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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艱難歲月



             1

  蔣介石于1939年末在長江下游兩岸發動的空前規模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同時,使日軍看到了蔣介石軍隊的強大和對侵華日軍构成的嚴重威脅。于是,招致了日軍一系列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殘酷報复。這就是1940年以后的近兩三年的艱難時期。

  1940年初,日本方面為抵銷重慶國民政府,決心推出汪精衛,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權。“建國”的人選、組織、机构都早已按日本人的旨意准備好了,只等“黃道吉日”,粉墨登場。

  1月16日。

  汪精衛向蔣介石發出通電,威逼他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則,他的“新中國”一成立,重慶國民政府就將被取代。通電稱:

  兆銘(汪精衛)對救國夙有決心,如先生始終堅決予以拒絕,則兆銘不能再顧慮此事,勢必先全力謀求局部和平,再選擇到達全面和平之途徑。除此而外,別無他途。先生如能以國命民生為重,此時毅然決定大計,与日本停戰媾和,根据近衛聲明之原則,以求其具体實現,則兆銘及各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協力,迅速實現全國和平。

  蔣介石對汪精衛發出的通電,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上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隊伍,喊著和平建國的口號穿城而過,大街小巷橫空扯起了大字標語:

    熱烈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和平建國万歲!

  上午。

  一長溜大小汽車越過鐵路,行駛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衛和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員會的頭面人物,佇立車上。好一派春風得意景象。

  車隊駛入“國民政府”院內,在宁遠樓舉行就職典禮,汪精衛身著禮服,站在麥克風前,聲嘶力竭地宣讀了《還都宣言》。

  為了混淆海內外視听,更好地取代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稱上照搬重慶政府外,還把南京政府里所有机构名稱,一律照搬重慶政府的模樣儿。甚至還別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現任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頭上。汪精衛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長(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職)。

  但是,正當“還都”劇演到高潮之時,鼓樓和市中心新街口等處,卻響起了乒乒乓乓的槍聲。隨著槍響,“國旗”上頓時現出槍眼儿若干。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槍手”擊中,“國旗”頹然倒下。

  正在游行的人們,開初還以為是哪里在放鞭炮慶祝,但當那槍子儿嗚嗚怪叫著從頭頂上飛過時,這才膛目結舌了。只見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著槍,指著“國旗”大罵不休。

  汪精衛得到日本兵槍擊“國旗”的報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國”政府,前往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交涉。

  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協定,“國旗”上方必須加一塊三角形杏黃色布片,上書“和平建國”,或“和平反共建國”字樣,以區別于重慶抗日政府國旗。你們沒有按協定辦,因此,引起日軍官兵的憤慨。如果派遣軍听任把沒有區別的重慶政府國旗飄揚在南京上空,勢必嚴重影響大日本皇軍的士气,動搖皇軍軍心。因此,你們必須立即取下現在的國旗,換上有區別標志的“國旗”。

  汪精衛無法“獨立”行事,只得下令換上有區別的“國旗”。轉眼之間,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撅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黃布片的“國旗”來。

  3月30日。

  蔣介石從收音机里听到“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和汪清衛宜讀《還都宣言》的聲音,頓時大怒,下令中央電台開大功率,向全世界廣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慶政府發出的對汪精衛等人的通緝令。通緝令說:

  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于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离職守,妄主和議,并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于漢奸之列,与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行為,顯屬触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此來海內外民眾同深憤慨,先后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机關一体嚴緝

  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

  接著,蔣介石下令懸賞十万塊大洋,拿辦汪精衛人頭。

  日軍為了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傾其海陸軍航空力量,對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進行了連續半年之久的狂轟濫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机七次轟炸重慶,共出動飛机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慶被炸二十一次,日軍共出動戰斗轟炸机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敵机十三次轟炸重慶,每次出動飛机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慶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動飛机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慶被炸五次,每次敵机六十至一百架之間。

  10月,重慶被炸五次,五次敵机均在一百架以上……

  敵机在轟炸重慶的同時,成都、自貢、樂山、宜賓、万縣、南充等大、中城市盡數受到毀滅性轟炸,連巫山、奉節、云陽、涪陵、墊江這些不設防的小縣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一遍遍的轟炸,房屋被夷為平地,許多小縣城的居民還不知飛机為何物,初見敵机光臨,都拿了紙錢對天焚燒,抓了白米照天上撒,跪在地上對天磕頭作揖,以為那是天上來的神物。

  這些嗡嗡怪叫的天上神物,就照著地上大群大群的燒香拜神者俯沖掃射,向她們頭頂上扔炸彈。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敵机順長江而上轟炸重慶,途經涪陵時,也給這座長江邊上的小山城帶來了災難。

  机群臨空掠過,燃燒彈雨點似地傾倒下來。千千万万的市民呼號掙扎……住在小東門盧陵會館的上千名受訓的新兵,被炸彈炸了個中心開花。會館變成了焦土,到處是殘缺的肢体,一些炸彈落到長江和烏江匯合口,江水里飄浮著數以億万計的死魚死蝦,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一切都無一幸免,備遭戰爭涂炭。

  地處莽莽巫山叢中的巫山縣城,是一座從屈原那個時代起,就有著說不盡道不完的民間优美傳說的小城鎮。神女峰、望天坪、楚陽宮……每一個傳說都飄散著長江文化的清香淳秀,每一個傳說都飽含著巫山人民的智慧和善良。但是,他們卻首先:“品嘗”了當時最為毒烈、殺傷力最為殘酷的空爆炸彈的轟擊。敵机走后,長江邊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燒彈焚為灰燼,男女老幼死傷枕藉。幸免于難的居民,在蘇鵬舉的國民自衛隊和駐軍的幫助下,上山割來羊胡子草搭成窩棚,因而在《巫山縣志》上留下了“草城”時期的歷史記載。日本飛机經常從沙市机場起飛,前去轟炸重慶,總忘不了要丟几個燃燒彈燒燒草城。

  大后方民眾,已經到了無處安身的境地。

  巫山縣中學,被迫在离縣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陽鄉的一個山洞里上課,被人們稱為岩洞中學。

  1939年6月11日,夜間。敵机五十四架突然飛臨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燒彈。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紅了半邊天際。离成都六十余里的新繁鎮上的人們,都能看見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紅紅的火舌。許多市民全家被炸、燒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敵机轟炸成都,數以万計的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敵机俯沖掃射的活靶子,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敵机一百九十架轟炸重慶。

  蔣介石正在舉行軍事會議,會議室附近連中數枚炸彈,玻窗亦被震碎。

  最高統帥部——軍委會軍令部、軍政部被炸得一蹋糊涂,火光沖天。

  敵机剛去,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到他的統帥部,映入他眼里的是嗆鼻的濃煙,灼人的烈火,還有電線杆上、樹權上挂著的被炸爛的軍裝布,血淋淋斷手斷腳,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儿是哪位高參身上的了。冒著硝煙的焦土上,遠處崖壁上濺滿了濃腥味儿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腦漿。

  受傷的在血泊中掙扎,沒受傷的在奮力扑火、搶救戰友,統帥部仿佛是一幅德拉克羅瓦筆下的《希奧島的屠殺》,又仿佛是米開蘭基羅的油畫《洪水滅世》。

  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見了這血雨腥風的慘景,禁不住鼻頭一酸,流下淚來,赶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蔣介石一動不動地立在壩子中間,他臉色鐵青。

  离這夫婦倆不到十米的地方,軍令部二處年輕的少校參謀裴先章和公務員吳某,正在排除一顆嗖嗖冒煙,即將爆炸的燃燒彈。近在颶尺的危險,蔣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他沒有動,一直站在那儿,一剎那間,复仇的怒火使他忘記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過院子。山城,正燃著沖天大火,各處不斷傳來定時炸彈爆炸的轟隆聲。

          2

  蔣介石決定在1940年夏季,對長江中,下游之敵發動一場比冬季攻勢規模更大的夏季攻勢。第五、第九、第三戰區,根据這一戰略意圖,在冬季攻勢結束后,立即著手整訓部隊,准備大反攻。

  但是,在受到冬季攻勢沉重打擊的華中日軍,決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報复作戰,現在又偵悉重慶方面將發動夏季反攻,決心以先發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戰區的夾擊重壓,爭取主動。

  日軍中央陸軍部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批准了這一先發制人的作戰方案,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迅速調集了第3、第13、第39三個師團和第40,第6兩師團各一部,于1940年5月1日,發動對李宗仁第五戰區的進攻。

  日軍兵分三路進擊。

  第一路:第3師團和石本支隊,由信陽以北向西進攻;

  第二路:第39師團和池田支隊,由隨縣向襄陽進攻;

  第三路:第13師團,由鐘祥向北進攻,到達棗陽地區后,与中路第39師團和池田支隊并排向西進攻。

  日軍企圖:以左、中、右三路同時西進,將第五戰區主力迂回包圍子棗陽地區唐、白河畔,予以殲滅。

  5月初旬。

  蔣介石致電李宗仁,指示:日軍之戰術為速進速退,在一同內恢复原來態勢,故應夾擊与截擊其退路,以消滅敵人。

  李宗仁認真按照蔣介石意圖,命令戰區主力各部,避開日軍進攻鋒芒,向側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隊阻擊遲滯日軍。

  5月4日。

  日軍第3師團和石本支隊一路猛沖猛殺,攻陷泌陽,准備乘勢向西猛進,突然收到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十万火急電報:

  湯恩伯第31集團軍開始南下,其精銳部隊4日到達

  泌陽北側,有于當夜攻擊第3師團右側背之勢……

  該路日軍一听說湯恩伯軍到來,立時著了慌,停頓下來,搶占有利地形,构筑陣地,准備迎戰。 園部軍司令官還很不放心,當即又調一個旅團配屬第3師團,以加強抵抗力量。

  第3師團等部(約兩個師團兵力),在泌陽提心吊膽地呆了三無并未遇到湯恩伯軍,才壯了膽儿,于5月7日繼續西進。

  5月8日,襄東平原。

  各路日軍會師于棗陽地區,卻扑了個空,中國軍隊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月8日,重慶。

  夜間,蔣介石向李宗仁發報:

