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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潛艇無限制進攻引起了美國的极大反感，乃于民國6年2月3日正式宣布對德絕交。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決定電告北京，這時北京的各國駐華使節都積极活動爭取中國，在此以前中國是堅持中立的。2月4日，美國照會中立各國政府，歡迎各中立國和美國采取一致的行動。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竭力勸告中國政府響應美國的號召，以加強中美合作關系。外交總長伍廷芳主張走美國路線，以爭取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國，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戰后國際和平會議上有發言權。這些利害關系很能打動黎元洪。可是段祺瑞一向是親德的，他平素吃西藥，非德國藥不吃，同時深信德國陸軍無敵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屬于德國。不過段這時正和日本親近，日本已和德國宣戰，因此段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2月7日段以國務院名義電令駐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詢。章回答說：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對中國對德絕交。日本這個態度和過去大相徑庭，袁在世時，英、法、俄三國曾勸誘中國參戰，被日本所反對，日本認為中國既已宣布中立，就無須對德國宣戰。那時日本反對中國對德絕交是怕中國加入協約國后，就使日本無法“乘火打劫”侵略中國，何況當時袁世凱是拉著英國對付日本的。現在段內閣正和日本親近，中國參加協約國，對日本也是有利的。 段內閣的秘書長張國淦也力主對德絕交，每天都把不利于德國的情報供給段，把應和德國絕交的好處打動段。段遂由极端親德派而變成了极端的反德派。 對德問題，當時府院都有討論會，院方每逢星期二、四、六日都有國務會議，乃于一、三、五召集“國際政務評論會”，主持人是張國淦，參加的人有名流、學者、言論權威等。徐樹錚是反對對德絕交的，他曾寫了七封信給段，敘述反對中國卷入歐戰，段只看了兩封，以后的都原封不動地擱在抽屜里。梁啟超也是极端的親德派，所以也反對和德國絕交。 國會方面議員們大多數同情協約國，抨擊德國的黷武政策。 中國人最坏的一种觀念，常把對外問題牽連到對內恩怨上。段听說黎和國會也主張對德絕交，他便力爭先發，不愿在黎之后，而黎听說段主張對德絕交，乃反過來變成反對對德絕交。這時黎恨段達于极點，段的政策在黎看來，無一是處，段東黎則西，段是黎則非。老好先生的黎有時弄僵了也不好惹的。 段祺瑞為了對德國絕交問題密電各省軍政大員征求意見，黎也密電全國名流廣征意見。結果所得的答复都是反對對德絕交。 名流如：孫中山先生、唐紹儀、章炳麟、譚人鳳、康有為、馬君武等。 北洋軍系如：馮國璋因為受了孫洪伊的影響，露骨地反對，其他反對的有張勳、倪嗣沖、王占元等，他們主張堅決中立。 這時，中國政府為了答复美國的照會，曾由外交部提出四點向美國公使芮恩施詢問：（一）、美國政府能否保障中國陸海軍和兵工厂不受外國勢力的控制？（二）、美國政府能否保障中國得出席戰后的和平會議？（三）、協約國規定不得單獨媾和的倫敦協定，与其他未參加協定的參戰各國具有何种關系？（四）、希望美國借款給中國，使中國能夠擔負起對德絕交的各項任務。2月8日，美國公使答复中國外交部說：“美國必將設法援助中國，使中國能負起對德絕交的責任，而不致影響中國對于軍事設備及一般行政的統制權。” 6年2月9日，段內閣閣議通過，中國政府向德國致送通牒，要求德國取消潛艇政策，否則中國將和德國絕交。同時，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義答复美國公使2月4日的照會，聲明中國將和美國采取一致行動。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館，陸徵祥到英、俄兩國公使館分別聯系。2月10日，段令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說明中國政府向德國提出抗議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誼”。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謝，不過在語气中認為中國政府沒有在決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遺憾。同時并催促中國政府應當進一步采取對德絕交和參戰的准備。日本所謂的遺憾是因為中國沒有亦步亦趨跟隨日本，反而受美國影響較大。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謁見黎元洪，商討中國和美國采取一致的行動后，義務与權利問題，由總統府秘書郭泰祺擔任翻譯，芮恩施代表美國政府希望中國至少應派陸軍三個師兵力到歐洲參戰。關于中國要求停付各國庚子賠款、增加關稅、撤銷領事裁判權、撤退各國駐兵等問題，都可以通過協商途徑解決。 日本對于中國參戰問題和美國立場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認為中國出兵歐洲尚無必要，應該派遣華工到法國。同時愿意派遣教官訓練中國軍隊，幫助軍火裝備中國軍隊。2月11日，段密電章宗祥，要章正式訪問日本外務省，听取日本政府對于中國對德絕交問題的具体意見。 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引起了一場舌戰，李肇甫贊成絕交，馬君武最為反對，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揮擊，口呼“打狗打狗！” 馮國璋由反對變為贊成，据說是由張國淦的敦促。張是國務院秘書長，不斷打電報給馮強調對德絕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動身北上，這時他是以副總統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領袖，不過他抵京后，態度又模棱了。 馮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別會見了倪嗣沖、張勳和張怀芝。倪嗣沖陪同馮過徐州訪問，辮帥張勳親至車站歡迎，隨即在長江巡閱使署舉行一次會談。馮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見是中國應在對德問題上嚴守中立，這主張是和張勳、倪嗣沖主張完全相同。馮的火車過山東濟南時，張怀芝上車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濟南。22日馮到了天津，朱家寶也上車陪送到黃村，當晚抵達北京。 