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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丰台沖突迭生

　　且說“兵出山海關”的作戰方案，宋哲元雖然拍案贊成，但仔細想來恰与蔣先生密授“忍辱負重，拖延時間”八字方針針鋒相對，豈能這樣做！“兵出山海關”方案被否定之后，四位師長聯袂去邀佟麟閣，佟麟閣磨不開各位袍澤的情面，跟著他們离開了山林。看來，即使是圣人，也有掰不開情面的時候。
　　前章李致遠旅長提到這樣一段話：“……第二十九軍有些上層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動搖，政治曖昧……”前面我們又講到佟麟閣隱居香山居住農舍粗茶淡飯与農夫無二，豈不前后矛盾！佟麟閣，河北省高陽縣人氏，高陽縣在易水河畔，自古燕趙出慷慨悲歌之士，3000年前燕太子丹送荊軻去刺秦王，留下千古絕唱“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复還”。一方水土養育了一方人。佟麟閣雖是儒將，實已裝下了慷慨悲歌之信念。目睹國土淪喪，遍地狼煙，抱著為國赴死的決心，一切都置于度外了。
　　二十九軍將士跟隨馮玉祥將軍南北征討20余年，戰事頻繁從未有安定之時。可是二十九軍進駐北平以后，情況今非昔比，雖說是与日方劍拔弩張，終未引起大戰。北平城乃帝王之都，雖然國家戰火頻頻，仍不失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將軍們大都出身低微，不似那前清的王爺、貝勒們錦衣褲褲食甘饜肥，也不似今人時裝新潮，川魯粵菜，生猛海鮮，那雞鴨魚肉山珍海味還是每日必足的。圣人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在有條件之時，自然也不必違背圣人之言，當年馮玉祥馮大帥主張吃玉米面貼餅子就咸蘿卜條，不准納妾，不准吸毒，致使一些將領受不了清苦，背他而去。水至清則無魚，也是至理名言。中國是個農業大國，那些高級將領不甚明白什么是金融巨子，什么是企業托拉斯，只認為財富就是土地和房屋，所以他們在北平城里或是天津租界買了房子。北平住房，最講究的是四合院。如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等，在北平都有四合院式的私人住宅，規格都在百余間，而且大都有几套住宅。听說劉汝明還在河南買了兩個縣的土地。宋哲元在武衣庫的私寓更加講究，中西合璧，既有中式的亭台樓閣，又有西式的噴水花園，類似一個縮小的圓明園。其他比較低一些的將領軍官也是住著二三十間、四五十間住宅不等。高級將領出入是黑色道吉轎車，遠行有專列，而無劉備在荊州寄居劉表帳下“今久不騎，髀里肉生”之感歎。“七七事變”后，宋哲元帶兵撤出北平，因通知不到，而丟下文武人員万余人，不能不說与其生活方式有關。
　　總的說，二十九軍比其他隊伍還好，除了趙登禹嗜好起阿芙蓉（吸毒）以外，還沒有人利用權力吃回扣，或是指使子女開洋行。
　　且說，佟麟閣跟隨四位將軍回到北平城里。佟本人先去鐵獅子胡同綏靖公署向宋哲元報到，宋高興地出來歡迎等等，不必細說，馬上分配了任務，到南苑軍部主持軍務——二十九軍軍部在南苑，實際上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极少去南苑辦公，都是在鐵獅子胡同或是私寓處理公務，“秦土協定”就是在秦德純府右街家里簽訂的。佟麟閣到南苑主持軍部工作倒還次要，反正凡事都須向北平城里的宋哲元匯報或是和在城里的秦德純商議。佟麟閣的最主要任務是，組織軍官訓練團，招收青年，組織軍事訓練團——其實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深夜，佟麟閣才回到家中，佟麟閣原住東單蘇州胡同，有房20余間，佟到香山隱居以后，佟父佟母從河北老家來北平居住，佟還有四個女儿和祖父母一起，侍奉二祖。劉汝明等見佟家居住窄促，劉即將東四十條一套百余間房的四合院送給佟麟閣，并將佟父母和女儿遷去。
　　佟麟閣一敲門，4個女儿和大黃狗就飛奔出來迎接。小女鳳洲趴在地上給將軍一圈一圈地解綁腿，大女儿鳳華，登在凳子上為將軍脫軍帽，脫軍裝。
　　佟將軍最喜歡吃紅豆飯，桌上的紅豆飯已經熱過又熱等了很久。將軍聲明已經吃過。儿女們開始扑到桌子上撕扯大餅，然后蘸著黃醬。夾著大蔥，吃了起來，佟家每日開飯必有一小批來打秋風的鄉親，今日也不例外，他們或坐或蹲，占滿客廳。家中其樂融融，宿無話。
　　佟父身体欠佳，按中國習俗，清晨佟將軍必然到東跨院儿向父母問安，并且要仿二十四孝親自嘗過湯藥，再雙手遞給父母。
　　佟將軍略略睡會儿，天已經亮了。他到東跨院儿，父親已經起床到廚房扒爐灰撿煤核去了，這是老爺子每天必做的事，“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這也是佟家的治家格言。老爺子撿煤核的事，是誰也不能干涉的，尤其佟將軍。一次佟將軍相勸，老爺子大怒：“你甭看你在外面是朝廷的武將，在家里你就是我的儿子，你站好！”