  日軍企圖向原駐地退卻,第五戰區應以全力先在戰

  場附近圍殲敵軍,然后向應城、花園一線挺進、。

  5月10日。

  李宗仁指揮的張自忠、湯恩伯等四個集團軍和其他部隊,已將日軍包圍于唐、白河畔、襄東平原,准備將其殲滅。但是,日軍此時并未疲憊,戰力仍強,圍殲日軍變成了一場短兵相接的大血戰。

  園部和一郎得到報告:第五戰區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親自率領五個師的部隊渡過漢水,進入東岸。在重圍中殺得兩眼發紅的園部和一郎,頓時感到可以借此狠咬中國軍一口。立即命令第13、第39兩師團和池田支隊等部,南下包圍第33集團軍

  此時,第3師團等部頓呈孤軍。湯恩伯集團軍等部,迅即從四面蜂涌而至,將敵包圍,予以痛殲。日軍不支,拼死殺出一條血路突圍。

  張自忠將軍的情況卻日趨嚴重。

  張將軍所部原駐守襄河西岸荊門地區。當日軍長驅直入,直下棗陽,并向第五戰區長官部駐地襄陽進攻時,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過襄河截擊日軍,張自忠決定親自率領突擊隊過河作戰,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將軍竭力勸阻,但無法改變張的堅決態度。馮又提出由自己率隊過河作戰,張仍執意親征,不容更議。

  出發前,張自忠面對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對祖國破碎河山油然升起無限眷戀之感,提筆給馮治安留下遺囑,決心以身報國:

  仰之我弟: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系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与敵一拼。現已決定于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后,如能与38D、179D(D:師的代號)取得連絡,即率該兩部与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与179D、 38D取不上連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后或暫別或永离,不得而知。

  張自忠率領直屬特務營和第74師渡過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戰斗。5月8日,在新街与敵遭遇,惡戰一場;5月9日,揮師北進;5月10日,到達峪山,与峪山之敵展開血戰。

  此時,園部得知張自忠行蹤,將張部一個師誤認為五個師,傾其三路大軍中的兩路圍殲張部。

  張自忠部与絕對优勢的日軍血戰數晝夜、予敵重創,但始終未能突出重圍。

  5月16日。

  張自忠左臂中彈受傷,仍鎮定自若地指揮部隊作戰。戰至下午兩時許,張自忠身中數彈,壯烈殉國!

  隨張自忠作戰的全体將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長山,全部戰死。

  重慶。

  天低云暗,苦雨瀟瀟滯,山城在雨霧中靜靜地淌淚。

  巍峨的朝天門碼頭,站滿了自動前來迎櫬祭悼張自忠上將遺体的各界群眾,蔣介石一身戎裝,佇立在滔滔的大江邊,他的身后。肅立著重慶國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濤聲,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張將軍的哭聲;

  從天而降的雨絲,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張將軍的淚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點點,長長的汽笛聲,像是呼喚?!表達了對張將軍深切的悼念。

  民族的优秀儿子張自忠回來了!他的遺体和忠魂一起從前線歸來了!

  朝天門碼頭,大江兩岸,傳來千千万万人的哭泣聲!

  蔣介石凝視著緩緩而來的江輪,緩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張將軍忠魂致以庄嚴的軍禮!

  國民政府為張自忠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全國各地都舉行了追悼和公祭儀式。

  周恩來撰文《追念張藎忱上將》:

  張上將是一方面的統帥,他的殉國,影響之大,決非他人可比……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气,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毛澤東贈詞:“盡忠報國”。

  朱德、彭德怀題詞:

  一戰捷臨沂、再戰捷隨棗,偉哉將軍,精神不死;打到鴨綠江,建設新中國,貴在朝野團結圖存。

          3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戰區的戰況更加嚴重了。

  占領了棗陽地區的日軍,以第39、第3兩個師團,于5月31日下午,在強大炮火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轟擊后,由襄陽南面強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戰區的襄河西岸防線。几天之內,日軍接連攻陷襄陽、宜城、南漳、荊門、遠安等地,從北面向四川門戶宜昌扑來。

  6月初旬。

  日軍第40、第13兩師團,池田支隊、漢水支隊等部組成南路大軍,在沙洋南北地區強渡漢水,連下沙市、江陵、十里舖等地,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進。

  南路日軍的戰略企圖是:切斷宜昌地區中國軍隊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軍,進攻宜昌。

  宜昌外圍防線,已被日軍撞開、沖亂。宜昌守軍正處于被各個擊破和節節敗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門戶,是戰時首都重慶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響甚大。日軍向宜昌南北夾擊猛進,對重慶統帥部震動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動,謠言四起,紛紛傳言日軍將進攻四川內地了。

  6月3日。

  蔣介石急令陳誠赶往前線,組建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全權指揮宜昌保衛戰。

  陳誠打點行裝准備出發。蔣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治中將軍与陳過從甚密,將其拉在一邊,搖頭歎道:“五戰區敗了,宜昌必失無疑,你卻現在去守宜昌,太老實了,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陳誠亦感到情況不妙,但他對蔣介石唯命是從,故以苦笑謝過張將軍的好意提醒,強打精神挂帥出征。

  6月4日。

  陳誠風風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軍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設立了右兵團指揮部。此時,他面對的已是一個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爛攤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虛。

  原來,擔任宜昌地區江防任務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軍(三個軍)。蔣介石曾有令在先,沒有軍委會最高統帥的命令,任何人也無權調動江防軍一兵一卒。。但是,當6月1日北路日軍攻陷襄陽時,李宗仁覺得兵力不夠用,便嚴令江防軍主力第94軍北上,向京山、隨縣、棗陽之敵側后迂回襲擊,以解襄陽之圍。

  由于第94軍被調走,江防兵力頓感空虛,無力阻擊日軍向宜昌的進攻。

  陳誠急令在湖南整体補充的李延年第2軍赶赴宜昌東北面,在龍泉舖、鴉鵲岭、安福寺一帶組成第二道防線;又令遠在四川万縣地區整訓的第18軍,星夜兼程赶來宜昌“救火”。

  第18軍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緒,日軍便兵臨城下了,敵軍在飛机、大炮的掩護下,分三路向城郊進攻。激戰一天,陣地彼突破,宜昌城內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軍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揮第五戰區部隊,對當陽、荊門、宜昌之敵,發動反攻。

  陳誠嚴令第18軍軍長彭善奪回宜昌。第18軍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進城去,收复了這一戰略要地。

  6月中旬,東京,

  就在第18軍奪回宜昌之時,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和海軍部軍令部長,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報告中國戰場情況,軍令部長提出宜昌作為海軍航空隊轟炸重慶的中繼基地,有著极大的戰略价值,要求占領該地。

  天皇當即追問參謀總長,“你們陸軍難道就沒有辦法重新奪取并确保宜昌嗎?”

  于是,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向中國派遣軍下達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軍又增加兵力,在飛机瘋狂轟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國軍隊數度反攻,敵据城死守,反攻無效,且傷亡慘重。陳誠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調整部署,在城西長江三峽口處,憑險防守,与敵咫尺相峙,互聞雞犬之聲。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戰中,蔣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慶朝野上下,輿論一致譴責宜昌保衛戰的指揮官陳誠,使這么蔣介石的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僅受到國民党內、軍內和政府內一些要人的圍攻,民眾對此也非常气憤。在當時的國民參政會上,有人公開散布“不殺陳誠不足以謝國人”的言論。

  陳誠認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關鍵時刻判斷失誤,抽調江防軍主力北上有直接關系。他陳某只是在戰役中途臨危上陣,當時敗局已定,決非他陳某過錯。宜昌失守,他陳某實為代人受過,招來恥辱。

  但他覺得自己有口難辯,負辱回到重慶,自知丟失國府都門罪責匪淺,哭喪著臉前去見蔣介石,請求處分。

  蔣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說:“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當時五戰區的情況就那樣儿,我是因為沒辦法了才叫你去抵擋一陣子的,對此,你不必過疚。”

  陳誠對蔣介石的明斷感到敬服。對李宗仁不主動承認自己責任,一直悶著不吭聲,听憑輿論對他陳某的攻擊,而對李心怀不滿。

         4

  1940年夏季。

  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面臨的局勢是异常嚴峻的。

  日軍占領宜昌,如同一把鋒利的鋼刀,將第五、第九戰區對武漢形成的銅牆鐵壁似地防御体系,給劈為南北兩半。“鋼刀”的峰刃直對著陪都重慶。

  此時,國際局勢亦風起云涌,急劇變化,就在日軍攻占宜昌之時,華南日軍又向法屬印度支那國境出動,切斷了經由越南進入中國廣西、云南的國際援助路線。

  7月中旬。英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日本簽訂協定,宣布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規定在此時間內,禁止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及鐵路材料等抗戰物資,經緬甸運入中國。

  重慶和整個西南數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飛机編隊臨空,向下傾倒炸彈。在炸彈的轟隆聲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燒。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數惊。

  為了安頓民心,鎮靜內部,蔣介石在中央電台發表演講,說什么重慶國民政府將堅定不移地抗戰到底,堅持獨立自主地抗戰方針,以不變應万變。

  來自長江方面的危机最為緊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狀況下是無能為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戰區部隊,被日軍緊緊擠壓在鄂西北偏僻山區,已不便于顧及和指揮宜昌這個缺口了;南岸,薛岳第九戰區主力被遠遠甩到了側后,因而對江南鄂西地區和湘西地區的防務,亦是鞭長莫及。

  以宜昌為中心,北起鐘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個數百里的空間,一個混亂复雜而薄弱的結合部。

  宜昌以上的長江三峽段,成為拱衛重慶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敵繼續西犯,突破三峽天險,則重慶自然不保。若再失去重慶。國民政府就再無立錐之地了。

  蔣介石決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個第六戰區。他在軍委統帥部高級幕僚會議上指出:“倭寇已緊逼陪都大門,我們已沒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戰區,負責拱衛重慶門戶,這是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關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戰區比其他戰區的責任更為重大,比其他戰區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我們的任務和口號是,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

