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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河邊旅團自支那軍的包圍中拯救出來！” “膺懲暴戾的支那二十九軍！” “膺懲可怕的馮治安師！” 7月8日以后，東京及日本全國各地的街頭，日本的國民舉著小旗，呼著口號連日游行，要求政府對中國出兵。 日本的輿論在軍部的控制下，國民的情緒早就被鼓動起來了！ 7月7日至10日，盧溝橋畔的戰事，4次挑起，又4次談判，其實日方毫無誠意，除等待援軍以外，重要的是，日方的決策人正在舉棋未定。8日晨，華北駐屯軍召開會議，決定采取迅速解決盧溝橋事件的方針，也只是策略性的決定。是否挑起對中國全面開戰，華北駐屯軍主要負責人的意見，并不一致。准備發動戰爭并在積极籌划對策的，主要有步兵旅團長河邊正三郎，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北平特務机關長松井太久郎，輔佐武官今井武夫，二十九軍的軍事顧問櫻井德太郎少佐等。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參謀長橋本群，對開發華北的經濟皆非常熱心。而不贊成行使武力，田代在這之前也曾多次与外務省商議，謀求實現和平的方法。華北駐屯軍首腦們大多認為： 一、如果宋哲元失去京津地盤，將來恐怕沒有交涉對象，因此，不愿意提出使宋哲元地位以致命影響的要求。 二、考慮宋哲元的地位處境，考慮宋哲元從齊齊哈爾的深山里出來（有誤——編者注）踏上京津軍政舞台的心境，實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鄉下武士，汲汲于保持京津的地盤，盡量穩健的解決，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軍的下層，特別是青年軍官們的排日抗日風潮又甚激烈。加以共產党在群眾中的宣傳、鼓動，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求也不可能。 不過，此時田代中將的心髒病發作，已經命在旦夕。 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東京后，于8日深夜，陸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備對華緊急出兵。令4万士兵停止复員。 日本軍部內部的“擴大派”与“不擴大派”的爭論頓然明朗。日本軍部主管作戰的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提出“事變不擴大”的主張。在軍隊內部得到航空本部長久邇大將，參謀次長、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等寥寥可數的几個人支持。 石原莞爾，制造“九·一八事變”的主角之一，有“關東三羽鳥”之稱，被日本少壯派軍人視為英雄人物。當他被調回東京迭任要職后，他卻頓悟前非，极力反對繼續侵略中國。在盧溝橋事變前，就曾堅決主張駐華北的日軍撤到長城以外，而將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徹底解決華北問題，使中日之間避免發生沖突。 有一次，石原莞爾在京都大學講演，竟然公開發表惊人的主張：所有應負中日之戰的人員均應發交軍法審判。同時他更呼吁應由日本裕仁天皇親赴南京，向蔣介石求和。 多田駿，在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之時，親眼目睹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多田和石原之所以主張“不擴大”方針，均以中國民眾普遍抗日排日風潮极為高漲，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統一國家，而不再是過去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狀況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將擔心華北會發生突然事變，警惕發生第二次“柳條溝事件”，密派陸軍部軍事課高級課員岡本清福中佐到華北找各有關人員了解情況。岡本在平津逗留一個星期，回國后，向石原作了极為樂觀的報告：“在華北的日軍中，雖然也有部分人憂慮會爆發事件，但為數极少，從整体看，沒有特別擔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壓倒多數的日本軍方首要，無不在秣馬厲兵，躍躍欲試，企圖在即將擴大的中日之戰中一顯身手，如同日俄戰爭、中日甲午戰中的那些名將一般。