　　佟將軍在屋中筆杆條直地像個士兵樣子站立著，听著老爺子的訓斥，引得儿女掩口而笑。
　　佟麟閣向父母問安之時，專車已經在門外等候，出來以后即驅車去了南苑。
　　南苑大約在北平城南15公里，歷來是練兵之地，1922年11月馮玉祥將軍“南苑練兵”是西北軍建軍的一個里程碑。在此之后，南苑和西北軍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二十九軍進駐北平以后，軍部一直設在南苑，當初馮將軍駐兵南苑，對舊練兵場曾加以修建，練兵場南北長約3華里，東西略窄。圍繞操場修建兵營18所，每所建平房6—10排，中間為大操場。二十九軍司令部設在原馮玉祥將軍司令部舊址。兵營南北，為南、北小街，有些店舖，實已成各种人員活動之地，情況复雜。
　　佟麟閣將軍上任以后，發現情況不妙，一是編制混亂。駐軍約7000人，包括鄭大章的騎兵師、特務旅、三十七師、三十八師各有部分部隊，還有后勤、工兵和后來新建的軍官訓練團、軍事訓練團等。各有所屬，并無統一指揮。南苑兵營四周雖部分地方有寨牆，但四周均無塹壕工事。如單純做訓練場地，倒也無妨，一旦戰起，必然遭殃。后來全面開戰，日軍主力首攻南苑，戰事慘烈，致使北平城失守。其二是軍部缺少一個現代戰爭的重要机构，就是軍事情報處。敵人的軍情沒有來源，就是有來源也沒有應有的机构處理。反之，二十九軍在南苑情況及一舉一動，日本浪人通過他們在南北小街的活動，了如指掌，他們把南苑兵營畫了詳細地圖，連某房中住几個士兵，簡歷情況，都記錄在案，更不用說裝備物資、馬匹、武器、兵力調動等重要情況。其三，要立即著手建立軍官訓練團，集中失業的軍官，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培養中下級指揮員，改造農民士兵，以适應現代戰爭的要求，這一切都要從0開始。
　　話說兩頭。日本在華北增兵以后，中日間的危机空前嚴重。華北地區已經遍地是導火索，不知何時哪根點著，大戰即起。請看：
　　1936年5——6月上旬，日向華北增兵。
　　5月初，日軍在丰台大建營房。
　　5月30日，宋哲元就日增兵問題發表談話。30日晚，宋哲元在武衣庫私宅召集秦德純、張自忠、肖振瀛、馮治安、劉汝明、趙登禹等研究對策。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
　　7月9日大沽口沖突。
　　7月22日天津金剛橋事件。
　　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
　　10月南苑沖突。
　　第一次丰台事件：馮治安三十七師一部分軍隊由張家口調丰台駐防。26日上午9點左右，几個士兵在离鐵路不遠的地方放馬，一列火車駛來，汽笛長鳴。那些從蒙古草原上弄來的軍馬，還沒有受過現代化生活的熏陶，不習慣鐵路附近的環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沖進正在修建的日軍營房中。隨后二十九軍士兵赶到，軍馬已被日軍扣留。士兵与站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們放還軍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蠻地打傷中國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軍持槍跑出營房加崗放哨，如臨大敵。此時，二十九軍三十七師軍官聞訊赶到現場，忍气制止中國士兵，要求他們采取克制態度，一場爭端才告結束。
　　第二天，一個朝鮮籍的日本特務沖進二十九軍三十七師的馬廄，竟說營中馬棚是他的私產，是他花錢買來的，非要騰出不可。官兵覺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會。這個日本特務竟立即從腰間拔出短刀動武，并招來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幫打助威。中國官兵忍無可忍，只得還手自衛，雙方發生械斗，各有負傷。
　　事發后，日本駐屯軍便以此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議，并提出四項要求：
　　一、道歉。
　　二、賠償。
　　三、懲戒肇事軍官。
　　四、自丰台撤兵。
　　宋哲元接受了前三項要求，拒絕丰台撤兵，同意將与日軍發生沖突的三營調往頤和園駐防，將三十七師一一○旅蔣華延營調往丰台。
　　大沽口事件：