  准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蔣介石沒有點將,將領亦沒有自告奮勇者。

  第六戰區責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這大門,作為司令長官被殺頭事小,背上個亡國之罪而遺臭万年卻使人望而卻步。

  會后,陳誠來到蔣介石住所,請求讓他去守這個大門。他說“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應由我去守。”

  陳誠當時身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等要職,蔣介石覺得將其放到戰區,有點儿委屈了他。

  但陳誠卻執意堅辭所兼中央高官。決心去第六戰區戴罪守門戶,并發誓擋住日軍,著陪都門戶有失,愿將自己頭顱擲地。

  其實,蔣介石也覺得只有陳誠去守那門戶,才使他最為放心。便允准了。

  兩人在一起商議組建第六戰區的有關問題。蔣介石問陳准備將長官部設在什么地方。

  陳誠早已胸有成竹,說出一番見解來,“日軍若從長江方面進攻重慶。江北,有縱橫數百里的巫山和神農架原始林區擋道,因此,敵使用大兵團從江北進攻的可能性极微。從宜昌向西仰攻三峽天險,亦可能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銜接的邊境地區,大多為丘陵、山岳地帶,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經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与重慶相通;湖北的巴東、恩施、宣恩、咸丰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達重慶;宜昌南岸的安安廟經木橋、野三關到恩施、建始,有一條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慶,這些公路和大道,便于大部隊運動。因此,据我判斷,日軍若攻重慶,必然從江南而來。第六戰區的防御重心應放在江南。六戰區長官部也應置于鄂西恩施。”

  蔣介石對陳誠的意見甚表贊許,意味深長他說:“恩施,据說古代的夜郎之國就是那個地方。我現在撥五個集團軍,四十万兵力給你,望你這個夜郎之國,頂住日本這個世界軍事強國!”

  8月中旬。

  陳誠率領新湊齊的第六戰區長官部人員,由重慶來到恩施上任。并首先將他的五個集團軍和戰區直轄部隊進行了精心布置。

  長江上游江防軍總司令:吳奇偉、該部轄三個軍,駐防于巴東至宜昌的長江兩岸,在石碑設要塞,构筑永久工事。在懸崖峭壁上鑿貓耳洞,配置机槍、炮群,封鎖長江航道,如同一把鐵鎖以住江防大門。

  該部鄭洞國第8軍的榮譽第1師駐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線,在山上居高臨下俯瞰宜昌机場。一次,敵轟炸机二十一架轟炸重慶之后,在此降落。該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准射擊,擊中机場油庫,頓時火光沖天,將二十一架轟炸机全部焚毀。自此之后,敵机再不敢在這個机場降落。

  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瓚緒,守備江南湘西的津市、澧縣及華容、南縣地區。

  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之。守備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線。

  第26集團軍總司令:周(上品下石)。駐守江北霧渡河、分鄉場、遠安地區,該部第32軍415團1營一直堅守在宜昌西郊三游洞山頭陣地,達六年之久,該營官兵与日軍陣地僅隔數十米,說話聊天相互都能听清。

  第33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擔任江北遠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備。

  戰區直轄第2軍軍長:李延年。部隊配置于江南巴東至野三關之間,以作机動。

  陳誠來到恩施。這是一個地處叢山之中的市鎮,交通不便,居民不滿五千,而且已數次遭日本飛机轟炸,市面破敗不堪。陳誠同時兼任湖北省主席。當時的湖北有七十一縣市,比較富庶的已淪陷殆盡,尚能行使政權的不過三十一縣,均為地瘠民貧的丘陵山地。平時民眾自給亦感困難,陡然增加几十万軍隊,以及從武漢、宜昌等地后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員及家屬、學生等數万人,糧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更成為最突出的難題。

  為了安定民心,鞏固防線,陳誠致力于軍、政兩途協調并進的戰區建設。

  陳誠在戰區地方建設中,首先將鄂西的專員、縣長中的所作為者都一個個地撤了下來,換上有魄力、敢負責的人。鄂西單地僻民窮,而且風气特別敗坏,吸大煙、賭博、嫖娼盛行,匪猖獗。陳誠上任后,制定了一連串的行政法令、法規,親自檢查督促,務求貫徹施行。對于違法犯規者,無論平民百姓還是國民党官員,犯了哪條哪款,就按哪條哪款辦理,毫不留情。當時的宜昌縣長名叫武長青,此人是陳誠在保定陸校的同學,与陳關系甚好。因包庇鴉片走私,違了法規,被陳下令逮捕,經審判后判處死刑,槍斃在七橋坎公開示眾;省糧政局恩施辦事處主任陳國良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縣有個搞兵役的營長賣放壯丁,吃空缺,被判殺頭……經過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不敢玩忽職守,初步穩走了社會局面。

  陳誠在第六戰區,推行所謂的民生主義新經濟政策,以解決軍民吃飯問題。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減輕當地農民負擔、努力增加社會生產;設立平价供應處,遏制通貨膨脹;保證軍隊、行政机關工作人員、家屬和教師、學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鼓勵商品流通,保障工商業者生產。巴東縣有個叫朱立青的在江邊大道旁開了個榨油厂,常有過往的軍隊占往厂房,生產受影響。他便寫信給陳誠,述說苦楚,陳當即手書一道“工厂重地,不准駐兵,倘敢故違,嚴懲不貸。”的告示,寄給朱某。

  自那以后,雖然仍常有軍隊過往,多有累、餓得走不動路者,卻再也沒人敢進民房工厂了。

  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陳誠一到恩施就創辦了湖北省立師范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都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勞的。

  陳誠將逃亡到恩施來的大批教師、學生組織起來,興辦了若干所學校,統叫“湖北省聯合中等以上學校”,當地民眾稱為“聯中”,由陳誠親自兼任聯中校長。陳誠經常以一副文質彬彬,溫文爾雅的面孔,到教師、學生中來,笑容可掬地問寒間暖,征求意見,變著法儿贏得知識界和廣大青年的擁護。他提出計划教育方升,指派人員編印《計划教育實施綱要》、《湖北省中等學校升學就業辦法》等教學法規。所謂計划教育,就是全部實行公費教學制度,所有學校,都是培養各方面專業技術人材的地方。

  陳誠親自抓教育,以“嚴師態度,父母心腸”對待教師和學生。因為侵占學生利益,他親自下令撤換了建始高中和巴東初中的校長;恩施一名糧倉主任,因將發了霉的玉米供應給學生,被關押了起來;利川一名學生被土匪殺害;陳誠頓時怒火万丈,限令利川縣長于國禎在兩天內破案,抓獲凶手……1943年,日軍大舉進攻第六戰區,恩施岌岌可危之時,陳誠下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一律不准擅离恩施。同時,他卻命令省教育廳三科科長王延杰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帶,為各校聯系落實校舍,首先將學生和教師撤离。在戰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他還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离情況,并規定不准一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

  陳誠初到恩施,為了解決軍糧問題,他跟第九戰區薛岳通了關系,薛某給了他一批糧食。湘糧運鄂西,千里迢迢,途經土匪云集的永綏、保靖、龍山、桑植、酉陽、秀山、黔江等地、陳無力抽調大批部隊去川鄂湘邊區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將軍前往匪窩子進行安撫召示,宣傳抗戰救國的道理,講明抗戰軍隊的艱難困苦。結果,土匪盜賊皆為之感化,千里山道運糧,暢通無阻。

  陳誠采取了一系列的戰時措施,不僅很快就將第六戰區所在的那塊貧窮險惡的數省交接的三角地帶,建設成為抗戰較為堅實的前進基地,有效地拱衛了陪都重慶,而且還在社會各界為自己贏得了戰區建設典范的美名。

               5

  1940年8月22日。

  正當長江方面前線、后方皆被日軍攻、炸得一塌糊涂,日本人進而在盤算端重慶老窩之時,蔣介石突然收到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怀打來的電報。蔣介石見電,頓時感到又惊又喜又疑,只見電文上白紙黑字寫著:

  委員長蔣鈞鑒:(一)奉委座迭次電稱:敵在太原集中兩師團之兵力,漸增強晉南,准備進攻潼洛。又据職部各兵團迭次報稱:關外之敵向關內增加,津浦及冀中、冀南敵陸續南移,向隴海東段集中,似有進攻潼洛犯我西北,斷我西北國際交通線企圖。(二)為打擊敵人企圖,配合晉南及華中各友軍作戰,保衛西北,打破敵消滅華北抗日根据地實行這一政策的毒計,職部決以組織百團兵力,對正太線進行大規模的進攻戰。限期截斷該線,徹底毀滅鐵路交通及主要公路線,進行大規模的破坏,截斷其交通,以徹底粉碎敵寇進犯西北之”企圖,爭取整個戰局之好轉。百團大戰已經歷一月之准備,但恐電報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報,特此申明。(三)百團大戰除職部之一一五師主力、山東部隊未編入戰斗序列外,一二○師、晉察冀軍區各部主力及決死隊之請求參戰部隊,計一0五個團,這是華北抗戰以來空前未有的積极主力向敵進攻。謹將大戰兵力部署報告如下:

  (甲)正太線三十個團。(乙)平漢線由蘆溝橋至邯鄲段十五個團。(丙)同浦線大同至洪洞線十二個團。(丁)津浦線由天津至德州段四個團。(戊)汾軍公路六個團。(巳)白晉線六個團。(庚)北宁線二個團,(辛)平綏線二個團。(壬)泡石線四個團。(癸)德石路四個團,(子)邯鄲線三個團,(丑)代縣至蔚具線四個團。寅)平大線×××至大同六個團。(卯)遼平線遼縣平順三個團,宁武、奇嵐、靜樂四個團,共一○五個團,并已分為三個集團,分由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之。大戰已于八月二十號二十時開始,戰斗序戰胜利,已全部取得正大全線交通截斷。大戰正在發展中,戰況請見戰報。請分電各戰區,各友軍部隊,抑制當前之敵,以利大戰之進展。謹電奉聞。職朱德、彭德怀。養。

  蔣介石拿著那份電報,狐疑了老久,好半天回不過神來,不敢相信這事實。八路軍何時發展壯大到這种程度?不可思議!