北京政府給這位新當選的副總統以盛大的歡迎，黎元洪請馮下榻總統府，馮為了避免与黎過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誤會，所以執意下榻禁衛軍司令部，當晚黎就親赴禁衛軍司令部答拜。 馮之入京，黎、段雙方都認為自己方面多了一個幫手：黎認為馮在對德問題上兩人意見一致，馮是副總統，正、副總統的立場該是一致的；段則認為馮是北洋袍澤，究竟還是一家人，不應該反對自家人去支持老黎這個外人。馮入京后態度确有轉變，由极端反對而逐漸轉變為贊成對德絕交，可是他于廿五日在五條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頭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會談后，發現黎、段兩個的外交意見處于兩個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見，只說他是為了疏通府、院意見与研究對德問題而來的。 德國駐華公使辛慈這時拼命在中國活動，希望中國不要和德絕交，他知道馮反對和德國絕交，所以非常想拉攏馮，特在公使館內備有盛宴款待馮，馮避嫌不肯赴宴。 段沒有得到馮為幫手，卻得到梁啟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樣是個“親德派”。他變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說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戰，他曾寫好了一部左袒德國的書，就因為這一情勢的轉變而不能刊行，因此還招致他的老師康有為的一封切責函。 朝中議論不定，且以私憤介入國家政策上，這是民國初年最不幸的現象。 2月28日，段命陸徵祥以總理代表的名義与駐京協約國公使商談中國參戰后的權利与義務問題。關于權利方面，段內閣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關稅，中國方面改訂貨价表后，關稅由原有的值百抽五增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為值百抽12．5；（二）、緩付庚子賠款，除德國賠款永遠撤銷外，協約國賠款緩付十年，在此時間內不加利息；（三）、廢止《辛丑條約》關于軍事的部分，即廢止天津周圍20里內不得駐扎中國軍隊，中國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國得在使館區域及京奉路馬家堡至山海關之段駐兵等條款。關于義務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國不派兵到歐洲，而只擔任以原料及勞工供給協約國。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國公使對中國方面所提的條件進行了會談，公推法、比兩國公使為代表，向陸徵祥回答說，各國對以上各條原則上贊成，具体辦法應當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國政府先行采取對德宣戰的步驟。 同時，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國，首先与中國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啟超等進行會談，竭力鼓動中國對德絕交宣戰，并且代達本野外相的意見，中國政府應毅然宣布對德絕交，事前不必向協約國提出討价還价的條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國來進行活動，是為了避免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個大大有名的寺內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則是到中國來秘密協商“經濟援助”的。同時，英、俄、法各國公使也紛紛訪問梁啟超，進行同樣活動。 3月1日，段祺瑞率領全体閣員到總統府舉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對德絕交問題。黎表示這個問題應該先交國會討論。這當然是很中肯的意見，就黎來說也是避免和段鬧僵的一個回旋。 3月2日，段以國務總理身份邀請參眾兩院議長和國會中各政党領袖舉行座談，說明對德絕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這一天協約國的七公使公推法國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陳述他們敦促中國加入協約國的意見。3月3日國務會議通過對德絕交案，并草擬一個致日本政府的節略，交由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日本政府切實贊助中國政府所希望的，在對德參戰后取得的四項權利。節略末段說：“深信日本政府對中國之誠意。”這個電稿送到總統府后，黎元洪把它擱了下來。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閣員（只有外長伍廷芳沒有參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辭呈了）到總統府，請黎在政府向國會提出對德絕交案的咨文上蓋印，同時請黎把留中的給駐日公使電報發出去。黎卻很認真地說：“這是一個有關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我們不可草率將事，因此要多加考慮。”接著黎并強調：“各省軍人都反對對德宣戰，對德絕交就是宣戰的先聲，應當先統一全國軍人的意見，然后才能決定。” 段气得臉都變了色，他只說了這么一句：“協約國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們對德絕交。” 黎也激動地說：“如果我們听從協約國的命令，我們就不是一個有自主權的獨立國了。根据《約法》，大總統有宣戰媾和的特權，我今天既然是總統，就該對一切負責任。” 教育總長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搶著發言，言詞非常激烈，他說：“總統雖有特權，責任則在內閣。總統既不對國會負責，又可推翻內閣的決議案，這樣的總統，簡直像專制皇帝一樣了。”范說到此，竟不顧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說：“總統簡直优柔誤國！”這話一出頓時使空气非常緊張，黎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幸而張國淦赶快緩和局勢，他勸范對總統不可失去禮貌，更不可感情用事，應當心平气和地討論國是。 那一邊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說：“總統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國會又處處找我麻煩，和我背道而馳，這樣的國務總理我是沒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來，一聲不響，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閣員自然也跟著總理一塊退了出來。