其中最強硬的主戰派諸如：朝鮮總督南次郎，鮮朝駐屯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机，內務大臣、海軍大將末次正信等。 內閣与軍部聯席會議上，兩派反复激辯，多田駿与末次正信險險乎動了武。 7月9日，陸軍部決定了派兵方針，早上8時50分，杉山元陸相便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提出派兵案，陸相說：“……自事件發生以來不法射擊不斷，是一种無信不遜的態度。尤其從第二十九軍的兵力和抗日態度來看，不如在此時派出适當的兵力，亦即從國內抽調3個師團派遣到現地。” 其他閣僚認為，“從國內派兵時机不到。” 恰好此時，得知中日雙方于9日凌晨，達成了三項口頭協議。因此，杉山陸相的派兵案就被暫時擱置起來。 接著，上午11時，日本內閣四相（首相、外相、陸相、海相）會議決定了“不擴大”方針，提出“日本政府的解決方針是：中國軍隊撤退，處罰事件負責人，中國方面進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證。”參謀次長今井清根据內閣會議的精神，9日夜里就將《關于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對華交涉方針》電示華北駐屯軍。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時間內予以承認實行： 一、停止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駐扎； 二、關于將來的必要保證； 三、處置直接負責人； 四、道歉。 華北駐屯軍根据這樣精神，10日向二十九軍提出四項要求： 一、二十九軍代表向日軍道歉； 二、給肇事者以處分； 三、盧溝橋附近永定河東岸不得駐扎中國軍隊； 四、鑒于此次事件出于藍衣社、共產党及其他抗日各种團体的指導，今后必須對此作出徹底取締辦法。 石原莞爾以軍部第一部部長名義用無線電話命令天津駐屯軍，叫他們下令牟田口聯隊立即從丰台附近撤退到丰縣（指河北省丰縣），勿使沖突擴大。可是，天津駐屯軍的少壯派參謀人員卻認為：撤退是交戰之中軍隊的最大恥辱。他們悍然拒絕了這個命令。 軍部非常不滿9日內閣決定的不擴大方針。第二天，參謀本部制定并通過了向華北派兵的方案。決定從中國東北和朝鮮各派1個師團，必要時由日本國內動員3個師團，共5個師團，兩個多月內使中國屈服。這個方案，軍部仍稱為是不擴大方針，而遭到軍政界大多數不擴大派的反對。 7月11日，參謀本部將派兵5個師團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陸、海、藏）會議統一意見。上午11時30分，在首相近衛文縻官邸召開五相會議。 陸相杉山以強硬的態度說：“為了确保中國方面實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證，必須火速以關東軍及朝鮮軍准備好的部隊增援中國駐屯軍，同時也要從國內抽調必要的部隊（5個師團，目前暫用3個師團和18個飛行中隊）迅速派往華北。” 海相軍內光政支持陸相方案，認為：派兵等于全面戰爭。 海軍也作全面戰爭准備。 外相廣田弘毅只是軟弱無力地提出，為了保護日僑和為駐屯軍自衛才須動員。意見似是疑問也像是出主意。在3個多月前，廣田就任外相時錚錚地保證：“在我的任職期間，我決不讓發生戰爭。”猶余音繞耳，廣田唯諾接受了軍方的方案。也有人說“廣田三原則”是邁向戰爭的基礎，也不能說不准确。 拓務大臣大谷問道：“陸軍將打到何處為止？” 陸軍大臣杉山傲然拒絕答复。 海軍大臣米內便代為答道：“預定打到保定為止！” 不料，陸軍大臣當場大發雷霆，憤然斥責米內說：“像這樣大的事，你也能在這种地方說嗎？” 會后某位閣員曾經忿忿不平地說：“指內閣會議為‘這种地方’，叫我們這些閣員如何能盡職責？” 結果，陸軍大臣杉山的派兵方案，在五相會議上諾諾連聲中通過了。只是根据內閣官房長官風見章的提議，將陸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將“盧溝橋事變”改為“華北事變”，向華北“出兵”，改為向華北“派兵”。好在這些昭和軍閥們并不在乎咬嚼几個文字，也未計較，就算同意了。 下午3時20分，只用了40分鐘的內閣會議，決定了接受五相會議的決定，并議定“要舉國一致來處理事件”。實際上內閣通過決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義是利用內閣進行舉國戰爭動員。 下午4時，首相近衛到葉山皇室別邸見駕。看來近衛的舉止似乎對天皇不甚禮貌，近衛每次見到天皇都顯得較為隨便，這只不過他們如兄弟般親密的一种表示。他們信口談了些事情。20分鐘后參謀總長載仁和陸軍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衛和杉山談了內閣出兵決定以后，天皇問了類似拓務大臣那樣的疑問。天皇似乎對預定打到保定一說并不深信，但也沒另提出疑議。