  蔣介石和重慶統帥部的那幫子高參們,也感到大喜過望,共產党与國民党畢竟是在共同對同一個敵人作戰,當國民党長江方面戰場遭到重大打擊,陪都重慶正處在危急之時,突然來了這一場百團大戰,從背后狠狠捅了日本人一刀子,大大減輕了長江方面的壓力。可見,共產党為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統一戰線大旗下奮勇對敵作戰确屬言行一致。

  蔣介石立即分電各戰區注意當面日軍行動,牽制其轉兵北上。又令駐守于晉南中條山的衛立煌部隊派出部隊,破坏鐵路公路,協同百團大戰。

  這以后,從8月22日至9月底,朱德、彭德怀每天平均向蔣介石打來三至四份百團大戰的戰報。每一份戰報都詳細陳述八路軍或大部隊,或小部隊,向日軍進攻;或取得大胜利,或取得小胜利。現摘錄几份如下:

  第八號要報,8月24日。

  委員長蔣鈞鑒:百團大戰第八號要報。据職部劉師長伯承養電稱:我陳賡旅陳正洪團,配合決死隊馬晚突向白晉路南關、沁縣段攻擊,戰報如下:(一)陳團部晚乘大雨攻擊漳源(沁縣北),三層鐵絲网沖破,當攻入街內,敵四百余退守民房頑抗,經我強攻殲敵過半。翌晨,正肅清殘敵之際,敵复由沁縣來援百余向我猛攻,惡戰

  四小時之久,將敵擊退,敵傷亡甚重,刻我軍大肆破坏中,是役,共斃傷敵四百余,繳獲正清查中。我副團長吳隆×身先士卒,受傷,因流血過多于馬晨逝世,以下傷亡官兵二百余名。陳團另一部,馬晨攻擊故城(武鄉西北),經數次強攻未遂,敵施放大量毒气,我中毒官兵百余,傷亡五十余,敵死傷尤重。現漳源至石壁南段鐵路完全破坏,不能通車。(二)決死隊馬以部分頭攻擊回松村牛寺(沁縣北),因敵頑抗未奏效,然敵死傷甚多,并將沁縣北至漳源鐵路全破坏,收電線八百余斤。沁縣襄垣段破坏部隊結果待報。等情。謹聞。職朱德、彭德怀叩。敬。第七十九,一○○,一一五號要報。

  9月27日。委員長蔣鈞鑒:謹將職部百團大戰要報匯呈如下:第七十九要報。(甲)据賀師長龍文電報稱:(一)魚晚,我大青山支隊一部,將歸綏至畢克齊及察索齊以西之電線,各破坏十余里,收回電線五百余斤……第一一五要報。据聶司令榮臻亥電報稱:“困守西源堡(淶源東北)乏敵十余人,被我火攻燒斃……”第一00要報······

  日軍從中央統帥部到侵華日軍上上下下,對八路軍發動的這場突然襲擊,盡皆大惊失色。日軍中央陸軍部竟怪异地惊呼:“……中共軍竟于8月20日夜,在華北斷然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大反攻,”“給予華北方面軍以极大打擊。”

  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中記載:盤据華北一帶的共軍,按照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謂“百團大戰”,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齊向我交通線及生產地區(主要為礦山)進行奇襲。特別是在山西,其勢更猛,在襲擊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備隊時,并炸毀和破坏鐵路、橋梁及通信設施,使井阱煤礦等處設備,遭到徹底破坏。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期和巨款才能恢复。 抗戰以來,驕橫無忌的日軍從未把人民的抗戰力量放在眼里,認為華北已是他們的占領區,是他們的天下了,是他們安全的“后院”。截止百團大戰結束的1940年10月,日軍的兵力部署情況是:“如以當時華北兵力的密度為1,則武漢地區為隊長江下游三角地帶為3.5,華南為3.9。”

  百團大戰的發動,打得整個華北的日軍措手不及,惊呼“日軍從未想到中共勢力竟能擴大到如此程度,”“完全出乎日軍意料。”

  中國派遣軍總部急忙從武漢第11軍抽調第33師團,從上海地區第13軍抽調第17師團,轉屬華北方面軍,對“過去一直潛伏地下的八路軍”進行反扑。

  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大兵團奇襲作戰,其成功的奧妙遠遠超過戰果本身。

  大戰結束,蔣介石馬上發出通電,“嘉獎”朱德、彭德怀和所有參戰將士。

  重慶等地各界民眾發起慰問參戰部隊的活動,歷時達一周之久。

         6

    1940年,長江方面的正面戰場,受到日軍极其沉重的打擊,戰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机中將向天皇報告:“1940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國軍隊戰斗力減少了兩三成。中國軍隊的抗敵意識仍然旺盛,但有窮于補給的跡象。回顧1940年,中國方面由于我政、戰兩略的各种施策,受到了相當的打擊,”

  這年年底,中國政府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向蔣介石報告,“1940年,我軍傷亡嚴重,据各戰區全年歷次戰報統計,傷亡共為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入。是開戰四年來,傷亡最重的一年。”

  1941年春。

  華北日軍在對太行山的八路軍根据地進行了瘋狂掃蕩之后,迅速回過頭來、集中了七個師團的兵力,向蔣介石在黃河以北的最后地盤——中條山進攻。

  中條山背臨黃河,橫亙于山西南部,東接莽莽太行山脈,西連巍巍稷山,長三百余里,寬一百余里,為屏障豫、陝,保障西北的戰略要地。1938年,冀察戰區總司令衛立煌將軍率部進入山中,將該山分為東西中三段,分別由所部三個集團軍把守。

  東段,絳縣至橫岭關,由劉茂恩的第14集團軍駐守。

  中段:聞喜、夏縣一帶,由曾万鐘的第5集團軍駐守。

  西段:平陸一帶,由孫蔚如的第4集團軍把守。

  衛立煌督率全軍二十六万人馬,依著中條山山勢构筑堅固陣地,把諾大個中條山變成一座堅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軍曾先后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打開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日軍的八次進攻都碰了個鼻青臉腫,慘敗而回。衛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條山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日軍卻認為,中條山衛立煌指揮的約二十六個師的中國軍隊,成為扰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華北日軍腹中的“盲腸炎症”。

  5月5日。

  日軍決心要割掉這段“盲腸”,以七個師團的兵力,分九路從東、西、北三面向中條山進攻,來勢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蔣介石曾親往中條山前線視察,在衛立煌的總司令部召集高級將領訓話,蔣介石訓完話、要將領們當面表態,立誓死守中條山,各軍長官,群情激昂,紛紛立下鏗鏘誓言:盡忠職守,誓与中條山共存亡。

  第4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將軍騎著戰馬檢查部隊陣地情況。他從各方面情況判斷:日軍此次進攻,意在徹底摧毀中條山守軍,自知此一惡戰,生死不保,決心指揮全軍与敵決戰,力挽狂瀾,以救國救民。他一時心潮激蕩,詩情洶涌,勒住戰馬,立于滔滔黃河之岸,隨口吟作《滿江紅》詞一首:

   立馬中條,長風起,淵淵代鼓。

   怒皆裂,島夷小丑,潢池耀武。

   錦繡江山被蹂踐,炎黃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邁步赴沙場,保疆土。

   金甌缺,只手補;

   新舊恨,從頭數、

   挽狂瀾作個中流砥柱。

   剿絕天驕申正義,

   掃除僭逆清妖盅。

   躋升平,大漢運方隆,時當午。

  敵机一群群地飛臨中條山上空投彈;日軍地面部隊在大批坦克、戰車和騎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軍陣地扑來,很快突破了前沿陣地,將守軍分割包圍。一路日軍遷回中條山側后黃河岸邊,占領了平陸等處的黃河渡口,切斷了中條山守軍的退路。

  中條山守軍同敵人展開了空前悲壯的殊死搏斗。許多山頭陣地被敵机轟炸削平。三百里中條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燒,都在怒吼,都在淌血!血戰一星期,中國軍隊死傷竟達數万人之多!各集團軍總司令以下各級將官,都持槍在第一線戰壕工事里同敵血戰。

  包圍圈越收越緊。

  守軍各部都面臨彈盡糧絕境地。有的部隊只有殺戰馬充饑,有的部隊已將戰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饑,各部隊仍誓死堅守在中條山上,沒有一個擅自后撤的。

  5月7日。

  中條山中段血流成河,聞喜、夏縣、四交河、張店鎮等地的守軍已被日軍分割包圍,呈孤軍奮戰狀態。

  日軍第36、第37師團和獨立第16旅團等部,向張店鎮以東猛攻,突破第3軍与第80軍的銜接處,該兩軍被迫轉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線抵抗。

  5月8日。

  日軍蜂涌而至,進襲位于唐回的第3軍司令部,因敵眾我寡,唐回很快為日軍攻占,第3軍也陷入重圍。

  軍長唐淮源將軍命令部隊以團為單位突圍,爭取跳出鐵圈,轉入外線作戰。唐軍長親率軍部特務營和一個團的兵力突圍,但遭到日軍層層阻截,最后,在夏縣附近又陷入重圍。唐軍長指揮部隊左沖右突,無法沖出包圍圈,軍部与上級失去聯系,無法求援,將士戰死殆盡。敵人几次沖到軍部附近,特務營營長童鶴齡、副營長趙樹和士兵們揮舞大刀片,又將日軍砍了出去。

  戰至5月13日,唐淮源軍長身邊只剩下一名衛士,余皆全部戰死。唐軍長望著成堆的將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陣地,悲憤万分,舉槍自斃殉國!衛士見軍長壯烈殉難倒下,伏在將軍的尸体上失聲痛苦,然后舉起手槍。在唐軍長尸体旁飲彈身亡!

  5月13日。

  第3軍第12師師長寸性奇將軍所部,在縣山地區陷入日軍重圍。經數日血戰,終未能脫离險境,官兵紛紛戰死。5月12日,寸性奇師長親率部隊沖鋒時,胸部中彈受傷,13日晚,寸性奇在組織部隊突圍時,被敵炮彈炸斷右股骨。為了不當日軍俘虜,寸師長毅然撥刀自殺!