　　7月9日2點鐘，駐塘沽日軍香川部隊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進行軍事演習，他們把船划到東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東大沽是二十九軍劉汝明一四三師一三三旅劉團一營的防守地，因為事先沒有接到日軍進行演習的通知，中國守軍不允許日軍上岸。日軍不听勸阻，強行登陸，互相槍擊，各有傷亡，后經中日兩方軍官出面制止，槍戰停止。10日劉團長奉命拜訪日軍香川隊長，向他表示歉意。張自忠親自向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委婉進行解釋，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結。
　　天津金剛橋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隊九中隊第三分隊隊長鄒鳳岭，是個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來，听說天津是個熱鬧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間，穿上了便衣到市內街上游玩。因為這個老冒不熟悉天津情況，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誤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務逮捕關押，日本特務對鄒進行嚴刑拷打，審問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鄒鳳岭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宁新站小營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誤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務會同中方公安局押鄒鳳岭到小營公司對質。
　　由日租界到新站須道經市政府。此時，市府保安隊正為分隊長失蹤著急。一個在市府輪值的保安隊員看見一輛卡車從金剛橋通過，車上押著的人正是他們的分隊長，一時情急，向此車開槍射擊，打死一名日本特務。保安隊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鄒鳳岭搶了回來。
　　事發之后，許多日本特務一窩蜂擁來，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門口。市府保安隊也全体出動，個個持槍肅立市政府門前。市政府秘書長馬彥翀見形勢緊張，立即向天津市市長張自忠請示，張自忠說：
　　“事已至此，你先和他們和平交涉，如果他們無意擴大，當可和平了結。否則遲早總得一拼，也只好提前拼拼罷了！”
　　馬秘書長當即返回市政府門前，從圍在門前的特務群中找到了特務長，向他轉達了張自忠的意見，希望就地和平解決，不擴大事態。
　　日方提四點要求：
　　一、市長正式道歉。
　　二、嚴懲開槍犯人及肇事分隊長。
　　三、從优憮恤死者及傷者。
　　四、保證此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下旬，日軍在丰台興建的營房已經完成，日本在丰台駐軍也陡增至2000名，而二十九軍在丰台駐軍一直保持一個營。由于丰台是北宁、平漢、平綏鐵路交通樞紐，同時又處南苑兵營和盧溝橋駐軍中間，東出南苑，西出宛平，對中國駐軍都有很大威脅。
　　日本人經營丰台歷史已久。丰台主要街道正陽街，時稱日本街。那意思大概相當于舊金山的唐人街，不同的是，唐人街是所在國法律允許的，而日本街是日本軍人用槍杆子支撐出來的。
　　1935年夏天的石友三、白堅武叛亂失敗以后，日本人便親自動了手。同年11月28日，90名日本憲兵強占了丰台火車站，從此，日軍開始在丰台駐兵。開始住在丰台原英國兵營，后來便大肆修建營房，強行霸占，舊英國兵營東北方向的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樹墳村、七間房、孟家大院、后泥洼、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用极快的速度搶建營房，1936年7月，丰台日軍陸續增至2000人。這個兵營，老百姓稱之為東倉庫。東倉庫除駐有步兵外，還有裝甲兵大小坦克24輛和馬號（現軍馬科研所）。
　　正陽街為東西向，街中間有一條由西向東流著污水的明溝，是丰台西邊的机務段工厂排放污水用的。街的北側有商店舖面，南側是鐵路，鐵路邊有一排花洞子。正陽街的東頭，也就是污水溝的下游，是丰台火車站，二十九軍駐軍1個營即駐在車站對面的中和、大興兩貨棧內。貨棧北校書里胡同，胡同北是空地，空地乃二十九軍的練兵場。二十九軍的營房距東倉庫日軍營房僅300米。為了避免沖突，中日雙方曾議定，日軍穿過正陽街走污水溝的南側，中國軍隊一律走北側。可是，日軍一向肆無忌憚，橫沖直撞，故意尋釁生事。他們不時闖進中國軍隊的練兵場出操，有時還把裝甲車開了進去，實際已將正陽街及丰台控制。