黎則像一個木頭人，既不開口，且一動也不動地僵坐在總統位上，眼望著段和全体閣員退席。 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沒有通知任何人，即挂專車由京赴津，馮國璋正在出席陸軍軍官的歡迎會，得知這個消息，便匆忙地赶到東車站來勸段，請他以大局為重，不要負气出走。段說：“這個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聲聲說宣戰和媾和是大總統的特權，殊不知今天是責任內閣制，總統既然有特權，內閣還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還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顧馮的勸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車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貴私邸。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國務總理因和總統政見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個，在段以前，則是唐紹儀在民國元年因不滿袁的獨斷獨行而赴天津。 總統府方面听說段祺瑞負气出走，卻是正中下怀，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已換了夏壽康，此人很會做官，從不多問一事，府內要務多由黎元洪身邊的軍事幕僚哈漢章、金永炎、蔣作賓、黎澍等作主，哈等想借外交問題推翻段，因此在此對德絕交和宣戰問題上就專和段過不去，黎本人當然也希望換一個比較能合作的總理，不過他怕撤換段以后，會引起北洋軍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請徐世昌或王士珍來繼任內閣總理。 早在5年10月間，府、院為了孫洪伊和徐樹錚發生第一次沖突下不了台時，黎請王士珍到衛輝迎接徐世昌來京的，徐在赴京前提出了“擁護元首（指黎）”、“維持合肥（指段）”、“不入政界（指自己）”三個條件，黎答應了他才赴京。5年11月16日抵京，當天并不到公府謁黎，17日黎親自先到五條胡同拜訪他，他對黎說了一些海闊天空，漫無邊際的話，使黎非常掃興。黎的秘書長丁世嶧勸黎不要灰心，徐是個老狐狸，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段走錯一步棋時，就可以抬徐代段。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張勳等督軍團實力派是會支持徐的。可是徐是個老狐狸，在這時他怎會接受黎的邀請而得罪段，他當然敬謝不敏。黎轉過頭來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5兩日，協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對段出走一事的深切關怀。黎命陸徵祥到各國公使館說明中國對外政策不會有什么改變，請協約國方面不必擔憂。另一方面德國駐華公使辛慈獲知黎、段這次鬧翻是因為黎拒絕在對德絕交的公文上蓋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晉見總統，黎以為這時不是接見外國公使的時候，應該避嫌才是。 5日，黎召見全体閣員，面諭他們照常供職，教育總長范源濂因為曾面詆黎，所以不能繼續留任，乃單獨提出辭呈，黎不予接受。黎主要是考慮如何處理段出走的問題。 由于黎想請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其次，打算在閣員中選擇一個人代理國務總理，黎完全不想請段回任，希望借段負气出走而將錯就錯，不讓段回京。馮國璋則勸黎對這個問題要多加考慮，不可走极端，同時自告奮勇愿到天津去勸段回京，黎不好拒絕馮的勸告，但不贊成由馮出馬，認為這樣一來，段便占了上風，所以黎只同意派眾議院議長湯化龍赴天津勸段回京。 這一天，在天津的直隸省長朱家寶向馮國璋告密，說段已擬就了辭職出京的通電，請各省軍民長官一評曲直。這是把總統和總理的政爭攤開來給北洋軍人評是非，也是向黎威脅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電報還未發出，各省軍閥已有通電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間黎再度邀馮國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討論政局。馮國璋把朱家寶的告密電閃爍其辭地講了出來。這一來，黎的勇气就頓時消失了，他轉而請馮親自到天津先勸段返京。他無可奈何地說：“好吧！外交問題就讓芝泉（段的號）主持，我完全沒有意見，不過總以服從多數為宜。” 馮國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說：“只要國會能通過對德絕交案，總統當會依法執行，決不會加以干涉。” 6日，馮偕段一同回到北京，馮到總統府向黎報告任務達成，段則回府學胡同私邸。 7日段到國務院辦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電報發出。下午馮陪同段到總統府謁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來嚴肅地談了一套對德絕交有利于中國的理由，如對德絕交后協約國方面承認緩付庚子賠款，修正《辛丑條約》及提高關稅等。黎也嚴肅地听著，但沒有開口談話。 8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复電報告和日本政府接触的經過，日本政府催促中國政府應先行對德絕交，關于絕交后的權利、義務問題，協約國自可協商解決，中國不必事先提出條件。 9日段在迎賓館招待國會議員，把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了一個說明。 10日段出席眾議院，提出對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眾議員以331票對87票表決通過。11日參議院議員以158票對35票表決通過。 馮國璋這次以副總統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劇烈政爭的一幕，弄得非常掃興，也很頭痛。所以當段回京后，國會又順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實在是個是非窩，還是遠避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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