  5月9日。

  新編第80軍第27師師長王竣將軍和參謀長陳文杞,率部已在張店鎮与強敵血戰了兩天。敵集中炮火向守軍陣地猛轟,數十架敵机輪番投彈轟炸,并施放毒气。王師長、陳參謀長及以下官兵全部戰死。

  同日,第27師副師長梁希賢率領的部隊,在台紫村与日軍苦戰,官兵陣亡殆盡。日軍蜂涌而來,梁希賢縱身投進洶涌咆哮的黃河,壯烈殉國!

  5月18日。

  第14集團軍已經在敵人的包圍圈中惡戰半月之久了,官兵傷亡近半,部隊极度疲勞,此時,劉茂恩總司令接收到衛立煌司令長官的電報,命令該集團軍向黃河南岸撤退。為了縮小目標,乘虛轉移,劉總司令把集團軍司令部的人員分為兩部,分別由他本人和參謀長符紹謙率領突圍。

  5月19日。

  劉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濟源縣龍岩鎮,彼緊追上來的日軍包圍,數次突圍皆告失敗,情況万分險惡,左右僚屬苦勸其更換便衣,設法逃出。劉茂恩卻凜然作色道:“我身為堂堂中國軍人,沙場捐軀,死亦光榮,豈能求一時苟安,喪失民族气節,為人恥笑!”說罷,拔出手槍要自殺,侍從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劉總司令嚎陶痛哭。

  劉茂恩和殘余官兵已彈盡糧絕,對夾圍絕望,已做好同敵人最后一拼,以身許國的悲壯准備。

  夜色漸濃,奇跡出現,天气突變,雷電交加,風雨狂作,山洪滾滾,黃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劉茂恩抓住這時机,在黑暗和風雨的掩護下,順利突出重圍,冒險搶渡黃河天險,抵達南岸,絕處逢生。

  參謀長符紹謙帶領的部隊,經過一場激烈戰斗,僥幸實圍,但在混戰中迷失方向,鑽進深山,晝伏夜行。黃河沿岸已被日軍封鎖,到處都有大批日軍活動。符參謀長想,若再撞上敵人,不免全軍覆滅,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敵人圈子里打轉,行軍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隨時准備投降,以保全部隊性命。

  后來,符參謀長帶著部隊終于鑽出深山,渡過黃河,歸回建制,但是,當劉茂恩听說部隊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喪失軍人气節,并立即報請戰區司令長官,將其撤職查辦。該部第65師師長邢良臣,帶重病在第一線指揮作戰,昏倒在戰壕里,送后方就醫。在醫院听說中條山失守,憤然大叫,口吐鮮血,倒床气絕,含恨身死。

  5月下旬。

  日軍攻占夏縣、聞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橫掃,直逼黃河岸邊,企圖強渡黃河,攻占漏池,截斷隴海路,威脅洛陽、潼關。

  蔣介石急令第一戰區、第二戰區發起反攻,阻敵南下。

  第二戰區以第13軍、第40軍為主力,向敵后夏縣、聞喜發起強攻,迫使日軍向后龜縮。

  第一戰區長官部令馮欽哉第18軍為左翼,李興中第96軍為右翼,向敵之兩側出擊;又令李鐵軍第76軍從洛陽渡過黃河,擔任正面阻敵任務。

  第76軍以第196師之587團為前鋒,跨過黃河,向張茅大道急進,在廟凹以東不幸誤入敵人伏擊圈。全團一千多名將士,正行進在一條狹窄的凹地里,突遭敵強大火力襲擊,團長李南平身上中彈三十多處,壯烈犧牲。全團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戰死疆場,無一生還……

  巍峨的中條山,千秋万代向為保衛她而英勇獻身的壯士們致哀!

  洶涌的黃河水,永遠奔騰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喚抗日英烈的忠魂!

  于右任先生遙望北國,悲聲大放:“中條雪壓云垂,黃河浪卷冰嘶,血染將軍戰史……”

               7

  1940年秋季。

  隨著近衛文(上麻下呂)第二次上台任首相,東條英机任陸相和杉山元轉任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日本与德、意的軸心同盟更加緊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更加緊密地結為一体。

  蔣介石敏感地意識到,中日戰爭与世界大戰終于沾上了邊,挂上了號。此一變化,對孤軍奮戰的中國或許是很有利的。于是,做出決定,公開宣稱与美、英采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德、意、日軸心國的侵略。

  9月6日,蔣介石借正式明令重慶為抗戰首都之事,向國內外庄嚴宣言,困難再大也將毫不動搖地抗戰到底,中、日戰爭只有通過戰爭的胜利才能得以解決。因此,即使是最体面的和平條件,中國也斷然拒絕,日本把戰爭強加在中國頭上,中國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后胜利。

  美、英此時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也開始態度明朗起來。10月8日,邱吉爾政府宣布重開援蔣的滇緬公路; 12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華借款一億美元; 12月10日,英國批准對華貸款一千万英鎊。

  11月13日。

  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又一次策划對華戰爭措施。認為蔣介石由于公開倒向美、英陣營,對日戰爭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動搖,因而對東京企圖通過單獨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條件,完全采取不予理睬態度。

  針對以上新情況,御前會議确定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其方針為三條:一是繼續對中國行使武力打擊;二是封鎖海、陸、空路線,嚴加杜絕美、英援助中國抗戰的行為;三是調整日、蘇邦交,使用一切政、戰手段,削弱重慶政權之抗戰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陸軍大臣東條英机和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杉山元會談,商議如何困死蔣介石政權的問題。兩人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日軍陸海軍必須加呷中國的全面封鎖。從地面、海面及空中斷絕中國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聯系,切斷法屬印支路線,破坏滇緬公路,兼以海軍封鎖海面,陸軍封鎖海港,加強對華經濟壓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和海軍航空部隊進駐法國的殖民地越南河內,切斷了經河內進入中國云南和廣西的國際路線,并作為日本海軍轟炸中國內地的航空基地。日軍“和平”進駐河內四天之后,海軍航空部隊就起飛轟炸了重慶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華南和華中日軍調集了六十四個大隊的作戰兵力和二十三個大隊的后備兵力,相當于十個師團的人馬,加上海軍艦隊,海軍航空兵團等部隊,連續發動了東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島一系列的“截斷”沿海口岸的作戰。

  截斷香韶路。

  日軍認為在卡斷了重慶政府的河內方面的海外補給線后,中國軍隊必將以香港為基地,其補給物資在香港東海岸卸貨,再經陸路運往廣東韶關。日軍認為截斷這一通道至關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軍第18師團之川口支隊在香港大亞灣登陸,采用突然襲擊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師團之末藤支隊則由深圳方向佯攻策應。2月12日以后,日軍攻占了這一地區有關碼頭,徹底封鎖了香港方面的大鵬灣和大亞灣,卡斷了這一交通口岸。

  截斷雷州方面交通路線。

  雷州半島是中國軍在南方的物資進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線被日軍封鎖后,此處更具戰略意義。日軍第48師團,第18師團和近衛師團,共六個支隊的兵力、在海軍艦隊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曉,在廣州以西經雷州半島至北海,長約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陸,對該地區內所有碼頭港口實施掃蕩破坏,以斷絕中國方面在南方的這一重要補給路線。

  截斷汕尾方面交通線。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軍獨立混成第19旅團就攻占了廣東東邊的重要口岸——汕頭和潮安;為了徹底封死中國, 1941年3月23日,日軍又出動近衛師團一部,配合獨立混成第19旅團,對潮陽、汕尾地區進行破坏和掃蕩,以斷絕該地區的海外交通。

  截斷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軍大本營認為福州是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貿易港口,日中戰爭爆發以來,一直是海外資本主義國家主要的援蔣運輸路線之一,是中國抗戰物資的集散地,必須以大的兵力予以堅決卡斷。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軍第48師團和近衛師團、第18師團各一部,在海軍第2遣華艦隊和台灣第一飛行集團強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著狂風大浪,在福州附近強行登陸。日軍第48師團迅速包圍了福州,中國守軍与敵血戰三天,終因力量對比懸殊,突圍撤退,福州落入敵手。日軍第18師團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斷了守軍退路,雙方又經過一場惡戰,日軍攻占了海口。近衛師團則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緊接著日軍又先后向甲子和東江等地進攻,截斷了這些地區的交通線。

  截斷浙東通路。

  日軍攻占并封鎖了福州至雷州半島所有口岸。遼東半島至上海間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軍封鎖。現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僅剩下浙東宁波至溫州之間一個小口子。

  日軍大本營決定發動甲號作戰,封閉中國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達到徹底截斷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營發出第490號命令,令華中第13軍進行截斷浙東通路的作戰,并令在日本國內九州參加陸海軍聯合登陸演習的第5師團火速調往浙東作戰。

  4月16日。

  上海日軍第13軍為使第5師團在浙東順利登陸,派出第22師團主力及第15師團一部,在第3飛行師團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諸暨進攻,牽制和吸引第三戰區主力。該路日軍与第三戰區部隊血戰五天,于4月20日占領諸暨。

  日軍第5師團在駐上海的海軍部隊配合下,干4月19日拂曉在宁波、石浦、臨海、溫州一帶登陸,并順利占領以上要點。

  為奪回這最后一個交通口岸,顧祝同指揮部隊進行了殊死反攻。但日軍卻像釘子似地釘在這些交通要點上,憑其強大的火力和瘋狂的“武士道”精神,頂住了第三戰區部隊的反攻。

  至此,中國漫長的海岸線,自東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軍占領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營在陸軍完全攻占中國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實行水上封鎖。上海、香港、澳門、廣州灣等方面遼闊的水域,都變成了日本海軍的“軍事禁地”,從外部截斷中國整個海上運輸。打擊美、英等國援助中國抗戰的“海上走私”活動。

  當這一系列“截斷”行動完成之后,東條英机向天皇報告:“從此,在我方占領區与敵方地區中間的陸地上,构成一條封鎖線,杜絕了敵方必須物資,特別是鹽類等流入其后方,并轟炸重慶附近的制鹽設備,以期加強封鎖。”

