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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的帝制活動，有兩個外國才子和一個中國才子支持。兩個外國才子，一個是公府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博士，一個是公府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袁搬出這兩個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國博士古德諾以精通政治學聞名于世，他竟發表專文認為共和不适合中國國情，那就足以證明中國是該行帝制了；而有賀長雄主張中國改行帝制，有賀是日本法學家，日本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強國，如果中國改行帝制，則亦將步武日本為亞洲強國了。至于一個中國才子是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楊度。楊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認是袁袖中的一張王牌，不料袁選內閣總理也好，選國務卿也好，總選不上他，他真是一肚悶气。他擔任“漢口商場督辦”，越做越無聊，民國3年4月辭去這個督辦，回任北京的參政，由老袁的智囊一變而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這時袁身邊最接近的是內史夏壽田，夏是楊的同鄉又兼同學，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楊所介紹。內史長阮忠樞雖是袁在小站時代的老幕僚，可是他這時鴉片煙癮很重。另一小站時代的老幕僚張一麟則專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長。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簽押房，按時到公的只有夏壽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變而為袁身邊親信，知道袁的動向和意圖。夏既是楊度所介紹，楊、夏關系自是极為接近，夏經常到楊家吃晚飯，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楊也知道。 楊度既然對袁的意圖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交夏壽田轉呈給袁，袁看了擊節贊賞，連聲說：“真乃曠代逸才也。”遂把這篇大作寄給段芝貴，令他秘密付印。 “曠代逸才”四字是民國3年5月袁親題橫匾贈給楊度，楊有謝恩折： “為恭達謝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總統策令，楊度給予匾額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頒到匾額，賜題‘曠代逸才’四字，當即敬謹領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謬參眾議，方慚溺職，忽荷品題，維祓飾之逾恒，實悚惶之無地。幸值大總統獨膺艱巨，奮掃危疑，度得以憂患之余生，際開明之嘉會，聲華謬竊，返躬之疚彌多，皮骨僅存，報國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謝下忱，理合恭呈大總統鈞鑒！” 對日問題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看出袁的隱衷，秘密呈請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壽田把這些意見就商于楊度。袁初意是想叫楊做一個居間人，与徐、丁等聯絡，幕后指揮徐佛蘇等組織一個研究國体問題的學術團体，并网羅一些名流參加，使這個團体能影響和領導民意，借為帝制打下基礎。袁自己既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親自指揮，因此由楊擔任最為适當。不要楊出面，是因為楊和袁關系太深，色彩太濃，楊出面就讓人看出這是自拉自唱的戲。 可是楊卻愿意親自出馬，不愿做無名英雄。夏壽田轉達袁的意見，叫楊聯絡當時知名之士研究帝制問題，他于是邀請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孫毓筠、胡瑛、劉師培、嚴复、李燮和，加上楊度自己，總共六人，后來大家遂叫他們為“洪憲六君子”。 孫毓筠的祖先是山東濟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壽州城外20里的大柳樹鎮。這個逃荒者有兩個儿子，大儿子以販布發家，就是孫毓筠一房；小儿子讀書，其后人孫家鼐中了狀元，做到大學士。孫毓筠受了桐城人吳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東京參加同盟會，同盟會派他到南京運動新軍響應萍醴起義，不幸被捕，楊度曾竭力營救他，兩江總督端方因為他是壽州相國孫家鼐的侄孫，所以維護他，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時，孫毓筠獲得自由，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收長，不久被舉為安徽都督。后來到北京去，便与國民党斷絕了關系。二次革命后，孫一面倒向袁，先后做過約法會議議長，參政，又組織過憲政研究會。 胡瑛原名宗琬，別號經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業于長沙經正學堂，曾与吳樾同謀行刺五大臣，到東京加入同盟會，后因在武漢參加欽知會而被捕。辛亥起義后，他跨出了牢門，自封為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派他為山東都督，袁上台后，派他為陝西經略使、新疆青海屯墾使。他和楊度是好朋友，于民國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們認為國民党翻身的机會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門路。胡瑛是個慣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動也反動到极端，甘与鳥獸同群。后來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橫一個六指是六君子之一，豎一個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煙癮。胡瑛和孫毓筠兩人，如果當年革命被捕時，即綁赴刑場，慷慨就義，那么日后便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們，把他們從烈士祠一腳踢出來，他們自己卻糟蹋了自己，錯過了留芳机會，變成了遺臭人物。人的際遇真是難說。劉師培原名光漢，在清末著有《攘論》、《中華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創立光复會，是一位國學家。在國學方面著有：《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庵文集五卷》、《談左札記》、《論文雜記》、《中古文學史》。后來變節，充當兩江總督端方的門下士，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任國學院主講。民國后章炳麟介紹他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教授。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他也發表《國情論》和《勸告舊同盟會諸同志》的公開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議。他上了一篇謝恩折： “竊師培業耽七略，才謝三長，孝標洊歷艱屯，子駿冀興古學，自維檮昧，幸值休明，綜鄒魯之七經，昔慚呫呫嘩。誦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維大總統乾德誕敷，謙光下濟，風宣衢室。化溢靈台，訪辛尹之遺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風議而遂栖遲，駛駛征夫，詠諮諏而怀靡及。顧复不遺葑采，忝備蕘詢，班國士之外傳，進漢臣于前席，俾聞國政，責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論思之地，寵光曲被，隕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圖報稱。中遠猷于辰告，勵亮節于寅恭。爾有嘉謀，庶備南官之專對，朝無闕事，愿窺東觀之遺書。” 