　　宛平縣政府秘書洪大中回憶：“當時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條街。”當時丰台隸屬宛平。洪所指的一條街即丰台唯一可稱之街的正陽街。日本人不僅駐兵，順手牽羊地將地方事務也管理起來，在丰台建立起了日本人的警察署和憲兵隊，設立了監獄，給中國人坐電椅子和灌辣椒水。日本人已把丰台視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日本人還將正陽街的兩個胡同分別划為日本人的妓院胡同和中國人的妓院區。日本妓院、大煙館（鴉片館）、白面館（海洛因館）占興隆胡同。另將中國人的鴻禧、同樂、雙全、泉香、福喜、雙喜堂等6家妓院集中到校書里胡同，校書里胡同原名晉陽胡同，源于青樓校書，更名校書里。日本人的妓院專門是接待日本軍人的，當然這些軍人也可到中國人的妓院，反之不行。日本人的妓院主要有兩家，一家叫“軍人寮”，一家叫“綠寮”，所謂“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稱，也有稱“料理”的，乃寮里的誤讀。
　　現下，中國的門戶第二次開放，有些大飯店或餐館挂起了“日本料理”的招牌，不知何意，是在中國的城市里替日本人開起了妓院？起碼做過亡國奴的人會這么理解。
　　這是題外之話。話說回來，那正陽街上從白天到深夜，都可以听到從妓院里傳出的哼哼呀呀的日本音樂和大聲喧鬧，酒后狂喊。身著和服足登木屐的日本人無分晝夜在街上逛來逛去，那神態要比在北平城里松弛得多。日本藝妓在門外招攬客人，無論是日本軍人還是中國游民只要從門前通過，一概點頭哈腰地歡迎，可是中國人是不敢隨便進去的，除非你當了漢奸，賞你開一次洋葷，嘗嘗日本娘儿們的味道。每到開飯之時，日本人的食堂里飄出大米飯出鍋的香味，接著是日本娘儿們提著飯籃赶來打飯，或是單身的日本男人拿著日本式的飯盒到食堂就餐。之后，是高麗人（朝鮮人）來打鍋巴。住在附近的中國居民可以聞到大米飯的香味，也只能聞一聞香味。如你偶然到此，會疑為到了東京或是大阪。
　　對此，中國軍民早已恨入骨髓，只是無可奈何。反之，這里駐的一個營的中國軍隊倒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成了日本人的心病，欲除之而后快。
　　7月以后，日軍不時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僑森川太郎無故闖入二十九軍兵營內尋釁，与守衛士兵發生毆斗，被刺受傷。日方以此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軍讓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駐屯軍特務机關長松室孝良進行交涉，答應給予賠款和懲辦打人凶手。對宋哲元的讓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駐丰台日軍感受到二十九軍威脅”為理由，堅持要求二十九軍讓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5周年紀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軍官兵都要進行國恥紀念日軍事演習。
　　下午，馮治安師混成部隊二營五連孫香亭部在鐵道附近演習。6點整整隊歸營。日軍也在“九·一八”進行紀念演習。回營之時，恰与中國軍隊在正陽街上狹路相逢，街道狹窄，不能同時通過，日軍耀武揚威，奪路先行。中國士兵早已憤懣于胸，也不相讓。于是兩軍在路中對峙。
　　一些日本軍官用生硬的中國話大叫大嚷：“皇軍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還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來表示是皇軍，小指伸出來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軍的青年軍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軍開戰，此時豈能相讓，也就回罵起來。一時中日士兵展開一場舌戰，揮舞拳頭，互相辱罵。
　　日軍小隊長岩井少尉帶領兩名日本騎兵沖進孫香亭連的行列之中，戰馬亂沖亂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馬踩傷，于是用槍托擊馬，場面混亂，日騎兵被赶出行列。