天皇把中國有兩個月時間就會屈服的話，問了一遍，杉山做了极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們的奏請。包括稍后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官奏請的海軍用兵事宜。 軍人能夠決定國家對外用兵，能夠決定對另外一個國家宣戰，能夠簡單而順利地在內閣和御前通過，日本二戰期間最后一任外交部長重光葵曾這樣評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當日（11日）晚7時，日本政府發表了聲明，其要點如下： “……第二十九軍于7月7日半夜在盧溝橋附近進行了非法射擊。由此發端，不得已与該軍發生沖突。為此，平津方面形勢緊迫，我國僑民瀕于危殆…… 惟華北治安的維持為帝國及滿州國緊急之事……決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華北派兵……” 日本政府發表聲明11分鐘后，即18時35分，日本參謀總長就對關東軍司令部發出“臨參命第56號”令，命令關東軍急速派遣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主力、飛行集團一部（6個中隊）、高射炮兩個中隊、鐵道第三聯隊主力等部開赴華北，受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指揮。 21時40分，參謀總部又發出“臨參命57號”令，命令駐朝鮮第二十師團迅速開赴天津、唐山、山海關附近集結。這天夜里，參謀本部和軍令部門各有關方面都發出了必要的准備命令。日本的海、陸、空各軍种都做了緊急動員。 翌日晚間，首相近衛邀請政界、言論界和工商界領袖們到首相官邸，首相親自出面要求他們對政府的決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過去，如“九·一八事變”，日本政府都是走在后面，而被軍部牽著鼻子。這次相反，首相先發采取主動，進行戰爭動員，政府首先出手，与軍部作戰爭競賽。据說近衛是采納了親信的意見，這樣可以利于事件解決。 聲明宣布不久，軍部的獨斷專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數的日本政府官員，各地民眾憂慮起來。甚至使近衛想搞掉陸相杉山。 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積极從事謀和活動，公開主張在華日軍撤到長城以外。又想盡方法鑽門路找關系，運動近衛文縻首相，請他下定決心，親自到南京乞和。他通過內閣書記官風見章，對近衛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談判案，近衛首相對此也表示同意。 近衛首相本人，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不到10天觀點又轉了方向，認為盧溝橋事件只能和平解決。又暗中准備与蔣介石和談。 19日，風見章書記官為轉達石原氏的方案，拜訪了近衛首相。首相正患痔瘡，躺在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決心說：“我本來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著為國家效勞到何時。我如果能飛往南京，与蔣介石直接交談，那就要豁出命來立即施行。現病臥在床，但可以由一個護士陪著去。” 在這之前，首相找來日本老政治家西園寺公爵的私人秘書原田熊雄，与其商談与中國政府和談之事。 西園寺公爵是當年日本僅存的一位無志政治家，他的實際權力，甚至在天皇之上。因為所有的日本新內閣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獲得西園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難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園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過他聯絡各方代表。他這位私人秘書，具有充分代表西園寺公爵說話的資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圖說服軍部首腦，向陸相杉山元、次長梅津美冶郎和軍事課長田中新一表示反對出兵華北。他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日中全面戰爭的危險。其結果會像西班牙戰爭時的拿破侖一樣，陷入泥沼之中。此時在華北的日軍應一舉全部撤退至山海關。并且近衛首相應親自飛往南京，与蔣介石談判，解決日中兩國間的根本問題。” 梅津反問道：“石原部長向首相談及此事時，首相有信心嗎？在華北僑民多年的權益与財產能放棄嗎？能保障滿洲國的安定嗎？” 