  中國的東方和南方以及東北被日軍封死后,在西北還有一條陸上的生命線,這就是經由西安、蘭州、新疆到蘇聯的交通線。

  1941年4月13日。

  正當日軍正在進行封閉東南部各口岸戰役行動之時,這唯一的西北陸上運輸生命線又爆出一個大冷門:日、蘇雙方正式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斯大林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刻,客觀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國的“宏圖大業”。

  整個中國,從水上、陸上和空中,僅剩下一條崎嶇險惡的滇緬路。蔣介石政府只能通過這條羊腸小道与遙遠的美國和英國來往。

             8

  四川。在這塊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脈;東有巫山;東南有大婁山、武陵山;南面橫絕烏蒙山;西邊是終年積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東重慶。長江方面中國軍的大本營,被緊緊鎖在了叢山峻岭之中。

  以重慶為中心,通往各戰區的軍需、兵員運輸、民用必需品的運輸,都成了緊迫的難題。

  閉塞的西南之地,由于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反動和無能,工業不發達,交通十分落后。當時,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圖的鄂西、鄂北地區,僅有零零碎碎几條短公路,加起來一共才六百三十四公里長。而在這塊地盤上,卻駐扎著李宗仁第五戰區和陳誠第六戰區的百万大軍。僅第六戰區每月就需從湖南運進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時,湖南每年需從這個方向從四川運去食鹽六万吨。日軍占領南昌,長江水路斷了,以上兩筆運輸,几乎成為“0”狀態。

  四川多山,交通閉塞,抗戰前還沒有一條与外省相通的公路。

  蔣介石明白,如不改變四川的交通狀況,就勢必被日軍困死。

  重慶政府決定赶緊修造東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邊:川黔路。四川——貴州;

  東邊: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邊: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邊:川陝路。四川——陝西。

  所需勞工,由沿途所在省縣就地征用。僅在川境征用的勞工,前后總數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數百万筑路民工,開山劈岭,挖土運石,全憑一雙手。有的使鏨子、鋤頭;有的用木杠、扁擔,施工勞作原始而艱巨。在修造川陝公路時,為赶在限期內完成,百万筑路大軍以馬燈照明,頂風冒雨,挑燈夜戰,搶時間爭速度。

  在搶修川滇路時,正值嚴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峽谷、懸崖絕壁之中。民工們攀崖開鑿,開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戰的激流中,數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壯的歌聲在深深的山谷回蕩: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一齊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陝、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時,國民政府根据中國當時交通工具落后的實際情況,成立了驛運管理局。各省、各戰區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驛運管理處。

  驛運:原始的非机動車輛的陸上運輸。

  在鄂西北,戰時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請求催促下,責成驛運處組織工程師,專門研究,決定開辟鄂西北驛運通道。在技術人員的嚴格督導下,工程進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區、長江兩岸的叢山峻岭之中,共開鑿了兩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驛運大路,將近在咫尺,千年隔絕的鄂西北山區各要點和城鎮,連成了一片,對抗戰期間長江方面的軍運、民運發揮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開出了不少,但汽車卻成了寶貝疙瘩。從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總局向重慶政府交通部的報告中,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交通運輸的艱難狀況。其報告如下:

  全川公路總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車共220輛,內中

  缺零件待修者45輛,報廢者85輛,可用者僅90輛。

  這就是全省的客車情況!

  同日,重慶的《中央日報》以無比喜悅的心情報道了一則上“中央”級報紙的大喜訊:“中國汽車制造公司創制桐油發動机行駛汽車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會成都爆出一個令人們惊喜的冷門:“成都市公共汽車經數月籌備,裝置木炭車四部,今日試行通車;路線為東門車站至西門車站。”

  一個省會的公共汽車公司,僅四部木炭車!

  据蔣介石的蘇軍總顧問亞·伊·切列潘諾夫所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書上說,當時,由于油料斷絕和國際封鎖,國民政府中只有蔣介石一人才配有專門汽車。當時的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是一個与軍令部、軍政部平級的單位,卻沒有配一輛汽車,部里也無錢購買,只有該部總監何成浚上將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車費補助,而當時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軍“截斷”作戰之后的重慶政府的情況是:鐵路不通,飛机沒有,水運有敵机轟炸。汽車沒几輛,沒有來源補充,用坏一輛少一輛。

  此時,中國還不能自己生產石油。

  以汽車制造工程師高國恕為首,組織了中國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車改裝成木炭汽車。所謂木炭汽車,就是把固体燃料放進特制的煤气爐灶內燒。使之產生煤气,推動發動机運動。在改裝試制過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國恕面部被燒傷,頭發、眉毛被燒了個精光。

  木炭車,每行一步都淌著中國抗戰的辛酸淚水。

  木炭車試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線的山道顛簸著行走。接著在陪都重慶,在成都,在川東、湘西,在許多抗日的戰場上都有這种車顛顛簸簸地、緩慢地、艱難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線運送物資,突遭敵机俯沖掃射,木炭車被敵机打了几個大洞。司机用布條將那些洞扎住,又朝前開。

  湖北省代理主席嚴立三及其省府大員們,坐著木炭車從鄂西經川東、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參加軍事會議。蔣介石和陳誠等人圍著木炭車東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蔣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腦袋,翹起大拇指連說几個好。后來,陳誠到恩施就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鄂省主席,也坐著木炭車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貴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車同輩的還有桐油車、酒精汽車等。它們恰像中國人的不屈不撓性格,載著沉重的抗戰物資、士兵、傷員和將軍,在燃燒的長江兩岸戰場上,在險峻的軍用公路上,頑強地、顛顛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運輸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縱觀全局,橫臥于川東南的長江主干道,僅万縣至滬縣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為首的數十條火輪,如果在白天航運,就必遭日本飛机的轟炸掃射。一次,一條火輪運貨去巫山縣城外。几架敵机從神女峰腳下順江而來,迫著輪船掃射轟炸。最后,竟將一顆炸彈投入那條火輪的煙囪里,將其炸沉。

  川江的航運,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白天靠岸或駛進港叉間“貓”起來,夜間冒險航運。因此,触礁翻船,人貨盡沉江底的慘痛事件,屢有發生。

  長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有烏江。但是,這些縱橫于蜀國大地的大江大河,當時几乎都不通航。條條江河,盡是兩岸峽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進峽谷,河道驟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峽谷則江面寬闊,河床水淺。江水落差很大,峽谷險灘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動。

  為了支撐抗戰時局,必須開發水上交通。重慶政府責成交通部、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等單位,會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組成聯合勘察隊,對四川各條江河進行勘察,提出開發、建設的報告。在此基礎上,分別組織人力物力,對烏江、嘉陵江、金沙江等進行突擊整治,采用轟炸暗礁,鑿掏險灘,修建壩、閘、絞灘站設施和開拓纖道等辦法,疏通航路。

          9

  蔣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為了贏得四川民眾的擁護,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鄉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复興基地的姿態。但是,他遇到的麻煩肯定不小于當委員長。

  戰時首都,大量涌進的難民、政府机關、學校、工厂和其他人員,以及留川軍隊和各戰區大部隊人員的供給,加上日軍四方八面封鎖和連年干旱,吃飯成為第一難題。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決數万名從陝西翻越秦岭來到川北的難民的吃飯問題。蔣介石指示四川省難民賑濟委員會將少壯者分別送往昭化、廣元、劍閣、蒼溪、閬中、梓潼、綿陽、巴中、通江、南江等十縣,安置在集体墾殖農場勞動;對老、弱、病、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由廣元縣專設一個收容所來收容。几天之后,又一批黃泛區難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斷進入川北。蔣介石又一次硬著頭皮,撥出錢糧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他叫川省難民賑濟机關,在川陝公路沿線設置黃河災民配運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鐵鍋,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飯,災民隨到隨吃。然后在配運站住下集中。由配運站將難民們分別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安排生產。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兩個月,來川難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攪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內成立墾務委員會,專門負責將來川難民統籌安排到指定地方墾荒屯田,生產自給。墾務委員會在四川划定兩大墾殖區:第一區,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犍為、涼山;第二區:松潘、理番、欒功、清化、汶川。兩區計划開墾土地二十四万畝,可收留難民數万人。

  中賑會還在成都、重慶、合川等地開辦賑濟工厂若干座,將四川各縣收容的難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選擇入厂工作。

  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安頓了無家可歸者,但卻加劇了整個大后方糧食的緊張。在蔣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個月時,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上漲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紳糧代表嚴昌齡、李伯申、邵從恩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財政部,對四川省府當年預算高達一億元以上提出抗議。電文說:

  僅田賦一項,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絕大之痛苦;

  而各縣隨糧附加,比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請中樞体民疾苦,核實緊縮預算,將一切不急之務明令罷免,俾創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蘇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辦事處又分別致電蔣介石、國民參政會、行政院及省府各單位,申訴川民不堪再增負擔,呼喚核減省府預算。

  這些電報、抗議,都是針對省府的預算而來,作為省主席的蔣介石當然明白,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眾對他的重稅進行抗議。

  3月13日。

  成都地區米价暴漲,高价米也很難買到。民眾難熬春荒之苦,遂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前往搶米現場武裝鎮壓,曾打死打傷不少無辜的市民。

  蔣介石在重慶得到報告,覺得問題嚴重。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歷來是有名的米糧倉。蔣介石原來也希望以川西壩子的米糧倉為后盾,建立抗戰复興基地。哪知,現在米糧倉里頭卻鬧了糧荒。蔣介石思前想后,覺得不可思議,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區會缺糧吃。最后,他認為這絕不是真鬧糧荒,而是個別商人利己思想嚴重,在故意搗鬼。于是,他馬上給成都行轅主任兼省書秘書長賀國光和川康綏署主任鄧錫侯去電:

  据報成都米价陡漲,确系好商大賈囤積居奇抬价,應即查明,不許再有囤米,買賣“倉飛”交易。

  賀、鄧二人在處理搶米事件中,雖然也采取強硬手段查禁打擊囤積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無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饑餓的人群到處搶米的事件仍在各地發生。

  蔣介石決定在省府設立物价平准處,采取更加霸道的強硬手隊取締囤積居奇,推行平价購銷。5月19日,又令省糧食管理委員會普查全川糧食,以便摸清底數,穩准狠地打擊不法糧商,并規定所有糧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時由政府平价收購外,其余的限令在四個月內將糧全部出售給市民。