　　日軍指揮官穗積大佐說中國軍隊侮辱了日軍，立即命令其部隊散開將孫香亭連團團包圍，并要解除孫連士兵槍械。孫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陣前与日軍交涉，竟被日軍擄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陣，准備還擊。
　　日軍向其上級報告，日方立刻決定從北平增派一個大隊，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領馳援。中方也得消息，當牟田口率隊抵達丰台附近大井村時，遇二十九軍駐軍，受到阻止，發生沖突。
　　日軍一面層層包圍丰台的中國軍隊，一面趁机將丰台通北平的電話線割斷，以阻中國軍隊對外聯系。當日軍布置完畢之后，便向中國軍隊開槍，中國軍隊被迫應戰，雙方槍聲陡起。趁机，日軍迅速占領丰台各重要軍事要地，并包圍了二十九軍在丰台的營房。兩軍相持整整一晝夜，雙方各有傷亡。
　　宋哲元得知消息，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命令丰台駐軍不得先行開火。其實，這已經是廢話。同時速派在身邊的三十七師副師長和天津市政府顧問甄銘章等，會見日方，与日方代表池田、鈴木等前往調查并會商解決。
　　20日上午，雙達成協議。協議條件：
　　一、中國軍官道歉。
　　二、中國軍隊立即撤离。
　　三、最后中國軍隊撤出丰台。
　　把中國軍隊赶出丰台的目的，日方已經達到。21日上午，雙方軍隊在丰台車站列隊，相對而立，互相敬禮，表示誤會解除。中國軍隊讓出營房，歡迎友軍進駐。
　　友軍？中國有句成語，叫：認敵為友。在此再恰當不過。
　　中國軍隊從丰台撤出后，日本華北駐屯軍牟田口廉也聯隊所屬一木清直大隊進駐丰台的中國兵營。盧溝橋事變挑起者，即一木清直大隊。
　　第二次丰台事件一起，立刻震動全國，全國各界人士听到二十九軍在丰台与日軍抗爭，無不异常興奮，鼓勵支持電文信件紛紛而來，遠在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打電報給宋哲元：
　　“希即奮起抵抗，勿再退讓，弟等誓以全力相助。”
　　但很快，退讓的方案，又使全國上下失望。
　　10月，南苑又起沖突，佟麟閣派兵將日軍包圍，情況如何，下面再講。
　　李宗仁“希即奮起抵抗，勿再退讓”的觀點，可以說是中國上下人士普遍看法。可是不當其政不謀其事，宋哲元有他的難處，也有他的私心。除其遵循蔣介石“拖延時間”的訓示之意之外，二十九軍進駐平津威震華北，是其黃金鼎盛時代，一旦開戰，局面必被打破，不是日軍進駐，玉石俱焚，就是中央軍北上，而受后娘之子待遇。
　　從全國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組成日本留學生內閣以后，對日實行謹慎外交，也不希望華北動蕩影響全局。中日兩國上下普遍認為，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在所難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爭。蔣介石估計中日開戰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計：可能在1940年。蔣介石雖然是日本留學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國在1935年前后遇到經濟危机，并不等于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經濟發展規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備，也在調控經濟，甚至還在以較快的速度發展。
　　國人并不能接受蔣介石的拖延時間的觀點，如李宗仁、馮玉祥和國民党的元老們，大都抱著對日決一死戰觀點。而青年軍官們又普遍是速胜論者，尤其是二十九軍的青年軍人。可惜，中國是個禮儀之邦，不時興“下克上”，講究一切行動听指揮。几次沖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軍人挑起事件——沖突——中國方面賠禮道歉，懲罰肇事者。
　　窩囊之气，憤懣之火，早已郁積于胸。摩擦事件不斷產生。日本人自5月在華北增兵以后，經常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名為演習，實為挑釁。日軍蠻橫、惡劣的行徑已使中國人忍無可忍，何況駐防于此的年輕軍人？鑒此形勢沒有更好的辦法，以演習對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習，中國軍隊在其兩側也以演習對抗，當時人們謔稱：“燒餅夾肉。”可惜，這也只是精神上演習演習，為中國人爭爭面子，而實際上沒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實戰中即已證明。