這位“關東三羽鳥”的談話，應該說是很失敗的，重要的是軍部開始注意首相的動向。 近衛首相又以身体很弱為由，改變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廣田弘毅訪華，謁請蔣介石和平解決中日糾紛。近衛甚至說： “廣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決心，親赴南京直接談判，即使交涉辦不成功，最低限度，也可以讓世界各國了解日本的意圖。” 原田熊雄當下就答應了近衛，將他的決定轉陳西園寺公爵。5天以后，經過多少觀察与審慎的思考，西園寺公爵通過原田熊雄答复了近衛文縻的請示： “中國可能不再相信廣田弘毅，最好是近衛文縻親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衛文縻卻還在忌憚日本皇道派軍官的跋扈囂張，橫蠻無理，他遲遲遷延，躊躇不決。先是央請孫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輔，請他秘密往見中國駐日大使館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為聯絡，并予協助，讓近衛能夠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這已經是7月23日，近衛首相又獲得西園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聯絡与協助。首相又邀請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宮崎龍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潛赴中國南京，晉謁蔣介石。 7月23日深夜，宮崎龍介喬裝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開東京到神戶，預定搭乘24日由神戶駛往上海的“長崎丸”，直駛上海，轉赴南京。可惜的是，有關宮崎龍介赴華乞和的往返電報，早已被日本軍方截獲。宮崎龍介正雜在人叢中依序登輪，跟蹤已久的便衣憲兵，不由分說上前逮捕。近衛首相的乞和密謀，居然被日本軍部無情地揭露。 日本軍部逮住了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們無可奈何，更加助長了少壯軍人的气焰。近衛首相憂思焦慮悲憤交集，決定采取進一步行動。 近衛下令准備好專机，准備親自飛往南京，親自向蔣介石乞和，遏止中日間行將全面展開的大戰。 專机已經發動，螺旋槳已經彭彭彭地轉了起來，近衛首相的專車秘密地開到了飛机場，當下就被沖上來的少壯軍人們截住，因為少壯軍人們已經偵得首相行動的消息。少壯軍人攔住了首相的專車，令其轉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衛首相知道事情已經敗露，他知道這些少壯軍人們什么事都干得出來的，他們也不惜在此再發動一次類似“二·二六”式的政變，他們可能馬上舉槍向他射擊，把他打成血肉一灘，或是將飛机擊落。首相只好乖乖從命，調回車頭轉回首相官邸。 近衛飛華乞和再度受阻，和議馬上趨向低潮。少壯軍人悍然不計一切，准備蠻干到底，中日大戰已屬無法避免。 再說，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盧溝橋事變的報告。蔣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時申令二十六路軍軍長孫連仲，率領所部兩個師，四十軍軍長龐炳勳的三十九師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長王寵惠、軍政部長何應欽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駐華大使館口頭提出嚴重抗議。可是，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卻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轉青島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電告川越茂，已發生盧溝橋事變，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無法，只得任命在返國述職途中的漢口總領事三浦義秋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三將領聯名向南京參謀本部、外交部、軍政部電呈前線情況。 