉者,不妨再介紹,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樓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學。后來潘文樓在廣西做知府,宋的父親宋湘被潘聘為家庭教師。1935年7月潘与白堅武、石友三發動北平叛亂,未果退隱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戰時期紅极一時的名為中國人實為日籍電影明星李香蘭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長大,潘收其為干女。在貧窮落后的中國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鳳毛麟角,家中有紅外線抽水馬桶,每日24小時可洗熱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現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任政務處長,其貌似為宋出力實為內奸,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其不斷把軍事情報密報日方。事態嚴重以后,每次軍事會議情況,軍力部署調動,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報來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戰失利,佟麟閣將軍、趙登禹將軍殉國,即因潘的出賣。
  石友三在7月叛亂失敗以后,逃回天津,四處活動以圖再起。石覺得混得無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雙喜。這個女界名流對他也很仗義,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塊銀元絕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軍時是宋的舊部,二十九軍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為籠絡住石,免其鬧事,与石商量,任石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陳光然等兩個團交給石指揮,同時將石自己拉起的人馬再編兩個團。石知宋意,把陳光然交給他,實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聲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馬必很困難。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簽為“上上”,石高興地帶著姨太太和十几匹寶馬到北平安定門外的黃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際,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變”之前,石獲悉東京、北平在傳聞“七夕之夜必發生柳條溝事件”(柳條溝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條溝引發“九·一八事變”)石馬上驅車在北平城里四處尋找日本大使館武官今井武夫,見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兩軍發生沖突,我部決不与日方為難。”宋哲元撤出北平時挾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勢混亂收羅散兵,擴大實力,不久即擴充到12個團。土肥原這時已被任命為師團長也在魯南一帶,石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來被高樹勳將軍誘捕勒斃,埋在黃河沙灘里,讓他魂歸大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義凜然旗幟,吶喊所謂救亡口號。明知自己不光明,卻用光明的口號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對自己投敵卻毫不遮掩地說:“沒有當過漢奸的人,以為漢奸好當,當過漢奸的人,真他媽的王八蛋才當漢奸。”
  這也是漢奸的一個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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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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