　　日方軍部對華北的兵力部置、裝備使用等都進行過充分的估計。尤其是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對華北的軍事形勢，可以說是了如指掌。日本軍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認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銳日軍可以對付二十九軍的10万大軍，至于兵力部署，何時何地演習，演習項目等，都經過精密計划。比如，日軍為什么一個勁儿在丰台叫勁儿，道理何在！日軍為何在長安街進行巷戰演習？而中國人注意點卻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帶將東長安街的路面壓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軋成肉泥”。為此而義憤填膺。實則對日軍准備侵占北平時的巷戰并不太重視，戰事發生后，方才頓悟，而那時更沒有認真研究的時間了！
　　中國軍人稱“燒餅夾肉”為對抗演習，雖然有部分對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說，應該叫“被動演習”。實已被日本人牽著鼻子。但按中國人的思維邏輯，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會稱之為“爭气”。
　　華北當局就是在這种危机之下，在戰斗力的部署、國防工事构筑、戰略物資的准備等，也都是馬馬虎虎，甚至毫無准備。尤其對日方的意圖和動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軍部曾考慮過以5個師團的兵力進攻華北，華北當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無察覺。自1935年7月二十九軍進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沒根据形勢需要和發展，做進一步的調動和部署。對佟麟閣、張克俠和參謀長張維藩提出的兩种方案的研究討論，也不了了之，即使沒有通過“以攻為守”方案，也沒落實滄洲——保定防線方案。
　　二十九軍進駐平津以后，財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難比，高級將領買房買地花天酒地現象陡增，有點像李自成進了北京。而戰略物資准備，卻极不充分。在這樣大的前題之下，那种對抗式的演習不過是應景文章，帶著一定的象征性。
　　現在有的史學家、回憶錄家們還在津津樂道地談著二十九軍的大演習：國恥演習，固安大演習等等。
　　我想說：面子是沒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臉的意思，“子”該是儿子，洋人說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釋為“只顧外一層，不管實際內容。”也有人解釋為“虛榮第一，實質第二。”看來洋人還是懂了這意思。
　　日本在華北增兵，華北駐屯軍的升格，按日本人說，它還有另一种意義，即：華北駐屯軍与關東軍成為平等規格，以扼制關東軍再干預華北問題。
　　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日本帝國的社會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結构上的不同，又有觀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議會制，近似英國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決定權，大事不決，可在御前會議上由天皇“圣斷”。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務。國家政策方針一般由內閣制定和決定，而日本的內閣又非常軟弱，動不動就是總辭職。倒不是因為天皇權力太大，而是軍人制約內閣，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內輕，駐外的關東軍、朝鮮駐屯軍、華北駐屯軍、台灣駐屯軍四大常備兵團，雖然直屬日本陸軍部領導，而大有鞭長莫及感覺，這些駐屯軍往往各行其是，對陸軍部陽奉陰違，好像接近獵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難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們說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內輕”。