  這一措施絲毫也未緩解市場糧食緊缺的問題,而且糧价還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漲。

  糧荒風潮席卷著巴蜀大地。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后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省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令各縣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縣內糧食調查、征購、平息糧荒風潮。還明令各縣縣長兼任糧管會主任。

  蔣介石的措施雖然強硬,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天不作美,旱災嚴重,糧源枯竭。這年秋收,川糧欠收,產量銳減,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扑來,谷价飛起咬人。軍糧和政府机關、學校、工厂用糧四處斷源。全國糧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購黃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這樣卻更加劇了四川的糧荒風潮。

  9月11日。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坐臥不安,遂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并向全省人民發出呼吁,体諒國家困難,發起踊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

  呼吁人民獻軍糧,實際上是蔣介石向人民乞討軍糧。

  10月1日。

  成都地區的米价漲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臨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

  當前第一嚴重事態為糧食問題。自春涉夏,糧价激增,生活高漲,人民咨歎。然一加平抑,則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彌以滋甚。其次則為物价問題。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給;一面迫于通貨之增發,游資泛濫,所在居奇,物价膨脹,亦失常度,民生國用,動感困難。再其次則為財政問題。据財政當局報告,截至現在實施結果,除第二預備金用盡無存,复追籌補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國30年度預算,赤字達9000余万元……四川省全年歲收僅為六千八百万元。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頭昏腦脹,而且這風潮將越來越猛。他無法再糾纏在這“搞吃的”的事務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而由他的親密伙伴張群繼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价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學校,因物价高漲而宣布增加學費。

  1941年元旦日,蔣介石發布命令:凡囤糧二百石以上拒不拋售者,予以沒收。

  1月4日,四川省府嚴令登記存糧。各縣檢查報三百石以上的囤糧者,由政府收購,再低价出售給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強硬的態度,發布糧食管理的五种辦法:(一)糧食買賣,必須集中在指定市場。未經獲准之商人,不得經營糧食業:(二)糧食運輸,由綏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團隊保護;(三)所有糧食(包括農戶余糧)必須登記;(四)凡由縣派令出售糧食供應市場之糧戶、農戶,必須照量售出;(五)凡隱匿不登記之糧食,一經查出,即予沒收。

  重慶國民政府先后決定,對陪都重慶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國家公職人員、教師、學生及其家屬的糧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須品煤、油、鹽、布等物資,實行公家計划定量供應。同時,宣市糧食由中央直接統管,在這一問題上,重慶國民政府跟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發明的中央大一統的集權來度過難關。

  6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一律征收實物(黃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鑒于政府收糧困難,蔣介石電令四川省府,督飭各級行政長官一律在征糧期間下基層,向地主農民灌輸國民党的收糧政策,指導鄉長、保長、甲長向農民收糧。規定:凡阻撓征購及從中舞弊者,不論地位高低,督糧委員有權將其送交軍法審判机關,就地軍法從事。以期保持保甲長們的所謂廉洁。糧荒警報一直在叫,1943年5月時,四川米价已高達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華大學的學生們因此吃不起飯,集体請求校方減低學費,救濟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請求救濟補助;教育部又找誰救濟呢?

  糧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貴之物,城市饑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應,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槍刺的教導下,暫時平息了搶糧事件,但在廣闊的鄉村,那眾多無人“供應”的饑民,就常常鋌而走險,攔路搶糧。通往各戰區和地方征糧送糧的路上,還經常發生盜匪襲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綏靖公署專門就此召集各地部隊長官開會,布置武裝護運公糧的任務。并將重要糧道,划分為若干區段,分派部隊負責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慶國民政府糧食部宣布實行糧食公倉制度,所謂公倉制度,也就是動員農戶把糧食象存錢一樣,存到“公倉”里去。“公倉”對農戶所存之糧,實行水火兵盜保險。

  糧食變成了貨幣。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兩千万人的災民大軍。成都、重慶每日餓死于街頭無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這年9月,四川米价最高達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眾生活艱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軍隊和一般政府人員的生活同樣難以過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國陸軍大學特六期學員夏鼎新等人,寫信給軍委執法總監何成浚上將,述說在校吃不飽飯之苦,請求補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內政部參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貴,難于糊口,四處求人說情開后門,要求到生活較好點的戰區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將參議兼中央考核委員會少將委員黃格,專門來找老熟人何成浚將軍,求他寫封信給陳誠,讓他到六戰區去工作。何問黃為什么要去前線,黃說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線去拼將一命,吃碗飽飯,其他絕無侈望。何將軍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各机關人員,日日為柴米油鹽所苦,不能專心致力于其職務者,實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艱窘,竊賊特多。”

  軍委會軍政部副部長張伯璇的兩套舊西服和兩雙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來,小偷竟是軍委會政治部里一個中校級部員,問其原因,那位當了小偷的統帥部中校部員說,家里負擔大重,物价飛漲,工資又低,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這种丟人現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凜冽的雪風順著峽江刮來,空气也象被凍凝固了。

  一位体魄偉岸的老軍人,身著洗得泛白的棉布軍裝,從朝天門碼頭高高的石階大步走到江邊,蹬上一艘淺水火輪。小火輪一聲汽苗拉響,溯江而上。小火輪載著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內江、隆昌、自貢、樂山、滬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縣市。每到一處,那位高大的老軍人,都要召集當地各界民眾大會,即席發表演講,或唱或說,激情滿怀。他還親手揮毫作畫書字,在街頭上擺攤義賣這些字畫,并當場將義賣的錢捐獻為抗戰之用。

  他,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

  馮將軍自從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處于“二線”,在重慶深居簡出,很少過問實際事務。到1943年,經濟的枯竭壓得蔣介石喘不過气來,几百万軍隊和漫長的長江戰線的軍費,實在挪用不開了。馮將軍再也看不下去了,發起組織國民節約獻金救國運動總會,自任總會長。

  大后方的民眾,也像這連年干旱的土地一樣,“油水”早被戰爭給榨干了。僅以四川的公債為例,從1937年9月第一次認購救國公債一千九百多万元開始,已先后認購、發行過“建設”、“軍需”,“興業”、“同盟胜利”等各种戰時公債數十种,每次多在一億元以上,有時一月發一种。如1940年5月才發放了建設公債一個億,8月又發行興業公債一個億。而那些名目繁多的稅款和抗戰捐款,就更是壓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再以獻机捐款為例:

  1938年4月,重慶儿童發起捐購“中國儿童號”飛机運動。

  1941年2月,航空建設協會四川分會發起捐款獻机一百架運動。

  1942年2月,重慶市民眾捐款購買滑翔机一架;中國電影制片厂捐購“中國電影號”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慶和川東數縣、市青年捐購戰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購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眾捐購“忠義號”戰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設協會發起一元獻机運動,計划購机三十架。

  1943年3月,重慶婦女界發起捐購“婦女號”飛机運動。

  1943年4月,國民兵團第二次獻机運動,捐購驅逐机十架。

  其他還有“記者號”、“報人號”,等等獻机運動……

  在合江縣城召開的獻金大會上,馮玉祥對著万頭攢動的民眾慷慨激昂他講著:“同胞們,倭寇說三個星期即可滅亡中國,三個星期之后,又說三個月可以完事,三個月又過去了,他們又說至多半年,一定滅亡中國。現在,中日戰爭已經六年多了,我們還在自己的國土上生存著!這是我們前方几百万將士同敵人拼死故斗的結果!

  “可是,我們前方的將士,還穿著草鞋,有的還赤著雙腳,扛著單發步槍,同凶惡的日本鬼子拼殺。我們的將士凍死餓死的不計其數!我們的將士受傷后得不到醫治而死亡者無計其數!在長江兩岸戰場上,我們的將士在淫雨季節里沒有雨衣,只能穿著濕衣服堅守在戰壕里!”

  馮玉祥說到此處,已聲音嗖咽,老淚橫流。

  會場上,聞者無不為之淚下。

  馮老將軍接著說:“同胞們,我發起節約獻金運動,完全是出于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將士的精神鼓舞。同胞們,讓我們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無論老少男女,都要立個新的志向,下個新的決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國決不罷休!同胞們起來!獻出你們的良心和赤誠,用我們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線、支援抗戰!”

  前方抗日將士的事跡感動了人民,千万民眾爭先恐后捐款捐糧。合江白鹿鄉施晉先一次獻金六十万元;合江縣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學校長陳秋農,捐款六十二万元;鄉紳丁慎輝、木材商人雷紹清等人也捐獻了三十万元。

  合江國立女子中學校長龔慕蘭女士,將自己一枚金戒子脫下交給了馮老將軍。在她的帶動下,該校教師、學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只。該校許多女學生在大街上給人擦皮鞋,用勞動掙的錢捐獻。姑娘們的口號是:愛國不分珍域,愛國沒有顧慮,愛國超居人前。

  馮玉祥出色的演講,深深打動了姑娘們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師生真正的表現出了“愛國沒有顧慮”的性格,赶排了話劇《嫁給勇士們》,用通俗、朴實的語言抒發對抗日將士深深的愛,推動節約獻金運動的深入發展。

  合江第十四陸軍醫院住著一批從前線轉來的榮譽軍人,他們最知前方之苦,節約口糧四百五十斤,捐獻國家。

  合江救濟院的孤寡老人們也掏腰包,湊了一千元,捐獻出來。

  合江三青團、民教館等團体,舉行了三天時間的籃球義賽,賣了三万元,全部捐獻。

  節約獻金如火如荼地開展,合江地區卻下起了綿綿細雨。縣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帘里奔跑叫賣《節約獻金專刊》。孩子們滑倒了,渾身泥水,不哭不喊;把賣報得來的每一文錢都獻給了國家。

  國家的危机也使那些吝嗇鬼、守財奴受到心靈上的震撼。合江《党政公報》報道:

  馮玉祥將軍在這國家生死關頭,帶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合江,使醉生夢死的人們,有錢不出的紳商及出錢未夠、發國難財之流夢醒了,覺悟了,抬起頭來,挺起胸膛,節約所有的靡費,獻出自己所有的金錢,以洗罪贖愆,從此作一個堂堂正正的愛國好男女,黃帝的好子孫……

  在國家處于生死關頭的時候、馮玉祥將軍是“帶著興奮的心情”還是一种沉痛的心情,暫且不去計較,總之,他的行動使許多人覺悟了,夢醒了。

  當時的合江只是個二等縣,人口四十來万,連遭三年天災,同時多次遭受敵机轟炸,滿目創傷。但他們在短短的几天之內,獻金達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元。

  馮玉祥也被人民的愛國熱情感動了,爬上城外赤水河与長江會合處的馬街渡口懸崖,運足底气,揮毫寫下四個斗大的字:

         還我河山!