嚴重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縣人，光緒二年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名學生被派到英國學海軍，回國后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他雖然是學海軍，但他名馳中外的，是翻譯西洋名著，曾參加過唐才常主持的張園“國會”，被推為副會長，容閎為會長。清政府曾命令拿辦參加會議的人，嚴复乃避難上海租界，致力于譯書事業。先后成《天演論》、《名學》、《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原富》、《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中國教育芻議》諸書。以古文介紹西方學說，嚴是中國第一人。他對于翻譯工作有一种概念，認為應該求“信”求“達”求“雅”。他和同鄉人辜鴻銘、林紓齊名，為文壇三雄，不過嚴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學說介紹到中國來；辜鴻銘則是把中國學術思想翻譯成外文，輸送到國外去；林紓則是以古文通俗為終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條工作之路。辜鴻銘曾在德國和法國留學，回國后為張之洞幕友，專研中國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義》。他的思想為复古派，反對共和，不求功名，不過卻瞧不起同鄉遺老陳寶琛和鄭孝胥。他的記憶力特別強，精通各國文字。 清時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曾經延攬嚴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堅決拒絕。他說：“袁世凱是什么東西？夠得上延攬我。”待到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迫袁离開軍机大臣位子時，他卻頗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說：“看來看去，袁還算是一個國家的柱石，置之閒散，未免可惜！”民國成立后他任京師大學堂的監督，當全國一致擁護共和時，他認為當時是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袁要稱帝前，想找几個大名流來支持，先找梁啟超碰了釘子，楊度乃主張找嚴，開門見山地說：“幼老，您是反對共和制度的，近來德皇威廉第二也說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國，您對此有何高見？”嚴冷冷地說：“我沒有高見，國事不同儿戲，豈可一改再改！”楊說：“中國非統一不可，欲統一則非有一雄豪君主統御，我們想發起組織一個研究國体的團体，請幼老為發起人如何？”嚴冷冷地答：“你們何必研究？稱帝稱王自為之可也。”楊見話不投机赶快改變口气說：“幼老您錯了，政治主張不本學理而行則不順，學者不以其所學獻之國家則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豈可高臥不出，如天下蒼生何？”這句話卻打中了嚴的心坎，于是說：“好吧！你們去發起，我可以列個名。”第二天，籌安會發起籌組的消息在報上刊布，嚴复的大名赫然在發起人內。他只覺得有點茫茫然。 李燮和早年是求是學堂的學生，曾參加過萍醴起義，失敗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會和同盟會。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為長江下游招討使，他到上海策動警察響應起義，在吳淞挂了一個“光复軍總司令”名義。刺殺宋教仁案發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調和南北自任，實際上是因為窮得沒有飯吃，想借此找机會。恰巧碰上了楊度，即被楊所收羅。 民國4年8月上旬，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要回國時，袁授意他寫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論》，并命法制局參事林步隨譯成中文，送交《亞細亞報》發表，這好像是帝制的先鞭。 8月14日，楊度、孫毓筠、嚴复、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名通電全國，發表籌組籌安會宣言： “我國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礙，未計政治之進行，倉卒之中，制定共和國体，于國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議既倡，莫敢非難；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故自清室遜位，民國創始絕續之際，以至臨時政府、正式政府遞嬗之交，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圖，禍將無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莫不始于党爭，終成戰禍，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麥亞士遜位之后，干戈迄無宁歲，各党党魁擁兵互競，胜則据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并立，陪國家于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体，君主實較民主為优，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体。’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明著，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為移植。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于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中國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對于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所見，以盡切磋之義，并以貢獻于國民。國中遠識之士，鑒其愚誠，惠然肯來，共相商榷，中國幸甚！” 宣言中所謂的“深識之士”就是影射了老袁，以洗刷袁一忽儿贊成共和，一忽儿改行帝制，反复無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為；把美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抬出來證明君主較民主為优，中國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最后硬性地作出結論，明顯地表出君主制較民主制為优。 8月23日，籌安會在石駙馬大街正式成立，推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复、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為理事。籌安會給會員的通知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与事實之利害為討論之范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籌安會成立后除了發表宣言外，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及各團体選派代表晉京，共同討論國体問題。全國都知這是袁家班的把戲，做官的趨炎附勢，為保持祿位，紛紛复電贊成，并答應派代表入會。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處相繼組織分會；只有廣東分會取名為集思文益會，系梁士詒派所組，不肯依附于楊、孫。 籌安會雖然通知會員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与事實之利害為討論之范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然而在會員填寫入會書后，發現籌安會并不是個研究机构而是一個行動机构，它的行動就是“勸進”，對于志愿參加入會的人來說，巴不得這是個“從龍”机會，所以當籌安會把投票紙分別發給各省代表，請他們在紙上填寫“君憲”或“共和”時，大家當然一致填寫君憲了。 籌安會做了一個好像今日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卻都是假的，雖是假的，卻假戲真做，因此，它發表了主張“君主立憲”的第二次宣言。