　　話說回來，日本在華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實起到了扼制關東軍的作用，關東軍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關東軍，尤其是關東軍的少壯軍人們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間，內蒙古五大貴族發起自治運動。1934年，得到南京國民政府承認，并答應給所需要行政費，實際卻分文沒給，內蒙古方面很不滿。
　　另一方面，關東軍建立“滿洲國”以來，為了西邊國境的安泰，有計划地利用內蒙古的自治運動。內蒙古運動的頭領之一，錫林郭勒盟的蘇尼特左旗旗長德王（政務廳長，相當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財政支援，為了和宋哲元、傅作義對抗，便開始投靠關東軍。
　　1935年德王在烏珠穆沁与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等會見，獲得了關東軍的支持，但是，其條件是必須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關東軍的扶植下，在1932年當上“察東特別自治區”行政長官兼軍事長官的。
　　1936年，華北軍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參謀為了与華北駐屯軍爭雄，擬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領》，并說服關東軍首腦，4月末，田中參謀成功地在察哈爾省德化建立起“內蒙古軍政府”，并讓德王任主席，李守信為副主席。
　　田中參謀為加強內蒙古軍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財源。德化一帶的鴉片質量差，栽培所需勞力不足，主要依靠來自冀東走私的財政援助。可是后來，國民政府責令華北當局打擊走私，內蒙古軍政府的財源斷絕。為打開局面，田中參謀与德王一致決定，將以平地泉為中心，盛產雜糧，比較富庶的綏東四旗，從傅作義的綏遠省奪過來。
　　但是，為奪取平地泉地區，單靠德王、李守信率領的內蒙古軍辦不到，兵力、武器、彈藥根本不夠。于是又勉強組成了匪賊頭領王英部隊（騎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門）与原屬孫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隊（約3000人），以及察哈爾特別保安隊3000人，日本人稱三支謀略部隊。號稱4万人。
　　8月中旬，田中從張家口的劉汝明師長的眼皮底下，用火車、卡車為上述部隊運送武器彈藥，甚至在北平到處收買日本浪人和強拉民伕參加內蒙古偽軍。
　　9月末，田中起草的《綏遠工作實施要領》不顧日本陸軍部的反對，暗地通過。此時，田中已經升任為內蒙古特務机關長，同時，田中強硬要求指揮這支“謀略部隊”。11月12日，王英為前敵總指揮，率兩個騎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兩個炮兵連等，在三架轟炸机的掩護下，向紅格爾圖進攻。
　　13日与守軍發生前哨戰。
　　14日上午8時，2000余名日偽軍又在飛机、大炮的掩護下進行猛烈進攻，守軍只有2個騎兵連一個步兵連及當地自衛隊百余人，戰至下午5時，守軍將敵擊退。
　　15日晨6時，田中隆吉親自指揮步騎兵5000余人，在野炮、裝甲車、飛机掩護下向守軍陣地輪番轟炸，猛烈進攻。先后沖鋒七次。守軍得到當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戰斗情緒极為高漲。
　　15日晚，守軍騎兵兩個連在團長親自率領下馳往增援。
　　16日至18日，日偽軍連續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義將軍親往集宁前線指揮，令董其武派秘密突擊隊，抄襲敵穴，令孫蘭峰所部星夜乘汽車馳往紅格爾圖之西的月岱溝。
　　19日凌晨2時，兩部分別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駐地包圍襲擊。敵以事出不意，倉猝應戰，激戰至拂曉，敵不支，向西北方向潰退。敵陣地土城子沖出七輛汽車，拼死抵抗，倉皇向東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東面防守單薄，被汽車沖出。
　　后知，車中所載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日上午7時，敵人全線潰退。21日敵飛机又來投彈、掃射。被守軍用步槍擊中油箱，返飛途中墜毀。