  并在這四個字后頭附跋一段:“民國三十二年春,余以節約獻金救國來合江,此間同胞,愛國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績,為書武穆遺訓以作紀念。”

  在內江,金台旅館經理李煥章向馮玉祥表示,從今后每年向國家捐獻黃谷六百擔,直到抗戰胜利為止。

  在自貢,鹽商余述怀一馬當先,捐了一千万塊;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謙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元。

  在獻金高潮中,有人獻了六百万元而不留姓名,感動得馮玉祥一口气寫下好長一首打油詩“……祥受大感動,感動淚沾衣;何

  以報大德,打過鴨綠去!”

  川省主席張群捐了一万塊,在他的帶動下,成都獻金頓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台,將各人多年討來的共計二千二百五十元錢,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庄嚴宣布,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贈。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心永遠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同博動。

  內遷到樂山的武漢大學學生,家鄉淪陷,生活非常艱苦。時已嚴冬,許多學生尚無寒衣。學生鄭德信、熊匯瑩等人發起每人捐十元運動,很快就有百多人簽名認捐。

  在江津,許多來自淪陷區的大中學生,成群結隊到輪船碼頭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掙錢捐獻。

  在江津召開的獻金大會上,出現了某大學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師學院附中、聚奎中學等校學生愛國獻金的競爭場面。各校學生竭盡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數。淪陷區遷來的國立第十七中學的學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錢的情況下,宣布全体節食一天,追加一万元。

  在前方,張自忠將軍在就義以前曾對部屬說: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別無其他辦法!

  在后方,青年學生們說: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獻出良心,別無其他辦法!

  重慶《大公報》赫然通欄標題:

    我們都跪下了!

  報道的是白沙一次獻金大會情況。

  馮玉祥將軍親自主持大會,當商會代表宣布獻金六十万元時,全場各界民眾議論紛紛,都認為商會獻得太少了。但商會對此卻裝聾作啞,不予理睬。

  參加大會的各校學生代表自動聚在一塊開會,商議促動商會獻金。一個學生代表提議,每校選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會跪求。得到大家贊同。于是,各校學生代表在台前跪下!

  商會代表不得不宣布增捐十万元。

  學生和各界民眾仍感覺商會太摳,他們齊聲呼喊“兩百万”的口號。

  商會心痛錢財,不肯再增加。

  學生的呼聲越喊越強大,并紛紛參加到跪求的行列。最后,全場一万多名男女學生都一齊跪下了!

  全場一片慘痛的哭聲!

  馮玉祥將軍再也忍不住了,淌著淚哽哽續續地對全場青年學生們喊道:“你們的這种愛國熱情,就是鐵石心腸也會感動的!”又對商會的人喊:“我們對這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要本著自己的良心啊!”

  商會代表終于被感動了,答應捐款二百万元。

  隨問馮玉祥參觀獻金運動的美國友人羅斯先生,見此情景,也被感動得淚水直淌,他對馮將軍說:“我真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動!”

  夜里,馮老將軍躺在床上,心情怎么也平靜不了,眼前老是浮現出那一大片黑壓壓跪下的青年學生;耳畔老響著那成千上万個青年學生為苦難祖國哭泣的聲音……深夜了,那哭聲越來越大,他再也躺不住了,從床上坐起來,用他那當兵人朴實的語言,用他那顆被感動了的心靈,一連寫下了五首五言詩,以頌揚那些為苦難的國士跪下的青年學生。

      青年跪地哭,請君快救助;

      獻金救國家,不作亡國奴。

      青年跪商人,請快救沉淪:

      財富千千万,敵來化浮云。

      青年捐衣服,為复我國上;

      不畏饑与寒,雪恥最為主。

      青年血淚哭,赤誡复國上;

      流血作警鐘,同胞齊御侮。

      白沙獻金多,熱烈如荼火;

      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國。

  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公布,四川各地獻金總額為:五億多元。

  那不是錢,是大后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擠出來的血!是万千青年學生同苦難深重的祖國一起跳動的心!

  馮玉祥將軍宣布:節約獻金運動所得捐款由總會直接呈交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用于慰勞前方將士、傷殘軍人和苦難民眾,以及用于購買飛机、大炮和坦克等軍需裝備。

          11

  在抗戰最艱難的日子,從精神和經濟上支撐重慶政府這座大廈的,除了國內的民眾,還有一根頂梁柱——八百多万華僑。

  海外華僑以地區形成三大集團:

  第一大集團,南洋華僑。居住南洋諸國,人數為六百七十多万,以陳嘉庚為首成立有南僑總會。

  第二大集團,美洲華僑。主要為美國華人十力余眾,以司徒美堂為首,稱為全美洲洪門華僑。

  第三大集團,歐洲華僑,主要是居住在英、法兩國的華人,成立有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

  這些僑居海外,接受了所謂海洋文化,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國人,對國內的党派之爭,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以“嫁女”的心情,傾力關怀和支援“娘家”的抗戰。

  他們認為,由于中國歷代封建專制統治,愚弄人民,造成了國民的愚昧和科學文化的落后,才導致了大國被小國欺侮,大國挨小國打的可恥現實。

  他們幻想中國人的腦袋在外人飛机大炮的狠狠轟炸下能“開竅”——拋棄嚴重束縛民族手腳、智慧的封建專制,真正接受文明和科學。因此,這部分中國人勒緊褲帶支持抗戰,要比國內大后方人民傾囊支持抗戰,要多一個附加條件,那就是接受他們經濟支援的國民政府,必須保證國內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因此,一但國內政治集團間出現糾紛磨擦,華僑們總是感到痛心疾首,無情斥責,并以不給經濟支援相要挾,國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很快息鼓偃旗,与華僑的反對態度有直接關系。

  鑒于這种情況,抗戰第一期,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放下了老子党、家天下的臭架子,宣布各党各派政治上一律平等,也曾一度造成國內民主政治假象,這對海外華僑是一個莫大的安慰,他們明确宣言,掏盡腰包,支持國民政府抗戰,擁護蔣介石抗戰到底。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成立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蔣介石任主任委員。第一期發行救國公債五億元,海外華僑認購了大半,以后,凡國民政府發行救國公債,華僑都大力認購。1937年至1942年,國民政府先后發行了六次救國公債共三十億元。華僑購買了十一億元,占總數三分之一強。

  由于蔣介石以孫中山忠實信徒自居,并打著民主共和旗幟,海外華僑基本上都買他的帳。

  國民政府之下,專門設立僑務委員會。蔣介石經常通過這個委員會向華僑求援要錢。華僑突擊性的捐款已解決了政府不少難題,但蔣介石苦于常年常月的戰費開支,便直接打電報給各地華僑組織,請求他們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個固定的捐款數,就像老板給工人發工資一樣,每月都有。

  蔣介石的電報說:“海外月捐,增加長期抗戰力量,所關至巨各地僑團務必努力促進,藉收實效。”

  政府僑委會根据蔣介石指示,通電海外僑胞,請其推行常月捐。通電說:

  我國長期作戰之基本條件,在于財力有源源不斷之

  補充,而目前國內生產較厚之地,都被敵騎蹂躪,敵机

  肆虐,損失重大,經濟建設,不免困難。我海外僑胞生

  事較舒,既已熱烈輸將,邁卜式之高義,然每念前方將

  士,前仆后繼,戰區民眾,顛沛流离,自當本匹夫有責

  之心,再接彌勵,以爭取最后胜利之光榮。

  海外僑胞竭盡全力,按月繳納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給國民政府發工資。

  南洋諸國華僑每月平均實際捐款為:七百三十四万元;

  美國華僑每月平均實際捐款為:五十八万三千元:

  八年抗戰中,華僑捐款共計為:十三億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了

  各地華僑匯兌的僑匯就更多了。

  僑匯:即華僑以贍家費名義寄回國內的款項。它成為抗戰期間重慶政府財政經濟的重要支柱。整個抗戰期間的僑匯為: 九十五億元以上。

  美國華僑為了支援抗戰,竟將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匯回國內。1940年,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戰費開支為十八億元。這一年,華僑的捐款和僑匯共為:十三億三千万元。華僑承擔了絕大部分戰費開支。

  華僑除捐款、認購公債和僑匯外,還捐助了大批軍需物資。

  重慶政府宣布:抗戰頭三年中,華僑捐獻飛机二百一十六架;救護車汽車一千余輛;坦克二十三輛;其他如棉衣、麻袋、醫藥用品等無法計算。

  重慶國民政府統計宣布:從1937年到1941年底,國民政府的總收入為:二百二十六億元。其中華僑匯款為:五十三億元,相當于國府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將近國府軍費開支的二分之一。

  國民政府對此評价:華僑龐大之外匯,對于祖國之抗戰,實予以巨大之助力。

  華僑,您們那一顆愛國的心,將与祖國同在!您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期望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夢!?

  戰爭在中國南方、北方和東方前線夜以繼日地進行著。

  戰爭是對社會經濟的大消耗,大破坏。

  蔣介石盡管在整個抗戰階段中始終沒有放棄過其反共的一面,盡管從他那不可能改變的立場出發始終不會承認毛澤東的“戰爭之偉力存在于民眾之中”的論斷。然而,事實上正是民眾——大后方的民眾、敵后的民眾、海外的僑胞、前線和敵后英勇抗敵的數百万軍隊,才能在這戰爭的重負之下,挺起民族的胸膛,擔負起民族獨立的重任,從而,挽救了國家、挽救了民族,也挽救了他那地處一隅的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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