同日，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再度赴日本駐華大使館，向一名參事重申口頭抗議，陳介正告日： “根据我方所接獲的報告，盧溝橋事件其責并不在我，顯系日軍挑釁，特嚴重抗議，并且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關系已臻重要關頭，不容再趨惡化，貴方應立電華北駐屯軍，速即制止一切軍事行動，并与冀察當局速据正确事實，立謀和平解決，藉免事態擴大！” 日方參事虛与委蛇，強調日方并無意使事件擴大，并答允立即通知華北駐屯軍，制止軍事行動。 盧溝橋戰爭打響之后，副軍長佟麟閣即派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副參謀長張克俠，軍法處長鄧哲熙3人前往山東樂陵向宋哲元匯報情況并力陳主戰觀點。 宋很贊揚，決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時忽先后得到蔣介石、何應欽來電，要宋到保定坐陣指揮。何應欽還特別強調勿到天津，免為天津群奸所賣。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再強調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對蔣的抗戰決心也有疑慮，是否抱著坐收漁人之利的態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軍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結果必是二十九軍被打殘，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軍進駐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軍黃金時代即告結束。另外一點，如若維持現狀，以大刀精神武裝起來的二十九軍与華北駐屯軍共存于平津，二十九軍仍占优勢和主動。得到何應欽命令以后，他又在樂陵滯留兩天，從盧溝橋前線不斷報告來打打談談的消息。日方不斷地制造“不擴大事態，就此解決”的空气。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決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7月11日晚6時30分，宋哲元從山東樂陵抵達天津。剛下火車，就得到日本政府當日的政府聲明，即向華北派兵的聲明。同時也得到中日代表談判情況的報告。 7月10日，中日交涉又開始進行。 冀察政務委員會先派天津市長兼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交涉負責人。日方對張自忠為交涉負責人非常滿意，因為日方認為，二十九軍高級將領中，張屬于“知日人士”，“与冀察軍內其他要人不同，總會對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時，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特務机關長同張自忠代表張允榮進行了3個小時的談判。之后，松井、張允榮又和日武官今井一起，不顧天黑雨大，滿怀希望地來到張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問題。張自忠因患痢疾，臥病在床，面顏憔悴，身体消瘦，十分虛弱。張自忠听了日方提出的談判條件，張的回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非但不肯答應懲處“肇事”負責人，對于撤退盧溝橋附近軍隊的問題，也只不過主張換換部隊而已。松井二人無功而返，便將交涉的對象轉向秦德純和其他冀察要員。 11日晨5時，秦德純親自打電話對松井說：其他條件都可以讓步，唯獨對盧溝橋撤退中國軍隊的要求，絕對不能同意。由于冀察當局態度很強硬，談判出現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官与冀察政務委員齊燮光、張允榮等人再次進行交涉，日方答應可以從盧溝橋附近撤去日兵。張、齊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條件。 正在這時，日本內閣決定派兵的消息已經傳達給華北駐屯軍。下午2時（7月11日）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情報參謀專田盛壽給今井武夫武官打來特急電話，向他傳達了東京內閣會議的決定： “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多年來的懸案，現在正是大好机會。所以，當地交涉已經沒有進行的必要，如果已達成協定，也予以撕毀。” 華北駐屯軍得到內閣決定通知后，馬上召開了參謀會議，作了如下決定： “以此項事件為轉折，從根本上解決華北問題。 