　　紅格爾圖戰役后，日偽深恐傅作義部搗毀偽政權所在地百靈廟，派王英部2個旅進占百靈廟東100公里的大廟，增強百靈廟外圍防御力量，并沿百靈廟四圍山頂、山腰、山腳构筑堅固防御工事，積极備戰。同時增派日本軍官200余人，補充各偽軍部隊指揮官。
　　傅作義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先發制人，在敵未發動進攻之前，出敵不意，以遠距离奔襲戰術，毀其巢穴，將百靈廟收复。
　　要收复百靈廟，一個重要的戰術問題就是部隊要在零下20℃的寒冷天气里，秘密奔襲170公里。傅作義將軍命令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為前敵總指揮，各部限于11月23日午夜前秘密集結于百靈廟東南25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帶。
　　孫蘭峰部駐守歸綏（現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務机關的監視之下。孫部為迷惑敵人，傅作義將軍命令孫部在出發前几天，每日到歸綏東15公里的白塔一帶，進行野外演習，天黑后再返回駐地，使日特務机關以為部隊出動是例行野外演習，不生猜疑。
　　23日夜12時，各部隊到達准備位置。
　　24日零時開始攻擊，由于各部隊行動极其秘密，日偽軍毫無察知。百靈廟及其周圍山上山下雖有堅固工事，但無偽軍防守，及至將敵警戒哨兵捕獲，日偽軍听到槍聲大作，始從夢中惊醒。偽軍在日指導官的威迫下，慌亂進入陣地，進行抵抗。
　　傅作義部在步、炮、裝甲車各兵种密切協同下，向敵發起拂曉總攻。
　　山炮12門，蘇魯通小炮8門，用破甲彈向女儿山敵之輕重机槍掩体直接瞄准射擊，掩護裝甲車及步兵進攻。短時間內，敵陣地為猛烈炮火摧毀。裝甲車及步兵向敵猛烈沖擊。
　　最前一輛裝甲車駕駛兵被敵彈擊中身亡，第二輛裝甲車又被敵用手榴彈炸毀，駕駛兵受傷，這個受傷的駕駛兵，冒彈爬進第一輛裝甲車，開足馬力向敵猛沖。繼而6輛汽車滿載步兵跟進，沖入山口。
　　敵不支，紛紛向廟內敗退。
　　傅部各隊又將廟內前后院分割為數段。騎兵團攻占北山，控制了敵人飛机場，將敵后路切斷。
　　敵遂惊惶失措，無心再守。偽蒙軍一排20余人，在戰場起義，調轉槍口向日本指揮官射擊。日指揮官及偽蒙師長，見事已危机，援軍又一時難到，頑抗下去，必成俘虜，乃急乘汽車數輛，由日本指揮官用机槍射擊掩護，朝東北方向奪路逃竄。
　　激戰至24日上午8時，全殲日偽軍，收复了百靈廟。
　　之后，日軍連續不斷向百靈廟及集宁一帶偵察、掃射、濫施轟炸。
　　12月2日晚，日偽軍4000余人乘汽車百余輛再圖反攻百靈廟。
　　守軍景彥青營長，得知上述情況，急電傅作義將軍和孫蘭峰旅長，力陳百靈廟不可久守，建議將廟焚毀，把部隊撤回原防。傅將軍接電，极為震怒，對景營長嚴加申斥，并令孫蘭峰旅長親自率部前往堅守。之后，孫旅長擊潰反攻之敵，打死打傷日偽軍500余名，俘200余人，并將其副司令雷中田擊斃。遂之向傅將軍告捷。
　　后，傅將軍決意乘胜收复大青山以北地區，日偽已成惊弓之鳥，金憲章、石玉山兩部反正，王英部所屬安華亭、王子修兩旅反正。致使日偽軍再無力反扑。
　　綏遠抗戰無疑是中國對外作戰最成功的范例，空前的范例。在戰略戰術的運用上，可以說，無懈可擊。無論是迷惑敵人隱蔽自己，還是兵力配備使用，采取突然出擊，或是襲擊敵指揮机關，分割包圍，斷敵后路等，以至處理俘虜（每人給一袋面，銀洋五元，釋放回家），爭取偽軍反正都非常成功。
　　但有其重要一點：面對的敵人不是關東軍，而是在關東軍軍官指揮下的漢蒙偽軍，這些偽軍的作戰士气，訓練水平，觀念心理又极類似國內軍閥混戰。
　　無疑，綏遠抗戰的胜利是關東軍的恥辱，日本史學家稱：“參加作戰的日本現役軍官不過4名，此外參加的預備役軍官也不過數名。”而中國方面估計至少200名。
　　綏遠抗戰又掀起了如長城抗戰一樣的舉國歡騰慶胜利的場面——支援抗戰服務團、慰問團、代表團……捐款等。
　　官方報紙居然用大潑墨的手法報道“被打敗的內蒙古軍是戴著內蒙古軍標志的關東軍”，“田中部隊”等。這個概念又令人誤認為傅作義將軍是直接和關東軍作戰。報道的目的似是好的，以打消中國官民中間存在著的對日軍的自卑感，而給他們能戰胜日軍的自信心。
　　獲得“自信心”的中國人看到日本人如此可打，對蔣介石為什么遲遲不抗戰開始怀疑。尤其是對抗戰前線，平津封疆大吏宋哲元大加詰責。把成功鼓吹得玄玄虛虛，也會有人相信。如果你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大家會認為你猥瑣，是懦夫。所以標語口號，豪言壯語在那時候就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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