這個宣言分為求治和撥亂兩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偽共和而行真君憲”；撥亂部分則說：“無強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炮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實為兵選。”結論是“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則而行君主立憲。” 籌安會成立后引起了各方反對，在袁看來這些人都是不識時務之徒。如肅政廳呈請取消籌安會文：“自籌安會成立以來，雖宣言為學理之研究，然各地謠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勢。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議長，彼等唱此异說，加以函電交馳，號召各省軍政兩界，各派代表加入討論，無怪人民惊疑。雖經大總統派員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表意見，剴切聲明，維持共和，為大總統應盡之職分，并認急遽更改國体為不合宜，然日來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無非以籌安會依然存在之故。應懇大總統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凱向人表示：“歐戰發生后，國際情勢已變，墨西哥之亂，可為寒心……我以大總統之地位，實難研究及此；但學者開會討論，根据言論自由之原則，政府無從干涉。……我個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總統之位，洹上秋水，無時去怀，無論他們主張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舉可視為學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會，自無干涉之必要。” 籌安會成立之后，原定計划是組織各省代表前來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請愿，要求變更國体，但因為參政院要在9月1日開會，各省代表來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公民團”分途向參政院請愿。所有請愿書均由籌安會代擬。9月1日參政院開會時，便有所謂山東、江蘇、甘肅、云南、廣西、湖南、新疆、綏遠等省區代表，紛紛呈遞請愿書。籌安會自成立到組織請愿團，前后不到10天，袁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戲，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參楊士琦出席參政院，代表他發表對于變更國体的宣言如下： “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托，居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地位，四年于茲矣！憂患紛乘，戰兢日深，自維衰朽，時虞隕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即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委卸，而維持共和國体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愿改革國体，于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听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為獨立机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机關有所表示。惟改革國体于行政上有絕大之關系，本大總統為行政首領，亦何敢畏避嫌疑，緘默不言！以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体，經緯万端，极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時宜；至國民請愿，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國憲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國情，詳晰討論，亦當有适用之良規，請貴代行立法院諸君子深注意焉！” 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明白表示如果全國人民硬要強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從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對，因此他授意參政院另獻制造民意的文策。 籌安會的成立，雖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不過這個机构本是一個研究國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國体論戰而外，反對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徑，希望政府解散這個團体，沒有其他的實際行動。最有趣的，是楊度的老師王闓運，他辭去國史館長回湖南老鄉，楊度覺得自己這一杰作如果沒有老師捧場，似乎美中不足，因此發生了以下的一幕。 4年12月15日，王闓運由衡州來電去： “大總統鈞鑒：共和病國，烈于虎狼，綱紀蕩然，國亡無日。近聞伏闕上書勸進者不啻万余人，竊謂漢語有云：代漢者當途高。漢謂漢族，當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讖云：終有异人自楚歸，項城即楚故邑也。其應在公，歷數如此，人事如彼，當決不決，危于積薪。伏愿速定大計，默運淵衷，勿諉過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論，勿蹈匹夫遹守之節，勿失兆民歸命之誠，使衰年余生，重睹開日，闓運幸甚！天下幸甚！闓運叩。刪。” 袁即日复電云：“衡州王館長鑒：刪電悉。比者國民厭棄共和，主張君憲，并以國事之重付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屆。外顧國勢之棘，內懍責任之嚴，勉徇從請，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當冀老成碩望，密抒良謨，匡予不逮。 世凱。” 各省的勸進電都沒有得到袁的复電，只王闓運一電有复，趨炎附勢之徒惊為异數。其實据說這封勸進電是假的，因為王闓運已屆八十有五高齡，自不會緣木求魚。實在是被他的得意門生楊度偷奸一次。 籌安會成立先后只有兩個月，開始時轟轟烈烈，趨炎附勢之流爭相攀附，迨梁士詒的請愿聯合會出現后，籌安會聲勢大減，于是改名為憲政協進會，并發通電宣告籌安會結束，電云： “籌安會之設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体何者适于中國，今國体問題，已待決于國民代表大會，以全國民情向背論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國体，當能得多數國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憲不能救國，非君主不能立憲，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國体，并在立憲政体。蓋國体必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為立憲，始有一定之法制。無一定之元首，何以撥亂？無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國体之解決匪遙，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時机，加以討論，務求國体解決之后，憲政即隨而發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國國是，從茲大定。然憲政端緒，至為繁复，外觀世界，內審國情，自宜早事研討，以供上下之采擇。今据會員多數之同意，決定將籌安會名義改為憲政協進會，所有本會中組織及一切職員，并各處加入討論之代表，概仍其舊。特此宣布，邦人諸友，幸共圖之！憲政協進會。”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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