具体措施是： 一、暫時停止過去的和平談判； 二、徹底實行《何梅協定》； 三、在此期間，逐步集結兵力，伺机對河北省的中國軍隊給以徹底打擊和掃蕩。” 華北駐屯軍的方針已定，需要的是戰爭的准備時間。如若像專田參謀那樣撕毀一切協議，露出馬上發動戰爭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軍提前准備。 特務机關、武官都沒有按照專田參謀的方法去做。當日（11日）晚8時，也就是專田通知今井武官，一切協定予以撕毀后6個小時，特務机關長松井太久郎仍然与中方代表秦德純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史稱“秦——松協定”。協定內容主要有三條： 一、道歉； 二、保安隊維持治安（指盧溝橋附近）； 三、取締抗日團体。 從協定內容看，日方已經降低要求，而同時，日方不斷向華北派兵。冷靜觀察，日方簽定協定不過是爭取時間，敷衍中方。 与日軍態度相反，華北當局在協議簽訂后，以為和平已不成問題，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誠意，首先，在當天晚上，把几天來俘虜的200多名日軍送回丰台。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東樂陵赶到天津以后，日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駐屯軍特務机關長松井太久郎大佐，輔佐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即馬上研究分析宋哲元的心理，認為： 一、宋認為盧溝橋事變又是局部沖突，只要我們再讓一步，那就不難獲得解決。 二、他還不知道南京中央業已決心抗戰到底，不再對日方繼續忍讓。 橋木群等抓住此机會，馬上派遣他們的鷹犬爪牙，親日分子，如前江蘇督軍齊燮元，北洋政客潘毓桂等，向宋展開了包圍攻勢，要求宋哲元留在天津，与日方展開談判。 潘毓桂甚至坦直承認：“我已經跟松井机關長商量好了解決辦法，才來求見宋主任委員，向宋主任委員剖析利害，希望您能夠采納！” 此事變以后，日方最擔心的問題就是中央軍北上，如若中央軍進入平津附近，兩軍戰事就會再行升級。日本內閣所通過的派兵5個師團計划就須重新考慮，中日兩國全面戰爭不再是步步升級，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軍大臣米內預言打到保定，和兩個月使中國政府屈服的事。所以，駐屯軍馬上要穩住宋哲元，先行孤立二十九軍，挑撥起二十九軍与中央軍的矛盾。穩住宋哲元的工作必須首先由親日分子去做。然后，再集中兵力，施以致命的打擊，一舉攫奪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在未完成部署之時，日方須不斷放出“現地解決，不擴大”的煙幕。 而10日至12日秦德純、張自忠与日方松井等人所簽協定，也恰是煙幕的一個重要部分。12日秦德純赶往天津向宋哲元匯報戰事与和談情況。基于這三种因素： 一、日方努力達成協議； 二、漢奸下說詞； 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決。 宋判斷可以“就地解決。”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發表談話：盧溝橋事變乃系局部沖突，希望能做一個合法合理的解決。 同時，談話中又強調：“余向主和平，愛護人類，決不愿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華北派兵的聲明以后，漢奸們對聲明作了合理的解釋，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為日方又在虛聲恫嚇，并不以為意。而對蠻橫跋扈的昭和軍閥采取了精誠所加，金石為開，仁人義士的態度。這舉止也不能不屬“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就在宋將軍發表談話同日，即7月12日，日本軍部又擬定了“對支那作戰計划”，決定了“目前應向平津地區迅速派遣陸軍兵力，以達膺懲二十九軍之目的”。 另外，因原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之病危，新任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乘專机，在關東軍戰斗机的護送下降落在天津机場。這一新的任命也是11日五相會議通過，由天皇親自任命的。 香月清司是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四期生，后入日本陸軍大學。日俄戰爭后，被派駐德國日本大使館充任武官。他研究“步兵戰術”在當時日本頗有名气。1928年，濟南慘案中，香月提議，駐東北的一部分日軍，急速調往山東，對北伐軍橫加阻擋，開了以武力對華進行干涉的先例。由于他在侵華戰爭中有功，從此官運亨通，不斷得到提拔，甚至一度成為陸相候選人，香月清司來華前，任陸軍教育總監本部部長。香月一直關注著華北局勢，在任教育總監期間就曾到北平、天津地區進行過考察。 香月一到天津，駐屯軍的少壯派軍官就摩拳擦掌地向其匯報，只要日本陸軍兩三個師團的兵力，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掃蕩二十九軍，并且將其逐出華北。香月還進一步認為：倘若對盧溝橋事變采取消极的態度，就唯有增長中國的勢力，徒然貽害于將來而已。香月力主予中國徹底打擊，以确立華北親日政權的基礎。即：在華北建立漢奸傀儡組織。7月12日香月到天津，19日香月即向軍部提出了“狀況判斷”。香月提出：“只要使用日軍首次增援華北的兵力，便可以將二十九軍一舉擊潰。不過，不妨利用談判轉移對方耳目”。香月開价七項和談條件： 一、徹底鎮壓共產党活動； 二、罷黜排日之要人； 三、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机關自冀察平津撤退； 四、排日團体，如：藍衣社（實無此團体，可能指的是复興社編者注）等，應自冀察平津撤退；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机關，以及其他學生与民眾之運動； 六、取締軍隊与學校中之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備，由保安部人擔任，中國軍隊，一律撤出城外。 7月13日，慷慨激憤的上海市各團体，電慰宋哲元及二十九軍全体將士，宋哲元還曾回了一個通電，說： “日軍之宗旨在戰斗，凡戰官兵，慷慨赴義，公所當然……” 這一封复電由全國各報以大字標題刊登，使所有同胞讀了莫不大為感奮，以為二十九軍將士的抗戰決心，應該是絕對不會成問題了。然而，在第二天，即7月14日晚上，香月清司派參謀專田，將日方七項和談條件，向宋哲元當面提出，宋哲無細心看過之后，卻又鄭重其事地表示：“貴方的這七項要求，個人在原則上無异議，只是希望能夠延緩實施。” 當下宋指派張自忠、陳覺生、齊燮元等与日方代表研究磋商。 然而，7月15日，日軍部即完成“中國駐屯軍之作戰計划策定”，即等于日軍部向在華北日軍下達了作戰命令。這一作戰命令的頭一條方針便說：“軍事行動開始時，速以武力膺懲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一期，應先將北平郊外之敵，掃蕩至永定河以西。” 當日，由于宋哲元原則上同意日方所開列七項條件，以為局部沖突可以和平解決，又發出了一封与13日通電矛盾的通電，令全体國人為之錯愕，通電說：“遇此類小沖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概不敢受……” 華北局勢劍拔弩張，戰云彌漫，日方翻手為云复手為雨，形勢忽而緊張又忽而松弛，遂使國人也墜五里霧中，對華北當局与日交涉，有莫測高深之感。因此，有人致電宋哲元，表示關怀慰問，也有人義憤填膺，大為指責，甚至有人親赴天津，投刺謁見，向宋哲元痛陳利害，揭發日方的陰謀詭計。7月16日，北平教育界推派代表李書華、李蒸、張貽惠、劉冶洲等望重一時的學人，專程赴天津謁宋，向他探問究竟，有所建議。宋哲元鄭重其事地告訴他們： “我明曉日本人是貪得無厭的，今天我答應了日本人几項要求，明天他們就又有新的條件來了。所以，時至如今，我還沒有跟日本簽訂任何協定，二十九軍也絕不會同日本人讓步！” 可是，話鋒一轉，宋又自食其言地說：“不過呢，為了保持華北的和平，我也愿意有限度地接受日方要求，譬如道歉呀，撤兵呀什么的。” 7月16日晚間，香月清司奉日本陸軍部的指令，命令他立即采取強硬措施，要宋哲元在指定期限之內，應允日方所提的條件。7月17日上午，香月通告宋哲元，限他在19日以前承諾日方所提的條件。宋哲元只好責令張自忠等于當晚開始，繼續与橋本群商談。日方為此，又大造輿論，言下之意二十九軍与日方秘密簽訂協定。 這時，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歿。田代是抗戰爆發后第一個死于中國的日本高級將領。宋哲元以參加田代皖一郎喪禮為名，跟香月清司見了面。日方又借机宣傳宋以參加田代司令官喪禮為名晤面新任司令官香清司，并對日軍表示道歉。疑團叢生，連南京中央也弄不清宋哲元在干什么。 7月17日，南京中央責令二十九軍駐南京辦事處處長李世軍問詢宋哲元与日方談判真相。宋知自己在天津羈留已使中央疑慮，宋只好為自己解釋說，僅以解決地方局部沖突，決無任何喪權辱國協定。 有人向宋建議，要宋速离天津，否則人身安全將難保證，宋已覺得再在天津滯留也無意義。7月19日早上，宋搭乘北宁鐵路專列离開天津，專列經過楊村兩側鐵橋，橋上，已被日本人埋置了炸彈，專等宋專列到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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